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的100本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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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史上的里程碑    在中国历史上难以胜计的笔记小说中，知名度最高，影响最巨，传播最广者，无过于《梦溪笔谈》一书了。作者沈括（1031—1095年），字存中，钱塘（今杭州）人，北宋治平元年（1064年）进士，曾任负责天文、历法的提举司天监，负责兵器制造的判军器监。负责全国财政的权三司使，负责边关政务和防务的知延州（今陕西延安）、兼鄜延路经略安抚使，又曾出使辽国，并曾多次巡察地方政务，相度农田水利，后因边事获罪被贬。他博学多才，为一代学问大家，史称：“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宋史》本传）本书乃集其一生学识和见闻之精萃而撰成，因成书于梦溪园，故名《梦溪笔谈》。    其最初版本为30卷，条数可能亦较多，但早已亡佚。现存26卷本至迟在南宋初年之前亦已流行。《补笔谈》2卷、《续笔谈》1卷则为本书成书后，作者所写的补稿。《补笔谈》为作肯或后人所编，《续笔谈》则为后人所辑补。把原书与补、续合编成册，最早出现于明代会稽商濬在万历年间所刻《稗海》的再印本。现本以上海古籍出版社胡道静先生的校正本最为流行。胡先生对原书的不少错讹进行了订正，并加有大量注释、解说，又把书中条文按顺序编加序号，计分为609条，使阅读、寻检更为方便。    全书按内容分为故事、辩证、乐律、象数、人事、官政、权智、艺文、书画、技艺、器用、神奇、异事、谬误、讥谑、杂志、药议等17门，涉及典章制度、财政、军事、外交、历史、考古、文学、艺术，以及科学技术等广阔的领域，可谓包罗万象，应有尽有。    如叙典章制度，有官制、礼制、兵制、舆服、仪卫、文牍、掌故。叙财政，有茶法、盐法、均输法，以及北宋历朝铸造铜钱之情况。叙军事，有阵法、兵器、筑城、屯边、战守、粮运、谋略。叙外交，有作者熙宁八年（1075年）受命使辽，与辽方谈判边界争议的记述，为史籍中关于宋辽使节往来之最翔实、精确的实录。其于史学，除全书所记述大多为可靠史实外，又有很多记述，为其他史籍所无，或较其他史籍记载翔实。如王小波、李顺起义事件，以及不少科学技术发明事略，即是如此。这些记载，弥补了史料之缺陷，或考证了史料之错讹。其于考古，对各种出土文物之时代、形状、花纹、文字等，均有细致的考证，对宋代考古学之发展，其影响颇大。其于文学，除文字流畅、洗练，描述条理清晰，层次分明，本身就是一部笔记体文学佳作外，于诗、词亦有独到之论。其叙艺术，有书法、绘画，音乐方面更有清乐、雅乐、燕乐，以及律制、音制、乐器等。书中强调把形式、内涵、情感、技巧融为一体，再行升华，追求“意韵萧然，得于声外”的艺术境界，如是等等，可见全书极富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而本书之著名，尤以科学技术价值见称。    全书所论及之科学技术内容极为广泛，据英国专事中国科技史之大家李约瑟博士统计，书中有关科学技术之条文有207条，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强。内容包括有天文、历法、数学、地质、地理、地图、气象、物理、化学、生物、农学、医药学、印刷、机械、水利、建筑、矿冶等各个分支。    在天文方面，记述有作者改进浑仪、浮漏、圭表之事迹，开了宋元时代天文仪器改革之先锋。又记述有作者利用改进后的浑仪，连续对北极星进行3个月之观测，绘制星图200余幅，得出极星离天极三度有余之结论；利用改进后之浮漏，进行长达10余年之测量，第一次从理论上推导出冬至日长度“百刻而有余”，夏至日长度“不及百刻”的结论。对岁差、日月五星之运行、二十八宿距星等，亦均有所论及。    在历法方面，记述了作者主持编订《奉元历》之始末，民间天文学家卫朴之成就和在改历中之贡献。又论及历代历法之疏密，以及历法推步之术。书中所记载的“十二气历”，以节气定历，为一纯阳历制度，乃对传统阴阳合历所作的一根本性变革，是作者之首创。19世纪英国气象局采用的肖伯纳历，与此相似。    在数学方面，记述有作者首创之隙积术和会圆术。隙积术为一种求解垛积问题的方法，属于高阶等差级数求和之范畴。会圆术为一种已知弓形圆径和矢高，求弧长的方法，属于求解高次方程的问题。这二种方法，开辟了中国传统数学新的研究方向，对宋元时期中国数学的高度发展，其功甚大。    在地质、地理、地图方面，记述有浙江雁荡山“峭拔险怪，上耸千尺，穹崖巨谷”，西部黄土地区“立土动及百尺，迥然耸立”等地貌特征，指出此乃流水之侵蚀作用所造成。又记述了河北太行山之山崖间，往往衔蚌壳之化石，在石壁上横亘如带，从而推断这里为昔日之海滨，华北平原乃泥沙淤积而形成。又记述有作者利用木屑、面糊和熔蜡，以及用木刻等方法，制作立体地理模型，并被推广的情形；还有作者“以二寸折百里为分率”，按“二十四至以布郡县”，绘制天下州县图“守令图”的情况。    在物理学方面，记述有指南针乃方士（即风水先生）利用铁针磨磁石磁化所发明，当时有四种使用方法，即水浮法、置指甲上、置碗唇上和悬丝法，并指出指南针不全指正南，而常微偏东，指南针有指南、指北二种。这是关于指南针发明、应用，及地球磁偏角之发现的重要史料。又记述有作者关于球面镜成像的实验。指出凹面镜照物时，有一处叫“碍”（即焦点），在此点之上照物无所见，在此点之外照物成倒像，在此点之内照物成正像，并用小孔成像、细腰鼓、船上橹担等现象作比拟，来解释凹面镜成像原理。指出凸面镜只成小于原物的正像，并解释古人铸镜，镜大则平，镜小则凸的道理。    此外，还记述有演示月亮盈亏的模拟实验，演示声音共振的实验。对于海市蜃楼、虹、雷电等现象，以及透光镜，也都有所记述，并进行解说。    在化学和矿冶方面，记载有利用铜铁离子置换反应，而发明的湿法冶铜方法“胆铜法”，以及古代最先进的炼钢方法灌钢法。又记述了石油、井盐、池盐，以及青堂羌族的冷锻铁甲法。    在农学、生物学方面，记述有不少作物和动、植物的地理分布、生态特征和分类，并对一些古生物进行了考证，使这些早已灭绝的生物让人们有所了解。    在水利方面，记述有作者在汴河分段筑堰，逐段进行测量，测得从汴京（开封）上善门起，经420公里，至泗洲（今江苏泗洪）淮河口，水位落差64．95米的事迹。又记述有当时木工高超在治理黄河时，发明巧合龙门的三节压埽法。    对于漕渠复闸、苏昆长堤和淤田法等，亦皆有所记述。    在印刷技术方面，记述有庆历年间（1041—1048年）布衣毕昇发明泥活字印刷术，以及活字印刷的工艺过程。这是关于活字印刷术最早的文字记载。    在建筑学方面，记述有著名匠师喻皓加固杭州梵天寺木塔的事迹，以及其所著建筑学专著《木经》的片断。《木经》早已佚亡，人们仅藉此方知这部重要著作，并了解其内容之一斑。    在医药学方面，记述有人体解剖生理学，并阐述了食物、药物、空气进入人体后的运转过程，以及人体新陈代谢的原理。又记述有大量植物、矿物药物的特征、性味、采制和功效，以及用药配方的原则。    对于全书所记述的极其丰富的科学内容，当然不可能予以一一列述。但从上列各端，即可看到本书科学价值之高。可以说，本书反映了11世纪时中国科学技术的水平，其中不少成就在当时世界科学技术领域中居于领先的地位。因此，本书被视为中国科学技术史上里程碑式之典籍，受到中外学者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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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营造法式》
古典建筑之规范
    《营造法式》刊行于宋崇宁二年（1103年），是北宋官方颁布的一部建筑设计、施
工的规范书，是中国古籍中最完整的一部建筑技术专书。
    《营造法式》是宋将作监奉敕编修的。北宋建国以后百余年间，大兴土木，宫殿、
衙署、庙宇、园囿的建造此起彼伏，造型豪华精美铺张，负责工程的大小官吏贪污成风，
致使国库无法应付浩大的开支。因而，建筑的各种设计标准、规范和有关材料、施工定
额、指标急待制定，以明确房屋建筑的等级制度、建筑的艺术形式及严格的料例功限以
杜防贪污盗窃被提到议事日程。哲宗元祐六年（1091年），将作监第一次编成《营造法
式》，由皇帝下诏颁行，此书史曰《元祐法式》。
    因该书缺乏用材制度，工料太宽，不能防止工程中的各种弊端，所以北宋绍圣四年
（1097年）又诏李诫重新编修。李诫以他个人10余年来修建工程之丰富经验为基础，参
阅大量文献和旧有的规章制度，收集工匠讲述的各工种操作规程、技术要领及各种建筑
物构件的形制、加工方法，终于编成流传至今的这本《营造法式》，于崇宁二年（1103
年）刊行全国。
    《营造法式》主要分为5个主要部分，即释名、制度、功限、料例和图样共34卷，
前面还有“看样”和目录各1卷。
    第1、2卷是《总释》和《总例》，考证了每一个建筑术语在古代文献中的不同名称
和当时的通用名称以及书中所用正式名称。总例是全书通用的定例，并包括测定方向、
水平、垂直的法则，求方、圆及各种正多边形的实用数据，广、厚、长等常用词的涵义，
有关计算工料的原则等。
    第3至15卷是壕寨、石作、大木作、小木作、雕作、旋作、锯作、竹作、瓦作、泥
作、彩画作、砖作、窑作等13个工种的制度，详述建筑物各个部分的设计规范，各种构
件的权衡、比例的标准数据、施工方法和工序，用料的规格和配合成分，砖、瓦、琉璃
的烧制方法。
    第16至25卷按照各种制度的内容，规定了各工种的构件劳动定额和计算方法，各工
种所需辅助工数量，以及舟、车、人力等运输所需装卸、架放、牵拽等工额。最可贵的
是记录下了当时测定各种材料的容重。
    第26至28卷规定各工种的用料定额，是为“料例”，其中或以材料为准，如例举当
时木料规格，注明适用于何种构件；或以工程项目为准，如粉刷墙面（红色），每一方
丈干后厚1．3公分，需用石灰、赤土、土朱各若干公斤。卷28之末附有“诸作等第”一
篇，将各项工程按其性质要求，制作难易，各分上、中、下三等，以便施工调配适合工
匠。
    第29至34卷是图样，包括当时的测量工具、石作、大木作、小木作、雕木作和彩画
