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叛逃坠机十大谜团曝光：林有两版“手令”

有容乃大

41年前，林彪乘256号三叉戟专机坠亡在蒙古的温都尔汗，这场机毁人亡事件，改变了中国的政治走向。41年后，事件的真相依然迷雾重重。通过目击者的回忆材料和最新访谈，或许有助于揭开这个事件一个个谜团。

　　谜团一

　　9月12日13时，毛泽东南巡突然回到北京

　　毛泽东为什么要问北京是否安全？

　　毛泽东身体好时每年都要外出，返程一般在9月底。但1971年那一次南巡，毛泽东8月15日出发，却提前半个多月返回北京。这一举动十分反常，以致于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都非常吃惊。

　　9月12日13时10分，毛泽东专列驶入北京丰台站，他把掌握北京军政大权的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北京军区第三政委纪登奎、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召到专列谈话。他首先和李德生确认北京是否安全。谈话结束后，毛泽东让李德生在南口布置一个全副武装师，守株待“兔”。当时军队调动权在毛泽东手里，林彪调不了军队，调一个排也要毛泽东批准。

　　15时36分，毛泽东专列从丰台站开出，16时05分抵达北京站。毛泽东专列从来没有白天进北京，本来毛泽东打算在济南召见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中办主任汪东兴打电话一问，杨得志下部队了，于是，专列在早5时抵达济南停车50分钟后，直接开回北京。

　　毛泽东的理发师周福明回忆：“9月12日晚上，南巡刚回来的主席吃过饭就睡下了。往常总理来之前都要事先通知，这次匆忙闯来，又神态严肃，我凭着多年来在主席身边工作的经验预感到出了大事。总理对我说，快把主席叫起来，有事向他汇报。不一会儿，总理出来了，对我们说，林彪要逃跑了，其他情况目前还不清楚，为了主席的安全，必须马上转移。屋里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我迅速收拾东西。汪东兴告诉我，在保证主席需要的情况下，轻装上阵，做好打仗的准备。”

　　中央警卫团立即部署警戒，中南海随之完成临战准备。

　　毛泽东为什么认为北京不安全？

　　难道毛泽东已经得知空军司办副主任周宇驰说“轰炸中南海”的话，所以一定要在天黑后进中南海？

　　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回忆：“中央警卫团成立了高射机枪和高炮大队，分在两处，一处设在故宫西华门角楼，一处设在钓鱼台国宾馆南。钓鱼台布置好了，但高射机枪根本弄不上角楼，只好拉倒。”“9月12日午夜我睡了，汪东兴亲自打电话，说中南海已经进入一级战备，你负责立即布置钓鱼台的一级战备。我马上组织以假山为掩体，架起机枪，并迅速挖好工事，桥头设置钉板路障，阻断各楼之间的路径，天亮才搞完。”

　　毛泽东南巡为了“敲山震虎”

　　1970年庐山会议后，林彪不写检讨，也没有动静，甚至叫“黄吴李邱”（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不要再找他，而林彪的儿子、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林立果却在南方十分活跃。情报源源不断到了毛泽东那里，他连着“三板斧”：“甩石头”，开展“批陈（伯达）整风”；“掺沙子”，增加军委办事组成员；“挖墙脚”，改组北京军区。毛泽东南巡时说，批陈整风汇报会，发了五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解决。他们要捂住，连总参二部部长一级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怎么行呢？汪东兴回忆：“中央先后召开了华北会议和批陈整风汇报会，都没有很好地解决问题。⋯⋯毛主席南巡，想推动这个问题得到深入的解决，以加强党内的团结。毛泽东自己说他南巡目的，就是学陈伯达到处游说”。

　　1971年8月15日13时，毛泽东抱病乘专列从北京出发，仅带汪东兴等几个人，可是警卫庞大。随卫的中央警卫团干部中队100余人，由中队长陈长江负责，全部双枪、手枪加自动步枪，另外还配有轻机枪。毛泽东走前特别问陈长江，枪里有没有子弹？

