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神仙排行榜！

二叔 · 发表于 9.12.2004 21:02:37

摇啊摇(2) -------------------------------------------------------------------------------- 　　箕仙忽然不动了，再问也不回答，原来已经逃走了。其实，邱处机的弟子李志常确实写过一本游记《西游记》，但与吴承恩的小说《西游记》完全不同，可当时人们都认定邱处机是小说的作者。客人读书比较仔细，看出了小说中的情节与元代的情形有差异。号称“邱处机”的箕仙也肯定是假冒的，否则，怎么连自己弟子的大作都不清楚呢？ 　　还有一位扶箕请仙，请来的神仙自称是李白，大家说好啊，李太白号称诗仙，今儿大驾 光临，非请他作首诗不可。仙人毫不客气，说给个题目吧。大家正好看到有一只猫，就说咏猫吧，为了增加难度，还限定必须用九、韭、酒三个字作韵脚，箕仙倒也不含糊，只见筷子在沙盘上刷刷乱动，片刻写成。众人一看诗是这样的： 　　猫形似虎十八九，吃尽鱼虾不吃韭。 　　只因捕鼠太猖狂，翻倒床头一壶酒。 　　整个一打油诗的水平，这李白的真假就不必多说了。 　　因为请来的神仙太过杂乱，又经常戏弄请神的人，所以有时人们对箕仙也就不太尊敬了，碰到女神仙，甚至还要问些敏感问题，大吃其豆腐。有一个人请箕仙，请来了何仙姑。一个小崽子嘴快，脱口问道：“吕洞宾先生也在吗？”（在传说中，吕洞宾和何仙姑是有点关系暧昧的）仙姑也没翻脸，还题了一首诗： 　　开口何须问洞宾，洞宾与我却无情。 　　是非吹入凡人耳，万丈长河洗不清。 　　意思是说，我和吕洞宾其实是清白的，就是你们这些俗人乱造谣，弄得我绯闻缠身。 　　扶箕与其他预测性的巫术相比，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的开放性。几乎人人都可以设坛扶箕，请来各种各样的神仙。有点因缘的，还可以在家里设置常年的箕坛，一有问题，随时请示，方便快捷。而其他预测性巫术，像占星、风水，多半属于专业知识，一般人并不精通，临到需要请示时又来不及。所以明清以来，扶箕盛极一时。 　　开放性的扶箕逐渐泛滥之时，其实也就是它的没落之际。 　　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大举进入中国，扶箕也开始大请国外神仙，什么拿破仑、华盛顿、托尔斯泰，都纷纷到中国来做客。比如在民国时期，大连有帮人扶箕请仙，谁知请来的是耶稣，耶稣他老人家满篇写英文，谁也看不懂，只好再请一位神仙来翻译，结果竟然请来了济公。耶稣不说犹太语说英文，酒肉和尚做翻译，据说当时还有基督徒在场。这样的场景还能取信多少人呢？ 　　与其他预测方法比较起来，扶箕还是比较受读书人的青睐。民间用的万年历什么的，虽然检索方便，但只能提供粗略的知识和建议，比较大路化。而读书人运用扶箕，则可以与箕仙诗词唱和、吟风弄月、讨论时局，充分展示文人的优越感和文字癖。但是迷信就是迷信，扶箕的根本原理与其他占卜活动完全一致。学者在研究时经常把民间文化取向称为“小传统”，而把精英文化或意识形态方面的取向称为“大传统”，其实如果从日常状态去观察，在很多方面读书人和泥腿子还真没有什么差别。

