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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岸芷汀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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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关系—东亚和平与稳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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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8.7.2004 21:43:21 |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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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6日,日本防卫厅长官石破茂前往首相办公室参加内阁会议。在当天石破茂向内阁会议提交的2004年《防卫白皮书》中,“专守防卫”和“禁止出口武器”两大军事限制被束之高阁,并声称要耗资100亿美元在7年内建成导弹防御系统。<br>新京报报道 7月6日,日本防卫厅长官石破茂向内阁会议提交了2004版《防卫白皮书》并得到批准。新白皮书把恐怖袭击和弹道导弹扩散列为了新时期日本面临的“两大威胁”,再次建议重新审视传统的“专守防卫”战略,并计划耗资100亿美元在7年内建成弹道导弹防御系统。<br><br>首相首次写引言<br><br>石破茂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今年是日本自卫队成立50周年,在今年的《防卫白皮书》中增加了首相小泉纯一郎撰写的引言。这也是自1970年日本开始公布防卫白皮书以来,首次在其中加入内阁首相的引言。<br><br>石破茂透露说,为扩大这份报告的影响力,今年日本防卫厅将印制2.5万册白皮书,和去年相比增加了5000册;白皮书的漫画版和精编版也将陆续发行。“我们希望公众阅读这份报告,赢得他们的理解……所以我们必须使内容变得容易阅读和理解。”石破茂说。<br><br>恐怖袭击和导弹<br><br>扩散被列为两大威胁白皮书指出,国际和日本的安全形势已经发生变化,日本面临大规模入侵的危险性很小,因此需要对传统的防卫政策进行重新审视,部分国防基础设施和武器装备已经没有太大的用武之地。<br><br>白皮书认为,日本目前面临的两大威胁分别来自恐怖分子的袭击和弹道导弹的扩散。日本曾发生过东京沙林毒气案等恐怖袭击事件;如今日本为了巩固与美国的盟友关系,力挺布什的伊拉克政策,又向伊拉克派遣了自卫队,很有可能成为恐怖分子袭击的目标;在此之前,日本也曾收到过“基地”袭击东京的威胁;此外,弹道导弹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都是威胁日本本土安全的不利因素,因此日本必须建立快速应对恐怖袭击和突发事件的机制。<br><br>放弃“专守防卫”战略<br><br>白皮书还不失时机地为小泉政府执意向战后伊拉克派遣自卫队的行为进行了辩护,并借机大肆鼓吹扩大向海外派兵的必要性。<br><br>白皮书认为,日本自卫队参加美国领导的驻伊多国部队“加强了日美互信和联盟”,完全符合日本的安全利益。以此为话头,白皮书强调,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国际争端区域的扩大,日本自卫队的任务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自卫队必须应对众多的“非法行为”和紧急事态,以及应美国之邀参加各种国际性活动。这些活动都关系日本的安全与稳定,因此自卫队不仅要显示它的存在,还要在国际上发挥“积极作用”,参与“国际活动”应该被列为自卫队的基本任务。<br><br>分析人士指出,这份白皮书表明,日本政府无视和平宪法的限制,执意要突破“专守防卫”的国防政策。挑战武器出口禁令值得一提的是,这份白皮书还首次详细阐述了日本政府在去年12月下令启动的导弹防御系统的有关细节。<br><br>白皮书认为,导弹防御系统将使日本免遭弹道导弹的袭击。日本政府在2004财政年度为导弹防御系统有关的支出达到了1068亿日元(约合9.89亿美元)。<br><br>按照日本防卫厅的规划,日本导弹防御系统将分阶段建设,2007年建成第一个导弹防御系统,2011年完成整个工程的建设,建立一个完备的反导系统。预计建立导弹防御系统所需的资金总额高达100亿美元。<br><br>白皮书承认,和美国共同研制导弹防御系统的技术很可能会违反日本长期以来奉行的不出口武器的原则,因为在共同开发研制的情况下“日本必须向美国出口武器或部件”。白皮书建议日本政府修改禁止出口武器的原则。<br><br>酝酿设立三军联合总司令<br><br>白皮书声称,日本应该整饬海、陆、空三军的武装力量,以便于统一指挥,只有这样才能够在亚洲邻国不断增加军费开支的新形势之下处理“新的威胁”。<br><br>白皮书认为,只有由三军联合总司令统一指挥三军协同作战,才会帮助日本自卫队迅速对形势作出反应,更快地完成不同的任务;日本自卫队目前这种军兵种组织模式“在反应速度和时间安排方面都存在很大的问题”,不适应新时期反对恐怖主义“新威胁”的需要,同时也无法应对遭到核弹攻击或者执行海外维和任务的需要。<br><br>按照白皮书的规划,陆上自卫队应建立一支接受过必要教育、能随时参加各种“国际活动”的特种部队;对海上自卫队舰艇实施一元化管理,组建一支能够有效保护海疆以及运输船舶的护卫舰部队;在航空自卫队方面,积极引进战略导弹防御系统,增强战略防御力量,建立起能够应对战略弹道导弹的防空体系,确保参加国际活动所需的运送和补给能力;自卫队的现行体制也应进行调整,加强武官的权限,削弱文官的制约。此外,白皮书还透露说,日本防卫厅正计划建立国防情报总部,加强情报部门的作用,随时向防卫厅长官报告重要情报。<br><br>要求俄从“北方四岛”撤军<br><br>白皮书还谈到了与俄罗斯军事关系的问题,并声称俄罗斯必须尽快从“北部边境”(即被日本人称为“北方四岛”的“南千岛群岛”)地区撤出军队。<br><br>白皮书说,从1990年起,俄罗斯就在逐渐缩减其在远东驻军数量,目前这些部队的条件和水平已相当落后,但俄罗斯在这一地区还保持着一定的军事潜力,包括还有核力量,加上俄罗斯与日本是邻国,因此加深日本和俄罗斯在防御领域联系及巩固两国相互信任关系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未来几年日本和俄罗斯将加强经常性的防务磋商,并经常展开包括国防部长级在内的互访活动,其中要特别发展两国海军的联系,包括两国海军军舰的年度访问及进行联合搜救演习。<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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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8.7.2004 21:46:12 | 只看该作者
<b>日本政府针对中国人犯罪下狠招</b><br><br>前几天记者在看电视新闻时注意到,一个持刀盗窃团伙在东京“田园调布”地铁站偷钱包时,形迹败露被警方追捕。新闻很平常,但引起记者注意的是此条新闻的第一句话:“好像是中国人的外国犯罪团伙……”记者当时想:难道这又是一宗在日中国人犯罪的案件?<br>中国青年报报道,过了没多久,那个持刀盗窃团伙中的一名犯罪分子被警方抓获,真相大白:原来那是个与中国人无涉的“韩国人犯罪团伙”。不知那家电视台会不会为他们“预言性”的解说感到汗颜。但这件事让记者不禁再次感到忧虑:在日中国人在当今日本人的眼中,都快与“外国犯罪分子”划上等号了。<br><br>日本“安全神话”的被打破,果真像某些日本人所说的那样是受“在日中国人犯罪”所累吗?在日中国人犯罪到底有多严重,以至于让日本人如此“谈华变色”?带着这些疑问,记者采访了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新闻参赞黄星原。<br><br>中国人在日犯罪的主客观原因<br><br>黄星原参赞指出,目前,在日中国人犯罪的确呈上升趋势,这已经引起了中国政府的注意。<br><br>2003年日本全国发生刑事案件279万件,杀人、抢劫、纵火、强奸、绑架等重大恶性犯罪案件整体呈上升势头,青少年犯罪问题也很严峻。各拘留所、监狱人满为患,近半数国民对国家治安形势感到不满和不安。<br><br>与此同时,在日外国人犯罪急剧增加,而其中近半数是在日中国人犯罪。2003年,在日中国人涉及的刑事案件为11535件,被捕人数为4444人,有组织犯罪、留学生犯罪比例进一步增加。2003年在日非法滞留的中国人为29676人,占外国人在日非法滞留总数的13.5%,列第三位(第一菲律宾,第二韩国)。当年日本遣返非法滞留外国人45910人,其中被遣返的中国人12382人,居被遣返外国人第一位。特别是近年发生的如“福冈灭门凶杀案“等几起恶性犯罪事件,更是在日本社会中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br><br>至于在日中国人犯罪的原因,黄参赞分析认为主要有5个原因:<br><br>两国在民族性格和文化上存在的差异,导致大多来日中国人就业困难,生活拮据。日本是单一民族岛国,强调集体利益、重视一致性,判断是非的标准单一。整体上,日本不主张过多接纳外来移民,移民文化不成熟,对外国人挑剔苛刻,日本人也“厌恶”不符合日本人标准的外国人。大多中国人来日后在相当长时间内难以融入日本社会,有严重的挫折感。<br><br>日本的国家政策和法律有对外国人不公平的地方。日本在对外国人的政策上一直左右徘徊、举棋不定,他们既害怕外国人大举移民,扰乱日本人生活;又期待外来移民能解决日本社会因老龄少子化带来的劳动力不足等问题。日本实施了很多诸如“接受10万外国留学生”等计划,但同时又在法律上设置种种限制。日本接收和管理外国人的主要法律是《出入国管理及难民认定法》,但此法律的部分规定不尽合理,如规定外国留学生每周最多只能打工28个小时,就学生只能打工20小时。即使留学生打满这28个小时工,收入也远不够支付基本的学费和生活费;再加上日本的留学生制度较欧美要落后陈旧,能得到奖学金的人数极少,即使获得了奖学金,那微薄的金额对留学生的帮助也非常有限。这种现实导致超过50%的在日留学生违法超时打工,部分学生甚至不惜铤而走险,走上犯罪道路。<br><br>日本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使在日中国人感到不满,很多人在日遭受挫折后,往往会联系到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人造成的伤害,从而认为其犯罪是一种民族复仇行为。<br><br>受欧美影响,日本法律对罪犯处罚相对宽松人道,死刑和无期徒刑较少;而且日本的拘留所和监狱硬件设施和人道设施较好,罪犯对服刑没有恐惧感。<br><br>由于中日间没有互相通报和引渡罪犯的条约,大多中国人在日犯罪服刑的记录在国内难以掌握,因此当事人刑满回国后,择业和生活不受影响,致使这些人在日犯罪没有后顾之忧,诱发了犯罪率的上升。<br><br>中国人犯罪被“妖魔化”夸大<br><br>黄兴原参赞称,中国政府正视在日中国人犯罪问题,并正在积极同日方配合努力解决这个问题。但日本国内某些媒体及右翼政治家,对在日中国人犯罪进行妖魔化,极力借此丑化中国人的形象。<br><br>日本媒体对于中国人在日犯罪的事件可谓兴趣浓厚、每闻必录,电视、报纸、杂志都不惜时间篇幅,大肆宣扬中国人是如何在日本打砸抢偷骗的。他们还着力强调,正是由于中国人的存在,日本安定团结的局面才每况愈下的。<br><br>据统计,日本媒体曝光外国人犯罪是曝光本国人犯罪的4倍,而其中报道中国人犯罪的比率又是其他外国人犯罪的两倍之多。有民意调查显示,约有七成日本国民的观点受媒体左右,因此,由于媒体的恶意炒作,普通日本民众对在日中国人的印象急剧恶化,“排华”情绪高涨。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人在日的就业、学习和生活环境。<br><br>从1994年至2003年日本犯罪统计数字来看,在日外国人犯罪虽然在案件数量和涉案人数方面有所增加,但在日本整体犯罪案件中所占比重非常小,并不是导致日本社会治安恶化的主要因素。比如,从2003年的统计数字看,在日中国人犯罪只占日本国内整体犯罪案件的0.4%,这个比例的中国人犯罪事件,就是把日本搞得鸡犬不宁的主因?很显然,“在日中国人犯罪”已经被居心不良的媒体无限夸大和妖魔化了。<br><br>日本媒体为什么要把在日中国人犯罪的事夸大并妖魔化?黄星原指出,由于近年来中日之间在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钓鱼岛、冲之鸟、能源争端等问题上摩擦不断,加上日本国内政治总体上保守化、部分媒体有右倾化倾向,对中国的不满情绪也在增加,在这样的背景下,大肆宣扬“在日中国人犯罪”,就成了他们丑化中国人形象、攻击中国的一个有效武器。<br><br>日本政府针对中国人下狠招<br><br>为了恢复日本“安全国家”的美名,从去年12月开始,日本政府通过了《重建有效防范犯罪社会行动计划》,并重点加大了打击外国人犯罪的力度。日本政府还积极修改有关法律,如《出入国管理及难民认定法》已先后修改4次,大幅度提高了对非法滞留者的罚款力度,并将多次违反该法人员的限制入境期限由5年提高到10年。据了解,日本还准备在今年8月再次修改《出入国管理及难民认定法》,赋予出入国管理部门以“取消不当在留资格”的权力。日本警察也加强编制,大范围、大幅度地展开了“取缔非法滞留外国人”等措施。而这些法律措施以及警方行动的大部分对象,主要针对的是中国人!问题是,日本的这些措施,一方面确实能使“有问题的中国人”被处罚、遣返甚至逮捕入狱,另一方面,也使更多的遵纪守法的在日中国人受到影响,并给许多在校正常学习的中国学生造成不必要的心理压力。<br><br>从2003年11月起,日本决定对申请赴日的外国留学生、就学生加强审查,大大抬高留学日本的门槛。为防止中国人非法滞留,严防他们“可能涉及犯罪”,从今年开始,不仅要严格调查申请人的日语能力,还对留学生的家庭经济能力进行了苛刻限制。日本法务省规定,每个要来日本学习的学生必须拥有300万日元(约合23万元人民币)的存款证明,后又变本加厉地指出存款必须是外币存款。这项无视中国国情、具有明显歧视性和民族差别性的政策,会将许多真正是要求学的人拒于日本国门之外。<br><br>据记者了解,申请今年4月到日本入学的中国大陆学生共有16188人,其中11886人遭到拒签,签证率只有26.5%(去年为72%)。与此同时,申请入学人数紧跟中国大陆之后的韩国及中国台湾省学生,获签率却高达96%!这个比率差别不能不让人深思。<br><br>近期,为了加强打击留学生的不法打工行为,东京都厅联合入管局,对位于东京都内新宿、涩谷、丰岛等区的87所专门学校进行了清理整顿。在这87所专门学校中,中国留学生有6337人,占绝大多数。有数字表明,截止到今年5月,在东京的专门学校中,共有学生12382人,其中中国人8361名,占总人数的67.5%。6月11日,在东京的一家工厂,24名中国非法打工者被日本警察带走,其中3人被捕,其他人则被收容等待遣返。<br><br>黄星原参赞指出,日本政府的这些行动,虽然声称是针对所有外国人在日犯罪,但从做法上看,则像是专门针对中国人的。<br><br>日本各界有识之士和部分持客观态度的媒体,对日本政府大肆抓捕在日外国人及大量拒签中国学生的做法表示了担忧,认为这种“因噎废食”的做法不符合国际化的世界潮流,是短视的“锁国”政策。他们认为,与中国加强人员交往,对激活日本产业有帮助,也可解决老龄化社会带来的人口比例失调问题;一味强调打击在日中国人犯罪,并拒想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于国门之外,可能会适得其反,会给日本经济和社会带来负面影响。 <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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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8.7.2004 21:49:11 | 只看该作者
