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祭——主仆袁相忱传

令狐药师

李迪亚 著

目录
序言

第一部份“我在母腹中，祢已覆庇我”
第二部份“我的好处不在祢以外”
第三部份“我必定事奉耶和华”
第四部份“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
第五部份“祂试炼我之后，我必如精金”
第六部份“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
第七部份“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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帐幕的隐秘处 -- 袁相忱
在青草地上 -- 梁惠珍
白塔寺40号素描 -- 欣林
　


主仆袁相忱、梁惠珍夫妇

　　这一见证乃是我们亲身的经历，实在没有什么可夸口的，唯一可夸的是我主舍身钉立在十字架上流血救赎全人类的大功。

　　回味我们在走灵程的道路中，经历了许多坎坎坷坷和大风大浪，主真是坐在船上亲手掌舵，每走一步都离不开主的带领，并且有许多爱主的父老弟兄姊妹为我们代祷，用祷告托住了我们，使我们不断经历神的爱和祂的大能、大力。

　　祂一直在顾念、保守我们。  

　　通过我们的见证主要是述说神的恩典，离了神我们什么都做不成，故此将一切荣耀归给主！

　　切望我们跟从主的父老弟兄姊妹们，无论我们在受试炼和遇到任何境遇，无论顺境和逆境，首先要确实地知道我们所遭遇的是出于主，凡临到我们的事都是主所许可的。故我们要不失信心，专心仰望祂、依靠祂，坦诚地交托祂。祂要藉此考验我们，看我们是否经得起考验，从而坚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更加认识主，也更加认识自己。在走天路中需度完全交托、信靠的生活，真诚地依靠祂，祂必指引你的道路。

末肢：梁惠珍　2002年1月9日

令狐药师

序一


竿子

　　“活祭”对我们来说是旧约历史的遗迹，也是预表和象征性的。我们一直体验不出“活祭”的真实性。简言之，除了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应验“活祭”的预表外，我们在自由国度里的肢体，一般是很缺乏为福音坐牢的经历和精神腾折的考验。

　　大约是在1985年，我们首次在北京白塔寺见过袁相忱牧师贤伉俪，那是我们第三次到大陆考察教会时的发现；以后经常到北京时，都是必见之人。认识袁牧师伉俪是蒙王明道师母无意中介绍的。原来我们是在1984年专程拜访王明道先生伉俪时，那时只知带一点奉献给他们自由使用。不料在谈话中，王师母提到她要把这项奉献立刻寄给北京的袁相忱，我们才发现另有一位更受他们关注的主仆。隔年，我们就在北京见到了袁牧师伉俪。

　　看完《活祭》的初稿，心中甚得激励和安慰，这也是我们每逢见到袁牧师伉俪时，所想发掘的材料。虽然他们也经常整理一些中英文见证，送给来访者，但我们常常妄想，有没有人可能整理出他们的传记，准确的介绍一下“今日的约伯”。

　　我们手上其实还有超过七八本大陆同工的著作，以及有益大陆肢体的书籍待出版，但我们听说袁牧师的身体最近很软弱，不能吃，也不能饮。现在又听说有关袁牧师伉俪的传记，就是14万字的《活祭》刚刚写好，心中真是雀跃万分。我们又蒙作者错爱和授权出版，无比欣慰。再蒙袁老牧师（85岁）叮嘱作者转达要笔者写序，笔者觉得不配，但基于新书刚刚写完，还未找到更恰当的人提序之前，笔者姑且临急应写，表示感恩、怀念，更希望他们快快看到这本宝贵的著作。

　　除了内容，我原来应当感谢作者领受主的托付，把“今日的约伯记”写好。在我们相识时，作者已写好12万字，于是我们的渴望变成领受上帝最丰泽的恩典。

　　作者为写这本书，卸下其写作专业，并花了许多心机与袁牧师伉俪约谈，都有卡带录音，以便编写时的校对。作者也会见过多位与袁牧师伉俪深交的同工和肢体，听取广泛的见证，同时参考许多书籍和重要文件，加上作者敏捷的观察、分析和表达，很圆满的概括了传记中的要点，俾向这时代的教会历史作个交待。愿主赐福本书读者，挑旺我们的赤心事奉。又愿荣耀归于那位应许再临的主耶稣基督。阿们。


一九九九年十月十七日11:25pm写于竹斋

令狐药师

序二

　　对于袁相忱先生，本人只闻其名却未能幸会。欣得作者以生动、鲜明、流畅的文笔，把读者带入了中国教会历史的长河。能与这位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堂堂正正为中华基督徒的属灵巨人神交，这是只有在主耶稣基督里才能够享受的交流。

　　全书有七大部份，交代了袁先生的成长故事、心路历程、事奉的苦与乐，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上帝的恩典与保守。

　　是的，你若只想从本书认识一代属灵伟人，它充其量只达到一半的目的。另一半更重要的就是：你也立志，在主面前、靠主恩典，效法主的仆人，以顺服、仰望、坚定的脚步，行走在主的使命中，至死不渝。

　　愿耶稣的名被高举。



铭恩序

令狐药师

序三
　　当彼得和约翰在圣殿的门口遇见一个生来瘸腿的人，那人向他们乞求。彼得对他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过后，这人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便一同与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

　　自古以来，神的大能一直以不同的形式在神的教会史上不断地彰显。当一个平凡的人愿意把自己的生命完全地摆上，让神差遣使用时，无论这生命所处的环境是如何的艰难恶劣，所面对的阻力或逼迫是何等的残酷，神也能使这微弱的生命转而成为复兴神的教会的一股动力。

　　1996年，蒙神的恩典，我有机会荣幸地探访了袁相忱牧师伉俪。在今年十月中旬，又有机会与两位长辈面谈。他们俩虽然己经年纪老迈，可是听了他们的生活见证，目睹他们对事奉神热诚的态度，使我体验到一股不平凡的动力。我看到这两位饱经风霜、历尽千辛万苦、忠心耿耿的神的仆人，至今依然是精神奕奕。他们的脸上不时流露出内心的喜乐与仁爱。两位长辈忠心地担负了广传福音的使命，以不屈不挠的毅力，甘心将生命献为活祭，一生为主发光。我深信海内外成千上万的基督徒，也都渴望得到这种生命的动力。

　　感谢神，为我们预备了作者李迪亚。藉着作者流畅的文笔和生动的表述，为中国教会以及传道人写下了美好的见证。但愿这本书能使每一位读者在属灵成长的道路上蒙福。

　　一切赞美和荣耀都归于神，阿们！




小再序于l999年10月26日

令狐药师

自序
　　袁相忱先生是中国大陆著名的家庭教会领袖，也是二十世纪神所重用的仆人之一。他十八岁重生得救后，用自己的生命回应神的爱，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他一生的使命就是传扬神的福音，他的生命活出了一个忠心的仆人在神面前应有的美好见证。

　　在与袁相忱先生相识、相谈、相交的过程中，在看到他不是一个完全人的同时，我更看到了神对一个卑微的生命的引领，以及这个卑微的生命，藉着神的同在，所焕发出的光辉。这光辉成了很多中国信徒的祝福，也成了我灵程上的一种收获。

　　袁先生的见证虽然经常在一些属灵刊物上出现，但我个人觉得，我有责任、有感动为他写一部较为完整的传记，作为我对中国家庭教会的一份回报，也作为对袁先生给予我真诚的帮助和教导的回应。感谢神，当我把这一想法向袁先生及他的亲人、同工们提出后，立即得到了大家的赞同和支持，袁先生及太太梁惠珍女士更抽出了大量的时间，按时间为顺序，重新回忆自己所走过的路。我还分别走访了袁先生的孩子、同工以及因他传福音而接受主耶稣的弟兄姐妹，并把每次谈话都作了录音。对一些无法确定的年代或人物、事件经过，我又透过多种资料，多方查证，力求做到准确无误。本书在完稿后，有幸得到袁先生伉俪以及主内多位长者的修改、审阅，并蒙袁先生提供一批珍贵的照片。书中所涉及的一些其他人物、事件，只是就事论事，绝无盖棺定论之意。

　　本书从最初的搜集资料到今日的完稿付印，历时近一年，惟感谢神的手，搀扶着我，突破一个又一个自我极限。但我深知，文中难免有遗漏、缺憾、甚至失误之处，恳请各位提出宝贵意见。

　　在本书的写作、出版过程中，得到了教会中许多属灵前辈的指导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