二叔 · 发表于 9.12.2004 21:05:33

皇上,你爹贵姓?(1) -------------------------------------------------------------------------------- 　　中国古人很喜欢讨论政治成败的经验教训，从《尚书》开始，一直做到登峰造极的《资治通鉴》。讲得比较精到的，还要数《左传》: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戎指军队、战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道理大家都懂；祀指祭祀，通过宗教把大家的思想控制起来，就是狠抓意识形态。有了这两样，搞政治基本上就成功了。所以人们总喜欢用这两条标准来评判一个王朝的得失。比如，秦朝就是反面典型，他们光顾着抓枪杆子，忽视了意识形态（或者说他们根本就不在乎），结果“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才几十年光景，无限江山就 被人家夺了去。 　　秦朝的教训实在深刻，所以从西汉的刘邦开始，官家就比较自觉地做意识形态的文章了。 　　意识形态工作说起来简单，但是要深入人心却不容易。刘邦以出身问题作为抓手来建立自己的意识形态控制体系首先做出重大牺牲的，就是他爹。司马迁在《史记》中曾经这样描述刘邦的出生：一天，刘邦的老妈躺在池塘边睡觉，突然昏天黑地，电闪雷鸣，刘邦的老爹赶紧去找老婆，只见一条蛟龙在他老婆身上胡天胡帝，后来就怀孕生下了刘邦。从此，刘邦就可以理直气壮地与神仙攀亲戚了，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政治感生神话。不过，从理论上说，这也就意味着刘邦和他爹根本没有血缘关系。 　　感生神话并非刘邦的独创，在西汉之前，商人、周人在回忆自己的始祖时，都是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商朝始祖契的老妈叫做简狄，有一天看到一只燕子蛋，就把它给吃了，后来就生下了契，所以《诗经》上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周朝始祖弃的出生也大致相似。这些都只是反映了人们对蒙昧时期人类繁衍的模糊追忆，进入文明社会后，生命的起源不再神秘，在出生问题上就不会做什么文章了。在司马迁的记述中，即使黄帝、颛顼这样的著名政治家，也没有被神化，也就是生下来智商就比较高，属于天才儿童而已，并没有什么神仙老爸罩着。为了政治目的而有意识地修改出生证明，首创者是刘邦。当然，仅仅一个小故事还不足以让刘邦的形象高大丰满起来，司马迁又接着讲了几个不同寻常的故事，比如说刘邦生下来脸盘就像龙，左大腿上还有七十二颗黑痣（怎么长得下？）；刘邦经常到酒馆去喝霸王酒，卖酒的老头老太发现不管他走到哪里，天空中总有条龙在他头顶盘旋，于是酒钱也就免了；刘邦的老婆吕雉也说他住的地方上面总有云雾缭绕。几个故事讲下来，刘邦作为龙子的形象就比较完备了。需要说明的是，并不是司马迁故意编造了这些故事，而是传说早已沸反盈天，不由他不信。 　　应该说，刘邦制造自己的出生证明还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当时社会上对出身比较看重。项羽之所以得到很多人的拥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的祖父项燕是楚国大将，属于高干子弟；平民出身的陈胜、吴广，起义时的口号就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可见“种”的问题在当时的确很有号召力。 　　刘邦付出老爹的代价，得到了“君权神授”的待遇，也就是统治天下的合法性，这对后世颇有榜样的作用。在刘邦的创意启发下，几乎历代的开国皇帝都被反复地神化，而神化的原则，就像编《说文解字》的许慎说的“圣人皆无父，感天而生”，或者通俗地讲，就是有意无意地暗示皇上的“爹不是亲爹，奶奶也不是亲奶奶”。一般说来，掌握这个基本的原则之后，编故事的具体方法就很容易操作了。 　　一种方法是强调皇帝奇特的长相，所谓“天生我型WHO怕WHO”，只要长得古怪，就有人相信你天赋异禀。这个传统在刘邦之前就有了，比如舜的眼睛每只都有俩瞳仁，晋文公重耳的肋骨是连成一块的。到后世有意而为之，发扬而光大，并且全部写进国家钦定的正史中。比如，《后汉书》上说，东汉光武帝刘秀长着一张大嘴，高鼻梁，额头中间的骨头隆起，暗示刘秀和龙的血缘关系。这种模样还算周正，隋文帝杨坚就要古怪得多了，《隋书》上说他出生时头上长角，全身鱼鳞，手掌上有字，上肢长，下肢短。以现代人的眼光看，杨坚绝对属于畸形儿。 　　另一种方法是强调皇帝出生时有奇异的天文现象，暗示他不同寻常的身分。比如宋太祖赵匡胤，出生时屋内异香扑鼻，屋外红光环绕。这一点，连少数民族政权也学了去，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就是带着神光、异香来到人间。到朱元璋出生时，红光更玄乎了，因为村民们甚至以为朱家着了火，还拎着水桶准备去救火。其实，学过现代科学的人都知道，这些天文上的异常现象往往是地震的前兆。 　　还有一种方法是托梦术，皇上的老妈总是像祥林嫂似的告诉大家：“I had a dream!”梦的内容也大同小异，无非是有仙人给了颗药丸吃，又或者是梦见太阳落到怀里了，然后就怀上龙胎了，总之就是要表达富贵再三逼人，想不做皇帝都不行。托梦术是最有效的办法，因为梦的内容是没人可以反驳的。 　　总之，感生与异貌，就是炮制政治神话必备的两味药材。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皇帝都需要开具出生证明的。一般说来，开国皇帝绝对需要出具出生证明，因为根据天命转移的原则，前朝也是有上天罩着的；要想改朝换代，首先必须证明老天爷喜新厌旧，转而对自己青眼有加。所以关于刘邦的传说中，还有赤帝子斩白帝子的故事，以表明天命的交接有合法手续。至于按照继承规律接替皇位的，一般就不需要文件或故事了，因为龙种的身分已经是最好的证明。

