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三十年的失踪者

令狐药师

一个失败的结果 ，表明的是一种不可能性

　　肖一

　　邓公说：“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在这样的指向下，财富不再是中国平民耻言的一句话，以财富来衡量人的能力，成为三十年改革开放的一个越来越强的标准。从炒瓜子的年广久、到倒飞机的牟其中、炒股票的唐万新、教英语的李阳、卖饲料的刘家兄弟，创造财富者，成为新时代的平民英雄。

　　不过，在全民逐富的潮流中，也泥沙俱下，因为抢夺永远比创造容易，骗取也永远快过诚信赚钱，加上强大体制改革进程的缓慢拖沓，因此三十年逐富之后，我们有了一群长长的失踪者的名单。从正在经受牢狱之灾的牟其中、储时健、张海、禹作敏、杨斌、唐万新、周正毅；到远走他国的仰融、宋如华。一时的风光，带来的是永久的寂寞。

　　强者之辩

　　一段经典的对话，曾经发生在财经作家吴晓波和北大案例中心主任何志毅之间。当何志毅因为某些原因被迫离开他心爱的岗位的时候，同样是着力于研究中国企业的同行吴晓波对他说：“在传统的体制内，你还是一个弱者。”

　　是的，从新中国建立之后，缔造者们给中国安排的一条道路，是一条非常严密的计划经济之路。在这条到现在还在影响着我们生活的道路中行走着的中国平民，可以说全都是弱者。而在这个体制之内躁动不安的强者们，从邓公一提起闸门，就迫不及待地下海开始了游泳。他们中相当多的人，因为中国的财富重建而获得了个人财富。从中国的最边缘人群中，冒出过无数这样的财富英雄。比如说年广久，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瓜子生意，就从安徽的一个文盲变成中国先锋；而一次从若干体制缝隙里穿插而完成的贸易，就可以把牟其中变成财富英雄。

　　但时间的大海从来无情。夸夸其谈的牟其中，最后掉进了自己无限放大的贸易之中，迎来了牢狱之灾。无论他有多少冤屈，但有一点不容否认，他除了那次飞机贸易之外，没有真正地实现过多少事情；而年广久，这个安徽精明的“中国第一商贩”，除了手上硕大的金戒指之外，也没有为自己留下多少东西，年广九一直耿耿于怀的是，他的最大对手不是别人，而是分出去单干、同样使用“傻子”品牌的两个儿子，为抢生意，他们的企业互相压价，分分合合。

　　历史无疑将会记住这些平民英雄，因为他们有着纪念碑式的作用，但从根本上，他们被记住也是个人的悲剧。

　　你是强者吗？

　　也许禹作敏是一个强者，他掌握了整个大邱庄的资源，并用这些资源获取了更多的政治资源，看起来他相当强大。在财富上他超越了相当多的企业家，但强者不意味着霸道。当他把所有大邱庄的村民看作是自己的奴仆，对他们握有生杀大权的时候，他的路已经走到了尽头。

　　时间也许会嘲弄这些自以为英雄的人。如果没有邓公，牟其中也许还在牢里写他的万言书，年广久应该还在务农，禹作敏也就是一个小村官。他们确实抓住了机会，但本来是在中国重建中的一些运气钱，却被媒体、社会和他们自己认为是必然的一个结果。于是历史给了他们一个公平的结果，从哪里来，再到哪里去，甚至更为惨烈。

　　而同为农民和社会边缘人的企业家鲁冠球和吴仁宝，却因谦逊和学习，成就了自己的梦想。在时间的流逝中，强者会被更强者替代，而只有谦逊和学习，才会使自己前进。

　　智者之失

　　有谁还记得这几个名字：张海、周正毅和唐万新？

　　这些名字，曾经被金光闪闪地贴在墙上、写在书里，从气功教主到中国最好的饮料企业的领军人物、从馄饨店主到拥有四家上市公司的上海首富、从照相店老板到叱咤风云的资本大鳄。张海、周正毅和唐万新，不但是抓住了机会，而且曾经成就过自己的梦想。如果只说他们的成就，那无疑是一代天骄式的。而他们的聪明，也会令无数人佩服。

　　但是他们经得起追问吗？

　　如果周正毅一直做馄饨店主的话，那他可能会是一个好店主，会有人赞美他的馄饨好吃；如果张海认真练气功的话，他也许真能用气功治好一些人的病；或者唐万新还可以在乌鲁木齐开起一个规模不小的冲印连锁店。只是因为他们太聪明了，聪明到可以玩弄财富的程度。他们完全懂得中国的游戏规则，甚至于在转型过程中的体制漏洞和人性中贪婪的本能，他们也一清二楚。

　　正是凭借着这种聪明，他们想的是做大做大再做大。中国的落后，成了他们获得财富的最好手段。而那个根本的问题，被他们放在了一边。是的，到了张海因股票而成为赢家入主健力宝、周正毅因地产暴富而成为上海首富、唐万新的产业+金融帝国梦想成为高高在上的老三股股价时，他们自身的人性弱点也随着财富的放大而在几乎全体中国人的面前放大。

　　人不可能没有缺点，只要知进退，人的缺点就会被掩饰。但正是因为他们被贴在了墙上，写进了书里，所以他们忘记了这一点。会有人在亿万富豪张海和周正毅面前问一问，你的根本目标在哪里吗？也许不会。会有人问问唐万新你的能力能支持你做一个产业+金融帝国吗？应该没有人敢。

　　是的，智者的贪婪与偏执，最后酿成了他们个人的悲剧。你可以说张海如果不入主健力宝，他就不会走入监狱；周正毅不收买贪官，他也许会平安地度过一生；甚至唐万新不那么刚烈，最后他也许可以远走他乡。但我要说的是，这是命运的必然。张海既然可以掀起一波气功热，他就一定会认为他有能力在足球和健力宝上再掀起一股热潮；周正毅从弄到第一笔贷款之后就会一直走到把自己送入监狱为止，而唐万新，他到现在还在怀揣着他的帝国梦想。但最为关键的，是他们太聪明了，聪明到愚蠢为止。

　　体制之悲

　　有人创造过财富。

　　当你坐上金杯商务车时，请记得是一个叫仰融的人把它送到了你的面前；而你看到红塔山香烟的时候，请记得是储时健把它从一个地方名牌锻造成全国名牌。

　　但物是人非，风流不再。像仰融和储时健这样的企业家无法在舞台上表演，是他们个人的损失，更是一个民族的损失。他们之错，不在于个人，而在于国有企业的体制，是转型中国的错漏，把他们从表演舞台上挤了出去。

　　许多国企企业家，本来就是悲情的。他们肩上，有着员工的期望、有着体制的重压、更有着对手的强大。对于他们来说，是民族的责任感、对周围人的负债感、还有对未来希望的追求使得他们想做大，想得到他们认为的公平。但有一点应该明白，每一个中国企业家背后，都是悬崖。当我们作为一名观众看着他们在商业之山上奋力攀登的时候，无人知晓的是他们的负重。也许在还没有赢得尊重时，他们的表演舞台已经消失了。

