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大厦

Lukaslu

董卓领兵到洛阳，废少帝而立其弟，是为献帝。公元190 年，各地贵族豪强
起兵讨董卓，次年卓兵败退往长安，又次年被杀。但是东汉已国破势衰，各
路贵族、豪强据地称雄，互相火并不已。公元196 年，曹操出兵把献帝从洛
阳迎至许昌，从此汉献帝只不过是曹操手中一张王牌，东汉名存实亡。
汉代中国及其同时的世界 这个问题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论述。
（一）公元前2 世纪至公元2 世纪时的世界形势汉王朝兴起于公元前3
世纪末，灭亡于公元3 世纪初，前后延续了约400 年。这个时期也是古代世
界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到来之前的约一个世纪里，古代世界曾
经先后经历了亚历山大帝国、孔雀帝国、秦代中国的兴衰。在这三个帝国解
体以后，在西起地中海东至中国的广大区域中有一个秩序重建的问题。
从西到东来说，罗马自从在公元前3 世纪末取得第二次布匿战争胜利以
后，于公元前200—190 年的第二次马其顿战争中，于公元前192—189 年的
对塞琉古王国的战争中，均取得了关键性的胜利。从此，希腊化各王国不再
是罗马的对手，罗马已不可避免地要成为地中海文明区域的主宰，虽则这一
点的实现是在约一个半世纪以后。因此，公元前2 至1 世纪基本是罗马帝国
在发生中的时期：通过对外战争，罗马由地区性国家变为控制多区域的帝国；
通过内战，罗马从共和国变成了君主独裁的帝国。公元1 至2 世纪是罗马帝
国的盛世，到3 世纪罗马帝国开始了危机时期。安息独立于公元前3 世纪中
叶，但是到公元前2 世纪塞琉古王国衰落时，它才扩展成为一个强盛的帝国。
安息与罗马对抗于幼发拉底河一线，在西方势不可挡的罗马在这里被挡住
了。安息是游牧部落建立的国家，它用游牧人的骑兵战术在草原上能够抵御
罗马的强大的军团。从这种意义来说，安息与罗马的长期争衡，不仅有东西
方之间的对抗，而且有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对抗的特点。大体与安息同时独
立的大夏，只是在公元前2 世纪前半期一度比较强盛，拓境直至印度西北部，
但随后就在游牧民族迁徙的潮流中被冲垮了。迁入的游牧民族月氏人在这里
定居下来，公元1 至2 世纪间形成了贵霜帝国。这是一个把中亚和印度部分
地区结合起来的帝国，是游牧民族征服农耕民族后的结果。处于这一文明带
最东端的是汉代中国。大约与西汉同时兴起的匈奴帝国不仅从北面威胁着汉
朝，而且也威胁河西走廊和西域地区的各民族。月氏人正是在这种威胁下西
迁，引起中亚塞种人的迁徙，最后形成了贵霜帝国。汉在与匈奴的斗争中终
于获胜，公元1 世纪末，南匈奴内附于汉，北匈奴向西远迁。南匈奴逐渐转
向农耕生活，而北匈奴逐渐迁徙至欧洲，并在4 世纪时推动了日耳曼民族的
大迁徙。
（二）汉代中国与罗马帝国的异同在公元1 至2 世纪的罗马、安息、贵
霜、汉四个大国中，就领土面积、人口数字、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而论，罗
马与汉都大体旗鼓相当，而其他两国是不能与之相比的。因此，我们可以对
罗马和汉作一个比较，看看这两个古代大国有些什么异同。
第一，罗马帝国和汉代中国都是在战争过程中形成的，但是罗马帝国表
现为武力征服的结果，而汉代中国则表现为武力统一的结果。
罗马帝国的广大版图是在共和国后期的征服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而来
的。早在共和国前期，罗马作为一个城邦把本城和周围地区的人当作公民、