<b>中国不满日本领导人不断发表挑衅言论</b><br><br>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章启月就小泉称每年参拜靖国神社答记者问时说,中方坚决反对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我们对日本领导人漠视受害国人民的正义呼声,不断发表挑衅性言论表示不满和遗憾。 <br>有记者问:据报道,小泉首相2日晚在朝日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中再次强调,每年都要去参拜靖国神社,并称因为参拜就不能访问中国很可笑。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br><br>章启月回答说:靖国神社里供奉着二战中对中国和亚洲近邻国家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甲级战犯。中方坚决反对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我们对日本领导人漠视受害国人民的正义呼声,不断发表挑衅性言论表示不满和遗憾。 <br><br>她强调,正确认识和对待过去那段历史事关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也是日本真正取信于亚洲和国际社会的重要条件。我们希望日本领导人信守反省侵略历史的承诺,不再做伤害受害国人民感情的事。<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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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9.7.2004 11:07:45 | 只看该作者
<b>日高院判二战中国苦工赔偿胜诉</b><br><br><img src='http://news.bbc.co.uk/media/images/40364000/jpg/_40364017_pow300203body.jpg' border='0' alt='user posted image' /><br> <br>此前不少类似索偿要求都被驳回 <br>日本一家高等法院星期五(7月9日)裁决一些在二次大战期间被强虏到日本当苦工的中国人的赔偿诉讼胜诉,推翻了原审法庭的决定。 <br><br>日本广岛高等法院裁定,被告西松建设公司必须按照原告诉讼请求作出赔偿。 <br><br>法庭官员说,法庭裁定被告赔偿五名原诉人共2750万日元(约25万3千美元)。 <br><br>广岛高等法院的判决推翻了2002年7月原审法庭的裁判。 <br><br>日本媒体引述法庭审判长的话说,强迫苦工违反人权。 <br><br>西松建设方面据悉将提出上诉。 <br><br>要求赔偿 <br><br>日本共同社报道说,在这案件中,二次大战时被强虏至日本广岛县加计町水利发电厂建设工地被迫从事高强度劳动的邵义诚(78岁)等中国籍原劳工及遗属共5人起诉西松建设(东京)并要求其赔偿每人550万日元。 <br><br>报道称,在了解判决内容后,宋继尧(75岁)等三名原告立即起立,并欢呼&quot;胜利了!胜利了!&quot;,法庭内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br><br>此次判决被认为非常罕见。此前,大部分类似的申诉都被日本法庭驳回。 <br><br>日本媒体说,此次赔偿申诉考验了所为的&quot;时效壁垒&quot;的概念。 <br><br>时效限制 <br><br>所谓&quot;时效壁垒&quot;是指经过一定时间,案件当事人丧失要求赔偿的权利。日本方面认为,有关强虏何强迫劳动的申诉时效为20年。 <br><br>但是,日本共同社报道说,在此案中,原告人认为,他们回国后一直住在农村,不知道在日本什么地方当苦工,因此,理应从战后首次到日本的1993年开始计算,因此,目前尚在时效期限之内。 <br><br>此前的类似案件中,日本政府也坚持,1951年的旧金山条约以及其他牵涉结束二次大战的条约中的条款已经解决了有关赔偿的事宜。 <br><br>资料显示,在二次大战期间,数以万计的中国人和朝鲜人被迫到日本的工厂和矿场当苦工。 <br><br> <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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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9.7.2004 11:09:04 | 只看该作者
<b>日本法院拒绝二战华工索赔</b><br><br><img src='http://news.bbc.co.uk/media/images/39953000/jpg/_39953399_labour300.jpg' border='0' alt='user posted image' /><br><br>中国劳工向日本企业索赔的诉讼被日本法院驳回(新华社图片) <br>日本北海道札幌地方法院星期二(23日)驳回中国北海道劳工受害者起诉日本政府及六家企业,索取赔偿的请求。 <br><br>该法院以日本掳掠劳工的不正当行为已超过20年,43名中国劳工(其中7人已去世)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已失效等为理由,驳回了中国劳工受害者及家属对日本政府提出的8亿6千万日元赔偿的诉讼要求。 <br><br>北海道民间对日索赔案的原告包括当年被掳掠的劳工及家属在内共70人。 <br><br>日本札幌地方法院审判长奥田正昭对此案作出判决,宣布驳回原告的诉讼要求。 <br><br>日本共同社报道,奥田正昭虽确认了恶劣环境下从事过苛劳动这一事实,但同时他针对日本政府的赔偿责任指出,日本政府无须负担《国家赔偿法》实施前的责任。 <br><br>针对企业的责任一事他表示,根据民法规定,时效已过,加上1972年的《日中共同声明》已经放弃了原告的诉讼要求权,因此要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要求。 <br><br>共同社说,根据诉讼,这些中国劳工在战时被强虏到日本,被迫在煤炭及工地等恶劣的环境下从事过苛劳动。 <br><br>战争中被强掳到日本的人数约达3万9千人,其中约1万6千人的劳动地点为北海道。 <br><br>据称,战争结束后这些劳工得以被送回中国的时候,已有约3千人死于北海道。 <br><br>被告的6家日本企业为三井矿山、住友石炭、熊谷组、新日铁、地崎工业、三菱综合材料株式会社。<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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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9.7.2004 12:45:39 | 只看该作者
<b>中日两国的21世纪战略</b><br><br>林思云<br><br>  当年“上山下乡”之际,曾和同学某聊起在“广阔天地”的心得,有两点令<br>人不胜感叹。<br><br>  第一,中国人的刻苦:一个壮劳力可以牵载一吨以上的重量,几乎接近一辆<br>手扶拖拉机;第二,尽管没有机会受正式教育,乡下农民其实极有才智。<br><br>  一个国家的战略思想很大程度取决于该国的地理特徵。中国和日本的地理特<br>徵相差极大,所以中国和日本的战略思想也完全不同。<br><br>  中国是一个国土广大,资源丰富的国家。中国的粮食、矿产资源基本都能自<br>给,中国人有独立的生存空间,不需要依赖他国。而日本是一个地贫物缺的小国,<br>粮食不能自给,矿产资源更是完全依赖进口,日本人没有独立的生存空间,需要<br>依赖他国的资源才能生存下去。因此日本人有一种中国人难于体会的危机意识,<br>如果有一天他国不卖给日本石油、矿石了,日本人怎么活下去?<br><br>  中国人的国防概念相对比较简单,只要中国军队有保卫国家的领土完整,抵<br>御外敌入侵的能力,中国的安全就有了保证。而日本则不同,日本军队仅仅有保<br>卫日本的领土完整,日本的安全仍然不能保证。日本需要保证日本可以从他国得<br>到石油等战略资源,还要保证战略资源能安全运到日本。<br><br>  所以日本人的国防概念并不是局限于日本本土,而且还远延伸至海外。如果<br>中东的产油国被日本的敌国占领了,就几乎等于占领了日本,因为没有了石油日<br>本就无法维持下去。按理说日本的国防因为远延伸至海外,日本要支付相当大的<br>国防费用。所幸的是美国承担了日本的保护国,使日本不用承担巨额的军事费用,<br>这对于日本的经济起飞有极大的意义。<br><br>  从战略上看,中国的安全系数和在战争中生存的能力,远远高于日本,所以<br>中日如果开战的话,中国取胜的系数应该是很大的。但战争的胜利需要“天时、<br>地利、人和”三种因素,日本在“地利”上大大地吃亏,于是他们就试图用“人<br>和”来弥补。日本人的精诚团结,忘我工作精神,在世界上也是有名的,这在某<br>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给恶劣的自然条件逼出来的。由于中国人在团结和为集体奉<br>献精神方面不及日本,所以和日本真打起来,中国想赢也并不容易。<br><br>  日本军队有“人和”的优势,喜欢打速决战,中国军队有“地利”靠山,喜<br>欢打持久战。中国军队的优点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但日军也有“一不怕<br>苦,二不怕死”的优点,所以中国军队对付“一怕苦,二怕死”的美国少爷兵有<br>一定优势。但对付日军这些优点的作用就不大了。这也是所谓“一物降一物”。<br><br>  1949年中共在大陆建国以来,中国国防战略有多次重大改变。50年代<br>中苏蜜月时代,中国的战略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一只现代化军队。和苏联共同<br>保卫共产主义阵营。60年代中苏恶交以后,中国的战略一变为以抵御苏联的入<br>侵为主。中国的防苏战略给中国的经济造成极大的影响,为了抵御苏军的入侵,<br>中国人“深挖洞、广积粮”,勒紧裤带造武器。而同一时代日本却在美国人的保<br>护下,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实现了日本的经济起飞。<br><br>  进入70年代后,中国感到单靠自己的军事力量和苏联对抗太吃力,转向与<br>西方国家联合共同抗苏,西方国家当然巴不得共产主义阵营多出几个叛徒。在共<br>同抗苏的背景下,西方国家开始向中国提供贷款,输出先进技术,帮助中国的经<br>济建设,因为一个强大的中国可以更有效地与苏联对抗。但西方国家仍然不愿意<br>向中国出售高技术武器。苏联瓦解后,俄国成了中国的最大先进武器出口国,卖<br>给中国军队先进的飞机、潜艇、军舰。以前曾是中国最大死敌的苏联,现在居然<br>成了中国军队的先进武器提供者,真可谓世界格局变换莫测,“此一时、彼一时<br>也”。<br><br>  日本也是美苏对抗的受益者,不是为了对付强敌苏联,美国人未必会对日本<br>人那样“仁慈”。日本虽有美军的保护,但这种美日同盟关系能维持多长时间也<br>是无法预测的。此外,日本人也怀疑美国人有多大保卫日本的决心,当年美国为<br>了自身利益,把忠实的老朋友台湾一脚踢开,使日本人大为寒心。所以日本也希<br>望建立一只独立的军事力量来保卫日本的安全,但在战败条约的限制下,日本不<br>能明目张胆地搞军备,只是在战败条约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进行军事准备。<br><br>  1998年日本军费接近500亿美元,高居世界第二位。日本自卫队虽只<br>有约27万人,但日军的素质很高,基本都是按军官培养。日军坦克是英国的3<br>倍,水面战斗舰艇是英军的2倍,作战飞机也多于英国。所以日本的常规军事实<br>力,在亚洲当属第一。中国有300万正规军,但中国军队有相当部份是以从事<br>生产和其他各种经济活动为主,所以在战斗部队的人数上要打个折扣,同时中国<br>军队的军事装备也大大落后于日本。中国军队以打地面战争为基本思想,陆军为<br>主。而日本军队由于要保卫海上运输的生命线,所以海军是日本军队的重点。<br><br>  海战和陆战不同,在毫无遮掩的大海上,“人民战争”,“游击战”之类的<br>战法完全失效,海战的胜败完全建立在武器的优劣上,人再多也无用。中国海军<br>的装备与日本海军差距甚大,中国海军无法与日本海军较量。由于没有强大的海<br>军,中国不能对日本这样的岛国构成威胁。近年来中国从俄国进口了一些潜艇、<br>驱逐舰等,使中国的海军实力有不小的提高。但海军建设是极花钱的,没有强大<br>的经济实力,就不可能建立起强大的海军。中国要想在军事上对日本构成威胁,<br>首先要有能养得起强大海军的经济实力,所以在二、三十年内中国还不能对日本<br>构成军事威胁。<br><br>  但日本的军事力量有个极大的缺陷,就是没有核武器。核武器是一个国家政<br>治和军事地位的重要象征,拥有核武器将会使一个国家的战斗力有质的飞跃。中<br>国虽然拥有核武器,但核武器在总体上规模相对较小,只有三百多个核弹头。中<br>国特别是核武器的运载工具方面比较落后,导弹的精度低,发射的准备时间长;<br>战略轰炸机航程短,突破能力差。所以目前中国的核武器主要用于威慑,实战能<br>力并不高,尚不能对有美国核保护伞的日本构成实质的威胁。<br><br>  日本人表面上反对核武器,但实际上日本人是希望拥有核武器的。如果伊拉<br>克有了核武器,伊拉克要求中东产油国对日本禁运石油,其它国家不敢不从,因<br>为伊拉克这样的国家是敢想敢干的。而美国也未必会冒巨大的牺牲去进攻伊拉克,<br>到那时日本人恐怕只能自己救自己了。所以没有核武器,日本人总是感到心里不<br>安。但日本受战败国条约限制不能研究开发核武器,日本人就尽量为制造核武器<br>作好准备工作,一旦需要,日本将能迅速地造出自己的核武器。<br><br>  二战以后,日本对核研究的兴趣和投入都是很大的。