　　8月16日，根据毛泽东指示，周恩来、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张春桥、北京军区第二政委纪登奎、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前往北戴河向林彪汇报工作，分别谈了宣传、常务、生产、军事等。汇报结束后，周恩来说，毛主席提议，党中央决定国庆前后召开九届三中全会，然后开四届人大。这番话对林彪震动很大：九大前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不就把刘少奇抛出来了吗？九届三中全会是不是要把林彪抛出来呢？

　　就在周恩来向林彪汇报的同一天，毛泽东专列抵达武昌车站，并当即召见武汉军区政委刘丰谈话，提出“不要搞阴谋诡计”。次日，毛泽东召见河南省革委会负责人刘建勋等，刘丰也在座，毛泽东说：“这次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这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大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刘丰从来没有看到过毛泽东谈到庐山会议时那种严厉的表情。毛泽东说，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说穿了是树他自己。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彪亲自指挥的，缔造的人就不能指挥呀？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要动军队干坏事，听你的吗？毛泽东叮嘱刘丰谈话内容不要传达，尤其对北京要绝对保密。从8月18日到24日，毛泽东闭门不出。他在考验刘丰，看他会不会把谈话内容透露给林彪。刘丰曾是武汉空军政委，“文革”初期林彪曾与刘丰、曾思玉有一番讲话，被印成文件。不过，刘丰始终没有透露谈话内容，直到9月6日，副总参谋长李作鹏陪朝鲜人民军代表团访问武汉，刘丰到车站迎接，才告诉了李作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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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宣布华国锋兼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

　　8月25日，毛泽东让汪东兴通知已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的华国锋速来武汉。8月27日，毛泽东带着华国锋到长沙，与湖南省负责人卜占亚谈话。第二天，毛泽东将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广州军区政委刘兴元和广西负责人韦国清召到长沙谈话。毛泽东宣布华国锋兼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广州军区是林彪四野的老底子，毛泽东要加强对广州军区的掌控。

　　据陈长江回忆，汪东兴在第二天向他们传达，毛泽东当着许多人的面，质问丁盛、刘兴元：“你们同黄永胜那么密切，来往那么多，黄永胜倒了，你们得了！”“我就不相信我们的军队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有司政后机关，你要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把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有什么好处？”

　　不知道是不是毛泽东的“预防针”起了作用，包括林彪的老部下丁盛、刘兴元在内，“诸侯”们个个金口紧闭。77岁高龄的毛泽东“周游列国”，他不坐飞机，但“各方诸侯”要派飞机接送。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只知道专机接了谁，却“探”不到谈话内容。而“北戴河”最关心的就是谈了什么？林彪夫人叶群和林立果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们明明知道毛泽东谈话的内容与林彪有关，就是打听不到，知情者似乎都在有意回避。从8月16日到9月6日，毛泽东的谈话被他自己的命令死死“封锁”，“大棒”始终没有挥动起来，北戴河的“蛇”不动，“虎”也不动。这怎么行呢?总得让某些人“立功”吧。一定要让北戴河知道。广州军区是四野南下的最后根据地，林彪是四野司令员，在四野威信最高，他的老部下中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封锁”林彪。毛泽东让丁盛和刘兴元回到广州军区传达他的秘密谈话，期望有人传话，敲山震虎。

　　9月2日，江西省负责人程世清在毛泽东谈话时说，7月周宇驰两次来南昌，并运来一辆水陆两用汽车，要江西仿制，7月底他用飞机拉走了。程世清还谈到林彪女儿林豆豆叫他见到主席也说说，叶群好多事包括到政治局开会，都瞒着首长（林彪）。林立果也不知道在下边干些什么。毛泽东望着窗外，没有说话。

　　9月3日零时，毛泽东专列抵达杭州。离开长沙前，毛泽东让华国锋回北京，“只跟总理一个人谈”。汪东兴、华国锋等在韶山滴水洞追记了毛泽东的谈话内容，经毛泽东看过，专送周恩来。

　　9月4日，周恩来收到毛泽东讲话稿，这似乎是在试探周恩来。毛泽东南巡半个多月了，还没人敢把毛泽东谈话透露给林彪。周恩来经受住了“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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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戴河”接到情报，“蛇”动了，“虎”也动了