把战败后与罗马结盟的拉丁人、意大利人当作同盟者，到公元前227 年在西
西里部分地区建立行省时，又把行省人民当作臣民。到共和国晚期，拉丁人
和意大利人都获得了罗马公民权，行省数目大为增多。在罗马帝国形成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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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保持了共和国时期的传统。罗马国家是征服者，罗马公民在法律上是国
家权力的主体；行省臣民是被征服者，行省是“罗马人民的财产”。行省的
城市往往享有不同程度的优待，一般有地方的自治权；行省城市的人民的地
位约与同盟者相当，处于由臣民到公民的中间状态。公元1 至2 世纪时，罗
马公民权逐渐向行省更多的人开放。到公元3 世纪初，罗马公民权被赋与了
帝国境内的每一个自由民，但这时罗马帝国已在军阀统治之下，公民权已经
没有多大意义，而且还是一种负担（如公民有从军作战义务等）了。
汉王朝是秦王朝的继承者。秦始皇灭六国时，并没有使秦的人民获得任
何地位高于六国人民的特权。秦代中国中的一切自由民都称为“黔首”，没
有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区别。汉高帝刘邦是东方的楚人，率领东方的起义军
打入关中推翻秦朝，又靠关中和汉中人民的支持打败了东方的项羽，最后又
建都于关中的长安。刘邦既没有也不可能把楚人或秦人当成为征服者，而把
其他地方人当作被征服者。因此，在汉朝国内，除了王侯贵族和奴隶，其他
人都是“编户齐民”。编户是说他们都编入户籍，齐民是说他们地位是一样
的。编户齐民既不象罗马公民早期那样有参政的特权，也不象罗马行省臣民
那样被排除于政治权利之外。他们分布在不同的“爵”级之中：有低爵者只
能为民，有高爵者就可以当官。尽管绝大多数有爵的齐民只能为民，但是爵
级作为一种阶梯对于齐民至少在原则上是开放的。因此，对于各地的编户齐
民来说，汉王朝的建立是一种统一，而非一种征服。
第二，罗马和汉代中国作为幅员辽阔的跨地区的大国，不可避免地都要
划分行政区域加以统治。罗马广泛实行行省制，汉朝则广泛实行郡县制。二
者都由中央派官统治地方，具有相似之处。可是具体地说，二者又有十分明
显的区别。
在罗马帝国中，各个行省的情况差别很大，它们所受的待遇也不全相同。
例如，对于设在西西里的行省，罗马派一个总督去统率那里的罗马军队，并
掌握那里的最高审判权，另外派两名财务官主管财政税收。总督和财务官都
是每年一任，他们的手下并没有整套的官僚机构。当地的事，仍然由从属于
罗马总督的各个小邦自己管理。行省对罗马的最大义务就是向罗马纳税，西
西里省的定额是交纳收成的1/10。又如埃及则属于皇帝的私产，由皇帝派总
督统治。总督和财务官等高级官员由罗马人担任，人数很少，他们有一批希
腊人出身的官吏和包税人作为帮手。在广大的基层，埃及人的原有机构则继
续存在。在公元1 至2 世纪时，不少行省里都兴起了一批自治或半自治的城
市，每个城市都有一片或大或小的土地。总之，在罗马的行省体制中，不同
程度的地方自治相当广泛地存在着。
汉朝的郡县制则是中央直接统治地方的一整套行政系统。郡有郡守（后
改称太守）和郡一级官员若干人。郡以下是县，县有县令（小县称县长）和
县一级官吏若干人。他们都由国家任命，并按制度从国库领取俸禄。县以下
为乡，乡的“三老”是由地方长官从当地民众中选拔出来的，受命管理本乡，
也从国家领取俸禄。汉代中国没有任何自治或半自治的城市。汉武帝以后，
诸侯王国也名存实亡了。只有在西域这样的边疆地区才没有推行郡县制度。
因此，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程度来看，罗马帝国与汉代中国是难以比拟的。
