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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30.3.2014 20:1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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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关于中国中期经济前景的背景文件,以及现执教于耶鲁大学(Yale)的斯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的报告表明,中国在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方面也取得了切实进展(见图表):中国力图转向速度较慢、资源密集度较低、就业密集度较高的经济增长模式。尽管和几乎所有其他经济体相比,中国服务业对GDP的贡献仍显著偏低,但2013年还是首次超过了工业的比重。2008年前,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所创造的城镇新增就业数不到100万。2008年以来,这一数字平均达到140万。通胀水平一直很好地处于可控范围,工业盈利能力在经济放缓期间保持得较好。
总体而言,中国经济似乎在平稳地调整,逐渐适应不可避免的减速,其推动因素是利用未开发资源(包括劳动力)的能力不断下降。
不过,中国经济依然高度失衡,其最显著的特征是消费(包括公共和个人消费)占经济的比重异常低,而投资的比重异常高(两者都接近GDP的一半)。这种情况直到去年才稍稍有所逆转,此前投资所占比重一直快速上升,自本世纪初以来几乎一直保持这个势头。
目前,个人消费占GDP的比重约为35%,大致只有美国的一半。超高的投资比重推动了经济增长。但也与过剩产能的增长和杠杆率的上升直接相关。正如那份中期前景文件所指出的,中国经济表现所面对的风险潜藏于金融恐慌、房地产泡沫破裂、地方政府高负债和产能过剩等相关风险。危险在于,迅速纠正这些问题可能引发一个正反馈循环,导致一轮远比预期剧烈的经济减速。
许多重要行业的产出已降至产能的75%以下。然而中国经济规模已太过庞大,无法通过出口来摆脱这一困境。
以钢铁为例,中国钢铁业的年产能为10亿吨,产出7.2亿吨,占全球钢铁总产量的46%。如果对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的投资大幅降低,那么钢铁业的产能利用率将受到沉重打击。对水泥业来说同样如此。坏账将会飙升。
当前一个大的问题是,中国经济中的纠正力量,会不会压垮政府平稳管理必要调整的能力?
有些人可能提出,中国经济需要的正是一场硬着陆。对此,政府不会同意,我也一样(当然我的意见无关紧要)。中国政府还有许多调控手段可以利用。不过,金融压力和宏观调整的下行风险已在急剧上升。我将在下周评估这些风险的规模,并给出可能的对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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