　　9月5日，丁盛、刘兴元从长沙回到广州，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开广州军区2000多名师以上干部大会，传达毛泽东讲话的主要内容，这在南巡的省份里绝无仅有。终于，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和刘丰中了圈套，他们分别透露了毛泽东南巡的谈话内容。顾同舟向周宇驰和于新野二人报告了传达的内容。9月6日，周、于二人驾直升机飞到北戴河向林立果报告。同一天，李作鹏听了刘丰的透露后大吃一惊，当天返回北京后，秘密向黄永胜汇报了毛泽东谈话内容。当晚，黄永胜就把情况通报给了叶群。

　　1971年9月17日，顾同舟被隔离审查，1980年7月被逮捕，1982年3月，军事法院判处他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罪行只有一条“通敌罪”。把毛泽东南巡的内容泄露给了“北戴河”，促使他们提早下决心谋杀毛泽东，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李作鹏没有这条罪，他向黄永胜汇报，“理直气壮”。黄永胜是总长，是上级，李作鹏是副总长，当然应该通个气，李作鹏要求黄永胜不要告诉“北戴河”。但黄永胜回到西山，就捅给了叶群。所以黄永胜的罪名有一条和顾同舟一样。

　　9月6日，“北戴河”分别接到顾同舟和黄永胜的“情报”。就这样，“蛇”动了，“虎”也动了。此时毛泽东正在杭州，毛泽东还是住在他最喜欢的西湖边的刘庄一号楼，他每次来杭州都住在这里，在这里召开许多重要会议。一号楼实际上是四合院平房，院子很大，古柏参天。翻过一座不大的山，就是雷峰塔。据陈长江回忆，服务人员多了些生面孔，且训练有素。外围警卫也有变化，省公安机关的老熟人都靠边了，出面接待毛泽东的几个负责人中，只有空五军政委陈励耘说了算，他掌握着省军区和治安警备大权。毛泽东在同浙江省负责人的谈话中，毫不客气地问他，你同吴法宪的关系如何？吴法宪在庐山上找了几个人，有你陈励耘，还有上海的王维国，广州的顾同舟，你们都干了些什么？陈励耘支支吾吾。

　　毛泽东在杭州突然转移专列

　　9月8日晚上，林立果带着“林彪手令”从北戴河回到北京，“手令”上只有一句很含糊的话：“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

　　9月9日1时，林立果、周宇驰、空军政治委员江腾蛟在西郊机场工字房讨论，决定在上海动手，让江腾蛟用火焰喷射器打毛泽东专列。此时正在杭州的毛泽东突然提出转移专列。专列转移到靠近绍兴的一条专线上，汪东兴借口防晒，让为专列搭一个棚子。汪东兴回忆：“杭州有一位好同志派人暗示毛主席，杭州有人在装备飞机。还有人指责毛主席的专列停靠在杭州笕桥机场支线“碍事”，妨碍他们走路，一些多次接待过毛泽东的工作人员也反映了一些可疑情况”。“现在想来，那时的形势是极其危险的，但毛主席并没有把他知道的危急情况全部告诉我，他老人家没有作声，他沉着地待机而动。”

　　9月10日午饭后，毛泽东突然提出到上海，随卫的干部中队措手不及。午饭前他们与当地驻军打了一场篮球，全身汗透，刚洗的衣服还在滴水。中队长陈长江命令用雨衣把湿衣服包起来。13时40分，专列由绍兴返回，14时50分返回杭州站。16时毛泽东专列开出杭州，没有通知任何人。18时10分，毛泽东专列停在上海郊区虹桥机场专用线。毛泽东一反常态，就住在专列上，随时准备出发。

　　汪东兴回忆：我把上海当地警卫全部撤到外围，毛主席主车周围换上随卫的干部中队，以防不测。在离我们专列150米的地方是虹桥机场的一个油库，要是油库着火了，我们的火车跑都跑不掉，所以我特别派了两个哨兵在那里守卫。汪东兴此举是因为林立果等曾秘密提出炸虹桥机场的油库吗？

　　要不是等了许世友15个小时，毛泽东当天就会离开上海。9月11日上午，毛泽东和许世友、王洪文谈完，还是悄悄离开上海，一路驶回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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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内线”？