李迪亚
一九九九年十月

令狐药师

第一部份

“我在母腹中，祢已覆庇我”
一、童年


　　一九一四年，中国。封建帝制刚刚结束了它在中国的统治，新的思潮风起云涌。经过洋务运动后，中国呈现出一种貌似生机勃勃，实则杂乱无章的局势，各种人物争相在中国这个大的舞台上粉墨登场。一九一四年至一九四九年，中国历经了极为动荡不安的时期，在连年的战争和农业欠收的双重打击下，百姓的生活苦不堪言。但这一时期也是中国蒙福的一个时期，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时期。一九一四年，在华的外国传教士共有三万多人，全国信徒有十多万人，在痛苦艰难的时势下，中国却正进入一个空前的福音大兴旺时期。上帝的祝福没有忘记这个有着四亿多人口的大国。

　　一九一四年农历六月，安徽蚌埠正值闷热无比的夏季，太阳直直地照射着，没有一丝风，鸟不鸣，树枝也不动，整个城市都被湿闷而凝郁的空气所笼罩。在蚌埠一座中等人家的院落里，气氛更加紧张沉闷：女主人在房间里痛苦呻吟，接生婆和佣人们忙里忙外，男主人在外面踱来踱去，却又干着急帮不上忙。过了不久，一声微弱的婴儿啼哭声终于划破了这沉闷的空气，紧接着又传来接生婆高兴的喊声：“是个男孩，是个男孩。”刚才在外面一直低头焦躁地不停踱步的男主人一听是个男孩，高兴得直搓着手，脸上立即露出了宽慰的笑容。于是愉快喜庆的气氛冲破了空气的沉闷，充盈在整个院落中。

　　这个家的男主人姓袁，名禹庭，广东东莞人，因父亲跟随着同是广东籍的铁路工程设计师詹天佑先生，修筑著名的京张铁路，就从南方迁到北京南口镇落户。袁禹庭从小受过良好的西式教育，懂英文，因父母早故，袁禹庭长大后就子承父业，在铁路部门工作。由于铁路部门流动性较大，袁禹庭就带着妻子来到安徽蚌埠就职，任铁路行李员，专营行李过磅，有固定的收入，在当时称得上是小康之家。袁禹庭是家中独子，传宗接代的思想根深蒂固，所以头胎就生了个儿子，对他来说是最高兴的事。女主人姓罗名孝纯，家庭背景与丈夫袁禹庭相似，罗氏父亲祖籍也是广东，当时在天津铁路部门工作，专营财务工作，与袁家属老世交。罗氏也是独养女儿，被父母宠爱有加，虽生在封闭落后的时代，但因是家中的独女，加上家庭条件许可，所以不仅没有缠过足，而且受过良好的教育，毕业于女子师范学校。罗氏心灵手巧，有一手刺绣的好手艺。罗氏与其母笃信佛教，无论走到何处，都带着一串长长的念珠。

　　袁禹庭夫妇喜得贵子，自然对孩子寄托了无限希望，所以就给孩子起名为袁振邦，小名就按广东人的习惯称为阿邦。在那个社会无比动荡的时代，袁家上下对这个出生不久的小生命寄托了振兴国家的宏伟愿望，这也是他们当时所知道、所理解的最伟大的愿望。

　　但这个小生命也让他的父母时时处在担心之中，最主要是因孩子的身体问题。这孩子是不足月出生的，临产时只有七个月。俗话说，七活八不活，这七个月就生下来的孩子虽然活了，但却很难养。最初是不怎么会吃东西，吃了东西后又经常拉肚子，成天生病，瘦弱非常。袁罗氏自己的身体也不好，再加上没有奶水，所以阿邦从小就喝牛奶，全家人都围着这个小生命转，养得很娇，可是小东西还是三天两头地出问题。孩子稍长大后，更是成天泡在药罐里。像所有先天不足的孩子一样，小阿邦比其他同龄的孩子个头小、走路晚、说话晚。尽管出生后营养在当时算是不错，但阿邦的身体还是一直都比同龄人弱。袁氏夫妻为了使孩子健康成长，就按迷信的说法，给孩子认了个干妈。算命先生说，阿邦福浅，要找个以四条腿的动物为姓的女人认干妈，才稳当，小命才不会跑掉，找姓羊、姓马的都行。最后袁氏夫妇就为儿子找了个姓杨的女人做干妈，虽然这“杨”不是那“羊”，但毕竟了却一桩心事，图个好意头。

　　小阿邦一岁后，因父亲工作调动，就随父母一起迁到了徐州，袁禹庭在徐州火车站售票房工作，负责卖车票。在徐州的这八年中，袁家无意识地进入了一个经济顶盛时期，也进入了一个全家人长期痛苦不安的时期。

　　到徐州工作时，袁禹庭正当盛年。他脑子灵活手脚快，再加上受过良好的教育，所以他不仅很快适应了工作环境，而且还迅速发现了一条不用本钱就能赚大钱的捷径。当时社会上流通两种钱币：一种是银元，一种是中国银行印的新钞票。这两种钱币在银行里面值相等，但在老百姓手中，价值相差却很大。因为当时社会局势动荡，新钞票面临贬值的危险，所以老百姓不相信新钞票，只相信银元，在黑市上一块钱的银元相当于一块五的新币。从事这种换币生意的人都能发财。袁禹庭卖火车票时，每天能经手几百块钱，这里面有银元，也有新票，而车站结账时，两者都可以。袁禹庭就把收到的银元拿到黑市上换新钞票，然后完全用新钞票向车站结账，除能补足欠车站的款项外，还可以自己获一大笔利润。这样他每月利用工作之便兑换银元所得的钱，是他工资的几倍，家底随之日益丰厚。袁禹庭办起了自己的饮料厂，在戏园子里有了写着自己名牌的包厢，花钱大手大脚，家里有男女佣人，前呼后拥，全家一派兴旺景象。小阿邦就是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他只要想去哪里，就立刻有佣人来抱着他去；想要什么，就立即能得到。洗澡、看戏都有专人伺候着他，那是他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他的父亲用自己的小聪明与小手段，为儿子成就了一生中肉身生活最幸福的时期，也成就了儿子一生中思考人生意义的开端。

　　中国有句古话，不义之财发不得。袁禹庭发财不是靠劳力，不是靠正当生意，所以钱来得不光明，去的也就不干净。这种不用费力费脑赚来的钱，使袁禹庭认为赚钱太容易了，关键是怎么享受这些钱，于是渐渐地，他就沾染了一切有钱人都容易染上的坏毛病：吃喝嫖赌，无所不嗜、无所不沾。他的整个家庭在享受到金钱所带来的欢乐时，也很快地饱尝了金钱所带来的恶果。因袁禹庭在外面的嫖娼行为，使得他与妻子的关系很快陷入僵局。家里从此失去了宁静，夫妻俩常常是一见面就争吵不休，吵完之后就是僻哩叭啦的砸东西的声音，之后就是妻子痛哭的声音，再之后就是丈夫离家时的摔门的声音，再之后就是死一样的寂静。每次吵完架后，袁禹庭都会几天不回家，但只要一回家，夫妇俩就又继续吵。小阿邦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吵，但知道这不是好事，所以一看他们吵就非常害怕，又不敢哭，只有缩在一个角落里，瑟瑟发抖。母亲平时很少带他玩，只是让佣人来带他玩，她自己每天除了念佛就是打麻将。父母虽然不和，但对他还是很喜欢，因为他是这个单传家庭里的单传继承人。父亲偶尔也会抱着他出去玩，母亲心情好时也会很疼爱他，但心情不好时，他也很容易就成为父母的出气筒。父亲对他态度会很生硬，母亲对他也很厌烦。有时他也会挨打，父亲会用手指敲他的脑门，广东话叫做“吃菱角”；母亲则趁他还光着屁股睡在被窝里时，用藤条打他的屁股。总之，父母要随着自己的心情来定夺对孩子之爱的程度：有时是过度地溺爱，有时是过份地苛责。小阿邦七岁的时候，父亲把他送进一所私垫学堂里，接受中国最传统的教育。老师是一位留着胡子的晚清学士。一进去读书时，老师坐在中间，先让小孩子们站成一排，在孔夫子像前下拜，之后就是没完没了地背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背好了，老师会口头鼓励几句；但背不好，就要挨板子。老师总拿着一条细尺子，每天一上学就让学生上台挨个背昨天念的书，不会背书的就要自觉地把手伸出去挨打。小阿邦虽然在学习上较有灵气，但也有挨板子的时候。板子打在手心上很痛，有时会留下很深的印子，但老师说：“就得打！不打不成才，那些状元们都是打出来的。”这位老先生留给小阿邦一生最值得纪念的东西，不是他的板子，而是他在开学第一天为阿邦取的一个学名：袁相臣。这个名字与他原来的名字“振邦”在意义上相同，只是这个学名把振兴国家的具体内容表达出来了--小阿邦振国兴邦的具体目标，就是将来要做宰相大臣。“袁相臣”这个由第一位启蒙老师所起的名字，从此就成了阿邦的正式名字。