二叔 · 发表于 9.12.2004 21:06:46

皇上,你爹贵姓?(2) -------------------------------------------------------------------------------- 　　刘邦到底是街头小混混出生，没什么文化，编造的出生证明不仅自相矛盾、漏洞百出，而且没有制定统一格式。后来的人也就懒惰起来，随便编个故事就马马虎虎放行了。我们看到，皇帝们的出生显得五花八门，有说自己是龙子的，有说自己太阳、星星之子的，有说自己是某个不知名的神仙的儿子的，有的甚至连这也不编，就简单地说有什么红光满屋、异香扑鼻。虽然皇帝都是天子，但这些七七八八的神仙没几个和天帝能拉得上近亲。最多也就是天帝的使者而已。 　　只要有足够的实力，随便画个红圆圈，也能当作公章。在皇帝坐稳龙椅之后，有几个吃了豹子胆的敢对皇上说： 　　“您的出生证明好像有疑点，我想请皇家科研部门鉴定一下？” 　　皇帝们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编造证明文件不需要多么慎重，因为没人敢质疑。时间长了，证明编得越来越粗糙，而听传达的人也不再当一回事了。 　　再往后，出生证明也不再是皇帝的专利，其他圣人、伟人，甚至只有些许小小成就的人，就有人为他们编造出生的异像，比如北宋的抗金将领宗泽，他出生时其母梦见雷电闪耀，全身亮堂堂的；还有倒推回去追认的，像孔子这样的巨人，当然少不了来点感生的神话，据说有两条苍龙绕在孔子母亲的房前，第二天，一个中国文化的巨人就诞生了。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但奇怪的是，皇帝似乎根本没兴趣找他们算账。 　　这其实是很矛盾的，按照常理，皇帝的出生应该具有独占的意味。如果大家都是神仙的亲戚，皇帝怎么能脱颖而出呢？唯一的解释就是感生神话已经完成了对皇帝合法性证明的历史使命，编造感生神话仅仅是惯性运动而已。也许老子说得好，“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既然示人了，显然就不是什么利器了。 　　感生神话的变迁告诉我们几个道理。首先，做皇帝这件事是属于赢家通吃的，出生证明最多也就属于锦上添花。真正决定合法性的还是实力。即便是儒家思想，也是在承认皇帝合法性的前提下，对皇帝提点“民贵君轻”的建议。对普通老百姓来说，谁做皇帝区别并不太大，还是一样的苛捐杂税，质疑皇帝的合法地位有多少实际意义呢？ 　　其次，感生神话这玩意儿实在是粗糙，虽然开始时起了点作用，但架不住过于混乱，以致皇帝们都逐渐没了兴趣，只是出于对传统的继承而已，别的皇帝都有，所以自己也应该有。况且，比感生神话更专业、更精细的东西有的是，像儒家中的天人合一、阴阳家的五德终始，等等，只要皇帝需要，读书人还不是立刻奉上？ 　　第三，在中国，神仙从来就没有做过老大。皇帝说自己是上天之子，只是找个抓手，他们更习惯的，是在日常生活中，用规范语言、行为的方式强化自己的无上权威。同样用刘邦的例子来看，刘邦虽然对关于自己的那些“神话”很受用，但真正让他感受到皇权的威力的，还是叔孙通制定了礼仪后，一帮混混子毕恭毕敬地对他朝拜的景象。而另一个颇具反讽意味的事实是，关于皇帝感生的故事越来越粗糙，但避皇帝名讳的范围却越来越大、条目越来越精细，而文字狱的控制也越来越严格。在皇帝的眼里，只要对语言和行为的控制到位了，也就意味着合法性的证明成立了。

二叔 · 发表于 9.12.2004 21:09:28

对神话的另类回忆(1) -------------------------------------------------------------------------------- 　　几十年前，曾经有过全民做诗和全民学哲学的高潮。全民性的参与，同时也就意味着水准普遍的下降。据说当时农村里是这样学哲学的：晚上全村人集合到村委会，由村支书讲授哲学，他在桌上放块石头，说： 　　“世界是物质的。” 　　然后把石头扔出窗外，说： 　　“物质是运动的。” 　　汉朝盛行的谶纬，也许可以与此相提并论，那是一次全民参与的造神及造神话的运动。 　　谶纬，简单地说，就是神的预言（主要预言国家大事）以及对经书的神秘解释。谶纬西汉时开始盛行，但早在秦朝就已经有零星的出现。秦始皇时，有人在石头上刻字，说“亡秦者胡也”，搞得始皇帝龙心不悦，对胡人大开杀戒。秦末，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靠的就是谶纬。吴广装成狐狸在草丛里喊“大楚兴，陈胜王”，现在看起来非常粗糙朴素，甚至有些拙劣，在当时，却起到 　　了决定性的作用。 　　西汉时，谶纬还属于民间的产物，皇帝们并没有主动宣传、开发，只是由于谶纬“先知先觉”的特点，大家喜欢用它来预测国家的政治走向。逐渐地，一些好为帝王师的民间学者，就开始拿谶纬跟皇帝说事了。 　　汉昭帝的时候，全国各地到处出现稀奇古怪的现象，比如枯死倒地的树又再次立起来继续生长，有虫子吃树叶吃成五个字：“公孙病己立。”但是，谁也不知道这位姓公孙的是什么人。有一位叫眭弘的，是董仲舒的学生，颇学了点天人感应的东西，于是上书昭帝： 　　“我的老师董仲舒说了，做皇帝也要讲究天命的，没天命的人，就算继承皇位，也是坐不稳的。现在到处是神奇的景象，看样子是有平民百姓要做皇帝，您的位置虽然是合法继承的，但根据异象的显示，看起来也该交给别人了。建议您号令天下，寻找一个适合代替您的人，把皇位让给他，您呢，就找块小地方养老，不是很好吗？” 　　当时昭帝年幼，主持政务的是霍去病的弟弟霍光，一听，这还了得，杀头。 　　这件事情有意思的地方并不在眭弘被杀，而是他的胆子——连公孙是谁都没闹清楚，就敢叫皇帝退位，可见谶纬给了他多大的勇气。 　　至于霍光这人，笨是笨了点，面对谶纬的势力，也不懂好好利用，只知道一味使蛮力。后来的当权者就聪明多了。你民间不是报忧吗？咱皇家就报喜。在皇上的暗示下，各地纷纷上报祥瑞出现，什么凤凰、麒麟、嘉禾……遍地开花，展开了一场与百姓争夺意识形态控制权的斗争。但是，这些祥瑞太过老土，说服力远不及谶纬那样生动形象，而且光靠意识形态是吃不饱饭的，西汉政权还是一天一天地腐烂下去。 　　这时，一位懂得利用谶纬的天才出现了，他就是王莽。 　　王莽虽然是外戚，但也曾经孤苦伶仃，接近下层的生活经历使他很了解谶纬的作用。篡位前夕，他是“假皇帝”，为了做真皇帝，就利用谶纬大造舆论，开始制造符命。大臣刘京上书说： 　　“齐郡有个小亭长，有一天晚上连续几次梦见有天公使者对他说：‘天公让我捎个话给你，假皇帝要做真皇帝了。你要不信，第二天你的亭里会有口新井。’第二天亭长起来一看，果然有口新井。这不是摆明了要您做皇帝吗？” 　　还有更绝的，口说无凭，索性编造文字，说是汉高祖刘邦命令王莽做真皇帝。一时间，各地的预言雪片一般呈上来。王莽顺水推舟，说这实在没办法呀，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言，我再不登基，不是跟天命作对吗？于是堂堂正正地篡位了。 　　王莽篡位当然不是只靠谶纬，但是这招却启发了很多人。光武帝刘秀就是一个。 　　当时天下大乱，刘秀在南阳倒卖粮食，李通游说他起兵：“图谶上说：刘氏复起，李氏为辅。这不正应在咱哥俩身上吗？现在天下这么乱，谁有预言谁就能赢。”刘秀一听不错，就拉起一支队伍，最后统一全国。在刘秀登基的布告中，还像模像样地引用了谶纬“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卯金”合起来就是繁体“刘”字的左半边。这么拙劣低级的字谜也敢放进告全国人民书里，可见刘秀对谶纬有多信服。 　　当时信谶纬的不止刘秀一个，公孙述在四川称帝，也自认是得了符瑞的真命天子。刘秀就写信劝降，不是谈大道理，而是从批驳公孙述的谶纬入手，说你的谶纬不灵，先前树叶上的谶纬里说“公孙病己立”，那个公孙根本就不是你。我手上的才是如假包换的真谶纬，你是斗不过真命天子的，还是赶紧投降吧。 　　有了刘秀的倡导，加上原本很好的群众基础，东汉的谶纬迅速蔓延，以至个别脑子清醒的人，在批判谶纬的时候也只能用谶纬做武器。像发明地动仪的大科学家张衡，就给皇帝上奏折说： 　　“谶纬这东西其实还是不错的，当初尧舜禹这些圣人，就是靠谶纬起家的。不过最近的假冒伪劣产品实在是太多，严重扰乱谶纬制造的市场秩序。您务必采取行动，打击这些三无产品。” 　　联系到张衡的文学作品里充斥着对神仙鬼怪的描述，有时候简直搞不清他对谶纬到底是信还是不信。 　　说起来也有意思，谶纬虽然声势浩大，但仿佛只是汉朝的专利产品。随着东汉的灭亡，谶纬的影响也越来越小。虽然老百姓造反时还经常用谶纬当作革命纲领，但至少做皇帝的不再好意思把这东东拿出来炫耀了。