现在日本有49坐核电<br>站,位居世界前茅。日本不仅在核电站技术方面,在核聚变技术方面也位于世界<br>的最前沿,已拥有世界一流的先进全面的核技术。过去核爆炸试验曾经是研制核<br>武器不可缺少的一环,但由于计算机技术的发达,日本已有能力对核爆炸进行计<br>算机仿真试验。所以日本可以在不进行核试验的情况下,直接造出核武器。国外<br>军界专家普遍认为,日本能在几月之内造出核武器。尽管日本没有核矿资源,但<br>现在日本储备的核燃料也够造几千枚核弹头了。此外,日本还具有水平很高的核<br>弹头运载技术。日本已经自行开发出发射卫星的火箭,一旦拥有核武器,日本就<br>有能力把它投送到世界上任何国家。<br><br>  中国要想在亚洲当有发言权的大国,最大的障碍就是日本,而日本要想在亚<br>洲称霸,最大的障碍也是中国。日本在经济、军事方面虽然对中国占较大的优势,<br>但由于日本缺乏可以进行持久战的自然资源。中日两国对抗的话,谁也不会占到<br>便宜,只是美、俄两国可以渔翁得利。不过中日两国21世纪在经济上合作的可<br>能性还是很大的,因为中国有资源和市场,日本有技术,两国不会成为经济上的<br>竞争敌人。但中日两国在军事上的合作是不太可能的,因为两国间的不信任不是<br>短时间可以解决的。<br><br>  此外,中国有一个极大的弱点就是民族、党派、地区间的内斗,这极大地影<br>响了中国的实力。中日战争时,日军能够长驱直入,很大程度上也是得益于中国<br>人自己的党阀争斗。而日本是单一民族国家,没有中国那样的民族问题,也没有<br>大陆、台湾那样的同一民族的军事对抗,所以日本没有来自内部的威胁。21世<br>纪中国的最大挑战并不是来自外部的军事侵略,而是中国内部的民族、党派的纷<br>争。弄不好中国象前苏联那样瓦解,日本人就可以举杯相庆了。<br><br>  日本政府的21世纪战略比较清楚:<br><br>  1、保证以日美安全条约为基础的日美同盟关系。<br><br>  2、保证日本在经济领域的竞争力。<br><br>  3、避免与周边国家(包括中国,俄国等)的冲突。<br><br>  4、加强日本的军备,使日本具有应付局部战争的能力。<br><br>  中国由于政治不透明,中国政府的21世纪战略不太清楚。但以国内问题为<br>主是可以肯定的。中国不会过多地干预外国事务,也不会走与日本军事对抗的道<br>路。当然中日间还会有不少摩擦,在日本的道歉、教科书问题上,仍会有许多争<br>执,但这不太会引起两国间的直接对抗。虽然中国有不少要和日本进行对抗的呼<br>声,但这似乎不太会影响到中国政府的对日政策。<br><br><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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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9.7.2004 12:48:34 | 只看该作者
<b>世纪的伤痛——中国作家笔下的日本和日本人</b><br><br>李兆忠<br><br>  19世纪后半叶,在民族生存危机的刺激下,中国和日本相继走上了“现代化”<br>之路,为争夺强国的出线权,两国展开了殊死的较量。甲午一战决出胜负,徒弟<br>打败师傅,清王朝从此一蹶不振。40年以后,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br>再次打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战后,在东西方冷战的国际背景下,作为战败国<br>的日本又奇迹般地崛起,其咄咄逼人的气势和对历史的“暧昧”态度,再次引起<br>人们的警惕。<br><br>  文学是国民情感最敏感的器官。检视20世纪中国作家笔下的日本和日本人,<br>仇日、反日的笔触醒目而一贯,从本世纪初的《留东外史》到世纪末的《我认识<br>的鬼子兵》,一直在以不同方式演绎这个主题。同样,透过对日本和日本人的这<br>种表达,也足以反观中国人自己复杂的情感和潜在的欲望。<br><br>  “日本”与“日本人”的悖论<br><br>  耐人寻味的是,在本世纪初留日作家的笔下,“日本”与“日本人”常常处<br>于分裂状态,前者的美好、值得留恋与后者的丑陋、令人讨厌形成鲜明的对比。<br>所以确切地说,“反日”反的只是日本人,不包括作为地理文化的日本。(这种<br>情形,在留欧、留美的作家笔下很少看得到。)男的狭隘、吝啬、自负,女的贱<br>媚、做作、歇斯底里;排外、势利则是他们的共性——这就是本世纪初留日作家<br>给我们画的日本人像。当然其中也有一些值得赞美、同情的人物,但基本上是妇<br>女儿童,或者处于弱势的善良小人物,像鲁迅的《藤野先生》那样的作品实在是<br>凤毛麟角。<br><br>  《留东外史》主要是写民国初年一帮所谓的留学生在日本吃喝嫖赌的荒唐勾<br>当,但其中写到的日本人,从军官、警察、武士、绅士、商人、艺妓、暗娼、老<br>鸨、大学生一直到下女,应有尽有,而没有几个正面人物。作者居高临下地一路<br>指点、嘲骂下来,毫不客气地告发了这个东方“卖淫国”。到郭沫若、郁达夫的<br>笔下,虽已失去《留东外史》的那股豪气与侠气,对日本人的反感却是有增无减,<br>《沉沦》里的主人公对日本人怨恨之深,几乎达到被迫害狂的地步,极度孤独中,<br>频频向“祖国”发出责难。郭沫若在《行路难》里,对势利的日本人发出火山爆<br>发般的痛斥:“日本人哟!日本人哟!你忘恩负义的日本哟!我们中国究竟何负<br>于你们,你们要这样把我们轻视?”日本房东说“支那人”时的恶毒表情和语调,<br>激起作者的民族优越感:“你们究竟意识到‘支那’二字的起源吗?在‘秦’朝<br>的时候,你们还是蛮子,你们或许还在南洋吃椰子呢!”<br><br>  毫无疑问,这种强烈的反日情感起源于日本人的压迫,正如日本史学家实藤<br>惠秀在《中国人留学生日本史》里指出的那样:是日本人的歧视和欺侮刺激和培<br>养了中国留学生的爱国情感和国家意识。必须看到,这种反日情感里包含了复杂<br>的内涵,其锋芒所指,是得志猖狂、成为爆发户的日本人,并不是文化、地理上<br>的日本。《留东外史》里的黄文汉,听到日本军官大放厥词,侮辱中国,当场予<br>以痛斥,还要和他决斗;遇上欺侮中国人的日本警察,则尽量地捉弄,还在比赛<br>中摆平过东洋大力士。然而同样这个黄文汉,却有雅兴身背行囊,独自一人徒步<br>到箱根,沿途观赏秀丽的景色,体验民俗风情,并对三弦演奏和“浪花节”有精<br>深的修养,与艺妓也相处得融融泄泄。这种矛盾也存在于郁达夫身上,在《日本<br>的文化生活》一文里,他对日本文化大加赞美,认为在日本住得越久,越能体会<br>到它的好处:“滞留年限,到了三五年以上,则这岛国的粗茶淡饭,变得件件都<br>足怀恋;生活的刻苦,山水的秀丽,精神的饱满,秩序的整然,回想起来,真觉<br>得在那儿过的,是一段蓬莱岛上的仙境里的生涯。”——这与《沉沦》里的绝望、<br>阴暗相去何远!郭沫若更是陶醉于日本的湖光山色、纯朴的自然,甚至觉得有天<br>堂之喻的杭州都没有日本好,“假使生活能够安全,我就老死在这儿也是很情愿<br>的。”(《红瓜》)<br><br>  然而,这种对“日本”的赞美含有难言之痛。“日本”的美因中国人在那里<br>所感到的“冷”而蒙上一层阴影,又因“祖国”的不争气而显得可望不可及。留<br>日作家笔下的东瀛之美总是笼罩着一层虚无和伤感,挥之不去,原因就在这里。<br>“虽信美而非吾土兮”——缪崇群的《江户帖》的题签,准确地传达了这种意思。<br>所以在留日作家笔下,读不到徐志摩的《翡冷翠山居闲话》、《我所知道的康桥<br>》那样热情饱满的文字——它们只能出自单纯、健康的心灵和对该国文明的整体<br>崇拜。<br><br>  处于两面压力的留日作家无法克服这个悖论,是可以理解的。<br><br>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日本人”与“日本”从来是一个整体,两者无法分离。<br>生拉硬扯,只能扭曲对象。本世纪初的留日文学创作里有不少漫画式的日本人,<br>却鲜有藤野那样可敬可亲的形象,原因恐在于此。<br><br>  妖魔与妖魔化<br><br>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使中国人心目中本来不佳的日本人形象<br>更加可怕,中国作家笔下的日本人从此由“人”变成了“魔”。汗牛充栋的抗战<br>文艺里,日本军人都是以披着人皮的野兽出现的。他们从相貌、性格到行为逻辑<br>无不体现兽性,是青面獠牙、杀人不怕血腥的恶魔。1949年以后大量产生的描写<br>抗日战争的现代革命历史小说延续和强化了这一模式,“猪头小队长”作为凶残<br>的符号定格在人们的记忆中。<br><br>  平心而论,侵华战争中的日本军人确实没有多少人性可言,其残暴的程度令<br>全世界震惊。然而冷静地看,日本人即使堕落成杀人不眨眼的妖魔,也仍然是人,<br>也有人性的一面。假如只看到这种兽性,势必带来艺术上的失真。正如郁达夫在<br>分析“抗战八股”时说的那样:“人性里带有兽性,同兽性里带有人性一样。敌<br>人的残暴恶毒,虽是一般的现象,但兽尚且有时会表露人性,人终也有时会表现<br>本性的无疑——这种兽性里的人性,在我们当前的敌人中间,也不能说完全没有。”<br>(《从兽性中发掘人性》)这样的声音在民族生死绝继的炮火中是注定要被淹没<br>的。在某些特殊时期,文学成为民族生存斗争的武器是必然的命运。<br><br>  郁达夫曾乐观地断言,伟大的战争文学至少在抗战胜利之后必然会在中国作<br>家笔下出现。这一断言迟迟没有实现,原因不言自明。将敌人妖魔化,虽有利于<br>同仇敌忾、取得战争的胜利,却无助于对妖魔本质的揭示。妖魔化与揭示妖魔性<br>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出于一种非理性的仇恨的宣泄,后者则以理性直面人性的<br>丑陋及其生成的原因。妖魔化以夸张的手法控诉日本军人的残暴,却没有也无法<br>揭示他们何以如此残暴,这实际上暴露了当时的中国作家认识日本时的盲点。他<br>们看不到,鬼子的残暴除了崇尚武力的本性,还有日本社会的结构性原因,即下<br>级士兵受上级军官欺侮虐待后的暴力转移;他们同样看不到,这种残暴的背后更<br>有一种冠冕堂皇的历史进步的逻辑——优胜劣汰、物竞天择在起作用。事实上,<br>正是妖魔化本身,遮掩了妖魔性的实质。这又是一个悖论。<br><br>  而且,随着日本人的妖魔化,作为地理、文化上的日本也跟着遭殃。在老舍<br>的作品里,日本人就不必说了,他们的身体被丑化为可笑的“板凳狗”——“一<br>种既不像笨狗那么壮实,又不像哈巴狗那么灵巧的,撅嘴,罗圈腿,姥姥不疼舅<br>舅不爱的矮狗”。日本文化也被贬得一无是处,日本不仅没有自己的哲学,也没<br>有自己的文学、音乐、绘画与科学(《四世同堂》);连日本国土的形状也是令<br>人厌弃的,因为它看上去像一根“炸坏了的油条”(《小坡的生日》);甚至连<br>日本人做事认真的优点也成为嘲讽的对象,“日本人喜欢把一粒芝麻弄成地球那<br>么大”,“捉老鼠也用捉大象的力量与心计”。做事认真本是日本人了不起的国<br>民性,鲁迅生前一直高度评价这种精神,去世前不久,还呼吁用这种精神来治疗<br>中国人向来的“马马虎虎病”。《四世同堂》虽是一部杰作,它曲尽其妙地写出<br>了沦为亡国奴的中国人的内心痛苦与悲惨,但未能写出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的<br>日本人,强烈的民族情感制约了作者。当然,这不能怪老舍,民族的呼唤、时代<br>的期待使然。<br><br>  然而从艺术上看,“妖魔化”并非绝无一点可取之处,尤其是和讽刺调侃结<br>合到一起时。它具有潜在的娱乐消遣功能。《烈火金刚》中的猪头小队长,《地<br>道战》里的松井大队长,《红灯记》里的鸠山,在那个娱乐消费极度匮乏的年代<br>曾给人们带来过多少快乐。这时的日本人,实际上成了中国大众的消遣对象。<br><br>  历史记忆的延伸<br><br>  开放时代的到来,使新一代作家笔下的日本与日本人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br>化。“妖魔化”的退场,个人立场的建立,使这一领域的写作变得丰富多彩。然<br>而,“反日”作为一个有生命力的主题仍然在继续,并且注入了新的内涵。在《<br>上海人在东京》中,作者以极阴暗的眼光审视日本的一切,咒骂小日本的势利和<br>无情,宣泄淘金梦破产后的怨恨。书里唯一有点人样的日本人,是参加过侵华战<br>争的老鬼子。相比之下,《我认识的鬼子兵》更有品位。此书真实地记录了一帮<br>老鬼子们对那场战争的忏悔心理,披露了他们复杂的心路历程和日本军人特有的<br>性格逻辑,昔日的妖魔还原为真实可信的人。读后令人悚然:日本人身上有极可<br>怕、极厉害的一面。作者的用意显然不只是要为历史讨个公道,更是要提醒中国<br>人,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历史悲剧?这种悲剧以后还会不会再发生?这段沉重的<br>历史记忆弥漫在当今留日文学作品中,成为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即使是在《通<br>婚果》这一类讲述国际婚恋的作品里,历史问题也会不经意地冒出来,成为夫妻<br>或恋人争端的借口。<br><br>  然而,世纪末的“反日”与世纪初的“反日”毕竟有所不同,它往往不再具<br>有后者的那种与“祖国”宿命般的纠葛,而更以个人的利益得失为重,也就是说,<br>“反日”从一种对祖国的信仰演变成一种生存策略。《东京有个绿太阳》揭露了<br>日本汉学界黑暗的一角,名牌大学的教授被写成寡耻鲜廉的小人、玩弄女学生的<br>色狼。细读全书,字里行间却散发着一种竞争失败、自恋受挫以后的怨恨。自命<br>人品高尚、学养不凡、一直拒绝色狼教授纠缠的女主人公最后投入另一个日本男<br>人的怀胞,成为人家的消费品。纵观当今的留日文学,“反日”在很大程度上堕<br>落成泄私愤的撒气筒,成为一种生存手段。在这种心理背景下,历史变成现实的<br>筹码在所难免,这样的“反日”势必变得庸俗化。<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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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9.7.2004 13:14:47 | 只看该作者