作的平面图、断面图、构件详图及各种雕饰与彩画图案。
    “看详”的内容是各工种制度中若干规定的理论和历史传统根据的阐释，如屋顶坡
度曲线的画法，计算材料所用各种几何形的比例，定垂直和水平的方法，按不同季节定
劳动日的标准等等的依据。
    纵观《营造法式》，其内容有几大特点，第一，制定和采用模数制。书中详细说明
了“材份制”，“材”的高度分为15“分”，而以10“分”为其厚。斗拱的两层拱之间
的高度定为6“分”，为“栔”，大木做的一切构件均以“材”、“分”、“栔”来确
定。这是中国建筑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模数制的文字记载。第二，设计的灵活性。各种制
度虽都有严格规定，但未规定组群建筑的布局和单体建筑的平面尺寸，各种制度的条文
下亦往往附有“随宜加减”的小注，因此设计人可按具体条件，在总原则下，对构件的
比例尺度发挥自己的创造性。
    第三，总结了大量技术经验。如根据传统的木构架结构，规定凡立柱都有“侧角”
及柱“升起”，这样使整个构架向内倾斜，增加构架的稳定性；在横梁与立柱交接处，
用斗拱承托以减少梁端的剪力；叙述了砖、瓦、琉璃的配料和烧制方法以及各种彩画颜
料的配色方法。第四，装饰与结构的统一。该书对石作、砖作、小木作、彩画作等都有
详细的条文和图样，柱、梁、斗拱等构件在规定它们在结构上所需要的大小、构造方法
的同时，也规定了它们的艺术加工方法。如梁、柱、斗拱、椽头等构件的轮廓和曲线，
就是用“卷杀”的方法制作的。该手法充分利用结构构件加以适当的艺术加工，发挥其
装饰作用，成为中国古典建筑的特征之一。
    《营造法式》在北宋刊行的最现实的意义是严格的工料限定。该书是王安石执政期
间制订的各种财政、经济的有关条例之一，以杜绝腐败的贪污现象。因此书中以大量篇
幅叙述工限和料例。例如对计算劳动定额，首先按四季日的长短分中工（春、秋）、长
工（夏）和短工（冬）。工值以中工为准，长短工各减和增10％，军工和雇工亦有不同
定额。其次，对每一工种的构件，按照等级、大小和质量要求——如运输远近距离，水
流的顺流或逆流，加工的木材的软硬等，都规定了工值的计算方法。料例部分对于各种
材料的消耗都有详尽而具体的定额。这些规定为编造预算和施工组织订出严格的标准，
既便于生产，也便于检查，有效地杜绝了土木工程中贪污盗窃之现象。
    《营造法式》的现代意义在于它揭示了北宋统治者的宫殿、寺庙、官署、府第等木
构建筑所使用的方法，使我们能在实物遗存较少的情况下，对当时的建筑有非常详细的
了解，添补了中国古代建筑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通过书中的记述，我们还知道现存
建筑所不曾保留的、今已不使用的一些建筑设备和装饰，如檐下铺竹网防鸟雀，室内地
面铺编织的花纹竹席，椽头用雕刻纹样的圆盘，梁栿用雕刻花纹的木板包裹等。
    《营造法式》的崇宁二年刊行本已失传，南宋绍兴十五年（1145年）曾重刊，但亦
未传世。南宋后期平江府曾重刊，但仅留残本且经元代修补，现在常用的版本有1919年
朱启钤先生在南京江南图书馆（今南京图书馆）发现的丁氏抄本《营造法式》（后称
“丁本”），完整无缺，据以缩小影印，是为石印小本，次年由商务印书馆按原大本影
印，是为石印大本。
    1925年陶湘以丁本与《四库全书》文渊、文溯、文津各本校勘后，按宋残叶版式和
大小刻版印行，是为陶本。后由商务印书馆据陶本缩小影印成《万有文库》本，1954年
重印为普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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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王祯农书》
元代三大农书之冠
    元王朝统治中国97年，时间虽不算很长，但却在我国农学史上留下了三部比较出色
的农学著作。一是元建国初年司农司编写的《农桑辑要》，此后有《王祯农书》和《农
桑衣食撮要》。三书中尤以《王祯农书》影响最大。作者王祯，字伯善，元代东平（今
山东东平）人。元成宗时曾任宣州旌德县（今安徽旌德县）尹、信州永丰县（今江西广
丰县）尹。他在为官期间，生活俭朴，捐俸给地方上兴办学校、修建桥梁、道路、施舍
医药，确实给两地百姓做了不少好事。时人颇有好评，称赞他“惠民有为”。（《旌德
县志》）王祯像我国古代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也继承了传统的“农本”思想，认为国家
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的首要政事就是抓农业生产。王祯同时代人戴表元所写《王伯善农书
序》中说，王祯在旌德和永丰任职时，劝农工作取得很大成效，政绩斐然。所采取的方
法是每年规定农民种桑树若干株；对麻、苎、禾、黍、麰麦等作物，从播种以致收获的
方法，都一一加以指导；还画出“钱、鑮、耰、耧、耙、麴”各种农具的图形，让老百
姓仿造试制使用。他又“以身率先于下”、“亲执耒耜，躬务农桑”。最后，王祯把教
民耕织、种植、养畜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加上搜集到的前人有关著作资料，编撰成《农
书》。
    《王祯农书》完成于1313年。全书正文共计37集，371目，约13万余字。分《农桑
通诀》、《百谷谱》和《农器图谱》三大部分，最后所附《杂录》包括了两篇与农业生
产关系不大的“法制长生屋”和“造活字印书法”。
    《王祯农书》在我国古代农学遗产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兼论北方农业技术和南方农
业技术。王祯自己是山东人，在安徽、江西两省做过地方官，又到过江、浙一带，所到
之处，常常深入农村作实地观察。因此，《农书》里无论是记述耕作技术，还是农具的
使用，或是栽桑养蚕，总是时时顾及南北的差别，致意于其间的相互交流。如垦耕，书
中就详述了南北的特点，并说：“自北至南，习俗不同，曰垦曰耕，作事亦异。”
    （《垦耕篇第四》）又常把几种作用相同、形制相异的农具放在一起加以叙述，以
便于人们比较采用，说：“今并载之，使南北通知，随宜而用，无使偏废。”（《耙耢
篇第五》）养蚕方面，采撷南北养蚕方法加以叙述，并指出各有的优缺点，目的是“择
其精妙，笔之于书，以为必效之法”。（《蚕缫篇第十五》）可以说，在《王祯农书》
以前所有的综合性整体农书，像《氾胜之书》、《齐民要术》、《农桑辑要》等，都只
记述了北方的农业技术，没有谈及南方，更没有注意促进南北技术的交流。
    《王祯农书》在前人著作基础上，第一次对所谓的广义农业生产知识作了较全面系
统的论述，提出中国农学的传统体系。《吕氏春秋·上农》等4篇只是保存先秦有关农
业政策、用地、整地和掌握农时的4篇农学论文。汉代的《氾胜之书》只残存了3000余
字，不能见其全貌。现存最早最完整的综合性整体农书，只有成书于公元6世纪的《齐
民要术》。与《王祯农书》相比较，《齐民要术》内容虽包括了粮食作物、蔬菜和果树
栽培、畜牧、兽医、农产品加工以及烹饪等，最后还附有非中国产的一些栽培植物，范
围可谓十分广泛，但占了很大篇幅的烹饪显然是不属于农业生产范围的。《王祯农书》
则明确表明广义农业包括粮食作物、蚕桑、畜牧、园艺、林业、渔业，而把《齐民要术》
中的酿造、醃藏、果品加工、烹饪、饼饵、饮浆、制糖，以及煮胶、制笔等农产品加工
的内容都去掉了。从整体性和系统性来看，《王祯农书》也超过《齐民要术》。《齐民
要术》还没有明确的总论概念，属于这方面的内容只有《耕田》和《收种》两篇，构成
全书的主要是农作物栽培各论，分别孤立地叙述各项生产技术。而《王祯农书》中的
《农桑通诀》则相当于农业总论，首先对农业、牛耕、养蚕的历史渊源作了概述；其次
以“授时”、“地利”两篇来论述农业生产根本关键所在的时宜、地宜问题；再就是以
从“垦耕”到“收获”等7篇来论述开垦、土壤、耕种、施肥、水利灌溉、田间管理和
收获等农业操作的共同基本原则和措施。《百谷谱》很像栽培各论，先将农作物分成若
干属（类），然后一一列举各属（类）的具体作物。分类虽不尽科学，更不能与现代分
类相比，但已具有农作物分类学的雏形，比起《齐民要术》尚无明确的分类要进步。
《农器图谱》是全书重点所在，插图306幅，计20集，分为20门，261目。另外，在《农
桑通诀》、《百谷谱》和《农器图谱》三大部分之间，也相互照顾和注意各部分的内部
联系。《百谷谱》论述各个作物的生产程序时就很注意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农器图
谱》介绍农器的历史形制以及在生产中的作用和效率时，又常常涉及《农桑通诀》和
《百谷谱》。同时根据南北地区和条件的不同，而分别加以对待。既照顾了一般，又重
视了特殊。
    将农具列为综合性整体农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从《王祯农书》开始的，也是本书一
大特点。我国传统农具，到宋、元时期已发展到成熟阶段，种类齐全，形制多样。宋代
已出现了较全面论述农具的专书，如曾之瑾所撰的《农器谱》3卷，又续2卷。可惜该书
已亡佚。《王祯农书》中的《农器图谱》在数量上是空前的。《氾胜之书》中提到的农
具只有10多种，《齐民要术》谈到的农具也只有30多种，而《农器图谱》收录的却有
100多种，绘图306幅。在做这部分工作时，王祯花费精力最多，不仅搜罗和形象地描绘
记载了当时通行的农具，还将古代已失传的农具经过考订研究后，绘出了复原图。
    如西晋（265—316年）刘景宣创制的“磨”，奇巧特异，用一牛拉，能“转八磨之
重”。（《农器图谱·杵臼门》）可惜久已失传，王祯经过查找资料研究、把它进行复
原，并名之为“连磨”。又东汉杜诗（？—38年）发明水排，利用水力鼓风来炼铁。到
元代制法已不可考，王祯也多方搜访，力求复原，并加以发展。古代水排用皮囊鼓风，
而王祯复原所绘的水排已经是用木扇（简单的风箱）来鼓风了。王祯对轮轴特别感兴趣，
在“杵臼门”、“灌溉门”、“利用门”中，集中了57种与轮轴有关的生产工具。在此
基础上，他自己又创制成了“水砻”和“水轮三事”。其中尤以“水轮三事”最为机巧，
具备有磨、砻、碾三种功能。《农器图谱》展示了我国古代农业生产工具的卓越成就。
在此之后的农书和其他一些书籍，如《三才图绘》、《农政全书》、《古今图书集成》、