二叔 · 发表于 9.12.2004 21:10:41

对神话的另类回忆(2) -------------------------------------------------------------------------------- 　　谶纬在汉朝的出现，确实有其道理。西汉的建立，从整个历史上看，是一件大事，但如果说得偏激一点，它在文化上没有从前辈那里继承过什么：书本被秦始皇烧得差不多了，刘邦又是没有什么文化的小混混，他手下的大臣也基本上是文盲，即使是萧何这样有点远见的，到了咸阳也不过是注意收集军事地图之类实用的东西。至于文化建设方面，大臣们好像也不怎么在意。以当时西汉君臣的文化水准，能够活学活用，造点谶纬就算很不错了。 　　汉朝是中央专制体制刚刚建立的时期，人心还没有受到太多的束缚，所以做事、说话都比较直爽。在外戚当道之时，刘向曾经上书成帝，说： 　　“您有自己的祖宗，却把国家交给外人，自己做奴隶，即使您自己不在乎，将来祖宗们怎么办？” 　　这哪是跟皇帝说话的口吻，简直是训孙子。在这种说话大大咧咧，三纲五常还没有深入人心的氛围下，出现直截了当的谶纬也是可以想象的。 　　谶纬在两汉之后就迅速衰落，这当然也有其原因。谶纬和感生神话一样，都是为了证明皇帝的合法性，解决皇帝是否有种的问题，但它们实在是太粗糙，随着人们精神生活日益精细丰富，这些东西必然要被抛弃。尤其像魏晋时期的名士们，张口就是“玄”、“无”、“有”这些精致的淮扬细点，要让他们去谈什么冬储大白菜似的谶纬，那真比杀了他们还难过。 　　如果把中国历史的进程比喻为人的一生，那么汉朝也就是个不太懂事的孩子。一个四五岁的孩子，如果能背“床前明月光”，是很能讨大人的欢心的；如果他长到二十岁，再要显示自己的文化底蕴，就至少得对宝黛的爱情悲剧提出点新见解吧。