　　一九二三年，袁相臣九岁时，因父亲不思悔改，在歧路上越走越远，无节制地吃喝嫖赌，不仅花光了所赚到的钱，还亏空了大量的公款，最后终于东窗事发，被单位开除了公职。徐州铁路局给袁禹庭两条出路：一是赔偿欠款，二是入监狱，由他自己任选。走投无路的袁禹庭卖掉了饮料厂，卖掉了所有的家产，仍不够还欠款；最后还是在天津铁路局工作的岳父不计前嫌，帮他还清了其余的款项，才使他免受牢狱之苦。于是一家三口经过了大起大落后，两手空空地回到天津，暂居在外祖父家中。

　　徐州这八年的生活给袁家带来了一场梦，梦醒了，但阴影却没有散去。袁氏夫妻的感情因这八年的蹉跎，再也回不到温馨的从前了。袁禹庭到天津后身无分文，面临生活上的困难，四处找工作，但因时局不好，加之他本人不光彩的过去，所以一般的单位也不敢用他。最后还是岳父出面，托人介绍他去京张铁路做电报员。但过了不久，因军阀混战，铁路也不景气，最后发不出工资，于是袁禹庭又不得不重新找了一份工作，在北京东华门大街的真光电影院收门票。这期间因袁禹庭的工作和收入都不稳定，所以孩子和老婆还是留在岳父家里。刚有了一点起色的小家庭又分散了。

　　在徐州的八年也是小相臣性格形成的关键时期，他的身上明显地有着一切破碎家庭的孩子们都有的性格矛盾性：胆小怕羞但又嫉恶如仇；在溺爱中却又感受不到爱；不善表达却又性格倔强；马马虎虎却又敏感脆弱；性格单纯却又忧郁；缺乏安全感，缺乏知心的朋友。小相臣就带着这样的矛盾成长着。到天津后，他迎来了自己精神上第一个释放的时期。

　　因为相臣的外祖父罗子刚先生只有一个女儿，所以女儿的唯一孩子就成了老人的心肝宝贝。相臣在外祖父家里享受到了充分的家庭温暖，过了一段耳边没有争吵声的日子，这也是他一生觉得最好玩的时期。外祖父在天津劝业场旁的租界租了楼房，当时能租得起楼房的人也不是很多。他还把相臣送进一所新式小学读书。学校的功课并不紧张，加上相臣以前读过私垫，认识很多字，所以上洋学就更轻松。这一时期，相臣还结识了许多新朋友，成天在街上奔来跑去地疯玩，有时也和小朋友一起大声地唱：“小白菜，地里黄，二三岁呀，没了娘。”

　　他最喜欢的玩具是刀，这也是大多数男孩最忠爱的玩具。他向家里人要刀，但家人没有给他买，于是小朋友就教他如何自己做刀：把一块铁片放在铁轨上，等火车一辗过去，车轮就会自然地把铁片压成一把刀。有一次，他看到一个小朋友有一把小宝剑，非常好看，他就偷偷地拿过来，悄悄拿回家，也不敢让家人知道，又不能拿出去玩，他就把这把宝剑放在一个小箱子里。这小箱子装满了他所喜欢的小玩意：小刀、弹珠、小泥人等，他最喜欢的是这把宝剑，但只能是没有人在场时偷着看一眼，然后又赶忙把箱子盖上，以免别人发现。还有一次他想买玻璃弹珠，但母亲不给钱，于是他就趁外祖父不注意，偷了外祖父的一个铜板，买了几颗弹珠。他是弹弹珠的好手，与小朋友交战时，往往大获全胜，每次都能赢回几个弹珠，有时还能赢一点小钱，赢了钱就去买吃的。有一回，他也偷过一块小毛巾。但他基本上没干过太出格的坏事。

　　在天津还有一个好玩的地方，就是去离外祖父家不远的一个广东老乡家里。这家广东老乡姓梁，也是在铁路工作，家境比罗家还略好。相臣叫女主人二婶，二婶的婆婆与相臣的外婆同姓黄，又是同乡，就结拜为干姐妹，所以袁罗氏就常来与二婶聊天，相臣就随着一起来。二婶家里最大的孩子阿珍比阿邦小五岁，阿邦就常揪着阿珍的小辫，欺负她，而阿珍也许是因为小的原因，却并不介意。相臣也经常在梁家吃饭，梁家祖父过生日时，请罗氏全家，并为小孩子单开一桌，阿邦就做孩子王，把鸡腿抢过来自己吃掉。

　　偶尔犯错母亲要打时，相臣就喊外祖父母帮忙，所以这期间他所受的皮肉之苦也少了很多。因为罗家全家都爱玩麻将，所以晚上相臣还和外祖父母、母亲一起打麻将，生活悠闲而快乐。这时期相臣最主要的事情就是以各种方法玩以前不会玩的各种游戏，以及干一些小小的坏事，享受以前在徐州因被家里的佣人、及各种规矩所束缚而得不到的自由。

令狐药师

二、寻求

　　袁禹庭初去真光电影院任职时，是负责收门票。干了一段时间后，袁禹庭自己写了一份英文简历，送给华北电影公的经理。经理一看，才发现原来老袁是个很有文化的人，并且懂英文，收门票太可惜了，就把他调到办公室，负责进口片子的审核。袁禹庭的收入、住房都比以前好了很多，就在一九二七年秋把儿子接来，送进电影院附近的一所青年会办的教会学校读书。他之所以把相臣送到教会学校读书，一是因为学校离电影院近，从东华门穿过金鱼胡同，就到了米市大街的学校，免得接送；二是因为教会学校从小学起就教英文，袁禹庭想让儿子多学英文，多接受好的教育，与信仰问题一点关系都没有。于是相臣就离开母亲和外祖父母，与父亲一起来到北京，继续读小学。
　　相臣在青年会学校开始读四年级。一个完全崭新的世界在他眼前铺开了。青年会的学校实行会员制，凡入校的就都必须入会。青年会的会员以缴纳的会金多少分为几个等次，有甲种会员、乙种会员、丙种会员。缴付的会金越多，可享受的权益越多，这权益就是学校的活动设施，如免费的羽毛球场地和器材，免费在学校浴池洗澡等。学校里让他最觉得新鲜的东西有两样，一是有一个白皮肤、黄头发、蓝眼睛的女老师，教相臣学他一窍不通的英文；另一个是学校专门有一门课叫《圣经》研读，课上讲一些圣经章节，还要求学生背诵部分章节。相臣在这里开始知道了耶稣的名字，也知道了一些基督教的基本常识。背书对相臣来说轻车熟路，但英文课倒是激起他很大兴趣。他很认真地跟着那位中文名叫萧安娜的美国老师学习，从发音、字母开始，每一个环节都很认真。萧老师也很快就特别喜欢上这位插班的学生，觉得他聪明、听话，又有语言天赋。萧老师总爱让相臣回答问题，渐渐地他们师生之间开始有了一种与众不同的默契。相臣的各科成绩都非常好，他身上在天津养成的玩性和野性，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改掉，代之而起的是一个学习认真的好孩子。他的英文作文成绩非常好，常被当作范文在班上诵读；他的英语作业工整，干净，常披挂在墙上展览。他很快就因学习好、听老师的话而被选为班长，成了老师所器重的好学生、好帮手。

　　不久，一位叫石天民的男老师又开始教相臣的国文课。所有的老师都是喜欢好学生的，这位姓石的老师也很快就喜欢上了相臣，而相臣也开始用自己的眼光来细心观察这两位自己最喜欢的老师。他很快就发现了这两位老师与其他老师的不同之处：别的老师言谈行为随便，但这两位老师对学生和蔼却又恪守规章；别的老师下课了就是聚在一处抽烟聊天，而这两位老师却不参加那些粗俗的闲聊，下课后就认真地备课；别的老师有时对学生粗暴，而这两位老师却对学生和颜悦色；别的老师有时发牢骚，这两位老师脸上却总带着喜乐与平安。他感觉到这两位老师与别人不一样，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因相臣的妈妈还在天津居住，相臣是与父亲一起住在电影院里的一个小房子里，所以两位老师更关心这个母亲不在身边的学生。相臣经常到萧安娜老师家中玩，了解到萧老师原来是传教士，因嫁给一个姓萧的中国人，母会就与她断绝了经济支持关系，现在靠教书维持生活。人们就按她丈夫的姓，称她为萧太太。她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袁相臣因常去她家里玩，就被其他同学戏称为萧太太的干儿子。在那段时间里，萧老师给了相臣母亲一般的爱和关怀，她和相臣在师生感情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一种忘年式的好朋友的感情。相臣对她无话不谈，她也常劝相臣要真心相信耶稣。那时相臣嘴里不表态，心里却在想：“我在课堂上听听圣经教训就够了。我不能信这外国人的洋教，我还要光宗耀祖，做国家栋梁呢！”