<b>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款的来龙去脉</b><br><br>                 梁文<br><br>  按照国际惯例,在每一份战后签署的和约中都包括战争赔偿的内容。这种由<br>战败国向战胜国缴纳的赔偿,款额往往大得惊人,如 1894-1895年甲<br>午战争结束后,战胜的日本就通过《马关条约》以战争赔偿的名义从战败的中国<br>清政府手中掠走白银两亿两。<br><br>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在长达1<br>4年的抗日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在战争结束<br>后,战败的日本却没有向作为主要战胜国之一的中国缴付赔款!更令人不解的是<br>,那些受战争破坏远较中国为轻的东南亚国家却不同程度地获得了赔偿,其中缅<br>甸、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所得赔款分别为2亿美元、5.5亿美元和2.23亿<br>美元,甚至连当时尚未统一的越南南方吴庭艳政权也获得了赔款3900万美元<br>。<br><br>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br><br>  我们还是让历史本身作出回答吧。<br><br>  一、张群曾在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大声疾呼:“决不放弃我们对日要求应<br>得的赔偿!”<br><br>  1945年8月15日,伴随着广播中日本天皇裕仁停战诏书的公布,在中<br>国大地上飞扬跋扈了整整十四个年头的太阳旗颓然坠地——中国抗日战争作为世<br>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最终取得了胜利。<br><br>  1945年9月2日上午10时,日本代表在停泊在东京湾的美国战舰“密<br>苏里号”上,签署了投降书。在德意日法西斯三国轴心集团中,日本是最后一个<br>在投降书上签字的。在此之前,意大利与德国已分别于1943年9月3日和1<br>945年5月7日向盟军投降。<br><br>  从表面上看,日本是在包括美国投掷原子弹和苏联出兵东北的行动在内的盟<br>军联合打击下乞降的,但实际上,对促使日本投降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是中国<br>八年的全面抗战。<br><br>  中国的抗日战争贡献最大、损失也最大。据统计,在这场历时持久的战争中<br>,中国军民伤亡人数总计高达3500万;各种损失折合当时美元计算数额高达<br>1000亿以上。<br><br>  面对如此惨重的经济损失,要求罪魁祸首日本给予中国战争赔偿是天经地义<br>的。中国政府对此态度相当明确,当时的国民政府外长王世杰在阐述战后中国对<br>日基本政策时指出:尽管中国不主张采取狭隘的报复主义,但就赔款问题则“应<br>一本正义与公道之要求,以从事解决。”为此,中国政府特意成立了一个调查委<br>员会,负责调查和统计战争中各项人力、物力损失的情况,以便对日提出赔偿要<br>求。<br><br>  中国要求日本赔偿的政策与盟国战后对战败国总的政策是一致的。早在19<br>45年2月英美苏首脑举行雅尔塔会议时,便制定了要求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给予<br>盟国战争赔偿的原则。规定德国应赔偿200亿美元,其中100亿归苏联,8<br>0亿归英美,20亿归其他国家。战后,英、美、法、苏对德国实行分区占领,<br>成立盟国管制委员会,德国的赔偿以盟国从各占领区拆迁工业设施抵偿。同时,<br>对于追随德国与盟军作战的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芬兰五国同<br>样提出了赔偿要求。1947年2月10日盟国与上述五国计立的和约中规定,<br>意、罗、保、匈、芬五国分别向苏联、南斯拉夫、埃塞俄比亚、希腊四国赔偿2<br>.55亿、3亿、0.7亿、4亿和3亿美元。<br><br>  对于日本,以美英苏中为首的同盟国在日本投降后成立了一个赔偿委员会,<br>专门协商日本赔偿问题。1945年11月5日,该委员会一致认为,为了剥夺<br>日本进行战争的产业能力,防止军国主义复活,决定加重日本的战争赔偿。方式<br>是把日本工业设备的一大半拆迁给各战争受害国作为赔偿。为此,指示各国分头<br>调查、统计战争期间的损失,以便具体确定赔偿的方案。<br><br>  1947年10月25日,经过两年多的调查核实,同盟各国向日本提出了<br>索赔要求,总计金额为540亿美元,中国也在其中。但是在赔偿如何分配的问<br>题上,各国意见不一,英国要求占有赔偿的25%,美国要求34%,苏联要求<br>14%,法国要占12%,澳大利亚要占28%,仅这几个国家,还未包括受害<br>最重的中国的要求,分配比例总和已超过了100%。<br><br>  中国在会上以“受害最久,牺牲最烈”为由据理力争,坚持应获日本赔偿总<br>数的40%,但各国不依,仅同意占30%,此后各方争执不休,问题一拖再拖<br>,久而未决。国民党政府由于忙于打内战,因而后来对日本赔偿的分配问题也就<br>无心顾及了。不过,国民党政要张群在1947年9月9日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br>上所作的外交报告中仍大声疾呼:“决不放弃我们对日要求应得的赔偿!”这充<br>分表明了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态度。<br><br>  而日本方面,直到旧金山对日和约签字,从未向任何国家提起过战争赔偿问<br>题。这中间一晃就是四年。<br><br>  二、美国为称霸世界,操纵旧金山,会议把中国拒之门外<br><br>  1951年7月12日,美国公布了对日和约草案,并在7月20日向同盟<br>各国发出了召开旧金山会议的邀请函,从而把一度被搁置的对日和约问题再次提<br>上日程。<br><br>  但是,令世界各国大为惊讶的是,在美国起草的对日和约草案中所列的对日<br>作战国家的名单中没有中国,其后中国也没有收到出席旧金山和会的邀请函。这<br>意味着中国——这个在反抗日本法西斯作战中历时最长、贡献最大、损失最重的<br>国家,将不得参加盟国对日和约的拟定和签署工作。旧金山和会把中国关在了门<br>外。<br><br>  毫无疑问,美国是策划将中国排除在对日集体缔约之外的主谋。此举的出笼<br>与当时美苏对立的国际形势及美国战后称霸世界、遏制苏联的全球战略有着密切<br>的关系。<br><br>  二战结束后,美国凭借战争中壮大起来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急于在世界建立<br>“美国式的和平”,充当世界的霸主。但是战后实力同样强大的苏联以及在苏联<br>影响下在东欧建立的一系列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打破了美国的梦想。美<br>国便在“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幌子下,纠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各地与苏<br>联展开角逐。于是,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曾经并肩浴血奋战的昔日盟友开始分道扬<br>镰。至五十年代初,美苏对峙的冷战格局已经形成。此间发生的国际事件如中国<br>人民解放战争的爆发,东、西德的分裂以及朝鲜三八线的划分,无不被打上美苏<br>冷战的时代烙印。其中,中国事态的发展最典型地反映了这一时代特色。<br><br>  从1947年至1951年,对中国人来说的确称得上是天翻地覆、江山易<br>主的4年。这期间,点燃内战战火的蒋介石退踞台湾;而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人<br>则于1949年10月在北京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宣告了新中国的诞生。面<br>对中国形势的变化,美、苏两大战后强国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苏联于194<br>9年10月立即承认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美国则极力否认新中国的合法<br>地位,执意拉扯着日趋末落的蒋介石政府。<br><br>  为了平衡新中国的诞生给资本主义阵营带来的冲击,就必须在远东重新扶植<br>一个新的反共堡垒,以遏制共产主义的发展。美国选中了日本。1948年1月<br>6日,美国陆军部长亚罗尔在一次演讲中公开宣布:“今后对日占领政策是扶植<br>强有力的日本政府,……以便起到可以防御今后在远东方面发生新的共产主义威<br>胁的堡垒作用。”这标志着美国对日政策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由战后初<br>期的抑日变为扶日。此后,美国走上了重新武装日本的道路。<br><br>  1950年6月,朝鲜半岛爆发的战争点燃了美苏两大阵营间的第一次武装<br>冲突。随着美国和中国先后的介入,朝鲜战争已由单纯的内战升级为一场国际战<br>争。<br><br>  美国为了打赢这场所谓“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战争,急欲启用日本这一反<br>共先锋。为此,美国力主尽快与日本缔结和约,解除对日本的军事管制,恢复其<br>主权,以便使日本尽快加入反共的行列中。召开旧金山会议的建议,就是在这种<br>火药味极浓的气氛中提出的。<br><br>  但是,由于美苏对中国政府的认同不一,在邀请国、共哪一方出席旧金山会<br>议的问题上双方发生了争执:美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张由台湾蒋介<br>石政府参加和会,这遭到了苏联政府的坚决反对。眼看旧金山会议有搁浅的危险<br>,美国为了早日实现其扶日反共的目的,竟然置中国作为主要战胜国的权益于不<br>顾,借口盟国对中国政府的认同有分歧而单方决定不邀请中国代表出席旧金山和<br>会,主张中国应在会外与日本单独缔结和约,对于将由中国哪一方与日本缔约,<br>美国强调“应由日本去决定”。<br><br>  这种把中国排除在对日和约谈判之外并且给予日本选择缔约对象权利的做法<br>,使中国在对日和约问题上失去了主动地位。中国海峡两岸对美国无视中国权益<br>的作法均表示了强烈的反对:7月16日,蒋介石在台湾发表谈话指出:“中国<br>被拒绝参加对日和约签字,乃破坏国际信义之举,政府决不容忍。”8月15日<br>,周恩来外长代表新中国政府对此提出了抗议,指出将于9月4日在旧金山召开<br>的对日和约会议,背弃了国际义务,中国不予承认。<br><br>  然而,美国当局不顾中国方面的强烈抗议,一意孤行,于9月4日-8日召<br>开了有52个国家出席的旧金山会议,并操纵会议通过了对日和约。<br><br>  旧金山和约是很不公正的条约,它把对日作战的起始时间定为1941年1<br>2月7日,从而抹杀了中国人民自1931年9月18日起,特别是1937年<br>7月7日至1941年12月7日这几年对日寇的单独抗击的历史。同时,和约<br>在赔偿问题上极力宽大日本,只是泛泛地规定:“日本国对战争中造成的损害及<br>痛苦,将向盟国支付赔偿。”对于具体数额根本没有提及,同时对战胜国的赔偿<br>要求作了原则上的限制:即只能“利用日本人民在制造上、打捞上及对各该盟国<br>的贡献的其他服务上的技能与劳作,作为协定赔偿各国修复其所受损失的费用”<br>,而且必须在“日本可以维持生存的经济范围内进行”。这种重重限制的赔偿规<br>定就是以日本人的劳务充作赔偿,实际上是变相减免日本的战争赔偿,与194<br>5年盟国赔偿委员会作出的加重赔偿的原则是相抵触的。因而遭到了亚洲、欧洲<br>正义国家的反对。除了中国、朝鲜、越南未被邀请赴会外,缅甸和印度拒绝出席<br>会议,而出席会议的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会后拒绝签字。这样,由于中、<br>印、苏等国的抵制,当时世界上有一半的人口是不承认旧金山和约的。<br><br>  9月18日,周恩来外长代表新中国政府严厉谴责了旧金山和约,指斥它是<br>“一个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敌视中苏,威胁亚洲,准备新的侵略战争的条约”。<br>同时声明,“旧金山和约由于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准备、拟制和签订,中央<br>人民政府认为是非法的、无效的,因而是绝对不能承认的。”<br><br>  然而,与新中国政府捍卫民族权益的严正态度相反,退踞台湾的国民党当局<br>为了争得与日本缔约的所谓“正统地位”,转而承认旧金山和约,追随美国的意<br>愿走上了与日本单独缔约的道路。1951年9月12日,台湾当局外长叶公超<br>发表声明表示:台湾当局愿意以旧金山和约为蓝本与日本签订双边和约。<br><br>  三、日本利用旧金山和约玩弄花招,美国推波助澜,台北为争正统放弃赔款<br><br>  1951年9月8日签订的旧金山和约,极大地改善了日本战后所处的不利<br>地位,因而11月26日,日本国会便非常痛快地批准了这个和约。与旧金山和<br>约同样给日本带来好处的,即日本对于中日双边和约缔结对象的选择权。日本当<br>时的首相吉田茂很兴奋地宣布:“日本现在有选择媾和对手之权,对于如何行使<br>此权,应考虑客观环境,考虑中国情形以及其与日本将来之关系,不拟轻予决定<br>。”言下之意即日本一定要充分利用这一权利谋取最大的益处。事后证明,吉田<br>政府的确在这个问题上绞尽脑汁,大做文章,极尽阴险、奸诈之能事。<br><br>  为了等待时机,日本政府在与中国缔和问题上采取了拖延的对策,但为了防<br>止盟国指责它蓄意拖延,吉田政府煞费苦心地搞了一个民意测验,让日本国民就<br>同北京还是台北缔结和约表态,但得出的结果却令人哭笑不得:支持与台北或北<br>京缔约的比例一模一样,均为38%,而余下的24%则是无所谓的。这样,吉<br>田政府便以民意难辨,难以作出决断为由,理直气壮地拒不表态,静观事态的发<br>展。而私下里针对台湾急于与之缔约的心理,不时散布一些可能与北京缔和的言<br>论。<br><br>  1951年10月25日,蒋介石派驻日本代表董显光拜会日本内阁官房长<br>官冈崎胜男,询问有关缔约的事宜。冈崎不慌不忙地答道:“我国现在若与贵国<br>订立双边和约,势将引起大陆中国国民对我之仇视”,因此,“我们现在的政策<br>是要慢慢等待时机,以待日本实现独立自主后,研究何时同中国签订和约或选择<br>中国的哪一方问题,我国历来尊重中华民国政府,遗憾的是,中华民国政府的领<br>土只限于台湾。”言下之意似乎是并不准备与台湾方面缔约。<br><br>  五天以后,吉田在日本参议院的演讲更让台湾心惊。吉田公开表示:“如果<br>中共在今后三年内提议根据旧金山和约与日本讨论缔结和约,日本政府自然愿意<br>谈判并缔约,丝毫不会提出反对。”事后吉田还在会见董显光时表示:“日本不<br>能忽视大陆上四亿五千万中国人的感情。”<br><br>  日本政要的一系列言论,使台湾当局如坐针毡,台湾当局为了保住所谓的正<br>统地位,一方面连续电令驻美大使顾维钧策动美国对日施加压力,一方面又在草<br>拟的对日和约当中广作让步,特别是在日本方面尤为敏感的赔偿问题上更为明显<br>。如草案中规定:中国“承认日本国如欲维持足以生存之经济,则其资源目前不<br>足以完全赔偿所有此类损失及灾难,同时并承担其他义务”,因此,只要求“利<br>用日本国民为中华民国从事生产打捞及其他工作,以作为补偿。除此以外,中华<br>民国放弃一切赔偿要求,放弃该国及其国民因日本国及日本国民在作战过程中所<br>采取任何行动而产生之其他要求。”这个草案已初步放弃了日本赔偿,仅仅保留<br>了一部分劳务补偿内容。<br><br>  与此同时,台湾当局又处处小心谨慎,生怕惹恼了日本,丧失了缔约的机会<br>。