二叔 · 发表于 9.12.2004 21:12:20

先秦最伟大的宗教学家——子产(1) -------------------------------------------------------------------------------- 　　先秦是思想家层出不穷的时代，对中国文化具有奠基意义，这是不争的事实。这些思想家们比较关心的是现实政治问题，对超越现实的宗教信仰大都不感兴趣。 　　“子不语：怪、力、乱、神”，仔细揣摩《论语》，孔夫子对鬼神信仰主要采取不支持、不参与、不传播的态度；墨子虽然有教主的气质，但他的《天志》和《明鬼》主要也是讲政治的；庄子好“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满肚子的寓言，但以他老人家“齐 同万物”的洒脱风格，对执著心很强的宗教信仰也未必关心。 　　再看那些个吃宗教饭的祝、宗、卜、史、巫等专业人员，没什么名气，更没什么思想。举个例子，《周礼·春官·司巫》说：“司巫，掌群巫之政令。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国有大灾，则帅巫而造巫恒。祭祀，则共主及道布馆。凡祭祀，守瘗；凡丧事，掌巫降之礼。”这些巫师们都是负责求雨、禳灾、主持葬礼等形而下的事务，几乎类似杂役，总不能叫做“思想家”吧。就算先秦最著名的巫师——巫贤（或巫咸），我们除了知道他经常爬天梯去天上耍子，也没见留下什么惊人之语。 　　真正具有宗教学家气质，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有突出贡献的，大概首推子产了。 　　子产首先是个政治家，不毁乡校的故事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子产在政治家中属于比较另类的，颇有牛仔作风。公元前542年，子产陪郑伯到晋国送礼，晋平公有事没及时接见，于是子产派人把国宾馆的墙全拆了。平公派人照会，表示抗议，反而被子产一顿抢白，大意是说：咱们千里迢迢到晋国来进贡土特产，您却迟迟不接见，咱们不能及时表忠心，心里这个急呀！东西实在太多，要是不拆墙，就没地方放财礼了，这罪过不是更大吗？结果是晋国连连道歉，赶紧接见，好吃好喝招待了郑伯。 　　可是，先秦搞政治的人实在太多，且不说文王、周公这样的一代宗师，即便是齐桓公、晋文公等春秋霸主，在政治上的成就也远远超过子产。如果子产在政治家里厮混，排名至少在二十名以外。但像他这样既有丰富的宗教信仰知识，又有自己独到的宗教理解，还亲身参与宗教实践活动的人，如果放在宗教学家里，那倒是算得上开山祖师级别的。 　　现将子产主要学术成果和实践成就介绍如下： 　　（一）丰富的宗教信仰知识 　　就在子产拆墙的第二年，晋平公病倒了。占卜的说是“实沈、台骀为祟”，晋国的元老叔向和太史都搞不清楚实沈、台骀是哪路神仙。子产一到，马上道出原委：实沈是参星之神，台骀是汾水之神。不过他说平公的病跟这二位神仙没什么关系，主要是太好色，连同姓（即姬姓）的侍妾都要弄四个；只要把这四位侍妾赶出去，就没事了。 　　太史是各个国家的国宝级学者，而且专业方向就是宗教学，可堂堂春秋大国的太史，竟然还要向子产求教，我们不能不对后者的渊博刮目相看。 　　（二）最早对鬼作出比较精确的定义 　　子产在郑国执政的时候，有位被冤杀的贵族，名叫伯有，整天在郑国显灵、闹事，搞得郑国人心惶惶。后来还是子产出马，安抚了伯有。子产还因此对当时的鬼魂观念进行了总结、归纳。他认为，人死了要变成鬼，这是没有疑问的；但只有非正常死亡的鬼才会作祟。子产的论述有不少创见： 　　（1）他最早用精气说来证明人死化为鬼的过程，同时还指出了人成为神的可能。当时人们对于人、鬼、神之间可以相互转化是确信的，子产的解释把它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 　　（2）子产通过强调伯有的家世来证明他能够为鬼，标志着将社会属性引入到鬼魂观念之中，即把鬼的技能指数与其生前的社会地位密切地联系起来。这种认识主要以社会地位来判断鬼的能力大小，道德评价的意味并不明显。 　　（3） “鬼有所归，乃不为厉”，意思是说，只要给鬼安排好食宿，吃得好，住得好，它就不会出来骚扰人类。 　　后世的鬼神信仰，基本遵循了子产提出的这几条原则。 　　（三）对祭祀原则的重大突破 　　就在安抚伯有的同一年，呆头呆脑的晋平公又病了，把群山大川都祭遍了也没用，只好再请教子产。子产说： 　　“祭祀禹的老爸鲧了吗？” 　　大家听命，忙不迭地去办，平公果然日渐好转，于是赐给子产两只饭锅（鼎）。 　　《礼记·祭法》说“夏后氏帝黄帝而郊鲧”，可见祭祀鲧是夏朝独资经营的。当时祭祀的原则是“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就是说不是自己的祖宗是不能随便祭拜的。按理，除了周天子，只有夏朝的后裔杞国才能祭祀鲧。子产本着祭祀“以人为本”的方针，从实用功利的角度出发，让与鲧毫无血缘关系的晋国也去祭鲧，对前辈的祭祀原则作出大胆的突破，既有利于民族的融合和团结，也收到很好的工作效果。 　　（四）祭祀活动中的权变精神 　　子产对祭祀的实践和原理都很熟悉，但他不是简单地赞同或反对祭祀，而是从实际出发，从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角度出发，合理地运用祭祀活动。 　　公元前526年，郑国遭遇旱灾，子产命令屠击、祝款、竖三位大夫到桑山去祭祀求雨。这三位官僚都是废物，把桑山的树木全部砍光来求雨，结果自然是没成功。子产把三位大夫臭骂一顿：“祭祀山神，是要保护树木，尤其是求雨，更要防止水土流失，你们几个混帐，连祭祀的基本原则都不懂，全部撤职查办。”

