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专题之 明亡清兴六十年

steve2046

                                                                                作者：阎崇年


释家三世佛的哲学是：要用三双眼睛看世界——过去、现在、未来。这是智者的思维，也是贤者的思维。因为不了解过去，就不能科学地认知现在；而不了解现在，也就不能科学地认知未来。历史学正是认知过去的学问。所以，在文明的时代，智者应学历史，不学历史不能成为智者；贤者应学历史，不学历史不能成为贤者。那么，中国历史的江河，源远流长，曲折回漩，日夜不息，奔腾向前，为什么要选取明亡清兴这段历史来学习呢？　　明亡清兴的60年，是中国历史上天崩地解、山谷陵替、格局剧变、悲欢离合的时代。在明亡清兴的历史舞台上：格局，雄伟壮阔；人物，群星灿烂；事件，繁复跌宕；故事，生动有趣。人们都在表现，也都在表演：真与假、善与伪、美与丑，智与愚、勇与怯、廉与贪。明亡清兴的60年，又是近世社会的缩影。凡是近世社会的重要元素——贫与富、夷与夏、官与民、中与西，都在这里展示；求民生、求自由、求平等、求民权，也都在这里交汇、碰撞、融合。明亡清兴的60年，亦如《尚书·大禹谟》云：“人心惟微，道心惟微。”就是说人心不安、道心不明。正义者不安其死，不义者鸡犬升天。而治国平天下，应当明道安民，道明则民安，民安则国泰。
　　300多年来，人们在思考：明朝何以亡？清朝何以兴？其道其理，亦显亦隐。一个人、一个群体、一支军队、一个民族，其兴衰、其成败，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却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需要的结论和答案、经验和教训、思考和启迪、聪明和智慧。所以，每位后来人——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职业、不同阶层、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肤色、不同国籍，都可以从明亡清兴60年的历史中，学到宝贵的智慧并找到自己的影子。
　　在灿若星汉的人物中，我选取袁崇焕作为一面折射明亡清兴的历史镜子，是因为他所身历的大喜大悲：喜，惊天地；悲，泣鬼神。袁崇焕值得后人景仰的仁、智、勇、廉，及其浩然正气和爱国精神，既是其时志士仁人的典范，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30年来，我一直在研究袁崇焕，出版了《袁崇焕研究论集》、《袁崇焕资料集录》（合）、《袁崇焕传》和《袁崇焕》，多次倡议或主持袁崇焕国际学术研讨会，考察全国同袁崇焕相关的历史遗迹，及其在海外华人圈的影响。也出版了《努尔哈赤传》、《清朝通史·太祖朝》、《清朝通史·太宗朝》和《满学论集》。进而从明与清两个视角，加深了对明清之际60年历史的考察与思索。
　　在明亡清兴历史的背后，西方一些国家正在兴起。我们重新阅读这段历史时，应当既看到中国，又放眼世界。要避免两种认识上的误区：或持敖自矜，或过于悲观。应取的态度是：既不能盲目自大，也不可妄自菲薄；既讲求历史的科学性，又力戒历史的片面性。
　　真实是历史科学的生命，玄幻则是历史科学的肿瘤。历史的大众传授要深入浅出，只有深入才能浅出，否则的“浅”是浅薄；历史的大众传授要雅俗共赏，只有大雅才能大俗，否则的“俗”是庸俗。观众和读者需要的是浅明而不是浅薄，是通俗而不是庸俗。表述史学的著作忌长——能省一个字，就不多一个字。知理虽易，实行则难。一部儒家经典《大学》才1546个字，字字推敲，句句雕琢。一部《史记》太史公司马迁说它不过526500字。无论历史的学术表述，还是历史的通俗表述，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它的真实性与科学性。

[ 本帖最后由 steve2046 于 30.8.2007 15:57 编辑 ]

steve2046

明崇祯三年即后金天聪四年(1630年)八月十六日（公历9月22日），这一天，中国的天庭上，一颗星辰陨落。明兵部尚书、蓟辽督师袁崇焕惨遭磔（zhé）刑。这不仅是袁崇焕个人的悲剧，而且是大明皇朝的悲剧。　　在明亡清兴的历史上，明朝为辽东边事错杀了两个人：一个是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另一个是蓟辽督师袁崇焕。万历朝误杀了塔克世，崇祯朝错杀了袁崇焕，从而引发出一连串的历史事变：前者，努尔哈赤含恨起兵，成为明亡清兴的历史关节点；后者，朱由检自毁长城，加速了明朝的灭亡——《明史·袁崇焕传》说：“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
　　袁崇焕经历明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与后金努尔哈赤、皇太极争战疆场。这里面有生动的故事，有杰出的人物，有重大的事件，有丰富的经验，有沉痛的教训，更有深刻的哲理。让我们从袁崇焕的悲剧结局讲起，逐步进入那个山崩地解、诡谲奇变的时代。

一、平台落狱

　　明崇祯二年即后金天聪三年（1629年）十二月初一日，崇祯皇帝在北京紫禁城平台（紫禁城建极殿即今保和殿居中向后为云台门，其两旁向后为云台左门、云台右门，又名平台），召见袁崇焕，传谕是要“议军饷”。

　　袁崇焕当时的职务是：明朝兵部尚书、右副都御史、蓟辽督师。蓟辽督师的全称是督师蓟、辽、天津、登、莱军务，就是说袁崇焕是兵部尚书、右副都御史兼督师蓟、辽、天津、 登、莱地区的军事防务，负责抵御后金军队南进，守卫山海关，保卫北京城。袁崇焕的驻地在宁远（今辽宁兴城）。

