三百门渔夫台海系列专辑

令狐药师

　　(前言)2005年4月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大陆台湾问题"专家"王建民作客强国论坛，一个网友提出的问题是："咱当时为什么不和台湾讨论李登辉提出的'一中两府'方案？它的前提不也是'一中'吗"，王建民回答说："大陆不少学者也提出了这种观点，只是我们对台湾问题的认识有个过程，过去的要求可能更高一些，我觉得也有不少遗憾。但历史不能重复，我们希望我们以后把握好历史机遇"。


三百门渔夫台海系列之一：两岸和平统一的“历史机遇”是如何被错失的

一、大陆的两岸政策：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大陆的对台政策，以1978军10月8日，邓小平提出，我们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不作不使用武力的承诺为标记。此前大陆的口号是“我们一定解放台湾”，此后和平统一提到议事日程。1979年元旦，大陆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中国政府已经命令人民解放军从今天起停止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并提出三通，两岸结束战争状态。

　　1981年，叶剑英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当时为全国人大委员长）提出叶九条，1983年，邓小平提出的邓六条，开始了一国两制、台湾特别行政区的构想。叶、邓分别阐述大陆对台政策，敦促两岸进行交流，呼吁第三次国共合作，主张由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两党谈判。但叶九条和郑六条，设定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作为两岸谈判的前提。“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就是把“一个中国”和“一国两制”捆绑在一起，有三个方面的内涵：1、坚持一个中国，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2、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3、中央政府要给台湾留出名额。台湾方面的解读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既定的条件，否则了民主统一的原则，否则了对等的原则，中央政府只给台湾留出名额的实质是坚持一个中国只能由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原则。对此，蒋经国的回应是：不妥协、不接触、不谈判。

　　
二、历史的机遇：李登辉打开两岸谈判的大门

　　八十年代，蒋经国领导下的国民党，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一是国际上与中华民国建交的国家越来越小，国际生存空间受到压挤；二是国际社会要求台湾进行民主改革，而台湾的专制体制，成了民主国家批评国民党政府，进而抛弃国民党政权的道义述说；三是岛内民主运动（即党外运动）的兴起。四是香港、澳门即将回归中国，大陆经济崛起，大有一举吞下台湾之势。党外运动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制，在台湾实行民主，摧生了民主进步党。党外运动受到岛内民众、海外华人知识分子的支持。许信良等一些党外运动和民进党领导人还与大陆互动，得到暗地里的支持或资助。

　　在外穷于应付国际社会的压力，在内承受着要求结束一党专政的民主运动的冲击，处于困境中的国民党，不可能也不敢于与共产党进行党对党谈判。这一时期，台湾方面在两岸统一的问题是被动的，故蒋经国的策略是坚持三不，以拖待变。

　　进入九十年代，李登辉掌控台湾政权后，在中国武力威胁和岛内既得利益集团抵制的双重压力下，进行旨在结束一党专政的民主改革，实现民主宪政，故此也不可能接受并与中国共产党进行超越宪政的党对党谈判。

　　但这个年代，存在着进行交流谈判的最佳机会。

　　机会的出现，首先就是台湾面临经济转型，面临传统制造业必须向劳动力成本低的地区转移从而提高竞争力的压力。而经济开放后的大陆，以没夺农民的非权利分配，以及调整压低农产品价格为手段，降低农业劳动的平均工资，从而为全世界工业转移提供极为低廉且大量供应的低成本劳动力。台湾制造业向大陆地区转移及此后争占大陆市场，使台湾社会不得不面对两岸经贸交流和两岸统一问题。

　　其次，九十年代开始的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全球化的冲击。由于世界主要的国家均没有与台湾建立外交关系，当时的台湾当局和工商企业界均强烈感觉到面对全球化时的危机，迫切需要在外交层次，对台湾企业越来越依赖国际工商、技术、人员交流活动，提供政治、经济、人身的安全保护，拓展生存空间。因此台湾不得不面对或是统一，或是独立的问题。

　　第三，苏东波巨变，大陆一党机制巍然不动，当时台湾社会、海外华人和大陆知识精英普遍有一种期待，期待以“联邦”“邦联”的形式和平的统一，促进一同走向两岸民主法治，实现两岸永久和平。。

　　李登辉1988年l月开始执政，4月即以通邮为起点，渐次开放双岸交流。1990年10月7日，成立“国家统一委员会”，李登辉亲任主任委员；同年底，成立名义是民间，实为官方性质的海峡交流基金会。1991年2月23日，制订《国家统一纲领》，提出“民主、自由、均富的中国”；主张中国的统一，“在理性、和平、对等、互惠的原则下，分阶段逐步达成”；建议“在国家统一的目标下，为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大陆地区应积极推动经济改革，逐步开放舆论，实行民主法治；台湾地区则应加速宪政改革，推动国家建设，建立均富社会”。

　　海基会１９９１年３月９日开始运作，与大陆进行名为民间，实为官方的两岸谈判。11月4日，派秘书长陈长文到北京，因大陆海协会未成立，与当时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唐树备商谈交流。可见，是李登辉开启了两岸交流和谈判的大门，当时李登辉的态度是积极主动的。大陆方面则拖至1991年底才成立对应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并于1992年开始两会谈判。

　　
三、九二共识：各说各的的“共识”

　　台湾海基会和大陆海协会两会第一次协商于1992年3月23日开始，在先后在北京、香港举行，第一次协商的议题是：文书公证和挂号信函遗失的查询、补偿。

　　两方虽声称是事务性协商，不涉及政治谈判。但第一项议题就涉及到两岸邮件是国内邮件还是援引国家间通邮的做法，两岸文书公证是国内文书公证还是比照国家间驻外使领馆认证的做法来处理公证文书。因此，大陆提出台湾必须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作为两岸协商的前提。

　　在北京协商时，台湾以事务性协商不涉及政治为由，拒绝接受和协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回到台湾后，海基会与台湾陆委员商议，鉴于台湾当局已制定《国家统一统领》，主张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均富中国”。因此，台湾行政院陆委会授权海基会：“改采机动方式主动说明《国家统一纲领》所揭示‘一个中国’之原则，并以口头表述‘一个中国’的立场”，同时要求大陆表述“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

　　台湾海基会主动接受“一个中国”，并根据《国家统一纲领》，表确“一个自由、民主、均富的中国”，要求大陆也表述“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一下子还真难为了大陆海协会，因为大陆当时乃至今日，始终没有制订过关于如何实现“一个中国”的统一的纲领性文件，“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只见诸于领导人谈话。此外，“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将“一个中国”和“坚持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捆绑在一起，重在“原则”，而不在“一个中国”。

　　这种话语模式用于宣传非常有效，使绝大多数人至今搞不明白“一个中国”和“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有什么区别，以为是一回事。但用于政治谈判，显然不灵，当谈判对手要求澄清“一个中国”的政治含义时，大陆只能拒绝。大陆海协会的立场就是：“海协历来主张在事务性商谈中只要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不讨论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

　　与大陆拒绝讨论和解释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的态度相反，1992年8月1日，李登辉主持的“国家统一委员会”，主动通过《关于“一个中国”的涵义》的决议，其要点是：

　　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但双方赋予之涵义有所不同，中共当局认为“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来统一后台湾将成为其辖下的一个“特别行政区”；我方则认为“一个中国”应指一九一二年成立迄今之中华民国，其主权及于整个中国，目前之治权，则仅及于台澎金马；台湾固为中国之一部份，但大陆亦为中国之一部份。中华民国已制订了《国家统一纲领》，揭示“自由、民主、均富”的中国，为达至此目标，开展国家统一的步伐。

　　而海协会拒绝表述“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却一再要求台湾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并以此作为达成协议和继续协商的条件。1992年10月27日至29日，海协会与海基会在香港进行工作性商谈时，提出五种表述方案，均要求海基会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

　　为了避免陷入僵局，海基会把”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改为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并建议对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为此，海基会代表先后拿出八种各自表述“一个中国”的方案(五种书面表述方案、三种口头表述方案)。其中第八种（口头）表述方案：“在海峡两岸谋求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双方虽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但对一个中国的涵义，认知各有不同”。海基会代表称此案为台方的底线，建议“以口头声明方式各自表述”。

　　1992年11月16日，海协致函海基会：我会充分尊重并接受贵会的建议，现将我会拟作口头表述的要点函告贵会：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努力谋求国家的统一，但在海峡两岸事务性商谈中，不涉“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并“以附件的方式，将海基会在香港提出的第八个表述方案附在这封函中，作为双方彼此接受的共识内容”（引自大陆海协会文章：《两会商谈与对话情况概述》）。这就是“九二共识”：“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来龙。

　　此后，当大陆在1995年抨击李登辉“一国两府”时，台湾陆委会主任委员苏起首先对外透露"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识"，大陆先是说“九二共识”只限于两会事务性协商，跟着于1997年则否认存在"九二共识"，最后宣称"九二共识"是：两岸各自口头承认“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如此反复，为2000年后，李登辉、陈水扁否认”九二共识”埋下了伏笔。，这种各说各的的共识，连存异求同都说不上，实在不配称之为“共识”。

　　
四、理念差异：渐行渐远

　　与两会协商和《国家统一纲领》相呼应，李登辉于1992年提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大陆也是中国的一部份；既而提出“两个对等政治实体”，两岸的现状是“一国两府”。马上受到大陆官方和舆论工具的猛烈抨击，给李登辉的邦联建构，自由、民主、均富的统一纲领迎头一盆冷水。

　　2005年4月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大陆台湾问题“专家”王建民作客强国论坛，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咱当时为什么不和台湾讨论李登辉提出的“一中两府”方案？它的前提不也是“一中”吗？”时，回答：“大陆不少学者也提出了这种观点，只是我们对台湾问题的认识有个过程，过去的要求可能更高一些，我觉得也有不少遗憾。但历史不能重复，我们希望我们以后把握好历史机遇”。

　　按大陆台湾问题”专家”王建民的说法，大陆对台湾问题，对一个中国的要求有先后和高低之分。

　　大陆曾经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的盟友和敌对国，不可能不知道苏联是十几个共和国的联合；不可能不清楚现在的俄罗斯联邦也是由21个共和国、49个州、6个边疆区组成的联邦；当时中国支持南斯拉夫联盟也是几个国家、几个政府共同组成的统一的国家。因此，把李登辉提出“一国两府”、“一中两国”，猛烈抨击为“台独”、“分裂祖国”，并报以武力威慑，显然不是大陆“专家”、“学者”事后解说的“只是我们对台湾问题的认识有个过程，过去的要求可能更高一些”那么简单。

　　是两岸不同的政治理念使中国的统一错过了“历史机遇”；是“自由、民主、均富的中国”与“一个中国、一国两制”的理念冲突割裂“一个中国”。

　　把“一国两制”与“一个中国”捆绑在一起，演绎出“一个中国的原则”，演绎的变异是反对“一国两制”，就是反对“一个中国”，就是鼓吹台湾独立；扩大后的变异成了，主张大陆民主化，就是反对中共的领导，就是反对“一国两制”这一原则，就是反对“一个中国”，就是鼓吹台湾独立。

　　所以，在九十年代，“苏东波”巨变，第三次民主浪潮在全球掀起，当李登辉推出“一国两府”，强调是两岸对等政治实体，并批评大陆不民主，拒绝接受“一国两制”的安排，企图建构联帮制的“自由、民主、均富的中国”时，大陆海协会于1995年6月16日致函海基会，宣布中止了两岸谈判。

　　当时，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是这样声明的：最近，李登辉和美国反华势力相互利用，不惜耗费台湾民众的血汗钱财，斥巨资进行沟通，以达到其以赴美进行所谓“私人访问”的目的，公然从事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活动。李登辉在近期的讲话中对祖国大陆进行恶毒攻击、谩骂，鼓吹国家分裂，宣扬“两个中国”。与此同时，台湾当局还连续举行针对祖国大陆的大规模“军事演习”，蓄意制造两岸关系紧张气氛。李登辉及台湾当局的上述作为，置民族大义于不顾，肆意毒化两岸关系气氛，破坏两岸关系发展，阻挠中国统一，激起了海内外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极大义愤和强烈谴责。在这种情况下，第二次汪辜会谈已不能按原计划进行，这完全是由台湾方面一手造成的。

　　把“台湾当局还连续举行针对祖国大陆的大规模军事演习”也作为中止第二次汪辜会谈的理条，给人的感觉是为中止两岸会谈找个“借口”而已。海协会单方面终止两会协商后，大陆开始以台湾为目标的大规模导弹演习和海陆空登陆作战演习。台湾的政治气氛也随之大变，本土意识和“台独”意识滋生，并逐渐发展成为台湾社会的主流。

　　然而，台湾当局并没有放弃，海基会分别于1997年11月7日和1998年1月19日，主动致函海协会，敦促两岸在”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识”的基础上，恢复两会协商；与此同时，提出两岸协商结束敌对，缔结和平条约的政治主张。

　　大陆方面由海协会秘书长唐树备于1998年1月26日发表谈话，预以回应，唐树备说：台湾方面所谓“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说法是不合实际的。两会在l992年达成的共识是：两会在事务性商谈中只要承认海峡两岸都是一个中国就可以了，不去讨论一个中国的政治内涵。这样一个原则现在同样适用于两会就政治谈判进行的程序性商谈。在这一商谈中，不必马上谈论一个中国的政治内涵。

　　大陆海协会则于1998年2月24日复函：“我会一贯主张应进行两岸政治谈判以为真正改善和发展两岸关系创造条件。我会愿意接受有关方面授权，与贵会协商两岸政治谈判的程序性事宜，并随之着手安排重开经济性、事务性议题商谈。我会还主张，在上述协商开始前，应进一步扩大两会交流与接触，以加强彼此沟通。交流的具体层级和项目，我会愿与贵会协商作出安排”。

　　两会随后于1997年4月22日在北京恢复协商，促成辜振甫访问北京，举行第二次汪辜会谈并会见大陆领导人。此次协商两岸分歧更大，一方面是大陆否认“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坚持“九二共识”是“双方事务性商谈中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两岸协商必须是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下进行。台湾方面则提出对“九二共识”的诚信问题，坚持必须承认目前两岸分治的现实，不能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并正式提出大陆民主化问题，强调大陆民主化是未来和平统一的关键。就这样，辜振甫把“一国两制”、“一党专制”与“自由、民主、均富的中国”两种不可协调的政治理念抬上两岸谈判桌上。辜振甫先后会见陈云林、钱其琛和江泽民，宣扬台湾的民主经验，强调台湾的民主经验可以供大陆民主化借鉴，为此，发生激烈的争论。

　　1999年7月9日，即将离任的李登辉，在两岸问题上摊牌，他与德国自由之声记者主要谈了两点：一是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是“特殊国与国关系”，而非“合法政府”与“叛乱团体”或“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二是坚决拒绝大陆“一国两制”的构想，追求民主统一，以台湾“自由、民主、均富”的经验统一中国。

　　7月10月，辜振甫表示两岸之现实就是存在两个对等的政治实体，将两岸会谈称为国与国会谈。

　　7月12日，汪道涵要求辜振甫澄清。7月30日，海基会以“辜董事长谈话稿”的书面稿寄给海协会，表示“特殊国与国关系”是台湾方面对“九二共识”即“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表述现式，“特殊关系”的说法，基本上是为了奠定两岸对等的基础，以提升对话的层次，进而建立民主和平机制，追求中国未来在民主、自由、均富下统一的既定政策。

　　大陆海协会即时以负责人谈会方式指责辜振甫：“谈话稿”别有用心的将1992年两会达成的“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口头共识歪曲为“一个中国口头上各自表述”，这是枉费心机的。

　　1999年7月31日，海协会致电海基会：贵会今日（7月30日）下午2：00来函及“谈话稿”，严重违背了1992年贵我两会关于“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我会不予接收，现予退回。随后大陆海协会又一次单方宣布中止与台湾海基会协商。双岸协商从此中止，己有七个年头。

　　
五、台湾问题国际化：明智的试尝

　　与1995年6月第一次单方面宣布中止两岸协商后采取的行动相同，1999年8月第二次单方面宣布中止两岸协商后，大陆在文宣上对“特殊国与国关系”和李登辉个人进行批判、声讨和人身攻击，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以大规模军事演习和战争宣传进行战争威胁，台海局势立即处于十分紧张状态大陆媒体和官方的言辞，使很多人以为战争马立要爆发。然而，主张“台独”的民进党领导人陈水扁反而赢得总统选举。

　　陈水扁执政后，其两岸政治路线与李登辉一脉相承。事实是，早在1996年，李登辉将两岸关系定位为“两个对等政治实体”时，民进党就解释说：这“指的就是两个对等国家的关系”。陈水扁执政后，提出“一个中国”是个问题，是一个未来的问题，把大陆民主化作为解决“一个中国”问题的前提条件；提出在大陆没有民主化之前，不具备解决“一个中国”问题的时候，“中华民国在台湾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必须承认台湾的主权地位。其两岸政策的立足点基本上是本土主义、渐进式台独和大陆民主化。

　　值得指出的是，在战争威慑下当选的陈水扁，执政后却大力削减台湾的国防预算，首先是延期执行国民党执政时确定的一揽子军购计划。尽管2000年以后，大陆不断加大军事投入，军工企业迎来了三十年来前所未有的景气，但陈水扁政府却不断地削减台湾的军事预算，把国防开支从占GPD的4%逐步削减到占GPD的2.5%，说明除了渲染和利用大陆的军事威胁谋取政治利益外，陈水扁政府并未把大陆的武力威慑放在眼里。

　　中止两会协商机制，两岸失去交流及交换的管道，意味大陆也失去通过协商、规劝、互让的方式，缓和或阻止台湾走向实质性独立的一条管道。

　　中断已经七年了，两岸之所以至今不能恢复协商机制，在于专制政权从来视自由民主为洪水猛兽。当两岸协商进入政治性谈判阶段，基于正义原则，专制政治相对于民主政治而言，没有对等竞争的本钱，缺乏谈判或交易的政治筹码，这就是大陆拒绝接受“两个对等实体”的根本原因。设置把“一个中国”和“坚持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捆绑在一起的“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为恢复两岸对话和谈判的前提，实质就是拒谈。保持现状、维护两岸和平稳定，能够避免民主的洪流，维护一党专政的既得利益，因而成为大陆目前唯一的诉求。必须正视，台湾独立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现状能维持多久，取决于大陆及国际社会能否给台湾执政当局、政治精英和台湾民众施加多大的压力，进而影响他们的决心和选择。而其中能起主要作用的，就是美国，事实也证明，几次陈水扁要突破现状时，是美国的规劝和压力让陈水扁收敛和退缩。

　　台湾问题国际化就在这样的背影下突显出来。2004年9月，中国外长李肇星把台湾问题搬上联合国大会，李肇星在联大发言说：中国政府希望国际社会充分认识当前台海局势的复杂性和敏感性,认清台湾当局进行分裂中国活动对台海稳定和亚太和平的严重危害,继续支持中国政府为实现国家和平统一所作的努力,共同遏制台独分裂活动,以促进台海稳定和世界和平。

　　同年11月20日，胡锦涛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时，就向布什提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共同的问题”。当时，香港信报的林行止等一些海外学者就敏锐地捕捉到：大陆不再坚持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

　　2005年9月13日，胡锦涛与布什在纽约会谈时，对布什说希望美国与中国共同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

　　长期以来，两岸在台海问题的搏奕中，大陆始终坚持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绝不容许外力介入；而台湾方面，似乎一直有意地要将台湾问题国际化。我认为，李肇星2004年联大讲话，胡锦涛去年11月和今年9月向美国两次主动呼吁，表明大陆对台湾的政策和态度可能发生重大变化。中共可能已经认识到，独自无力解决台湾问题或者说无力阻止台湾独立，不得不承认，维持现状必须借助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的力量，诉诸于美国和亚太国家的共同的利益，从而主动试探将台湾问题国际化。