二叔 · 发表于 9.12.2004 21:13:46

先秦最伟大的宗教学家——子产(2) -------------------------------------------------------------------------------- 　　两年后的五月，郑国发生火灾。喜欢卖弄巫术的裨灶说：“不听我的话，将来还要发生火灾。” 　　原来，在一年前，裨灶就向子产请求配备玉制的祭祀设备，由自己主持祭祀，以避免火灾，结果子产没理会他。现在火灾来了，裨灶觉得自己的预言应验了，骨头顿时轻了几两，又向子产提出要求，这回因为遭过灾，国人对他的支持率暴涨了若干个百分点，但子产还是 不理会。有人觉得子产是舍不得那些宝贝。子产说： 　　“裨灶这种人，无非是喜欢预言，说得多了，当然偶尔也会准个一两次。他懂什么天道！” 　　最终果然没再次发生火灾。过了两个月后，子产根据原则，祭祀社神、四方神，以求消灾。可见，子产并不是反对祭祀，他只是依照一定的原则安排祭祀活动，从不为了收买民心而随便搞一些面子工程。 　　（五）团结广大神学工作者，掀起全国“比学赶超”的祭祀热潮 　　子产开口闭口骂裨灶，骂归骂，还是拿他当心腹使唤。在火灾发生的九年前，裨灶已经在子产身边出谋划策了，而且其间还有几次说得子产频频点头。如果子产不是如此热衷宗教活动，哪有裨灶的饭吃？在子产的带动下，一大批政府官员对宗教活动非常熟悉。发生大火那年，在子产的周密部署下，各级官员团结一心，努力奋斗，勤勤恳恳，整理祭坛，祭祀水神、火神；迁移大龟、宗庙神主，将损失降低到了最小的程度。《左传》的作者曾高度评价子产的这次救灾行动，并且感慨地说： 　　“陈不救火，许不吊灾，君子是以知陈、许之先亡也。” 　　就是说在灾害发生时，政府的行为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政治好坏。 　　由于子产对祭祀原则的灵活使用，国民也深受感召，多次在发生异常情况时向子产请愿，要求举行祭祀活动。有一年，郑国发大水，有龙在城门外的湖里争斗，国人请求子产举行禳灾祈福的祭祀，子产说： 　　“有这个必要吗？我们人类打仗的时候，龙也不关心；现在龙自己打架，你们操什么闲心？况且龙本来就居住在水里，你们怎么能赶得走它们呢？我们对龙没什么要求，龙对我们也没什么要求。” 　　最终也没什么事儿发生。 　　虽然子产没有创立成熟的宗教，也没有留下什么鸿篇巨著，但他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对宗教学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在整个先秦时期是无人可比的。说他是先秦最伟大的宗教学家，一点也不过分。 　　比起商朝和西周时期来，春秋社会的宗教观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出现了对天命的怀疑和批判。但是这种进步是渐进的，而不是飞跃的。社会的发展，尤其是社会思潮的演变，呈现出的应该是绵延的流动性。简单地将思潮的变化依附于政治制度的刚性变化，这是极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如果看不到子产主持的大量宗教活动，就因为他说了句“天道远，人道迩”，于是把他定性为、而且仅仅定性为反迷信的斗士，未免有点草率了吧。