《授时通考》等书中与农事有关的插图基本上都渊源于本书。
    “授时指掌活法之图”和“全国农业情况图”也是《王祯农书》的首创。后图的原
图已佚失，无法知其原貌。现在书中看到的一幅是后人补画的。“授时指掌活法之图”
是对历法和授时问题所作的简明小结。该图以平面上同一个轴的八重转盘，从内向外，
分别代表北斗星斗杓的指向、天干、地支、四季、十二个月、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
以及各物候所指示的应该进行的农事活动。把星躔、季节、物候、农业生产程序灵活而
紧凑地联成一体。这种把“农家月令”的主要内容集中总结在一个小图中，明确、经济、
使用方便，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叹赏的绝妙构思。
    《王祯农书》附录中的“造活字印书法”是王祯把请工匠刻制的3万多个木活字，
以及自己发明的可减少排字工人的疲劳与提高效率的转轮排字盘，用来试印《旌德县志》
成功的方法与经验的总结。虽然与农业生产无关，但都是对印刷排字技术的一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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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天工开物》
农业手工业技术的百科全书
    《天工开物》是我国明代大科学家宋应星（1587—1663年）的代表作，初版于崇祯
十年（1637年），是作者任江西分宜教谕时（1634—1638年）撰写成的。
    明代是我国古代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比较发达的阶段，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明
代中期后，部分地区，不少行业中还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在农业中，耕地面积扩大，
作物品种得到改良和增加，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和总产量都有了明显提
高。一些地区出现了专业化经营。明代手工业种类较多，且已具备了一定规模，尤其是
与国计民生关系较为密切的冶金、陶瓷、纺织等行业最为发达。明代商业和交通亦较发
达，一些巨商往往致富于数千里之外。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都有力地促进了科
学技术的发展。徐光启（1562—1633年）《农政全书》、李时珍（1518—1593年）《本
草纲目》、徐弘祖（1586—1641年）《徐霞客游记》等长篇巨著，都是明代中期以后产
生出来的。明代科学著作大都具有承前启后、集历代之大成的特点：它们既总结了前人
的优秀成果，而在研究方法和学术思想上，却又有许多创新。
    人们重视实践，许多学术观点都往往带有启蒙思想的气息。这样一个时代，自然要
在科学内容和学术思想上为《天工开物》的产生创造出更为优越的条件。
    宋应星，字长庚，明南昌府奉新县北乡人。他出生在官宦之家，书香门第，自幼聪
慧过人。万历四十三年，时年28岁的宋应星便与其兄一起在江西乡试时同榜中举，一时
传为佳话。宋应星兴趣十分广泛，对农业、手工业生产都比较注意观察和研究。当科举
场中屡受挫折，以致“六上公车而不第”之后，他便幡然醒悟，一方面为官，一方面著
书立说起来。遂成为一名科学上的巨人。
    《天工开物》一书原分作18卷，依次为：乃粒（五谷）、乃服（纺织）、彰施（染
色）、粹精（粮食加工）、作咸（制盐）、甘嗜（制糖）、陶埏（陶瓷）、冶铸（铸
造）、舟车（车船）、锤锻（锻造）、燔石（烧造）、膏液（油脂）、杀青（造纸）、
五金（冶金）、佳兵（兵器）、丹青（朱墨）、曲蘖（制麯）、珠玉。前面一些卷目都
是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关系较为密切的内容，这样一种排列次序，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
者贵五谷而贱金玉的思想。该书分量最大的是农业技术，其次是金属冶铸技术。宋应星
撰写此书的目的，一是要向人们系统地介绍农业、手工业的生产知识。他认为天覆地载，
物号数万，若每一种知识都要靠别人口授，或者亲自去观察，那是认识不了多少东西的，
故应向书本学习。二是强调生产知识之重要，批判那种轻视生产劳动，连枣梨之花都不
能分辨，而侈谈楚萍的错误倾向。
    从内容上看，《天工开物》一书有几个特点：一是门类多，技术范围较广，包含了
我国古代农业、手工业的各主要部门。
    我国是个伟大的文明古国，在农业和手工业方面曾有过许多重大的发明和创造，但
在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中，却无一部全面反映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的书。《考工记》
一书的内容虽也比较丰富，但它反映的主要是先秦时期的百工技艺，有关农业生产技术
则涉及较少，《天工开物》则承上启下。二是既全面系统，又深入细致；既有一般性介
绍，又重点突出。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其均非其他古代技术专著可以比拟。三是重
视实践，以实带虚。全书以描写生产过程、介绍技术要点为主，绝少空发议论。间有议
论时，也是言简意骇，精辟之至。四是重视各种事物间的数量关系，及其所引起的质量
变化。作者在书中经常使用一些数字比例来说明问题。五是坚持从客观事物的内部去寻
找事物变化的客观规律。六是具有批判精神，对一些不正确看法，能依据自己的调查研
究，重新作出判断。七是重视人的自然属性，较好地阐述个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认为
人是不能永远活着的，在这短暂的一生中，要靠五谷来维持生命，但五谷不能自生，要
靠人去种植。
    《天工开物》一方面继承和发扬了前人的优秀成就，另一方面也有许多新的研究成
果。它的主要技术成就是：第一，在作物分类学上提出了一些新的方法和标准，且与今
人之分类法十分接近。如它把古代农业归纳成了乃粒、乃服、彰施、粹精、甘嗜、膏液、
曲蘖7个大类，这在先世或者同时代的其他农书以及本草类书中是不曾见过的。该书还
把水稻排到了五谷之首，稻下又分出了水稻、旱稻，麦下又分出了大麦、小麦，并指出
了荞麦非麦。这些分类方法，给人一种眉目清秀之感。
    第二，在水稻栽培技术上，较早地阐明了秧龄和早穗的关系。它首次记述了再生秧
技术，以及冷浆田中以骨灰、石灰包秧根的技术，这对于提高粮食作物的产量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它还最先记述了早稻在干旱条件下变异为旱稻的问题，从而在世界生物变
异理论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第三，在麦类栽培管理技术方面，最先指出了以砒霜拌豆麦种子以作防虫杀虫之法，
最先指出了荞麦的吸肥性。
    第四，在养蚕技术上，最先记述了利用“早雄配晚雌”的杂交优势来培育新品种的
方法，并指出了家蚕“软化病”的传染性，指出“需急择而去之，勿使败群”的处理方
法。
    第五，较早记述了山羊绒可用于织造之事。
    第六，在金属冶炼方面，空前绝后地记述了串联式炒炼法，较好地记述了明代灌钢
工艺的发展，首次记述了今俗称为“焖钢”的箱式渗碳制钢工艺，最早记述了火法炼锌
的操作方法。
    第七，在铸造技术上，最早以图文并茂的方式记述了大型器物的铸造工艺，较早图
示了活塞式鼓风箱的使用情况。
    第八，在金属加工方面，最早明确地记述了响铜的合金成分以及有关响器的成型工
艺，最先记述了铁锚锻造工艺、钢铁拉拔工艺以及一种叫做生铁淋口的特殊化学热处理
工艺，较早地详述了金属复合材料技术的基本操作。
    第九，煤炭技术方面，较早对煤进行了分类，较早记述了煤井排除瓦斯的方法。
    第十，化工技术方面，最早记述了银朱生产过程中的质量互变关系，可认为这是
“化合物”观念和“质量守恒”观念的萌芽。……
    《天工开物》一书在崇祯十年初版发行后，很快就引起了学术界和刻书界的注意。
明末方以智《物理小识》较早地引用了《天工开物》的有关论述。还在明代末年，就有
人刻了第二版，准备刊行。大约17世纪末年，它就传到了日本，日本学术界对它的引用
一直没有间断过，早在1771年就出版了一个汉籍和刻本，之后又刻印了多种版本。19世
纪30年代，有人把它摘译成了法文之后，不同文版的摘译本便在欧洲流行开来，对欧洲
的社会生产和科学研究都产生过许多重要的影响。如1837年时，法国汉学家儒莲把《授
时通考》的“蚕桑篇”，《天工开物·乃服》的蚕桑部分译成了法文，并以《蚕桑辑要》
的书名刊载出去，马上就轰动了整个欧洲，当年就译成了意大利文和德文，分别在都灵、
斯图加特和杜宾根出版，第二年又转译成了英文和俄文。当时欧洲的蚕桑技术已有了一
定发展，但因防治疾病的经验不足等而引起了生丝之大量减产。《天工开物》和《授时
通考》则为之提供了一整套关于养蚕、防治蚕病的完整经验，对欧洲蚕业产生了很大的
影响。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亦阅读了儒莲的译著，并称之为权威性著作。他还把中国养
蚕技术中的有关内容作为人工选择、生物进化的一个重要例证。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1989年止，《天工开物》一书在全世界发行了16个版本，印刷了38次之多。其中，国内
（包括大陆和台湾）发行11版，印刷17次；日本发行了4版，印刷20次；欧美发行1版，
印刷1次。这些国外的版本包括两个汉籍和刻本，两个日文全译本，以及两个英文本。
而法文、德文、俄文、意大利文等的摘译本尚未统计入内。《天工开物》一书在一些地