　　如果没有“内线”，毛泽东怎么可能对林立果一伙的“活动”了如指掌？林立果的“小圈子”主要有周宇驰、于新野、刘沛丰、程洪珍、李伟信。“铁杆”周宇驰、于新野自杀，刘沛丰死在温都尔汗。活着的只有程洪珍和李伟信。程洪珍出狱后精神失常，林立果赏赐的对象也吹了，孤身回到老家山东宁阳。他没有结婚，借住兄嫂家，靠给人看门维持生活。据说1996年程洪珍跑到山上喝农药自杀了，时年52岁。

　　李伟信是林立果的“生活秘书”。林立果等起草《五七一工程纪要》时程洪珍不在场，而李伟信在端茶倒水。所有关于《五七一工程纪要》的材料都出自李伟信的孤证。他说“林立果说林彪知道《五七一工程纪要》”；“正本在北戴河”；“林立果说首长知道‘三个方案’”；“听于新野讲，黄永胜他们同意一起去广州”⋯⋯而《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发现也与李伟信有关。他负责烧文件，最后离开空军学院“据点”。北京卫戍区保卫部部长王树德回忆，9月13日已经把林立果在北京的五个“据点”都看守起来了。令人困惑的是，为什么三天后王兰义等人打扫卫生时空无一人，而《五七一工程纪要》的拉链本却放在桌上？连避孕套都扔进火堆，为什么留下如此重要的证据？

　　李伟信是上海人，1950年16岁参军，擅长美术，“文革”初期空4军大院到处是李伟信画的毛泽东巨幅像。林立果到上海时，李伟信为他收集“毛泽东像章”。作为林立果“生活秘书”，李伟信几乎和林立果“形影不离”，他比程洪珍更有条件“报告”。

　　9月13日清晨，周宇驰等人胁迫起飞的3685直升机因飞行员陈修文毅然驾机返航而迫降怀柔。周宇驰开枪杀害了英勇的飞行员陈修文，陈修文后来被授予烈士称号。周宇驰和于新野、李伟信相约自杀。周宇驰、于新野死了，李伟信放了空枪，被五花大绑关进北京卫戍区的地下室。北京卫戍区作战处处长张辉灿去查看，李伟信迫不及待地说“我要找汪主任”。张辉灿问“哪个汪主任”？李伟信说“我要找汪东兴”。张辉灿立即报告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吴忠秘书李维赛回忆：“吴忠和吴德一起到地下室审问过李伟信。”

　　1981年，空军法院因李伟信犯有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阴谋颠覆政府、投敌叛变（未遂）罪，判处他有期徒刑15年，送原籍上海市提篮桥监狱服刑。出狱后，李伟信与老婆离婚，投靠世界级的华裔建筑师，做世界各地的艺术建筑，事业相当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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谜团二

　　16时，林立果突然决定返回北戴河

　　谁透露了毛泽东秘密回京的情报？

　　林立果不知道毛泽东何时回到北京。9月11日22时，林立果接到空4军第一政委王维国的电话，说毛主席中午离开上海。林立果没有特别惊慌，因为他认为毛泽东9月25日之前不会回北京，他还有时间。但9月12日毛泽东刚到北京，林立果就得到了消息。

　　毛泽东一向行踪不定，尤其最后这次南巡，更是出其不意。陈长江回忆：“毛主席南巡前严令，不准任何人泄露他的行踪。”谁这么嘴快，把毛泽东回到北京的绝密情报透露给林立果？这个告密非同小可，直接导致了“九•一三事件”的发生！如果林立果不知道毛泽东回到北京，就不会坐林彪专机去北戴河，林彪怎么可能半夜“机”叫？

　　林豆豆回忆：“毛泽东回到北京，让汪东兴告诉叶群。”原来告密者是毛泽东自己。叶群得知毛泽东回到北京，马上告诉林立果。林立果决定当晚飞北戴河。

　　9月12日18时左右，潘景寅接到去北戴河的命令。

　　张耀祠说：“‘九•一三事件’很突然。突然在哪里？林立果想在上海暗害毛泽东，没办到。计划没出来，毛泽东突然回到北京。林立果紧张了。是他们的意见，不是林彪的意见。林立果那一套不可能实现，还是个娃娃，把自己力量看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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谜团三