　　此次大陆试尝将台湾问题国际化，不是以主权为诉求、以统一为目标，而是的台海和平稳定为诉求、以维持现状为目标是比较明智的。但是，以美制台，以外(国)制台、大陆也付出沉重的经济代价。

　　九十年代以后，国际社会的价值观趋向于是把人权置于不低于主权的地位，国际社会的道德主体和权利主权已不仅仅限于主权国家，而是包含了个人和群体。这时，主权诉求与以市场引诱和暴力威慑下对和平稳定的诉求相比，以和平稳定的求，诉诸于共同私利或许更有吸收力，能收一时之效。

　　
六、现状的脆弱：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把遏制台独，保持现状，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诉诸于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把台湾问题国际化，必须尊崇国际社会的普遍价值观和行为规则。民主和平论是当今国际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在全球范围内推动民主政治更加符合美国国家的长远利益，是美国外交的长远目标。与其说海峡两岸维持现状符合美国利益，不如说大陆民主化更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也符合台湾的诉求。在这一点上，美国与台湾更容易合流。因而，当胡锦涛向布什说“希望美国与中国共同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时，布什的回应是美国的一贯立场，大陆必须与台湾民选政府直接谈判。跟着，陈水扁于今年9月底立即呼应：台湾政府愿意不设任何前提条件与大陆政府直接对话。

　　对美国寄予太大的希望是不切合实际的，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决定：美国政府可以对台湾执政当局暗中施加影响，但美国政府不可能拒绝台湾通走民主途径作出的选择。魁北克独立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政府可以反对魁此克独立，但在魁北克独立投票前，美国政府不得不宣布，不论投票结果如何，美国只能接受。

　　台海问题，之所以能维持现状，美国固然起一定的作用，关键的因素，是台岛的政治格局：朝小野大。主张渐进台独的执政党小、主张维持现状的在野党大，从而，主张维持现状的在野党对陈水扁政府形成强力的制约。这种现状有其脆弱的一面。民主政治是选举政治，选举结果和选举策略都深深地影响现状脆弱的平衡，压垮骆驼的那根稻草不知道会从那个方位飘然落下。第一、任何改变这种的政治格局的变化都会打破台海现状；第二、在这种政治局格下，面临大选时，选举的搏奕也有可能打破台海现状。

　　可能的拐点将出现在2007年，制造拐点的人将是马英九。马英九当选国民党主席后，除试图述说国民党与本土主义的联结和一句空白的“新中间路线”外，以“不贴锅”的态度，至今不宣示其大陆政策。在2008年总统选举活动开始前，估计马英九还会继续这种“不贴补”策略。

     最迟2007中，马英九必须宣示其大陆政策。基于选举需要，马英九将宣示的两岸政策，不可能背离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其两岸政治路线就其内容而言，与李登辉、陈水扁不会相差太远，有分别的，将仅仅是步伐。

　　李登辉与大陆交恶，在于“急统”，急于以“自由、民主、均富中国”的理念统一中国，急于邦联的建构，犯了大陆“井水不犯河水”的大忌。当大陆表示不可能与台湾讨论“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时，他却急于召开国家统一委员会会议，通过《关于“一个中国”的政涵义》；当大陆表示先就政治谈判的程序性进行协商，他却急于指示，“开展统一的步伐”。所以，他提出的“一国两府”、“两个对等政治实体”、“特殊国与国关系”等邦联要素，无不被扣上“台独”的帽子，并成为后继的民进党政府先独后统的正确性的不证自明的活生生例子，而最终不得不与之合流。陈水扁与大陆交恶，在于其“主权在民”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把大陆民主化当做衡量统独的游标，企图打破现有的秩序和平衡。不能不提的是，马英九是当今台湾政治领导人中，为数不多的公开宣示“反共”的人，期待他不要比李登辉走得更远就不错了，期望他维持现状是一种阿Q式的自慰，就如他当上国民党主席后，大陆网络炒作邀请他参加今年大陆举行的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活动一样幼稚。

　　我之所以对马英九将标榜的新中间路线不抱希望，在大陆“坚持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下，马英九没有挪腾的空间，如果他能当选，只能是李登辉第二，如果落选，一旦宣示了两岸政策，就没有回头的余地，最终也只能与民进党合流，或者把民进党挤到急独的一边。而真正的危机，将从国民党换替上台开始，这意味着，大陆一贯擅长的“以野以朝”无从着力，台湾朝野更容易达成共识。

　　
七：“一国两制”的困惑：寻找腾挪的空间

　　两岸统一关乎十几亿中国人的福祉，李登辉从打开两岸协商的大门、急于“开展统一的步伐”，到“台独教父”，大陆应该进行反思，如王建民研究员所说：“希望我们以后把握好历史机遇”，而不是一味地进行人身攻击和漫骂。

　　2001年4月23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是这样写的：先说李登辉的病，一向固执己见、工于心计的李登辉，一辈子算来算去，弄出点心脏毛病并不奇怪，卸任后的李登辉不甘心失败，为了搞"台独"，对抗大陆，可谓绞尽脑汁，机关算尽，在祖国大陆反分裂斗争和全球华人反"独"促统的声势面前，李登辉没有捞到什么便宜，一旦嗅到一点自认为有利的气息，就兴奋莫名，甚至赤膊上阵，说起来也可怜，李登辉明知搞"台独"的本钱不多，就连自己的老本也搭上了，"病情"也利用上了，这只能说明"台独"势力已是穷途末路，在做最后的挣扎。

　　堂堂党报，把此种文革式文章刊行于海外，是一种毒药，于打击台独无补，于两岸统一有害。越是对李登辉和陈水扁所进行超越理性的漫骂和丑化，越是增强台湾民众对大陆和统一的负面影响，加大了李登辉和陈水扁在台湾社会的影响力，因而，他们批评大陆二十几年来，僵化地抱住“一国两制”不放，施行文化霸权主义，为一党一私，抗拒民主潮流，越能得到台湾民众的认同。

　　当然，对一党一私，有不同的看法，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前所长、资深研究员、著名中国台湾问题专家李家泉教授是这样看的：就两岸关系来说，“以民为本”和“以权为本”是截然不同的，以民为本，必然要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因为它代表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最大和最根本的利益；而以权为本者，必然要以分裂中国为目的，核心是保护其一党一私的利益，必然要在两岸同胞之间制造仇恨和对抗，牺牲多数人利益来保护极少数人利益。

　　为了两岸人民的福祉，不论是“专家学者”，还是两岸政策的制订者或者执行者，不能行鸵鸟政策，把台湾社会基本上已经民主化当成看不见，而声称代表台湾同胞的最大和最根本的利益。“一国两制”之所以能在香港、澳门实施，中国政府是与殖民地的宗主国谈判达成协议。而台湾的统一，必须与台湾民选政府谈判，而且必定要通过台湾全民共决才能决定。台湾民众不选择“一国两制”，一个原因，实力处于弱势的民主社会对著实力强大的专制社会，台湾社会有强烈的不安全感。刚从一党专制中摆脱出来台湾人，不可能选择任何他们认为可能会回到过去的政治体制。尽管大陆一再声称台湾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不变，国民党一党专制时代的台湾不就是资本主义制度吗？那怕仅仅是臆想的潜在的威胁，台湾民众都难以接受。不安全感往往出自于潜意识，这是自觉的或不自觉的抵制。台湾民众不接受“一国两制”，台湾政治精英就没有选择它的可能和协商的余地。

　　威权政治的当局者可以自以为是地设计一个方案，并宣称代表民众的最大和最根本的利益。民主政治必须诉诸民意，民主政体的政治精英需要腾挪的空间，多种理性选择的方案。这个空间，只能由大陆提供。

　　(三百门渔夫，2005年11月)

令狐药师

　　
一、新台湾人

　　1998年，马英九参选台北市长，当时，竞选联任的陈水扁的政绩，获得70%的满意率，尽管台北是国民党的传统强势区，但马英九的竞选局势并不占优。

　　岁末，台北中正纪念堂。国民党举行台北市长选举造势活动，其时在台湾如日中天的国民党主席李登辉，在数万人的集会上，突然举起马英九的手，告诉在场的民众说，马英九是"新台湾人"，大家要努力支持他。话音未落，全场欢呼声雷动。

　　事后，多数评论家均把李登辉的应急之举誉为临门一脚，把马英九送上台北市长的位子上。马英九也从不否认他对李登辉的敬重，2002年7月，马英九对《亚洲周刊》记者说：“对于李前总统，我一向是以晚辈、旧属的心情面对他，每年三节我一定会送礼、向他请安，在公开场合如果遇到他，我一定向他问好”。

　　马英九当选台北市长后，以“新台湾人”为标签，展开共其政治运作，以获得的两千两百万台币的竞选经费补贴的一半，成立“新台湾人文教基金会”，推广交流“新台湾人”理念并以此为平台，打造马英九团队。

　　“新台湾人文教基金会”宣称：本会所以取名为「新台湾人」，主要是认为「新台湾人」的理念跳脱旧有的统独思维与观念，希望藉此凝聚社会的共识，共同为台湾未来打拼。

　　
二、新台湾人主义产生的背景

　　台湾当局的两岸政策，在蒋经国时代，除1988年11月2日开放台湾地区民众赴大陆探亲外，坚持三不政策：不妥协、不接触、不谈判。

　　1990年5月，李登辉就任总统，在其就职演说中打破蒋经国的三不政策，宣示“如果中共当局能体认世界大势之所趋及全体中国人的普遍期盼，推行民主政治及自由经济制度，放弃在台湾海峡使用武力，不阻挠我们在一个中国前提下开展对外关系，则我们愿以对等地位，建立双方沟通管道，全面开放学术、文化、经贸与科技的交流”。

　　1990年10月，李登辉于总统府成立自己为主任的“国家统一委员会”；1991年1月，成立行政院大陆委员会；2月，成立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简称为海基会）。至此，李登辉打开两岸交流和国家统一的大门。

　　1991年2月23日，李登辉主持“国家统一委员会”，制订《国家统一纲领》，“国家统一纲领”提出“一个中国、两个对等政治实体”的架构，来定位两岸关系，其主要内涵包括：(一)中华民国的存在乃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二)“一个中国”是指历史上、地理上、文化上、血缘上的中国。(三)两岸的分裂分治只是中国历史上暂时的、过渡时期的现象，经由两岸共同的努力，中国必然会再度走上统一的道路。(四)为两岸的政治谈判预留空间。

　　《国家统一纲领》，提出"民主、自由、均富的中国"的统一目标；主张中国的统一，“在理性、和平、对等、互惠的原则下，分阶段逐步达成"；建议"在国家统一的目标下，为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大陆地区应积极推动经济改革，逐步开放舆论，实行民主法治；台湾地区则应加速宪政改革，推动国家建设，建立均富社会"。

　　李登辉领导的国民党政府，提出《国家统一纲领》，获得台湾社会的普遍认同，但为大陆当局拒绝。大陆当局坚持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坚持一个中国，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中央政府要给台湾留出名额；拒绝两岸对等实体地位，拒绝“民主、自由、均富的中国”的统一目标。

　　台湾政治精英，考量的，是台湾的安全和台湾的利益。以此为诉求，大陆民主化，是台湾安全和发展的最大保证,对台湾的安全和利益，居首要地位，民主和平论，就是当下国际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之一；居于第二位重要地位的，就是两岸统一。两岸民主统一，对台湾社会，意味着安全和市场，利益最大化。因此，大陆民主化和两岸统一是台湾社会不二的选择。无论是李登辉，陈水扁，国民党，民进党，不管他们在野时说什么、主张什么，一旦执政，承担台湾的政治责任，就没有脱离办法脱离这条事关台湾安全和发展的主线。

　　1992年，两岸谈判时，李登辉提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大陆也是中国的一部份，台湾当局与大陆当局是对等的政治实体，以对等的“一国两府”回应大陆坚持的“一国两制”，并要求大陆当局澄清“一个中国”的政治含义。大陆方面一方面是拒绝谈判澄清“一个中国”的政治含义，另一方面则将要求对等的“一国两府”打成“台独”。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大陆也是中国的一部份，对等条件下的"一国两府"，既坚持“一个中国”，又为统一留足可操作空间。只要双方都不自称自己是什表中国的中央政府，组织或选举出一个的中央政府，统一水到渠成，“一国两制”就此实现。

　　此后，李登辉又开始“特殊国与国关系”的邦联构想，并率先于在台湾举行领导人直选。却引来一次次导弹危机。台湾的政治精英终于体会到大陆政权对民主和统一的恐惧。认识到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民主统一的目标不可能实现。

　　如何应对这样的现实？台湾何去何从？困扰着台湾社会和政治精英，台独呼声高涨，台湾社会、族群面临破割裂的危机，“新台湾人主义”就在这个困境中应运而生。

　　
三、新台湾人主义

　　新台湾人主义也就是李登辉策动、推行的李登辉路线，新台湾人主义的很多观念，都是李登辉提出来并倡导的。新台湾人主义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内涵和主张。

　　1、新台湾人认同。不论是几千年前来到台湾的原住民，还是几百年前、几十年前来到台湾的汉人，不分先来后到，不分语音地域，在此相互依赖、共同生存，都认同并热爱这块土地，愿意为这块土地奉献，都是相互认同的新台湾人。

　　2、国家认同。台湾人认同一个国家，领土在金马台，所有生活在这块领土上的人民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共同创造了这个国家的繁荣和民主，有权利决定自己的未来。

　　3、台湾优先原则。在资源分配和运用，在公共政策的选择和制订，优先考虑台湾人的福祉、台湾的安全和台湾的利益。

　　4、在两岸关系问题上，坚持对等原则。

　　除了个别的台独基本教义派和有强烈大陆情结的国民党老人外，台湾社会的绝大多数民众，都接受“新台湾人”理念。

　　虽然民进党主流派系、国民党、亲民党等多数政党都接受“新台湾人主义”，亲民党还公开声称走“新台湾人”路线，“新台湾人”在台湾社会，朝野间获得广泛的共识。但“新台湾人主义”在保守主义和进步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下出现分野，走出不同倾向的路线，我在此称之为“保守的新台湾人主义”和“进步的新台湾人主义”。

　　保守和进步没有褒贬意义，仅是一种意识形态倾向。上世纪八十年代前，进步主义在全世界思想界上占了上风，以苏东坡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为标志，里根和撒切尔主义的崛起，保守主义思想回潮，正逐步占据当今国际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

　　在台湾，“保守的新台湾人主义”和“进步的新台湾人主义”在不少观念和领域里，激烈交锋，不断分裂和又不断整合，形成泛蓝和泛绿两个阵营，最终鹿死谁手尚难定论。

　　
四、两种倾向的新台湾人主义

　　“保守的新台湾人主义”和“进步的新台湾人主义”在影响台湾社会的主要议题上，有不同的观念、理解和策对。蓝绿之间的争论和策斗，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统独之争，权力和利益之争。不能否认，其中有权力和利益之争，但更多地，是不同意识形态下的理念和观念之争。

　　1、“本土化”和“去中国化”

　　“保守的新台湾人主义”，认为本土化已经完成，中华民国主权在台湾独立自主是现实的存在，中华民国就在台湾，台湾就是中华民国。“六十年来，台湾的人民早已建立生命共同体的意识，大多数人已体认「中华民国」与「台湾」早已融为一体，并不相互排斥。绝大多数台湾地区民众生于斯，长于斯，更认同于斯。本土化问题已随时间与民主化而获致解决，如今无论闽南、客家、外省与原住民，观念与主张或有不同，思考的主体与关心的对象，主要是台湾”。“坚持中华民国主权独立自主，反对改变现状的「变更国号」”(引自马英九在国民党主席竞选时对中常会的演说)。

　　“进步的新台湾人主义”则认为，正名、制宪未完成，不能说“本土化”已完成。中华民国国名是外来的，既然中华民国主权在台湾独立自主是现实，中华民国就在也仅仅在台湾，就应该正名。宪法是政府与人民的契约书，当年在大陆制订的中华民国宪法的多数条文不符台湾当前及未来所需，不能剥夺台湾人制订自己国家宪法的权利，应该由居于斯、长于斯的台湾人制订自己国家的宪法。“进步的新台湾人主义”不认为被斥为“去中国化”的正名、制宪，不是去中国文化，而是去除国家和宪法层面的中华民国大陆时代的政治遗留。进步主义的主要观念之一就是“主权在民”，从而反对精英政治，主张公投制宪。

　　2、对待统独和大陆民主化的态度

　　“保守的新台湾人主义”和“进步的新台湾人主义”都认为民主是统一的前提，现在还不到谈统一的时候。“保守的新台湾人主义”主张事实独立，“进步的新台湾人主义”主张法理独立。

　　保守主义的学说承认现状的合理性，强调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保守的新台湾人主义”主张维护两岸关系稳定，尊重大陆的威权政治，相信通过经济市场化和自由竞争，大陆能逐步实现自由民主。因而主张口头上把“统一”作为最终的远期的目标，安抚大陆，对近期和中期目标则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只做不说。因此，“保守的新台湾人主义”，一方面说反对变更国号，反对“台独”，另一方面则强调两个对等的主权国家，中华民国就是台湾，主张台湾人对中华民国的国家认同和主权认同。“保守的新台湾人主义”的代表人物连战2001年提出国与国的邦联，但为不刺激大陆，国民党国家政策研究会同年7月发出《邦联说帖》，主张两个有外交权、国防权的平等主权国家邦联做为统一的过渡。

　　进步主义持积极的态度，“进步的新台湾人主义”不安于现状，要不民主统一；不民主就别谈统一，只追求独立。“进步的新台湾人主义”对大陆民主化持悲观态度，民进党新潮流系大佬、意识形态专家、曾任民进党政策执行长的林浊水就说“就人性面和实际经验看来，华人有机会建立民主政治；但是就制度面而言，我们对中国实在没有乐观的理由”，因此“进步的新台湾人主义”主张台湾独立。

　　“进步的新台湾人主义”的代表人物李登辉走的道路最能说明该路线的政策取向。1991年初，李登辉提出“自由、民主、均富的中国”的统一目标。“均富”是进步主义的基本教义，1991年初，大陆贫富悬殊尚未突显的时候，敢于向号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大陆提出“均富”的统一，足见其进步主义的色彩。就此而言，李登辉后来与左派政党民进党合流就一点不奇怪了。李登辉于1995年提“两个对待政治实体”，试探联邦制；1998年提出“特殊国与国”，试探邦联制。其对统一的认真劲头、积极进取的进步主义精神，让视自由、民主为洪水猛兽的大陆很不爽，一阵导弹才把他打醒，他才知道大陆喊统一是宣传而已，你来真的就把你打成台独，民主统一绝不可能，于是，李登辉不得不与民进党合统，走上台独不归路。

　　反观连战，连战的《邦联说帖》是至今为止提出的最具两国论的纲领性文件，大陆在打压李登辉、陈水扁之后，对此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有一点，连战把统一设定为遥远的终极目标，空喊统一的口号，与大陆一拍即合，因而称兄道弟起来。

　　3、对待两岸经贸往来

　　按照大陆的主流话语，保守主义者一般都代表垄断资本、大企业的利益，里根、小布什、撒切尔夫人等保守派人物就是典型。实则不然，保守主义推崇并鼓励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尊重个人财产，相信市场经济的作用；在个人自由、人权没有正在受到不能容忍的迫害时，保守主义主张在尊重传统和秩序下循序渐进地实行自由民主。“保守的新台湾人主义”主张并积极推动两岸三通，主张在保持现状下通过加强两岸经贸关系以实现两岸和平、共赢。