二叔 · 发表于 9.12.2004 21:59:11

关公争夺战(1) -------------------------------------------------------------------------------- 　　香港电影《古惑仔》中，山鸡和神父有一段关于上帝的对话，很是有趣。 　　山鸡准备去砍人，正好和神父同乘一部电梯，神父见他手提大砍刀，自然是劝他弃恶从善，改宗基督教。山鸡眼睛一翻： 　　“你老大是谁？” 　　神父毫不示弱： 　　“我老大是耶稣。” 　　山鸡当然没听说过。正在此时，电梯突然坏了，一片漆黑，神父说： 　　“只要向耶稣祈祷，就会没事的。” 　　果然，很快电梯就恢复正常。山鸡佩服无比，临出电梯前，对神父说： 　　“改天请你老大喝茶。” 　　这大概就是香港电影的一个特点：一向喜欢消解神圣的东西。 　　这一点，倒和中国古代传统中对神圣的消解有几分相似。民间谚语说： 　　“宁拆十座庙，不破一门婚。” 　　庙者，神圣、神秘也；拆者，消解也。面对“婚姻”这种实际利益时，“庙”之类的神圣物是没有价值的。 　　在谈论古代中国宗教与王朝的关系时，很多人都喜欢用“政教合一”来形容。这是很成问题的说法，除非这里的“教”指的不是“宗教”而是“教化”。中国古代的宗教，无论是本土的道教，还是外来的佛教，从来就没有取得与皇权平起平坐的地位。 　　对于当时的道教和佛教来说，要想在世俗世界取得一点地位，除了跟皇帝搞好关系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尽量拉拢一些大家尊敬或喜爱的人物来作“形象代言人”。关羽就是影响最大的的一个。 　　三国及其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关羽并不像《三国演义》里说的那样风光。在他死后，群众自发地搞了点小规模的纪念活动，但是始终没有形成气候。关羽的家乡解州和遇难的荆州造了几座庙，香火规模并不怎么盛，偶有灵验而已。 　　从宋朝开始，关羽逐渐被重视。最早是宋真宗下令装修解州的关圣庙。既然有圣旨，做大臣的又何必给国家省钱，自然是往宽里花。随后，宋哲宗给玉泉祠题了块“显烈王”的匾，这就已经封王了。喜欢画点花花草草的宋徽宗又封他“义勇武安王”。元朝灭宋后，继续给关羽封王，还专门派人去祭拜。到元文宗至顺年间，随着关羽的威望越来越高，简单潦草的祭拜已经不能反映民意了，于是不仅给爵位、封号，还有一系列的职务，合在一起是这样称呼的：齐天护国大将军、检校尚书、守管淮南节度使、兼山东河北四门关招讨史、兼提调诸宫庙神煞天分地处检校官、中书门下平章政事、开府仪同三司、驾前都统军、无宁侯、壮穆义勇武安英济王、护国崇宁真君（共计九九八十一字）。 　　到了明朝，随着畅销小说《三国演义》的出现，关羽已经不再属于人世，简单地说，人间的官已经不够用了，再加封，皇帝就只好让位给关羽了。解决的办法自然是有的，明朝时再封他为“大帝”，全称叫做“协天大帝、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这在神界都属于高层领导了。人间的皇帝可以替玉皇大帝分封神界的职务，也不怕玉皇大帝翻脸，可见世俗的权力有多大。 　　皇上这么表姿态，下面还不会揣摩圣意吗？ 　　道教自不必说，它原本就最擅长扩招神仙，有关羽这样的好素材，当然是充分利用，绝不放过。于是道士们一再上表，要求给关羽加官进爵，然后从出生到死后显灵，对关羽进行全方位的包装，比如说他是雷首山的老龙化身，在北宋时受张天师举荐，把黄帝曾经杀过的蚩尤又杀了一遍（谁让蚩尤死后还要兴风作浪），于是奉他为护法。 　　佛教当然也不甘落后，很快就给了个“护法伽蓝”之职。授职的来龙去脉也有个故事，说是唐朝的高僧神秀（就是那位抢袈裟没抢过禅宗六祖惠能的）到荆州玉泉山建寺庙，拆了当地建的关公祠，关公不答应，显了灵，出来交涉，神秀就让他做了佛教的护法伽蓝。这个故事对关公的态度并不怎么恭敬，因为在佛教中，护法的神很多，如四大天王、韦驮等，伽蓝比他们地位还低，只相当于土地爷一级，显然太低了点。因此后来有很多人愤愤不平： 　　“关公是何等人物，自孔孟之后，能扶持名教、纲常的，关公排名天下第三。哪朝皇帝不是恭恭敬敬，加封做帝王。你们佛门弟子倒好，让做帝王的到庙里站岗放哨，这还有天理吗？建议以后庙里的规矩都要改：关公的塑像在门口的，移到大殿里；在边上的，移到中间；站着的，全部改坐像。” 　　有官府、道教、佛教的大力弘扬，关羽的地位还能低得了？ 　　民间本来就热衷造庙，搞个人崇拜，有关帝这样吃得开的神仙罩着，那还不快马加鞭，大干快上？所以，整个明清时期，关帝庙铺天盖地，根据一份乾隆时期的地图，单在北京就有116座关帝庙，加上郊区要超过200座，占整个北京寺庙总数的十分之一。全国的数字，可想而知。 　　各地大兴土木造关帝庙，而且个个都吹嘘自己造的关帝庙灵验无比。但是问题也出来了，哪有这么多的关羽来管平头百姓的些须小事？ 　　有一回，一个秀才扶箕请仙，请来了关帝。秀才请教了一段关于《春秋》的问题（《春秋》问题不去孔庙请教孔子，却来问关羽，可见这个秀才的混蛋），关帝很快回答了他。秀才回家越想越觉得不对，关王爷何等尊贵，怎么我一请就到，莫不是有人假冒。不行，我要写状子到天帝那里去告状，好好查查这些假冒伪劣的家伙。正写着呢，有位小鬼现身讨饶：

二叔 · 发表于 9.12.2004 21:59:42

关公争夺战(2) -------------------------------------------------------------------------------- 　　“大哥，您先别告，我就是假冒关帝的。因为魂魄流落到关帝庙，每天打扫打扫房间，天帝看我可怜，让我代替关帝，吃点供品什么的。关帝只有一个，各地关帝庙里的神仙，都是就近取材，选些品德好、文理通顺的鬼作替身。普通人是请不到关帝的，只有皇帝亲自祭祀，关帝才会下来寒暄一番。” 　　天上的关帝在人间有无数替身，借用佛教哲学的说法，这叫“月映万川”。 　　关帝庙有好吃的，有好喝的，又不用担什么大的责任，是个不错的位置。既然是肥差，难免有鬼来抢，就算是天帝也不能保证所有的替身都是德高望重的。所以假冒关帝的鬼，位置有时也不稳。比如在江苏宿迁，有一回某个村子唱戏还关帝愿，一个过路的鬼去看戏，发现该村假冒关帝的鬼比自己还无赖，不由得勃然大怒：“关帝爷何等威武，岂是你这种小马仔假扮得了的。”与他狠斗一场，把他赶走，自己作了“关帝”。 　　关羽身后之所以备极荣宠，主要是因为他的身上具有很多可以开发的伦理资源。做皇帝的，希望百姓都做顺民，像关羽一样对自己忠心耿耿；做百姓的，希望朋友之间都要讲义气，像关羽一样忠于兄弟之情。在不断开发的过程中，历史和小说中关羽的骄傲、刚愎自用等缺点被过滤掉，剩下的是一个忠心耿耿、公正无私的单面神。 　　作为神仙的关羽，所具备的伦理资源并不是本来就有的，而是在流传过程中由社会各阶层共同努力，一点点添加进去并无限放大的。 　　对于造神工作，人们遵循这样一个原则：有条件要造，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造。