有个小插曲充分表现了这一点,即当驻美大使顾维钧遵命与美方交涉后,美国<br>合众社发了一个消息,内称顾大使对日本拖延双边和约表示不快。台湾外交部闻<br>讯大惊失色,立即查询此事,并发表否认声明,指称电讯报导有误等等,由此可<br>见台湾诚惶诚恐到了何种程度。<br><br>  由于美国当时出于反共目的,在亚洲奉行的是扶日而不弃蒋的政策,因此,<br>在台湾力争与日本签约的问题上给予了大力支持。1951年11月5日,美国<br>白宫表示:“坚决反对日本与中共拉笼关系之任何企图。”此后又于12月10<br>日,派旧金山和约的主要策划人之一,负责对日缔约的杜勒斯作为特使赴日,以<br>促成日蒋和约而对吉田政府施加压力。杜勒斯直接了当地要求日本与台湾缔约,<br>并威胁道:“如果日本政府不同中华民国签订和约,美国国会就不批准旧金山条<br>约。”<br><br>  在美国的强硬干预及台湾方面作出了重大让步的情况下,日本政府才“不情<br>愿”地改变了态度。12月24日,吉田表示不承认共产党中国,愿与台湾缔结<br>和约。1952年1月30日,日本委任河田烈为中日和谈首席全权代表赴台,<br>与国民党政府外长叶公超进行双边谈判。<br><br>  1952年2月30日谈判正式开始,至4月28日和约签字,前后进行了<br>正式会谈3次、非正式会谈18次,历时67天。谈判期间,日本方面又一次暴<br>露了其阴险、狡猾的面目。<br><br>  战争赔偿问题是和约的重要内容,因而在这个问题上争论十分激烈。根据中<br>方起草的和约草案,在赔偿问题上只要求日本对中国提供劳务补偿,其他赔偿已<br>经放弃,这是台湾当局作出的重大让步,而且与旧金山和约的原则一致。但日本<br>对此却坚决反对,蛮不讲理地坚持台湾可以根据旧金山和约没收日本在华财产和<br>资产作为补偿,不应再提劳务补偿的要求。由于双方观点相差悬殊,谈判多次陷<br>入僵局。不仅如此,日本仿佛把战败国的身份忘在了脑后,竟多次提出自己起草<br>的和约草案,气焰嚣张至极。<br><br>  而台湾方面在谈判初期自恃有美国撑腰,认为只要美国以不批准旧金山和约<br>相威胁,便不难最终迫使日本就范,因而在谈判中据理力争,态度甚为坚决。对<br>中方草案只作细节修改,重大原则毫不让步。谁知至3月下旬,风云突变,美国<br>先于3月20日,操纵国会以66票对10票批准了旧金山和约,后于4月16<br>日宣布旧金山和约将于4月28日生效。美国的行径对台湾当局来说不啻于背后<br>一刀。因为美国国会承认旧金山和约,使台湾在对日谈判中失掉了最有力的王牌<br>;同时,美国限定了和约生效时间等于给了日本有力支持。因为一旦和约正式生<br>效,日本解脱了战败国的束缚,恢复了主权,在对华缔约问题上将更为主动,这<br>对台湾来讲极为不利。<br><br>  在这种形势逆转的情势下,蒋介石政府为了赶在旧金山和约生效前与日本达<br>成和约,被迫在赔偿问题上作出全面让步,于3月25日决定放弃全部赔偿。仅<br>在条约草案中列入下述文字:“日本承认其赔偿之义务,我方亦承认日本无力作<br>出全部赔偿,为此……我方宣布放弃以劳务进行赔偿之要求。”<br><br>  然而,得了势的日本变本加厉,居然抓住台湾方面急于签约的心理,对上述<br>行文也不接受,坚持在和约中取消有关赔偿问题的条款,否则采取拖延的方法,<br>拒不谈判。台湾当局无可奈何,于4月12日答应了日本的要求。但是,蒋、日<br>和约的最后签字直到4月28日下午3时才告完成,此时距旧金山和约生效仅仅<br>还剩7个小时。<br><br>  因此,在蒋日和约的正文中通篇找不到赔偿二字,其相关内容仅是在和约以<br>外的议定书中加以确认的。<br><br>  议定书第一条乙项原文为:<br><br>  “为对日本人民表示宽大与友好之意起见,中华民国自动放弃根据旧金山和<br>约第十四条甲项第一款日本国所应供应之服务之利益。”<br><br>  另一处相关内容是在和约正文附录的记录中,原文是:<br><br>  日本国全权代表:<br>  “本人了解:中华民国既已如本约议定书第一项乙款所述自动放弃服务补偿<br>,……是否如此?”<br>  中华民国全权代表:<br>  “然,即系如此。”<br><br>  蒋日和约的缔结,引起了新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1952年5月5日,即<br>和约签字一周后,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严正声明:“对于美国所<br>宣布生效的非法的单独对日和约,是绝对不能承认的;对于公开侮辱并敌视中国<br>人民的吉田蒋介石和约,是坚决反对的”。并且指责蒋介石所谓放弃赔偿要求的<br>允诺是“慷他人之慨”,中国政府和人民绝对不予承认。<br><br>  四、中日邦交正常化联合声明指出: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中国放<br>弃对日本的赔偿要求<br><br>  1972年2月21日上午11时27分,当那架银白色的总统专机掠过浩<br>瀚的太平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机场降落的一刹那,以中美苏三国为基<br>点的国际战略新格局便诞生了。<br><br>  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实况,通过卫星向世界各地进行转播。这次行动改善<br>了自1949年10月1日起中美间相互敌视的历史,在世界范围内引起的震动<br>不亚于一场大地震。<br><br>  受到冲击最严重的莫过于中国东部近邻日本。面对美国180度的急转变,<br>一贯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日本措手不及,当时的日本首相佐藤荣作是歪着嘴看完<br>电视转播的。<br><br>  但是政治是排斥感情的,“识时务者为俊杰”,佐藤内阁深谙此理。尽管内<br>心不满,但为了跟上美国的步伐,日本政府在尼克松访华后,便秘密地委托东京<br>都知事美浓部在访华时给周恩来总理捎信,表示佐藤首相“要求亲自访华”。谁<br>知当即被周恩来以“佐藤政府说了不做”为由加以拒绝,并宣布中日谈判不以佐<br>藤为对象。佐藤政府碰了一鼻子灰。<br><br>  周恩来回绝佐藤的试探,并非表示中国不愿与日本复交,相反,新中国早在<br>1949年6月20日便发表过迅速准备对日和约的社论。仅仅因为日本政府追<br>随美国,承认蒋介石政权并与之缔结非法和约,才导致中日两国长期的敌对。尼<br>克松总统访华后,形势的发展有利于解决中日历史上遗留的问题,因此毛泽东曾<br>明确指出:中日恢复邦交问题“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谈得成也好,谈不成也好<br>,总之,现在到了火候,要抓紧。”周恩来回绝佐藤,一方面体现了欲擒故纵的<br>外交策略,一方面也是对长期敌视中国人民的佐藤政府的一个惩诫。<br><br>  果然,6月17日,佐藤荣作内阁被迫下台,7月7日,田中角荣内阁登场<br>。田中在就职当天便表示了要与中国恢复邦交的愿望。对此周恩来于7月9日迅<br>速作出了反应,他在欢迎也门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宴会上专门加了一句:“<br>田中内阁7日成立,在外交方面声明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br>的。”随即又让中日友协副秘书长孙平化借率领上海舞剧团在东京访问演出之机<br>,转告田中:“只要田中首相能到北京当面谈,一切问题都好商量。”<br><br>  当时日本政府要想恢复中日邦交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对待中国一<br>再坚持的中日复交三原则(三原则的主要内容是: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br>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二、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三、日<br>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另一个就是有关日本战争赔偿问题。关<br>于这一问题,中国政府在不承认日台条约时已强调指出:“日本军国主义者杀害<br>了上千万中国人,使中国蒙受数百亿美元的公共财产和私人财产的损失。中国拥<br>有要求赔偿这些损失的权利”。这就意味着日本对中国的赔偿数额将相当大。日<br>本既然避免不了这一问题,便转而指望中国高抬贵手。为了探摸中国的态度,预<br>先就双方的争执点达成谅解,需要一个从中穿针引线的人。当时日本公明党委员<br>长、正在访华的竹入义胜充当了这个重要的角色。1975年竹入义胜在他的回<br>忆录中记述了他于1972年7月25日与中国方面会晤的细节:<br><br>  “我把我们的意见全说了,共有十几条,并告诉他们,如果你们赞成这些意<br>见,事情就好办了。……周总理最后问我,假如我们接受你们的建议,日本政府<br>会采取行动吗?于是,我就从北京打电话给田中先生,请他作出决断。田中回答<br>‘行’,很干脆。最后一次拜会周恩来总理的时候,周总理拿出一份打印文件并<br>对我说‘这基本上是我们关于日中联合声明的原始方案。’我很吃惊,内容和后<br>来的日中联合声明差不太多。”竹入义胜的活动为中日邦交谈判打下了基础。<br><br>  关于日本战争赔偿的问题,在中方草案第七条这样写着:“为了中日两国人<br>民的友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放弃对日本国要求战争赔偿的权利。”但是在日<br>后中日联合声明的正文中行文有了个别改动,去掉了“权利”二字换上了“要求<br>”。<br><br>  外交文件上的一字之差,往往掩盖着谈判桌上的翻云覆雨,唇枪舌剑。在中<br>方放弃赔偿的问题上,中日双方果然有一场短兵相接的较量。<br><br>  1972年9月26日,田中首相抵达北京的第二天,中日两国在人民大会<br>堂举行第一轮外长谈判。当谈判进行到中方草案第七款赔偿问题时,日方代表高<br>岛忽然狂妄地声称,根据1952年日本与台湾缔结的和约,日本战争赔偿问题<br>已经解决,因而不存在中国放弃什么赔偿权利的问题。同时对中日间终止战争状<br>态等提法一一表示拒绝,会谈因此不欢而散。<br><br>  次日,周恩来会见田中,一反前一天温和的态度,以严厉的口气谴责了日本<br>的行为。他说:“听了今天上午外长会谈的汇报。高岛条约局长是破坏日中邦交<br>正常化来的吧。日中邦交正常化是个政治问题,不是法律问题。高岛局长是搞讼<br>棍那一套嘛!我不认为高岛局长的意见是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的本意。”同时周<br>总理对中日赔偿问题再次重申不承认台湾的允诺,指出:“当时蒋介石已逃到台<br>湾,他是在缔结旧金山和约后才签订日台条约,表示所谓放弃赔偿要求的。那时<br>他已不能代表全中国,是慷他人之慨。遭受战争损失的主要是在大陆上。我们是<br>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不想使日本人民因赔偿负担而受苦,所以放弃了赔<br>偿的要求。”“毛主席主张不要日本人民负担赔款,我向日本朋友传达,而你们<br>的条约局长高岛先生反过来不领情,说蒋介石已说过不要赔款,这个话是对我们<br>的侮辱,我们绝对不能接受。我们经过50年革命,蒋介石早已被中国人民所推<br>翻。高岛先生的说话不符合你们两位的精神。”面对周恩来总理义正辞严的声明<br>,田中一行垂头丧气,连晚饭都吃不下去了。<br><br>  第二天,中日联合声明起草小组再次开会,高岛一上来便对他上次的言行表<br>示道歉,声言日本国民对中国放弃战争赔款的要求深为感动。至此,由于战争赔<br>偿问题引起的风波方才平息下去。不过中方体谅到日本方面的难处,同意将声明<br>中有关赔偿的“权利”一词换为“要求”。<br><br>  1972年9月29日上午10时20分,中日两国代表在人民大会堂签署<br>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声明第七条写道:<br><br>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放弃对日本国<br>的战争赔偿要求。”<br><br>  至此,中日两国间悬而未决长达27年之久的赔偿问题,以中国政府的大义<br>之举宣告结束。<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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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9.7.2004 13:16:47 | 只看该作者
<b>日本的战争赔款</b><br><br>林思云<br><br>  二次大战后,根据国际法有资格向日本索取战争赔款的战胜国是:中国、美<br>国、英国、苏联、荷兰、澳大利亚、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缅甸、越南、<br>老挝、柬埔寨。其中中国、美国、英国、苏联、荷兰、澳大利亚、印度都放弃了<br>战争赔款,而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老挝、柬埔寨则得到了战争赔款。具<br>体数额是:(均为当时价格)<br>        印度尼西亚:8亿美元<br>        菲律宾:  8亿美元<br>        缅甸:   2亿美元<br>        越南:   3900万美元<br>        老挝:   278万美元<br>        柬埔寨:  417万美元<br><br>  此外,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这四个在法律上本来没有资格获得战<br>争赔款的国家,通过对日“斗争”也得到了赔款。具体数额是:<br>        韩国:  3亿美元<br>        新加坡: 2500万新加坡元<br>        马来西亚:2500万马来西亚元<br>        泰国:  150亿日元<br><br>  后来,瑞士、西班牙、瑞典、丹麦这四个二次大战时的“中立国”,也向日<br>本提出赔偿战争时所毁坏的他们在中国和东南亚的财产,日本也对此作了赔偿。<br>具体数额是:<br>        瑞士: 11亿日元<br>        西班牙:20亿日元<br>        瑞典:  5亿日元<br>        丹麦:  7亿日元<br><br>  比较复杂的是蒙古,因为战前日本不承认蒙古是独立于中国的国家,所以日<br>本认为中国放弃赔款就等于蒙古也放弃了赔款。但后来经过交涉,日本同意向蒙<br>古提供50亿日元的无偿经济援助,作为变相的赔偿。<br><br>  战后日本支付的战争赔款共计22·3亿美元,相当于中国1901年庚子<br>赔款的12·6倍(庚子赔款为4亿5千万两白银)。下面就分别介绍一下日本<br>对各国的战争赔款情况。<br><br>一、旧金山对日讲和会议及其背景<br><br>  1945年日本投降后,以美国为首的盟军进驻日本。