　　你见过仰融的气度吗？他的气度，在于一掷千金想造出完整中华车的慷慨，要知道，这些资金，是他一分一厘从股市上赚来的；当然，他的气度也在于他对技术专家近乎恳求的真诚。他是一个杰出的金融专家，但他输在了对中国政治家们的理解失误。

　　你见过储时健的豪气吗？他引导着云南贫困的农民，靠种植烟叶而致富，但却因为一些钱的分配，栽在了阴沟里。

　　也许，这样的牺牲是值得的，因为这样的牺牲给了后来的中国人一个指引。在商业上，仰融、储时健和宋如华得到的也许是不公正的结局，但他们的失败给了后来人一个警醒，正如科学家们说的那样，一个失败的结果，表明的是一种不可能性，它为后来者插上了一个此路不通的路标。而仰融们的失败，可能比科学家们的实验还更为伟大，他们为所有中国人而探路，也为中国改革开放而探路。

　　来自台湾大霸集团的董事长莫浩然对笔者说过：“我们是在还债，还中国老祖宗因为不重视科技而欠下的债。”这个原籍湖南、性格急躁的台湾人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很多中国企业家所面临的困境。为摩托罗拉代工十几年的大霸集团在推出自己的国产品牌后失败。

　　代表着中国去参加全世界商业竞争的企业家们，面临的是科技、人才、观念、规则等全方位的落后。我们寄望有更多的强者进入中国企业家的行列，也有更多的宽容给予这些参加这场本属无望的竞争的人们。而对于他们，我们要说的是：你们是希望。

　　天边的黎明，在血色中悄然出现。在残酷竞争的先行者们的血泊里，中国企业已经开始走向了世界，无论是联想并购IBM的PC部门，还是TCL并购汤姆逊，或者是刚刚发生的中国服装冠军企业雅戈尔并购美国LELLWOOD公司男装部门，都表明了作为一个东方古老民族在商业智慧上的重新闪亮。在这个以财富和实力来衡量国家强大与否的时代，勤劳和聪明的中国人不应该没有一个位置。

　　让我们换个步伐前进，我们也只需要换个步伐前进。

令狐药师

　　我的朋友说我总是能很快到达一个境界，比如写诗，写成了一个现象，也写到了课本里；写书法，居然写成了国礼；作曲，作品被收入中国音乐学院的教材。有人说我的诗不好，我就要证明，我不仅诗写得好，在其他领域我也是可以的

　　本刊记者 吴虹飞 发自北京

　　实习记者 张莹莹

　　又见汪国真。国字脸，大眼镜。除了岁月略有痕迹，似乎和十几年前正当红的他，并无多大改变。



只是他的身份作了大转折，由诗人变成了书画家、作曲家。

　　甫一落座，他就掏出2003年出版的《又见汪国真》、舞曲专辑《幸福的名字叫永远》、古诗词配乐专辑《小学生必修80首古诗词》、发表有他书画作品的报纸及台历，最后是一幅字，4平方尺。“据说你的字是2000元一平方尺？”“那是以前的价钱。”“现在呢？”汪国真不答。

　　1990年春天，某中学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发现，学生们不在听讲，而在传抄着一个叫做汪国真的人写的诗。老师回家后，与在学苑出版社任编辑室主任的爱人孟光聊起，孟光敏锐地感觉这是一次出版商机。

　　辗转周折，学苑出版社找到汪国真，以“最快的速度、最高的稿酬、最好的装帧”为承诺，在23天内，出版了汪国真首部诗集《年轻的潮》。汪国真一炮走红。

　　18年后，汪国真在音乐轻柔的咖啡厅给我们讲述了这样的故事。北京的冬天灰蒙蒙一片，狂风乱作。他驾着一辆别克君威，阔谈人生之隐忍和意气。他重复了数次“天上掉馅饼”，相较于苦心经营、出头无望的当代诗人，他惊喜，志得意满，却依然告诉人们必须“从容，淡定”。他对自己颇为自信，也不认为自己已经淡出公众视野。十几年来，他依然供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创作部，与同事们关系良好。他大部分时间不坐班，时常在外地游走。他不失时机地对领导的呵护和理解，表达了自己的谢意。

　　“《中国青年报》发你的诗了”

　　汪国真祖籍厦门，父母自厦门大学毕业后被分配至劳动部。1956年，汪国真在北京出生。机关大院长大的汪国真，在父母的影响下，八九岁时接触《三国》、《水浒》、古诗词，又通过大院间的互相借书，读了《复活》和《安娜·卡列尼娜》。

　　1971年，15岁的汪国真初中毕业。“我们班40多个人，四五个能够上高中，主要工农兵子女。一部分去插队，还有一部分进工厂。我的幸运呢，就在这里——我被分到工厂了，开X51立式铣床。”“那不是童工吗？”“就是童工啊！”汪国真说，“才15岁，最怕上晚班，总打瞌睡。”

　　就在北京第三光学仪器厂，汪国真度过了7年“三班倒、开铣床”的工人生活，荒废时间在打扑克与乒乓球上，“要说学习吧，也就偶尔看看小说。我以为自己要一辈子当工人了。”心有不甘。他认为自己的领悟能力还可以，因为曾经获得北京仪表局铣工比赛第一名。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突然传来，他凭直觉感到“要在很短时间，改变命运”。他早知道暨南大学各方面条件比较好，“还有游泳池”。1978年9月，汪国真考入暨南大学中文系，时年22岁。他感到他的好日子来了。

　　“考文科有点违背我的初衷。”他说。他本来是打算考理科的。大学期间汪国真成绩一般，“我做事凭兴趣，对分数历来看得不是很重，特立独行，但并非性格古怪的。”他开始写作，形式是诗歌。从实用角度看，那是所有文学体裁中字数最少的。他自有“谋略”：“我的字差到连毕业论文都是找人誊写，编辑要看我的字会非常费劲。我这个人比较善解人意，我就要替人家考虑。你写得长，编辑没人认真看，即使写得不错，也是白写。诗歌字数少，可以让他在厌烦前看完。”汪国真表示他看过朦胧诗派北岛、顾城、舒婷等人的诗，但是受影响很小。他的同班同学张润森则表示，“他写得很多，但写得很差。”

　　1979年4月13日，汪国真在食堂吃午饭，同学陈建平说，《中国青年报》发你的诗了。他有点半信半疑。饭后他去图书馆，知道《学校的一天》发表了。几天后，他收到了编辑寄来的鼓励信，以及稿费2元。