第三，罗马帝国和汉代中国都是多民族的国家，各自也都有一个民族在
政治上处于主要的地位。这是二者之间的相似之处。但是就具体情况来看，
两个大国在民族构成上的区别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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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马帝国中，罗马民族在政治上处于主要地位。什么是罗马民族呢？
那就是罗马人和意大利人。意大利人不仅在语言、经济和文化上与罗马人关
系密切，而且是和罗马人共同打下帝国天下的核心力量。罗马人把意大利以
外的人（希腊人作为罗马文化的前导者例外）称为“蛮族”，这也说明他们
把意大利人和自己视为同一民族，而其他人则是异族。这个罗马民族在帝国
政治中无疑处于优势地位，但是他们又有其明显的劣势方面。首先，他们在
整个帝国人口的比例中只占少数。据一种比较适中的估计，整个帝国人口约
5400 万，意大利约有人口600 万，只占总数1/9。二则，在罗马帝国中，有
着悠久文化传统的是东方的各民族，有着杰出的文化贡献的是希腊民族，而
罗马民族，除了在法学上作出突出贡献之外，在文化史上的建树是不大的。
三则，在帝国中所谓的罗马化也是程度很浅的。在帝国东部，通用希腊语，
是所谓希腊化的世界；在西部，通用拉丁语，才是所谓罗马化的世界。而且
不论在东部或西部，拉丁语或希腊语（除在意大利或希腊外）只是通行于政
府机关和城市之中，在广大农村则仍是各地语言的世界。罗马帝国在文化上
实际是不统一的。
在汉代中国，汉族居于主要地位。汉族是由先秦时期的华夏族与夷狄各
族融合而成的。原来在中原地区华夷杂处的现象相当普遍，在春秋时期还有
华夷之间风俗不同的语言不通的问题。可是到战国时期，夷夏的区别在中原
广大地区基本消失了。例如，中山国本是狄族一支鲜虞人所建，可是如从河
北平山所发现的战国时期中山王墓中的铭文来看，那是看不出他们与华夏族
有任何差别的。这个华夷交融而成的民族共同体到了汉朝就称为汉人，也就
成为汉族的开端。在汉代中国，汉族人口占了全国总人口中的大多数。《汉
书·地理志》中记录了公元2 年（平帝元始二年）时中国人口的总数（59594978
人），又记载了各郡国的人口数字。中原汉族居住各郡人口数字总和，比汉
族和少数民族杂居的边郡人口数字总和显然多得太多了。再从西汉早期曾经
严重威胁北边的匈奴族来看，“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①。后来部分匈奴
人内附汉朝，成为汉代中国的重要少数民族之一，可是他们在总人口中所占
的比例就很小了。汉族人口在汉代中国占大多数，这是罗马帝国不能比拟的。
汉族不仅在人口上是国家的主体，而且在文化上也是国家的中坚。先秦时期
的灿烂文化和汉代文化是一脉相承的，而创造这一文化的主体民族也是前后
一贯的。汉代统治者把儒家学说定为正宗，用统一的思想来维护国家的统一。
这就更不是罗马帝国统治者所能做到的了。
（三）汉代中国与西方的交通古代东西方之间有一条重要商道，即“丝
绸之路”。可是在公元前2 世纪以前，只有葱岭以西一段业已开通，而葱岭
以东中国境内一段却尚待开拓。公元前138 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出使月氏，
中遭匈奴扣留，至公元前126 年方归。公元前121 年、119 年，霍去病、卫
青两次大败匈奴，控制了河西走廊，使匈奴远走漠北，这时张骞又奉命出使
乌孙（在今巴尔喀什湖东南伊犁河流域）。司马迁把他的两次出使称为“凿
空”，正是因为他第一次走通了前人未曾开通的道路。
张骞所走通的“丝绸之路”的东段，据《汉书·地理志》所记，有两个