　　进步主义则不以为然，新潮流系等民进党主流派系均是主张社会民主主义的左翼政团，自翔为平民阶层、劳工阶级利益的代言人。他们的意识形态与共产主义同源，在对待劳工阶级的权利方面，同样富有国际主义色彩。台湾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认为大陆的快速增长，是建立在通过户籍区别管制，没夺农民福利，以调整压低农产品价格为手段，降低农业劳动的平均工资，从而为全世界工业转移提供极为低廉且大量供应的低成本劳动力的基础上。民进党新潮流系的意识形态大佬林浊水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以社会主义管制生产分配的方式来管制劳工，并称之为"大工奴营"。

　　“进步的新台湾人主义”认为台湾资本和台湾制造业转移到大陆，既参与对大陆农民工的剥夺，又影响了台湾劳工的就业和工资，因而深恶痛绝，不支持甚至反对加强两岸投资和经贸往来，对三通也不积极。

　　
五、新中间路线

　　自八十年代后，保守主义势力逞强，左翼政党面临挑战。1995年，英国工党领袖布莱尔在其首席顾问，剑桥大学政经学院院长纪登斯的协助下，提出第三条路线改造工党。继而德国的施罗德提出新中间路线改造社民党。他们先后获得执政并在执政过程中取得成功。

　　2000年，陈水扁胡在忠信的倡议下，学习布莱尔和施罗德，也提出了“新中间路线”，并借助国民党的分裂，赢得大选。陈水扁的“新中间路线”，在其首任，获得巨大的成功，民众对其执政满意率，一直高企在70％以上，使其2004年大选，国亲整合后，在国民党党产、桩脚、媒体三大优势下，仍获得半数选票而继任。

　　陈水扁的“新中间路线”，褪去部份“基层民主”、“平民政治”、“社会正义”等绿党色彩，提出“责任，民主，自律，多元跟正义”的政治哲学，摆脱深绿和社会主义主张的羁绊，逐步脱离与台独基本教义派和劳工组织的亲密关系，强调多元，考虑各阶层的利益，照顾多方需要。

　　在两岸两系上，陈水扁的新中间路线提出：超越所谓的意识型态的对立、超越统独，以和平为最大公约数，两岸政府坐下来谈。

　　陈水扁的新中间路线，在岛内受到深绿的批评和抵制。在两岸关系上，大陆不接受政府对政府的谈判，特别是为维护政治制度的稳定，保持现状，不顾意与台湾的民选政府展开谈判。因而，陈水扁的新中间路线，在内外交困中，逐步地走向失败，三合一选择后，重回本土路线。

　　(三百门渔夫，2006年1月)

令狐药师

一、九二协商的历史背景

　　1979年元旦，大陆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中国政府已经命令人民解放军从今天起停止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并提出三通，两岸结束战争状态。

　　1981年，叶剑英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当时为全国人大委员长）提出叶九条，1983年，邓小平提出的邓六条，开始了一国两制、台湾特别行政区的构想。叶九条和邓六条，均设定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作为两岸谈判和平谈判的既定条件。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就是把“一个中国”和“坚持一国两制”捆绑在一起，有三个方面的内涵：1、坚持一个中国，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2、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3、中央政府要给台湾留出名额。对此，蒋经国的回应是：不妥协、不接触、不谈判。

　　1988年l月，李登辉开始执政。4月，两岸通邮。1990年，稳固了执政地位、自认为有社会主义思想的李登辉(见李登辉笔记：《见证台湾》)，执意推动台湾的民主改革，实现其“主权在民”的社会主义主张。为了给台湾的民主化创造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也为了促进大陆的民主改革，以保证台湾和平和安全，李登辉决定改变蒋经国的三不政策，改善两岸关系，开启了两岸谈判的大门。

　　李登辉从明暗两个方面同时推动两岸谈判。暗的方面，李登辉以总统府秘书室主任苏志城为秘使，由苏志城的《易经》老师南怀谨、大陆“民革”中央副主席贾亦斌搭线，与大陆代表在香港密谈(参考资料：海基会前综合处副处长、辅仁大学副教授方鹏程著《台湾海基会的故事》，李登辉口述《执政告白实录》)。

　　明的一面，1990年10月7日，李登辉成立“国家统一委员会”，亲任主任委员；同年底，成立海峡交流基金会。1991年2月23日，制订《国家统一纲领》，提出“民主、自由、均富的中国”。主张中国的统一，“在理性、和平、对等、互惠的原则下，分阶段逐步达成”。建议“在国家统一的目标下，为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大陆地区应积极推动经济改革，逐步开放舆论，实行民主法治；台湾地区则应加速宪政改革，推动国家建设，建立均富社会”。

二、北京协商

　　海基会１９９１年３月９日开始运作，11月4日，派秘书长陈长文到北京，促成大陆于1991年12月成立对应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并于1992年开始两会谈判。

　　两会第一次谈判于1992年3月23日开始，在北京举行，第一次协商的议题是：文书公证和挂号信函遗失的查询、补偿。

　　当时，台湾己开始民主化改革，实施宪政，政府行为必须接受议会的质询和监督，海基金称民间机构，为不违宪，在议会反对党的抗议声中，海基会被限定只能进行事务性协商。但是，大陆海协会在会谈中，要求海基会接受“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作为签订协议的前提。海基会以事务性协商不涉及政治为由，拒绝接受和协商“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第一轮谈判失败，散会。

　　为挽救破裂的两岸谈判，李登辉同意接受“一个中国”，逐由海基会致函海协会，要求海协会澄清“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出乎意料的是，大陆拒绝澄清“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海协会复函：“海协历来主张在事务性商谈中只要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不讨论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

　　两岸事务性协商因此而转变成“一个中国”涵义的政治谈判，也就成为是选择统一还是选择分裂的政治谈判。

三、亮出底牌

　　两岸分治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均声称代表中国，如不澄清，“一个中国”指谁，而大陆的“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则是把“一个中国”和“坚持一国两制”捆绑在一起，其内涵己超越“一个中国”的涵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己取代中华民国取得联合国代表中国的席位，在国际社会和两岸人民的社会生活中，“中国”己通常用于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方面认为，接受不澄清涵义的“中国”或“一个中国”，等同接受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央政府，台湾为地方政府，违背对等原则。

　　但李登辉不回避“一个中国”，1992年8月1日，李登辉主持召开“国家统一委员会”，通过《关于“一个中国”涵义》决议案。为尊重大陆的主张，将大陆有特殊涵义的“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改为：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为方便读者自己思辨，此处抄录决议全文如下：

　　关于「一个中国」的涵义

　　国家统一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日期：民国八十一年八月一日

　　一、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但双方所赋予之涵义有所不同。中共当局认为「一个中国」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来统一以后，台湾将成为其辖下的一个「特别行政区」。我方则认为「一个中国」应指一九一二年成立迄今之中华民国，其主权及于整个中国，但目前之治权，则仅及于台澎金马。台湾固为中国之一部分，但大陆亦为中国之一部分。

　　二、民国三十八年（公元一九四九年）起，中国处于暂时分裂之状态，由两个政治实体，分治海峡两岸，乃为客观之事实，任何谋求统一之主张，不能忽视此一事实之存在。

　　三、中华民国政府为求民族之发展、国家之富强与人民之福祉，已订定「国家统一纲领」，积极谋取共识，开展统一步伐；深盼大陆当局，亦能实事求是，以务实的态度捐弃成见，共同合作，为建立自由民主均富的一个中国而贡献智能与力量。

　　尽管台湾岛内出现强大的反对声音，占议会三分三一议员的民进党发起杯葛行动，在李登辉的支持下，台湾陆委员指示海基会适时根据实际情况与大陆谈判“一个中国”问题，实质就是谈判统一问题，将两岸，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统下在什么涵义的“一个中国”之下。

　　1992年，大陆贫富悬殊的予盾尚未凸显之时，李登辉以其一贯的左派立场，提出“自由、民主、均富的一个中国”的社会主义主张，向大陆当局发出统一的诉求。

　　台湾国统会通过《关于“一个中国”涵义》决议案后，大陆对台办、海协会发表声明和谈话，重申两岸只要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不讨论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至此，双方均亮出底牌，双方的立场如下：

　　大陆方面：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但不讨论“一个中国”的涵义，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底线是井水(民主)不犯河水(专制)。

　　台湾方面：一个自由民主均富的中国，中国人，对等，和平民主统一。底线是对等。

四、香港协商

　　1992年10月28日至30日，大陆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在香港举行文书公证和挂号信函遗失的查询、补偿第二轮协商，由海协会副秘书长周宁与海基会副秘书长许惠佑主谈。双方交手了下面四个回合。

　　第一回合，周宁首先提出讨论“一个中国”问题，许惠佑以事务性协商不涉及政治为由拒绝。

　　第二回合，周宁再提出“一个中国”问题，许惠佑让周宁澄清“一个中国”的涵义，周宁以事务性协商只要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不讨论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为由拒绝。

　　第三回合，双方各自提出五个书面表述“一个中国”的方案，双方各自拒绝接受对方的方案。为方便读者自己思辩，抄录双方表述方案如下。

　　大陆的方案：

　　1、海峡两岸文书使用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

　　2、海峡两岸文书使用问题是中国的事务。

　　3、海峡两岸文书使用问题是中国的事务。考虑到海峡两岸存在不同的制度（或称国家尚未完全统一）的现实，这类事务具有特殊性，..。

　　4、在海峡两岸共同谋求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双方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对两岸公证文书使用（或其它商谈事务）加以妥善解决。

　　5、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中国公证员协会与海峡交流基金会，依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的共识。

　　台湾的方案：

　　1、双方本着「一个中国，两个对等政治实体」的原则。

　　2、双方本着「谋求一个民主、自由、均富、统一的中国，两岸事务本是中国人的事务」的原则。

　　3、鉴于海峡两岸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在两岸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双方咸认为必须就文书查证（或其它商谈事项）加以妥善解决。

　　4、双方本着「为谋求一个和平民主统一的中国的原则。」

　　5、双方本着「谋求两岸和平民主统一」的原则。

　　第四回合，为缩小分歧，海基会提出三项修改表述方案，并建议如不能达成协议，可各自口头表述，周宁无权决定是否按受口头表述，大陆海协会退出谈判，谈判破裂。海基会三项修正表述方案是：

　　1、鉴于中国仍处于暂时分裂之状态，在海峡两岸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过程中，由于两岸民间交流日益频繁，为保障两岸人民权益，对于文书查证应加以妥善解决。

　　2、海峡两岸文书查证问题是两岸中国人间的事务。

　　3、在海峡两岸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双方虽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但对于一个中国的涵义，认知各有不同。惟鉴于两岸民间交流日益频繁，为保障两岸人民权益，对于文书查证，应加以妥善解决。

五、选择分裂：陆独与台独

　　香港谈判破裂后，10月31日，台湾陆委会副主任马英九发表谈话，表达立场说，在一个中国的原则问题上，中共如果想用模糊的概念把我们吃掉，我们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我方不能接受不加注说明的“一个中国”原则。(青年日报，1992年11月1日，叶莉青报道。转引自《海基会的故事》)。

　　11月16日，大陆海协会致函台湾海基会，同意各自口头表述“一个中国”的原则，告知海基会：“现将我会拟作口头表述的要点函告贵会：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努力谋求国家的统一。但在海峡两岸事务性商谈中，不涉及“一个中国”的政治含义”，并将海基会三项修改表述方案的第三项做为随函附件，“附贵会于10月30日下午所提出的口头表述方案：在海峡两岸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双方虽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但对于一个中国的涵义，认知各有不同。惟鉴于两岸民间交流日益频繁，为保障两岸人民权益，对于文书查证，应加以妥善解决。”

　　台湾海基会接到函件后，11月17日下午，陆委会与海基会高层研究对策，认为既是各自口头说明，无必要再协商口头表述方案，逐12月3日由海基会复函海协会：“我方始终认为：两岸事务性之商谈，应与政治性之议题无关，且两岸对“一个中国”之含义，认知显有不同。我方为谋求问题之解决，建议以口头各自说明。至于口头说明之具体内容，我方已于11月3日发布之新闻稿中明白表示，将根据“国家统一纲领”及“国家统一委员会”本年8月1日对于“一个中国”含义所作决议加以表达。”

　　大陆海协会1992年11月16日的函件，和台湾海基会12月3日的复函，平息了“一个中国”之争，两会于次年4月29日签订《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协议》和《两岸挂号函件查询、补偿事宜协议》，“一个中国”被剔除出协议内容。

　　根据上述原始文档，我不能肯定或否定“九二共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双方没有就“一个中国”的涵义达成协议，选择了各说各的，也就是选择各走各的路、各做各的事，实质就是各自选择了“陆独”和“台独”。由此为起点，两岸统一渐行渐远。因而，两岸最终分裂，这一结果，既是拒绝一国两制、台湾特别行政区的“一个中国的原则”的“台独”造成的，也是拒绝台台湾固为中国之一部份、但大陆亦为中国之一部分的“一个自由民主均富的中国”的“陆独”造成的。认识这一点，两岸十四亿“中国人”就可以理性地看待过去、面对将来台海两岸的风风雨雨，尊重并珍惜十四亿“中国人”每一个个体的权利、自由、和福祉。

　　(三百门渔夫，2006.3.1)

　　附件一：1992年11月16日海协会函

　　海峡交流基金会：

　　10月28日至30日，我会、中国公证员协会人员与贵会人员就海峡两岸公证书使用问题进行了工作性商谈，同时也就开办海峡两岸挂号函件遗失查询及补偿问题交换了意见。这次工作性商谈，不但在具体业务问题上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而且也在海峡两岸事务性商谈中表达一个中国原则的问题上取得了进展，这是有关各方共同努力的结果。

　　3月份北京工作商谈结束后，我会一再声明，海峡两岸交往中的具体问题是中国的事务，应本着一个中国原则协商解决；在事务性商谈中，只要表明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态度，可以不讨论“一个中国”的政治含义，在事务性商谈中表述一个中国原则方式可以充分讨论协商，并愿听取贵会及台湾各界的意见。

　　在这次工作性商谈中，贵会代表建议在相互谅解的前提下，采用贵我两会各自口头声明的方式表述一个中国原则，并提出了具体表述内容，其中明确了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这项内容也已于日后见诸台湾报刊。我们注意到，许惠祐先生于11月1日公开发表书面声明，表示了与上述建议一致的态度。11月3日贵会正式来函表示已征得台湾有关方面的同意，以“口头声明方式各自表达”。我会充分尊重并接受贵会的建议，并已于11月3日电话告知陈荣杰先生。

　　为使海峡两岸公证书使用问题商谈早日克竟全功，现将我会拟作口头表述的要点函告贵会：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努力谋求国家的统一。但在海峡两岸事务性商谈中，不涉及“一个中国”的政治含义。本此精神，对两岸公证书使用（或其他商谈事务）加以妥善解决。

　　我会建议，在贵我两会约定各自同时口头声明之后，在北京或台湾、厦门或金门继续商谈有关协议草案中某些有分歧的具体业务问题，并由贵我两会负责人签署协议。

　　附件二：1992年12月3日海基会函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

　　关于“两岸文书查证”商谈等事，11月16日及30日大函均悉。

　　鉴于“两岸文书查证”及“两岸间接挂号信函查询与补偿”是两岸中国人间的事务，问题悬宕多时，不但影响两岸人民权益，且使人民对交流产生疑虑，诚属遗憾！顷接贵会上述二函，显示“愿以积极的态度，签署协议”、“使问题获得完全解决”，端此，我方表示欢迎。

　　我方始终认为：两岸事务性之商谈，应与政治性之议题无关，且两岸对“一个中国”之含义，认知显有不同。我方为谋求问题之解决，建议以口头各自说明。至于口头说明之具体内容，我方已于11月3日发布之新闻稿中明白表示，将根据“国家统一纲领”及“国家统一委员会”本年8月1日对于“一个中国”含义所作决议加以表达。我方此项立场及说明亦迭次阐明，香港地区、大陆地区及台湾地区之媒体，对于双方立场及说明，先后已有充分报道。

　　目前当务之急应在于解决事务性实质问题，我方已依在香港商谈所得初步共识，并充分考虑贵方之意见，整理协议草案，在香港面交贵方商谈代表，贵会对于“两岸文书查证”及“两岸间接挂号信函查询与补偿”二草案若仍有“遗留的分歧”，请速函告以利我方研究。

　　有关辜董事长与汪会长在新加坡之会谈，我方至为重视。至于会谈之相关事宜，本会当于积极研究后，另函相告。

令狐药师

　　(前言)

　　曾几何时，我们也是满眼敌人。有美帝国主义、有苏联修正主义，还有小日本和国民党反动派......，我们生活在仇恨中。我们也接受过大量的来自于我们“仇敌”的国际援助，但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仇恨，因为有人需要我们这种仇恨。

　　这种情结不禁让我想起一个词：利维坦。利维坦的伎俩有很多，其中之一便是创造敌人。

　　利维坦，是一个为战争而生“生灵”，是上帝创造的。这个生灵在人们请他去帮助打仗以后，就会发现：敌人的存在是他存在的理由。如果把敌人消灭干净了，他就再没有用场了。或者是离开，或者被关进笼子里，这二者都是他的不愿选择。聪明的利维坦会保留一些敌人，为自己既享受人们的供奉又不失去自由提供借口。如果一不小心把敌人消灭光了，或者原来的敌人由于社会的进步或现代文明的影响，已经放弃了侵略该地区的意图，利维坦就会再创造出一些敌人来，……。

　　(摘自贺蕊莉：《利维坦的伎俩之一：创造敌人》，http://column.bokee.com/145009.html)



三百门渔夫台海系列之四：
李登辉：从“统一旗手”到“台独教父”的半神半兽

　　我等大陆民众，了解李登辉很困难。在话语权和话语平台被垄断的情形下，在主流媒体不断地灌输下，我的脑里，李也曾是一个“媚日、仇中、分裂国家”的民族罪人。随着艰难地积累一点又一点的资料，考察分析李的经历、言行、主张、价值取向，在我意识中，李的形象慢慢地一点点改变。

　　李之于台湾人，有一种悲情。这种悲情就是，无根的叶，流落和屡破抛弃的哀伤；缺失国家尊严的羞辱；对回归的恐惧。

　　现状就是如此，必须走出现状，为台湾人创造一种希望，给台湾人安全感。这是他自视为摩西，放弃威权体制的既得利益，焦虑于带着台湾人走出悲情的原因。

　　民主统一符合台湾人利益最大化的要求，也符合李本人“主权在民”的社会主义思想，而大陆民主化则是消除对回归的恐惧、对现状和未来的不安全感的最好选择。他的设想是分三步达至民主统一：1、对等谈判，两岸先签订和平条约；2、各自进行民主改革；3、民主统一。为了避开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谁统一谁之争，造成分裂，他提出“自由、民主、均富的中国”这一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统一的主张。为此，李为两岸统一设计为近程、中程、远程三个阶段，分别如下：

　　１、近程－交流互惠阶段

　　以交流促进了解，以互惠化解敌意；在交流中不危及对方的安全与安定，在互惠中不否定对方为政治实体，以建立良性互动关系。

　　建立两岸交流秩序，制订交流规范，设立中介机构，以维护两岸人民权益；逐步放宽各项限制，扩大两岸民间交流，以促进双方社会繁荣。

　　在国家统一的目标下，为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大陆地区应积极推动经济改革，逐步开放舆论，实行民主法治；台湾地区则应加速宪政改革，推动国家建设，建立均富社会。

　　两岸应摒除敌对状态，并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以和平方式解决一切争端，在国际间相互尊重，互不排斥，以利进入互信合作阶段。