　　这极大地鼓舞了汪国真。从此，他常去阅览室，记下地市级以上刊物的地址，“把作品像撒网一样撒向全国各地的报刊”。90%是退稿，3个月后换信封再投往另一家。“我当时写和投都很随意，对自己要求不是很高。”也有人认为他有极强的“发表欲”，但他认为自己是“有事业心”的人。1986年，已是而立之年，自觉一事无成，他有紧迫感。

　　《热爱生命》先后寄往北京、四川两家报刊均未采用，第三次投稿后才中，发表后被1988年第10期《读者》收为卷首作品。他开始收到读者来信，询问哪里有他的书。

　　“汪国真年”

　　1990年是汪国真年。

　　《年轻的潮》首印15万册，此后数次再版，达到60多万册。“年轻”系列印数总计超过100万。他收集了40多本他的盗版书，“加上盗版，我的书总数超过一两千万。”

　　《年轻的潮》在北京王府井书店一个月内卖出5000本。在上海，汪国真的诗集曾有一个上午卖掉4000多本的纪录。库存卖光了，还有很多人在排队。

　　“自己当时也没有怎么样，忽然就火起来了。命不错。”

　　他所在的中国艺术研究院为应付每天给汪国真的几百封来信，将收发室人员由1个增至3个。“什么样的人都有，什么样的内容都有，诉苦的，要求指正的，求爱的。后者一般会很含蓄，夹朵花，叠个什么东西，也有寄照片的。”也有女军官来信告知，她生日时，“收到8本汪国真的诗集”。

　　他受邀去全国40多所院校讲学，其中北京30余所。“这个跟经济收入没有联系。”由于演讲后学生纷纷冲上来要求签名，校方不得不组织人员拉成人墙护送其通过。

　　谈及诗歌的“传承”，汪国真自认为汲取了“李商隐的警策、李清照的清丽、普希金的抒情、狄金森的凝练”，“当然，我尽可能做到汲取百家之长，融会贯通”。虽然当时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议上的讲话仍在中文系有所提及，但汪国真自认“我的诗离政治比较远”，“根据我的创作经验，诗歌就是从生活中来”。都是一些类似于真理的大白话。

　　36岁才结婚。当时写诗的时候，“感情生活还是一片空白”，但他擅长于把一件事情进行概括和总结。比如他与浙江团省委的朋友游西湖，友人自然觉得景色每日看惯，惘然不觉有诗意，而汪国真则“心有所动”，写得出诗来。他依靠“感悟”写诗，讲求“诗眼”，把“感悟”分了行，如格言体，“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印在明信片上，工整的庞中华字体，中学生毕业了赠送同学，励情励志，着实应景。

　　“生命总是美丽的”，不管汪国真是否真的这么认为，但是他依然把自己的人生过得“很美丽”。“要是大家都去审丑，我觉得会很无聊。”对于人生，他是乐观，自信，逍遥，不愁前程的。

　　汪国真的诗大红后，似乎后无来者，前无古人。但是拜互联网之赐，格言体作家层出不穷，后来者有安妮宝贝、郭敬明等。只是现代人的口味与风气大为转向，当时以乐观，积极，促人深省为美，现在多为伤感，孤独，旖旎之作。汪国真表示，他没赶上好时候，虽然书卖了很多，但他那时是稿费制，一般人10行诗无非40元，出版社给他80元，他已经感觉是天上掉馅饼。

　　“河南18个市我只剩下两个没去过了”

　　成名后，应酬众多，不仅是签名，还常被人索要题字。盛情难却，字又拿不出手，1993年，汪国真开始练习书法。练了1年，每天1小时，“后来没时间练，但已有了很大改观了。”他用毛笔写信，时代文艺出版社的章桂征收到，便约他出书法集。“我出什么书都畅销。”他还是觉得能拿得出手的不多，于是将诗、文、书法结集在一起。

　　此后一发不可收。至今，汪国真的墨迹已遍布南北，尤以河南、山西为盛，“河南18个市我只剩下两个没去过了”，并深入各领域。他常举的例子是香格里拉酒店，主管们有人读过他的诗歌，经过商讨，一致认同请他写一种红酒的酒标。

　　汪国真信奉“与人为善”，为人随和，因此人缘不错，朋友众多，“有新闻文化界、书画界、音乐界的，也有很多政界的朋友。很多地方邀请我去给他们写歌、题字，往往是政府出面。为什么很多事情会找到我呢？因为这批人往往是我当年的读者，虽然事过多年，他们现在在商界和政界开始掌权，但这个情结还在。”

　　河南焦作的青天河风景区，已请人题好字，却因汪国真莅临，领导表示，请汪老师重新再题。“领导希望写得更漂亮一点，找一个知名度比较高的人来写。”也常有地方官员出书请他写序，他概不拒绝，前阵子便接受了开封市委组织部长和驻马店检察院检察长的邀请，“他们给我带来很多机会。”他说。

　　大众文化工业链上的汪国真走的是这样一条平稳而显赫的路，与外地官员联系，京城诗人汪国真荣耀且矜持；与商界要人配合，文化名人汪国真平和而清远。他无需炒作，只是不妨推波助澜，因为他坚信大众对他一如既往地支持。前几年，四川某报爆出汪国真做火锅店穷困潦倒，汪大为生气，状告该社，获赔2万元。

　　“我的盗版书是大陆诗人中最多的”

　　近年来，汪国真自学作曲。徐沛东还给汪国真的一首诗《挡不住的青春》谱了曲，作为电视剧《万岁高三(2)》的主题歌，演唱者是蔡国庆。2003年10月，汪国真与山西北武当山风景区合作，舞曲专辑《幸福的名字叫永远》发行1万张。2006年，双方再度合作，《名家歌颂北武当》DVD专辑推出，歌词相当直白。

　　此后，汪国真开始给古诗词配曲，计划完成400首，现已完成300余首。“你看我现在在很多领域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写诗，书法，音乐。可能以后我会花点时间，在画画这块钻研一下。”他已有了他的大众传媒计划。

　　他的大学同学，有人从政，有人经商。有人是新华社广西分社社长，有人是华夏银行深圳分行行长，有人是暨南大学副校长，甚至有人是香港特首的特别助理。“倒是像我这样人文艺术领域里的少。”

　　汪国真仍旧写一点诗，数量不多；天天看报纸，关注国际大事，比如前些年的“9·11”和不久前的贝·布托遇刺；事务繁忙，除了出席各类颁奖活动，还在筹备春季的画展；与地市官员联系密切，“1年12个月有8个月在外面”(汪的朋友张宝瑞语)；接受采访频繁，早已“触电”；利益往来之间，有经纪人为他打点；相信“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并自认在这方面“虽然我有一点名气，但跟一般普通人没什么太大差别”。

　　他回想不起有过什么重大挫折，也不会像通常人们印象中的诗人那样理想主义到了癫狂之境，他几乎没有做过什么“冒傻气”的事；他的很多同学在政坛上有所为，他也不排除自己从政的可能，“我做事相对来说比较严谨，也比较适应机关那一套”；五十知天命，他注重保养，“顺其自然”这个词被他无数次使用。当然，还有“幸运”。说到这些的时候，他的笑容和十几年前印在诗集上的照片一模一样。