　　一九三零年秋，相臣升入高中，还是在青年会的这所学校。十六岁的相臣个子长高了，但依旧很瘦弱。他成了一个非常活跃的青年人，学习成绩好，爱好体育运动：打乒乓球、跳高、滑冰，样样在行；也爱出风头：学校的一些公开活动，如演讲比赛什么的，总能找到他的身影。此时他已是一个初步成熟的青年了，开始思考一些比较长远的问题，对政治、对社会有积极的参与意识，但又只是处在纸上谈兵的初级阶段。当时正是民国时期，三民主义思想在中国大行其道，相臣也很时髦地成为三民主义的拥护者。他非常崇拜孙中山先生，认为只有三民主义才是最适合中国的，只有三民主义才是救国主义。他开始大量地读孙中山先生的著作：总理遗训、建国大纲、中山全书等，一一细读，其中的一些篇章甚至能背下来。袁相臣接受了新思想后，就开始用自己的眼光来审视社会、审视人生。他首先对自己的名字深深地不满，觉得“相臣”两个字太腐朽了，流露着晚清的腐味，做为一个有新思想的人是不能要这种名字的。但这个名字大家己叫熟了，在教会学校也用了好几年了，忽然改一个全新的名字也不太合适。想来想去，他就自己把大臣的“臣”改为热忱的“忱”，发音虽相同，但整个意思却改了，少了腐朽的味道，多了一股年轻人的朝气，但“相忱”这个名字却没有任何特殊含义了。这个名字也成了他从十六岁起使用至今的名字。当时教会学校的校长蔡八全先生是国民党党员，他看相忱对三民主义如此追求，就说：“我介绍你加入国民党吧。”但这事终因相忱年龄太小而搁置不提。

　　与此同时，萧安娜和石天民两位老师也更积极地向相忱传福音。石天民先生是王明道先生的亲密同工，他多次把相忱带到王明道的聚会点去听道。相忱就是这样在二九、三零年就认识了王明道先生。那时王先生在外租房子聚会，相忱开始不想去，但碍于两位老师的面子，又不好意思直接说不去，每次去了总是站在最后边，看着那么多人在前面祷告，就觉得他们真可怜、真愚昧。每次听道他都觉得好笑，他听的目的是想找出破绽来驳斥给他传福音的人。每次去听道，他都看王明道先生口若悬河地讲个不停，就很佩服王先生的口才，但也仅仅是佩服他的口才而已。至于其它嘛，相忱就想：“别看你讲得好，讲了半天都是空话，都是在说天书，根本就没有神，你讲得再起劲也是没有神。”

　　王明道先生在讲道时对罪的斥责让相忱听起来也不舒服，他认为王先生说得太玄乎了：一个小孩子，又没犯什么大错，没被法院抓进去，怎么会有罪呢？说每个人都犯了罪，为什么法院没把每个人都抓进去？既然没被法院抓进去，就不能算是犯了罪。每次听完道，石先生和萧太太都问他感受如何，他都摇着头说：“根本没有神。如果你们能拿出来让我看看神是什么样的，我就信。”石先生和萧太太看到这种情况，也不和他争论，惟有为他祷告。

　　这个十六岁得刚硬的青年人，也和许多同龄人一样，在初步思考人生的时候，陷入了一种青春的迷惘：他不停地涉猎各种书籍，但有三个问题始终找不道答案。一是他无法解决自己心中莫名的烦恼，那种烦恼老是困扰着他，使他觉得生括没意义，甚至想自杀。他一次次地反观自己的生活环境，实在找不出烦恼的来由，但烦恼又确确实实地无时不折磨着他。他是家中的独生子，父母很爱惜他，当时父亲工作很稳定，生活丰衣足食；他自己的读书成绩很好，与老师和同学相处融洽；因父亲在电影院工作，所以他还可以随便到电影院里去看电影。这种无忧无虑的环境下为什么还会有烦恼？袁相忱自己也解释不了。这种烦恼有时使他痛苦到极点，甚至想以死来解决。有一个下午，他照着从书上看来的自杀样子，双手各拿一根大铁钉子，准备往电源的插孔里插，就在双手伸向电源的一刹那，忽然有一个声音从心里响起：“袁相忱，你这样做，对得起父母吗？难道他们就白白地养你一场吗？”于是，伸向插座的双手就慢慢地缩回来，但心中的烦恼和悲观依然滋生漫长。

　　袁相忱解决不了的第二个问题是：自己如何才能战胜罪恶的引诱，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他感受了自己家庭被罪恶所苦害的伤痛，也看到了许多年轻人在学校当学生的时候很纯正刚毅，但一进入社会，很快就被同化，在大染缸里腐化堕落了。他深深地恨恶罪恶，渴望自己将来能过一个完全圣洁的生活，如荷花般出污泥而不染，做一个邪恶社会中的正直的中流砥柱。但他自己也明白，靠自身的力量来对抗社会的潮流，简直是以卵击石。那么，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呢？他不停地寻找着，不停地失望着。

　　袁相忱无法解决的第三个问题是：人死了以后到底会怎么样呢？到底有没有鬼怪，有没有灵魂呢？人死后难道真的就是与草木同朽，一了百了、就此拉倒吗？

　　带着这一连串疑问，相忱开始对人生哲学和世界观作苦苦的寻求。

　　他首先从传统的宗教入手，希望能在其中找到答案。在三十年代初期，对社会有较深影响的有两大传统宗教，一是佛教，二是儒教。袁相忱以他十几岁的青年人的眼光，开始分析这两大宗教。他认为佛教虽然有数千年的历史，并在中国有较大影响，但佛教消极出世的人生观不符合他光宗耀祖、振兴国家的远大理想，所以佛教也根本解决不了他的问题。儒教中不提将来的事、死后的事，只讲忠孝礼仪廉耻、三纲五常，这也不能解决他对人死后将何去何从的疑问。最后袁相忱又把目光重新转向就在身边的基督教信仰。经过教会学校几年的耳濡目染，尤其是石、萧两位老师的引导，相忱对基督教教义已基本了解。他承认基督教在伦理方面是无比的，是个很不错的人生哲学，但却还不能完全接受。他仍然认为这是洋教，中国人不能信。当然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他还没有认识神，还不相信神的存在；他还顽固地认为，看不见、摸不着的就是没有。科学一天天地发展，人类思想也会一天天地进步，再过十几年，等这批老信徒死了，就不会再有人相信基督教了。

　　这一时期，袁相忱不停地寻找、失望、再寻找。他对任何新鲜的观点理论都感兴趣，但任何观点理论都不能使他长久地彻底满足。

　　一九三一年冬天，袁相忱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圣诞公宴，这是一个任何学生都可以参加的晚会。吃过饭后，大家举着蜡烛唱了几首圣歌。唱过歌后就有一个姓王的公理会的牧师来到每个人面前，给大家施点水洗礼。王牧师没有问：“谁愿意受洗？”

　　他直接就过来，挨个给大家施洗。袁相忱也受了洗，但他并没有真心相信。

　　转了一圈，相忱依然找不到答案。他依然处在极度的痛苦、烦恼之中，心灵的空虚使他生活在一种看不见却感受得到的黑暗中。他知道人需要信仰却又拒绝真正的信仰；苦苦寻求却又不相信独一的真神；干渴难耐而却又不肯喝生命之水。他在爱中却感受不到爱，在安全中却没有平安，在舒坦中却没有喜乐。他知道自己该被一种更高的力量来感染、来充满，但却找不到方向。他像所有寻求真理的人一样，走过了一条很痛苦的心灵历程。

　　然而，心灵痛苦的人有福了，因为寻找的就必寻见。

令狐药师

第二部份

“我的好处不在祢以外”
一、恩上加恩


　　一九三二年，袁相忱的外祖父母因铁路工作不景气，就辞去工作，与袁相忱的母亲一起从天津迁到北京居住。袁家就在东华门北河沿锡拉胡同十四号那里租了房子，一家人从此才得以团聚。十四号的房子是里外两处院子，精明能干的袁母罗孝纯就把这两处院子共二十多个房间都租下来，自己一家人住三间北房、一间东房、四间耳房，其余的则再租出去，自己做起了二房东，每月都有不少的收入。