二叔 · 发表于 10.12.2004 20:43:41

民间信仰中的第二十二条军规 -------------------------------------------------------------------------------- 　　曾经见到一本名为《巫术的兴衰》的书，是介绍英国中世纪的大众宗教信仰的。一读之下，不由得要从鼻子里哼一声：“你们英国佬的巫术，简直是失败，不，是失败中的失败。” 　　在基督徒眼里，一切巫术都是向魔鬼的投降，是对主耶稣的大不敬。英国的巫师，不管是施行黑巫术还是白巫术，只要被基督教徒发现，一律要受审定罪，什么刑法都用过。根据 英国历史学家的统计，从中世纪晚期到近代早期，欧洲共进行了11万次驱巫审判，在其中47％的案例中，巫师或巫婆被施以绞刑或火刑，大约有6万人成为驱巫审判的牺牲者。真遭罪啊！哪像中国古代的巫师们，虽然不是那么堂堂正正，光明正大，但是只要不害人，没有人会找他们的麻烦。 　　巫术为什么能在在古代中国不受迫害并且愉快地生长呢？ 　　《聊斋志异》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位姓吴的县令到浙江去做官，当地最崇拜城隍老爷，每当城隍他老人家生日，民间都要集资搞联欢会，彩旗招展，敲锣打鼓，热闹非凡。虽然花费不少，可为了保一方平安，年年都不敢懈怠。县令是个不大信神的，初到当地，听说此等陋习严重损害当地经济发展，勃然大怒，冲进城隍庙，把城隍大骂一顿，把神像拖下来鞭打二十，下令禁绝祭拜城隍。从此大家也就绝了这个念头。后来县令在任上去世，大家感激县令的恩德，就给他修了座庙，也叫城隍庙，两家城隍庙竞争上岗。老百姓说，还是县令那座庙灵光，香火远超以前的城隍庙。 　　这个故事的前半段是个不信鬼神、反对迷信的故事，在史书中也经常可以看到类似的情节；不过后半段却让人有点尴尬：县令反城隍反到自己也做了城隍。信仰习俗强大到可以吞噬一切异己力量的地步。 　　产生这种信仰与经济没有什么关系，虽然吴县令责备城隍搜刮民脂民膏，可基本上是老百姓自己愿意凑份子，就算祭两个城隍他们也不在乎！ 　　伦理道德也不是原因，人们似乎更尊重传统。吴县令生前之所以能禁止祭祀城隍，主要是他敢把城隍拖下来痛扁，狠狠地打击了城隍的气焰；西门豹也是把巫婆扔到河里才搞掂河神的！老百姓很实在，谁牛就服谁。 　　民间信仰有一种奇特的逻辑：假如有人不信神，那你就跟神比试一下，人要是输了，那自然没话说；人要是赢了，那更简单了，你比神仙还牛，更是神仙中的神仙。反正神是信定了。在大家的眼里，神仙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总之，民间信仰就像是第二十二条军规，只要进了这个套，几乎所有具备或不具备成神条件的，都得成神。这比做圣人容易多了。 　　下面可以介绍几个奇特的例子。 　　（一）同性恋庙 　　雍正年间，桂林有两位唇红齿白的同性恋美少年一同被杀，因为这两人平常在父老乡亲面前彬彬有礼，又是秀才，乡亲们就给这两位立了座庙，每次祭祀的时候都供上杏花，号称“双花庙”，还颇有灵验，香火旺盛。 　　后来，当地县令刘大胡子知道了，他非常生气，说： 　　“老子做你们的父母官，都没捞着立庙，两个同性恋朋友，竟然也香火旺盛，还有天理吗？”立刻命令拆了庙。 　　晚上，两位美少年托梦，把刘大胡子痛骂兼暴扁一顿，说： 　　“你又不是我们的奴仆，怎么知道我们是否清白？当年三国的周瑜、孙策也是秀美少年，青春才俊，同起同宿，你敢说他们不是英雄？” 　　还举出刘大胡子做过的许多缺德事，说是要编本《绝对隐私》臭臭他。刘大胡子吓得魂飞魄散，第二天一早，就下令重修双花庙。 　　（二）无名之庙 　　清朝时，赵锡礼到浙江竹山做县令。新官上任照例要到文庙和城隍庙祭祀，手下人说： 　　“还有一座庙，您也得去拜拜。” 　　赵锡礼去了一看，庙里有三座塑像，个个倒是道貌岸然，穿着王爷服饰，问问老百姓供的是哪路神仙，竟然都说不知道，反正大家都拜，还挺灵的。赵锡礼回家查查神仙在版编目，竟然也没有查到记录。又到天师府查问，才知道原来是元末陈友谅的庙。于是赵锡礼命令手下拆了它，改造关帝庙。一个败军之将，而且没人知道来历，竟然也有庙可立，有香火可享。 　　赵锡礼有政权作为依恃，自然比较牛。有时候，在民间信仰的强大势力下，即便是官府，也要低头。从西汉开始，皇帝就下令禁淫祀，也就是禁止民间随意造神，而且历朝历代都有很多反迷信的官，每到一地，都要拆除当地希奇古怪的庙，废掉希奇古怪的神仙。但是造神的力量似乎远远超过毁神的势力，神仙还是越造越多。有时人们甚至为了造神而造神。 　　唐宋年间，在温州有两座香火很盛的庙，分别供奉两位神仙：杜十姨和五髭须。村民们说，这两位神仙保佑我们讨媳妇、生儿子，可是自己的终身大事却没解决，正好两位都是单身，咱们就给神仙做个媒吧。于是大家把两位神仙放在一起供奉，两座庙也合二为一，成为夫妻庙。听上去似乎还蛮般配的，但实际上，杜十姨是“杜拾遗”的谐音，也就是咱们的诗圣杜甫；而五髭须呢，就是“伍子胥”。村民们虽然虔诚得很，但是连信什么神都没搞清楚。 对老百姓来说，造神还需要理由吗？ 　　时代在发展，科学在进步。对于破除迷信，科学知识当然很重要，而科学的思维方式也许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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