　　人物周刊：你的同学张润森曾说你是个有出版欲、不甘寂寞、不甘人后的人，你对此认可吗？

　　汪国真：我觉得我是一个有追求有理想的人，不甘人后。我要顺其自然，并非一个爱钻营的人。钻营太累，效果也不一定好。你想出书，你诗写得不好，谁给你出啊？

　　人物周刊：你的诗歌曾经受到大众的欢迎，也遭到不少批评，你如何看待？

　　汪国真：对于诗人来讲，人民说你是诗人你就是诗人，不被人民承认你就什么都不是。人民是什么？人民是由一个一个的人组成的，它是一个整体。如果你否定了大众，那你的人民如何谈起？当然，除了人民的看法，还需要时间的检验。

　　人物周刊：你觉得你的作品经得住时间的检验吗？

　　汪国真：我这么跟你说吧，昨天广东旅游出版社来跟我谈《汪国真诗文集》再版的问题。你也可以去新华书店，我的书还是很容易找到，从来没有断过档。你可以了解一下这将近20年来，中国诗人的诗集摆在书店不断档的，有多少人？我的盗版书是大陆诗人中最多的， 我自己就收集了40多本。我没有听说大陆其他诗人有盗版，而且一直盗版到现在。

　　人物周刊：你这样有名，给一些比较小的地方官员写序，有没有觉得放低了自己的身份？

　　汪国真：一方面，你不能说官员写的诗水平就不高，苏轼是官员，辛弃疾是官员，白居易、元稹也是官员，他们写的诗不一定不好，甚至很多官员写的诗很好；另一方面，我这个人是重感情的，就算不是官员，我也会平等地跟人交往。比如我的一个朋友，他喜欢我的诗，常常给我打电话，当时他还在看仓库，我就请他吃饭，虽然后来他给我介绍了一个编辑，这个编辑又约了我的书稿，但是在我跟他交往的时候，没有任何想法。一个人怎么能那么势利呢？要平等地去对待别人，他是善良的，真诚的，这就够了。

　　人物周刊：你如何看待一个男人的成功？

　　汪国真：成功就是在他喜欢的事业中被人们承认。金钱美女？在当前这个社会，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标志。我想一个异性她不太可能欣赏一个不成功的男人。连孩子学费都需要女人去奔波筹措的，这样的男人能有多少女人欣赏呢？完全不考虑经济因素的感情有吗？肯定有，但不是非常多。

　　人物周刊：你已届知天命之年，如何总结？

　　汪国真：总的来说我是一个幸运的人，我的朋友说我总是能很快到达一个境界，比如写诗，写成了一个现象，也写到了课本里；写书法，居然写成了国礼；作曲，作品被收入中国音乐学院的教材。我相信性格决定命运，顺其自然，从容面对。有人说我的诗不好，我就要证明，我不仅诗写得好，在其他领域我也是可以的。

令狐药师

　　路过动物园火车站，我的眼睛就开始找那些卖毒品的人。Jan一直紧紧抓着我的手，直到见到医生

　　本刊记者 易立竞 发自北京

　　说到中国摇滚乐，原“指南针乐队”主唱罗琦是绕不开的人物。上世纪90年代，罗琦曾牢牢据有摇滚乐坛一方天地，她带有金属感、可拔到高音G的声音，是乐迷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13岁，父母离异，罗琦离家，独自闯荡江湖；

　　17岁成名，被封为“中国摇滚第一女生”；

　　18岁，她在女伴的生日聚会上与人发生摩擦，被刺瞎左眼。




　　医生说，如果她装了义眼，她就不能坐飞机，气压低时，她的义眼会飞出去；她不可以唱高音，用力唱歌，也会让她的义眼飞出去。这些情况都没有发生，因为她选择了用一块纱布蒙住那个伤口，没安装义眼。这块纱布在那个时期成为她的一个标志。受伤后的罗琦，选择了用毒品为自己疗伤。

　　22岁，在南京，毒瘾发作，神志不清，让出租车司机带她上街买毒品，司机把她拉到公安局，尔后被送进戒毒所强制戒毒，成为娱乐圈第一例公开曝光的吸毒者；从戒毒所出来后，她去了德国，长达6年，她从公众视野里消失了。

　　一直漂泊，直到我遇到Jan

　　在大家众说纷纭猜测罗琦的下落时，罗琦已在地球的另一端，拥有了一个女人的归宿，婚姻。

　　“德国，是我改变命运的福地。”罗琦说。

　　2004年5月，第一次采访回国后的罗琦，陪伴左右的是她高大帅气的德国丈夫Jan，两人穿着情侣装，罗琦身上不再有当年的桀骜不驯与愤怒，她安静地坐在Jan的身边，健康红润的脸上，找不到海洛因侵蚀的影子，一双泛着光泽的眼睛，让人无法把6年前左眼蒙着纱布的那个摇滚女将与眼前的这个人联系在一起，只是在与别人对视时，偶尔躲闪的目光让人想起她曾有过的悲伤。

　　Jan是罗琦到德国两个多月后，在一个朋友的Party上认识的。

　　“Jan一直试着引起我的注意。我看到他的第一感觉：挺帅的，挺开朗的。之后，他就每天请我吃饭，去酒吧，第3天晚上就向我求婚。他自己一直说是第4天。”罗琦毫不掩饰她的幸福。

　　Jan一直记着第一次见到罗琦时她的样子：一头短短的红发，脚上一双黑靴子，着一条黑色长裙，外面是一件赛车手穿的夹克，左眼上还蒙着纱布。他觉得这是个非常坚强，有很多故事的女孩。

　　第5天Jan和罗琦就去申请结婚。

　　领结婚证是1998年7月23日。“我们开了一个小型Party。虽然这个社会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谁也不知道明天会怎样，但结了婚就要对自己的婚姻负责。”

　　Jan是一名导演，在电影公司工作。

　　两个不同文化背景下长大的人，要在一起生活，磨合是必须的。

　　“这之后，我们就开始了‘斗争’。很困难。我不知道你是这么难对付的女孩。”Jan笑着对罗琦说。

　　“是的，很困难。我也不知道你也是个很难对付的人。”罗琦笑着回敬道。“虽然我们对彼此感觉很好，但我们当时谈不上有非常深的了解，只是相信一种很强烈的爱的感觉，就凭着这种感觉，我们决定相守一辈子。”

　　“我们发生争执的时候也都是因为文化差异，有时我觉得德国人非常固执，思维方式不一样。比如说走在路上看到前面有一堵墙挡着，你绕过去不就完了吗？可他们会把它拆了再过去。有时我很着急，我就想那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改变另一个人，只能是磨合，包容。你只能试着去了解他，站在他的立场上去想，他为什么会这样做事情，这样考虑问题。