　　12日21时50分多，林豆豆向中央警卫团报告

　　林豆豆报告中央警卫团的初衷是什么？

　　林豆豆说：9月12日21时，叶群叫我到她的住处看电影，这时我才知道林立果回来了。与此同时，林彪内勤张恒昌告诉我，他听见主任（叶群）对首长（林彪）说，去广州不行，去香港也行，首长始终没有答话。我立即问林立果去哪，他说马上去广州。

　　林豆豆希望林彪的警卫秘书李文普去中央警卫团大队部报告，但李文普不相信，说“主任说去广州，林立果说的也是去广州，要是真的去广州而没发生什么事，那可不是一般问题，那可不得了！”林豆豆想，如果自己不去报告，李文普就更不相信她讲的了，她决定去中央警卫团讲明情况。李文普马上赞同，说“你见到（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张宏就说我同意你去找他，我派刘吉纯陪你一块去，你叫张宏马上和我联系”。

　　林豆豆回忆：我去报告是想让中央警卫团作好准备，以对付紧急情况，并通过中央警卫团与中央取得联系。因为单靠林办工作人员，即使能把问题解决了，许多事情中央不知道还是不行。1972年8月26日周总理见到我时说，你当时也只能那样做。

　　张宏立即上报张耀祠：据林彪女儿林豆豆报告，林立果密谋要坐停在山海关海军机场的飞机外出，到什么地方没有听清楚。

　　张耀祠回忆：“张宏给我打电话，林豆豆讲，林立果、叶群正在商量要挟持林彪今天晚上逃跑，还要派飞机轰炸中南海，暗害毛主席。林豆豆让我立即直接向张耀祠报告，保卫好毛主席。我接电话是在汪东兴秘书值班室，汪东兴和秘书高成堂都在场。张宏说一句，我重复说一句，他们两人都听清了。汪东兴立即用电话向周总理报告。”

　　林豆豆是9月7日坐飞机到的北戴河。她本来身体不舒服，不想去。叶群说林彪病重，非要她来。林豆豆刚到北戴河，林立果就和她谈到广州、香港，并说他马上返回北京看牙。林豆豆明确反对，她认为，首长（林彪）哪里也不去，就在北戴河最安全。在林豆豆的坚决反对下，林立果流露出一丝放弃的表情，当天他没有走。但9月8日晚林立果还是坐飞机回到北京。

　　林豆豆说：“我从9月7日便分别找警卫科长刘吉纯、李文普及林彪内勤陈占照、张恒昌谈话，其中和李文普谈得最多。因为林彪对李文普的信任超过了对叶群和林立果的信任。我让李文普注意观察情况，组织工作人员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特别要防止有人在林彪身上用药，一定要确保林彪神志清醒和人身安全。开始，李文普并不相信我说的林立果要带首长（林彪）去广州、万一不行就让首长去香港以及林立果要害毛主席的事。后来他也感到事情有些不对头，向我说了叶群和林立果瞒着林彪所干的一些事情”。

　　李文普证实了林豆豆的说法：“9月12日下午，我在平台上乘凉，林豆豆突然对我说，‘林立果净干坏事，要害毛主席，他们还要去广州，万一不行就让首长去香港，你不能让首长上飞机走。’林豆豆与叶群感情不好，与林立果也有矛盾。叶群到处散布林豆豆有精神病，现在冒出这么大个‘阴谋’来，真把我吓了一大跳，我首先想这是林家母女又闹矛盾了。问林豆豆有什么证据，没有任何证据，我当然就更不相信了。我长期在林办，对林家真真假假的事见多了，听多了，就见怪不怪了。所以“九•一三事件”前发生的诸多事情，我们都没有很大的警惕，这也是原因之一”。李文普当时的想法是，“我有什么理由不让首长上飞机？如果他要上，我不让他上，能行吗？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你自己不去向林彪报告？只要林彪说句话，林办工作人员都会听林彪的指挥。你不敢向林彪查问，却要我阻止首长上飞机，把责任推给我们这些不知底细的工作人员。我从来没有干过这样的事，负不起这个责任”。