分支。“自玉门、阳关（今敦煌西）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今新疆若羌一
带）傍南山（今阿尔金山、昆仑山）北波（循着）河（指二山以北诸河）西
① 《汉书·匈奴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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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至莎车（今新疆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
车师前王廷（今新疆吐鲁蕃西）随北山（今天山）波河（指今塔里木河）西
行，至疏勒（今新疆喀什市）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今费尔干
纳）、康居（约在今巴尔喀什湖与咸海间）、奄蔡（约在今咸海至里海间）
焉”（原作焉耆误）。这两条道都在天山以南，简单地说，北道在塔克拉马
干沙漠以北沿塔里木河西行，南道在塔克拉马干沙漠以南沿阿尔金山、昆仑
山北麓有河水之地西行。张骞第一次出使，去时从匈奴脱身经大宛、康居、
大月氏而至大夏，所走的可能是《汉书》所说的北道；回来时“并（傍）南
山”，则所走的肯定是《汉书》所说的南道。两道都由张骞开通。其实在这
两道以外，天山以北还有一条道。张骞第二次出使，从内地直到乌孙，又从
乌孙分派副使去大宛、康居、月氏、大夏。这样，他们就又走通了天山以北
的一条道，只是在《汉书》里对于这一条道没有作具体的记载。东汉时班超
经营西域，曾于公元97 年派甘英使大秦（罗马）。甘英已经到安息西界，准
备渡海，被安息西界船人所劝阻，未能实现。这是汉代中国使者在“丝绸之
路”上达到的最西点。
“丝绸之路”开通以后，中国的丝绸大量运销于西方，在罗马成为贵族
富人们普遍使用的衣服和帘幕材料。此外，中国的铁器、漆器等也输入西方。
罗马帝国玻璃器皿、毛织品，印度的宝石、香料等也通过这条路而输入中国。
此外，佛教也是经由这一大道而在两汉之际开始传入中国的，与佛教同时传
入的还有犍陀罗艺术的风格。
除了陆路以外，《汉书·地理志》篇末还记载了一条汉通西方的水路。
出发地是徐闻（今广东徐闻）、合浦（今广西合浦），船行约五个月，到都
元国；又船行约四个月，到邑卢没国；又船行约二十余日，到谌离国；再步
行十余日，到夫甘都卢国；又船行两个多月，到黄支国；“黄支之南有已不
程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这一条路上各个国家的具体地点，学者们考证
兼推测的结果颇有不同；唯黄支国在今印度东南部马德拉斯附近和已不程国
在今斯里兰卡，学者们大都是同意的。这样，这条海路大体可推定为从出发
地沿中南半岛和马来半岛海岸南下，在马来半岛东岸某处登陆，到西岸再乘
船西行至印度。印度的东南海岸和斯里兰卡，是西汉时中国航海家所达到的
最远点。《汉书·地理志》所记这条路的回程，不再中经陆路，但总的行程
时间加长，那大概是绕过马六甲海峡的缘故。这条海路是重要的，尤其在陆
上“丝绸之路”不通的时候。例如印度（天竺）在汉和帝时曾多次派使节经
陆路来中国。到东汉晚期西域路断，公元159 年、161 年，印度使节就改从
海上来了。公元166 年，罗马使节访问东汉，也是从海路来的。
张骞、班超的出使西域，罗马使节之来华，陆、海两路中西交通的开辟
——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表明亚欧大陆的东西两端之间建立起了直