在怎样处置日本方面<br>盟军制定了三大基本方针:1、日本非军事化;2、在保证日本国民最低生活标<br>准的范围内进行战争赔款;3、日本在外国的资产交联合国处理。<br><br>  第1项和第3项的处置都顺利进行,但在日本赔款方面遇到了很大的难题。<br>按照传统的战争赔款方法,有现金赔款和实物赔款两种。由于日本的国库早在战<br>争中掏空了,所以向日本索要现金根本不现实。然而日本又是自然资源极其贫乏<br>的国家,既没有石油煤炭等能源,也没有铁矿金矿等矿藏,以矿产等自然资源进<br>行赔偿的方式也行不通。剩下的只有用机器设备等实物进行赔偿,可是日本工厂<br>的机器大部份都在美军的战略轰炸中被炸毁,船舶也大部份被美军击沉,可以用<br>于赔偿的实物也少得可怜。<br><br>  从1947年4月开始,盟军陆续从日本拆撤出40000余台机器,作为<br>“中间赔偿”分给中国(54·1%),美国(菲律宾的宗主国,1946年菲<br>律宾独立后转交菲律宾,19·0%),英国(缅甸、马来亚、香港的宗主国,<br>15·4%),荷兰(印度尼西亚的宗主国,11·5%)。苏联则自行将“满<br>洲国”的一些机器设备拆运回苏联。不过这些机器的价值总共才值400余万美<br>元(当时价格),作为战争赔偿也太少了一些。然而当时的日本就象输得只剩下<br>最后一条裤衩的赌徒,再敲也敲不出钱来。1949年5月,盟军最高司令部决<br>定停止这种从日本拆撤机器的中间赔偿。<br><br>  由于日本没有自然资源,粮食也不能自给,必须向国外购买粮食和燃料等生<br>活必需品。加之当时盟军的抑制日本政策,使日本的经济极度萧条,没有钱向国<br>外购买粮食等生活必需品,迫使美国不得不每年拨出数亿美元的经费来为日本购<br>买粮食和燃料等生活必需品,因为作为日本占领国的美国有义务保证日本国民维<br>持最低水准的生活。由于日本人口多(当时近一亿人,大约为美国人口的一半),<br>特别是缺乏自然资源,什么都要靠进口,所以维持日本国民的最低水准生活也要<br>很大的开支,到1950年,美国已为日本补贴了20余亿美元,已成为美国财<br>政的一大负担。<br><br>  当时有人开玩笑说:日本才赔了美国几百万美元,美国反倒贴了日本几十亿<br>美元,美国是战胜国向战败国“赔款”。此时,美国人意识到抑制日本的政策对<br>于美国来说是得不偿失,有必要扶持日本在经济上独立来减轻美国的财政负担。<br>另外东亚的国际形势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49年中共建国并与苏联建<br>立了同盟关系,1950年北朝鲜发起了朝鲜战争,日本的三面已都被共产主义<br>阵营所包围,使日本在地理位置上成为反共的桥头堡。因此美国感到在政治上也<br>有必要扶持日本来遏制东亚的共产主义势力。<br><br>  在此情况下,美国转变了抑制日本的政策,开始积极扶持日本。扶持日本的<br>第一步就是要使日本重新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1951年9月,在美国的主持<br>下,在旧金山召开了由52国参加的对日讲和会议。苏联、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br>由于抗议美国不让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中国代表参加会议,拒绝在和约上签字。<br>另外旧金山对日和会也邀请印度、南斯拉夫等国参加,但这些国家没有派代表参<br>加。<br><br>  中国和韩国也要求出席旧金山对日和会,但没有被邀请。韩国被拒绝参加的<br>理由是:韩国在二次大战时是日本的殖民地,韩国人在二次大战时是日本侵略的<br>协力者或“帮凶”,因此韩国不是战胜国无权参加旧金山对日和会,也无权得到<br>战争赔款。<br><br>  由于当时中国有两个政府,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台湾的中华民国政<br>府,所以邀请哪个政府代表中国参加对日讲和会议成为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苏<br>联和英国主张由受战争损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派代表参加旧金山和会,苏联<br>和英国反对邀请台湾政府的理由和韩国一样:台湾在二次大战时也是日本侵略的<br>协力者,因此台湾不是战争被害国,台湾人也无权得到战争赔款。然而美国却坚<br>持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才是可以代表中国人民的合法政府,主张邀请台湾政府。<br>双方争执不下,最后只好达成既不邀请北京政府,也不邀请台湾政府的妥协案,<br>所以北京政府和台湾政府都没有参加旧金山对日和会。<br><br>  清政府在马关条约中明确规定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但日本在旧金山和会上只<br>是宣布放弃对台湾的主权,并没有象英国归还香港那样把台湾的主权交还中国,<br>因为北京政府和台湾政府都声称自己是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所以无法确认交还<br>主权的对象。但由于日本已宣布放弃对台湾的主权,在国际法上台湾就成为不属<br>于任何国家的土地,这就意味着台湾在法律上是独立的国家。中国大陆在法律上<br>并不拥有对台湾主权的“台湾地位未定论”说法也起源于此。<br><br>  在旧金山和会上,美国代表说:参加会议的各战胜国都有权向日本索取战争<br>赔款。但由于日本的资源和经济现状,我们不得不面对日本无力支付巨额战争赔<br>款这一事实。如果对日本要求过份的战争赔款,将会导致日本经济无法自立。这<br>不但不利于整个世界经济,也要增加美国的经济负担。因此美国建议各国对日本<br>的战争赔款予以宽大的处理。在美国的说服下,英国、苏联、荷兰、澳大利亚都<br>宣布放弃日本的战争赔款、但东南亚几个新独立的国家则强烈要求日本对他们进<br>行战争赔款。这几个国家是印度尼西亚(1949年从荷兰独立)、菲律宾(1<br>946年从美国独立)、缅甸(1948年从英国独立)、越南、老挝、柬埔寨<br>(三国均在1950年从法国独立)。<br><br>  菲律宾代表开价最高,声称菲律宾是太平洋战争的主战场之一,菲律宾受到<br>了巨大损失,要求日本赔偿100亿美元。但缅甸代表却持同情日本的立场,反<br>对菲律宾的巨额赔款要求。缅甸代表说:缅甸在二战时的损失比菲律宾还大,然<br>而缅甸却反对向日本索要超过日本支付能力的战争赔款,缅甸只提出2亿美元的<br>赔款要求。由于东南亚各国在赔款问题上不能达成一致,旧金山和会最后规定日<br>本有向这些国家赔偿的义务,但具体的赔偿额由日本在会后分别与各个国家进行<br>单独交涉。旧金山和会还特别规定日本在进行战争赔偿时,原则上不支付现金,<br>而是用生产物和劳役的方式支付。这对于日本是非常有利的。<br><br>  若不是美国替日本挡住,日本这样的无条件投降战败国将不得不赔偿上百年<br>也还不完的天文数字战争赔款。由于美国的尽力帮助,日本在旧金山讲和会议上<br>得到了异常宽大的处理,这是日本能够实现经济起飞的基本前提。后来日本在国<br>际政治上紧跟美国,某种程度上也是表示对当年美国宽大的感谢。<br><br>二、日本对中国的战争赔偿问题<br><br>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蒋介石当即发表了中国对日<br>本“以德报怨”的著名讲话。蒋介石虽然没有提到战争赔款一事,但确定了中国<br>对日本宽大处理的方针。1949年菲律宾派特使访问蒋介石,商讨共同对日索<br>取赔款之事。蒋介石却说:“要对这次战争负责任的是日本军阀,而不是日本人<br>民。要求日本人民负担战争赔偿的作法是不公平的”。这初步表明蒋介石有放弃<br>日本战争赔款的意思。1946年国民政府发表的抗战期间的损失是:军人死伤<br>321万,财产损失133亿美元。<br><br>  日本在旧金山讲和会议以后,在究竟与哪个中国政府打交道问题上踌躇不定。<br>北京和台北也私下活动,劝说日本和自己谈判将可以获得更宽大的处理。但美国<br>却要求日本和台湾的国府谈判,在美国的督促下,日本和台湾国府在1952年<br>2月开始谈判,4月28日结束,签订了“华日和平条约”。在华日和平条约中<br>表明中华民国政府放弃要求日本进行战争赔款的权力。<br><br>  台湾的国府之所以放弃日本的战争赔款,其原因主要有三个:第一是蒋介石<br>的“以德报怨”对日政策;第二是国府退居台湾后国际地位大大降低,希望以放<br>弃战争赔款为代价换取日本对台湾在政治经济上的支持;第三是大中华思想的影<br>响,别的大国都放弃了日本的战争赔款,中国人也应该有个大国的样子,不应该<br>象小国那样斤斤计较战争赔款。<br><br>  现在有一些文章说台湾的国府是在美国的压力下放弃战争赔款,这是不符合<br>历史情况的。当然向日本索取几百亿美元的天文数字战争赔款美国当然不会同意,<br>不过向印尼、菲律宾那样索取10亿美元左右的战争赔款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不<br>过日本人还是比较感激蒋介石的“以德报怨”政策,不时有人撰文对蒋介石表示<br>感谢。<br><br>  在1958年以前,日本政府基本上对大陆和台湾政府保持等距离关系。1<br>958年大陆炮击金门以后,日本政府开始转向反共,当时的岸信介首相公开声<br>称支持台湾反攻大陆,并表明日美安全条约的防御范围包括金门、马祖在内。不<br>过当时日本政府对中国大陆实行“政经分离”的政策,与大陆的经济和民间交流<br>仍然比较活跃。1963年10月7日,大陆的机械工程学会翻译周鸿庆在访问<br>东京期间,提出要前往中华民国大使馆政治避难。台湾要求日本允许周鸿庆前往<br>台湾,但日本政府在北京的压力下,1964年1月将周鸿庆送还大陆。这一行<br>为激怒了台湾,蒋介石当即召回驻日大使,并声称要与日本断交。在此情况下,<br>日本政府派出前首相吉田茂为特使访问台湾,特别说明日本将在道义上支持台湾<br>反攻大陆,并对与大陆的经济交往持慎重的态度,补救了紧张的台日关系。<br><br>  “华日和平条约”签订后,日本和台湾保持了比较密切的经济关系,特别是<br>日本企业对台湾的直接投资,是对台湾投资最多的国家。1965年美国停止对<br>台湾的经济援助后,日本开始向台湾提供日元贷款,对台湾的经济有一定的帮助。<br>但1972年日本和中国大陆建交后,台湾谴责日本“背信弃义”,宣布同日本<br>断交,并掀起了抵制日货的反日活动。在一段时间内,日本与台湾的贸易曾大幅<br>度下降。<br><br>  在台日断交后,日本与台湾的交往只限于民间的经济交往。由于台湾和日本<br>具有领土小、人口多、资源缺乏的共同特徵,所以台湾采取了从日本进口机器设<br>备,利用台湾的廉价劳动力制成工业品向美国出口的经济战略,取得了成功。同<br>时日本对台湾进行了比较积极的技术转让,特别是在电子和精密机械领域,将一<br>些一般不对外转让的先进技术转让给台湾的企业,对台湾企业的技术进步起到不<br>小的作用。台湾和日本的大企业领导人之间的私人关系比较密切,国会议员和政<br>府官员间的非正式交往也十分频繁。<br><br>  中国大陆由于一建国就宣布向苏联“一边倒”,所以和作为美国保护国的日<br>本之间没有什么政治上的联系。1951年1月,北京政府新公布的抗战期间的<br>人员和财产损失数目为:人员损失1000万人,经济损失500亿美元,比以<br>前国民党政府公布的损失数字大大前进了一步(现在这个数字已达到:人员损失<br>3500万人,经济损失6000亿美元)。旧金山讲和会议和台日间的“华日<br>和平条约”鉴定后,北京政府声明中国保留要求日本赔款的权力,当时北京政府<br>要求的赔款额是500亿美元,相当于中日甲午战争时中国对日本战争赔款的4<br>70倍(甲午战争的赔款为2亿3千万两白银)。<br><br>  1960年10月周恩来会见日本自民党顾问时,仍然强调中国保留对日本<br>索取战争赔款的权力。但是中国和苏联恶交后,大陆在国际上处于十分孤立的地<br>位,大陆的周边苏联,台湾,印度,日本都是北京政府的敌人。在此情况下,北<br>京政府感到有必要缓和与日本的关系,团结更多的力量来对付最大的敌人苏联。<br>1965年5月,廖承志在会见日本客人时说:“中国不准备靠他国的战争赔款<br>来建设国家,而且要求没有战争责任的一代人为前人支付战争赔款是不合理的”。<br>这暗示着北京政府准备放弃日本的战争赔款。1971年美国越过日本直接和北<br>京接触,使日本人大吃一惊。1972年,中日两国开始商讨国交正常化的问题。<br><br>  在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谈判中,日本的战争赔款问题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br>但由于北京已准备放弃战争赔款,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的谈判比较顺利。唯一引起<br>争执的是中方在共同声明中说:“中国放弃要求日本进行战争赔款的权力”,但<br>日方提出异议:“在日本和台湾中华民国政府鉴定的日华和平条约中,中华民国<br>政府已代表中国放弃了要求日本赔款的权力,所以在法律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br>不能再次放弃已经被放弃的权力”。后来在共同声明中,中方把放弃战争赔款的<br>“权力”改为放弃战争赔款的“要求”,这暗示着北京政府承认台湾国府鉴定的<br>华日和平条约具有法律效力。<br><br>  1972年中日恢复国交后,开始商讨签订“中日和平条约”。但由于中方<br>坚持写入针对苏联的“反对霸权主义”的条款,使“中日和平条约”的签订拖延<br>了不少时间,最后终于在1978年8月正式签订了“中日和平条约”。由于日<br>本和美国的特殊关系,中国不可能要求日本在政治上支持中国的立场,于是中国<br>对日关系的重点放在了经济上。1978年,华国锋提出了建设十大钢铁基地、<br>十大石油基地、九大有色金属基地的激进重工业发展计划。由于中国缺乏资金,<br>开始向日本大规模借款,因为当时其它国家都无意向中国提供巨额借款。<br><br>  1978年中国向日本提出55亿美元的巨额借款要求,日本政府最后同意<br>向中国借款3900亿日元(折合18亿美元)。后来日本政府又在1984年<br>1988年和1998年,三次向中国提供了巨额政府贷款,共计20000亿<br>日元。到1997年底,已交付中国14000亿日元,而中国到1977年底<br>的偿还额仅为200亿日元。日元贷款的特点是:数额大,利息低(年息3%左<br>右),偿还期限长(偿还期限30年),是一种少有的优惠借贷,对中国的经济<br>发展起到了不小的促进作用。日本人把这种以特别优惠的条件向中国提供巨额借<br>款,看作是对中国放弃战争赔款的报答和对过去侵略行为的赎罪。<br><br>  1990年开始,日本的对外援助金额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对外经济<br>援助国。1997年日本的人均对外援助额为74·4美元,比美国(23·2<br>美元)、英国(57·3美元)、德国(72·2美元)都要多。