　　“刚结婚时，我每天学做饭，给我妈打电话，问她怎么做，一点点学习，直到后来我身边所有的人都争着来吃我做的中国菜。后来还学会了上网，有了个自己的网页，在网上和歌迷们交流。出国之前我一直是漂泊状态，遇到Jan之后，他让我安定了下来。”

　　罗琦说话时，Jan一直看着她。

　　去医院路上Jan一直紧紧抓着我的手

　　“我觉得老天是公平的，给你磨难，也会给你幸运。”罗琦用一种劫后余生的语气说。

　　左眼被刺瞎之后，有过一段时间，罗琦以坚强女孩的形象出现在大众面前，“但是再坚强的人，也有软弱的时候。”罗琦说。“当初尝试吸‘那个东西’，真能给我一种暂时解脱的感觉，当时圈里百分之六七十的人都吸‘那个东西’，都说那个可以给人很多灵感。刚开始是特别有灵感，但是一旦不能控制，那个时候你根本就是一个废人，什么都不会去想。”两三个月之后，罗琦发现自己已经离不开被她称为“那个东西”的毒品。

　　“你看到过有人成功地离开它吗？”

　　罗琦喃喃地说：没有，没有，没有。

　　这一刻，她似乎又回到了那个自己曾深陷其中的时代。

　　当时，“唐朝”乐队贝司手张炬也在吸食海洛因，在一次吸毒后，张炬开着摩托车，跟一辆大卡车撞上，当场死亡。这件事对罗琦触动很大。

　　“我想过上百次、上千次，无数次要离开它，但是……”

　　从戒毒所出来，罗琦的事业与人生跌入谷底。这一次，她选择了逃避。在朋友帮助下，罗琦以最快速度办好签证，来到德国 。

　　“到柏林第一件事，就是坐出租车到动物园火车站，那是贩毒者聚集地，虽然语言不通，但巡了一圈我就知道谁是吸毒的，谁是贩毒的了。”罗琦有些尴尬地笑笑。

　　到德国一个多月后，罗琦决定戒毒。罗琦对戒毒的坚定态度让医生有了帮助她的愿望。当时罗琦既没有医疗保险，也没有足够的现金。医生告诉她：我帮助你，而且免费。

　　戒毒是几分钟内的决定，戒毒的过程却很漫长。

　　“我真的要感谢Jan，是他帮我渡过了难关。”

　　这期间，罗琦也有过心里蠢蠢欲动，想再去动物园火车站溜达的时候，“那些日子，我一直在吃一种叫美沙酮的药，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有点毒品性质，需要慢慢减量。有一阵我可能太心急了吧，停药停得太快了，第二天我的身体就开始有反应了。这个时候，是Jan帮我走过来的。我记得那天已经是下午5点多了，我的身体开始不舒服，Jan马上给医生打电话，医生已经下班了，却说你赶快带她过来。Jan牵着我的手去坐轻轨的时候，路过动物园火车站，我的眼睛就开始找那些卖毒品的人。Jan一直紧紧抓着我的手，直到见到医生。”

　　戒毒期间，罗琦每天早晨都要喝美沙酮，刚开始是浓的，后来一点点减量，每天往里面多兑一点水。喝美沙酮1年多后，医生告诉罗琦，她已经没有任何毒瘾了，只是心理作用，每天早上起来习惯性地要去喝一杯美沙酮兑的水。怎么戒掉美沙酮呢？Jan上网查资料，看中国人当初是怎么戒鸦片的。

　　“后来我才知道，那段时间，Jan每天往美沙酮里兑的水越来越多，药越来越少，到最后一个星期，他每天给我的只是一杯白开水。一个星期后，他告诉我，你已经喝了一个星期白开水了。那天，我知道，我做到了。医生说，最重要的是我自己心里知道。戒毒期间，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有个朋友把毒品放到桌上，让我来一点。我说不，毫不犹豫地走开了。那个梦让我心里突然有了很多力量，我觉得我一定可以做到。”

　　一年半后，罗琦成功戒掉毒瘾。她和Jan一起走到医生的办公室，她对医生说：“我来就是想跟你亲口说一声，谢谢。”他们3个人坐在那儿，有5分钟时间，大家谁都没说一句话。

　　“有爱，什么都可以做到。”罗琦说。

　　不用戴纱布了

　　罗琦经过修复的左眼与右眼无异，隔了一张桌子细看，也看不出不同。

　　2004年的罗琦梳着及肩直发，左边头发经常会掉下来。她不太去管它们，偶尔轻轻拂一下，那时的感觉，是她希望用头发挡着那只眼睛。毕竟，那是一个伤口，哪怕看不出来。谈到受伤的眼睛和吸毒的经历，她总会耸耸肩，脸上露出无所谓的笑，那笑里却有太多的内容——自嘲，无奈，曾经沧海。

　　3年后再见罗琦，她戴了一顶自己手织的帽子，头发全部塞进帽子里，对于别人好奇的打量，她真的已经无所谓了。

　　2000年，罗琦开始治疗眼睛。“以前在国内，也可以做手术把纱布摘掉，但我却一直觉得，身体的一部分已经失去了，已经不在了，干嘛把假东西放在我身体里面？那时希望活得真实自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心理的伤痛没以前那么强烈了，想法也就慢慢变了。”

　　考虑了一个月，罗琦答应做手术。眼科教授给她做了检查后告诉她：“我很难给你做手术，你伤后六七年没做任何修复，肌肉都萎缩了。”他把罗琦转到整形科，做完整形又回到眼科。

　　手术非常成功。刚摘下纱布那会儿，罗琦不太适应，“我总是习惯性地要把纱布贴回去。医生告诉我：你不用戴纱布了，你已经不需要了。”

　　2004年，罗琦正式回国发展。“当初去德国时，想到今后再不能唱歌了，连死的心都有。我是拎了一蛇皮口袋歌迷的信去德国的，那些信，我在德国看了1年。”

　　音乐是罗琦的生命，她无法放弃。回国已近4年，她辗转签了几家唱片公司，参与了一些演出，一直在准备新歌。

[ 本帖最后由 令狐药师 于 3.3.2008 23:25 编辑 ]

令狐药师

　　露天电影院 很多年前，中国百姓最美好的光景，是伴随着露天电影度过的——孩子们带着自家小板凳，开演前几小时就去抢地盘，有时候人太多，一部分人不得不去看银幕的反面。



1990年代中期，一些大城市还有少量露天电影院。进入21世纪，人们大多选择在家里看影碟。

　　朝鲜和东欧电影 上世纪70年代，中国引进的“大片”以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朝鲜、越南电影为主，以朝鲜电影的引进规模最为庞大。那时，看电影更多是工厂和学校组织的“忆苦思甜”的一个节目。当时有句顺口溜：越南电影飞机大炮，朝鲜电影哭哭笑笑，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中国电影，新闻简报。