方长时期畅销不滞，这在古代科技著作中并不是经常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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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农政全书》
杂采众家，兼出独见
    《农政全书》的作者是徐光启。徐光启，字子先，号玄扈，上海人，生于明嘉靖四
十一年（1562年），卒于崇祯六年（1633年），明末杰出的科学家。徐光启的科学成就
是多方面的。他曾同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等人一起共同翻译了许多科学著作，如《几何
原本》、《泰西水法》等，成为介绍西方近代科学的先驱；同时他自己也写了不少关于
历算、测量方面的著作，如《测量异同》、《勾股义》；他还会通当时的中西历法，主
持了一部130多卷的《崇祯历书》的编写工作。除天文、历法、数学等方面的工作以外，
他还亲自练兵，负责制造火器，并成功地击退了后金的进攻。著有《徐氏庖言》、《兵
事或问》等军事方面的著作。但徐光启一生用力最勤、收集最广、影响最深远的还要数
农业与水利方面的研究。
    徐光启出生的松江府是个农业发达之区。早年他曾从事过农业生产，取得功名以后，
虽忙于各种政事，但一刻也没有忘怀农本。眼见明朝统治江河日下，屡次陈说根本之至
计在于农。自号“玄扈先生”，以明重农之志。玄扈原指一种与农时季节有关的候鸟，
古时曾将管理农业生产的官称为“九扈”。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至三十八年（1610年），徐光启在为他父亲居丧的3年期
间，就在他家乡开辟双园、农庄别墅，进行农业试验，总结出许多农作物种植、引种、
耕作的经验，写了《甘薯疏》、《芜菁疏》、《吉贝疏》、《种棉花法》和《代园种竹
图说》等农业著作。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秋至四十六年（1618年）闰四月，徐光启
又来到天津垦殖，进行第二次农业试验。天启元年（1621年）又两次到天津，进行更大
规模的农业试验，写出了《北耕录》、《宜垦令》和《农遗杂疏》等著作。这两段比较
集中的时间里从事的农事试验与写作，为他日后编撰大型农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天启二年（1622年），徐光启告病返乡，冠带闲住。此时他不顾年事已高，继续试
种农作物，同时开始搜集、整理资料，撰写农书，以实现他毕生的心愿。崇祯元年
（1628年），徐光启官复原职，此时农书写作已初具规模，但由于上任后忙于负责修订
历书，农书的最后定稿工作无暇顾及，直到死于任上。以后这部农书便由他的门人陈子
龙等人负责修订，于崇祯十二年（1639年），亦即徐光启死后的6年，刻板付印，并定
名为《农政全书》。
    整理之后的《农政全书》，“大约删者十之三，增者十之二”，全书分为12目，共
60卷，50余万字。12目中包括：农本3卷；田制2卷；农事6卷；水利9卷；农器4卷；树
艺6卷；蚕桑4卷；蚕桑广类2卷；种植4卷；牧养1卷；制造1卷；荒政18卷。
    《农政全书》基本上囊括了古代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其中又贯穿着
一个基本思想，即徐光启的治国治民的“农政”思想。贯彻这一思想正是本书不同于前
代大型农书的特色之所在。前代农书，无论是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还是元代王
祯的《农书》，虽然也都是以农本观念为中心思想，但重点在生产技术和知识，可以说
是纯技术性的农书。《农政全书》按内容大致上可分为农政措施和农业技术两部分。但
前者是全书的纲，后者是实现纲领的技术措施。于是在书中我们看到了开垦、水利、荒
政这样一些不同寻常的内容，并且占了全书将近一半的篇幅，这是前代农书所鲜见的。
以“荒政”为类，前代农书，如汉《氾胜之书》、北魏《齐民要术》，虽然亦偶尔谈及
一二种备荒作物，甚至在元王祯《农书》“百谷谱”之末开始出现“备荒论”，然不足
2000字，比之《农政全书》实在是少得堪怜。《农政全书》中，“荒政”作为一目，且
有18卷之多，为全书12目之冠。目中对历代备荒的议论、政策作了综述，水旱虫灾作了
统计，救灾措施及其利弊作了分析，最后附草木野菜可资充饥的植物414种。
    然而，救荒只是治标，水利才是治本。水利作为一目，亦有9卷之多，位居全书第
二。徐光启认为，水利为农之本，无水则无田。当时的情况是，一方面西北方有着广阔
的荒地弃而不耕；另一方面京师和军队需要的大量粮食要从长江下游启运，耗费惊人。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他提出在北方实行屯垦，屯垦需要水利。他在天津所做的垦殖试验，
就是为了探索扭转南粮北调的可行性问题，以借以巩固国防，安定人民生活。这正是
《农政全书》中专门讨论开垦和水利问题的出发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就是徐光
启写作《农政全书》的宗旨。
    但是徐光启并没有因为着重农政而忽视技术，相反他还根据自己多年从事农事试验
的经验，极大地丰富了古农书中的农业技术内容。例如，对棉花栽培技术的总结，古农
书中有关的记载最早见于唐韩鄂的《四时纂要》，以后便是元代的《农桑辑要》和王祯
《农书》，但记载都很简略，仅有寥寥数百字而已。明代王象晋《群芳谱》中的“棉
谱”，约有2000多字，比之略晚的《农政全书》却长达6000多字，可谓后来居上。该书
系统地介绍了长江三角洲地区棉花栽培经验，内容涉及棉花的种植制度，土壤耕作和丰
产措施，其中最精彩的就是他总结的“精拣核，早下种，深根，短干，稀科，肥壅”的
丰产十四字诀。从农政思想出发，徐光启非常热衷于新作物的试验与推广，“每闻他方
之产可以利济人者，往往欲得而艺之”。例如当他听到闽越一带有甘薯的消息后，便从
莆田引来薯种试种，并取得成功。随后便根据自己的经验，写下了详细的生产指导书
《甘薯疏》，用以推广甘薯种植，用来备荒。后来又经过整理，收入《农政全书》。甘
薯如此，对于其他一切新引入、新驯化栽培的作物，无论是粮、油、纤维，也都详尽地
搜集了栽种、加工技术知识，有的精彩程度不下棉花和甘薯。这就使得《农政全书》成
了一部名副其实的农业百科全书。
    通观全书不难发现《农政全书》系在对前人的农书和有关农业的文献进行系统摘编
译述的基础上，加上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心得体会撰写而成的。徐光启十分重视农业文献
的研究，“大而经纶康济之书，小而农桑琐屑之务，目不停览，手不停笔。”据统计，
全书征引的文献就有225种之多，真可谓是“杂采众家”。
    然而徐光启摘编前人的文献时，并不是盲目追随古人，卖弄博雅，而是区分糟粕与
精华，有批判地存录。对于一些迷信之流，往往阙而不录，对于已收录的文献，也多采
用“玄扈先生曰”（即今日之编者按）形式，或指出错误，或纠正缺点，或补充其不足，
或指明古今之不同，不可照搬。但这还不是玄扈先生的目的。真正的目的在于“著古制
以明今用”。
    例如，他把我国历史上从春秋到元朝所记载的111次蝗灾发生的时间和地点进行了
分析，发现蝗灾“最盛于夏秋之间”，得出“涸泽者蝗之原本也”的结论。他还对蝗虫
的生活史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并提出了防治办法。
    徐光启就是在大量摘引前人文献的同时，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和数理知识，提出独
到的见解，这些也多以“玄扈先生曰”的形式出现。例如，在书中徐光启用大量的事实
对“唯风土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提出了有风土论，不唯风土论，重在发挥人的主观
能动性的正确观点。对引进新作物，推广新品种，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起了很大的推动
作用。据统计，徐光启在书中对近80种作物写有“玄扈先生曰”的注文或专文，提出自
己独到的见解与经验，这在古农书中是空前绝后的。
    徐光启之所以能够在杂采众家的基础上兼出独见，是与他的勤于咨访，不耻下问的
好学精神和破除陈见，亲自试验的科学态度分不开的。徐光启一生以俭朴著称，“于物
无所好，唯好经济，考古证今，广咨博讯。遇一人辄问，至一地辄问，闻则随闻随笔。
一事一物，必讲究精研，不穷其极不已。”因此，我们在阅读《农政全书》的时候，所
了解到的不仅仅是有关古代农业的百科知识，而且还能够了解到一个古代科学家严谨而
求实的大家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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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黄帝内经》
中国医学发展的理论源泉
    《黄帝内经》是早期中国医学的理论典籍。世简称之为《内经》。最早著录于刘歆
《七略》及班固《汉书·艺文志》，原为18卷。医圣张仲景“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
难……为伤寒杂病论”，晋皇甫谧撰《针灸甲乙经》时，称“今有针经九卷、素问九卷，
二九十八卷，即内经也”，《九卷》在唐王冰时称之为《灵枢》。至宋，史嵩献家藏
《灵枢经》并予刊行。
    由此可知，《九卷》、《针经》、《灵枢》实则一书而多名。宋之后，《素问》、
《灵枢》始成为《黄帝内经》组成的两大部分。
    《内经》冠以黄帝名，并非真为黄帝之作。淮南子曾指出：
    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讬之于神农、黄帝。
    《内经》既非黄帝之作早已为确论，但其成书究竟何时？又出于何人之手？对此，
历代以来意见纷纭，终未能取得共识。例如，司马光指出：谓《素问》为真黄帝之书，
则恐未可。他认为“此周汉之间，医者依讬以取重耳”。综观历代学者，在《内经》之
成书时代上，约有以下几种观点，如有成书于战国者，有成书于战国末至秦汉之际者，