此外美国经济<br>援助的重点是以色列、埃及、土尔其、南非等战略国家,英国经济援助的重点是<br>英联邦国家,德国经济援助的重点是东欧国家,而日本经济援助的重点则是中国。<br>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日本最大的援助国一直是中国,每年向中国提供5亿<br>多美元的经济援助(包括有偿和无偿的援助)。日本人非常不满中国政府有意识<br>地控制日本对中国经济援助和政府借款的报导,不让中国人民知道日本对中国进<br>行的经济援助的真相。比如北京的地铁二期工程是由日本援助修建的,日本大使<br>馆采访了1000多名乘坐地铁的北京市民,居然没有一个人知道此事。<br><br>  因此不少日本的政治家对日本政府的援助中国政策提出了激烈批评,指出现<br>在日本是花巨款来买回中国人的敌意,要求今后用让中国老百姓知道的形式来对<br>中国进行经济援助。还有人声称象中国这样自尊心非常强烈的民族,在接受别人<br>经济援助时并不感到高兴,甚至有可能反而感到耻辱。因此建议日本政府改变对<br>中国的经济援助政策。<br><br>  总而言之,中国的台湾政府和北京政府都自愿放弃了日本的战争赔款,对此<br>日本人是比较感激的。日本对中国的经济援助和政府贷款,也是希望以此来表示<br>对以前侵略行为的“赎罪”。当然中国人对日本的历史仇恨不可能简单地用金钱<br>来买回,中日间的关系还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法走出历史的阴影。<br><br>三、对其它国家的赔款<br><br>1、对缅甸的赔款<br><br>  缅甸在二次大战中,曾经两次成为战场,受到了巨大的损害。第一次是在中<br>日战争中,作为英国殖民地的缅甸,成为美英援助蒋介石的中介地,中缅公路也<br>成为“援蒋之路”。为了切断援蒋之路,日军发动了中缅公路战役,切断了中缅<br>公路。缅甸的守军英印联军在撤退时,采用了焦土战术,将铁道、矿山、桥梁、<br>港口等全部炸毁,对缅甸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第二次是1943年2月日军<br>再次发动占领全缅甸的缅甸战役,1943年5月占领全缅甸。此后美英中联军<br>□开始发动对日反击战,日军在撤退时再次对可利用的铁道、矿山、桥梁、港口<br>进行了破坏,对缅甸经济又造成了新的打击。<br><br>  立志缅甸独立的革命家昂山,在日本组织和训练了缅甸独立义勇军,194<br>3年2月参加了日军的缅甸战役,然后在日军的支持下宣布缅甸从英国独立。不<br>过昂山在利用日本人取得独立后,开始180度大转弯,开始加入美英盟军的一<br>方。美英中联军开始对日反击战后,昂山的部队转而加入反攻日军的行列。日本<br>战败后,缅甸的昂山声称1943年宣布的缅甸独立有效,英国政府也承认了昂<br>山政权,1948年1月缅甸联邦正式独立。<br><br>  也是由于缅甸的独立受到了日本人的帮助,所以缅甸在旧金山对日讲和会议<br>上,对日本持同情的态度。在菲律宾等国对日本提出巨额赔款要求时,缅甸代表<br>坚决反对,指出应该在日本的赔偿能力范围内索取赔偿。缅甸只提出了2亿美元<br>的赔偿,并且缅甸还提出反对美军在日本保留驻军的提案。<br><br>  由于缅甸对日本的同情态度,使日本和缅甸关于赔偿问题的谈判比较顺利,<br>1954年11月两国达成了关于赔款的协议。日本赔偿缅甸战争损失2亿美元,<br>分10年付清。但后来由于日本对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赔款均为8亿美元,缅<br>甸感到吃了亏,要求日本再对缅甸增补一些赔款。在此情况下,日本政府于19<br>63年3月再次向缅甸提供1亿5千万美元的无偿援助和3千万美元的借款,作<br>为变相的增补赔偿。<br><br>2、对印度尼西亚的赔款<br><br>  在二次大战前,中东和中国的大油田尚未发现,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br>产国,亚洲唯一的石油生产国是荷兰的殖民地印度尼西亚。1941年7月美国<br>和荷兰联合对日本实行了石油禁运,由于当时日本98%的石油要靠从美国进口,<br>对日本禁运石油也可以说是把日本置于了死地。当时日本的石油储备只够用1年,<br>1年后石油用光,飞机军舰等都将成为废铁。<br><br>  在此情况下,东条英机等军政首脑认为如果日本不对美开战,1年后石油用<br>光就不战自败。当然日本人自己也很清楚对美开战取胜的可能性很小,当时的情<br>况对于日本来说是“战要败,不战也要败”。在是否对美开战问题上进行了激烈<br>的争论,最后达成一个奇妙的结论:“如果对美开战,即使不幸战败,大和民族<br>的精神尚存,以后日本还能再次站起来。如果不战而取得屈辱的和平,大和民族<br>的精神就将失去,日本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堕落成为三流国家”。最后日本军政首<br>脑得出了“即使战败的可能性很大也要开战”的结论,在1941年12月日军<br>偷袭珍珠港,开始对美开宣战。<br><br>  日军一开始就直奔产石油的印尼,试图获得石油资源。而美军的最初战场也<br>是印尼,试图保住印尼的石油困死日本。因此印尼成为太平洋战场的重点,美日<br>双方的激烈战斗给印尼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日本投降两天后的1945年8月1<br>7日,印尼人在获得投降日军的武器装备后,宣布脱离宗主国荷兰独立。战后宗<br>主国荷兰返回印尼,和印尼独立武装进行了4年的战争,最后荷兰被迫承认印尼<br>独立,印尼于1949年12月27日正式宣布独立。<br><br>  战后印尼政府向日本提出了高额的战争赔款,经过多次的讨价还价,195<br>8年1月两国达成了关于赔款的协议。日本向印尼提供纯赔款2·2亿美元,分<br>12年付清,同时日本将1952年到1958年对印尼出口商品所得的1·8<br>亿美元交付印尼;另外日本在20年之内再向印尼提供4亿美元借款。日本对印<br>尼的赔款共计8亿美元。<br><br>3、对菲律宾的赔款<br><br>  在二次大战前,菲律宾是美国的殖民地。日本对美开战以后,对驻扎菲律宾<br>的美军发起了进攻,占领了菲律宾。日本投降后,美国允许菲律宾于1946年<br>独立。独立后的菲律宾以日本在二战时对菲律宾造成了巨大人员经济损失为由,<br>向日本提出了100亿美元的巨额赔款。最初日本政府只同意向菲律宾提供2·<br>5亿美元的赔款,双方一度争执不下。对菲律宾的赔款谈判成为日本赔款谈判中<br>最艰难的谈判。<br><br>  由于日本和菲律宾都是美国的盟国,美国对赔款的问题进行了调停。在美国<br>的调停下,双方终于在1956年达成协议。协议规定日本向菲律宾提供纯赔款<br>5·5亿,分10年付清;另外在20年内向菲律宾提供2·5亿美元的借款。<br>日本对菲律宾的赔款共计8亿美元。<br><br>  然而日本的战争赔款,被当时的菲律宾马克斯总统夫妇当作私人或家族的财<br>产私吞和挥霍掉了,真正受到战争损害的菲律宾人民并没有拿到本该赔给他们的<br>战争赔款。这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对战争赔款之意义的讽刺。<br><br>4、对越南、老挝、柬埔寨的赔款<br><br>  越南、老挝、柬埔寨组成的印度支那,原是中国的保护国,1893年沦为<br>法国的殖民地。1939年二次大战爆发后,1940年6月法国向德国投降。<br>作为德国的同盟国日本,向法国投降政府提出让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切断美<br>英援蒋的道路。在德国的压力下,法国投降政府于1940年8月同意日军进驻<br>法属印度支那,日本成为印度支那的实际控制者。在战况对日本十分不利的情况<br>下,日本军队忽然于1945年1月宣布打倒印度支那的法国殖民政府,让越南、<br>老挝、柬埔寨三国独立。<br><br>  1945年7月的波兹坦会议上,确认中国和英国共同占领印度支那,北1<br>6度线作为中国和英国的占领区的分界线。1945年8月,20余万中国军队<br>进入北纬16度线以北的印度支那。可是日本扶持起来的印度支那独立部队却反<br>对外国军队进入印支,1946年7月中国和英国军队撤出印支,将印支交还给<br>原来的宗主国法国。印支独立部队反对宗主国法国的返回,开始与法国军队展开<br>游击站。1950年2月,法国被迫承认印支三国越南、老挝、柬埔寨独立。<br><br>  由于日军进入印支三国是通过法国政府允许和平进入的,所以没有给印度支<br>那造成较大的损害,因此赔偿额也比较少。1958年到1959年日本份别和<br>越南(南越)、老挝、柬埔寨三国政府达成协议,分别赔偿越南:3900万美<br>元;老挝:278万美元;柬埔寨:417万美元。<br><br>5、对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赔款<br><br>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英国殖民地时代统称马来亚,1951年9月旧金山对<br>日讲和会议时,马来亚仍是英国的殖民地。所以英国在旧金山对日和会上放弃日<br>本的赔款,也就意味着代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殖民地也放弃日本的赔款,因此<br>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独立后,在法律上已没有资格向日本索取战争赔款。<br><br>  新加坡是海外华侨聚集的地方,新加坡的华侨们在中日战争中曾积极支持中<br>国的抗战。因此1942年日军占领新加坡后,曾大肆搜捕华侨中的抗日分子,<br>即所谓“华侨大检证”。此外,日军在占领期间发起了强迫华侨捐款的“献金”<br>运动,要求华侨们捐款5000万元(英国当时发行的马来亚货币单位)。19<br>62年,新加坡机场附近的建设工地中,从地下挖掘出600多具人骨,据说这<br>是日军占领新加坡时屠杀华侨的遗体。因此在新加坡掀起了向日本讨还“血债”<br>的运动。<br><br>  日本以英国已放弃赔偿为由,声称新加坡根据国际法无权再向日本索取赔款。<br>然而新加坡方面却说:“赔款不应该仅仅考虑法律,更要考虑到道义,新加坡在<br>道义上有权向日本追讨‘血债’”。1962年8月,约有10万新加坡华人举<br>行游行示威,要求日本对血债进行赔偿。两国间关系一时间十分紧张。<br><br>  后来新加坡方面撤回了赔偿血债的要求,但要求日本赔偿当年的5000万<br>元献金。1967年9月21日,两国达成了“日本国和新加坡共和国9月21<br>日协定”。一般的国际协定都要说明是关于什么问题的协定,之所以会有“9月<br>21日协定”这样奇怪名字的协定,主要是日本政府害怕提到赔偿的字样会遭到<br>国内反对党的攻击。<br><br>  在“9月21日协定”中,日方同意提供5000万元的无偿援助作为赔偿<br>当年的强征捐款。但强征捐款是在当时的马来亚境内进行的,所以赔款应该分给<br>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各一半,最后新马两国各得到2500万元的赔款。马来西亚<br>本来没有向日本要求赔款,但在新加坡的斗争下,也得到了一笔“意外的收获”。<br><br>6、对韩国的赔款<br><br>  韩国在二次大战时是日本的殖民地,所以无权向日本索取战争赔款。但是韩<br>国人提出要求日本赔偿殖民地时代的韩国人被强征的财产、有价证券等。由于战<br>后的一段时间里日韩之间没有外交关系,1961年两国开始商讨关系正常化的<br>时候,日本的赔偿问题成为了焦点问题。<br><br>  日本提出英法等国的殖民地独立时,都没有向原宗主国要求赔偿的先例。但<br>韩国仍然要求日本进行赔偿。因为日本和韩国都是美国的盟国,所以美国在此问<br>题上进行了调停。当时韩国的经济很遭,基本上依靠美国的扶持,从二战结束到<br>1961年为止美国对韩国的经济援助已达31亿美元。美国为了减轻援助韩国<br>的经济负担,开始支持韩国的对日索赔。<br><br>  韩国最初向日本提出了8亿美元的赔偿要求,而日本只同意赔偿5千万美元,<br>双方在讨价还价后,最后于1965年达成协议,日本向韩国赔偿3亿美元,分<br>10年付清。另外在20年内向韩国提供2亿美元的贷款。从1960年代后期<br>韩国的经济开始起飞,1965年韩国的人均国民产值仅为105美元,低于当<br>时中国的水平,而1995年猛增为11000美元,约为中国的15倍。<br><br>7.对泰国的赔款<br><br>  在二次大战前,亚洲只有三个独立的国家:中国、日本和泰国。泰国之所以<br>没有成为殖民地,是由于泰国人非常巧妙地利用各列强国家之间的矛盾,在强国<br>的夹缝中求生存。后人评价亚洲三国未沦为殖民地的原因是:“中国太大,日本<br>太强,泰国太巧”。<br><br>  在中日战争爆发以来,泰国一直宣称严守中立。虽然泰国表面上中立,但实<br>际上是亲日的。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泰国和日本签约了“日泰同盟条<br>约”。1942年1月25日,泰国在日本之后也向美英宣战。后来日本由于战<br>费不足,与泰国政府签订了向泰国借款的协定,作为报酬,日本将占领的英国殖<br>民地的缅甸、马来亚的一部份割让给泰国。<br><br>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泰国政府在1945年8月<br>16日宣布:“泰国1942年1月25日的对美英宣战宣言无效”。这种自己<br>否认过去三年多的战争行为,自打嘴巴式的“宣战无效”宣言,在世界史上也是<br>绝无仅有,这也充份体现出泰国人在外交上的巧妙。幸好美国承认了泰国的“宣<br>战无效”宣言,泰国因此没有被划入战败国。为了和日本“划清界限”,泰国政<br>府于1945年9月11日宣布废除一切与日本政府签订的条约。<br><br>  可是1955年泰国又开始要求日本政府归还日本在二次大战期间对泰国的<br>借款,日方说泰国在1945年已经宣布废除一切与日本政府签订的条约,当然<br>也包括当时日本政府和泰国签订的借款条约。而泰方则声称借款条约不在废除之<br>列,要求日本偿还借款1350亿日元,日方则说当时有凭据的借款只有54亿<br>日元。最后双方在1955年8月达成协议,日本向泰国偿还借款54亿日元,<br>无偿经济援助96亿日元,共150亿日元作为变相的战争赔款。<br><br><br>  从日本战后的战争赔款情况可以看出,大国和小国对于战争赔款的态度和气<br>量是不同的。按照国际法,只有与战败国进行过交战的战胜国才有资格获得战争<br>赔款。从严格的法律角度来讲,只有中国、美国、英国、苏联、荷兰、澳大利亚<br>有资格索取战争赔款,而这些国家全都放弃了战争赔款。相反印度尼西亚、菲律<br>宾、缅甸、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国,在二战时是殖民地而不是独立国家,这些<br>国家的军队更没有和日本军队进行过交战,所以索取战争赔款有一些勉强。泰国、<br>韩国等向日本索取战争赔款更是牵强。这些以不充份的理由向日本索要战争赔款<br>的小国,和那些堂堂放弃巨额战争赔款的大国,在气概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br><br><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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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9.7.2004 13:18:00 | 只看该作者
