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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n style='color:purple'>嫁给间谍:我的丈夫叫普京<br><br><br> 列宁格勒的浪漫初恋 <br> <br> 我和普京的相识完全是一个巧合。 <br> 1978年9月中旬,我在完成一次飞行之后正准备开始三天的休假,空姐中队的好友莲娜约我陪她到列宁格勒去玩。她认识一位男孩谢尔盖,在列宁格勒音乐学院读书,她想让我去给她未来的选择当当参谋。谢尔盖原计划请莲娜去列宁格勒剧院听音乐会,一听说还跟了一个我,出于礼节,马上又去邀请了一个男孩。谢尔盖带着我和莲娜来到剧院门口时,另请的朋友已坐在售票口旁边的一张椅子上了。 <br> 他穿着简朴,其貌不扬,身高和我差不多,显得很瘦小。谢尔盖介绍说:“他叫普京。”我们彼此礼貌地点头算是打了招呼。 <br> 那天的音乐会非常棒,走出剧院我们仍余兴未尽,又在列宁格勒大街上逛了很久。就这样,三天休假中,我们四个人连续看了三场演出,每天都玩到很晚才依依不舍地分手。这三天的交往中我很少单独和普京说话,但我发现,他那双深沉的眼睛却经常有意无意地打量我。最后那一晚看过演出在地铁口告别的时候,普京突然红着脸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他的电话号码。 <br> 那时,他告诉我他在警察局工作,实际上是在克格勃列宁格勒反间谍处。后来我才了解,普京很少把自己的电话号码告诉别人,即使他脱离克格勃从政以后,仍然保持这样的习惯。就因为有了这个电话号码,我们的关系从那偶然的三天开始,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br> 这样,我和普京就开始了频繁的交往,但是,因为我们俩都很害羞,彼此的关系一直还保持若明若暗的状态。三年过去了,有一天,普京将我约到他的宿舍,神情紧张地问我:“我们认识了这么久,你大概已经知道了我是什么样的人。我一点都不英俊,也不大会说话,有时候还脾气不好,让身边的人受委屈。而且,如果做我的伴侣,还会有危险,因为我的工作很特殊。柳德米拉同志,你现在愿意对我们的关系做一个决定吗?” <br> 我一听这话,心里就开始发凉,我想,这大概是他想与我分手的信号,为了不伤害我,就用自贬的方式作为托词。我感到很委屈,但女孩的矜持和骄傲又不容我做出恳求的姿态。于是,我心一横,毫不犹豫地说:“普京同志,这件事我已经决定了!”“真的决定了?”普京显出很激动的样子,旋即用探求的目光注视着我。我冷冷地点点头,准备等着他说一些安慰我的抱歉的话。想不到,普京的回答却是这样的:“如果你决定了,我们就择个合适的时间结婚吧!” <br> 1983年7月28日,我和普京在涅瓦河畔一艘游轮的浮船上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从此开始了我们简单而又起伏波折的家庭生活。 <br> <br> 动荡不安的流离岁月 <br> <br> 也许真正的爱情是可以战胜一切的。那时,空姐的择偶条件都相当高,对方要么是英俊多才,要么是家庭富有,或者是身居要职,而这一切普京都不具备,可我一点没有在乎。我们结婚后不久就有了第一个女儿玛莎。那时,我还在列宁格勒大学上四年级,住学生宿舍,普京工作的地方只有一间几平方米的小寝室,于是,我们的家就只好和郊区乡下普京的父母的家安置在一起。普京的父亲是卫国战争时期的伤残军人,政府给了他一套27平方米的两居室住房。每到周末,我就和普京一起回家,帮两位老人打扫卫生,洗衣洗被,再为他们做一顿可口的饭菜,普京什么家务都不会干,看着我忙进忙出,好像很不安,但他只会愣愣地看着我,却不知道说什么话来表达他的赞美和安慰。 <br> 1984年,由于普京的工作出色,克格勃总部决定派他到德国工作,行前被送到莫斯科安德波罗夫红旗学院(现在的外交情报学院)进修一年。学校有一个严格的规定,学员学习期间不准回家,家属只可以一月探视一次。就这样,我既要为最后一年的学业拼搏,又要照顾女儿,为了不让普京挂念我们,每个月我还得抽一个周末抱着玛莎坐火车到莫斯科和他团聚一次。 <br> 1985年,我们一家来到德国多垒斯顿,普京在这里担任“苏德友谊之家”的主任。直到这时,我才知道他做的是间谍工作。当我知道了普京真实身份后,就整天为他担心。平时他从来不和我谈工作上的事情,也绝不允许我到他的办公室,这更增强了我的忧虑。 <br> 在德国的第三年,我们的第二个女儿卡佳出生了。孩子总是让普京感到高兴和快乐。平时,普京老是一副木讷傻气的样子,最多只会给我讲一两个刚刚听来的笑话。然而,只要两个女儿一围到他的膝前,他就马上变了一个人,他可以趴在地上让两个女儿当马骑,可以任由她们揪他的耳朵,拨弄他的鼻子。为了逗孩子笑,他甚至学驴叫,学鸡叫,学火车开动的声音。每当这时,我就觉得他不是我的丈夫,而是我的另一个孩子,一个呆头呆脑的儿子。 <br> 1990年,普京应召回国。我们又回到了阔别16年的列宁格勒。 <br> <br> 相伴浮沉的宦海生涯 <br> <br> 回到列宁格勒,普京没有去反间谍组,他要求到列宁格勒大学工作,不久就担任了梅尔库里耶夫校长的外事助理。