　　小人书 小人书学名连环画。解放后，小人书的题材多半是土地改革、爱国增产、抗美援朝等。1980年代小人书进入鼎盛期。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少外国名著和中国名著小人书也在市场热销。1990年代，小人书渐渐在书店里消失。今天，这个集体记忆的标本已成为民间逐年升温的紧俏收藏品。

　　公共澡堂 女作家大老黄这样描绘她对公共澡堂的感受：我极为讨厌那个地方。除了人多拥挤透不过气外，更重要的是，面对这么多的裸体女人，我感到无所适从。在公共澡堂里，我感到所有的丑恶都聚集在了一起。现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谁家浴室里没有个莲蓬头啊。

　　四合院/老胡同 四合院是中国历史最悠久，分布最广泛的汉族民居典型，以正房、东西厢房围绕中间庭院形成平面布局，院落宽绰疏朗，四面房屋各自独立，又有游廊连接彼此，具有很强的私密性。1990年代后期开始，拜经济发展之赐，北京许多年代久远的四合院夷为平地。

　　蜂窝煤/煤炉 有了液化气、煤气之后，这两个物件在城市中基本看不到了，不过，在北方农村，它们仍然是重要的日常用品。随着油价高企，一些城市的低保户也开始重新使用蜂窝煤。

　　右派帽子 1978年9月17日，党中央批转同意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至11月，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在全国各地全部完成。

　　知青 1968年，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快，全国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热潮。

　　1979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知青问题的“六条”精神，随后，大量知青通过各种途径返城。

　　红宝书 被誉为“红宝书”的《毛主席语录》，曾经风靡全国、遍及世界，从1964年5月问世到1979年2月12日中宣部发文通知停止发行，15年内，仅国家出版社正式出版的总印数已达10.55亿册。“文革”中，人们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但“红宝书”不可不带，不可不读。

　　敌台 这个名词在改革开放之前是非常吓人的。敌台就是敌人的电台,那时除了政府和党的电台外,都可以理解为敌台。虽然还有几个国际朋友,如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但个个穷得叮当响,其电台估计连自己的国家都覆盖不了,更无法将他们的革命之声传到中国了。

　　万岁 解放后，由于伟大领袖空前绝后的伟力，老百姓激动得找不到更美好的词汇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只好求助于“万岁”。改革开放后，“万岁”的口号和个人崇拜一起成为历史。

　　打倒 “文革”中，“打倒”一词成了口头禅。经历过“文革”的人，很多都尝过打倒与被打倒的滋味。打倒“四人帮”以后，斗争气息如此之浓的口号渐渐废除。

　　螺丝钉 螺丝钉精神源自雷锋日记，“我要做一颗革命的螺丝钉！”这个一度最光鲜的字眼，象征着无私奉献、忠贞坚守、默默无闻等最美好的品质。这样的精神曾经是整整一代人的理想。1990年代以后，雷锋的名字出现的频率越来越少。

　　“文革”色彩姓名 “卫东”、“万红”、“胜利”、“抗美”、“国庆”、“超英”，“文革”中，中国人取名字大多带有政治色彩。今天的家长，谁也不会给孩子取这样的名字。

　　红旗牌轿车 1958年8月，中央为建国10周年庆典向一汽下达了制造国产高级轿车的任务。工人们以借来的1955型克莱斯勒高级轿车为蓝本，手工制作了一辆高级轿车。

　　1959年10月1日，10辆崭新红旗轿车在首都国庆庆典上亮相，引得国外媒体争相报道。

　　1980年代，“红旗”因耗油量大、成本高、产量低而停产。1990年代，一汽与国外公司合作重新开发红旗系列轿车，但在外形上摆脱不掉老款奥迪的影子，技术上也都是依靠国外。

　　食品供应证/粮票/布票/油票

　　计划经济时代，物品奇缺，求大于供，只能采取凭证分配的办法。那时，中国人每家都有户口，有了户口本，才有粮食关系，有了粮食关系才发粮本，有了粮本才能买米，或者取粮票，有了粮票才能在街上买吃的——光有钱是不行的。“大跃进”时期，粮油票、布票之外，又添上了香烟票、糖票、火柴票、日用品票、副食品票、绒线票和其他一些花样百出的票证。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和商品供应的充足，这些票证全都成为历史遗物。

　　倒爷 倒爷分两种：一种受到人民群众痛恨——在价格“双轨制”时代，利用计划内商品和计划外商品的悬殊差价牟取暴利；再有一种，只要他/她卖的是少见的物品，就被叫作“倒爷”。

　　1997年3月，刑法取消“投机倒把”罪。2007年7月，国务院法制办表示，正在抓紧起草制定有关市场监督方面的行政法规，以取代备受关注的《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此条例适用已经20年了。

　　工分 工分起源于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建立的农业生产互助组，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农村人民公社中普遍采用。这种方法主要有底分死记、底分活评、定额记工、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等。由于操作上流于形式，致使平均主义和大锅钣普遍存在，按劳分配原则无法体现，干多干少，干好干坏，工分都一样。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村里评工记分的方法逐渐废止。

　　招工指标 十几二十年前，这是一个重要词汇。当时想找一份工作，不管国营还是集体，必须有招工指标。招工指标非常少，即便花钱也难以弄到。那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就业机制还未形成，没有“正式”工作就等于没有了饭碗。

　　现在，已听不到哪儿还有招工指标，倒是“炒鱿鱼”和“跳槽”成了新的口头禅。

　　工资区 1956年，中国实行工资制度改革，依据各地自然条件、物价和生活水平、工资状况，适当照顾重点发展地区和艰苦地区，将全国分为11类工资区。规定以一类地区为基准，每高一类，工资标准增加3%(如浙江属二类地区、安徽属三类地区、北京属六类地区、上海属八类地区、广东属十类地区、青海属十一类地区等)。这一规定沿用到1993年。

　　万元户 改革开放初期，极少数农民通过各种努力勤劳致富，家庭年收入超过万元，万元户因此得名。当时，万元户不仅在农村，在城市也是高收入群体。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6年，全国人均月收入为1041.73元。在很多大城市，月入万元尚不能算作中产阶级。

　　大集体 特定时代的产物。“文革”中，上千万知青上山下乡。“文革”结束时，大部分知青要求回城，造成1979年、1980年左右的失业高峰。当时中央政策是谁家孩子谁抱走，你父母在哪个单位，哪个单位负责你的工作安排，国有企业的职工子女被国有企业自己包下来了，又不能马上把他变成国有企业职工，就把他们放在劳动服务公司，形成了厂办大集体。市场经济时代多被改制或破产。

　　大锅饭 大锅饭是指原国有企业中，各工种、单位不按市场方式经营，待遇不与利益挂钩，大家无论盈亏，统统吃国家的，好像在国家‘大锅’里吃饭一样。大锅饭是平均主义在经济领域的表现，是长期阻碍我国经济发展和效率增长的痼疾。经济体制改革以前，个人吃集体的大锅饭，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地方吃中央的大锅饭等问题，十分严重。