　　２、中程－互信合作阶段

　　两岸应建立对等的官方沟通管道。

　　开放两岸直接通邮、通航、通商，共同开发大陆东南沿海地区，并逐步向其它地区推展，以缩短两岸人民生活差距。

　　两岸应协力互助，参加国际组织与活动。

　　推动两岸高层人士互访，以创造协商统一的有利条件。

　　３、远程－协商统一阶段

　　成立两岸统一协商机构，依据两岸人民意愿，秉持政治民主、经济自由、社会公平及军队国家化的原则，共商统一大业，研订宪政体制，以建立民主、自由、均富的中国。

　　(摘自《国家统一纲领》，1991年2月23日国家统一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李1988年继任总统后，即摈弃蒋经国的“三不政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

　　1989年4月，李派财政部长郭婉容到北京参加亚银会议，打破两岸官员“不接触”的政策。1990年10月7日，成立“国家统一委员”；1991年2月23日制订《国家统一纲领》，年底成立“海基会”为对大陆事务性谈判机构，积极主动地推动两岸谈判；暗地里，李登辉还派遣总统府办公室主任苏志城，通过香港易学大师南怀谨牵线搭桥，与汪道涵、杨思德、曾主任等人在香港、澳门等地秘密谈判二十七次，直到新党主席郁慕明揭发苏志城与曾..在澳门密谈，而且双方也己相互摸清底线，大陆中断了这条谈判渠道。李当时的谈判诉的诉求是，两岸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签订和平协议，然后各自进行民主改革，达至和平民主统一的目标。

　　为了台湾的安全，为了民主统一，李可谓忍辱负重。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质继承和拥有“一个中国”的法统地位，李接受并要求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签订和平协议，被视为不是妥协的妥协。

　　大陆拒绝两岸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签订和平协议，拒绝“一个自由、民主、均富中国”的主张，李也摸清大陆公开声称，“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都可以谈”的真假，认识到大陆当局对主权在民的惧怕。他明白，“唯有领导者改变他的思想才能够民主化”，他一次次提出到大陆进行“和平之旅”，举行“江李”会，与大陆领导者进行面面沟通，企图以身作则，推动两岸民主化，为统一创造条件。

　　然而，1989年后，大陆党的基本方针是追求稳定、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苏东坡事件及此起彼伏的颜色革命，使之对和平演变的极度恐惧，对两岸统一可能带来自由民主这一洪水猛兽的心存惊骇。稳定压倒一切，台湾人的民主意识、民主抗争传统，台式街头民主政治，令人心惊胆跳，统一，被认为是构成对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巨大威胁。而李在追求民主化和统一上的执着，影响并削弱了大陆以民族主义为执政合法性的论述，使之也被视为危险的人物，他的要求和主张，一次次被拒绝和批判。

　　1995年10月10日，李在双十演讲中说，“《国家统一纲领》制订分阶段实现“自由、民主、均富中国”的统一目标。……四十多年来之所以奋斗不懈，就是要为将来中国的统一立下可供遵循的典范”。

　　有人说，如果大陆接受“一国两府”，接受“一个中国”原则下的“两个对等政府实体”，等于承认“一中一台”、“两个中国”的既成事实。但是，“一国两府”、“两个对等政治实体”既己承认“一个中国”为前提，又符合“一国两制”的原则，具备各自进行体制改革，最终达至统一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个中的要害，还是对权和位的栈恋和固执。

　　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论述的基础是，数百年来，中国一直是外国侵略和掠夺的对象，国际霸权主义，敌视中国的发展和强大，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实现民族复兴、富国强兵，维护国家的独立和统一。从美帝，到苏修，冷战结束后，敌人消失了，第二次全球民主化浪潮兴起，以民族主义为执政合法性的论述遭遇到困境。但是，一个独立倾向的台湾能够适时地解决当时面临的严峻局面，再在台独的身上，披上一件外国势力干预的外衣，顺势重新坐上民族主义的神主位。

　　制造一个敌人，是利维坦政权一个惯用伎俩。1996年，为转移民众对自由、民主、均富的“一个中国”及台湾第一次总统直选的视线。这边以李访美，提出“一国两府”，鼓吹台独为由，宣布中止两岸协商，对之口诛笔伐，并以导弹、军演进行恐吓。将“一国两府”斥之为台独，又拒绝和平民主统一。李明白到对岸的意思是“民族大义”、“一个中国原则下什么都可以谈”只可吆喝，不能行动。但他把台湾人带出困境的信念、他的政治环境使他无法做到说一套做一套。他很无奈但必须继续追求。1997年12月6日，在第五届国家统一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讲话流露出这种愤慨、无可奈何和执着的予盾心情。摘录如下：

　　[回顾十年来，我们为了促进两岸良性互动，主动采取积极务实的大陆政策，从宣布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成立国家统一委员会，制定国家统一纲领；设置海峡交流基金会，推动两岸事务性协商；以至逐步加强经贸、文化、科技、体育等各领域的交流，为中国未来的自由、民主、均富、统一奠定基础。如今，到过大陆地区的台湾民众，已经高达一千多万人次；而台湾工商界对大陆投资占国内对外投资的比重，更大幅超过美、日等经济大国。充分证明我们以开放为主轴、以善意为起点的大陆政策，对两岸关系的正常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然而，不容讳言的，两岸经过半个世纪的隔绝对立，累积了许多差异和歧见，绝不是短时间之内，可以完全化解的。因此，我们主张透过充分的沟通协商，培养互信，扩大共识，进而在互惠合作的基础上，共创和平新局。登辉在去年的就职演说中，就已明确指出，两岸应当「面对事实，以最大的诚意和耐心，进行对谈沟通，化异求同」，并且郑重呼吁：「海峡两岸，都应该正视处理结束敌对状态这项重大问题」，同时表达了到大陆从事「和平之旅」的意愿，以及「与中共最高领导当局见面，直接交换意见」的主张，期能为国家统一再创新契机。

　　遗憾的是，**当局始终不愿正视**民国存在与发展的事实，也无法摆脱僵化的意识型态，甚至一再以霸权的主张和作法，损伤台湾地区人民的善意与期待。**当局不但从前年六月片面中断海基、海协两会的事务性协商，更在去年三月间，进行军事演习和飞弹试射，严重阻碍了两岸关系发展的进程。

　　笃信民主，捍卫自由，是**民国今天能在国际社会屹立不摇，并日益获得重视的主要原因。**当局企图以文攻武吓，阻挠我们进行民主建设的手段，不但无法压制我们追求民主自由的决心，反而只会伤害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因为，民主自由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必然方向，绝非任何高压干预所能阻挡。我们有坚定的信心和毅力，为子孙后代的幸福，全力维系民主自由的生机。

　　我们主张，两岸应早日重开协商，并从前年六月**片面中止的海基、海协两会协商开始。我们也认为，两岸之间的一切交流协商，都应该以尊重历史事实为出发点，以保障民众权益为基本前题，不预设条件，本乎真诚，表现善意，才能真正化解疑虑，达成共识。]

　　李在九十年代初，放弃蒋经国的三不政策，成立国家统一委员会，制定国家统一纲领；设置海峡交流基金会，主动推动两岸沟通、谈判、协商，仿佛成为两岸统一的旗手。很多人谈到这段历史时，往往会寻找各种理由，证明李当时的行为是迫不得己、有欺骗性的，一旦巩固政权，就露出台独真面目。

　　我不这样认为，在我能看到的资料中，李是最早一个认识到台湾民主化将一并带来本土化和台独思潮，使统一更加困难的人。李1987年9月21日的笔记影印件中有这么一句话：“民主化进行并有本土化情形下，可能中共有感觉到中华民国在台湾另一企图，使其不好统一，其困难加多”。

　　在能预测到这一结果的情势下，回头思索李在民主化初期，提出两岸共同接受“一个自由、民主、均富的中国”的主张，分阶段实施，无疑是化解随着台湾民主化深入而引发的台独倾向的良策。先定圈圈、我来快的、你来慢的，怎么走都走不出这个圈圈。

　　所以，转过身来看李在九十年代采取的主动措施和积极行为，多次主动提出与大陆领导人见面，只能说李清楚知道时间不多，如果当时不给台湾人安全感和方向，先下手将台独圈住，因民主化而起的本土化引发的台独思潮，任何个人无力阻挡，作为政治家的李也只有顺势而为，充任本土化运动的领袖。那时，李明显犯了二个认识上的错误。

　　第一个错误，李没有认识到大陆当局坚持党的领导绝不动摇的决心和手段，而这个党也绝不是老头子年轻时加入所想象的那个党。老头子可能忘记了他的老战友、老领导谢雪红，他忘了当年如果他也跟随谢雪红返回大陆，一定会落得与谢雪红同样悲惨的下场。而在当时，不单李犯有认识的错误，经历过九十年代前后的绝大多数人都犯有同样的错误，当时都认为中共不可能坚持太久，国际制裁、国内人心思变和国际形势会逼使大陆当局很快转变，李幻想以其一个老共产党员的经历，亲身说服大陆领导人与他一样地转变，接受“一个自由、民主、均富的中国”，无疑是与虎谋皮。

　　第二错误，李忽视了大陆当局对和平演变的极度恐惧而对“自由、民主”产生的自觉但更多的是不自觉的抵制。苏东波变化后，颜色革命此起彼落，对和平演变的极度恐惧，对一党专政的执着，台湾民主化，既引发了台湾的“台独”倾向，也引发了大陆执政当局的“陆独”倾向。而李登辉类似下面这些话，说了很多：

　　“四十多年来之所以奋斗不懈，就是要为将来中国的统一立下可供遵循的典范”。(摘自1995年10且10日)

　　“我们曾一再重申，两岸问题的本质绝非党派之争、国土之争，而是制度与生活方式之争。近五十年来，**民国政府与人民在台湾地区努力奋斗，锐意革新，不但创造了繁荣的经济成果，更完成了民主的政治改革，向全世界证明，中国人有能力实行民主，中国人有权利享受自由。我们相信，此一切合历史潮流与文明进展的成就，应是全中华民族共享的宝贵资产，也是中华民族未来壮盛发展的重要动力。希望**当局能深切体认现实情势，不再以无谓的成见，阻挡历史的发展，从而以开阔的胸襟，正视我们成功的发展经验，让两岸人民在理性和平的环境中，展开公平竞争，缔造双赢的历史契机”(1997年12月6月日)。

　　诸如此类的话，无疑触动了大陆当局最敏感的那一根神经。大陆当局立即以其垄断的话语平台，以反“台独”煽起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并以武力为威胁，予以反制。大陆当局对李登辉的反制手段，就政治谋略而言，十分高明，也全获成功。

　　大陆当局的反制，逼使李考虑选择第二出路。而导弹和军演恐吓，安全感又使台湾人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新的命运共同体的认同。李顺应局势，一方面，在台湾社会主导新台湾人主义的建构，另一方面，李在台湾安全和统一问题上做最后一次努力，就是“两德模式”的构想，“两国论”或“特殊两国论”出笼。

　　“两国论”或“特殊两国论”，是在大陆指控李搞“台独”，而实际是两岸对“一个中国”的涵义发生争议，对两岸未来应统一在一个什么样的中国争执不下的背景下出笼的。

　　当时双方立场分别如下：

　　台湾方面：两岸分治是现实，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大陆也为中国的一部份，“一个中国”就是两岸共同创造一个“自由、民主、均富”新中国。(参阅《国家统一纲领》、《关于“一个中国”涵义》决议)

　　大陆方面：“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是统一的前提。(参阅《台湾问题与中国的统一》自皮书、《一个中国的原则与台湾问题》、邓九条、江八条)

　　由于当时大陆当局不接受“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大陆也为中国的一部份”，从而否认两岸现实是“一国两府”的实际情况，坚持“中国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是统一的前提”，而谈到“社会主义”，大陆的“社会主义”建设比台湾差得很远。社会主义的重要理念就是民主、均富，台湾经历了蒋经国、李登辉两代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领导人，成为当世国际社会均富的典范，而大陆则是当世贫富差异最大的国家之一，成为权贵资本主义的典型。

　　李登辉在谈到蒋经国为什么选它当副总统时，说他自己也揣摩不透，因为蒋经国事前既没有跟他商量、也没有征求过他的意见，甚至任何提示或暗示都没有。李登辉事后唯一能给出的解释是，蒋经国深受社论主义思想的影响，而李认为自己就是因为有社会主义倾向而被选中的。(见李登辉：《蒋经国总统与我》)

　　所谓“中国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是统一的前提”，究是实质，是对“自由、民主、均富中国”、对台湾民主化和社会主义均富倾向的极度恐惧而向“陆独”的转向。

　　大陆方面基于“国民党统治集团退踞中国的台湾省，在外国势力的支持下，与中央政府对峙”的认定，不承认两岸分治，拒绝接受李登辉和平民主统一，两岸共创一个新中国的主张，坚持“中国的主体（中国大陆）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为统一的基础和前提，李登辉构想以两德模式，以不同的社会制度先实现邦联。李登辉于1999年7月9日专门安排接受德国之声电台记者的采访，澄清大陆与台湾的定位。当时的问答原文如下：

　　[问：台湾的经济成就为举世所钦羡，另一项印象深刻的成就则是近年来台湾成功的民主化。然而北京政府却视台湾为叛离的一省，这也正是两岸关系长期紧张以及中共对台造成严重威胁的主因。您如何因应这项危机？

　　答：我要就历史及法律两方面来答复。中共当局不顾两岸分权、分治的事实，持续对我们进行武力恫吓，的确是两岸关系无法获得根本改善的主要原因。历史是事实是，一九四九年中共成立以后，从未统治过中华民国所辖的台、澎、金、马。我国并在一九九一年的修宪，增修条文第十条(现在为第十一条)将宪法的地域效力限缩在台湾，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统治权的合法性；增修条文第一、四条明定立法院与国民大会民意机关成员仅从台湾人民中选出，一九九二年的宪改更进一步于增修条文第二条规定总统、副总统由台湾人民直接选举，使所建构出来的国家机关只代表台湾人民，国家权力统治的正当性也只来自台湾人民的授权，与中国大陆人民完全无关。一九九一年修宪以来，已将两岸关系定位在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而非一合法政府，一叛乱团体，或一中央政府，一地方政府的一个中国的内部关系。所以，您提到北京政府将台湾视为叛离的一省，这完全昧于历史与法律上的事实。面对台海两岸的情势发展，我们将持续慎重推动两岸间的交流，积极促成彼此对话与协商；并继续促进我们民主制度的完善，追求稳定的经济成长；同时积极加强与国际社会的接触，以保障我们的生存发展。我们相信从交流中凝聚互信，从互信中营造稳定的关系，是化解危机的最有效途径。台湾与大陆应当发展出互惠与互利的双赢关系。

　　问：宣布台湾独立似乎并非实际可行，而北京一国两制模式则不为台湾人多数人民所接受。在以上两种路线间，是否有折中的方案？如果有，其内涵为何？

　　答：刚才已经说得清楚，中华民国从一九一二年建立以来，一直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又在一九九一年的修宪后，两岸关系定位在特殊的国与国关系，所以并没有再宣布台湾独立的必要。解决两岸问题不能仅从统一或独立的观点来探讨，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在于制度的不同。从制度上的统合，逐步推演到政治上的统合，才是最自然、也是最符合中国人福祉的选择。现在，中华民国可说是华人社会中首先实现民主化的国家，我们正努力在中国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因此，我们也希望中共当局能早日进行民主改革，为民主统一创造更有利条件，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我们要维持现状，在现状的基础上与中共维持和平的情况。]

　　从上述两段问题，可以看到，“两国论”不能简单地的用“国与国关系”或“特殊国与国关系”概括。“两国论”包含三个层次的内容：1、两岸关系定位在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而非一合法政府，一叛乱团体，或一中央政府，一地方政府的一个中国的内部关系；2、从制度上的统合，逐步推演到政治上的统合，才是最自然、也是最符合中国人福祉的选择；3、维持现状，各自进行民主改革，为民主统一创造更有利条件。这就是李登辉“一国两府”构思失败后，重新勾划的两岸统一路线图，被称之为两德模式。

　　最应引人深思的是，当下两岸关系最热门的话题，大陆当局和国民党主流派强烈要求，得到台湾多数民众认可并获得美国和国际社会支持的“维持现状”，就是李登辉提出“两国论”或“特殊两国论”时首先主张的。所不同的是，李的“维持现状”，与现时大陆和国民党主流派主张“维持现状”，更具统一的可操作性，李登辉主张的“维持现状”是“早日进行民主改革，为民主统一创造更有利条件”的维持现状，而不是永远分裂的“维持现状”。

　　李登辉离职后，其邦联构想为国民党基本教义派所继承，成为国民党的主式主张，2001年7月8日，连战领导的国民党以李登辉的“两国论”为蓝图，正式发布纲领性草案《邦联说帖》。

　　马英九接任国民党主席后，全面继承了李登辉路线。将马英九天今年3月20日在纽约“对外关系协会”的演讲，5月8日在新加坡所做的“台湾新思维”的演讲，与99年李登辉接受自由之声记者采访原文对照，发现马英九的演讲与“两国论”没有什么不同，马英九的演讲，基本是在李“两国论”的基础上进行演绎，马的基点是：1、中华民国自一九一二年就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自己选总统、有自己的国会、可以自主运作，实质上可以算是独立。2、统一是个未来的目标，两岸现在都没有独立的准备，维持现状，大陆不能打压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

　　如果看马英九与李登辉对“两国论”的演绎有不同的话，就是李登辉多说了下面这句话：“现在，中华民国可说是华人社会中首先实现民主化的国家，我们正努力在中国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因此，我们也希望中共当局能早日进行民主改革，为民主统一创造更有利条件”。而马英九在纽约则说：“现在已经做了十几年的民调都很清楚，台湾人民并不希望现在就和大陆统一。事实上现在大陆也没有主张要马上统一。换句话说，双方当中主张立即统一的也是极少数”。在新加坡，马英九再次强调，现在谈统一问题还太早，“因为条件和状况都不对，不只是台湾，中国大陆也还未准备好”。

　　因为马英九一再声明两岸不具备统一的条件、不主张统一，而李登辉却一再声称以民主化推动两岸和平统一，这就是大陆对马英九和李登辉对两岸定位和两岸关系相同论述做出不同反应的原因所在。

　　1、在一个自由、民主、均富的中国的前提下，双岸签订和平条约，在国际上互不排斥；2、台湾本土化；3、双岸和平竞争，分别实现民主义，最终达至民主统一。如果说上述三点构成李登辉路线的内含的活，马英九就是李登辉路线的接班人，综合马英九在美国和新加坡的演讲，阐释的就是李登辉思想。

　　马英九也从不否认他对李登辉的敬重，2002年7月，马英九对《亚洲周刊》记者说：“对于李前总统，我一向是以晚辈、旧属的心情面对他，每年三节我一定会送礼、向他请安，在公开场合如果遇到他，我一定向他问好”。

　　1998年，马英九参选台北市长，当时，竞选联任的陈水扁的政绩，获得70%的满意率，尽管台北是国民党的传统强势区，但马英九的竞选局势并不占优。

　　岁末，台北中正纪念堂。国民党举行台北市长选举造势活动，其时在台湾如日中天的国民党主席李登辉，在数万人的集会上，突然举起马英九的手，告诉在场的民众说，马英九是"新台湾人"，大家要努力支持他。话音未落，全场欢呼声雷动马英九当选台北市长后，以“新台湾人”为标签，展开共其政治运作，以获得的两千两百万台币的竞选经费补贴的一半，成立“新台湾人文教基金会”，推广交流“新台湾人”理念并以此为平台，打造马英九团队。

　　马英九“新台湾人文教基金会”宣称：[本会所以取名为「新台湾人」，主要是认为「新台湾人」的理念跳脱旧有的统独思维与观念，希望藉此凝聚社会的共识，共同为台湾未来打拼]。可以说，以“新台湾人”为标签本土化运动，就是在李登辉和马英九，一个本土的领袖、一个外省人的的偶像，这两个人天衣无缝的配合，共同推动完成的。