有成书于西汉者，或谓更为晚出者等等，现仍为学者争论最为激烈之问题之一。在这个
争论之中，有一点则为大家所公认，即明代医学家吕复之所论：“乃观其旨意，殆非一
时之言。其所撰述，亦非一人之手。”
    《汉书·艺文志》有《黄帝内经》、《黄帝外经》，还有扁鹊内、外经等。何以分
内经、外经，犹《易》之有内、外卦，《春秋》之有内、外传，《庄子》之有内、外篇，
《韩非子》之有内、外储说。故知医学之分黄帝内经、外经等，只有次第名而并非有何
深意。今《黄帝外经》早佚，唯《黄帝内经》尚存。
    《黄帝内经》成书后，在其传抄流布过程中，既有内容的散落，也有掺入和补撰，
在历代注释整理中，也增加了该书内容。因此，出现了何为原文？何为讹传？何为杂入
等难以分辨的混乱局面，为研究者的辨析鉴别造成了困难，也时有争论。《黄帝内经》
流传甚广，现就今之《素问》、《灵枢》分述之。
    《素问》：公元6世纪，全元起首次全面注释，当时第七卷早佚，故只有8卷。公元
762年，王冰次注，称为《黄帝内经素问》24卷，81篇，其中除72—73篇有目缺文外，
经王氏补入“旧藏”7篇。11世纪，北宋校正医书局对王氏注本再加校勘注释，改名
《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成为宋之后历代刊刻研究之蓝本和依据，刊刻者有数10种
之多。
    《灵枢》：在《汉书·艺文志》名为《九卷》，公元6世纪前后，其名有《针经》、
《九墟》、《九灵》、《灵枢》等不同书名之传本。南北朝、隋唐间，《针经》注本多
种曾有流传，并见于隋唐及日、朝之医事法令将其列为医学教材，但未能流传后世。如
前所述，宋史类刻刊《灵枢》（1135年）后，即成为《九卷》之唯一刻本流传于世，虽
有12卷本与24卷本之不同，但篇目内容次第等并无差异。
    《素问》、《灵枢》历代之注释、节要、语译以及国外之注释、译本，共计有200
余种之多，其中少数影响大者，每种刊刻印行有达40多次者。
    《黄帝内经》内容十分丰富，《素问》偏重人体生理、病理、疾病治疗原则原理，
以及人与自然等等基本理论；《灵枢》则偏重于人体解剖、脏腑经络、腧穴针灸等等。
二者之共同点均系有关问题的理论论述，并不涉及或基本上不涉及疾病治疗的具体方药
与技术。因此，它成为中国医学发展的理论源薮，是历代医学家论述疾病与健康的理论
依据，尽管医学家学说各异而有争论但鲜有背离之者，几乎无不求之于《内经》而为立
论之准绳。这就是现代人学习研究中医，也必须首先攻读《内经》的原故。因为，若不
基本掌握《内经》之要旨，将对中医学之各个临床科疾病之认识、诊断、治疗原则、选
药处方等等，无从理解和实施。
    《黄帝内经》的科学成就：前已提及，《内经》之成书，既非成于一时，也非成于
一人。由此可知，乃是先秦诸多医学家对其前代医学发展的一次系统的总结，是对十分
丰富的医疗经验的高度概括，并从而奠定了中医学发展的理论基础，达到了历史的高水
平，有着许许多多的科学成就和十分正确的预见。或者正因为如此，《内经》至今仍有
其很强的生命力。
    现仅就其科学成就之重要者分述如下：
    公然宣布与巫术决裂。中国医学在商周时期仍处于鬼神观念占居统治地位，不但病
因要寻求鬼神作用的因素，治疗也多巫术之法。到春秋战国时期，这种认识逐渐发生了
动摇，围绕着疾病诊疗是否鬼神因素在理论和实践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民间医生扁鹊
及《内经》作者们在这场影响深远的斗争中，鲜明地反对鬼神说。《史记·扁鹊仑公传》
明确记述了扁鹊行医的六不治，其中之一即“信巫不信医不治”。《内经》的作者在
《素问·五脏别论》中强调：“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恶于针石者，不可与言至
巧。”用意深刻地阐明了他们在这关系医学发展道路和方向上的立场和观点，他们的观
点为历代医学家所遵循，从而保证了中国医学基本上一直沿着唯物的疾病观不断发展。
    人体解剖、生理研究的成就。认识人类疾病必须首先认识人类自身。《内经》的作
者们很可能直接参与了对人体的解剖研究，并实地进行了人体体表与内脏的解剖。《灵
枢·经水》：“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
其藏之坚脆，腑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皆有大数”。例如消化道
解剖，《灵枢》已详述了唇口几何，唇到齿距离几何，舌形重量，齿至咽距离，会厌形
质，口腔容量，食管长度，胃容量及体大小，贲门、幽门形质，小肠长度、如何曲屈、
容量，大肠之升、横、降、容量、重量，肛门形质等等，其所记述之大小、长度、容量、
形态与相互关系等，同现代人体解剖基本一致。又如关于消化系统之功能，血液环流周
身之功能，泌尿生殖系统之功能，虽然认识多有失之于笼统，然而也有许多科学的论断。
譬如血与脉的关系，不但对血管区分为经脉（大血管）、络脉（大血管之分支血管）和
孙脉（细小血管），并且明确指出血脉是运行人体经过饮食消化而产生营养精气等物质
的，特别强调这种运行在人体“如环无端”，周而复始，永无休止。实际上他们对人体
的血液循环系统提出了科学的预见。
    高明的医疗技术。《内经》是一部理论专著，但个别部分也涉及医疗技术。例如该
书不但记述了水浴疗法、灌肠技术，而且比较正确地论述了血栓闭塞性脉管炎——脱疽
的外科手术截趾术等。《内经》已设计使用了筒针（中空的针）进行穿刺放腹水的医疗
技术，这是一次改善腹水治疗和减轻患者痛苦比较成功的尝试。筒针穿刺放腹水虽然未
能创造出根治腹水的方法，但作为一种医疗技术在后世继续得到发展和应用。
    至今虽然在器械条件和技术上已有了极大的进步，然而其原理却是完全一致的。可
贵的是《内经》还记述了筒针的制作技术要求，指出：“故为之治针，必筒其身而锋其
末”。在进针的技术要领方面也已达到与现代基本相似的步骤和方法。
    提倡疾病预防强调早期治疗。中国医学自古就十分重视促进人体健康以预防疾病的
思想，追其原则始于《内经》。例如：反复强调的“虚邪贼风（指致病因素），避之有
时”。又如强调，一位高明的医学家，应当治未病之病，而不是治疗已病的病。如果等
到病已发而后才给予药物治疗，就犹如渴而穿井，战乱已成才去制造兵器的道理一样，
不是太晚了吗？
    又说：一位高明的医学家，治疗疾病必须“救其萌芽”。并批评了医学家中对一些
久病轻易作出“不可治”的结论，指出：
    “疾虽久，犹可毕也（是可以治愈的），言不可治者，未得其本也。”其思想都是
很先进的。
    《内经》虽有不少待研究、商议的内容，但其科学的内容、积极探求的思想等，是
其2000多年来富有旺盛的生命力的源泉。
    《内经》不单在中国医学的发展上创造了2000多年医学家们不断研究、不断运用以
解决医疗理论和技术的有效记录，而且为朝鲜、日本以及东南亚医学家所研究和运用，
以为指导，也有千余年的历史。同时，《内经》也早已为欧美汉学家、私人收藏家、国
家图书馆所广泛收藏和流传，而且有被部分节译或全译为英、法、德等文本出版者。在
当代科学日新月异发展的今天，《内经》也更加为人类所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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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伤寒杂病论》
中国临床医学之祖
    《伤寒杂病论》是一部论述传染病与内科杂病为主要内容的典籍，东汉张仲景约撰
成于公元2世纪末3世纪初。该书编成后不久，晋王叔和析为《伤寒论》与《金匮要略》
二书，经北宋“校正医书局”校刊，历代刻印数10次而流传至今，对中医学治疗急慢性
传染病、流行病以及内科杂病等理论和技术的发展，曾产生过极其深远的影响，历代医
学家围绕着张仲景于该书内所阐发的理论问题和医疗技术问题展开热烈的争论，特别是
围绕着防治急性温热病的病因、辨症和治疗思想、选方用药等，有时甚至是十分激烈的，
从而产生了不同的学派。例如：经方派与时方派之争，伤寒派与温病学派之争，促成了
时方与温病学说得到独立与发展壮大。随着时间流逝，经方派之继承发扬虽然有些衰退，
但直至现代却并未退出历史舞台，相反在近些年来随着中成药生产的扩大，在国内外大
有复苏和再发展的明显趋势。
    《伤寒论》是《伤寒杂病论》一书中综合论述传染病、流行病理论与治疗规律性的
重要部分，共10卷，北宋治平二年（1065年）校正医书局孙兆、林億校勘刻印后通行于
国内外。
    流传后世而影响巨大者，现存有明赵开美的影宋刻本和金成无已的《注解伤寒论》
本。宋校正《伤寒论》，或称宋本《伤寒论》，以及金成无已《注解伤寒论》，在宋、
金以后，历代及日本刻本之现存于国内者，有60多个版本。若计其节录、别本、发挥、
集注、方论等，目前国内各图书馆收藏之国内外版本有近700种，1990多次刊印。由此
即可见其历代流传影响之大了。
    《伤寒论》在大量治疗传染病、流行病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对其发病因素、临床症
状病候表现、治疗过程与预后等等之共性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而全面的综合分析，从
而创造性提出了六经辨症的理论学说。即将当时几乎年年常发的许多热性病，按其发病
初期、中期、末期不同的临床表现，以及不同治疗的反应与结果，分为辨太阳病、辨阳
明病、辨少阳病、辨太阴病、辨少阴病、辨厥阴病脉证并治。此即历代所称的“辨伤寒
六经病”，由此构成了该书的主体内容。有的学者视六经病为六个症候群以帮助学者学
习理解。实际上，太阳病所论基本上是综合论述了许多传染性或流行性疾病初发的症状、
征候表现，以及切脉等四诊之要点和治疗之原则方法等。如果未经治疗或治疗失当，疾
病继续发展，则依次出现少阳、阳明……等征候，以上是三阳经。如果治疗得当或及时，
尚属易治或能获得良好结果，否则，该病就传至三阴经，即太阴病而少阴病而厥阴病，
其治疗的难度也就随之而增加，甚至不能治愈而死亡。在这些辨症论治的过程中，张仲
景以其渊博的学识，以及极其丰富的临床经验，随着各种传染病、流行病与不同病人体
质等不同反应所表现的千变万化的征候，作出了颇富科学思想的综合、分析、论述和预