接的往来，中国古典文明与西方古典文明的交流翻开了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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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古代世界的衰落
第一节 罗马的3 世纪危机和基督教的兴起
奴隶制的危机 从公元2 世纪末到3 世纪末，罗马帝国爆发了严重的社
会危机，史称3 世纪危机。危机表现为农业萎缩，商业萧条，城市衰落，财
政枯竭，政治混乱，以及贫民奴隶不断起义和大批蛮族乘机入境，帝国政权
陷于风雨飘摇、岌岌可危的境地。这种在罗马帝国社会中发生的全面而深刻
的危机，究其根源，是由于奴隶制的衰落和奴隶制社会矛盾激化而造成的。
罗马的奴隶制在帝国前期获得高度发展，后即日渐腐朽，成为生产力发
展的桎梏。奴隶被迫从事生产劳动，不仅缺乏劳动积极性，而且也妨碍使用
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推广先进的生产技术，加上奴隶以各种形式进行反抗斗
争，奴隶价格又不断上涨，因此，生产的成本增加而劳动生产率相应降低，
使用奴隶劳动已越来越无利可图了。在意大利，首先是农业出现凋蔽之势，
经营葡萄和橄榄业的奴隶制庄园入不敷出，大多改为牧场或任其荒芜，生产
急剧萎缩。安敦尼王朝的皇帝为了遏止农业衰落，曾采取多种措施，如涅尔
瓦设立低利贷款基金，并购买土地分给无地农民，图拉真规定元老必须以1/3
的财产投资于意大利农业等，但都收效甚微。到3 世纪，农业危机波及到北
非和高卢等行省地区，出现了全面衰退趋势。这时，大量使用奴隶劳动并与
市场有着联系的大田庄，开始转变为主要剥削隶农和具有自给自足倾向的大
庄园，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独立性越来越强。与此同时，在共和后期和帝国
前期发展起来的意大利各城市手工业，也因为奴隶劳动生产率低下和行省手
工业产品竞争和排挤而衰落下来。农业和手工业的衰退，必然导致商业萧条
和城市没落，而社会动乱和交通梗塞以及帝国政府横征暴敛的财政金融政
策，更是加剧了这一过程。
罗马帝国社会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之上。居于统治地位的奴隶主阶级享用
奴隶劳动创造的财富，生活日益腐化。他们不仅建造豪华的宫殿、别墅，将
大量土地围成花园和猎场，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而且挥霍大量钱财，举办
各种庆典娱乐活动，寻欢作乐。据统计，1 世纪中罗马节庆娱乐日每年为66
天，2 世纪时增加到123 天，到4 世纪则增至175 天。另一方面，奴隶制给
罗马社会留下了毒刺，使自由民鄙视生产劳动，在贫富分化加剧的情况下，
大量破产农民流入城市，流氓无产者人数与日俱增。1 世纪时，罗马流氓无
产者约有20—30 万人，到3、4 世纪竟达80 万人左右。他们游手好闲，完全
依靠社会赈济和富人的施舍，过着寄生的生活，成为罗马社会的一大赘瘤。
帝国国家机器维持庞大的官僚体系和军事力量，更是需要浩繁的经费开支。
皇室和宫廷的奢侈浪费也耗费大量钱财。在经济衰退，财政负担加重和税收
缩减的情况下，帝国政府强令各城市议会负责征集赋税，欠税则由市议员补
足。许多市议员不堪重负，宁肯出售土地，释放奴隶，放弃市议员资格，降
为小农，甚至有些市议员沦为隶农或逃亡他乡。这样，城市中等阶层便没落
了，不复成为帝国的支柱。帝国政府另一个弥补财政亏空的办法是发行劣质
货币。公元3 世纪初期，金币成色减少17％，银币成色减少一半，后来甚至
只含银5％。货币贬值引起物价飞涨，政府的货币开支随之扩大，于是便增
加赋税，再发行更低劣的货币，造成了恶性循环。同时，货币危机破坏了正