　　农转非 计划经济时代的户籍制度。农，指农业；非，指非农业生产，确切的意思是国库粮。人事系统农转非工作是帮助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在贫困边远地区、艰苦岗位工作的职工和乡镇企业中的管理人员解决户口困难，目的是支持、鼓励各类人才到艰苦岗位工作。当年，农转非“吃商品粮”，是让人羡慕的事。随着户籍制度的改革，这一切都失去了意义，某些地方，甚至有人念叨当农民的好处，愿意“非转农”。

　　福利分房 单位所建房屋以福利形式分配给职工居住的一种待遇。1998年，《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文件出台，决定自当年起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建立住房分配货币化、住房供给商品化、社会化的住房新体制。

　　毕业分配 新中国建立后，对大学生毕业分配十分重视——1951年10月1日，当时的政务院决定“高等学校毕业生的工作由政府分配”。“文革”后，百废待兴，恢复高考后的头几届大学生，个个是香饽饽，这一时期依然沿袭“文革”期间中断了的统一分配制度，个人无需为工作操心，却也没有自主权，“一个萝卜一个坑”。

　　1987年，首次出现大学毕业生分配后被退回的“寒潮”，分配制度的不合理性凸显。两年后，国务院批转了国家教委“关于改革大学生毕业分配制度的报告”。2007年4月，随着西藏取消大学生毕业分配，延续了50多年的毕业分配制度，已成往事。

　　书信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信札的年代早已过去。现代通讯方式在拉近人们距离的同时，也破坏了人们彼此之间细腻的情感交流。小伙子们再也不会在大学的收发室里苦等姑娘来信：一枚倒贴的邮票代表着“我爱你”，侧贴则是“我想念你”，斜着贴代表怨恨……这些流行一时的邮票暗语注定了要像古老的旗语那样失传。

　　电报 随着固话、手机、MSN、QQ、Email等现代交流工具的普及，电报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当然，每年央视春晚念贺电依然是保留节目，不过，这些贺电一点也不符合电报的最大特征——简短。

　　表哥姐弟妹 上世纪70年代末计划生育实施后的第一批独生子女已经开始进入婚育高峰期。对于这些独生子女的下一代来说，“表哥姐弟妹”的称呼已变成只能在小说、电影、电视中才能看到的前朝往事了。同这些称呼一齐消失的，还有青梅竹马的玩伴和面对困难时来自家族的帮助，他们有可能会是中国最孤独的一代人。早有社会学家指出，计划生育在实现人口控制的同时，也造成了人伦情感方面的缺失。

　　邻居 1949后，国家在城市建立了一整套住房方案，“单位”成为住房的惟一提供者和分配者。在大一统格局下，邻居一般意味着你的同事。尽管没有对居住环境的选择权，但邻居间的情谊却被今天商品房内的人们所怀念。隐私观念的普及和福利分房政策的中止，让“邻居”走进了历史。

　　贞操观 是什么让中国女性彻底看轻了贞操？女权运动还是性解放？亦或者，是操作简单收费低廉的处女修复术？最新看到一位男士在求偶贴中公布了对未来伴侣的、已经大大放宽了的贞操要求，令人莞尔：“不求第一次，只求第一胎。”

　　单位结婚证明 结婚无须请组织批准，离婚也无须对组织负责，在单位退出私人生活领域后，社会中人之个体变得更加独立和自由。2003年10月1日，新《婚姻登记条例》实行，结婚不再需要单位或街道盖章出具婚姻状况证明，婚检，也从原来的强制性要求，变为自愿行为。结婚和离婚都变得更加简单，婚姻开始成为纯粹的两个人之间的私事。随之变化的是，以前婚姻遭遇第三者，有组织撑腰、全民监督、领导教育，可是现在，当婚姻遇到内部危机和外在威胁时，婚姻中的一方到对方单位去告状、大闹的家务案例大大减少。

　　中山装 由于毛泽东经常在公开场合穿中山装，西方称中山装为“毛装”。在1960和1970年代，亿万中国人民大多穿中山装。中山装上衣兜里插支钢笔，代表有文化。

　　1980年代以后，西装和时装开始流行，中山装逐步被人抛弃。

　　雪花膏 20多年前，雪花膏是年轻女性令男子心旌荡漾的仅有的秘密武器。上了年龄的女人不能用，否则会有“妖精”之嫌。

　　与雪花膏同一时期，还有一种叫蛤蜊油的护肤品，填在小贝壳里，没有香味，油腻腻的，一度标价9分钱。

　　1990年代世界级名牌化妆品纷纷打入中国市场，雪花膏和蛤蜊油已难见踪影。

　　永久牌自行车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自行车是高档代步工具。那时，农村娶媳妇往往用“永久牌”接新娘子。随着私家车、公交车、轨道交通等出行方式的多样化，“永久牌”自行车淡出人们视线。

　　算盘 阿拉伯数字出现前，算盘是世界上广为使用的计算工具。东汉末年，徐岳在《数术记遗》中记载，他的老师刘洪访问隐士天目先生时，天目先生解释了14种计算方法，其中一种就是珠算。

　　电子计算器的出现，让用了几千年的算盘退休了。

　　喇叭裤 喇嘛裤在1980年代突破灰色中山装的海洋，进入内地，心理叛逆的青年极爱穿上它，招摇于闹市街头。如此过分的打扮受到许多人反对，甚至被上升到政治高度——“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流里流气”、“不三不四”，全社会如临大敌。风靡了一阵子，到1990年代，喇嘛裤就成了过时玩意儿。

　　军大衣/解放鞋/军挎 军大衣，解放鞋和军挎，对于今天40岁以上的人来说，意味着抹不掉的记忆。

　　军大衣，在北方的冬天既保暖，又令人陡生一种英武之气；解放鞋便宜、结实、轻便、防滑效果好，但许多人都无法忘记那种穿久了的臭味；军挎单肩斜挎都行，骑车时还可以挂在车把上，禁脏耐磨。

　　时过境迁，这些几乎所有家庭必备的行头，已成为农民工的工作服，偶尔会有前卫如崔健者，背着军挎出场，让人惊叹时光的变幻。

　　叔叔阿姨头 1980年代盛极一时的发型，鬓角长长遮住耳朵，头上略烫小波浪，后脑勺留撮“鸭屁股”。女人剪了这个头，前面看上去像阿姨，后面看上去像叔叔；男人剪了这个头正好相反，前面看像叔叔，后面看像阿姨。这道风景早已淡出时尚，但性别混淆依然风口浪尖——李宇春那用发胶抓得满头乱竖的刺猬般的中短发，是新时代另一款宜男宜女的叔叔阿姨头。