　　很多研究李登辉的学者都无法解释李登辉离开国民党后，以其为精神领袖的台联党何以突然改变其基本立场，转变成一个台独党，而李登辉本人却只字不提“台独”主张。我也百思不得其解，直到我在民进党的意识形态专家，担任民进党中央政策委员会执行长，新潮流系大佬林浊水的博客上看到林浊水的一段评论，才明白是怎样一回事，领悟到政治的诡异。林浊水说：

　　[台联的崛起十分有意思，原先是李登辉想要拉拢一些不满国民党、亲民党，但又反对民进党台独立场过分鲜明的国民党本土派，是一个以削弱国民党协助民进党为目的而成立的政党，他在台独上的定位介于国民党和民进党之间，也就是比民进党更不激进的台独党。但一旦成立，又适逢陈水扁走去台独化的「新中间路线」，李登辉干脆一举把台联的台独立场激进化，成为牵制民进党去台独化的政党，这个新定位使民进党在台湾的政局饱尝腹背受敌之苦。]

　　饱尝腹背受敌受敌之苦的陈水扁，在三合一选举失败后，终于放弃其“新中间路线”，退回民进党的基本教义，留下的空间，任由马英九挥洒李登辉路线。

　　李年轻时参加台共，参与台共及其外围组织的读书活动，学习《论人民民主专政》、《论联合政府》等毛主席著作，传播毛泽东思想。台共解散后，李专注于农业经济研究，在“农复会”工作，参与台湾的土改，致力于解决台湾“三农”问题，成为颇有名气的农经专家。期间，到美国留学，入基督教，回台后，又加入令国民党头痛不己，公开与国民党专制制度抗争基督教长老会，是个标准的捣蛋分子。六十年代，曾因思想左倾，被警备总司令部传讯、留置。李的一生，是个热衷于颠覆现秩序的左派革命者。

　　李登辉的时代随着台湾政治轮换而结束，在马英九将国民党与本土化述说连结己后，得到继承。但是，李登辉时代的结束，再也听不到统一的呐喊和呼吁，没有目标和方向的“维持现状”，成为两岸与国际社会的共同诉求。寂静的台海上空，漂浮着半神半兽的幽灵。

　　(2006.5.21)

令狐药师

　　罢免陈水扁总统案，以马英九的民望急剧滑落，创下新低降下帷幕，未将两年，台湾的政局，将是一个“后罢扁时期”。之所以将未来二年称为“后罢扁时期”，一是未来两年，台湾将由一个跛脚的扁嘴鸭当政，总统无权威，政令难行，估计陈水扁已是咸鱼翻不了身，不会有什么作为；二是陈水扁家族弊案还会反反覆覆，继续影响政局；三是此次罢扁案，马英九落入反马势力的圈套，造成的结果，可能引发台湾政局，重新洗牌。

　　先看罢扁案中各方的得失。陈水扁家族涉弊，原本让摇摇欲坠的民进党雪上加霜，马英九意外抓到一手好牌，只要将陈水扁与民进党梱在一起，慢慢折腾，马英九稳操胜券。马英九起初的策略是正确的，罢扁之议出现后，小马哥试图阻拦，但是，马英九最终顶不住宋楚瑜、连战为首的国民党旧势力和“红媒”的压力(本人将中时报系、联合报系、TVBS等被人民币染红的媒体和媒体人称为“红媒”)，陷入“自家人”设的圈套，赞同并推动“罢扁案”，情势立即急转而下。

　　赵建铭的台开股票案发后，快被边缘化的宋楚瑜象抓住救命稻草一般，做脚做手，拚命般搅局，又是游\行，又是呛扁，一会要罢免，一会要倒阁；连战为首的国民党旧势力，为了挤压马英九，争夺国民党的政策主导权，与宋楚瑜的胡搅蛮缠相呼应，对马英九阻缓罢扁，冷嘲热讽，甚至闹出其支持者围堵国民党中央党部，公开逼宫的一幕，态度嚣张；“红媒”唯恐天下不乱，极力鼓噪罢扁倒阁，煽动政党恶斗，从而把人们的视线，从民主政治下的权力受到限制、“皇亲国戚”腐败也会受到惩罚，转移到政局混乱上来。

　　罢扁案在立法院提出后，陈水扁放下身段，大打悲情牌，而民进党则高姿态迎击泛蓝阵营和“红媒”的街头斗争和舆论轰炸。在这一过程中，民进党再一次将其草根性的一面发挥到极致。民进党一方面顺着泛蓝和“红媒”制造的声势，将罢扁案提升到蓝绿决斗的高度，一方面将罢免案塑造成马英九与陈水扁的个人权力对决。与此同时，地下电台毙扁、刺马的谣言满天飞，街头上剑拔弩张，制造恐怖气氛。更绝的是，民进党根本不把闹得最凶的宋楚瑜放在眼里，矛头直指马英九，而刺向马英九的“予头”，竟然是向小马哥说好话，求马英九别斗了，放过民进党一马。

　　不管某些人或传媒如何贬低台湾的民主化，台湾是华人世界里，最具民主传统和民主精神的社会，十几年来的民主化和政党轮换，台湾社会的民主和法制精神得到提升并正在走向成熟。驸马案发入狱，总统向社会道歉，正是政党轮换带给台湾社会民主和法制精神的体现，在未发现弊案牵涉陈水扁本人，赵驸马是否构成犯罪尚需司法判决的时候，泛蓝未审先判，提出罢扁案，而且明知不可为而为，造成政党恶斗，使社会付出成本，引起民众，特别是中间选民的反感，这种反感，更因马英九自己冲上街头，出言不逊，在“红媒”的煽动和炒作，最终责任，全部由马英九承担。在罢扁案中，马英九能否控制或主导国民党的政策和行为、马英九的政治智慧和能力，也受到广泛的质疑，小马哥的声望，就此直线下沉。

　　当人民有权利的时候，人民是倾向于有节制的，而不倾向于把社会推到无序。在专制制度下，由专制者以威权和暴力，强制社会稳定；在民主制度下，由人民以意愿和选票，稳定政局。连战和宋楚瑜等人，受益于威权时代，失意于民主潮流，不懂或漠视这个道理，高调推动罢扁案，惹来民怨，可以理解。但在这一点，小马哥也马失前蹄，让人跌破眼镜。在罢免案闹得沸腾之际，中间选民群体，中产阶级站了出来，透过网络等现代传播媒体，发出声音，扭转动荡和冲突，稳定社会，让赵建铭等案，回归理性和司法。

　　罢扁案以泛蓝失败落幕，宋楚瑜没有抓到救命稻草，投票刚结束，又有两位亲民党立委宣布脱党，宋楚瑜虽得到“红媒”的赞赏，但可以肯定，老宋己经玩完；小马哥，背着软弱、乱宪夺权、乱台之名，里外不是人，伤痕累累，民望急跌；“红媒”因鼓噪和报假料使人们对其产生反感，对其不信任情绪开始抬头；三合一选举后，民进党和陈水扁一直将把马英九的民望压下来当作头等大事，虽然罢扁案过程中实现了这个目标，但断人一臂，自伤十指，民进党并没有在罢扁案中取得胜利，只是找到一个止损点而已。

　　众人都说，罢扁案没有赢家，非也，在罢扁案中，获利的另有其人，并有可能导致未来两年，后罢扁时期，台湾政局重新洗牌。个中倪端，己在罢扁案过程中冒了出来，多数观察台湾政局的人，包括绝大部份台湾的政治观察家，尚未洞察到个中奥妙。

　　在民主政治里，决定政治的力量，不是政党政客，而是选民。有选民支持，你是政党、政客，被选民抛弃，你啥都不是，宋楚瑜和亲民党的辉煌及败落，还有郁慕明和新党，就是活生生的事例。在民主社会里，政党和政客的生命力，就是争取选民对其政治理念的认同，动员选民对其投票支持。

　　在台湾社会，蓝绿的基本支持者和中间选民，三足鼎立。国民党有财力雄厚、与传统桩脚(中国南方宗法社会的乡绅领袖)有自国民党专制时期就长期结盟的利益关系、媒商支持三大优势；民进党的优势在其草根成员的热情、坚定及动员能力；主导选举成败的，则是中间选民。

　　为了在台湾实现政党轮换，李登辉和李远哲明暗相助，把原本弱小的民进党扶植为执政党。

　　李登辉离开国民党后，追随李登辉的国民党本土派成立台联党。台联党原意是奉行“经营大台湾、建立新中原”的李登辉路线，其政治主张和两岸政策定位介于国民党与民进党之间，争选中间选民。但是，台联党成立后，适逢陈水扁放弃台独基本教义，走中间路线，威胁到刚成立的台联党的生存，李登辉干脆把台联的台独立场激进化，争取“急独”派票源，使台联这一小党得以生存，没有象亲民党一样，迅速边缘化。去年民进党在“三合一”选举失败后，陈水扁放弃中间路线，重返台独基本教义的立场。我一直就在想，在期待，李登辉会否将台联党的立场还原到“经营大台湾、建立新中原”，走回中间路线，为台联党开拓新的票源，维持未来大选区制下台联党的生存及其个人的政治影响力。

　　姜是老的辣，罢免案的大赢家，是最后联袂出手的李登辉和李远哲。罢免案进入倒计时，先是李远哲突然发表声明，接着李登辉通过台联递出话，对国民党和民进党，各打五十大板，对陈水扁和马英九，各煽一个耳光。陈水扁和马英九齐声回应：打得好。李登辉和李远哲两老联袂的威力，由此可见一般。两老不到关键不出手，一旦联袂出手，必扭动局面。此次再度借机发力，又为那般？

　　根据报道，三合一选举后，李登辉己多次透露出对陈水扁和民进党不以为然。弊案发生后，李登辉发表了“清廉不等于本土”的谈话，批评陈水扁政府贪污腐化，陈水扁执政以来两岸、经济都倒退，不能让人民满意，总让人民从期待到失望，李登辉说“台湾之子不是陈水扁一个人”。同时，李登辉和台联党检讨台联党的政策，认为这几年与民进党走得太近，今后将与民进党保持距离。种种迹象表示，李登辉及其率领的台联党，正在回归“经营大台湾、建立新中原”，走回中间路线。对李登辉“清廉不等于本土”的表示，马英九积极地公开回应，赞赏李登辉的观点，并于5月19日，打出“捍卫本土、拒绝贪腐”的口号，迎合李登辉的本土优先，与民进党争夺本土的道德制高点。

　　马李合作，没有技术和心理障碍，当年，正时李登辉振臂一呼，“马英九是真正的新台湾人”，才把马英九送上台北市长的位置上，同样的情节，再上演一次没什么不可以。有鉴于马英九对民主中国的诉求，由马英九上台推行“经营大台湾、建立新中原”的李登辉路线，是目前最佳的人选。媒体报道台联立委赖幸媛和中华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张荣丰代表李登辉与马英九会面，决非空穴来风，李马合作(再加上王金平)，台湾政坛可能要重新洗牌。

　　马英九当选国民党主席后，他在访美、在伦敦政经学院、在新加坡发表的演讲，演示的政策，就是李登辉路线的翻版，马英九，将之称为新中间路线，这段时期，也正是他的民望达到顶峰之时。此后，马英九在党内，受到以连战为首的国民党旧势力的反制。连战以国民党“智库”(即“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为平台，与马英九的“新台湾人基金会”团队抗争，夺取国民党政策的主导权。从马英九政策的摇摆，他的副市长叶金川先是公开批评连战，后含恨宣布退出台北市长选举的情况来看，国民党旧势力在与马英九的“新台湾人基金会”团队的对抗中，似乎还占了上风，马英九不断地退让，处于被动中，罢扁案，马英九就是在国民党旧势力的压制下通过的。但罢扁案证明，被连战牵着鼻子，走连战的路，是死路一条。马英九及其“新台湾人基金会”团队，与连战及国民党旧势力，终需一战。马李(登辉)合作，进而马王(金平)联，切割连王联盟，是小马哥能否获胜的关键。

　　李登辉和李远哲，此次联袂出手，显示出来的威力，应该让马英九清楚看到，要谋得台湾的大位，没有得到这两位的支持，只有等此两老，老到不能动弹才行。

　　我在多个帖中，反复强调，马英九2008年的最有威胁的对手，是李远哲，但李远哲是李登辉路线的追随者，如果马英九上台走“经营大台湾、建立新中原”的李登辉路线，既是最佳人选，又能再次实现政党轮换，对李远哲而言，七十多岁的人了，无需为路线之争、为台湾前途挺身而出，继续保持其代表“台湾的良心”的身份，不是更好。

　　什么是“经营大台湾、建立新中原”的李登辉路线？李登辉认为，发端于中原的中国文化，经历了几千年中央集权统治，大一统根深蒂固，变成一种封闭、僵化、自大、霸道的大中华文化。大中华文化，己远远脱离、落后于现化西方文明。台湾文化，是大陆文化和海洋文化的结合，比之中原文化的停滞、退步，台湾文化具有现代的先进性，是中华文化的“新中原”，复兴中华文化的希望和途径之所在。在这一过程中，在大陆人民不能当家作主，专制主义仍坚守“旧中原”文化，推行大中华霸权主义之时，保护台湾的独立自主，本土优先，从政治经济文化上做大台湾，建立好中华文化这一“新中原”，是台湾的安全和中华文化复兴的保障。

　　如何使中国大陆摆脱大中华的束缚，李登辉认为关键在于削弱中央集权体制，“让文化与发展程度各不相同的地区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如台湾、西藏、新疆、蒙古、东北等，大约分成七个区域”。若干享有充分的自主权的大区域，相互竞争、相互学习、相互促进，台湾作为其中的一个区域，一个经济文化领先的地区，能够起楷模作用，引领中华的复兴。

　　很多人说李登辉搞台独，是为了当台湾之父，太小看此人了，李登辉“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李登辉从1995年开始论述“经营大台湾、建立新中原”，至1999年出版《台湾的主张》，集其思想的大成。

　　罢扁案在立法院提出后，马英九公开说要拜访李远哲，李远哲不予回应，最后时刻，却与李登辉再次联袂出手，既给小马哥下马威，也给小马哥，点明了方向。如果小马哥至今仍没明白过来，或者没有能力做到，对这个人，也不必寄予希望。

　　纵使真的能实现马李联，把马英九送上大位，推行“经营大台湾、建立新中原”的李登辉主义，千万不要认为，两岸和平统一，可以期待。

　　1991年3月29日夜晚，在香港坚尼地道的一所公寓，南怀谨在一张白纸上，手书“和平共存、协商统一”八个大字，说：“你们对这个方针都叫好，那就签字吧！你们都拿出证件来，我是中间人，要验证的”。李登辉的代表，总统府秘书室主任苏志诚拿出总统府工作证件，答道：“拿笔来，我签”。南转身再问中共代表，国家主席办公室主任杨斯德，你有没有证件。杨呆在那里不搭腔，所有参加密谈的人都默不作声，屋里的空气似乎一下子凝固起来。中华民族的前途，在那一刻，早已凝固在1991。南怀谨说：“政治本来就是赌”，中华民族的命运，1991年3月29日夜晚的那一刻，翻出一张臭牌。

令狐药师

　　咋天(8月28日)，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网站，公布一份“海协发言人就陈云林主任一行赴台举办两岸农业合作论坛发表谈话”的文告，这份文告，是对台湾海基会8月21日关于要求就陈云林主任赴台进行磋商的来函的答复，有意义的一句话，就是：“如果台湾当局明确表示同意陈主任一行赴台、举办论坛，我方愿与邀请方一道就我方人员入出境、安全与便利等具体事宜，同台湾有关方面指定的单位以适当名义进行磋商”。

　　这句话，我相信，大陆多数民众看不懂它的意思。这句话，被视为大陆在“陈云林赴台”问题上的“让步”。我认为，这一“进步”，有可以让两岸走出“酱缸”，从而恢复中断了七年的两岸协商机制，恢复两岸官方恢复对话。

一、陈云林赴台和两岸的“政治酱缸”

　　陈云林赴台，始于去年11月，国民党邀请陈云林赴台参加国共论坛，由国民党在台湾向民进党政府掌控的“陆委会”提出“陈云林赴台”的申请。国民党提出申请后，民进党当局的“陆委会”，指示台湾海基会，于11月14日及11月17日，两度致函大陆海协会并要求海协会转知大陆有关部门，请大陆尽速派员与台湾海基会或陆委会协商陈云林主任申请来台一案相关事宜。

　　大陆海协会和对台办接到海基会的函件后，不予答复，11月18日，台湾“陆委会”宣布拒绝批准国民党提出的陈云林赴台申请，陈云林第一次“赴台”不能成行。

　　大陆拒绝协商的理由是，陈云林以中共中央台办主任身份赴台，参加“国共论坛”，是胡连会《新闻公报》郑重其事列入两党工作的范畴，是党对党的交流，邀请“陈云林赴台”的是中国国民党，要协商，台湾当局应该与国民党协商。

　　民进党当局认为应该协商的理由是，陈云林是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陈云林赴台”是“两岸高层官员交流互访”，应由海基会与海协会两会或两岸相关政府部门协商。

　　双方就各自以自己的理由，在“陈云林赴台”问题上，从去年搅到今年。

　　今年8月14日，国民党又以邀请陈云林赴台参加“国共农业论坛”为由，向台湾当局提出“陈云林赴台”的申请。8月21日，台湾海基会又致函大陆海协会，要求就陈云林主任赴台进行协商。

　　这一次，大陆海协会没有置之不理，咋天，以海协会发言人发表谈话的方式做出上述回应，在强调“是国共两党开展的党际交流活动之一，与所谓两岸政府高层主管官员之交流互访，性质不同”之后，表达的意思是：大陆愿意与“邀请方一道”(即与国民党一道)，“同台湾有关方面指定的单位以适当名义进行磋商”。今天，台湾“陆委会”己表态：陆委会坚持，两岸高层官员的互访，我方坚持双方政府部应该先进行协商，国民党只是论坛活动的主办单位，政府不需要与国民党协商。

　　为什么“协商”与“不协商”如此重要，“熊猫赠台”和“陈云林赴台”炒作了一年多，均卡在“协商”上。以至于台湾当局的陆委会和海基会，追着大陆海协会和国台办，宁可不要熊猫，也要“协商”；而陈云林这个对台办主任，宁可台湾去不了，也决不“协商”。

　　寻其根源，就是1999年7月31日，大陆海协会宣布，中止与台湾海基会协商，两岸协商，就此中断七年。在这七年里，大陆一直声言要促进两岸交流和统一，却拒绝与台湾当局(不论是国民党执政还是政党轮替后的民进党执政)协商；而台湾当局，在推行台独路线的同时，一直要求恢复两岸对话，恢复两会协商。这就是七年来两岸关系的“政治酱缸”，人们都被这“酱缸”熏的、搅的晕头转向。

二、两岸协商

　　两岸协商首先由大陆倡导，1981年，叶剑英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当时为全国人大委员长）提出叶九条，1983年，邓小平提出的邓六条，开始了一国两制、台湾特别行政区的构想。叶、邓分别阐述大陆对台政策，敦促两岸进行交流，呼吁第三次国共合作，主张由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两党谈判。对此，蒋经国的回应是：不妥协、不接触、不谈判。

　　李登辉1988年l月开始执政，4月即以通邮为起点，渐次开放两岸交流。1989年4月，李派财政部长郭婉容到北京参加亚银会议，1990年10月7日，成立“国家统一委员会”，李登辉亲任主任委员；同年底，成立名义是民间，实为官方性质的海峡交流基金会。1991年2月23日，制订《国家统一纲领》，提出“民主、自由、均富的中国”；主张中国的统一，“在理性、和平、对等、互惠的原则下，分阶段逐步达成”；建议“在国家统一的目标下，为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大陆地区应积极推动经济改革，逐步开放舆论，实行民主法治；台湾地区则应加速宪政改革，推动国家建设，建立均富社会”。