　　团聚的新鲜劲过去后，母亲才发现，相忱己变成一个沉默忧郁的年青人了。因为平时缺乏良好的沟通，此时再想无隔阂地沟通已为时晚矣。可能是孩子长大了，有独立的空间和思想的原因吧？母亲这样想着，也没有深究，照旧是每日念佛、打麻将、说闲话。相忱也依然经受思想上的挣扎与痛苦。在此期间，他与萧安娜和石天民老师依然有良好的关系。自从他在一九三一年圣诞节受了点水洗后，开始比较热心地向神靠拢，但还没有完全归属神。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晚，屋外寒风刺骨，屋内相忱正一个人坐在灯下做作业。煤油灯黄晕的光把他清瘦的身影在墙上勾勒出一个模糊的轮廓。九点半钟，相忱做完了功课，一个人坐在桌前，忽然心中一阵感动，一个意念清楚地放在他的心中了--真的有神。这意念是清晰而无条件的，是用心理学和生理学都无法解释的，说不清它的来处，却感受的到它的真实。以前总是觉得没有神，但这意念顷刻间就把神放在他心中，使他无条件地顺服，无条件地接受神。他立刻就把煤油灯拧熄，跪在地上向神祷告：“神啊，求你赦免我，我现在知道你真的存在，我愿意接受你为救主，求你赦免我一切的罪。”

　　接着他又一项一项地承认自己所犯的罪：撒谎、偷东西、欺负人、虚伪、恨人、自私、嫉妒、骄傲、思想污秽等等。他诚恳地求神赦免他，用耶稣的宝血洗净他一切的不义和罪。祷告完后，感恩的泪水从眼角流出，心头长久压抑的重担随泪水一齐解落，惶惶的心终于找到了安息之所。他久久地趴在地上，永远地记住了这个对他无比重要的时刻。他明白了自己是个罪人，是个犯了道德律和良心律的罪人，他也接受了耶稣作他个人的教主，使他从罪中得以释放，从此他心里有了神所赐的新生命。他进入了第二个精神释放的时期，也是一个永远释放的时期，从此他的心不再流浪。当他从冰冷的地上站起来，把煤油灯重新拧亮时，好像整个宇宙都改变了，在他面前呈现的是一个崭新的世界、一条崭新的道路。

　　地上的一人得救，天上的天使也为之欢呼。

　　袁相忱牢牢记住了这个属于自己新生命开端的日子：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他忘记了自己出母腹的日子。小时候，家里为他过很热闹的生日，但他太小，只知道拿礼物、吃好东西，具体日子倒没记住。九岁以后，家境没落，父母就没法给他过生日了。母亲偶尔伤感地提及此事，说袁相忱小时候过生日的种种高兴景象，袁相忱也不记在心里，只模糊记得是阴历六月，具体日子就没有问母亲，所以他是一个不知道自己肉身生日的人，但他一辈子却牢牢记住了自己重生的日子。他告诉别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生过两次的人：一次是从肉身的，一次是从神的。所以每个人都有两个生日，都应该好好记住。”他只知道自己是农历六月出生的，初几就忘掉了，至于公历几月几日，就更不知道了。他的户口簿上的出生日期正是因为他想不起真正的出生日子，就干脆自己把生日的公历日期定为六月六日，方便记忆。

　　第二天，袁相忱来上学的时候，忍不住逢人就讲耶稣在他身上施行的奇妙拯救，告诉同学们，惟有信靠耶稣，才能得着永久的平安和喜乐。萧太太和石老师知道后，很为他高兴，而有些同学则取笑他，说他是痴人说梦。相忱却不在乎，他开始热情地参加各种聚会，可以说是逢会必聚，还向熟悉的人们传讲福音。

　　相忱传福音的第一个对象是母亲的一位牌友，人称祥婶，是位旗人。祥婶天天来袁家与相忱的外祖父母和母亲一起打麻将，相忱每天放学回来都能看见她。相忱也曾向外祖父母和父母传过福音，但他们坚决不信，甚至连倾听相忱说话的耐心都没有，外婆还说：“你是年幼无知，上了外国人的当了，你以后清醒过来会后悔的。”

　　但祥婶却不一样，相忱一向她传，她就很注意地听，之后又问了许多问题；考虑了一段时间后，就表示认罪悔改，真心相信了。祥婶信主后，来袁家就不是打麻将了，而是与相忱交通。她的生命长进很快，热心聚会，远离恶事，还向别人传福音，最后在她家里也有了聚会。相忱经常去她家里，和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这是相忱在主里所结的第一个果子，在当时对相忱是个非常大的鼓舞。相忱又继续向周围的邻居传福音，有一个和他年纪相仿的年轻人也接受了福音，这个年轻人后来成为医生。他周围的同学看到相忱信主后，生命确实有很大改变，也就不再嘲笑他，反倒更愿意接近他，听他讲福音。那段时间，神很赐福这个以火热的心传福音的年轻人。除了自己的家人以外，相忱几乎每向人宣讲福音，就都有可喜的收获。他牢牢地记着保罗说的那句话：“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

　　神在他身上也成就了他的应许：“祈求的就必得着。”

　　他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向父亲要什么，父亲就给什么--天父的奖赏使他原本微小的信心大得鼓舞，他在传福音的工作上愈加殷勤。

　　相忱坚持每星期三次去王明道先生那里听道。他在真理上非常追求，认真地查考圣经，有不懂的地方就向石天民老师请教。他在英文的学习上也更加勤奋，参加了青年会开办的英文查经班，各种聚会他都热心参与。渐渐地他明白了受洗的真正含义：受洗就是表示“老我”的生命在基督里与耶稣同受死、同埋葬，代之而活的是用耶稣宝血换来的新生命。他回想起一九三一年在圣诞公宴上的受洗，认识到那不是真正的受洗，因为他那时还没有在神面前认识自己的罪，更不明白受洗的真正含义，并且按圣经的教训，应是浸洗，点水洗是不合适的，所以他就向石先生提出了重新受洗的想法。石先生听后很高兴，又向相忱讲解了当年王明道先生是如何为了受浸的缘故，被学校革除教职，石先生本人如何为此自动退学，并且又进一步向他讲解了受洗的意义。当石先生了解他真的是明白了神的救恩后，就与王明道先生商量，让相忱在一九三三年八月受洗，那也是王明道先生第二次给人施洗，共有十几个人，在万寿山后青龙桥处受洗，那水是从颐和园中流出的。后来成为宽街堂长老的孟向召与相忱一同受洗，当时还拍了照片，照片上写着：“一九三三年八月，第二批。”

　　王明道先生对要求受洗的人都要进行极严格的考察，凡要求受洗的都要多次谈话，并且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考验，没有清楚得救的根本不予考虑。他不在乎数量，只求质量。王明道先生对圣工的严谨态度，给相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也就是从受洗这件事开始，相忱开始反观青年会的信仰问题。他逐渐明白，青年会在信仰上是有很多问题的。严格地说，青年会不是一个教会组织，只能算是一种民间团体组织；在青年会的学校中，不讲耶稣、不讲十字架的救恩，只谈服务同胞、改良社会，以慈爱、博爱、牺牲的精神来服务大众。青年会的办学宗旨来自圣经上的一句话：“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

　　其实这句话的原文出自马太福音第二十章二十八节以及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五节，但青年会只强调服侍人，却忘了后面还有一句话：“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这才是耶稣来到世界的最重要的意义。青年会虽在正式的名称中冠以基督教三个字，但其实是一个社会福音派的信仰，就是以社会服务的信仰取代了基本的信仰真理。

　　一九三三年秋，相忱升入高中，他就读的学校是青年会办的财政商业专门学校，简称财商。当时财商的办学条件算是相当不错的，开设的也都是簿记、财会、打字等热门专业。在三十年代，年轻人只要学会这几样，就不愁在银行等好单位找个职务，可以穿西服、打领带，过一种白领阶层的舒服日子；并且财商还有一种很独特的吸引人的方法，就是对家庭困难的学生，上学时可以不收学费，等学生毕业、找到工作后，再分期还清学费。这一措施，吸引了很多人。

　　财商的紧张学习并没有使袁相忱放松对信仰生活的追求。他依然热心地参加聚会、传福音，那起初的爱心使他的生活充满了短暂的快乐，快乐之后就是更深的思考与内心的争战。他常常反问自己：“袁相忱，你己经归属耶稣了，但为什么你活不出一个得胜的生活？你的内心为什么还有爱慕虚荣、骄傲自大、嫉恨自私等等的不义？你为什么不能做一个圣洁无暇的人？”他反复诵读罗马书第七章第十八到二十四节的经文，保罗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附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保罗的这段内心独白，正是袁相忱此刻最想要说的话：“我真是苦啊！”

