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逐鹿诺贝尔和平奖秘辛》之思

貳零一貳

文/
廖萱儿
数日前，到朋友家中喝茶闲聊，话题总少不了东海、南海、民运之类的，起初，还认为流亡海外的民运精英是民族精神的脊梁，比如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刘晓波。朋友不以为然。于是就把不久前出差，从南方带回的一本彭海秋先生的著书借我翻阅。
当夜，我仔细翻阅，读罢彭先生的书，我不禁大失所望。滚滚红尘、金钱欲望、名缰利锁，魔咒般地套住了他们的灵魂。他们的世界亦如烟花巷陌、市井茶楼，他们的生活比我们更为喧嚣，原以为他们是一群精神贵族，其实他们的精神在异域已经荒漠化，靠豢养已经无法开花结果。
《逐鹿诺贝尔和平奖秘辛》这部书，以近乎白描的纪实手法，写出了魏京生、任畹町、王希哲、徐文立、方励之、刘青、王丹……这些从1979年“民主墙”开始投身民运事业的民运明星，从七九“民主墙”到八六、八九“学潮”再到“诺贝尔和平奖”之争的始末。其中，还穿插了王希哲、徐文立、魏京生矛盾纠葛的由来，刘青挪用民运捐款案，魏京生的风流韵事，任畹町抓特务……揭开了一座异彩纷呈的民运舞台，揭示了一段不为外人所知的真实的民运历史。其视角之宽，展现民运人物之多，情节之细微独到，堪称前所未有。应当承认，中国民主运动，在中国经历了世界上所有国家都不能与之比拟的时期之后，才产生了民运人士这个特殊的人物群体，其特点非常突出。书中由民运人士自己，反思民运长期分裂的原由，探讨民运究竟向何处发展的问题。
彭海秋先生披肝沥胆，长期从事民运工作，几度风雨几度春秋，亲眼目睹了同仁们的各种心路历程，天命之年略作反思，也可以说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月换星移，念沧海之一粟，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随将半生感悟写成一书。这与其说是一部民运的斗争史，不如说是民运的反思史。
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魏京生是个什么人，伊少年并无安邦定国之大志，也无改变民性之想法，更无推动民主化进程的意念。早年在文革造反期间，从一老教授家中获得一部《水浒传》，他从这部书中读出这样一个道理，造反然后招安，不失是人生飞黄腾达的一个终南捷径。于是造反，入监，受西方敌对势力媒体关注，获得了名声，然后再造反。文革后，造反落伍了，1979年的民主墙，给他带来了灵感，这碗饭好端，金钱名利，并抱得美人归。那些涉世不深，跟随他的女性，都成了猎艳的目标。如果不是任畹町从中作梗，魏京生还真的有戏能拿下诺贝尔和平奖。难怪，魏京生对刘晓波获奖也愤愤不平。
香港《信报》刊登《魏京生今后应以什么为职业》的文章说：“我仔细阅读过魏京生的民主论文和狱中书信，以及他历来尤其是出国后对媒介发表的言论，发现他不是一个理论性、雄辩性的人，他的组织才能和策划才能已经不适合走民运这条路……”文章建议：“我倒觉得魏京生可以走文学创作或新闻报道的道路。魏京生曾坦言他走上民运的道路，更多地是由于看到民间的疾苦而非由于理论上的推导所致……他若能在文学创作方面进修一段时间，然后以忧国忧民的笔端写出他一生的经历，以及他对中国社会体验，结集出版，似乎最能发挥他自己的潜能……”当然，此后魏京生还在写，写他的经历、写他的看法，但最终，也没有看到有分量的东西。那样的时代、那样的经历培养不出来哈维尔，也培养不出来昆德拉，甚至也没有培养出又一个李锐。再后来人们了解魏京生，就是听说有一个“魏京生基金会”。招财进宝成了他人生的最终归宿。
任畹町后来被誉为“中国最有骨气的人权老人”、“中国民运第一谋略家”，对于中国国内发生的所有大事他都有骨气地站出来发表自己的观点。他赞同法轮功修炼者的“三退”（退党退团退队）；声援达赖先生；声援境内维权运动；申斥中国政府对四川地震救灾不力；声援抵制北京奥运……2008年4月，他认为“奥运应该承担更多的人权义务”，发出了“全球决战抵制北京奥运迎接中国民主变革的声明”，呼吁“促使国际民主阵营的体育界、政界、企界、财界、中国民主派与中华民国、香港通力合作，响应中国人‘不要奥运要人权’的时代强音。全面抵制奥运，不参与、不合作、不捧场，运动员们拒绝参赛，政治家们谢绝开幕，大公司们不出钱，艺术家们不策划，观众们闭上眼睛……可牵一发而动全身。”……英雄迟暮美人老矣。“人权老人”是一种尊荣，也是一种无奈。时光，磨去的东西太多太多……当任畹町再次用他擅长的让人看腻了的排比句，呼吁人们最广泛地抵制北京奥运的时候，人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叱咤风云、满腹韬略的英雄，而是一个唠叨琐碎的老人了……
日暮途穷，任畹町由79民主墙和89学潮的民运明星，在和魏京生的较量中，风云变幻，岁月无情，奔波一生，权利名利，都如长江滚滚东逝水，一个念头在人耳边炸响，丧钟为谁而鸣？
彭海秋先生在书中多次提到的刘晓波，获奖后又如何呢？挪威科技大学教授阿努尔夫·科尔斯塔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严厉批评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把今年的和平奖授予刘晓波，说“这是大错特错”，“诺委会这么做居心不良”，其目的是想在中国推行西方价值观和政治制度。
科尔斯塔说：“把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是大错特错。人民期望诺贝尔和平奖促进内部和平，特别是减少国与国之间的武装冲突。刘晓波，就我所知，从来没有在减少冲突方面做出过什么贡献，也没有参加过与和平有关的活动。我看不出这位和平奖得主符合诺贝尔遗嘱中最重要的标准。因此，这是一个错误。”
诺委会把和平奖授予刘晓波时所称的理由是“他在中国进行争取人权特别是言论自由的斗争”，以及“西方议会民主制度是世界和平的前提”。对此，科尔斯塔说：“这也是一个错误。如果我们看看全世界，美国和英国等具有悠久议会制民主的国家，过去50年来一直属于最具进攻性的军事强权之列，占领别国或在别国（如伊拉克和阿富汗）发动战争。”
关于诺委会为何作出这个决定，科尔斯塔说：“我认为，诺委会对中国所知甚少。诺委会也想独立于外部压力，表现出勇敢的一面。即使与实际相违，甚至与目的相悖，诺委会也要在全球推行西方价值。”
他说，诺委会选择刘晓波的主要理由是，他被认为支持西方在人权和政治制度方面的价值理念。“在西方，许多人认为这个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必须输送到所有其他国家去。要么直接通过武力和战争（如伊拉克和阿富汗），要么通过支持那些被认为代表这些价值和理念的人。我认为，诺委会想要中国成为一个更像西方世界的国家。诺贝尔奖就被用于此目的”。
关于诺委会自称它独立于挪威政府和议会的说法，科尔斯塔认为，诺委会形式上是独立的，但是在议会中有席位的所有挪威政党以及挪威首相和外交大臣都对诺委会的决定表示支持。诺委会主席亚格兰也是一位前首相和议长。因此，诺委会与挪威官方政治体系存在联系是确定无疑的。
他说，诺委会给中国贴上“不民主国家”的标签是不公平的。多党制不是使人民对政策制定和国家未来发挥影响力的唯一途径。每个国家都可以基于自己的文化和发展程度，选择自己的政治和民主解决方案。