<b>中国如何打赢下一场中日战争</b><br><br>岳东晓<br><br>  过去一百多年日本作为中国最凶恶的敌人,通过对我国的掠夺与破坏建立了<br>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成为当今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强国。日本拥有高度发达的<br>现代工业,强大的海空军,不可轻视的火箭与核技术,其国民具有强烈的民族优<br>越感,团结一致,并有狠毒嗜杀极端残忍的武士道精神。日本在过去的一百多年<br>与对中国的进攻战中取得了他们引以为傲的胜利,奠定了其东亚强国的地位,对<br>于中国人来说,在下一次中日战争中取胜就成为我们扭转厄运的唯一机会。<br><br><br>  第一篇 日本成功的原因<br><br>  彻底击溃日本,扫除日本军国主义对我民族生存构成的威胁,是一个长期的<br>战略问题。对这个问题研究必须建立在科学实证的基础上,从敌我双方作知己知<br>彼的分析,从而制订最为有效的方案。日本人的手段够残忍,心够黑够狠,但光<br>靠这些野蛮的特性,绝不可能使日本登上世界强国的宝座。抛开日本采取的手段<br>而论,我们必须承认,至少在目前看来,日本取得了成功。它的成功的原因不可<br>能是偶然的,而必然一种长期战略的贯彻实施。近代中国传统的惯性和对世界变<br>化的迟钝反应,使日本战略的成功成为了历史的必然和现实。只有真正认识到这<br>一点,我们才能排除感情因素,冷静地寻找战胜一个凶残而且善于算计的对手的<br>方法,而不是轻率鲁莽地行动,同时对于我们自身需要加强的地方,才能有更清<br>醒的认识。<br><br>  从十六世纪丰臣秀吉提出征服朝鲜,占领中国,印度,称霸亚洲的“宏伟蓝<br>图”开始,日本历代君臣为其实现以日本为中心的世界霸业可以说是呕心沥血,<br>前仆后继。宫本武藏,山鹿素行等建立了武士道的实践与理论体系,林子平,本<br>多利明,佐藤信川等战略家制订了称霸世界的系统方略,而到明治时代,征服中<br>国及世界的“大陆政策”正式出笼。经过两百多年的规划谋略,日本终于在十九<br>世纪找到了机会,开始将其理论付诸实现,“富国强兵”的政策下,乘中国鸦片<br>战争之败,太平天国之乱后的颓势,一举击溃中国的防线,吞朝鲜,占台湾,索<br>取巨额赔款,从此日本欣欣向荣,民殷国富,耀武扬威于东亚乃至世界。然后,<br>日本集举国之力为实现其宏伟目标作最后冲刺,铁蹄踏破我国东北,华北,华中,<br>华南绝大部分地区,击溃英法势力占领东南亚,同时兵出印度,…几乎已经完成<br>了其大陆政策的几个主要步骤。真是可怕!作为中国人,今天我们能活在自己的<br>国家,庆幸之余,能不忧心后代的生存?<br><br>  我们必须思考对策。<br><br>  但我们首先必须了解日本人的战略目标和策略。<br><br>  日本的大陆政策的目标是灭中国,迁都于大陆。1578年,丰臣秀吉在攻打播<br>磨国?兵库县?的时候就表明他的志向:“图朝鲜,窥视中华,此乃臣之宿志”。<br>1590年,丰臣写信给朝鲜国王,“吾欲假道贵国,超越山海,直入于明,使其四<br>百州皆如我俗”。1592年,日本首次侵朝初期进展顺利,丰臣秀吉就开始筹划迁<br>都于北京,自己“居守宁波府”,以便“尊圣意,占领天苎?印度?”。首次出兵<br>朝鲜失败后,又于1597年,再度兴兵征韩,后因兵败,忧忿而死。<br><br>  丰臣秀吉虽然饮恨而终,其幽灵却在东瀛列岛徘徊不去。幕府时代,宫本武<br>藏式的武功加残忍,动辄毒手取人性命的武士道精神成为日本社会的道德支柱。<br>而本居宣长的“八弘为宇”的思想树立了日本民族优越、应该主宰世界的理念。<br>在思想上树立日本“世界万国之中最优秀之国”的信念,在日本民族中强化了武<br>士道精神之后, 日本的战略家开始着手具体措施的研究。 1785年,林子平写了<br>《三国通览图说》,详论朝鲜,琉球等地的风俗地理等,其目的“在于明确日本<br>之三邻国朝鲜,琉球,虾夷地之地图”,“使日本英雄率兵进入此三国时,能暗<br>记此图以应变”。1786年,他又写下《海国兵谈》一书,论述作为岛国的日本应<br>该如何向大海进军,希望日本能出现沙俄一样君主,以武为先,“一统五州”。<br><br>  比林子平小六岁的本多利明在很多方面把“八弘一宇”的理论更加“发扬光<br>大”。1798年,他写了《经世秘策》一书,确定把日本建成世界第一霸权、征服<br>世界为最高奋斗目标。他认为日本要成为世界最强国的途径是“建立大量生产精<br>巧奇器与名产的制度”,“以本国之产品易外国之金银铜”获利。他指出“与外<br>国之交易乃为提高自身之国力,亦与战争相同尔”。受到西方殖民主义的启发,<br>他认为应当侵略扩张,向西占领中国东北,向北攻占俄国的库叶岛,在此二地根<br>基打牢之后,再进军中国和美洲大陆。1801年他在《贸易论》一书中对丰臣秀吉<br>推崇备至,认为“发动战争,谋取国家利益乃为君之道的秘密”,进一步把贸易<br>与战争联系起来。<br><br>  以上虽然只青蜓点水式地概括了十八世纪几个有代表性的日本战略家的学说,<br>但是可以看出日本人的谋略是很深远的。他们的学说一方面继承和发扬了丰臣秀<br>吉征服世界的计划,另一方面又从西方那里学到了以贸易和战争相结合,从事掠<br>夺与征服的不二法门。可以看出,远在鸦片战争之前数十年前,日本对于当时世<br>界的认识就超过了一百年后甲午战争时中国的对世界的认识。更加值得注意的是,<br>日本的战略家们从不停留在空洞的理论上,而是非常实证地提出实践的指南,他<br>们进行调查研究,取得具体资料数据,提出详细实施方案,等等。<br><br>  光有学说并不能把日本变成一个强国。日本的智囊们的谋略得到了日本国家<br>的重视采纳和认真的实施,以上几位战略家都被日本政府和人民奉若圣贤,在精<br>神上享有崇高的地位,他们的思想深入民心,他们的见解在过去和今天日本都是<br>同样的得到采用。过去日本吞朝鲜,占台湾,战胜沙俄,割取库叶,进占中国乃<br>至亚洲大部,杀人越货,巧取豪夺,今日日本以昔日掠夺的资本起家生产“精巧<br>奇器”大发其财,岂非正是按日本“先知”的教诲,循序渐进地实现其野心抱负?<br><br>  本多利明之后的日本战略家更进一步的充实发挥。1823年佐藤信渊在《宇内<br>混同秘策》中宣称为使“全世界悉为皇国之郡县,万国君主皆为臣仆”,日本要<br>“奉天意,正万国之无道”,“实行天惩”。该书论道,“当今于世界万国之中<br>最易为皇国攻取之地莫如中国之满州”,“皇国欲开拓他国,比先以吞并中国开<br>始” 。 在侵略部署上,他认为应当先攻占黑龙江,然后进入关内,由北向南,<br>“通平满清,无南顾之患”,一旦“将中国纳入日本版图,其他如西亚,暹罗,<br>印度诸国必慕我之德,畏我之威,叩首匍匐,甘为臣仆”。这里,佐藤明确提出<br>了征服亚洲的次序,即循元灭宋的路径,由北向南消灭中国,然后西征印度与南<br>进南洋同时并举。一百多年后,日本东方会议(1927年?制订的《对华政策纲领》<br>与佐藤的方略几乎雷同,田中义一的“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br>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的奏折也不过是重申佐藤的构想。<br><br>  必须承认,佐藤的战略是很厉害的,但是日本在第二次侵华战争(1937-1945)<br>的初期就犯了违背佐藤部署一个错误,致使日本最终失败。1937年,当日本顺利<br>进军华北,占领平津,准备由平汉线南下,将国民政府挤到东南角,使之陷入海<br>陆夹击的绝境的时候,国民党政府毅然倾全国之力,发动淞沪会战。过分自信的<br>日本陆军,改变了原作战计划,把大部分军队投入淞沪战场。国民党政府的这一<br>步棋,使日军把由北向南的攻击路线改变为困难重重的由东往西的路线,这一步<br>棋,使国民政府赢得近一年的时间,将集中在东部的大部分人力物资转移到四川<br>湘西易守难攻之地。当年,南宋的重大失策之一在于没有认识到四川的重要性,<br>让它被元军轻易夺取,最终陷入无险可守,全军覆没的命运。国民政府以空间换<br>时间,退守西南的策略总算是吸取了一定历史教训,为长期抗战建立了根据。可<br>见中国在昏睡之中,已开始慢慢找回他的神智。后来,日军虽然恢复了由北向南<br>的进攻方向,但中国以西南为根据的持久战格局已经形成,速胜的战机不可再得。<br>最后日本在中国继续作战的情况下,勉强进行佐藤的南进步骤,结果遭到失败。<br>懂围棋的人都知道,在一个局步的手筋没有走完,而贸然投入另一个方向的战斗<br>是犯了顺序错误。假使日本当时不为国民政府在上海的攻势所动,继续迅速南下,<br>夺取武汉,然后出兵攻占当时中央政府势力还非常薄弱的四川,则国民政府将无<br>路可退,无险可守…如果中国大部灭亡,则日本可立即将侵华日军尽速开往东南<br>亚,攻占南洋诸国和澳大利亚,然后进军印度,这样美国将没有任何反击日本的<br>基地可用,历史将完全改写。<br><br>  1800年代的日本遭到西方列强的侵略,被迫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以吉田<br>松阴为代表的日本战略家于是主张通过侵略朝鲜中国来补偿输给欧美的损失。鸦<br>片战争之后,日本更看到了中国的虚弱,岛津内杉认为“以今日形势而论,宜先<br>出师取清之一省,置根据于东亚大陆之上。内以增日本之势力,外以昭勇武于宇<br>内,则英法虽强盛,或不敢干涉我矣”,又说“彼英法远隔重洋,尚不惮用兵之<br>劳以取之, 况 本乎?”这种全盘接受西方强权文化,希望模仿西方列强通过弱<br>肉强食而致富成强的思想是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和人民的共识,这种共识使他们<br>精心制订了日本的“大陆政策”,确定了取台湾,占朝鲜,夺满蒙,征服中国,<br>统治世界的五步战略。而实现大陆政策的首要措施是“富国强兵”,效法西方通<br>过武力掠夺致富。日本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1885年在《脱亚论》中认为,日本应<br>该脱离亚洲文明体系,加入先进的西方文明,“与西方之文明共进退,对待中国<br>朝鲜之方法,亦不应因邻国之故而特别关照,应效西方人对待其方法而处理之。”<br>十年之后,甲午战争爆发,日本果然以比西方强盗更为凶残的手段对付中国,这<br>一战的胜利奠定了日本成为现代富强国家的基础。<br><br>  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战略家的侵华理论开始全面成为日本政府的政策纲领。<br>1887年,日本参谋部制订了《讨伐清国之战略》,要求在1892年前完成“讨伐”<br>的准备工作。1890年,三县有朋首相的《外交政略论》和《军事意见书》在内阁<br>获得通过,确立了主权线和利益线的概念,后来被发展为“满蒙生命线”和“大<br>东亚共荣圈”。至于以后种种侵略计划和政策,更使中国人在日本屠刀的血雨腥<br>风之中生活了数十年。<br><br>  由上可见,日本侵略掠夺的得逞是它长期战略的成功。<br><br>  日本对中国是处心积虑有备而来,相反中国是麻木不仁,大祸临头而不知觉。<br>孙子兵法上说,“以虞待不虞者胜”,又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日本为侵<br>略中国深谋远虑,对中国的军政情况了如指掌。在甲午战争之前,日本人即把中<br>国大陆,台湾和朝鲜各地的地形,水文资源等打探得清清楚楚,至于中国军队的<br>装备战术等等更是了然于心。田中奏折里把中国那个煤矿储量多少,哪个森林有<br>木材多少都算得清楚,并将其价值折算成日元。相反,清朝政府对日本一无所知,<br>反应迟钝,民心涣散,焉能不败?国民政府虽然较清政府有很大进步,在谋略方<br>面和情报方面都颇有长进,军事上也不是毫无建树,但陷于消极防御,被动挨打,<br>在战略上落了下风。<br><br>  日本的另一个优势是它全国上下同心协力,都为大东亚侵略战抱自豪感和使<br>命感。这种民族精神与从丰臣秀吉开始对日本民族的教诲和熏陶是分不开的。甲<br>午战争之时,以及后来全面侵华之时,日本报纸都详细追踪战争进展,还附上日<br>军攻占之地的详细地图,加上日军”英勇“的故事,让日本人为他们的侵略战欢<br>欣鼓舞,卖命出力。相反,即使在八年抗战时期,中国的动员率也仅为5?左右,<br>远低于日本,抗战初期竟有老百姓把日军当成了张作霖的军队,被日兵骂作支那<br>猪。由于没有发动老百姓,中国人多的优势未能得到发挥。在日本方面,军人和<br>民众都自发组成社团讨论国事,著名的有“爱国社”,“樱社”,“国本社”等<br>等。很多战犯,如东条英机,冈村宁次,板垣征四朗等都是这些组织的成员。这<br>些团体在思想上把日本人统一在侵略扩张的邪恶路线上。对于他们认为违背了日<br>本利益的人,则采取严厉的手段加以清除,大臣也好,首相也好,只要认为是奸<br>臣, 一律予以诛杀。如1932年5月15日,一批日本海军低阶军官和陆军士官生,<br>武装袭击了首相府等多处政府机构,在“天诛国贼”的呐喊声中击毙了首相犬养<br>毅。1936年,来自东京四个联队的1500多日军决定诛杀他们眼中的“佞臣”。日<br>军兵分数路,每路数百人,前往捕杀冈田首相,内大臣斋藤实,前内大臣牧野,<br>教育总监渡边大将,财政大臣高桥是清和天皇侍从长铃木贯太朗等,除少数侥幸<br>逃脱外,大部份目标都被机枪的猛烈射击解决。起事者大开杀戒之余,还分兵控<br>制了日本的中枢机构,包括陆军省,参谋本部,陆相官邸,警视厅等…通过这一<br>系列残酷斗争,日本的统治阶层换上了更能忠实实行侵略扩张路线的人物。人们<br>常说日本人团结,但是往往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日本人的团结是建立在对少数<br>“不爱国”的人残酷清除之上的。把不同见解的少数人强力压服,剩下的人当然<br>团结一致。今天,那些反对日本侵略战的日本人说话都要有相当勇气,因为他们<br>经常会接到死亡的威胁。日本人民的“军国主义觉悟”不可低估!<br><br>  相反,中国人对有汉奸倾向的人极为宽容。汪精卫一伙的“低调俱乐部”在<br>重庆唱了多年投降的低调也没有几个人加以批驳,更不用说捕杀,当汪逃到河内<br>发表叛国艳电后,还试图劝他回来,最后这位国民党的第二号人物公然投到日本<br>人怀里,作了汉奸。抗战时期,有多少汉奸做了多少危害国民的事?都怪我们没<br>有一股锄奸的狠劲。孙子曰:“上下同欲者胜”。日本人在军国主义上统一了思<br>想,我们用什么来团结一致,为民族生存而自卫呢?<br><br>  在中日两国过去的交锋之中,我们都曾经输得很惨、付出了血的代价,而日<br>本获得了巨额的利益。整体失败的耻辱使中国人在世界上被人瞧不起。今天的日<br>本,绝对没有放弃它狂妄的野心,因此在解决日本问题之前,中国人是睡不了安<br>稳觉的。我们必须研究日本,研究如何打赢下一次中日战争。<br><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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