　　但保罗“苦”过之后又无比坚定地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

　　而这一坚定的宣告，相忱当时却无法达到。他还不知道，自己需要藉着圣灵的能力胜过这一切。

　　约在一九三三年冬，山东灵恩会的牧师武熙考来到北京。当时北京的大教会都不敢请他去讲道，因为怕有极端灵恩的因素在其中。只有青年会英文夜校的崔校长接待他，他就在崔校长家中聚会讲道。因为相忱也参加夜校的英文查经班，所以崔校长就邀他来聚会。袁相忱一共去了三次，头两次没什么好感觉，因为聚会的场面太混乱了，信徒们有的哭、有的笑、有的说方言、有的大声喊叫、还有的唱灵歌，他只感觉到乱七八糟的，没有什么好印象。第三次，他上完自修课才进去，当时大家已开始祷告了，他也就跪下祷告，这时，崔校长来到他身边，用手抚摸着他的头说：“赦免他的罪吧！”

　　话音刚落，袁相忱就情不自禁地哭开了。他放声大哭，泪水也哗哗地流个不停。他有生以来，从来没有这么痛快地哭过，哭完之后又大笑，无法抑制住地笑个不停。散会后他骑着自行车走在大街上还笑个不停。那一夜，袁相忱经历了得胜的释放，安然入梦，因为神已经擦干了他一切的眼泪。

　　当时，袁相忱并不明白许多圣经的理论，但从此他的生命就改变了，因为圣灵已将神的爱浇灌在这个最需要爱的孩子的心里了。神的爱、神的灵也洁净了他。感恩与赞美充满了他的心，他那对神的起初的火热，随之变成一种深层次的与神之间的双向交流，他的属灵生命更趋稳重和成熟。此后，袁相忱又进一步查考圣经，他在使徒行传中看到：神的工作的开展，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圣灵。要想依靠圣灵，就必须先叫圣灵打倒和征服自我，没有自我了，圣灵的大能才能不受拦阻地彰显出来。他明白了一个重生的信徒，必须要努力追求圣灵充满，因为这是神的命令。他看到了当初圣灵如何带领使徒们战胜逼迫，将福音传遍罗马帝国和欧洲。他恒切地向神祷告：“神啊，求你的灵不断地充满我，求你每天让我与你更接近，让我依靠你的灵，过得胜的生活。”

令狐药师

二、蒙召装备


　　一九三四年夏，袁相忱结束了高中一年级的课程，到了升入高中二年级的预备期。此刻他也正走在一个从未有过的十字路口中。他一方面看到了这么多的中国人因为没有相信福音，正走在灭亡的道路上，就想自己应该为中国做些事情，做些课本里解决不了的事情。他领受了从神而来的救人灵魂的异象，把救人灵魂的工作看为至宝。神的呼召一天天地清晰起来，那就是要他出去传福音，拯救同胞的灵魂。这呼召不是藉着一节经文或在某一情况下神托付给他的，而是在他心底慢慢升起，但却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坚定，正如保罗所说的：“我传福音是不得已的。”

　　他知道他应该回应神的呼召，他多次想告诉父母，他不想读书了，他要趁着年轻，赶快去传福音，因为继续升学只能增加属世的知识，不能救人的灵魂。但另一方面，他也知道家人对他的期望与托付。父母虽然知道他信耶稣，但由于他与父母有隔阂，长年缺乏沟通，所以家人对他的信仰程度并不了解，或者说父母认为他的信仰只是一种临时的爱好，等长大了，就自然会放弃。父母一心期盼这个独生儿子将来即便得不到高官厚禄，也总应有一份好工作，吃穿无忧，可以挑起家庭的重担，使他们能养儿防老，后半生有依靠。事实上，父母也正让他按着这条路走着，只要再读一年财商，拿到了高中毕业证，他就可以找一份既清闲又高雅的工作，就可以娶妻生子，传宗接代，过安稳日子了。相忱在这种惧怕和矛盾之中一次次地盘问自己：“我该怎么对待神的呼召呢？难道充耳不闻吗？不，不能！”

　　 袁相忱一次次地下决心，要顺从神的呼召，不要顾念肉体的感情，可是每次话到嘴边，却又总说不出口。父母全然没有发觉他们的儿子许多次欲言又止，因为他们太忙了，念完经要打麻将，打完麻将又该聊天了，所以没有人注意到相忱的沉默和争扎。相忱也无法把他的想法与家里人商量，因为这是个不用商量就知道结果的问题，他只有等自己最后信心很坚定了，再告诉家里人，这是惟一的方法。他不停地向神祷告，求神坚定他的心，求神赐给他勇气，让他能顺服神的呼召，而不是顺从父母。他还向神要一个凭据，如果是神的旨意，就让他与萧老师和石老师交通时，能够得到他们的支持。于是相忱就去找两位老师，他们听后都表示支持，相忱大得鼓舞，想回到家就告诉父母，但真的回到家时，又没有勇气了，他害怕父母因反对他的做法而与他发生不愉快，也怕自己不能坚持到底，最终妥协放弃。

　　就这样，整整两个月的时间，他都处在顺服神的呼召与服从父母的痛苦抉择中，这期间神也在不停地用他自己的话语启示他、坚立他。相忱在自己的小东房里查看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和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七节时，得到了神的启示--主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

　　他问自己：“袁相忱，主的这句话就是对你说的！你是否能爱主胜过爱父母？是否肯背着十字架跟从主？是否愿意为主走这条无名无利、甚至无人理解的窄路？主己经藉着他的话语告诉你该怎么做了，现在轮到你交答卷了。你是否愿意为主付上这个代价呢？”

　　终于，在快开学的一天，吃过晚饭后，相忱鼓足了勇气，告诉父母：“我不愿意再读书了。我信了耶稣，我要去传福音，好使别人也能相信耶稣，得着永生的福份。”

　　父母吃惊地瞪大了眼睛，不相信他说的话。相忱又一次重复了他的志愿，这一次，回过味来的父母回答相忱的是粗暴的喝斥，但相忱依然很坚决。

　　他告诉父母：“我决心已定，不要再为我缴下学期的学费了，缴了我也不会再去念书了。”

　　父亲说：“你是不是头脑发昏了？不好好学习，去信什么洋教！洋教能当饭吃吗？以后不许你再说这些。你给我老老实实地学习，毕业后找个工作，安安心心地工作。”

　　袁相忱说：“我不能够再学习了。耶稣让我看到人的灵魂是多么地宝贵。”

　　父亲问：“人有灵魂吗？你能看到什么？有没有耶稣这个人呢？即使有的话，他什么时候叫你不读书了？”相忱回答父亲：“上帝叫我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他所喜悦的，也是我这个信耶稣的人理所当然该做的。”

　　父亲大怒：“我养了你十几年，你还没有把什么献给我呢！”

　　就掀翻了桌子，大骂他是没出息的忤逆子。相忱就一句话也不说，回到自己的房里继续读圣经。

　　第二天，父母显然是经过了商量，改换了另一种方式，硬的不行就来软的。先是让外祖父母劝说相忱，因为他们知道，外祖父母一向很疼相忱，而相忱与他们的关系也较亲近，所以两位老人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劝说，或许能起到作用。而这次他们却想错了，外祖父母的劝说也失去了作用，相忱不与他们辩驳，但总是在他们把话说尽后，他才很坚决地对他们说：“我考虑过了，我不会为自己的决定后悔的。”

　　外祖父母问他：“你不上学，这么年轻，将来干什么呢？”

　　相忱回答：“传福音。”

　　外婆说：“传福音不能当饭吃啊！你总得考虑生活吧。”

　　相忱说：“主会预备一切。”

　　之后又是母亲劝说，内容大同小异：作一个传道人没有钱，也没出息，将来连生活问题都解决不了，你现在都二十岁了，找不到好工作，总不能让父母养活一辈子吧？最后，是父亲再次出场，这个一辈子心里刚硬、严厉的父亲甚至用哀求的口气对儿子说：“圣经上的十诫不是叫人孝顺父母吗？听父母的话就是孝顺父母，你就听我们这一次吧，全当是照着圣经的话来孝顺我们。”

　　父亲一向对相忱极为严厉，这是相忱第一次听父亲用这种口气跟自己说话，他的心有点动摇了，但很快地，他又回到了自己的信念上，用沉默回答父亲。

　　全家人一致认定：这是一个被洋教迷昏了头脑的不可救药的、也是无可理喻的、胸无大志的孩子。他们甚至怀疑，这个孩子是不是发疯了？但相忱却更加坚定，义无反顾地走神要他走的路。

　　相忱在他的事奉生涯中迈出了第一步，这一步是何等的艰难，也是何等的可喜，但他万万没想到，他从此就进入了一个家庭逼迫的痛苦时期。有时候“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他所要学习的第一个功课，却是如何承受来自家庭的压力和逼迫。