　　袁崇焕到了平台之后，崇祯皇帝并没有同他议军饷，而是当即下令将他逮捕下狱。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话要从头说起。这年十月，后金天聪汗皇太极，亲率八旗大军和蒙古骑兵，绕过袁崇焕的防区，就是关（山海关）宁（宁远）锦（锦州）防线，通过蒙古，突破长城，攻陷遵化，直逼北京。袁崇焕巡视到山海关时，得到了皇太极进攻北京的军报。他心焚胆裂，愤不顾死，急点九千兵马，“士不传餐，马不再秣”，就是行军途中兵不再吃饭，马不再喂草，日夜兼驰，赶在皇太极之前，到了北京广渠门外。

　　时值寒冬，大营露宿，缺乏粮料，兵饥马饿。而袁崇焕率领援军，在这样极度不利的情况下，背依城墙，先后在广渠门外、左安门外，打退皇太极军队的猛烈进攻。袁崇焕身先士卒，策马迎敌，甲胄上布满箭镞，如刺猬皮一般。当时场面，马颈相交，挥刀厮杀，险象环生。一个后金军勇士一刀砍向袁崇焕，幸亏袁崇焕手下的副官用刀一格，才使他幸免于难。

　　皇太极与袁崇焕有着难解的仇恨。想当年，他的父亲努尔哈赤就曾受挫于袁崇焕固守的宁远城下，百战百胜的神话就此破灭，不久郁郁而终。还有说法认为努尔哈赤是在宁远城下被袁崇焕的红夷大炮打伤后饮恨而死的。后来，决心雪耻的皇太极又在宁锦战场上败给了袁崇焕。两次兵败的奇耻大辱，父亲丧命的深仇大恨，使得皇太极不能善罢甘休。

　　在北京广渠门和左安门两战之后，皇太极的八旗大军没有撤退，等待时机；袁崇焕也在休整兵马，准备再战。皇太极一面伺机向北京城发动更强大的进攻，一面使用“反间计”，离间明朝君臣。

　　此前，后金大军在广渠门战败屯驻南海子时，俘虏了明朝提督大坝马房太监杨春、王成德。据《崇祯长编》记载：大清兵驻南海子，提督大坝马房太监杨春、王成德为大清兵所获，口称“我是万岁爷养马的官儿”。第二天，皇太极命将杨春、王成德带到德胜门外，指派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和巴克什达海等，对他们加以监守。高鸿中、鲍承先等按照皇太极的旨意，夜里回营，坐在两个太监卧室的隔壁，故作耳语，秘密谈话。他们在谈话中明示袁崇焕已经与皇太极有密约，攻取北京，城下之盟，很快可以成功。太监杨春、王成德假装卧睡，倾耳窃听。

　　二十九日，高鸿中、鲍承先又受命故意放走了杨太监、王太监。杨太监等回到紫禁城，将窃听到的高鸿中、鲍承先的密谈内容，奏报了崇祯皇帝。崇祯帝既惑于阉党的蜚语，又误中后金的反间计，决定在平台召见袁崇焕“议饷”。

　　隆冬时节，大地冰封，袁崇焕率领的军队，露宿城外，无粮无草。此时听到皇帝要议军饷，袁崇焕自然非常高兴。这里面还要插个一块面饼的故事。袁崇焕治军十分严明，在军队无粮无草，人饥马疲的情况之下，仍明令：不许官兵抢老百姓家的粮食充饥，不许砍伐老百姓的树木点火取暖。但是有一个士兵实在是饿极了，就偷了老百姓家的一块面饼。袁崇焕知道后，为了严肃军纪，含泪把这个士兵当众斩首。军队缺饷已经成为当时的最大问题，袁崇焕急不可待地要入城“议饷”。有的军官提醒说，这里面会不会有别的事情？袁崇焕没有理会。

　　袁崇焕来到北京城下。北京这时是九门戒严，城门禁闭。城上用绳子吊一个筐子下来，袁崇焕就坐在筐子里被提到城上。堂堂大明兵部尚书、蓟辽督师，居然不能从城门进去，要缒城而入。袁崇焕到了平台之后，崇祯皇帝严肃地坐在那里，没有议军饷，而是下令将袁崇焕逮捕。这件事情，学者张岱在他的《石匮书后集》里面有记载，《崇祯长编》也记载，说：“逮督师袁崇焕于狱。”就是逮捕袁崇焕下狱。计六奇的《明季北略》记述较详：“著锦衣卫拏（ná）掷殿下。校尉十人，褫（chǐ）其朝服，杻（chǒｕ）押西长安门外锦衣卫大堂，发南镇抚司监候。”袁崇焕被剥掉官服，身受刑具，押送到锦衣卫大狱。


[ 本帖最后由 steve2046 于 30.8.2007 15:53 编辑 ]

steve2046

崇焕之死（2）：惨遭磔刑

明崇祯三年即后金天聪四年（1630年）八月十六日（9月22日），明兵部尚书、蓟辽督师袁崇焕，惨遭磔刑，含冤离世。

　　明朝的刑法，《明史·刑法志一》记载有五种：一为笞（chī）刑，如鞭笞；二为杖刑，如廷杖；三为徒刑，如监禁；四为流刑，就是流放；五为死刑，就是处死。死刑有两种：一是绞死，二是斩首。凌迟、磔死都是五刑中死刑之外的酷刑。