这期间,他除了努力工作之外,开始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国内最著名的国际法专家穆辛导师。 <br> 90年代初,苏联的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物价飞涨,食品短缺。在德国生活时,我们还用自己的积蓄买了一辆车,现在却连汽油也供不起了。起初我也应邀在列宁格勒大学担任德语教师,后来,因为生活困难,我只好回到家照顾丈夫和两个女儿。我每天到各大商场去转悠,为买一点廉价的物品或紧俏食品,经常要排几小时的长队。这时,普京的父母也因生病无法自理和我们住到了一起。为了让两个老人吃好穿好,我让普京把从德国带回的那辆“日古力”小轿车卖掉,以便腾出一些钱贴补家用。 <br> 1994年,时任列宁格勒市长的索布恰克,派人找到普京,希望他能够到市政府协助他的工作,普京曾是他的学生,他一直很赏识他。已经开始热心学问的普京,担心自己不适合政界,想推托此事,我再一次说服他接受了这一机会。果然,上任不久的普京,很快表现出了多谋善断的本领,接着就被提拔为第一副市长兼对外联络委员会主席,随后又担任代市长。 <br> 那段日子,普京没日没夜地工作,为了保证他的健康,我想方设法调理好生活,使他有充足的精力处理成堆的事情。过去普京喜欢体育锻炼,但工作忙了之后就放弃了,于是我就抽空陪他跑步或者游泳。他平生最不喜欢吃药,偶尔生了病,我就悄悄地把药掺在他的饭里。有一次,他突然感觉到了饭的味道不对,凭着当间谍的敏感,立即让大家停止吃饭,我想,他一定是担心有人投毒。我只好向他道出实情,这样,他才表示愿意吃药。普京也不太讲究外表穿着,从政之后,我专门为他设计了几套深色的比较紧身的西服,使他显得敏捷精干。 <br> 1996年,我们的生活又发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变化,这年5月,索布恰克在州长选举中获胜,移交了市政府的一切公务。普京作为他过去的班子人员,因一时无法安排合适的工作,只好暂时闲居在家。那段时间,他的心情很郁闷,我陪他到公园散步,上图书馆读书,还经常去我们初识的那家剧院听音乐。 <br> 那年6月,我们离开了列宁格勒,搬进了距市区大约一百多公里的私人住宅,我想让普京在乡村的自然风光中忘掉眼前的失意。然而,祸不单行,新宅只住了一个半月,就不幸遭遇了火灾,房子、家具、儿童玩具、衣服,统统化为灰烬。 <br> 站在烟尘未定的废墟上,普京低着头一言不发。那天晚上,我们只好住在朋友家里。我一整夜都搂着他的肩膀,我知道,他很难过,我对他说:“房子、家具都是身外之物,只要我们还相爱,只要我们还有信心,一切都还会有!” <br> 在这种情况下,普京决定前往莫斯科寻找机会,我也积极主张他换一个新的环境发展。和刚回国时不同,现在的他已经有了相当丰富的处理政事的经验。 <br> <br> 朴实无华的第一家庭 <br> <br> 1997年,我们来到莫斯科,经朋友推荐,普京被安排到总统办公厅工作,这是我们事先怎么也没预料到的事情。 <br> 开始,普京很不适应莫斯科的都市生活,然而在工作上,凭着他的忠诚、干练和超人的智慧,很快就从一个不起眼儿的位子脱颖而出,从总统办公厅副主任一直升到俄罗斯总统,而我就成了俄罗斯第一夫人。我深深知道,“第一夫人”并不是个轻松的差使,弄不好你会变得什么都不像了。我努力调整自己,但我希望保持过去的本色,用一个妻子和母亲的情怀当好普京身边的绿叶,维护好他的形象。 <br> 普京正式就职前,有关人士通知我,让我做些准备,当我届时出场时,人们却有些吃惊,因为他们发现我没有化妆。 <br> 我不是没想到这一层,克里姆林宫有一位著名的女美发师,已经指定专门为我化妆。但是,我想以本来的面目出现在公众场合,这样是想告诉国人:无论是普京或我本人,我们希望树立一种务实求真的作风,而不想做一些表面化的排场。 <br> 我告诉两个女儿,在任何地方,不准提自己的父亲。普京升任总统之后,我专门把他们带回列宁格勒远郊的彼得戈夫皇村,我说,这就是爷爷生活的地方,你父亲出生成长的地方,你们是工人的后代,不是贵族,不是公主。 <br> 当了总统之后的普京,本质一点都没有变,他喜欢简单的饭菜,简单的衣服,回到家里,我们依然会谈孩子的学习问题,谈过去的生活情景,有时我还陪他游泳跑步,和原来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br> 有一点不同的是,当了总统之后,普京开始限制我和女儿们在服饰上的开销,他反对穿名牌,不允许我们过分打扮。他说:“腐败始于奢华,你们要记住这句话。”所以,有时我和女儿都叫他“吝啬鬼”。 <br> 在日理万机后的闲暇中,普京偶尔还会把原来在大学读过的书翻出来阅读,我说:“你是不是还想当博士后?”普京说:“当总统只是我暂时的工作,等我任满之后,我就回大学去当教师,我相信,我一定是很优秀的教师,哪一位大学教授有我这么丰富的经历呢!”我学过西班牙语和法语,德语也滚瓜烂熟,等我不是第一夫人的时候,就去大学教外语,我想,肯定也不会差。 </sp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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