　　凭着神所给的异象，相忱退了学，准备一辈子传福音、一辈子为主作工。但在退学的初期，他还不明白神会如何引领他，只单纯地籍着祷告与交托，把自己前面的路，交在神的手中，由他来定夺。相忱清楚自己目前最需要的是静心学习神的话语，来装备自己，但他不知道该如何进行装备。不久，神所安排的机会来了。当时，远东神学院在北京开办了一个圣书学院，专收中国信徒，培养当地的传道人，条件是初中以上文化程度，清楚神的呼召，年龄在二十二岁以上。相忱当时只有二十岁，他去报名时，老师很遗憾地告诉他，因他不够年龄，所以他们不能正式录取他；若他想学习，只能按旁听生对待，四年后，也不能像正式生那样取得毕业证书。相忱回答说：“做神的工作，有没有神学毕业证是无所谓的，关键是要有神的呼召。我有神的呼召，我来是为学习神的话语，有没有毕业证都无关紧要。”

　　远东圣书学院是远东宣教会继在日本、韩国开始工作以后的另一个工作站，约从一九三零年开始，远东宣教会在中国的广州、上海、北京三地开办圣书学院。北京圣书学院地址在地安门外东皇城根十四号，学制四年；其中三年半为上课时间，半年为实习。这三年半的正式上课时间中，也只有每天上午讲课，下午则是在教会服事。正式生全部住校，旁听生则是走读。正式生吃住及学费全免，旁听生免学费，吃住自理，并要负担每学期几块钱的讲义费。袁相忱有点感到为难了，因为他的退学问题，家人与他已经闹得很僵了，现在自己还没有挣钱，吃住还要靠父母养活，若要再伸手要讲义费，恐怕就不是那么容易了。他反复地为这件事祷告，看有没有其他的方法，但神用圣经上的一句话启示他：“信就必得着。”

　　神的工作没有一样不是凭信心做成的，在这么一点小事上不能依靠神，没有信心，将来还能做什么呢？神不会让他的仆人因付不起讲义费而中断学业的。于是他就开始专心在远东圣书学院里读起书来。

　　在读神学的这三年半中，也是神操练袁相忱的时候，他的学习环境相当艰苦。他每天在清晨五点多钟，天还没亮就起床，读经祷告，等天亮了就把炉火生起来，自己烧热一些昨天的剩饭剩菜当早餐吃掉，然后又为父母烧开水，再把火封上。到了七点多钟，就骑着自行车去神学院听课。出门的时候要轻轻地把门关好，因为这时父母还没有起床，不能吵了他们。中午袁相忱从神学院上完课回来时，家里人早已吃过了午饭，他就自己热些剩下的饭菜当午饭吃掉，下午没课，他就在自己家中温习讲义，准备明天的课程，还要为家里准备晚饭。袁禹庭为了惩罚儿子的不听话，还特意为袁相忱分配了两项任务，一是每天要把家里用的三个煤油灯的灯罩擦干净，二是要每天晚上准时给父亲开门。袁禹庭长年嗜酒，他在电影院工作时，最晚的一场电影是晚十一点多散场，袁禹庭等晚场电影散场后，还要去酒馆喝酒，半夜十二点多才醉醺醺地回家。他回家后一摇风铃，袁相忱就得从被窝里爬起来给他开门，不论冬夏，若稍微开门晚了些，父亲就会破口大骂：“养你一点用都没有，养条狗还能看门呢，你连条狗都不如。叫你开门都开不好，你还能干什么呢？”

　　相忱每天晚上八点就上床睡觉，他之所以睡得这么早，就是为了要在半夜能及时醒来给父亲开门，但即使这样，都难免有起晚的时候。每当父亲大骂时，相忱就忍住不吭声，把眼泪往肚子里咽。不仅父亲对他如此冷淡，就连母亲也不怎么理会相忱；相忱的衣服破了，母亲也不为他补，冬天来了，相忱脚上还穿着薄球鞋，父母不为他添衣服，相忱也不向他们要，因为一要反倒更激起他们生气，更会怪相忱不读书、不挣钱。一次相忱与几位信徒相约去郊外传道，要带一条被子，母亲都不许，相忱就含着眼泪把被子放下，但仍然出去传道。一年后，相忱的父母又从孤儿院里抱回一个小女孩，认作女儿抚养，并且逢人就说：“我生这个儿子一点用都没有，算白养了；现在我要把这个女儿养大，将来让她嫁给总督，为我们养老送终。”

　　神就藉着这样一个家庭环境造就相忱，在这个较为富足的家庭中，相忱却过着穷苦的生活，这是为主受逼迫的生活，也是每一个为主工作的人必须经过的考验。系统的圣经知识和艰苦的学习环境，造就了一个在主的真道上比以前更加坚定的袁相忱，就如以赛亚书中所写的：“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赛30：20）。一九三六年春，远东宣教会的创始人查理.考门（C.Cowman）先生的夫人，亲自来到北京的远东圣书学院看望在校的学生，她知道袁相忱因年龄不够而成为走读生，宁可不要文凭，也要来学神的话语，很喜欢他的执着，就送袁相忱一本有亲笔题词的《荒漠甘泉》。她还与袁相忱进行了交通，并鼓励他坚持读下去。此时的相忱也开始了他较为固定的事奉工作。有一个人称郭孙惠卿的太太常来远东宣教会聚会，她是宋尚节博士组织的布道团的一个负责人。久而久之，就认识了相忱。郭太太很热心，家庭也较富裕，所以她就在北新桥那里租了一个聚会的地方，相忱常去那里传福音。不久，另一位姓郭的太太也在郊区的田村开了一个聚会点，她邀请相忱去讲道，于是相忱就有了两个比较固定的事奉地点。

　　一九三六年，袁相忱还认识了一位来北京学华语的美国宣教士裴约翰牧师。裴牧师是美国宣圣会的传教士，宣圣会又称拿撒勒人教会。外国人来中国必需先学一年的华语，学会了华语，然后才开展工作。当时裴牧师正在北京学语言，他非常认真，心中满怀救人灵魂的热忱，恨不得立刻学会华语，迅速把福音传遍中国。裴牧师与裴师母为了来中国，还专门做了结育手术，带着两个孩子，一心在中国传道。裴牧师经常去远东宣教会的英文夜校，给那些想学英语的中国学生传福音，袁相忱也常去那里，所以就认识了。他与相忱有过几次非常默契的交通，对相忱印象非常好。他学完华语后就邀请袁相忱与他一同到农村做工。袁相忱说：“农村是片很广大的禾场，我也有去农村传福音的呼召，但不是现在，现在时候还没到，我还要读神学，读完神学才去农村。”

　　裴牧师很失望地自己去了农村传福音，但这次相识对相忱毕业后的事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一九三六年夏，宋尚节博士在厦门举办了全国第二届基督徒查经会，这是一个集中系统学习神的话语的好时机。相忱知道这一消息后，非常想去，但苦于没有足够的路费，所以只是交托在祷告里。郭孙惠卿太太知道后，通过祷告，神感动她拿出钱来资助相忱，于是相忱就高高兴兴地去参加七月十日开始的查经会。这也是相忱第一次到外地参加两千人以上的大型聚会。在一个月里，宋博士每天两次主领二千多人系统地查考了圣经，从创世纪直到启示录的最后一章，从无间断。他们住在鼓浪屿上，因去的人太多，井水都喝干了。那是一个速成班，一个月的时间里大家不停地祷告、查经、集中的学习，使人的灵性更快地提高。宋博士祷告的生活及对年轻人的关心，给年轻的袁相忱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多年后，宋博士的女儿宋天真曾到袁相忱家里说起：在宋博士的日记中，记载了这次大型查经会，并在上面记下了袁相忱的名字。

　　一九三七年，袁相忱开始向远东宣教会的刊物《暗中之光》投稿，发表一些属灵文章，他还发挥自己英文较好的特长，翻译了司可福注释在圣经后面的关于个人布道的论述，出版了《个人布道手册》，还翻译了一些属灵书籍，在文字事奉上迈出了可喜的步伐。