　　9月12日晚上，李文普在值班室值班，林豆豆又把他叫到小厕所，再次讲了不能让林彪上飞机。李文普还是说，没有证据，我怎好不让首长上飞机。伴君如伴虎，从李文普的角度考虑，他不愿意向林彪报告似乎是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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谜团四

　　叶群半夜突然要去“大连”

　　叶群临走前给黄永胜打电话了吗？

　　叶群和林立果原计划9月13日7时去广州。9月12日晚上，叶群安排林豆豆和张清林的定婚仪式，放两场电影，她则一直在打电话。叶群与留守毛家湾的秘书于运深讲了半个小时，于运深说童管理员问几只乌龟怎么办，叶群说给江青送去。叶群还和邱会作夫人胡敏讲了半个多小时，夸奖胡敏给孙女名字起得好。

　　22时30分左右，周恩来打电话给叶群，通话半小时。周恩来问叶群有没有调飞机，叶群说没有，马上又改口说有，是我儿子飞来的。邱会作回忆：叶群说：“101（林彪）想动一下，去大连住几天再回北京开三中全会，特向总理报告。”总理问：“什么时候起身？”叶群答：“今晚走，准备空中走。”总理说：“晚上飞行不安全，不要坐飞机走。三叉戟才进口，驾驶员还不熟悉。明天白天走，可以坐飞机。”叶群说：“你知道，那个急性子（指林彪）很难说服得了。”总理说：“为了安全，必须这样做。你应当耐着性子做说服工作。”周恩来还说，需要的话，我去北戴河看一看林彪同志。叶群极力劝阻。

　　周恩来命令吴法宪准备两个机组，并要吴法宪陪自己去北戴河。吴法宪也给叶群打了电话，报告总理要去北戴河。空军34师师长时念堂很快调来两个专机组，在候机室待命。但周恩来并没有去北戴河，是虚晃一枪吗？

　　这时林立果接到周宇驰的电话，说西郊机场“封”飞机了。自从9月6日得知毛泽东南巡谈话后，叶群就坐立不安，她知道毛泽东要端掉林彪了。接完周恩来的电话，叶群试图给黄永胜打一个电话，探听北京的动静。黄永胜正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周恩来召集的会议，周恩来接到北戴河报告后，要求与会者不要出门，也不要接电话，同时在门口布置警卫。所以军委一号台找不到黄永胜，叶群更加慌了。

　　李文普回忆：“大约23时多，叶群叫我到林彪卧室，她先进去跟林彪说了几句话，然后叫我进去。这时，林彪早已从床上起来穿好衣服，说今晚反正也睡不着了，你准备一下，现在就走。”叶群连外衣也没有穿，和林立果一起把已经服了安眠药的林彪从床上拉起来，几分钟后坐“大红旗”走了。

　　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上说：“23时多一点，接到北戴河中央警卫团的报告，说叶群宣布，周总理同意首长今晚起身去大连。叶群一宣布就上汽车走了；23时多，林豆豆从北戴河中央警卫团打来电话说：他们（叶群、林立果等人）坐汽车把我爸爸搞走了。” “林豆豆说昨晚林彪已服了安眠药，在北戴河上汽车是两个人扶着上去的。”“这个人（林彪）的脾气是很怪的，很难说服他不走。但为了安全，我还是命令警卫部队要把他们追回来。晚上无论如何不准放行，出了问题怎么负得了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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谜团五

　　李文普的枪伤没有鉴定

　　李文普为什么在姜作寿拦车后下了车？

　　林豆豆回忆：去中央警卫团大队部报告前，我对李文普说，“我对你谈了几天了，要提高警惕，不能麻痹，一定要防止今晚出事，你能保证首长不被弄上车吗？”李文普说：“能保证，你放心好了。”我又问：“你有把握吗？”李文普说：“这不成问题，我们有这么多人，林立果要是真的要跑，我们就是拼了，也不能让他把首长弄走。”我说：“我叫张宏带部队上来，由他们出面阻拦。在部队没有上来之前，你无论如何要尽一切努力保证首长不被弄上汽车，不然就麻烦了。”李文普说：“在张宏没带部队上来之前，我一定保证首长不被弄上车。”我问李文普随身带枪没有。 李文普说：“没有。”我责备他：“你们平时都带枪，到这时候为什么不带枪？”李文普说：“枪放在宿舍里，马上就带。”