　　海基会１９９１年３月９日开始运作，与大陆进行名为民间，实为官方的两岸交流。11月4日，派秘书长陈长文到北京，因大陆海协会未成立，与当时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唐树备协商交流。大陆方面则于1991年底，成立对应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并于1992年开始两会谈判。

　　这是明的。暗地里，李登辉还派遣总统府办公室主任苏志城，通过香港易学大师南怀谨牵线搭桥，与汪道涵、杨思德、曾主任等人在香港、澳门等地秘密谈判。

　　这段时间，是两岸历史上的蜜月时期。这一蜜月时期，随着两岸各自摸清对方的底牌而结束。双方的底牌是，一方不接受“一国两制”，一方不接受“民主统一”。

　　1995年6月16日，大陆以李登辉访问美国，鼓吹“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公然从事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由，第一次单方宣布中止两岸协商。1997年11月7日和1998年1月19日，台湾海协会主动致函海协会，希望恢复两岸协商，促成了辜振甫1998年10月访问大陆。辜振甫先后会见陈云林、钱其琛和江泽民，宣扬台湾的民主经验，强调台湾的民主经验可以供大陆民主化借鉴，为此，发生激烈的争论。

　　一年后，1999年7月31日，大陆海协会再单方面宣布，中止双岸协商，至今没有恢复。去年，大陆宣布“熊猫赠台”和“陈云林赴台”，台湾当局借机提出两岸协商，其目的就是想利用“熊猫赠台”和“陈云林赴台”，恢复己中止了七年的两岸协商、对话。

三、两岸协商中断七年的政治成果和社会代价

　　两岸协商中断七年，是台独势力抬头得势的七年。七年时间，台独发展成为台湾社会的主流，台独政党在台湾政治选举的得票率，从25％稳步增加到接近50％，两岸关系，渐行渐远。这个结果，符合两岸执政党的政治目标。是两岸执政当局主流派系希望得到的政治成果。

　　台湾方面，国民党李登辉执政时期，完成了政党轮换。而民进党则从侥幸获得政权的小党，成长为获得连任，占半壁江山的大党之一。

　　大陆方面，苏东波事件和第三次民主潮流冲击下，从90年代开始，执政党的政治目标已从民族复兴转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对台策略从促统的民族主义合法性述说转为“拒统防独、维持现状”的务实性操作。以辜振甫访问北京为标志的两岸协商，已从事务性协商进入政治性协商，“一国两制”缺乏抗拒“民主统一”的正当性，此时，中止两岸协商，成为唯一可操作的选择，台独势力成为台湾主流后，统一带来的民主威胁解除，拒统的政治目标实现。

　　两岸协商中断七年，也让两岸付出沉重的社会代价。首先，两岸和统一，符合两岸社会的最大利益。中断两岸协商的七年，两岸实际上处于敌对的，被割裂的状态。先是导弹军演，继而互不信任，互相敌对、互相拆台。

　　在台湾岛内，两岸中止协商七年，两岸签订和平协议的祈望破灭，武力威吓下安全感的缺失，造成蓝绿对抗升级，族群分裂，社会动荡。

　　在国际社会，两岸均各自发动了银弹攻势，第三国家从中捞取政治、经济好处，缺失协商的双方，被人玩弄于股掌之中。在国际关系的博奕中，没有一方是胜者，不是搏胜，而是博谁损失更大，博傻。

　　两岸协商机制中止后，拒统的政治目标虽然实现，但对大陆而言，防独只能借助国际力量，在武力威吓下，以维护亚大地区的安全诉诸于国际社会，防止台独。美苏两国，从中赚得盆满钵满。两岸没有协商机制，美国成为制约台独的唯一力量，美国的要价，己成为大陆社会沉重的负担。

四、美国这尊“菩萨”中国老百姓供不起

　　长期以来，在台海问题的搏奕中，大陆始终坚持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绝不容许外力介入。两岸中止协商七年，起初的武力威吓对防独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武力威吓是双刃剑，用多不灵，时间长了也会失灵。

　　2004年9月，中国外长李肇星终于把台湾问题搬上联合国大会的舞台，李肇星在联大发言说：中国政府希望国际社会充分认识当前台海局势的复杂性和敏感性,认清台湾当局进行分裂中国活动对台海稳定和亚太和平的严重危害,继续支持中国政府为实现国家和平统一所作的努力,共同遏制台独分裂活动,以促进台海稳定和世界和平。

　　同年11月20日，胡锦涛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时，就向布什提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共同的问题”。当时，香港信报的林行止等一些海外学者就敏锐地捕捉到：大陆不再坚持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

　　2005年9月13日，胡锦涛与布什在纽约会谈时，对布什说希望美国与中国共同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

　　胡锦涛前年11月和去年9月向美国两次主动呼吁，话说希望美国与中国共同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实际就是要美国介入台湾问题，布什当时的回答是，台湾问题，大陆应该与台湾民选政府协商、谈判。布什的回答，是美国官方一贯重申的政策。

　　尽管美国官方一再表示，台湾问题，大陆应该与台湾民选政府协商、谈判。但当台湾当局在台独问题走得太远时，总是由美国施压，让台湾当局回到大陆能接受的底线。到陈水扁“废统”时，大陆己发挥不出影响力，只能坐等美国施压、斡旋。

　　两岸中止协商，协商机制丧失，等于失去自导权，将主导权拱手让给他人。让别人为你管事，就必须将别人当“菩萨”供，给予利益输送。

　　美国的经济体，如此庞大，要输送多大的利益，才能让其放弃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取向，为你“防独”，维持现状。

　　美国的要价，就是大陆不断地创造巨额的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国债、银行债及其它美元资产。其结果是，中国大陆有一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却几乎没有黄金储备、资源类商品储备、其它强势货币储备。而美元在不断贬值，资源类商品在不断涨价。数以亿计中国劳工，以低工资、低福利为代价，为世界加工产品换来的外汇；数千万农民工，冒着生命危险，挖煤、挖矿，把九百万平方公里，挖得满目疮痍换来的经济成长。美国人开一下印钞机、按几下电脑健盘，把中国的经济成就，全收入囊中。很多人都奇怪，这些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消费没增加、福利没增加、就业没增加，经济增长的成就到那去了？除掉税收后，变成美元供美国这尊“菩萨”去了。

　　美国是世界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但早在七十年代就开始限制本国资源的开采和出口，依靠向全球发行美元债券平衡国际收支，而最近几年，美元债券的最大购买人是中国。在美国的牵制下，中国把经济增长成果转化成美元债权，美国把资源埋在地下。以今日资源类价格的涨价速度，铁矿石资源全球第一的美国，若干年后，也许一座矿山就足以偿还中国的美元债券。

　　两岸协商中止己七年，自废协商机制，将主导权送给他国，劳民伤财。饱受“医疗、教育、养老”三座大山之苦的老百姓，再也供不起美国这座“菩萨”。陈水扁己终止“国统纲领”，“民主统一”和“一国两制”的冲突己经消失，为了两岸人民的福祉，该坐下来“协商”了。

　　为“海协发言人就陈云林主任一行赴台举办两岸农业合作论坛发表的谈话”喝彩，祈求两岸关系早日走出“政治酱缸”。

　　陆委会己于今天指示台湾海基会，再次致函大陆海协商，希望大陆正式函复，确认真正意见，并再次邀请大陆直接派员来台磋商。任何关心两岸人民福祉的人，都会试目以待。

　　(三百门渔夫，2006年8月29日深夜)



附件一：海协发言人就陈云林主任一行赴台举办两岸农业合作论坛发表谈话

　　(国台办：http://www.gwytb.gov.cn/gzyw/gzyw1.asp?gzyw_m_id=1112)

　　8月28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发言人就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主任陈云林一行赴台举办两岸农业合作论坛事发表谈话。谈话全文如下：

　　我会已收到海基会8月21日关于要求就陈云林主任赴台进行磋商事的来函。

　　海基会在来函中提出：“因事涉两岸政府高层主管官员之交流互访，曾于去年11月14日及11月17日两度致函贵会代为转知贵方有关部门，请贵方尽速派员与我方协商陈主任申请来台一案相关事宜，惟迄未获复。”事实上，台“陆委会”当月18日即宣布拒绝陈云林主任等人的赴台申请。在此情况下，我会对海基会两函再做回应，已无意义。

　　此次陈云林主任一行赴台和拟在台北举办的两岸农业合作论坛，是国共两党开展的党际交流活动之一，与所谓“两岸政府高层主管官员之交流互访”，性质不同。举办这个论坛的目的是以为民谋利为出发点，促进两岸经济交流，维护和扩大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希望通过论坛的深入务实的探讨，研究切实有效措施，进一步推进两岸农业合作，并且解决两岸农业合作中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以实现两岸农业互利双赢，为两岸同胞特别是农民同胞谋福祉。论坛如果能够如期召开，相信对于改善和发展两岸关系，实现两岸经济共同繁荣，都具有积极意义。此次陈主任一行赴台和举办两岸农业合作论坛，性质明确，行程公开，任务单一，不涉及两岸关系其它问题，也不涉及两会恢复商谈以及“政府主管部门的协商”。

　　2000年以来，两岸协商难以恢复的原因是众所周知的，台湾当局和海基会也是十分清楚的。正是因为在这种两岸关系不正常的状态下，大陆方面千方百计寻求一些切实可行的方式务实开展两岸交流，推动两岸经济合作。希望台湾有关方面不要把两岸无法协商作为阻挡陈主任一行赴台的理由。我会主管部门表示，陈主任一行赴台是由国民党国政研究基金会作为邀请方提出申请的，台湾主管部门在审核过程中认为有何洽询事宜，可以向邀请方提出。如果台湾当局明确表示同意陈主任一行赴台、举办论坛，我方愿与邀请方一道就我方人员入出境、安全与便利等具体事宜，同台湾有关方面指定的单位以适当名义进行磋商。台湾当局是否有诚意允许陈云林主任一行赴台和国共两党有关方面在台北举办这次论坛，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附件二:陈云林来台案陆委会委请海基会再发函中国95-08-29

　　（中央社记者李佳霏台北二十九日电）海峡两岸关系协会昨日透过中国官方媒体，对中共中央台办主任陈云林来台申请案表示看法。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今天再度透过海峡交流基金会去函，希望中国正式函复，确认真正意见，再次邀请中国直接派员来台磋商。

　　新华网昨日刊出以「海协会发言人」为名义的报导，对陈云林来台申请案表达看法。陆委会晚间发布新闻稿指出，如海协会像报导般，似乎有意派员与台湾协商此案，陆委会表示欢迎，并希望海协会能告知对协商方式的具体意见，以便安排；「如中国方面仍有不便或其它考量，亦请函告」。

　　陆委会表示，有关陈云林一行来台申请案的具体磋商安排方式，陆委会已在八月十四日透过海基会正式函请海协会转告中国有关部门，但迄今未获海协会函复。

　　陆委会说，海协会近日透过媒体表述相关意见，对于中国方面舍弃两岸既有管道，不能透过海基会正式函复，以致未能具体、有效、详实转达中方意见，陆委会相当遗憾。

　　陆委会表示，陈云林为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去年底即有意申请来台，陆委会当时已表示愿慎重考虑，并决定依照两岸高层官员互访的定位方式，进行磋商安排，但因之后中国方面并未再作任何响应，以致无法推动。

　　陆委会并指出，今年中国方面再度提出陈云林来台申请案，陆委会已明确表达愿意在去年的基础上，秉持「事前磋商、相互尊重」的原则加以办理。陆委会愿意再度正式函邀中国当局直接派员来台进行磋商。

令狐药师

站在海峡的对岸，一个土生土长的大陆人，我从来不怀疑黄介信、姚嘉文、施明德、许信良、林义雄等民进党前辈的理想情怀，我相信，支撑他们以青春和生命，以热泪和热血长期与威权政治抗争的，是一颗台湾的心，和台湾的精神，台湾的价值和台湾的理想的动力。




在艰难的抗争时期，引领抗争运动的政治领袖，只能是具有意志坚强和精神力量的理想主义者。但是，从政治抗争渡进到民主竞争、政治协商后，理想主义者往往是孤独的，取而代之，政治领袖往往会在务实者中产生。因为民主竞争、政治协商往往需要政治权衡、利益交换，这是理想主义者所不肖，也不擅长。正是如此，民进党的理想主义前辈们，在民进党走向执政过程中，一个个地退出政治核心。




执政后的民进党，不可避免，多少会有精神和价值的丧失，但是对台湾主权的坚守，对台湾精神、台湾价值的坚持，毫无疑问的，依然比国民党执着和坚强。因为陈水扁的错误和某些民进党人的堕落而全盘否认民进党对对台精神、台湾价值的坚持，进而否是台湾社会的改革和进步，是对台湾的伤害。




理想主义者是孤独的，但他们是革命时代的英雄和领袖。在完成了民主宪政的政治转型后，不甘于孤独的理想主义者，只能自我异化。坚守台湾精神必有坚守孤独的意志，否则，理想主义者的自我异化，也就是对台湾精神、台湾价值的异化。施明德的倒扁，就是这种对台湾精神、台湾价值的扭曲的一次表演。




基于对民进党理想主义前辈的崇敬，大陆人的我，长期收藏和浏览施明施的网站：记忆，美丽岛事件。施明德倒扁后，我也读了他的每一篇日记，每一篇文告。今天，就由一个来自大陆的网民，来评说施明德的倒扁和施明德所要追寻的台湾精神、台湾价值。




今天(9月9日)，施明德发表了九.九运动宣言，宣言说：




“这是百万人的义愤，百万人之怒。当历史被误导、道德被凌迟、司法被阉割、文化被窒息、社会被轻贱的时候，哪一次不是人民之怒冲开专制郁闷的闸门，让政治的大河重新奔流？




什么是专制？当社会上只剩下两种人，一种是多数的哑子，一种是少数的骗子时，这就是专制！”




台湾真的处于“当历史被误导、道德被凌迟、司法被阉割、文化被窒息、社会被轻贱的时候”吗？台湾社会真的“只剩下两种人，一种是多数的哑子，一种是少数的骗子”吗？政治民主化了的台湾真的如些，比威权时代还要黑暗吗？这正是我们在大陆常常听到的：台湾的民主糟得很，台湾就是大陆不能搞民主的活生生样榜。




现代民主政治，政治领袖的道德操守和责任必须经得住社会和大众用放大镜检验。陈水扁家族成员及身边人的贪污，陈水扁政府在钱银上的违规或违法操作，做为民选总统的陈水扁必须承担政治责任，民众可以要求陈水扁下台。以已揭出的弊案，不能为社会树立精神榜样的陈水扁应该下台，使台湾政治彻底告别国民党长期专权遗留的黑金劣习。




看蓝军的是县市乡长，国民党或亲民党前段时期的罢扁案，缺乏道德正义。此刻，施明德出头，呼吁倒扁，有相当的正当性。但是，施明德倒扁，应该诉诸于提升台湾的精神、台湾的价值，指向陈水扁个人的道德和政治责任，而不是抹黑台湾整体社会，台湾民主改革的成果。虽然施明德声言超越蓝绿，但他的言行，无疑将倒扁异化为为前朝申冤，从而引导社会分裂，蓝绿对抗。




施明德说，民主进步党倒退了，以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感受，一点没错。但我决不同意施明德说，民主进步党是民主退步党，做为民进党的前主席，施明德不懂得，或者说不愿意接受一个事实：民进党的世俗化。理想主义的政党，只能是煽风点火的革命党，不能成为承担社会责任的执政党，民进党适时的世俗化，仍台湾能实现政党换替之幸。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到，李登辉在民进党世俗化过程中，对民进党的帮助，才是真正怀有一颗台湾的心。说：“阿扁上台前,民进党早就变质”了，我不同意，应该说“阿扁上台前,民进党己世俗化”。




理想主义者的施明德，与世俗化了的民进党格格不入，施明德找不到自已，正如他在8月14日的“倒扁日记”中说：“时代就是身世，身世就是时代。我真切的感觉到，这一辈子我是不会有我了！”




施明德就是带着这种“不会有我了”的失落，异化了的自己，开始倒扁。施明德在8月19日的“倒扁日的”中说“台湾还笼罩在两颗子弹的阴影下，蓝绿双方对于镁光灯下的「天」字，有截然不同，但是同样强烈的感受，天啊天，你这个老天究竟是怎么当的呢？” 。从句话中，我看到施明德不是为了提升台湾的精神和价值观，而是为了二颗子弹向天喊冤。施明德超脱了割裂台湾社会的蓝绿对抗吗？我看他是不惜在台湾的身上，刺入自己的一刀。




施明德在其8月23日的“倒扁日记”中说：“李登辉最大的贡献就是毁掉国民党，陈水扁最大的贡献就是毁掉民进党。他们两位加起来最大的贡献就是毁掉台湾经验。”




我在施明德的个人网站上看到这句话的时，目瞪口呆，这真的是出自声声要超脱族群对抗、包融蓝绿的施明德之笔？台湾民主改革和社会转型的十几年就是被李登辉、陈水扁毁掉台湾经验的时期。我真不相信，这到底是施明德的网站，国民党的网站，还是新华社的网站。




陈水扁应该下台，为一系列贪污承担道德和政治责任。这无疑将将使台湾的精神和价值得以提升。如果将陈水扁个人应承担道德和政治责任，转嫁为对台湾十几年民主转型的批判，转嫁为民进党或绿营人物应对台湾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现象承担责任，就是要让台湾再次沉沦。我搞不清楚施明德是基于什么目的、动机和背景说出这样的话？以这样的认识，领导本应是体制民主、公平、正义的倒扁运动？




阅读施明德“百万人民倒扁日记”和其它文告，最长的一篇，是“珍惜最后一次包容蓝绿的机会”，施明德开篇就说：“从1996年李登辉担任第一个台湾民选总统算起，台湾经历了足足十年的蓝绿斗争与省籍矛盾。回溯这十年，相信许多台湾人会有恍如隔世之感，特别是曾经试图投身其中解决对立冲突，最后弄得伤痕累累，徒劳无功的人。这十年对他们而言，像是一个醒不来的梦”。接着，施明德全面否定台湾民主改革十多年来，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领域的表现。




施明德的这段话，就一个大陆人的我来说，太熟悉了。官方媒体天天宣传的，就是这些：民主改革的十年，台湾政治混乱、贪污腐化横行、经济一团糟；李登辉和陈水扁搞台独，造成台湾社会族群分裂、省籍矛盾激化，乱象丛生；李登辉和陈水扁，不得人心，台湾人民与这些台独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




难道1996年李登辉担任第一个台湾民选总统之前，台湾没有省籍矛盾、没有贪腐黑金。施明德应该明自；1、贪腐不是民主化的属性，更不是民主转型的后果。只有民主化转型后，台湾社会才能对总统的德道品行行驶监督；如果没有李登辉的民主改革，别说你能召开群众到总统府前抗议总统贪腐而不被镇压，此刻，或许你还被关在监狱里。2、从1996年李登辉担任第一个台湾民选总统算起的台湾民主转型的十年，应该是台湾人享受自由民主，行驶权力的十年；像是一个醒不来的梦，恍如隔世的，不是“从1996年李登辉担任第一个台湾民选总统算起”的台湾民主转型的十年，真正制造省籍矛盾、造成社会对立、最后弄得伤痕累累的，是国民党长期的一党专政。3、实现政党轮替，没有让台湾经济象香港一样经历衰退折磨，被边缘化的，正是李登辉担任第一个台湾民选总统算起的台湾民主转型的十年的成就。