　　什么是磔刑呢？“磔”字本来不是用于人的。古代在祭祀的时候，杀牲以祭神，就是把祭的牲肢解。肢解牺牲，就叫“磔”。后来变成一种对人的最为惨烈的酷刑，就是分尸，也解释作车裂，又解释作寸磔。有一部书叫《六部成语》，书中说：磔刑是“碎磔之刑也，俗名剐罪也”，也就是民间所说的“千刀万剐”。《清代六部成语词典》解释“磔罪凌迟”大意说：凌迟之刑，始于五代。正式刑名，见于辽代。行刑方法，各代不同。具体做法是：在法场立一根大木柱，绑缚犯人，刽子手用法刀，一片一片地剔受刑人的肉，先手足，次胸腹，后枭（xiāo）首。也有一寸一寸地将肉割尽，然后割生殖器，取出内脏，肢解尸体，剁碎骨头。有的受刑人肉被割尽，还未断气，心仍在跳动，甚至于还有视觉和听觉。凌迟用刀割，有8刀、16刀、32刀、64刀、128刀，甚至于有3600刀的。

　　袁崇焕所受的就是这种惨无人道的酷刑。袁崇焕死时的惨烈，张岱的《石匮书后集》记载：“遂于镇抚司绑发西市，寸寸脔（luán）割之。割肉一块，京师百姓，从刽子手争取生噉（dàn）之。刽子乱扑，百姓以钱争买其肉，顷刻立尽。开膛出其肠胃，百姓群起抢之。得其一节者，和烧酒生啮（niè），血流齿颊间，犹唾地骂不已。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骨肉俱尽，止剩一首，传视九边。”

　　就是说袁崇焕受刑的时候，从镇抚司的监狱被捆绑着押到西市（西市就相当于今北京西四丁字街这一带地方），然后由刽子手用刑，将袁崇焕身上的肉，一寸一寸地片割，鲜血淋漓，惨不忍睹。围观的百姓，有的从刽子手手里抢到一块肉用嘴咬，有的花钱买他的肉，有的争抢刚开膛取出的肠胃就烧酒喝、鲜血从齿颊之间流下，还唾骂不已。还有的没有抢到或买到肉而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最后骨肉俱尽。

　　按说明朝有“八议”，就是重要的人在量刑的时候有八种特殊情况可以减免刑罚。“八议”是：议亲、议故、议功、议贤、议能、议勤、议贵、议宾。八种情况有其一，就可以减免刑罚。袁崇焕不仅有其一，如有功、有勤、有贤等，并且取得了宁远、宁锦、京师三次大捷，有大功于国家、民族和社稷，最后竟然落得个磔刑而死，身首异地。当然，我要说明一点，上面计六奇也好，张岱也好，他们的记载可能有所夸饰，不完全近乎人情，大家参考而已。

　　崇祯皇帝磔死了袁崇焕，可以说是自毁长城；而袁崇焕所上演的悲剧，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史上的旷世悲剧。

steve2046

崇焕之死（3）：旷世悲剧

袁崇焕的死是悲剧，悲剧在中国古代史上很多，但是，像袁崇焕这样的旷世悲剧并不多，似可以说，空前绝后。为什么这样说？理由有八：

　　第一，可惜的年华，盛年遭难。袁崇焕被磔杀这一年是47岁，正当盛年的时候，这样为国为民、朝气蓬勃、舍生忘死、仁智勇廉的人，死于敌人之手尚且可惜，何况是被自己的人杀害？

　　第二，诬蔑的罪名，“欺君通敌”。大家知道，岳飞被杀，罪名是什么呢？三个字：“莫须有”。袁崇焕被杀，罪名是“欺君通敌”。袁崇焕既没有欺君，也没有通敌。袁崇焕的罪名是被诬蔑的罪名，同岳飞一样，三个字：“莫须有”。

　　第三，残酷的刑法，惨遭磔刑。袁崇焕是大明皇朝的兵部尚书、右副都御史、蓟辽督师，连续取得宁远、宁锦、保卫北京的三次大捷，竟然遭到最残酷的千刀万剐的刑罚，“八议”对他也没有用。崇祯皇帝置一切于不顾，用最残酷的刑罚——磔刑，杀害了袁崇焕。

　　第四，可悲的民怨，民恨众怨。袁崇焕为保卫北京而死，为保卫国家、民族、社稷的利益而死，但是他死的时候得不到北京老百姓的理解和同情。我上面讲的那些例子，可能有夸大，但是可以说明一个问题，他死的时候京师老百姓不认为他是忠臣，而认为他通敌卖国。为了保卫北京，他甲胄中箭像刺猬皮一样，到头来却被自己效忠的暴君杀死，而且得不到京师老百姓的理解。