见性结论。与此同时，张氏还以“平脉法”、“辨脉法”、“伤寒例”（一说为王叔和
整理时所加），集中论述了伤寒的切脉与切脉诊断等问题。
    《伤寒论》的理论体系即六经病证的辨证论治体系。它以六经辨症为纲，方剂辨症
为法，对六经传变过程中之征候、脉象等各阶段的审证、辨脉、论治的结果，给予遣方、
用药等，进行了有规律性的论述。世称《伤寒论》113方、397法，虽不尽确，但其逐条
评述传染病、流行病不同发展时期不同表现的因素、病理、症状、体征以及据以诊断的
依据，治疗处方用药的原则与具体方法，无不条分缕析。张仲景在《伤寒论》中所总结
和创造的医疗处方如：桂枝汤、麻黄汤、白虎汤、青龙汤、承气汤、柴胡汤、四逆汤、
真武汤、乌梅汤、理中汤等等，至今仍是国内外医学家临床治疗所常用，也是中外制药
厂家据以生产中成药的理论依据。可见宋林億在校正《伤寒论》一书后所称誉的“其言
精而奥，其法简而详”，的确是比较实在的评估。
    如前所述，历代研究《伤寒论》并有著作流传至今者约700家，但就其学术思想和
特点而归纳之约有三个学派。或有认为有三纲重订与维护旧论两大阵营，或谓可分作三
纲编次派、维护旧论派、以方类证派与以法类证派等四个体系者。目前学术界大多认为
二个学派或三个体系比较符合实际。一派以明力有执为代表，他们认为：《伤寒论》
“编始虽由于（王）叔和，而源流已远，中间时异世殊，不无蠹残人弊”。强调必须考
订重加编次，以求恢复仲景之本意。阐发方氏者有喻昌、沈明宗、张璐、吴仪洛……等。
世称之为“重订派”。
    一派以张遂辰、张志聪为代表，他们确信宋本《伤寒论》“皆仲景原文”，反对
“断简残篇”的观点，批评重订派是“举一废百”，反失仲景心法。世称之为“维护
派”。一派以柯琴、徐大椿为代表，主张重视《伤寒论》中之方证，认为六经之中是以
辨症为主的，故命其代表作为《伤寒类方》。应当说以上三个学派分别对发展张仲景伤
寒学说，提高传染病、流行病等治愈率作出了贡献，但同时也各有其立论之偏颇者。
    《金匮要略》是《伤寒杂病论》的组成部分，专论内科等杂病，共3卷。北宋治平
二年（1065年）孙兆、林億等据馆阁收藏之蠹简文字，重新加以整理编校而成。全书共
分25篇，所论述之内科杂病有：痉、湿、暍、百合病、狐惑病、阴阳毒、瘧、中风、厉
节、血痹、虚劳、肺痈、咳嗽上气、消渴、黄胆、下痢等40多种；外科、骨伤科方面疾
病有：痈肿、肠痈、浸淫疮，刀斧伤等；此外，还有妇科病症等之专门论述。
    该书认为上述疾病等等之发作，其病因不越三条，即六淫（风寒暑湿燥火）所致疾
病为外因；七情（喜怒哀乐悲惊恐）
    过甚所引起的疾病为内因；金刃、虫兽咬伤与饮食偏颇而造成伤病者为不内外因。
张氏对内科等杂病之认识，重视一个病一个病地进行比较具体的叙述，在诊断上强调望、
闻、问、切四诊合参，辨症多以脏腑经络为重点，运用营卫气血、阴阳五行等学说，以
指导临床治疗之实施。该书共收方剂262首，其特点与《伤寒论》之方剂一样，药味精
炼，配制严密，主治多富有针对性。例如大柴胡汤、泻心汤、大建中汤、黄芪建中汤、
当归生姜羊肉汤、茵陈蒿汤、酸枣仁汤、麦门冬汤、括萎薤白汤、温经汤、大黄牡丹皮
汤、董苡附子败酱散、白头翁汤等等，均被广泛为历代医学家用于临床治疗，并成为他
们发展及创造新的医疗用方的基础。
    《金匮要略》中医方运用的理论和制方原则与《伤寒论》一样，均出于《内经》的
理论指导和张仲景大量临床经验的总结，世代医家多尊之为“医方之祖”，这几乎是众
口一词。
    必须指出，《金匮要略》除数以百计的经方外，更创造性地总结了十分丰富的医疗
技术。例如：温熨疗法、肛门坐药、灌肠、烙法、洗浴法、鼻内用药、吹耳疗法、灌耳、
浸足等等。
    特别是该书所记载的自缢患者的抢救，其所叙述的原则要求、技术要领，生动地描
述了人工呼吸法的全过程，该法几乎与现代之人工呼吸法没有什么两样，甚至更富有综
合性技术要求。
    《金匮要略》自北宋校正刊行后，以元刻本为我国现存之最早者。其本文、注释、
发挥、方论与歌括等刊印虽远不如《伤寒论》广泛，但其版本截止1949年国内图书馆收
藏的国内外刊本也多达110多种，印刷也多达370余次，从而奠定了历代内科杂病辨症论
治的理论基础，并为临床处方用药树立了典范。
    张仲景被宋以后的医学家尊之为医圣，明清时人们为推崇纪念他的成就，在其家乡
河南南阳修建了医圣祠，年年纪念，岁岁引以为效法学习的先师。个中原因，除了他在
东汉兵荒马乱、疫病流行时所作的杰出贡献外，更因为是他的《伤寒杂病论》奠定了我
国临床医学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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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针灸甲乙经》

“洞明医术，遂成其妙”
    《针灸甲乙经》是中国针灸学专著，原名《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简称《甲乙
经》，晋皇甫谧（215—282年）编撰于魏甘露四年（259年），共10卷，南北朝时期改
为12卷本。该书集《素问》、《针经》（即《灵枢》古名）与《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
书中之有关针灸学内容等分类合编而成。原书根据天干编次，内容主要论述医学之理论
和针灸之方法技术，故命名为《针灸甲乙经》。皇甫谧本是一位史学家，年近50岁时，
因患关节炎，加之耳聋，开始钻研针灸医术，学习上述三书，并将其中“事类相从，删
其浮辞，除其重复，论其精要”而成书。人称其“习览经方，手不辍卷，遂尽其妙”，
或誉之为“晋朝高秀，洞明医术”。可知其因病习医针灸而成功者。
    首先，《针灸甲乙经》在中国独具特色的针灸疗法的发展中，发挥了承先启后、继
往开来的重大作用。众所周知，在此期间，中医学典籍《素问》、《灵枢》等虽有关于
针灸学理论与技术的阐述，也有若干专门论述针灸经络的小册子，然而或已散落残佚，
或只散见而不成系统，《针灸甲乙经》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对针灸经络、腧穴、主
治等从理论到临床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整理研究而成书的。该书在针灸理论上，除了
强调：“上工治未病”之病，即要求一位高明的针灸医生要学会运用针灸来达到保健预
防疾病之目的。他所指出的“中工刺未成”则是强调仅能做到疾病早期治疗者，也只能
算作一位比较好的针灸医生——中工。这表现了该书对预防疾病和提倡早期治疗的重视。
然后，他以“下工刺已衰，下工刺方袭”，将不能做到预见和早期诊断治疗的针灸医生
则一概称之为下工、下下工，视之为不合格的针灸医生。这一先进思想促成了中国历代
针灸医生的勤奋学习和为发展针灸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该书还对针灸用针之形状制
作、针灸之禁忌、针灸经络、孔穴部位之考订、针灸的临床适应症、针灸操作方法，以
及临床经验的总结等进行了系统的论述。
    系统整理考订针灸穴位。该书对针灸穴位之名称、部位、取穴方法等，逐一进行考
订，并重新厘定孔穴之位置，同时增补了典籍未能收入的新穴，使全书定位孔穴达到
349个，其中双穴300个，单穴49个，比《内经》增加189个穴位，即全身共有针灸穴位
649个。在此之后穴位数虽每有增减，但该书为之奠定了可靠的基础。关于穴位的分布，
该书采取了分区记述的方法，如头部分正中，两侧再分五条线与脑后各有穴若干；面部、
耳部、颈部、肩部各有穴若干；胸、背、腰、腹部分之正中，两侧各线各有穴若干；四
肢部分三阳、三阴各有穴若干。虽然未完全按经络叙述穴位，但部位明确，相互关系清
楚，有利于学习和临床运用，该法为历代中外学者所沿用。
    系统论述经络学说。经络学说是一个至今尚未证实其客观存在的系统，但2000多年
来其理论学说一直指导着中医学、针灸学之诊断和临床治疗，并每获佳效。这一系统的
径路、走行方向、与穴位关系等在针灸学的发展上每有不同观点，《甲乙经》在晋以前
医学文献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整理研究，对人体的十二经脉、奇经八脉、
十五络脉以及十二经别、十二经筋等之内容、生理功能、循行路线、走行规律以及其发
病特点等作了传统理论的概括和比较系统的论述，成为后世对此学说研究论述的依据。
    关于针灸疗法的适应症。哪些疾病适合运用针灸治疗，这是针灸临床的一个重要问
题，对选择治疗方法是十分必要的。
    《甲乙经》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提出适合针灸治疗的疾病和症状等共计800多种。
例如该书所分述的热病、头痛、痓、瘧、黄胆、寒热病、脾胃病、癫、狂、霍乱、喉痹、
耳目口齿病、妇人病等等，也基本上达到了条分缕析，内容比较丰富，使学习者易于掌
握的治疗学水平。
    阐明针灸方法和临床禁忌。该书强调：“用针之理，必知形气之所在、左右上下、
阴阳表里、血气多少、行之逆顺、出入之合。”提示针灸医生为病人施治时，必须掌握
时机，根据病人的不同体质、不同病情，采用不同的针刺艾灸的手法和技术。要求选穴
适宜，定穴准确，操作严谨，补泻手法适当等等。该书还在选穴治疗方面论述了后世始
形成的子午流注针法的理论。《甲乙经》专篇阐述了每日时辰不同与选穴、针刺补泻方
法的关系，这一时间医学问题至今在临床上还在应用，并为国际学者所注目和研究。关
于针刺操作手法，从理论到具体操作要领，均作了比较具体的叙述。例如，持针之姿势
和方法，针灸施术必须全神贯注，审示病人接受治疗前后的神态反应，掌握针刺之浅深、
方向、轻重以及事故之预防。对留针时间、艾灸壮数、某穴禁针、某穴不能深刺等等，
均作了明确的规定。所有这一切，既具有对前代经验的总结性，又富有一定的创造性，
无论从文献学价值和指导后世针灸发展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针灸甲乙经》是一部影响中国针灸学发展的划时代著作。远在隋唐时期，就已作
为医学教育的必学课本，并视之为经方。不但为唐代伟大医药学家孙思邈列为“凡欲为
大医，必须读《素问》、《甲乙》……等诸部经方”，定为医学生必须学习熟读的基本
功。而且在唐代、宋代官方的医学教育中，也明确规定其为医学校学习必修课，并设针