　　呼啦圈 在上世纪80年代末，一项新的健身运动席卷了全中国——呼啦圈。瘦瘦一根塑料管围成一个圈，一群人摇的时候，能听见壮观的“呼啦声”。当时，几乎所有的晚会上都有呼啦圈表演，单人转、组队转、一人身上套多个转。1990年亚运会，呼啦圈更是火得没边没际。1994年春节晚会，创造了旋转98个呼拉圈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上海13岁少女欧阳贝妮登台亮相，引起轰动。

　　呼啦圈消失了很久，这两年又悄悄回到我们身边，这次打出了减肥瘦身的旗号。

　　红茶菌 流行于1970年代中后期的民间养生疗病饮品。当时，家家户户五斗橱上都用玻璃罐养着一缸像海蜇水母一样的柔软物体。从邻居家讨一小块红茶菌组织，在“副食品”配给供应的年代，用有限的白糖培养。每天，一家人数次喝下浸泡出的茶色液体。

　　据四处散布的油印小册说，这一秘方本源于我国渤海一带，后流传至高加索，当地老人因长期饮用而健康长寿。

　　进入1980年代，红茶菌被“醋蛋疗法”替代。

　　霹雳舞 1987年，美国电影《霹雳舞》引进中国，中国已故“霹雳王子”陶金深受震撼，开始苦练这种被当时正统舞蹈门类看成“歪门斜道、流里流气”的新舞步。陶金携新舞蹈上了春晚以后，霹雳舞在全国掀起一阵热潮，青年人戴着霹雳手套，在大街上模仿手臂折断、机器人木偶和月球漫步的谐趣动作，其热情程度，不亚于今天的青年跳街舞和赛滑板。

　　带功报告 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中国曾掀起过一阵全民气功热，数以十万计的人练过自发五禽戏、鹤翔桩，后来是香功……那是一个想入非非的年代，当时最流行的文学作品是关于特异功能的，最流行的电视连续剧是关于海灯法师的，最流行的演讲报告是听众一起发抖的——气功？催眠？还是心理暗示？反正大家纷纷表示：感觉到了，眉心热了，更有甚者，前排的残疾病人也扔掉拐杖站起来了。

　　四大件 1970年代，结婚的“四大件”是手表、自行车、半导体收音机和缝纫机。1980年代的“四大件”是：黑白电视、电冰箱、洗衣机和录音机。现在要结婚，房子这一个大件就足以让小年轻们喘不过气来了。

　　录像带 录像带是磁带的一种，主要用来录制、播放影音作品。在1980年代，“看录像”(主要是武打、言情)是城乡青年最流行的娱乐方式。近年来，因数位式诸存技术如VCD和更新的DVD的发展，录像带和录像机退出大众市场。

　　皮尔·卡丹 1950年，皮尔·卡丹创出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时装品牌。他凭借独特的创造力和高明的经营眼光，很快在巴黎打开市场。这个品牌在中国也曾出尽风头，一度是时尚界至尊。随着全球奢侈品全面覆盖中国，皮尔·卡丹过时了。

　　BP 机/寻呼小姐 “有事就拷我。”“可是你拷品真的很差，呼了你那么多遍你都不复机。”再过10年将这样的对白拿给后来听，他们会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许多名词快速产生，又快速淘汰，这是语言学家面临的问题；小家电企业面临的问题是，许多红极一时的厂子在BP机退出历史舞台后纷纷转产或倒闭；而大批曾经薪水丰厚、嗓音甜美的寻呼小姐成了“下岗女工”。

　　大哥大 摩托罗拉3200，因其曾经作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警匪片中江湖大佬的标配，赢得了“大哥大”的美称。1987年我国首个900MHz模拟移动电话网在广东开通，“大哥大”因其昂贵价格和不菲的使用费，一度成为身份的象征。除了信号模式，大哥大跟手机最大的不同是，其体型也是重量级的，黑暗笨重，厚如砖头。1996年，GSM网开通，手机日益平民化。2001年6月，中国 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完全关闭模拟移动电话网。大哥大退场。

　　综艺大观 在只能看CCTV的时代，《综艺大观》作为惟一的综艺节目，短时间红遍大江南北，成为百姓快乐的重要源泉。

　　就像它的标志人物倪萍被打上“古董”标签一样，《综艺大观》也已走完了13年的漫漫旅程。2003年，《综艺大观》走了，更多好玩好看的东西出现了。

　　甲A 1994年，对于中国男子足球来说，是一个永远值得怀念的年份。职业联赛诞生，甲A联赛问世。“成都保卫战”、“工体不败”……给中国球迷留下了最美好的一段回忆，那时，人们真的相信甲A是能拯救中国足球的。

　　但在中国足协领导下，什么人间奇迹都是可以创造出来的：黑幕、假球、黑哨、瞒上欺下、赌球、洗钱……

　　2004，时任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阎世铎宣布中国足球超级联赛开锣。此后的发展，不提也罢。

　　1994年，大连万达夺得甲A冠军；2003年，上海申花捧杯；2008年，这两家队伍都早已换了东家。

　　奉节古城 2002年11月4日上午10时53分，重庆奉节古城实施了长江三峡库区规模最大的一次爆破，分两次完成，历时6秒，爆破面积20万平方米，被誉为“中国第一爆”。奉节古城永远消失。它的同伴还有：兵书宝剑峡、龙门峡、倒吊和尚、水帘洞、七道门洞、巴堰峡、关刀峡、大溪文化、屈原祠、白鹤梁、张飞庙……

　　蓝天 “沙尘如雪盖京华，满城尽带黄金甲”，诗意盎然的标题下，是对北京一次沙尘暴天气的报导。据统计，目前北京一年中出现沙尘暴的次数相当于过去10年的总和。加上汽车尾气和工业污染猛增，北京全年“蓝天”出现的次数，在1998年锐减到不足100天。紧跟着北京沙尘暴的，是广州一年长达100天以上的灰霾天气。 蓝天、白云、星空、皎月，已经成为一种奢侈。

　　耕地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耕地面积一直在急剧减少，迄今为止，累计减少的耕地面积大约相当于一个法国，两个英国，三个半日本。1951年到1986年的36年间，全国累计减少耕地6.11亿亩，扣除开荒造田3.77亿亩，净减耕地2.34亿亩。全国已有9个省、直辖市人均耕地不足1亩，666个县人均耕地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规定的0.05公顷警戒线。另一方面，全国人口却以每年1000多万人的速度增长。保护有限耕地资源，已是迫在眉睫的大事。

　　收容遣送制 有助于理解“收容遣送制”的关键词还有：盲流、昌平沙场、暂住证、遣送原籍……

　　从“收容”变“救助”，湖北青年孙志刚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一个自由公民，在自己的国家因为没有携带证件而被活活打死。在媒体和学界关注下，国务院出台了新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旧制度开始松动，但是暴露出的城乡二元结构对立、公民自由迁徙权、违宪审查机制等问题，还需要更长时间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