常的交换和商品货币关系，加速了商业萧条和城市没落，加强了农业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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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给自足倾向，二者互相影响，致使经济衰败之势更加恶化。
在社会经济发生危机的情况下，罗马帝国社会矛盾尖锐起来。处于苛政、
重税和战乱之下的小农，难以维持其地位，纷纷把土地献给大地主以求庇护，
然后再从地主手中租种土地，变成佃农。因此庇护制逐渐盛行，成为贫苦农
民向隶农转化的新途径。在高卢、北非和埃及等行省中，大批隶农即从庇护
制中产生出来。在此时期，隶农制获得进一步发展，其来源除了贫苦农民和
奴隶以外，又增加了迁入罗马帝国境内的日耳曼部落居民。日耳曼人进入罗
马开始于马可·奥勒略时代，到3 世纪则大批涌进罗马。其中，许多人后来
被安置在帝国边境地区，在移居地逐渐沦为隶农。在当时，由于奴隶制生产
关系和上层建筑逐步转为反动，隶农所受的压迫和剥削日益加重，地位日渐
降低，渐渐丧失了原有的自由身份，加强了对大地主及其土地的依附性。这
样，奴隶、隶农和贫苦农民的差别缩小了，他们的地位十分接近，这就为广
大下层群众联合起来展开反抗斗争，创造了便利条件。
政治危机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深刻危机，罗马帝国在3 世纪又发生了严
重的政治危机。这表现为政治混乱和内乱外患加剧，中央集权的帝国政府陷
入瘫痪状态。安敦尼王朝末帝康茂德被杀后，罗马就发生争夺皇位的内战。
近卫军在半年内换了两个皇帝，行省驻军也拥立皇帝，互相攻伐。经过四年
混战，潘诺尼亚总督塞维鲁得胜，建立了塞维鲁王朝（193—235 年）。
塞维鲁（193—211 年）既然依靠军队起家，自然以士兵为其政权的主要
支柱，建立军事独裁。他提高军饷，优待士兵，另建近卫军，任用军人为行
政官员。同时又改组元老院，使元首顾问会议成为国家最高机关，任命骑士
出身的官员对元老担任总督的行省实行监督，推行军队与官僚相结合的政
策。塞维鲁东征帕提亚，西伐不列颠，最后死于不列颠战争中。据说，他在
临死前嘱咐儿子们：“让士兵发财，其余的人可以一概不管！”
塞维鲁的儿子卡拉卡拉（212—217 年）继位后，继续巩固军事独裁，并
于212 年发布敕令，把罗马公民权授予帝国境内全体自由民，史称卡拉卡拉
敕令①。这一敕令是帝国时期扩大罗马公民权的结果，但在当时已无实际意
义。卡拉卡拉敕令的主要目的在于扩大税源，使帝国境内一切自由民都和罗
马公民一样担负遗产税及其他捐税，弥补财政空虚。不过，卡拉卡拉敕令的
历史作用和影响在于：既然行省的所有自由民都享有罗马公民权，行省的地
位则相应地提高，行省和意大利的差别也进一步缩小。卡拉卡拉在217 年为
近卫军所杀。代之而起的玛克里努斯（217—218 年）仅统治一年多便死去。
到亚历山大·塞维鲁（222—235 年）时期，母后当政，向元老院让步，元老
院组成特别委员会，在政治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当时采取了一些挽救危机
的措施，加紧缩宫廷开支，降低赋税，把土地、牲畜和奴隶分给边疆移民等。
同时巩固奴隶制，准许20 岁以上的自由民卖身为奴，并确定主人对隶农农具
的所有权。因为财政拮据，国家不得不降低军饷，结果引起士兵哗变，亚历
山大被杀，塞维鲁王朝宣告结束。
塞维鲁王朝灭亡后，罗马政局长期陷入混乱，统治集团内部纷争不已，
混战不休。策动士兵哗变的马克西密努斯（235—238 年）被宣布为皇帝，三
年后也为部下所杀。元老贵族把13 岁的戈尔狄亚努斯三世（238—244 年）