科尔斯塔认为，西方许多人不想看到中国这样一个强国且在许多方面非常成功的国家拥有不同于西方的政治制度。他们想输出自己的制度和思维方式，“这将是一种攻击中国价值、文化和政治制度的过程，因此也是对在自己国家坚守中国文化价值的中国人的攻击”。


科尔斯塔最后说：“和平奖近年来从来没有授予代表和平以及为裁军而斗争的人们。我认为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没有侵略性的国家，它努力通过对话解决国际问题。因此，我认为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中国的异见人士是不公平的。”
《逐鹿诺贝尔和平奖秘辛》一书，用细腻详实的笔法，真实准确的第一手资料，生动再现了一个鲜为人知的世界。一个尔虞我诈、争名夺利、山头林立、争风吃醋、卖身投靠、落井下石、乞食于人的世界。这是一个令人不堪回首的世界。从魏京生任畹町到徐文立王军涛王稀哲刘青等人，乱哄哄你方唱罢我蹬场，民运舞台已经成了一个诡谲怪异的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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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运运动同样有中国特色，因为中国的民运者们不能成为一个凝聚力非常强大的拳头，各有各的思想各有各的主见，总有人想自己说了算，而不愿意做配角，同样的道理，任何一个团队不是每个人都是最出色的才是一个成功的团队，而是每个岗位都是最合适的人选才能缔造出最优秀的团队，这就是互补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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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