　　1980年为审理“两案”，总政取证组到山西吕梁矿山，找到李文普。总政取证组成员李唤劳回忆：“事隔近十年，李文普与原来说的基本一样。他说他事先不知道他们往哪里跑。”

　　李文普反复强调，要张宏给他打电话，因为他要知道中央的态度。可是，张宏既没有打电话，也没有带部队上来。叶群又让马上走，忐忑不安的李文普给空军副参谋长胡萍打电话，问到哪里去，胡萍说不知道。李文普又给张宏打电话，刚挂通，就被林立果压断。李文普上车前，不知道上边是什么意思。

　　“大红旗”冲下山，中央警卫团二大队大队长姜作寿到路中间拦车，叶群让冲过去。姜作寿要不是躲得快，肯定撞上。实际上姜作寿只是想问到哪去，每次林彪出行，二大队都要随卫。李文普理解错了，他看见中央警卫团战士打着背包坐在路边，认为没有中央指示，谁敢拦林彪的车？上边一定是“不让走”！李文普脑子一团乱麻，林豆豆已经和他讲了那么多，首长（林彪）还是上了车，如果出了事，他要掉脑袋。李文普对总政取证组说：当时我就是想下车问问怎么回事。我是警卫秘书，为林彪的安全，有权处理。但是车不但不停，还打了我一枪。

　　李文普自己打了自己一枪？

　　“大红旗”加速冲过中央警卫团大队部后，突然停车，李文普从车上跳了下来，这时响了五枪。李文普打了一枪，车里的林立果打了一枪，二大队中队长萧奇明打了三枪。萧奇明看到差点撞上大队长，非常气愤，他拼命追车，正好“大红旗”停下，他冲着司机杨振刚一侧的玻璃窗就是三枪。他想把司机打死，但他忘了，“大红旗”是防弹玻璃，所以他三枪弹着点都在“大红旗”左侧的玻璃上，却没有打穿。

　　中央警卫团向中央报告，林立果在车里打了一枪，弹洞在车的摇把底下，弹壳也在车里。姜作寿回忆：中央警卫团天天玩枪，看弹着点就知道弹道。如果林立果开枪，有车顶挡着，他只能朝下。李文普左肩受了枪伤，他打的那一枪的子弹壳掉在地上，但弹洞没有找到。

　　9月13日零时左右，中央警卫团军医陆正武为李文普简单包扎。曾任外科医生的张清林将绷带拆开，看过伤口说“你是自伤啊”，李文普没有反驳。他被送到北京军区281医院，门诊叫来外科值班医生李太和。李太和看见李文普坐在板凳上，身上还背着一把小手枪。手枪非常小，像玩具一样。李文普身边还有几个带着武器的“看守”。李文普说自己是中央警卫团的，擦枪走火。李太和一听就是骗人，这么晚了，擦什么枪？李太和又问，有多远？李文普说没多远。旁边一个“看守”抢白一句：你自己打的！“看守”把李文普的枪下了。

　　李文普为什么偷偷留下几张纸？

　　李文普的清创手术持续一两个小时，这中间林彪专机起飞了。手术室护士注意到李文普听到飞机声一愣，不是不让起飞吗？怎么又起飞了？在李文普住院的十几天中，有中央警卫团的四人“保卫”。大队长姜作寿说，倒不是把李文普当敌人，只是交代不能跑了，也不能死了。

　　李文普话极少。李太和给他换药，换完了他才低声说一句谢谢。李太和看他的头发太长，提出给他理发。“保卫”嫌理发室太远，说借个推子就行了。每天李文普坐在桌前写材料，到底应该怎样交代，他拿不准，所以他的交代几乎让人看不懂。

　　国庆节前，中央警卫团要回北京，也让李文普出院。李太和说写个出院小结，中央警卫团说不用了。第二天一早，李太和到病房，预备再给李文普检查一下，没想到李文普已经被押走了。