我不知道施明德为什么总是把陈水扁个人的德道责任与李登辉担任第一个台湾民选总统算起的台湾民主转型的十年连挂在一起，为前朝伸冤，像大陆媒体一样抹黑李登辉担任第一个台湾民选总统算起的台湾民主转型的十年的成就。这就是一个大陆人的我，同是认为陈水扁应该引咎下台我，从对施明德推崇至备，默默地为他祝福，到到台湾论坛发贴反施的原因。




施明德说得没错，倒扁是值得珍惜的“最后一次包容蓝绿的机会”，但施明德珍惜了这“最后一次包容蓝绿的机会”吗？没有，施明德没有超脱蓝绿对抗、政权之争。他在8月20日的倒扁日记：“扁后政局”一文中，透露出他倒扁的愿景：




1、民进党分裂，在野休生养息，回归「清廉、勤政、爱乡土」的核心价值，浴火重生。//“爱乡土”，施明德已到了“本土”、“台湾主体”不敢说出口的地步了；




2、“国民党的的马主席，应该很快会提出他到二0二0年的施政愿景”，“马主席展开的二0二0愿景中，和平、民主、繁荣将不是空话”。//哇，到2020年，台湾政权是国民党、马主席的专权了；学会以“和平”裹挟台湾了，“和平”裹挟和“导弹”威胁是一会事，谁都明白。事实上，由于害怕台湾民主政治的冲击，大陆执政当局比台湾人更害怕统一，大陆对台策略，可以总结为“拒统防独、以美制台、维持现状”，“和平”变成台湾岛内，某些人自已威胁自已。




3、“亲民党的宋主席是台湾政治领袖中最能够体察弱势族群的一位”，“作为最了解中国文化与台湾文化的政治人物，宋主席似乎可以先超然物外，再民胞物与。亲民党当然会是海峡两岸举足轻重的政党”。//我晕！




4、台联党“仅有的本土论述也必须扩充，让它有更丰富的政治、经济、文化意涵”，“延揽更多艺文领袖以及从宪法到海商法的法律专家，建立台湾人的精神高度以及看守台湾政经生活的运作常轨”。//让台联党充当关键少数派，当台湾和台湾精神的守护人，这是我唯一赞赏的一点。




让国民党轮替上台，对台湾民主转型成功有利。民主转型，一般要经历2到3次的轮替，才能达到稳定，成熟。国民党内部改革、党主席和中委直选后，今日的国民党正在改革自新。何况，今日的台湾民主政治，也己进步到谁执政都坏不了大事的时候。政党轮替，将会是台湾政治的常态。但轮替上台的，一定会是马主席吗？




以现时台湾的政治生态，台湾人，你们是否做好重新接受一个外省籍总统的心理准备吗？也许现在说起来轻巧，到投票的那一刻，省籍就是台湾人在现时政治生态下背上的十字架。




倒扁本是一次包容蓝绿的机会，本是解开省籍这个结，以公民社会的力量化解族群矛盾、蓝绿对抗的一次绝佳时机。但被施明德搞砸了。以上所论述的施明德的种种偏见，在某些外来势力的影响戓操纵下，施明德把公民社会的倒扁，引导到再次制造蓝绿对抗、族群对立的迷途。




民主转型，一般要经历自由化、民主转型、民主巩固三个阶段。台湾的民主政治，正处于民主巩固阶段，这时，从对抗过渡到“竞争、制衡、协商”的良性稳定状态，结束对抗，往往需要出现一个拐点，一个偶然的机会。




陈水扁的弊案，提供了这个机会，那就是以公民社会的力量，以道德和完成政体建构为诉求，一方面要求陈水扁下台，承担道德和政治责任，或者总统虚位化；一方面要求国民党交出党产，以示救赎。同时要求修宪，废除立法院和行政院，成立国会，实行内阁制。这套方案，解决“清廉、公正、正名、制宪、省籍”等等一系列导致台湾社会对立冲突，阻碍民主政治定型的问题。




在我看来，统独之争、蓝绿对抗、社会分裂都不是实质和根源，台湾的问题，在于政体，权力集中在总统的总统制，是威权时代的遗留，在民主化的初期，需要开明的、强势的总统引领民主社会转型。但把权力过度交给一个人，总归是弊病。民主转型成功的最后一步，是总统虚位化，权力交给内阁、国会。台湾人，告别民粹、再造共和，陈水扁弊案，天赐良机，到了迈出最后一步的时刻了。“新台湾、新宪法”，新宪法不是正名、独立的新宪法，而总统虚位化、国会、内阁制，在这才是台湾的未来。




总统制在实际实践中，除美国外，好象还真的没在那个国家搞得较理想。人们给总统制分析出来的全都弊病几乎在台湾全出现。




总统制在实际的实践经验上，往往不是出现强权总统，威胁到宪政民主的成长；就是因国会挚肘，造成『跛脚总统』，行程政府效能不彰的现象，




一般学界多认为，总统制比较不利于民主体制的巩固与发展。这主要是因为下列的原由：





第一，   总统制较不具弹性，遇行政权与立法权相持不下时，无法以倒阁获解散国会方式诉诸民意解决，而只有将僵局拖延下去，直到任期届满为止。但在此一过程中，极易引发民怨，或招致军方及情治系统的不满，进而造成政治动荡局面，或是导致民主体制的崩溃及逆退。




第二，总统选举是一种『零和』式的竞争，而不似内阁制下的国会大选，失败的党派仍可在国会中拥有一定比例的议席，不会『全盘皆输』，并可继续扮演制衡、监 督之角色。但在总统制之下，总统选举失败的党派及其候选人，却只有在数年之后卷土重来，很可能会因再次失败而输掉整个政治生命。因此总统制下的总统大选往 往形成极激烈的对决局面，而各方候选人更不惜以『全国式总动员』方式，争取群众的支持，结果极易引发政治动乱或社会失序的危机，比较不利于民主体制的稳定 及成长。




第三，总统制是一人当政，集全国民众之期望于一身。而且总统当选人往往也深具个人魅力。如果执政政绩不佳，则易造成选民寄望的幻灭，甚至引发政治动荡或军人干政。




第四，总统制对政党组织的发展与党纪的维系，较为不利。总统制下的国会议员，其选举往往并非与总统选举同时举行，而且国会与总统常系由不同政党控制，总统 又无法解散国会，提前大选，因此国会议员党纪束缚较小，自主性高。一位议员往往只要尽心照顾本选区的选民利益，而无须党的全力支持，即可当选，因此造成党 纪不彰的现象，亦不利政党组织的发展。由于政党党纪维持不易，导致政党政治不易制度化，也较不利于民主成长。




第五，如果总统个人威望甚隆，又得到国会同党议员的全力支持，则其权力将极大无比，甚至使制衡机制无法落实运作，造成独裁局面，进而压抑反对力量，形成民主的倒退。这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尤为常见之现象。




民主政治需要妥协，台湾民主转型后，本应能为台湾之父或台湾之子的施明德长期失落，甚至被边缘化。这时，一个不甘寂寞的革命英雄的革命，就是要革民主革命的命。扭转被施明德异化、扭曲了的倒扁诉求，这时的倒扁，才是台湾精神、台湾价值的再现。这时，出现在凯达格蓝大道的任何一个人，才称得上超越蓝绿。



http://sanbaimen.blog.hexun.com/

(三百门渔夫，2006.9.9)

令狐药师

　　 一

　　轰轰烈烈的百万“红军”倒扁运动，在双十节天下围攻过后，内部出现分裂，凝聚力走向衰竭；外头批评声起，正当性、合法性、合理性受到质疑。台湾媒体的民调显示，超过一半的台湾民众，认为倒扁运动应该结束。

　　6月13日，台湾立法院正式启动罢免总统案程序的当晚，我写了《倒扁制马，明枪暗箭》一文，在大陆的论坛上贴出。其时，媒体和泛蓝人士正为马英九支持推动罢扁案而喝彩，为罢扁程序在立法院正式成案而欢欣鼓舞。但是，在大陆的我，从一个局外人的角度，却清楚地看到，罢扁案对马英九极其不利，罢扁是明枪、是手段，刺马是暗箭、是目的。罢扁的效果只能是为民进党解套，受伤的必是马英九。到6月底，罢扁案发展的结果与我事前的预测一模一样，马英九的支持度急剧滑落。

　　9月9日，施明德主导的百万人倒扁运动开始，当天，我写了《施明德倒扁：台湾精神、台湾价值的异化》一文，在两岸的论坛同时帖出。我的观点是，一个民主社会的民选领袖，陈水扁必须经受民众和政治反对派用放大镜进行检验，一系列家庭和亲信的弊案，陈水扁个人应该承担道德和政治责任，引咎辞职。但是，台湾政局的长期纷争，“统独之争、蓝绿对抗、社会分裂都不是实质和根源，台湾的问题，在于政体，权力集中在总统的总统制”。“但把权力过度交给一个人，总归是弊病”。“总统制在实际实践中，除美国外，好像还真的没在那个国家搞得较理想。人们给总统制分析出来的全都弊病几乎在台湾全出现”。因此，公民运动倒扁，应该以公民社会的力量，以道德和完善政体建构为诉求，一方面要求陈水扁下台，个人承担道德和政治责任，具体目标应该是总统虚位化，实行内阁制。

　　但是，我阅读了施明德的全部“百万人倒扁日记”和“九.九宣言”，从中我没有看到倡导“公民运动”的普遍价值，我看到的是哀怨、仇恨和对十六年来台湾民主转型的否定。因而，这一运动甫一开始，我就认定，“倒扁本是一次包容蓝绿的机会，本是解开省籍这个结，以公民社会的力量化解族群矛盾、蓝绿对抗的一次绝佳时机。但被施明德搞砸了”，“施明德把公民社会的倒扁，引导到再次制造蓝绿对抗、族群对立的迷途”。

　　我的观点，在网络上，受到多数国内和台湾网民的反对、批判，乃至漫骂。然而，时至今日，倒扁运动的后果，再次不幸地被我事先言中。当下，除施明德领导的倒扁运动被质疑外，国民党和民进党的声势此消彼长，高雄市长候选人的支持率出现逆转。马英九的满意度也急剧滑落8%，再次创下历史新低，倒扁制马的效应再次呈现。

　　 二

　　百万“红衫军”席卷台湾，施明德没有动员百万民众的能力。在原本己是红、蓝、绿缠斗在一起的台湾，早己被边绿化的施明德，要启动这场运动，不得不借助“红媒”、“蓝营”的力量。在台湾，最大的“红色”势力是“红色媒体”，他们与cctv4和凤凰台唱同一个调，他们中的一些节目或主持人，天天在cctv4或凤凰台出现，看这些台湾“红色媒体人”，就能体会到他们不惜代价制造蓝绿对抗，分裂台湾社会的决心和鼓动力。

　　构成“红军”的另一股巨大的力量，是捧国民党名誉主席连战为领袖的国民党旧势力和有西进商业利益的个人、企业和团体。这股势力，在“红媒”的配合和支持下，既拥有“宣传”优势，又拥有资金优势，在国民党内部和台湾社会，形成强大的力量。这股势力的政治目标是压制马英九，实现“连马配”。这是连战能够做到退而不休，能够担任国民党第一个名誉主席的强大支撑体。在马英九当上国民党主席后，以连战为首的这股势力，以国民党“智库”(即“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为平台，在与马英九的“新台湾人基金会”团队争夺国民党政策的主导权上，占尽上风。所以，尽管施明德领导的倒扁运动开始后，马英九企图与之保持距离，国民党在这股势力的主导下，仍然在基层进行动员，壮大并最终主导了“红杉军”的倒扁运动，使“反贪倒扁”，质变成蓝绿对抗。

　　“九一五围城”、“遍地开花”、“天下围攻”、“里应外合”，“红军”的这些运动，没有一项能够离开“红媒”的鼓动和国民党民代的动员。所以说，“百万人倒扁”，与其说是施明德领导的“公民社会运动”，不如说，是“红媒”和国民党借壳发动的政党恶斗。

　　从施明德的主要助手贺德芬教授主张“倒扁”改名“反贪腐”，到贺德芬被停止倒扁指挥部发言人职务、退出“六人决策小组”成员；从施明德压住全台“遍地开花”，到同意“遍地开花”，南下浊水溪。这个过程中，施明德有多少实质主导权，有多少是被裹挟的无奈？

　　很多人批评马英九在倒扁运动中耍两面派，经常给“红衫军”使绊，软性限制“红衫军”的活动。我认为不是这样，马英九应该是评估到，介入“百万人倒扁运动”，制造“政党恶斗”，对自身将会造成的伤害。但是，国民党除他这个“马主席”外，还有连战这个国民党史无前例的名誉主席，有一股围绕在“连主席”周围，随时准备把“马主席”挤到一旁的旧势力。在党内势力的牵制下，马英九没有实力主导国民党的路线、政策和策略，只能与”红杉军”始终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干些吃力不讨好的脏活、累活。

　　尽管马英九认以“党主席”为施明德的倒扁运动给党内定调“支持但不介入”；尽管马英九试图以台北市长的身份，限制"红衫军"的一些活动，为运动降温；尽管马英九以“国民党主席”的身份，建议与苏贞昌会面，试图以政党协商化解街头运动，启动“红衫军”退场机制。明枪易超，暗箭难防。最终，正是国民党民代的动员和全面介入，使“公民运动”质变为“蓝绿对抗”，马英九在这场对抗中，成了一个“最受伤的男人”。

　　三

　　姜是好的辣，就在社会各界批评“公民运动”变成“政党恶斗”之际，施明德不但没有为之辩护，反而立即承认，“百万人倒扁运动”存在走向加剧社会对抗的危机。天下围攻当日国亲立委大闹国庆大典的行为，让他们警觉。因为忧心蓝绿对抗加剧，故而决定百万人倒扁休兵，劝民众暂离开。施明德从容退场，将倒扁运动失败的责任全部推由蓝营承担，从而再次占据进可攻、退可守之势。

　　倒扁指挥部发言人张富忠也说，从九月九日到九一五围城，倒扁运动基本上是成功的，不但提出反贪的新公民价值，而且真正超越蓝绿。但从遍地开花之后，就出现一些隐忧的现象，由于战线拉太长，很多地方必须仰赖蓝营民代，整个运动质变。

　　张富忠更批评国民党和亲民党：“国亲立委穿著红衣在国庆大典上闹场，这样的行为只会激化蓝绿对立，并非倒扁总部所乐见”。张富忠质问：“是否穿红衣就可以为所欲为”？“我们难道愿意见到台湾成为废墟”？

　　轰轰烈烈的百万人民倒扁，国民党出钱又出人，吃力不讨好，最后全部的屎盆，还通通扣在蓝营的头上。

　　有人认为“百万人倒扁”，是施明德给国民党挖的陷阱。我认为不是这样简单。问题在于，“红媒”和“蓝营”的一些势力，也企图利用施明德，利用民众运动，达至自已的目的。纵然因此受损，纯属偷鸡不成亏把米。

　　如果说施明德发起“百万人倒扁”的初始构想，就是要发起一场超越蓝绿的“公民运动”，我也不同意。施明德一开始，就给运动定调“百万人倒扁”，己经回答了是为倒扁而反贪腐，还是为反贪腐而倒扁的疑问。主张将运动定名从“倒扁”改为“反贪腐”的贺德芬被停职，证明这场运动，从始至终，就是为倒扁而反贪腐，离公民运动追求社会普遍价值很远很远。

　　但是，百万人民倒扁运动此刻果断休兵，施明德通过对国民党和亲民党介入运动的批判，将他发动的这场加剧了群族分裂、蓝绿对抗、政党恶斗的运动，最后时刻，定格在“公民运动”上。

　　这是政治的诡吊，也是施明德的高明。所有企图利用施明德的势力，施明德都赏给他们一个响亮的耳光。他以这样一种方式退场，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他飘然而去之际，很多人还没有回过神来！拿捏得如此准确，结果如此富有戏剧性，这不是人算，是偶然，历史往往就是在偶然中形成。

　　 四

　　一系列家庭和亲信的弊案，陈水扁个人应该承担道德和政治责任，引咎下台。不要管动机和目的，事实是，施明德以一场运动，证明蓝绿对抗、政党恶斗和公民运动，都做不能倒扁，从而，让台湾社会清醒地认识到，1、台湾的政制存在缺陷；2、只剩协商、相互妥协一条路，可以解决目前的政局纷争。施明德发起的运动，给台湾社会，留下了启示和压力。这就是台湾政局的拐点，从这一点看，是这场运动的胜利。接下来的事，关键在于台湾的定海神计在那里？

　　九月二十六日，全台湾各大报章头版都刊登了一幅半版广告，画面中的主角是面带微笑的立法院长王金平，他手持李登辉写的“台湾的主张”。此一由台联与上百个民间社团署名的广告，就是李登辉在政局纷争越演越烈，红蓝绿街头对抗，台湾人忧心忡忡之际，向台湾社会，发出“停止政争，化解对立”的呐喊。

　　李登辉主张，停止发动群众进行街头斗争，回归宪政体制，由立法院长王金平邀集朝野领袖，进行政治协商，从根源上解决台湾政局的长期纷争。

　　9月20，针对台湾政局乱象，李登辉开出“虚位元首内阁制”的标本兼治药方。台联党主席苏进强转述，李登辉已经很明确要台联党推动“内阁制”，解决民主独裁、政局空转、政府虚耗的危机。

　　这是李登辉为台湾指出的正确路向。倒扁运动休兵后，李登辉的主张，必然会在台湾政坛发酵，进而考验马英九、王金平、陈水扁、苏贞昌等处于政坛前沿的政治人物，能把握住这个机遇和方向，就能够在台湾，留下历史性的定位，从而开创出一片新天地。

　　“虚位元首内阁制”，化解台湾长期的政治纷争，李登辉9月20日开出的药方，与我在9月9日写的文章：《施明德倒扁：台湾精神、台湾价值的异化》一文中的主张相同。为什么“虚位元首内阁制”能够标本兼治，请参阅：
1、《施明德倒扁：台湾精神、台湾价值的异化》http://sanbaimen.blog.hexun.com/5577326_d.html

2、《倒扁制马明枪暗箭》
http://sanbaimen.blog.hexun.com/4262489_d.html


（三百门渔夫，2006.10.14）

令狐药师

　前言

　　1963年，中苏反目成仇，中共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发表"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的文章，矛头直指赫鲁晓夫，掀起中苏论战的高潮，进而珍宝岛兵戈相见。1995年，中共与李登辉反目成仇，8月24、25、26连续三天，中共以"人民日报评论员/新华社评论员"名义，发表了"三评李登辉在康奈尔大学的演讲"的文章，拉开对台湾文攻武吓的帏幕。

　　1995年，两岸到底发生什么事，以至于大陆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以导弹威胁台湾，大有战争一触即发之势。在撰写这一文章时，本人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并将重要的资料集成《1995年两岸论战的资料汇编》
http//sanbaimen.blog.hexun.com/6153103_d.html，包括李登辉在1995年的几次演讲，《台湾的主张》选章；江泽民总书记1995年1月27日的讲话，“三个代表”理论，人民日报评论员/新华社评论员：《三评李登辉在康奈尔大学的演讲》，方便读者自我分析、判断。

　　本人计划写三篇文章，《三评中共与李登辉反目成仇的原因》，这是第一篇：





三百门渔夫台海系列之九：



一评中共与李登辉反目成仇的原因：谁代表中国文化的前进方向
　 1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病逝，前共产党员，意识形态上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李登辉继任总统，1月27日被推举为国民党代主席，7月8日当选为党主席。

　　李登辉在台湾全面执掌党政权力后，在两岸关系上，摈弃蒋经国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打破两岸关系40年坚冰，致力于改善两岸关系。1989年至1994年，是两岸关系最好的一个时期。