　　第五，清贫的督师，不贪分文。袁崇焕做蓟辽督师，每年经手的粮料、白银数以百万计，但他分文不贪。父死奔丧，回家路上没有盘缠，靠同僚、朋友凑钱给他回家为父发丧。他在福建邵武做知县时，也是一分钱不贪。查继佐的《罪惟录》这样记述袁崇焕：此臣做县官，不入一钱。就是不贪污一分钱啊！《明史·袁崇焕传》记载，袁崇焕死后被抄家，结果是：“家无余赀”。官做到兵部尚书、蓟辽督师，就是相当于今国防部长兼沈阳军区司令这么大的官，死后抄家，家无余赀。《宋史·岳飞传》记载岳飞讲过一句话：“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袁崇焕像岳飞一样，做文官不爱钱，做武官既不爱钱又不惜死。可以说，袁崇焕是中国古代文官的楷模，也是中国古代武官的楷模，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第六，悲惨的家庭，身后无子。袁崇焕受刑之后，胞弟、妻子被流放三千里，而他身后无子。大家知道，岳飞有儿子：雷、霖、震、霆，有孙子岳珂，岳珂写了《吁天辩诬集》、又辑《金陀粹编》，辑岳飞资料，给岳飞鸣冤。岳飞身后留下了《岳武穆遗文》。于谦死后，他的儿子于冕把他的遗稿收集起来出版，就是《节庵存稿》。袁崇焕没有这样幸运，所以在他死后，很多珍贵的材料都散失了。我们研究袁崇焕碰到最大的问题就是资料的困难。有人问：袁崇焕是否有儿子？据抄家时记录、当时文献记载和后来乾隆帝派员调查，袁崇焕没有儿子。史料确曾见一处说他有子，后来传说黑龙江将军寿山是他的后代。袁崇焕的儿子，是没有、是死了、还是蒙难时被人保护隐藏起来？现在还是一个历史之谜。总之，没有后人为袁崇焕搜集整理佚文资料，使我们今天研究袁崇焕遇到因文稿散失而缺乏资料的困难。

　　第七，痛心的身后，尸无葬处。明朝人史玄写了本书叫《旧京遗事》。他说犯人在西市行刑的时候，刑部等职能部门要派官员去监斩，顺天府大兴县、宛平县的正堂要亲临现场。大兴县领犯人的尸身，宛平县领尸首，然后往一起对，看是不是有替身。袁崇焕这么大的“钦犯”，必然有很多官员监斩，那么他的尸体到哪儿去了？张岱说是“传首九边”。“传首九边”的是熊廷弼，说袁崇焕“传首九边”则只见《石匮书后集》这一条记载，孤证无征，难成定论。那么袁崇焕的尸首到底哪儿去了？民国初年有人说袁崇焕的头颅被仆人窃走，私埋在自家的院子里。但是，在明清的官书、文集、笔记、方志、谱牒、档案里，见不到这方面的记载。文革时期袁崇焕在东花市斜街佘家馆的坟墓被挖开，里面未见其尸骨和遗物。因此，袁崇焕身后遗骨埋在哪里，还是一个历史之谜。

　　第八，尴尬的平反，敌朝昭雪。大家知道，岳飞死后，事过20年，由宋高宗的儿子孝宗为其平反；于谦死了8年之后，由明英宗的儿子宪宗为其平反。他们都在当朝平反。袁崇焕呢？是他死152年以后，由清朝乾隆皇帝正式公开给予平反。这件事情《清高宗实录》第1170卷，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初四日记载：

    昨披阅《明史》，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昏政暗，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袁崇焕系广东东莞人，现在有无子孙？曾否出仕？著传谕尚安，详悉查明，遇便覆奏。

　　乾隆皇帝看《明史·袁崇焕传》和《清太宗实录》后，知道袁崇焕忠于明朝而被冤杀。他要广东巡抚尚安查访袁崇焕的后代。后来尚安回复了，袁崇焕没有后代，只好从他本家后裔里找一个孩子来接续袁崇焕的香火。从此，袁崇焕蒙冤的真相才正式大白于天下。过了一个时期之后，人们才敢于公开纪念和祭奠袁崇焕。

　　在皇朝历史上，仁者，常受到小人的攻讦；智者，常受到庸人的嫉妒；勇者，常受到敌人的仇恨；廉者，常受到贪人的不满。而袁崇焕，以仁智勇廉的高尚品格，虽不为当世所容，却为后世之楷模。

　　造成袁崇焕旷世悲剧的根源，是晚明腐败透顶的黑暗政治。而明王朝之走向腐朽和衰落，还要从万历怠政讲起。

steve2046

万历怠政（1）：朝政三分

万历皇帝的父亲是隆庆皇帝（朱载垕）。隆庆皇帝一共有四个儿子，长子5岁就早殇了；次子没满周岁又早殇；第三子，就是朱翊钧，即后来的万历皇帝；第四子朱翊镠(qiú)，就是后来的潞王，他和万历皇帝同母（以后还要提到）。翊钧6岁，被册封为皇太子。《明史·神宗本纪》说他小时候“性岐嶷”，就是说他少年聪慧。“岐嶷”二字，出自《诗经·大雅·生民》：“诞实匍匐，克岐克嶷。”翊钧10岁时，他的父亲隆庆帝因纵情酒色死去，在位6年，年仅36岁。朱翊钧作为皇太子，上面又没有兄长，所以顺理成章地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万历皇帝这么小，朝政怎么办？当时实际掌管内外朝政的主要有三个人：他的母亲慈圣皇太后李氏、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大学士首辅张居正。三人配合，同心协力，万历初政，大有建树。下面我把这三个人分头介绍一下。

　　太后李氏

    万历皇帝的母亲李太后原来是宫人，就是宫女，服侍当时还在做裕王的隆庆皇帝，后来生下隆庆皇帝的三子翊钧和四子翊镠。隆庆即位后，她被册封为贵妃。万历即位后，她被尊为慈圣皇太后。隆庆皇帝还有一位正宫陈皇后，万历时就叫陈太后。陈太后虽多病、无子，但因为她是正宫太后，依然地位尊崇。而万历的母亲李太后因为是宫女出身，地位就比较低。举一个例子，吃饭的时候，陈太后坐着，万历皇帝也坐着，他的生母李太后却要站着。但李太后很有心计，她说夜里梦见九莲菩萨，知道自己是九莲菩萨转世，于是在宫里供奉起九莲菩萨，还在城西阜外八里庄兴建永安万寿塔（现在叫慈寿寺塔，还矗立在西八里庄地方），以供奉九莲菩萨。从此，她的威望和地位大为提升，谁也不敢小看她了。