　　护士杨桂兰整理床铺，发现李文普留下几张16开白纸，上面写着林、叶逃跑问题，林老虎，枪走火⋯⋯。她赶快把这几张纸交给教导员张淑英，张淑英上交医院政委。最后来了一个首长，给接触到这几张纸的人办了学习班，严令不准外传。张淑英问有这回事吗？他说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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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文普的枪伤为什么不鉴定？

　　林立果坐在李文普后面，李文普负伤时站在“大红旗”右车门外，李文普如果面向车门，坐在李文普后面的林立果子弹只能擦“前胸”到“右臂”。李文普如果背向车门，林立果的子弹是擦“后胸”到“左臂”。怎么可能“前胸擦到左臂”？中央警卫团拦车，使李文普相信了林豆豆的话，他想通过“走火”，给自己找个退身之计。伤在哪儿？李文普也考虑好了，右手拿枪，只好“委屈”左臂了。“前胸擦向左臂”，只能是李文普自己打自己。

　　林办秘书于运深“九•一三事件”发生时在毛家湾值班，当天早上就被监禁在值班室。他听中央57号文件说“林彪亲自开枪打伤跟他多年的警卫人员”，根本不相信。林彪连握个铅笔都要别人捂热，而且林彪没有枪，怎么可能开枪打伤警卫人员？

　　李文普说，“审查时从来就没有人说过是自伤”。后来的说法是林立果打了李文普一枪。车在，人在，从弹道上很容易鉴定，给李文普包扎和检查伤口的医生也不止一个。事实真相只需司法鉴定一下便一清二楚。

　　9月13日零时左右，周恩来接到北戴河中央警卫团的报告，“半途林彪的老警卫员，现在的保卫处长李文普跳下车来，受了伤”。这些情况都还有待查清楚。”为什么不查清楚？张耀祠回忆：我没有检查“大红旗”，这事过去就懒得检查。那个情况下不能说自己打的，那时怀疑他（李文普）是自己打的。他不愿跟他们走，下来就好交代了。张宏说：走火，不说什么事，不要鉴定。中央已经发了文件，与中央一个口径。汪东兴更干脆，算了，小节，不再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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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谜团六

　　潘景寅的病故军人通知书

　　林彪专机上天前，潘景寅不知道要飞出国境？

　　9月13日零时22分，林彪大红旗驶进山海关机场，这时三叉戟还在加油。林彪等人从工作人员的小铁梯爬上飞机，如果潘景寅事先知道，他一定会准备好登机梯。零时32分，还有五名机组成员没有上机，机场也没有给放飞指令。但叶群说有人要害林副主席，要潘景寅立即起飞，他当然要强行起飞。

　　“九•一三事件”后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上，周恩来说：“林彪飞机强行起飞后，是在京山航线飞行的，空军的雷达看得很清楚。但到了接近承德时飞机徐徐下降，到了承德上空雷达搜索到一次，飞机调头向北去了。”从林彪专机起飞后在空中的缓慢“问号”看，潘景寅并不知道要到哪里去。

　　1980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右下角刊登新华社电：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厄尔•费尔和夫人，回答了客人提出的问题。11月24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邓小平答美国记者问”。正值中国审判“两案”，厄尔•费尔问：“根据调查，飞机失事是自然的事故，是由于飞机维修不好呢？还是别的原因？”邓小平回答：“据我个人判断，飞行员是个好人。因为有同样一架飞机带了大量的党和国家机密材料准备飞到苏联去。就是这架飞机的飞行员发现问题后，经过搏斗，飞机被迫降，但这个飞行员被打死了。”邓小平答非所问，问飞机失事原因，却说“飞行员是个好人”。

　　这时飞行员潘景寅并不是好人。“九•一三事件”中的两位飞行员能比较吗？直升机在陈修文的驾驶下没有出逃，而是兜了个圈迫降在怀柔，而潘景寅却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毛泽东说“林彪帮了一个大忙”，这个“忙”是飞行员潘景寅“帮”的。潘景寅家属孙祥凝凭着邓小平的“好人”说，上访一年，拿到了潘景寅的《革命军人病故通知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