　　一九三七年秋，有一位天津的老乡，是小时经常与相忱一起玩的阿珍，因报考北京一学校，暂住在袁相忱家里。此时的阿珍已长成一位亭亭玉立、非常漂亮的大姑娘了。袁相忱近几年因外祖父已去世，外婆与父母都在北京，再加上神学院的功课，以及热心传福音所形成的忙碌，所以也很久未去天津。没想到仿佛一眨眼，阿珍已不是那个当年任他揪着小辫也不敢出声得罪他的小女孩了；她已在天津一所教会学校读完了初中，但因日本入侵，天津太混乱，才来北京考学校，继续念书。当然相忱也不是那个小淘气了，他已成为一个神合用的器皿，随时愿意为主摆上。阿珍在袁家只住了两天，考完试后就走了，但她这趟没白来，相忱向她传福音，告诉她只是在教会学校知道耶稣的名字是不够的，要真心相信耶稣，把他接到心里来，那才是真正的信仰。相忱还告诉她，外面到处都是兵慌马乱的，天津不太平，北京也不安宁，只有信靠耶稣，才有真正的平安。阿珍听后就表示接受了。

　　在圣书学院读书期间，袁相忱得到了扎实的圣经知识，尤其是在旧约部份，他受益匪浅。远东神学院着重宣讲四大教义：重生、成圣、神愈、再临，指人重生得救后，必需要追求圣洁得胜的生活，并相信在现代神依然能够行神迹、医治人，相信耶稣将再临。神愈的教义对袁相忱启迪很大，他想起自己小的时候吃了那么多的苦药，结果身体却依然这么瘦弱，没有一点好处，就想，如果那时相信耶稣就好了，只要他有信心，向神求，神会医治他的。所以从他二十岁读神学时，就凭信心祷告：“主啊，我把我的身体交给你，从今后我不愿再吃药，只愿让你来医治。”

　　从此，他就很少生病，有时即使是生病了，也不吃药，只藉着祷告，神就一次又一次地医治他。在神学院读书时，相忱还经常这样向神祷告：“神啊，愿你的话语直接供养我，让我植根在你的话语上，而不是那些所谓的神学观点上。”

　　袁相忱在传道时也对别人说，不要被这个观点、那个观点搞昏了头，最重要的不是观点，而是神的恩典。袁相忱在学习中非常吃苦认真，当时的神学院院长吴智非常喜欢他，他们师生之间的交往在以后还有所发展。

令狐药师

第三部份

“我必定事奉耶和华”
一、天津


　　一九三八年初，袁相忱结束了在远东圣书学院的为期三年半的学习，来到了天津圣会所事奉。这是他正式事奉工作的第一站。

　　天津圣会所是由宋尚节博士在天津创立的布道团演变而来的。布道团先由张周新和陈善理夫妻负责，后来张陈二人把家产卖掉，开办了圣会所，并且在天津南市建了福音堂。袁相忱与张周新在布道团中认识，后来张周新就邀请袁相忱来南市的福音堂布道。袁相忱就从北京来到天津，在福音堂向人传福音，带领聚会，吃住都在福音堂中。那时，袁相忱有机会常去阿珍家里，但当时因天津太乱，阿珍的父母就让阿珍和两个妹妹住在租界租的房子里，那里很安全，日本兵不会进去。所以相忱常去阿珍家，却没有看到过阿珍，只听阿珍的妈妈讲，阿珍现在也信耶稣了，每天都在家里读圣经，脾气性格也有很大改变，不像以前那样爱生气了。她还想去读神学，只是神学院只招走读的，而阿珍的妈妈又不放心她一个女孩子在外面走来走去，因为时局实在太乱了，所以就没让她读。相忱听后很高兴，这也算是他所结的一个果子，他没想到阿珍真的信了，并且信得这么好，就很为阿珍高兴。一次相忱又去阿珍家里，阿珍的母亲告诉相忱，有人给阿珍介绍对象，对方是一个银行行长的儿子，可是阿珍一听人家不信耶稣，就一口回绝了，连面都不肯见，使阿珍的爸爸非常生气。后来阿珍就干脆对家人明说：“圣经上说，信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可同负一轭；我信了，就要找个信的对象，以后你们就别给我瞎张罗了。”

　　阿珍的妈妈说：“你看看，这个样子，我们怎么能不管呢，都快二十的大姑娘了，每天跑出去聚会。外面那么不安全，并且女孩子越大越不好找婆家。阿珍的个性很强，她说要找个信的，别人再劝也没用。阿邦，你也是信耶稣的，认识的人多，看看有没有条件好一点的基督徒给阿珍介绍一个。” 袁相忱点头答应了，他一回到福音堂的住处，就立即给自己的父亲写了一封信，告诉父亲说：“阿珍的妈妈让我给阿珍物色一个对象，我挺喜欢她的，如果父母也觉得合适，就请父亲写封信给阿珍的父母，向他们提亲。”

　　袁禹庭接到儿子的这封信，非常高兴，觉得这是儿子最近几年来最让他们满意的一个举动。袁相忱的外祖母此时正患重病，但一听袁禹庭念完了这封信，就高兴得合不拢嘴。要知道按一般的世俗眼光，袁家当时是无法和梁家相配的，但相忱既然写了信，就应该有点把握。俗话说，“人逢喜事精神爽”，外祖母一高兴，病就好了，并且可以下床走动了，于是全家人就合计该怎么给梁家写求婚信。最后还是由袁禹庭亲自执笔，写了一封非常恳切的长信给阿珍的父亲，大意是：“

　　得知令爱阿珍也信了耶稣，并且说非基督便不嫁，我们很为她高兴。我家阿邦也是信耶稣的，如您不嫌弃，就恳请向令嫒提提这件事，看看他们两个的想法。我们也知道，按理说我家阿邦无论从各方面都配不上阿珍，如果您能与令嫒商量一下此事，我们将感激不尽。”

　　这是一封近乎恳求的求婚信，阿珍的父亲收到信后很为难了一阵子，他知道阿邦是个好孩子，不抽烟不喝酒，为人正派，可是要成为他女婿的话，又似乎太穷了，恐怕女儿将来要跟着他受苦。他思来想去，最后还是把这封信给女儿阿珍看了，要阿珍自己表态，并反复对阿珍说：“你自己可要考虑清楚了，阿邦虽然是个好孩子，但他家实在太穷了，房没一间，地没一亩，他自己又是一个传道人，也不可能赚大钱。你要考虑以后的生活问题，别急着答复，终身大事要慎重。”阿珍考虑了一段时间，最后的结论是：“就冲着他是一个为主工作的传道人，我答应了。”

　　于是袁相忱与粱惠珍在三八年五月份订了婚，并于三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在北京举行了婚礼。

　　袁相忱与梁惠珍虽然算得上是青梅竹马，没有介绍人，但严格地说并不是自由恋爱，因为他们两个人之间从未谈过恋爱。结婚前两天，梁惠珍由母亲和妹妹陪着坐火车来到北京，住在旅店中。那时约有半个月的时间天天都下雨，梁母就说结婚时下雨不是好兆头，并且下火车时因为拿的东西太多，结果就把伞放在火车上忘记拿了，梁母就更加不高兴。可是到了二十二日结婚这一天，却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晴天，袁相忱与梁惠珍的婚礼在王府大街的大饭店举行，是半中半洋的，坐的是中式的马拉车，穿的却是西式的婚纱。袁家请了一百多个客人，其中的基督徒与非基督徒各占一半，还有一些外国牧师来参加。婚礼先由牧师证婚，之后又按中式规矩进餐，吃饭前，饭店先按中国的规矩给新郎新娘每人一碗面条，服务员给新郎新娘道喜，说：“新郎一碗长寿面，新娘一碗长寿面，长长久久到永远。”

　　然后就把两碗面条摆在新郎新娘面前。袁相忱一听，就不高兴，说：“我是信耶稣的，不信这个。”

　　边说边拿起自己的那碗面往地下一搁，然后又把梁惠珍面前的那碗面也往地下一搁。袁母的脸刷地一下就变了，可碍于新娘和客人的面，又不便发作，过了好久脸色才稍微缓和一些。可是袁相忱却丝毫不在意，又继续招呼大家吃饭。这段婚礼上的小插曲一直让梁惠珍记忆犹新，这是她第一次从近距离领略丈夫的风格。

　　婚后，袁母曾对儿媳梁惠珍说，“阿邦脾气急，想到哪就做到哪，是直肠子，你以后多担待他，别跟他计较。”

　　梁惠珍却心里想，这才是真以色列人的脾气呢。不久，袁相忱又回到天津继续事奉，梁惠珍也跟着他回到天津，暂居在娘家。约过了半个月，袁相忱服事的地方迁到天津葛沽，在教堂后面收拾好了一间小屋后，才把妻子从岳母家中接来。

　　在葛沽的小教堂中，经常会有日本兵进来，但多数的日本兵也只是进来看看而己，并不闹事。有一次，两个日本兵进来，把枪搁下，拿起粉笔在小黑板上写下了“战争罪恶”四个大字，一问，才知道他们也是基督徒，是被迫来服兵役的。看来普天下神的儿女都是痛恨战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