　　万历皇帝继位之后住在乾清宫，因为他年龄小，李太后也搬进乾清宫，以便于照料小皇帝的饮食起居。万历对他母亲很敬重，有一天不慎说走了嘴，说自己的长子常洛是宫女所生。李太后顿时脸色就变了，说你也是宫女所生。万历吓得赶紧跪下求饶。所以李太后在万历面前是很有尊严，也很有权威的。但李太后毕竟深处后宫，在处理内朝与外朝事务方面，主要还是依靠太监冯保和首辅张居正。

　　太监冯保

    冯保知书达礼，善琴能书，聪明过人，很会处事。他在万历帝的爷爷嘉靖帝时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在万历帝的父亲隆庆帝时任提督东厂太监。明朝太监分为十二监、四司、八局，共二十四衙门。这实际上是“内府”，就是宫内的小政府。其中以司礼监的权力最大，其职责是代皇帝批阅奏章、传达皇帝谕旨。司礼监设掌印太监一员，俗称“内相”；秉笔太监一员，俗称“辅臣”。明朝宣德以后，找了一些聪明伶俐的小太监，派大学士在内书堂教他们读书写字，所以后来很多大太监，特别是司礼监的掌印太监、秉笔太监，一般都有文化。冯保在万历作皇太子时，就照料他读书，称“大伴”。万历登极后，冯保任司礼监掌印太监，朝夕在乾清宫照顾小皇帝的起居。冯保在嘉靖、隆庆、万历三朝中，先后担任司礼监秉笔太监、提督东厂太监和司礼监掌印太监，又与万历皇帝的关系非同寻常，因此势力很大。冯保还很会处理各种关系，与张居正关系密切。

　　首辅张居正

    张居正，湖北江陵人，少年聪颖，是嘉靖朝进士。史书说他眉清目秀，胡须很长，长到腹部，人又很干练，隆庆帝临终委任他为顾命大臣。张居正和万历皇帝不仅是宰相和君主的关系，还是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万历帝称张居正“元辅张少师先生”，待以师礼，张居正也尽心尽力辅佐教导小皇帝。《明史·张居正传》记载说，张居正教导万历帝：“戒游宴以重起居，专精神以广圣嗣，节赏赉（làｉ）以省浮费，却珍玩以端好尚，亲万几以明庶政，勤讲学以资治理。”这六条，把读书、行政、做人、品德、健康、生活都提到了。张居正还把历朝治乱的经验和教训编成图文并茂的《帝鉴图说》，编纂文字，请人配图，以之来教导万历小皇帝。还编写经典进讲，又设立起居注官。

　　在李太后、太监冯保和首辅张居正的通力配合之下，万历初政，就是万历元年到十二年这个时期，朝纲不紊，社会安定，经济也得到发展。具体说来，这段时间，政治上整肃吏治，信赏严罚，一统号令。经济上清丈田地，推行一条鞭法，增收赋税，使得万历这个时期的财政情况大有改观。隆庆的时候，国库年入大约白银200万两，到这时增加了一倍，到了400万两。在军事上，主要是平南倭，靖北虏。南倭，就是东南沿海的倭寇，张居正重用戚继光在东南沿海平倭，屡创大寇，海疆平定。北虏，主要指北方蒙古势力，张居正重用辽东总兵李成梁，取得重大战绩。

　　在张居正辅佐万历皇帝初政时期，北京也出现了一片和平景象。明朝人史玄在其《旧京遗事》中写北京当时的情况：道路无警守，狗不夜吠，中秋月明之夜，长安街上歌声婉转曼妙。

　　但是，万历十二年（1584年），张居正故去了。这一年很重要，我们前面讲过，袁崇焕也诞生在这一年。

　　张居正故去之后，万历皇帝就开始亲政。他先采取非常手段，摆脱张居正、冯保和李太后的影响和控制，接着果断地进行“三大征”，表现出一定的魄力和能力。万历皇帝最重要的政绩就是进行了“三大征”，底下我还要讲。但是，万历皇帝并没有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而是居功骄傲，怠于政事，从励精图治到消极怠政。出现这样逆转的原因是什么呢？

steve2046

万历怠政（2）：摆脱戒尺 三大战争

万历怠政原因很多，重要的有四条：

　　第一，摆脱戒尺。万历皇帝亲政前，头上悬着三把戒尺：张居正、冯保和李太后。所以他亲政后就想摆脱这三把戒尺的束缚。

　　第一把戒尺是张居正。张居正是大学士，又是首辅，还是他的老师，万历皇帝平常称呼他的时候不直呼其名，而是称先生，那是很恭敬的。因为张居正对万历要求非常严格，可能万历小时候就产生一种逆反心理，而张居正一死，便有人在万历皇帝面前进张居正的谗言。种种因素纠合在一起，导致万历皇帝在张居正去世两年后下令抄了他的家。张居正的儿子张敬修自缢身亡，张居正80岁的老母亲也非常悲惨，朝廷只给她留下一所空宅和10顷薄田。因为抄家的时候先封门，张家很多人没有来得及出来就被封在里头，里面长时间没有吃的，后来开了门查抄的时候已饿死妇孺10多口。万历皇帝惩治了张居正，摆脱了他头上的第一把戒尺。