　　1989年4月，李登辉派财政部长郭婉容到北京参加亚银会议，打破两岸官员“不接触”的政策；

　　1990年10月7日，李登辉成立“国家统一委员会”，亲任主任委员；

　　1991年2月23日，台湾制订了《国家统一纲领》，3月9日，率先成立“海基会”，推动两岸谈判；

　　1991年华东水灾以后，台湾海基会和红十字会发动大规模的社会援助运动，援助款物折合人民币2.5亿多元；

　　1991年11月4日，台湾海基会派秘书长陈长文访问北京，促成大陆成立“海峡会”；

　　1992年3月23日，两会协商正式开始，此后在北京、厦门、香港、台北举行多轮两岸协商；台湾接受“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大陆也是中国的一部份。

　　1993年4月27日,第一次“汪辜会谈”在新加坡正式举行。5月6日下午，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南海会见台湾金融考察团，评估汪辜会谈。台湾方面从江总的谈话中解读，大陆的想法是加强两岸经贸、科技的交流和合作，但是，大陆认为统一的进程要慢慢来，大陆不急于统一。

　　1993年8月31日，大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名义，发表《台海两岸关系说明书》白皮书，表达对国家统一的强硬立场，为“一个中国”插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标签。重申，“一国两制”，“国家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是国家实现统一的前提，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国际组织中行使国家主权，代表整个中国，只有以中国政府同意和接受的某种方式，来处理台湾参加某些国际组织活动的问题。

　　1994年7月，台湾方面以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名义，发表《台海两岸关系说明书》予以回应，重申不接受“一国两制”的主张，指出“制度之争是中国分裂分治的本质”，“两岸分裂分治是中华民族的不幸”，强调“只有和平地统一在民主、自由、均富的制度之下，中国人才有幸福”，同时“呼吁中共加速推动经济改革、从事全盘政治改革。唯有如此，才能使大陆同胞早日脱离贫穷匮乏，过着具有人性尊严的生活。我们也呼吁中共要以坦然的心胸正视两岸关系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并体认到两岸暂时分裂分治的事实，以理性、和平、对等、互惠的原则，诚心诚意地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唯有如此，才能为两岸和平统一创造契机”。

　　1990年至1994年这五年，面对国际的封锁和制裁，大陆希望改善两岸关系，加强经济、技术合作，引进台湾资金、技术、产业，发展经济；台湾希望改善两岸关系，为台湾民主化转型创造一个和平环境。大陆死守“一国两制”的底线，坚持“中国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为统一的基础和前提。老牌社会主义者李登辉，则挥舞“自由、民主、均富的中国”的旗帜，坚持“民主统一”。双方各有所求、各有所忌，故而相安无事，海基会和海协会多次协商，达成不少的协议和共识。两岸秘密谈判也发展到由台湾总统府秘书室主任苏志诚与大陆国家主席办公室主任曾庆红直接勾通的层次。

　　期间，虽偶有磨擦，但双方均能克制，倒也甜甜蜜蜜。1994年3月，李登辉以“个人度假”方式访问东南亚三国，大陆没有持别的反对，相反，顺手推舟，提出欢迎李登辉以“个人身份”访问大陆。


　　 2

　　双方反目成仇于1995年，1995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大陆翻脸，在对李登辉口诛笔伐的同时，发动大规模军事演习和打导弹威胁，从而将台湾推得远远。从此以后，两岸渐行渐远。

　　标准的说法是李登辉1995年6月以“个人身份”访问美国康乃尔大学，鼓吹“台独”，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

　　首先，李登辉1994年3月，就曾以“个人身份”访问东南亚三国，大陆没有特别反对，还公开表示欢迎李登辉以"个人身份"访问大陆。所以，李登辉以"个人身份"访问美国康乃尔大学，不应该是大陆与李登辉翻脸的原因。大陆以此为契机，向美国施压，是为恢复中美从1989年停顿的两国国家元首的正式互访，获得实质性成果。一九九五年八月廿四日至廿七日，美国副国务卿塔诺夫访问北京，表达美国对李登辉访美的立场。中国接受美方对台湾领导人访问美国访立场和解释：首先，访问必须是私人的、非官方的、只能为个人目的，不能具有任何政治目的；其次，这类访问不仅要避免实质性的官方性质，也要避免可能被人认为具有政治象征意义的礼节性和标志性；第三、这类访问将是很少的，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才能被允许，并且是“个案处理”。美方不能完全排除今后会有这种访问的可能性。双方商定，一九九五年十月，江泽民出席联合国五十周年大会后，在纽约与克林顿会晤，恢复中断七年两国元首会晤（参阅钱其琛回忆录：《外交十记》）。

　　按大陆接受的美国三点立场，李登辉以”个人身份”访问母校康乃尔大学，不成问题。到底李登辉提出什么新的观点、新说法，鼓吹“台独”，才是此后大陆全面翻脸的关键。

　　 3

　　1963年，中苏反目，成仇中共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发表“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的文章，矛头直指赫鲁晓夫，掀起中苏论战的高潮。1995年8月24、25、26连续三天，中共以“人民日报评论员/新华社评论员”名义，发表了“三评李登辉在康奈尔大学的演讲”文章，拉开对台湾文攻武吓的帏幕。

　　“三评李登辉在康奈尔大学的演讲”三篇文章，分别批判李登辉鼓吹“分裂祖国”的言论是：一、一次不提一个中国，多次使用“中华民国在台湾”和“在台湾的中华民国”；二、用不少篇幅谈了拓展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问题；三、这次，他避开过去声称的“主权是个危险的单词”一类话，把“主权在民”落实到岛内“走向民主体制的政治改革”上，并且还要“帮助海峡这边实现政治民主化”，使“中国统一在民主自由和均富制度下”。

　　《三评李登辉在康奈尔大学的演讲》发表后，大陆官员、媒体、专家学者一拥而上，纷纷撰文、发言，批判李登辉“分裂祖国”，鼓吹"中华民国在台湾"和"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我数了一下，李登辉这篇演讲，共四次使用”中华民国在台湾”和”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摘录如下：

　　1、此次来美参加康奈尔大学校友返校盛会，不仅是登辉人人的殊荣，更重要的，这也是中华民国在台湾2100万同胞共同的荣幸。2、在一般政治转变的过程中，暴力和动乱是很普遍的现象。然而，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可说是一个明显的例外。3、虽然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并非联合国的会员国，但却已经迅速建构起一个以经济关系为中心的国际网络。最近我们更推动建立亚太营运中心的计划，以促使我们的经济更进一步的自由化及国际化。4、我们很诚恳地希望世界各国以公平合理的态度对我，不要忽视我们所代表的意义、价值与功能。有人说我们不可能打破外交上的孤立，但是我们会尽全力向“不可能的事物挑战”！本人确信，这个世界终将了解，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是一个友善且具实力的发展伙伴。

　　李登辉在康奈尔大学的演讲，是否鼓吹"分裂祖国"的言论，读者可以自己阅读全文自我辨别。我要说的是，我的解读是，李登辉在康奈尔大学的演讲，是一篇民主统一中国的檄文。这篇演讲的题目“民之所欲，长在我心”，隐晦地引用《尚书》武王伐纣时所作《泰誓》，论述了这样一个思想和路线：

　　民主是促进社会和平转变的动力，民主必须包含对个人自由及社会公义的尊重，以及个人能够直接影响国事的参与感。经济发展则不仅是为了追求财富与繁荣，还必须包括均富理念的实践。“台湾经验”，就是台湾地区的人民，近年来经由政治改革与经济发展所累积而成的智能结晶。此一经验已经得到国际社会充分的肯定，也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可以借镜的典范。世界各国应有一致的民主与人权标准，不因种族或宗教而有不同。事实上，儒家的民本精神与现代民主理念毫不冲突。呼吁北平领导当局放弃意识形态的对立，为两岸中国人开启和平竞争与统一的新时代。只有“双赢”的政策，才能维护中华民族的最佳利益，也只有互相尊重，才能逐渐达成中国统一在民主、自由和均富制度下的目标。

　　
4

　　可以这样讲，中共与李登辉反目成仇，李登辉以"个人身份"访问美国康乃尔大学不是原因，李登辉在康奈尔大学的演讲也仅是导火线，真正的原因是，从1995年元月开始，李登辉以一系到的演讲，论述了李登辉始终如一的思想：经营大台湾，建立新中原。经营大台湾，建立新中原。这才是真正的李登辉思想，李登辉路线。

　　李登辉是在1995年1月14日第一次提出“经营大台湾，建立新中原”的构思，他说：几百年来，台湾曾经先后遭受东西洋帝国的殖民统治，也曾经遭受祖国大陆的无情遗弃。在台湾的中国人，始终被历史的命运所摆布，始终没有机会和权利决定自己的命运，长期以来潜藏着一股深沉的悲情意识。光复后的半个世纪以来，这块土地上汇聚着来自大陆各地、海外以及本土的众多菁英人才，历经共同生活与共同命运的融合，已经逐渐蕴育一种崭新的文化生机；加上台湾地理位置的特点，更成为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交汇贯通的枢纽。在多元文化长期而充分的辐臻整合下，使台湾在整个中国文明的总体发展趋势中，跃居为最先进的新生力量，成为中国文化的「新中原」。

　　四月十三日．李登辉接受工商协进会理事长辜濂松专访，辜濂松问：您提到台湾汇集大陆及海洋文化之交流，希望发展成「新中原文化」，显然要以中华文化新正统自居；最近江八点特别提到中国文化是两岸统一的基础，对方似乎也以中国文化正统自称。我们知道您一直强调文化针对一个国家发展之重要，因此，请问您「新中原文化」将来会有那些独特的发展呢？

　　李登辉答：台湾光复后的半个世纪以来，这块土地上汇聚着来自大陆各地、海外以及本土的众多菁英人才，历经共同生活与共同命运的融合，已经逐渐孕育出一种崭新的文化生机；加上台湾地理位置的特点，更成为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交会激荡最佳场所。在多元文化长期而充分的辐臻整合下，使台湾在整个中国文明的总体发展趋势中，跃居为最先进的新生力量，成为中国文化的「新中原」。我们希望中共能超越意识形态之争，透过两岸和平的交流与互惠，增进双方人民的了解与友爱，让台湾地区的新生文化，对中国大陆正面临的文明更新困境，注入新的激素与活力，重建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的新内涵。

　　
5

　　什么是“经营大台湾、建立新中原”的李登辉路线？综合李登辉在1995年频频发表的演讲和1999年出版的《台湾的主张》一书，我将之概述为：

　　发端于中原的中国文化，经历了几千年中央集权统治，大一统根深蒂固，变成一种封闭、僵化、自大、霸道的大中华文化。大中华文化，己远远脱离、落后于现化西方文明。近百年来，中国历经重重苦难，始终未能建立自由富裕的现代化社会。儒家文化主张天下为公，提倡民本思想，与西方民主法治精神在本质上有其相互贯通之处，台湾地处海洋文化与大陆文化交汇的枢纽，接受西方现代化文明影响甚早，终于能够在传统儒家文化中，顺利完成创造性转化，从民本思想发展为民主思想，实现主权在民，建立了民主宪政制度。比之中原文化的停滞，台湾文化具有现代的先进性，复兴中华文化的希望和途径之所在。在这一过程中，在大陆人民不能当家作主，专制主义仍坚守“旧中原”文化，推行大中华霸权主义之时，保护台湾的自主自立，维护台湾主体政权的存在，本土优先，从政治经济文化上做大台湾，是台湾的安全和中华文化复兴的保障。“台湾经验”，将成为未来一个中国的的典范。

　　如何使中国大陆摆脱大中华的束缚，李登辉认为关键在于削弱中央集权体制，“让文化与发展程度各不相同的地区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如台湾、西藏、新疆、蒙古、东北等，大约分成七个区域”。若干享有充分的自主权的大区域，相互竞争、相互学习、相互促进，台湾作为其中的一个区域，一个经济文化领先的地区，能够起楷模作用，引领中华的复兴。

　　民主化是台湾安全的最大保障。「一国两制」的统一，不利于全中国的民主化，既使大陆同胞享受民主生活的希望，更加遥不可及，也将危害台湾的民主成果，台湾人已自己当头家的权利，故之坚定拒绝「一国两制」的构想，追求自由、民主、均富的统一的中国的目标。建设富强康乐的新中国，实现「主权在民」的理想，在台湾做得到的，在中国大陆也可以做到。“经营大台湾，建立新中原”，以“台湾经验”导引中国发展的方向，进而集合两岸中国人之力，共谋中华民族的繁荣与发展！

　　
6

　　谁代表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李登辉认为溶合儒家民本思想和西方民主思想，完成宁静革命，落实主体在民，实现和谐感通的台湾，跃居为中华文化最先进的新生力量。1996年5日20日，在导弹的硝烟中当选华人世界第一位人民直选总统的李登辉，在其就职演讲中说：“环顾世界文明史上的组织个重要文化，大都发源于一个小的地域，中华民族五千年优秀文化，也起源于中原一隅之地。台湾位于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的汇集点，近数十年来，因时局变化机缘，不但充分保存固有文化传统，并且广泛接触西方民主、科学及现代工商业社会文化。再加上台湾教育水准与发展程度，远超越中国其它地区，势必逐渐发挥文化主导功能，进而担负起文化「新中原」的重任”，1999年，即将卸任的李登辉发表《台湾的主张》，指出：“中国人可以在实现经济繁荣的基础上，阔步迈向民主化的道路。这一点，在台湾的发展经验上已经得到充分的证明了。所谓的「台湾经验」，不仅是台湾发展的成就，也应该是所有中国人所共享的资产，并为将来的统一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谁代表中国文化的前进方向？2000年，江泽民总书记提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文化的前进方向。

令狐药师

前言

   自《一评中共与李登辉反目成仇的原因：谁代表中国文化的前进方向》(http://sanbaimen.blog.hexun.com/6178221_d.html)发表后，许多网友留言，催促下文。《二评中共与李登辉反目成仇的原因：谁代表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事实上早己写好，在等待一个发贴的时机。

   咋日，李登辉在台湾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从未主张台独，没有说过一边一国也没有说过两国论，当初是说中国大陆与台湾是特殊国家和国家的关系，特殊包涵的意义很大。

   李登辉的澄清，受到两岸和国际媒体的关注：

三百门渔夫台海系列之十：

二评中共与李登辉反目成仇的原因：谁代表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一、“一个中国”法统的争论

   “一个中国”的法统，一直是两岸争斗不休的问题。1983年6月26日，邓少平提出和平统一中国的六项主张，邓的主张，后来被称为“一个中国、一国两制”，就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地方政府在对内政策上可以搞自己的一套。统一后，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

   1990年2月23日，台湾在李登辉主持下制订了《国家统一纲领》，认为大陆与台湾均是中国的领土，促成国家的统一，应是中国人共同的责任，提出两岸共同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均富的中国。

   针对李登辉提出“大陆与台湾均是中国的领土，两岸共同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均富的中国”的主张，大陆以“一个中国、一国两制”为基础，提出“一个中国的原则”，重申“一个中国”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国两制，中国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是两岸统一的基础和前提。

   对大陆提出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对大陆与台湾均是中国的一部份，1992年8月1日，台湾国家统一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关于“一个中国”的涵义》的决议，全文如下：

   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但双方所赋予之涵义有所不同。中共当局认为「一个中国」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来统一以后，台湾将成为其辖下 的一个「特别行政区」。我方则认为「一个中国」应指一九一二年成立迄今之中华民国，其主权及于整个中国，但目前之治权，则仅及于台澎金马。台湾固为中国之一部分，但大陆亦为中国之一部分。

   2、民国三十八年（公元一九四九年）起，中国处于暂时分裂之状态，由两个政治实体，分治海峡两岸，乃为客观之事实，任何谋求统一之主张，不能忽视此一事实之存在。

   3、中华民国政府为求民族之发展、国家之富强与人民之福祉，已订定「国家统一纲领」，积极谋取共识，开展统一步伐；深盼大陆当局，亦能实事求是，以务实的态度捐弃成见，共同合作，为建立自由民主均富的一个中国而贡献智能与力量。

   90年代初，李登辉全面掌握台湾党政权力后，以承认“一个中国”获得两岸关系的改善。“一个中国”的涵义是什么？那一个法统更有合法性，能够得到两岸人民的承认和接受？无论是1992年3月23日开始的海基会和海协会协商，汪辜会议；还是李登辉的代表，总统府秘书室主任苏志城与中共代表杨斯德、汪道涵、曾庆洪开展的秘密谈判，双方总是在“一个中国”的法统上卡壳，在“一个中国”的内涵上争论不休，甚至多次因此而不能签署已达成的协议。

二、人民主权，两岸关系恶化

   李登辉虽然接受“一个中国”的原则，但对中共提出的“一个中国”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了坚决反对。李坚持大陆与台湾均是中国的一部，两岸政府是两个对等的政治实体，中国的统一，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之上的统一。

   两岸权力垄断集团在“一个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统还是中华民国法统上纠缠，只是为了维护既得权力和既得利益，是一种罔顾人民权力，国家利益，只为一党谋取一己之私的行为。

   李认为：大陆将一国两制，中国的主体“大陆”坚持社会主义作为统一的前提是开历史倒车，“不利于全中国的民主化，既使大陆同胞享受民主生活的希望，更加遥不可及，也将危害台湾的民主成果”。

   李原先的企图是，以接受”一个中国”为代价，谋求两岸对等谈判、签订和平协议、促成大陆民主化改革，从而远期实现两岸民主和平统一。经历多次的两会协商、汪辜会谈、秘密谈判后，李登辉摸清大陆拒绝接受民主统一的底牌，李的计划无法落实。李悲哀于台湾人的安全和出路，明白了台湾人未来的路子可能将更加艰巨。

   如何抛开“法统”之争，打破两岸僵局，让台湾人获得安全的保障。李登辉提出了“主权在民”，因而有了《民之所欲,长在我心》，李登辉1995年6月9日在康乃尔大学发表演说。李登辉在演讲中说：

  “早在两千多年以前，中国的古书「尚书」，就有「民之所欲，天地从之」的说法，我本人服务公职的准则，也就是：「民之所欲，长在我心。」

   事实上，大家都可以明显地看出，我国民众最关切的，就是民主与发展。民主必须包含对个人自由及社会公义的尊重，以及个人能够直接影响国事的参与感。经济发展则不仅是为了追求财富与繁荣，还必须包括均富理念的实践。后冷战时代已然来临，世局却仍充满了许多难测的情势。面对共产主义的衰败，不同国家的民众也亟待尝试追求新的制度，来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在各种尝试之中，人类更必须用最高的智能与勤奋，来作出正确的选择，以免堕入陷阱。

   捷克总统哈维尔先生曾言：「解救人类世界的唯一之途，就在人类的心中」。确实如此，至少在本人心中，我一直相信「台湾经验」有其独到之处，可以帮助吾人在这个世界之中，寻找一个新方向。”

  “世界各国应有一致的民主与人权标准，不因种族或宗教而有不同。事实上，儒家的民本精神与现代民主理念毫不冲突。这也是我一再强调，尊重个人自由意志及主权在民的基本精神。

   也正因为如此，本人从政以来，始终以民众的需要及意愿，作为施政的明灯。本人也很诚意地希望，大陆的领导人士，未来也会接受如此的指引，因为我们在台湾的成就很显然的能够帮助中国大陆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我曾一再呼吁北平领导当局放弃意识形态的对立，为两岸中国人开启和平竞争与统一的新时代。只有「双赢」的策略才能维护中华民族的最佳利益，也只有互相尊重，才能逐渐达成中国统一在民主、自由和均富制度下的目标。”

   当时，李登辉已排除国民党旧势力的阻挠，决心在台湾实现民主化，举行总统直选，结束一党专政。然而，大陆在经历89风波和苏东波事变后，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党的执政安全”为唯一目标。大陆要坚持党的领导，不要“主权在民”之下的的两岸统一。这就是大陆与李登辉反目成仇的开始。李登辉的演讲发表一周后，1995年6月16日，大陆宣布中止两岸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