博士、针助教、针师等进行授课和据以指导临床实习。在此之后，不论是宋王唯一创制
针灸铜人、著书和刻石以广针灸之正确流传，或是明、清诸针灸学者编撰针灸书籍，几
乎无不以之为主要依据。
    《针灸甲乙经》成书后，为历代医学家、针灸学家所重视，传抄者颇多，自北宋校
正医书局校正后始成今之传本。在国内现仅存若干明刊本，日本珍藏有我国宋刊本。现
国内所收藏者有明刊本之后历代刊刻出版者计约20种。
    《针灸甲乙经》对国外发展中国针灸也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公元七八世纪，日
本、朝鲜在引进中国医学的同时，均在其医学教育中明确规定以《针灸甲乙经》为教材，
还明确规定了学习日数。日本的《大同类聚方》等也都较多地引用了《甲乙经》的内容。
其后，日本不但收藏中国宋版之《黄帝针灸甲乙经》，并多有中国历代之版本，近年他
们影印了宋版在日本和国际上流传。欧美学者学习中国针灸虽然较晚，虽然并非始于
《针灸甲乙经》，但该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欧美产生影响，为欧美一些大图书馆
所收藏，特别在法国影响更大。据知，法国现代学者正在翻译《针灸甲乙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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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备急千金要方》
中国最早的临床百科全书
    《备急千金要方》是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临床百科全书，世简称为《千金方》。唐孙
思邈（581—682年）撰于公元652年，共30卷。《道藏》收入时析为93卷。孙氏以为
“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踰于此”，故以“千金”命名。该书撰成后在国
内外有着极广泛之影响，现存日本之《真本千金方》可能系未经宋校正医书局校正之传
抄本，经宋校正医书局校刊之《备急千金要方》，中、日翻刻影印者达30余次，又有刻
石本、节选本、改编本、《道藏》本等刻印者亦数十种。
    日本于1974年成立千金要方研究所，特重新精印南宋本《备急千金要方》，并誉之
为“人类之至宝”。近年来更为日、美、德以及东南亚各国学者和理论研究者所关注。
孙氏撰成《千金要方》后，因感其内容之不足而续编《千金翼方》，30卷，约成书于公
元682年。该书的内容和科学价值在于：
    第一，发展传染病诊疗技术与学说。张仲景撰写《伤寒杂病论》中关于伤寒的学说，
到唐代已经历四五百年的实践检验，深为历代学者所重视，孙氏撰《千金要方》时只见
其片断，晚年始得“江南诸师祕仲景（伤寒论）”之书，他结合自己诊疗传染病、流行
病之实践经验和理论认识，创造性提出：其要意“不过三种，一则桂枝，二则麻黄，三
则青龙。此之三方，凡疗伤寒不出之也”①。孙氏的大胆革新，从医疗实践中总结新的
理论经验，提高医疗水平，减少学习掌握的难度，不泥守仲景繁难的六经辨症体系，自
创此三纲论治传染病的新学说，对发展仲景学说和明清医学家研究仲景学说产生了巨大
的影响。
    第二，提高内科杂病与外科疾病的诊疗水平。孙氏临床研究十分重视一个病一个病
的观察研究，因此，对内、外、妇、儿科疾病的认识，突破了前人在病因、症候等方面
着重笼统论述的僵化思想，使许多疾病的认识水平和诊疗效果均获得明显的提高，有的
认识达到比较科学的境界，甚至产生出若干富有病因治疗的成就。例如他对消渴（糖尿
病）与化脓性感染关系的认识已比较正确。他忠告医生与病家，千万不可为糖尿病患者
施行针灸，以防引起化脓而成为不治之症，并强调家属与患者提防不要破伤皮肉，以防
化脓之祸，劝告患者要常备防治化脓性感染的药物等，这在唐代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成
就。孙氏对急性胃肠炎——霍乱病因的认识，科学地强调“皆因食饮，非关鬼神”。他
在论述谿毒、射工等病症①注：桂枝指桂枝汤证，麻黄指麻黄汤证，青龙指青龙汤证，
以上三者为仲景伤寒论中诊疗传染性、流行性疾病最为重要的方剂症候群代表。
    时，实际上已对现代的血吸虫病的病因、发病季节、流行地域、症状和预后等，均
已作出了当代最为正确的认识，有许多结论同今天的认识并不两样。可贵的是他明确强
调消灭病源以预防的思想和方法。指出“此虫畏鹅，鹅能食之”，“夏月常备大莓根屑，
若入水浴，以方寸匕投水上游，辟射工。凡洗浴以少许投水盆中，即无变毒”。又如他
对痢疾的分型、治疗等也达到很高的水平，强调“热痢（急性痢疾）则多加黄连”，至
今仍是临床治疗痢疾常用的有效药物。孙氏对麻风病记述尤详，并报告了他经手治疗的
600余病例的经验和结果。
    孙氏认为麻风病有1/10可以治愈，因而，他被誉为近世麻风病专家之祖。
    第三，强调妇人、小儿特点，为妇、儿科分立奠定学术基础。孙氏用两书的1/6篇
幅，专论了妇人病、婴幼儿病及体质发展的特点。孙氏在比较正确地论述了妇女妊娠及
胎儿在母体逐月发展之形态等发育过程后，并出色地强调了初生儿的护理、喂养、乳母、
保育员的选择条件等，应该说是很符合科学要求的。例如接生的程序、难产的处理、儿
不啼哭的处理方法、沐浴方法、断脐方法、防止婴儿破伤风（脐风）等等，都达到了较
高的水平。尤其是强调初生儿、20天、30天、百日乃至3岁到10岁儿童每一阶段所可能
多发病的防治，有的方法和要求甚至在现今对产科医生、乳母、母亲等，仍有着参考和
学习的价值。
    第四，总结对病因有治疗效果的药物，针对疾病病因而进行的治疗是最富有成效的
治疗方法。虽然孙氏所处时代对于若干病的真正病因尚不具备确切认识的条件，但他在
治疗这些疾病的方药中所用药物却十分符合现代科学所证实的病因认识。例如他强调瘿
（地方性甲状腺肿）是因久居常食山区坞水（缺碘）引起的，在治疗上他多用含碘丰富
的海藻、昆布以及动物甲状腺等，其疗效自然是十分理想的。又如雀目（夜盲症）是因
缺乏甲种维生素引起的，孙氏虽然并不确知其病因，但他多处强调用猪肝、羊肝煮食治
疗，众所周知，肝含有极丰富的甲种维生素等营养。又如脚气病的防治，孙氏主张用穀
白皮煮水去渣后用以“煮米粥常服防之”，“即不发”，现代科学研究证明这种穀白皮
含有丰富的乙种维生素，而脚气病的病因正是饮食长期缺乏乙种维生素引起的。如此等
等，说明孙氏在病因治疗上，虽然还是不自觉的，但其成就令人钦佩。
    第五，丰富了针灸疗法的理论与技术。关于针灸疗法，必须首先掌握经络、穴位的
理论和技术。孙氏指出经络循环腹背，无所不至，往来出没，难以测量。因此，他强调
“非图莫可”。他在前人绘图的基础上，经过考订、修改，并创造性地以青、黄、赤、
白、黑五色彩绘以区别其十二经各条经络之走行方向和孔穴之部位，并以绿色绘制奇经
八脉。该图分正、侧、背面三幅，大小取常人之一半为之，使我国针灸经络腧穴之绘图
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为宋代铸造针灸铜人、刻制针灸腧穴石碑等奠定了基础。孙氏的彩
绘不但在经络腧穴的规范化和提高教学水平等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并且在提高针灸
临床效果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此外，关于针灸临床，他正确指出，选穴要少而精，提
倡针灸辨症，主张综合治疗。因此，在论述一位合格的针灸医师时强调“若针而不灸，
灸而不针，皆非良医也；针灸不药，药不针灸，尤非良医；知药知针，固是良医”。他
的这一理论，早已为千百名针灸名家的实践证实是完全符合科学原理的精辟论断。“阿
是”穴是历代医师乃至现代针灸医学家所经常用于临床治疗的有效穴位，它以痛为穴，
并无固定部位，这是孙氏在针灸治疗学上的创造性发现。
    第六，提高疾病诊疗技术水平。孙氏创造的“验透膈法”是确诊胸背部化脓性感染
是否穿透胸膜引致脓胸的科学方法，这在当时应该说是人类医学发展高水平的诊断技术。
其方法是在胸、背或胁部脓疮疮面贴一薄纸或竹内膜，于光亮处观察竹膜是否随着病人
呼吸而有同步的呼气则竹内膜内陷，吸气则竹内膜凸出的节律性变化，如是则可诊断为
脓肿已穿透胸膜而已成脓胸，否则，尚未穿透胸膜，这在决定有效治疗方法上是极为重
要的。再如孙氏在医疗技术方面实际上已创造出有血清疗法性质的技术。其方法是对很
难根除癤病病人的治疗，他创造性提出用针刺或小刀在癤肿周围刺令出血，然后以刀取
血或渗出之血清与药物内癤疮中；他还叙述了用患者父亲的血与血汁接种患者癤疮中，
并强调疗效甚佳，这一创造是十分可贵的，思想是十分先进的，这与人痘接种技术之发
明是否有直接关系是值得给予考察与研究的。
    此外，孙氏还创造性发明了许多有效的医疗技术。例如经他改进的下颌脱臼手法复
位术至今还在临床中使用；他所记述的阴囊撕裂伤睾丸脱出之手术，还纳缝合术，运用
葱管导尿术，烧烙止血术，咽喉异物（针、钉、骨刺）剔出术，保留灌肠、压力灌肠术
等等，均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这些医疗技术，虽然后来在器具上有了极大的进步，
但其原理仍然沿袭着孙氏的思想。
    第七，发展卫生保健学说。两部《千金方》集中体现了孙思邈这位百岁医学家关于
延年益寿的思想与实践经验。综观两书，在此问题上有三个比较显著的特点：一是将老
庄“吐故纳新”思想指导下的“静功”与华佗等倡导的“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思想指
导下的“动功”结合起来；二是把一般人的养生保健理论技术与中老年常见病的防治结
合起来；
    三是严厉批判了服五石企图长生的思想，同时强调了服食植物类营养防病方剂的必
要性。这些思想和具体技术方法要求，把我国卫生保健、延年益寿的学说推到了时代的
高水平。
    第八，发展药物、方剂以提高临床防治疾病的效果。《千金方》在地道中药之规范
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同时，关于药用植物的野生变家种，以及植物药的采收时节、
加工保管和炮制等，也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理论和方法要求大都为现代所遵循，或