　　第二把戒尺是太监冯保。冯保在万历初年做到司礼监掌印太监，权力很大。因为他和太后、和张居正关系都比较好，所以在约束万历皇帝方面也格外严格。有一次小皇帝被几个太监引导，穿着窄袖的衣服，在宫里头乱跑乱闹，冯保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太后。太后让万历跪下，训斥他。有时候万历皇帝功课不好，冯保也报告太后，当然小皇帝又少不了吃一些苦头。所以，清算完张居正之后，万历皇帝就着手处置冯保。先将冯保发往南京安置，几天后又抄了冯保的家。这样，掌印太监冯保也失势了，万历摆脱了他头上的第二把戒尺。

　　第三把戒尺是李太后。李太后在万历小的时候也住在乾清宫，一为照顾他，二为督促他。早上要上朝的时候，天还不怎么亮，李太后就命人把万历小皇帝叫起来，让宫女给他洗脸，把他弄上车辇上朝；万历犯了错误，李太后经常严厉地责罚他。后来，万历渐渐长大，结婚、亲政，李太后就从乾清宫搬到慈庆宫，对他要求也不那么严格，有一些事情就不大管了。这样一来，万历又摆脱了悬在他头上的第三把戒尺。

　　这样，万历皇帝就不再受这三把戒尺的约束，性格中原来就有的任性、倔强，这个时候就更加发展。

　　第二，居功骄傲。万历皇帝继位之后，年轻气盛，血气方刚，连着进行了“三大征”，就是三次大的战争。

　　一是平哱拜之乱。哱拜是蒙古鞑靼部人，降明以后做副总兵。他的儿子叫哱承恩，承袭父爵，做了指挥使。万历二十年（1592年），哱拜和哱承恩父子在宁夏银川反叛，万历皇帝果断决定平叛。派去平叛的军队攻打了几次都没有取胜，万历皇帝又派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松为总兵，率军平叛。李如松派人决黄河水灌城，城外积满了水，城被冲开一个口子；李如松乘势下令攻城，一举平息了哱拜之乱。

　　二是援朝抗倭战争。从万历二十年（1592年）到二十七年（1599年），朝鲜遭到日本侵略，王京陷落，八道尽没。朝鲜危急，求明援助，“请援之使，络绎于路”。万历皇帝鉴于唇亡则齿寒，决定派兵到朝鲜，援朝抗倭。这场战争时断时续，前后进行了七年多。最后，日本因丰臣秀吉去世，撤出朝鲜。

　　三是平定播州之乱。播州就是今贵州遵义地区，万历十七年（1589年），播州宣慰司使杨应龙发动叛乱，万历皇帝派兵去平叛。这场战争时断时续，一直到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最后的结局是明军八路进兵，四月告捷，平息了杨应龙之乱。

　　万历皇帝在12年时间里，取得东北、西北、西南三个地域三次重大的军事胜利，史称“三大征”。于是，万历皇帝有点志得意满，后来就逐渐怠于政事。

　　第三，没有竞争。皇位继承制度，清朝比明朝高明一些。清朝的“三祖三宗”努尔哈赤、皇太极当时是选优的，顺治虽不是选优，摄政王却是选优的；康熙、雍正、乾隆三帝，都是在皇子当中选优的。明朝皇位继承是嫡长制。隆庆帝陈皇后无子、多病。万历帝上面的两个哥哥都早死，他同弟弟翊镠是同母，也不存在皇位竞争。所以他登极前没有竞争，坐上皇帝宝座以后又遇到一个所谓的太平盛世景象，就越发放纵自己；再加上万历帝比较任性，固执倔强，个性乖戾，不听忠谏，一味从心所欲，便渐渐怠于政事。

　　第四，身体有病。万历皇帝身体不太好，很胖。胖到什么程度？有的书说，他走路时，要太监给他抬着肚子缓缓前行。他给太后请安，史书记载，要“膝行前进”。胖易懒，懒就更易胖，恶性循环，使他更加厌倦政事。但是，反过来说，万历皇帝虽然有病，却也没有病到完全丧失工作能力的地步。比如说他的儿子福王，从洛阳派人到北京皇宫要钱、请赏等，早上报来，当晚就批复。这说明万历皇帝怠政的根本原因是他无视江山、社稷、国家、人民。

　　我上面说了这四个原因，形成了一个结果，就是万历皇帝怠政。那怠政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steve2046

万历怠政（3）：“六不做”

明朝皇帝不像清朝皇帝那样勤政。除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外，大多不勤政。有的书说，明英宗每天处理八件事，不及朱元璋的1/50。在明朝16位皇帝中，万历帝可以说是最懒惰的皇帝。

　　万历皇帝懒惰的表现是什么？我给概括为“六不做、六做”，就是该做的事情他不做，不该做的事情他却做。

　　先说他的“六不做”，即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

　　第一，不郊。就是不亲自郊祭天地。《明史·礼志·郊祀》记载：“祭天于南郊之圜丘，祭地于北郊之方泽。”圜丘为南郊的天坛，方泽为北郊的地坛。按照《周礼》的说法，身为帝王，“冬日至，礼天神；夏日至，礼地祇”，就是在冬至要到天坛祭天、在夏至要到地坛祭地。《左传》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皇帝是“天之子”，祭祀天地是皇帝的头等大事。清朝康熙皇帝祭天时，走着到天坛，还要斋戒，以示虔诚。万历皇帝年纪轻轻的，既不祭天，又不祭地，更何况对待臣民呢？

　　第二，不庙。就是不亲自祭祀宗庙、太庙。太庙里供奉着祖宗牌位。“敬天法祖”是皇帝的基本准则，连老百姓都要祭祖，更何况皇帝呢！万历皇帝懒到不敬天、不祭祖，自然更无视臣民的诉求。

　　第三，不朝。就是不上朝。过去我说过，清朝皇帝每天要御门听政，就是每天要主持朝廷会议，以决重大国务问题。而万历皇帝竟然二十几年不理朝政，也不主持朝廷会议。有的大臣跪在宫门外请求皇上亲理朝政，竟不被理睬。如大学士方从哲请求补充阁臣，“章凡数十上，候旨文华门凡六日”。大家知道，紫禁城皇极殿（清改名太和殿）前，左翼（东面）是文华殿，右翼（西面）是武英殿，文华殿前面的门叫文华门，武英殿前面的门叫武英门。大学士方从哲几十件奏章上去之后，在文华门外等着万历皇帝的批示，连着等了六天都没有结果（《明神宗实录》卷五八一）。明军萨尔浒大败后，大学士方从哲上疏，希望皇帝能够出御文华殿，召集文武百官，讨论御敌方略。结果这个请求依旧如泥牛入海，留中不报，没有回音（《明神宗实录》卷五八○）。

　　第四，不见。就是不接见大臣。过去我讲过，清朝的皇帝以康熙为例，上午御门听政，下午经常是接见群臣，小到知县、知州、知府，大到巡抚、总督。万历皇帝是连大臣也不见，更谈不到知县、知府了。大学士、首辅朱赓，三年没有见皇帝一面。万历四十年（1612年），南京各道御史上疏：“台省空虚，诸务废堕，上深居二十余年，未尝一接见大臣，天下将有陆沉之忧。”（《明史·神宗本纪》）而大学士、首辅叶向高说：“不奉天颜久，而福王一日两见。”（《明史·叶向高传》）可见，万历皇帝并不是谁也不见，对自己的爱子福王可以“一日两见”，对大臣则是不朝不见、不理不睬。

　　第五，不批。就是对大臣的奏章不做批示。明朝有一个规定，就是大臣不轻易上奏章，凡上奏章必有重要急迫的事情，皇帝就要赶紧批示，不论同意、不同意，还是部分同意，总要有个结果。但是，万历皇帝却将大臣奏章“留中”不发，就是既不批示，也不发下，而是搁置一边。没有皇帝的批示，事情就不能办，整个中央机构，几乎停止运作。上自尚书，下到知县，缺员得不到补充，辞职也得不到批准，使得衙门无法办公。大学士、首辅叶向高，章至百余上，结果，还是两个字：不报，就是没有回音。万历皇帝消极怠工的做法令许多大臣寒心，万历四十年（1612年），吏部尚书孙丕扬，“拜疏自去”（《明史·神宗本纪》）。四十一年（1613年），吏部尚书赵焕也“拜疏自去”（《明史·赵焕传》）。他们既然无力改变这种局面，最后只得选择了辞职回家。

　　第六，不讲。就是不参加经筵讲席。经筵，是为皇帝专设的讲席，由大学士、翰林院侍讲学士等担任主讲，并同皇帝切磋经史，也是君臣共同探讨治国理念与治策的场所。日讲，原意是每日向皇帝进讲经史。清朝的康熙帝8岁即位，比万历帝即位时还小两岁，但他除坚持经筵外，还坚持日讲。康熙皇帝这个日讲原来是隔一天讲一次，康熙说不行，要每日进讲。起初是冬天和夏天不讲，就是放寒暑假了，他说不行，寒暑天都要讲，有时候一天讲两次。在平定三藩之乱时，日讲在御门听政之后；平定三藩之乱后，日讲在御门听政之前。日讲时康熙常要求讲官不必忌讳，大胆讲解，偶有失误，也予以谅解。但是，万历帝却不参加经筵讲席，工科右给事中王元翰批评道：“朝讲不御，则伏机隐祸不上闻。”又说万历：“亲宦官宫妾，而疏正人端士，独奈何不为宗社计也！”（《明史·王元翰传》）

steve2046

万历怠政(4)：沉湎酒色 宫藏“十俊”

万历皇帝“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他忙什么呢？概括来说是“六做”：

　　第一，沉湎酒色。万历帝嗜酒，经常喝得酩酊大醉。结果上行下效，朝野上下，宴舞酣歌，常常通宵达旦。他还宠幸郑贵妃，每天过着昏天黑地、腐朽糜烂的生活。

　　第二，贪敛钱财。万历帝派矿监、税监到全国各地去搜刮，“明珠、异宝、文毳（cuì）、锦绮山积，赢羡亿万计”（《明史·诸王五》）。这些钱财不入户部的国库，而归入内帑（tǎnɡ），就是皇帝的私库。中央及地方大小官员，上奏百疏，拒不采纳。

　　第三，乱封滥赠。万历帝自己的皇庄占地210万亩，赐给他弟弟潞王翊镠田400万亩，赐给他儿子福王常洵田200万亩。没有田了，就将周围郡县的土地划过来。他们父子、兄弟三家占地810万亩，而万历六年，全国的田地是5.1亿亩，他们三家占全国总田地数的6.3％！

　　第四，肆意挥霍。《明史·食货志》记载：郑贵妃生子赏银15万两、过生日赏银20万两，潞王就国赏银30万两，福王结婚用银30万两、建洛阳府邸用银28万两，营建定陵用银800万两，皇子册封等用银1200万两、采办珠宝等用银2400万两。而万历初年，年国库收入才只有400万两，可见万历皇帝是肆意挥霍。