成为临床运用之依据。在这些中药学理论指导下，该书广泛收录了唐以前的医疗方剂。
《千金要方》记有医疗方剂4500余首，《千金翼方》记有医疗方剂2000余首，临床内科、
传染病、外科、骨伤科、妇产科、小儿科、耳目口齿、咽喉科等等数以百计的各种病症，
都选列了多少不定的医方，供作临床处方治疗时之参考。其中有许多前人的医方和孙氏
自创的方剂，至今仍有着比较广泛的影响。
    《备急千金要方》卷首以显著地位论述了《大医精诚》与《大医习业》，突出地强
调了作为一位优秀医生，必须具备高尚的医疗道德修养和精辟的医学理论、医疗技术。
为此，该书一一作出了医德与医术的严格要求，成为历代临床医生修养的准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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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本草纲目》
“明代最伟大的科学成就，是李时珍那部在本草书中登峰
造极的著作”
    《本草纲目》是一部中医学论述药物学的专著，其内容颇多博物学价值。明代著名
医药学家李时珍（1518—1593年）编撰于公元1578年，成书后几经周折，后初刊于万历
二十一年（1593年）。全书共52卷，收载药物1892种，其中植物药计有1094种，动物药
443种，矿物药161种，其他类药物194种。李时珍新补入药物374种。该书图文并茂，有
药物图1109幅。作者为了增加该书的临床参考价值，于若干药的论述中附录临床处方
11096首，其中8000多首来自作者临床经验之总结或多年之征集，有着较好的参考价值。
    《本草纲目》共分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服器、虫、鳞、介、
禽、兽、人等16部为纲，62类为目，其分部类的原则为“从微至巨，从贱至贵”。搜罗
群集，有谓其所参考之书多达800余种者，可谓“贯串百氏”的一代巨著。该书又在每
药物之下，标正名为纲，附释名为目，故命名其书为《本草纲目》。每药之论述内容，
则详之于集解、辨疑、正误、修治（炮制加工）、气味（药性药理）、主治（药效）、
发明（李时珍之心得体会和研究结论）、附方等。《本草纲目》之分类叙述方法是在前
人基础上的一次创造性发展，条分缕析，使读者一目了然，其分类方法实际上已具备了
现代生物进化思想的科学性。
    《本草纲目》的分类是先无机而后有机，先植物后动物。
    在植物类药物中，则先草、谷、菜而后果、木；在动物类药物中，则先虫、鳞、介
而后禽、兽，最后则叙述人类药。
    该书首先是对矿物药之科学分类，这在无机化学方面也已具备一定的水平。书中所
记载的19种单体元素，如：钠、钾、钙、镁、金、银、铜、锌、锡、汞、铝、锰、铅、
铁、砷、硫等等，如以化合物计则多至数十种。李氏所述之每一物质，均评论其来源、
鉴别与化学性。该书以单体元素为纲，对各化合物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和分类，大体上
对前代所存在的混乱作了澄清。在生物药的分类方面，可以说是划时代的，基本上采用
了“双名法”。其法虽不能与现代所应用的拉丁系统双名法那么科学精确相比，但在明
代却是世界上最为先进的。
    其次在关于动物药之分类方面，基本上有以下之特点，例如其虫类相当于无脊椎动
物，鳞类相当于鱼类和部分爬行类，介类则相当于两栖类和少数软体动物类，其禽类则
为鸟类，兽类系哺乳类动物。这种分类方法之依据虽然强调“从贱至贵”，但并非经济
或社会地位价值观念上的贵贱，实则包含着从单细胞生物到多细胞生物，从单一到繁杂，
从低等生物到高等生物的发展过程。就贱贵而言，作者将封建社会至高无上的龙与凤，
均列入相应的低一级类别，并不因为皇帝为真龙天子，也不因为凤为皇后，就提高龙凤
在该书类别中的地位。这就说明《本草纲目》“从贱至贵”的分类方法并非地位、经济
等之价值观。其分类方法富有科学性，代表了当时的先进水平，近代中外学者称赞其有
着生物进化论思想，为把人为分类法推向自然分类法作出了重要贡献。
    《本草纲目》在药物学发展方面，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不但订定了前人1518种药物，并以自己的亲身实践，调查研究，搜询访验，为中国
医药宝库增加新药374种，这对一位学者来讲是一个十分巨大的数字。这里仅举若干例
证说明之。
    在药物鉴别方面，《本草纲目》纠正了明代之前《本草》中的许多错误和非科学内
容。过去之本草著作往往将一物误认为二，如南星与虎掌，本来是一种药物，过去却误
认为两种药物；又如本应当分述的却混而为一，《本草纲目》以前每将葳蕤、女萎并为
一条，李氏经过鉴别则确认为两种；又如宋寇宗奭《本草衍义》中错误地“以兰花为兰
草，卷柏为百合”，苏颂《图经本草》将天花、括楼分为两处图形，而实际上本是一种
植物的根块与果实；前人错误认为“草子可以变鱼”，“马精入地变为锁阳”等等传说，
也都一一经过《本草纲目》而予以纠正，并指出鱼乃鱼子所化，而锁阳本是植物。
    关于水银的记述，更能说明李时珍严肃认真求实的科学态度和无畏精神。《神农本
草经》被封建社会尊为经典，其叙述水银“久服神仙”，晋葛洪《抱朴子》谓为“长生
之药”，《大明本草》称其“无毒”，唐甄权言其“还丹元母”。故在六朝之下，企图
贪生不死者因服之而成废身甚而夭者不知有多少。《本草纲目》批判了这一非科学的讹
传，指出“水银……
    入骨钻筋，绝阳蚀脑，阴毒之物，无似之者。”他严肃地强调：
    “方书固不足道，本草岂可妄言哉。”历史和科学实验均证实了《本草纲目》所论
述的水银，在当时达到科学发展的最新水平，对彻底根除服水银以求长生之荒谬做法产
生了积极的作用。
    关于生物对生活环境的适应，《本草纲目》也有独到见解。
    以动物药的描述为例，《纲目》对每一动物药的动物都有概括性的定义，多能抓住
各类动物的生物学属性特征。如指出“鸟产于林，故羽似叶；兽产于山，故毛似草”，
又说：“毛合四时，色合五方”，这都正确地掌握了禽兽对环境之适应以求保护的变异
特点。在动物相关变异方面，该书正确指出：“乌骨鸡但验舌黑”即可知其骨黑的鉴别
方法。《本草纲目》在有关药物的论述上，还强调了生物受到人工方法的干预而在生活
习性方面产生改变的特性。如记述的动物变野生为人工驯养，家种植物可以优于野生等，
说明当时对生物之遗传特征已有一些知识。
    在制药化学和实验研究方面，《本草纲目》较以前也有着突出的成就。所载制药化
学包括有蒸馏、蒸发、升华、重结晶、风化、沉淀、干燥、烧灼、倾泻等许多化学反应
的方法。
    所制取的醋酸铅（铅霜）；利用消石与矾石分解和氧化作用制取铅丹；以浓茶煎熬
五倍子，使其产生沉淀；经曲菌发酵水解而析出没食子酸的白色结晶，都达到了较高的
科学水平，甚至是最早的记录。在科学实验方面，作者不但亲自验证了罗勒子治疗眼翳
和自服蔓陀罗花以观察其治疗效果和麻醉作用外，还对若干药物的药理作用等进行了动
物实验。他观察大豆、鸡肠草等之药理作用，他解剖鲮鲤、蛇等多种低等动物，以证实
其解剖结构上的异同，进行了若干比较研究。这些方法在当时科学界也可以称得上是一
个创举。
    当然，未知或知之甚少在当时更是普遍的，在当时条件下不可知者也非少见。因此，
作者对若干药物的记述客观地指出“未审然否”，或谓：“亦无所询证，姑附于此，以
俟博识”，足可证明其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本草纲目》问世后其影响面之广而深远是创记录的。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由
金陵（今南京）胡承龙首次刊刻，世称“金陵本”，至今尚存有极少几部，除日、美、
德均有收藏外，我国仅存两部。1603年由夏良心等刊行于江西刻本《本草纲目》，世称
“江西本”，为仅次于金陵本之善本，现存于世者尚多。此后，重刻《本草纲目》者逐
渐增多，如湖北本（1606年）、石渠阁本、立达堂本等，均刻于明末之前。清代刻本以
张朝璘本（1657年）、太和堂本（1655）等为最早，其后刻刊者甚多。据现存国内之刻
印本统计，截止1949年约有70余版次。继《本草纲目》之后，我国药物学之发展在此基
础上虽不如其广博，然在发挥、深化认识上和吸收外来药物上取得了不断的进步，如赵
学敏撰《本草纲目拾遗》（1765年）等，几乎都是在其直接或间接影响下完成的。
    《本草纲目》不但在国内有着如此深广的影响，早在公元1606年即传至日本。据统
计，日本在1637—1714年间先后出现了《本草纲目》的8种刻本，此后还先后出版了日
文节译和全译本多种。日本学者研究《本草纲目》并有著作者多达30余种。《本草纲目》
在朝鲜、越南等也有较大的影响。大约从18世纪开始，《本草纲目》即传至欧洲，英国
大英博物馆、剑桥大学图书馆、牛津大学图书馆、法国国民图书馆等都收藏有《本草纲
目》的多种明刻本或清刻本。德国皇家图书馆收藏有金陵本。此外，在俄国（前苏联）、
意大利、丹麦等也都有收藏。美国国会图书馆也收藏有金陵本和江西本等。据英国李约
瑟博士考证，1732年法国医生范德蒙德曾将《本草纲目》中部分内容译为法文，几经周
折于百余年后在巴黎发表，引起著名化学家和化学史学者的注目。据研究，《本草纲目》
早在18世纪及以后的年代曾被部分摘译成法文、英文、德文和俄文，欧洲在19世纪对研
究《本草纲目》与中国本学产生兴趣，并由此而获得博士学位者。英国伟大的生物学家
达尔文在奠定进化论、论证人工选择原理的过程中，即曾参阅了《古代中国百科全书》，
其内容即《本草纲目》之内容。
    如达尔文在《变异》中谈到鸡的变种、金鱼家化史等，均吸取和引用了《本草纲目》
的内容。李约瑟博士在评价《本草纲目》时写道：“毫无疑问，明代最伟大的科学成就，
是李时珍那部在本草书中登峰造极的著作《本草纲目》。”“李时珍作为科学家，达到
了同伽里略、维萨里的科学活动隔绝的任何人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中国博物学家
中‘无冕之王’李时珍写的《本草纲目》，至今这部伟大著作仍然是研究中国文化史的
化学史和其他各门科学史的一个取之不尽的知识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