　　第五，大兴土木。万历的时候，乾清宫和坤宁宫着火，皇极殿、中极殿、建极殿，就是后来的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三大殿着火，这就免不了要大兴土木，兴修宫殿。钱从哪儿来？当然还是从老百姓身上出。

　　第六，胡作非为。有的书说他爱“吸大烟”，有的书说他玩“娈（luán）童”。据说当时宫中有“十俊”，就是十个聪明俊秀的小太监，“给事御前，或承恩与上同起卧”。

　　是不是有人提意见啊？有。有的官员上书提意见，万历皇帝回答六个字：杖六十，斥为民。这使我想起《尚书·五子之歌》云：“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万历皇帝不是有一于此，而是有六于此。万历皇帝之所为，正如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说的那样：“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黄宗羲又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这不正是万历皇帝的画像吗？因此，大学士、首辅叶向高沉重地说：“恐宗社之忧，不在敌国外患，而即在庙堂之上也！”（《明史·叶向高传》）

　　万历帝怠政，使朝政出现危机。《明史·神宗本纪》论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那么，万历的怠政，究竟导致了什么样的严重后果？我们将在下文细说。

apex

请继续~

steve2046

朝政危机（1）：上下解体 中枢瘫痪

上文我讲了万历怠政，具体说就是万历皇帝的“六不做”和“六做”，接下来我们看看万历怠政的后果及其深远影响。

　　万历帝怠政造成严重的朝政危机，朝廷中枢濒于瘫痪。具体说来，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上下解体；二是宦官肆虐；三是党争激烈。

　　第一，上下解体。明朝中央政府主要由内阁、六部、都察院等机构组成。万历帝长期“三不”――不朝、不见、不批，造成朝廷中枢机构近于瘫痪。最典型的是政府官员的缺得不到补充。举一个例子：到万历四十年（1612年）时，宰辅只剩下首辅叶向高一人，而且他也没法工作，奏章上去就留中不发，许多问题处理不了。这位大学士、首辅索性在家里头称病，三个月闭门不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只有吏部赵焕一位尚书，户、礼、工三部各只有一位侍郎。都察院自都御史温纯罢去后，八年没有正官。因为刑部缺少处理刑法的官员，长期不能决案，积压案子数量多、时间长，引起在押人员及其家属的不满。于是犯人家属，集体在长安门前哭诉（《明史·方从哲传》）。吏部尚书赵焕多次上疏乞求补充缺少的官员，万历帝都不批示。这工作可怎么做？赵焕就写了个辞呈递上去，准备辞官回家，但还是等不到回音。赵焕“遂叩阙前，出城待命”，遥望等待，仍无结果。赵焕只好于第二年“拜疏自去”，就是上了一道辞官的奏章，离职而去。（《明史·神宗本纪》）。

　　职能部门严重缺员，已经使政府机构运转不灵，而那些在位的阁臣，由于长期得不到皇帝的批示和接见，也无法开展工作。还是举赵焕为例子。赵焕自动辞职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因为吏部无人负责，朝廷还是要他出来任职，这时已经77岁的赵焕只得复出。第二年，就是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明军萨尔浒大败后，辽东告警，京师震惊，吏部尚书赵焕“率廷臣诣文华门，固请帝临朝议政。抵暮，始遣中官谕之退，而诸军机要务废阁如故。焕等复具疏趣之，且作危语曰：‘他日蓟门蹂躏，敌人叩阍，陛下能高枕深宫，称疾谢却之乎？’帝由是嗛（xián）焉。考满当增秩，寝不报。焕寻卒，恤典不及”。就是说，78岁的吏部尚书赵焕，在明军萨尔浒大败之后，带领群臣跪伏在皇宫文华门外，坚请万历帝接见群臣，商讨守卫辽东的策略。他们一直跪到傍晚，得到的却是皇帝身体不适让他们回去的圣旨。赵焕情急之下说道：等到敌人兵临城下的时候，陛下您还能说因为自己有病而让他们退回去吗！就是在这么危急的关头，万历帝还是不理朝政，而且从此衔恨赵焕。赵焕不久之后去世，朝廷没有给他任何恤典。

　　一些正直的官员屡次给万历帝上疏谏言，有的写得很激烈。有一个官员叫雒于仁，他写了一个奏疏，叫《酒色财气四箴疏》，就是批评万历皇帝酒、色、财、气四样俱全。万历皇帝很生气，要严厉处置他。多亏一些官员挽救才得幸免。这些官员说，如果您对他加以重刑，外界会误以为您真的有他提到的那些毛病，还不如显示您的宽大包容，让他离开任所削职为民算了。结果，雒于仁被斥为民。总之，对万历怠政提出批评的官员，大都遭到惩罚。

　　万历皇帝喜欢别人对他歌功颂德，阿谀奉迎，不喜欢听批评意见。万历亲政之初，阁臣还敢提出不同意见。明朝制度：内阁的职责是“票拟”和“封驳”。“票拟”就是在奏章上草拟处理意见，供皇上决策时参考；“封驳”就是对皇上下发到内阁的批示，可以提出反驳意见。如万历帝册立皇太子事，夜里二更下诏，阁臣沈一贯认为不妥，加以封驳，说“（臣）万死不敢奉诏”，万历皇帝最后还是听从了他的意见。但是，自从惩治张居正后，内阁大臣，多为萎缩――“票拟”多被“留中”，“封驳”则多不敢为。有句话叫作“奴婢以伺喜怒为贤，师友以规过失为贤”，因为万历皇帝喜欢的是只会顺情说好话的奴才，久而久之，奸佞小人就围在他身边，特别是宦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