① 卡拉卡拉敕令把Dediticii 排除在自由民之外，他们不得享受罗马公民权。许多学者认为，Dediticii 是指不
久以前才被征服的部落，以及某些类型的被释放奴隶。他们在自由民中仅占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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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上皇位，但他在不久发生的兵变中丧生。近卫军长官、阿拉伯人菲力浦（244
—249 年）被士兵拥立为皇帝，他统治了五年即被戴基乌斯战败，取而代之。
戴基乌斯（249—251 年）统治时期，帝国北方边境受到蛮族严重威胁，他在
抗击蛮族的战争中阵亡。接着，戴基乌斯的副将伽路斯（251—253 年）被军
队宣布为皇帝。252 年伽路斯与哥特人签订了屈辱性和约，暂时保住了边境。
不久，伽路斯在内战中为埃米利亚努斯战败，但埃米利亚努斯称帝三个月后
被高卢和日耳曼行省军队的统帅瓦勒良击败，易位给瓦勒良（253—260 年）。
瓦勒良即位后，任命其子伽里恩努斯为共治者，分别应付帝国东西部边境的
紧张局势。当时萨珊波斯帝国兴起，与罗马争夺亚美尼亚和两河流域等地。
260 年瓦勒良在对波斯的战争中惨败，罗马皇帝第一次被敌人俘虏而成为奴
隶。据说，他被迫在波斯国王上马时俯身屈膝给前者当作脚蹬，后死于异国。
伽里恩努斯成为罗马帝国唯一执政者后，内乱外患进一步加剧，各行省贵族
策动军队哗变，推出自己的代理人，企图取代伽里恩努斯或与之并立，甚至
脱离帝国宣告独立，以致于全国各地出现所谓“三十僭主”。虽然这些僭位
者在不久之后大多遭到失败，但在一些地区分裂势力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
波斯图姆斯建立了高卢帝国，包括高卢、日耳曼、不列颠和西班牙地区，拥
有独立的军队和行政机关，自铸货币，完全脱离罗马存在了15 年之久。同时，
在叙利亚也出现帕尔米拉帝国，一度占据小亚细亚南部、阿拉伯北部和埃及
部分地区，这个割据政权也存在了10 年。罗马帝国处于四分五裂的局面。
伽里恩努斯后在政变中被杀，由骑兵长官克劳狄（268—270 年）继承皇
位。克劳狄及其三位继任者奥列良努斯（270—275 年）、马尔库斯·塔西佗
和普洛布斯（276—282 年），都是伊利里亚人，崛起于行伍，通常称为伊利
里亚诸帝。他们采取联合元老贵族的政策，无情镇压人民群众运动，并采用
以蛮制蛮的办法，吸收大量蛮族人加入军队，把蛮族移民安置于边境，逐渐
制止了蛮族入侵的势头。割据的帕尔米拉帝国和高卢帝国，也先后于272 和
273 年重新合并于罗马帝国。这样，到3 世纪80 年代初，罗马的政治危机渐
趋缓和，分裂的帝国暂时重归统一。
人民反抗斗争和大批蛮族入境 罗马的3 世纪危机使广大劳动群众遭
受深重的苦难，激起他们不断进行反抗斗争，起义烽火几乎遍及帝国各地。
早在塞维鲁统治时期，以布拉为首领的一伙被称作“强盗”的人，出没于意
大利，杀富济贫。这些“强盗”的活动实际上是反对现存社会秩序，其主要
成分是逃亡的奴隶和隶农，其中也有逃兵和失意的官吏。他们受到贫苦人民
的同情和支持，坚持斗争达两年之久。公元273 年，罗马城的造币厂工人和
奴隶发动起义，得到城市贫民的响应，起初使政府军遭到严重损失，后被镇
压下去。在西西里，263 年爆发了奴隶起义，其规模近于过去发生的奴隶战
争。公元238 年当阿非利加行省地方割据势力反对罗马皇帝马克西密努斯
时，也爆发了奴隶和隶农的起义。在“三十僭主”时期，北非又发生了一次
隶农起义，其领袖为法拉克森。起义者和摩尔人联盟，声势浩大，毛里塔尼
亚和努米底亚的许多地区都卷入了起义。在当时，小亚细亚也有被称为“强
盗”的人四出活动。在埃及，从2 世纪后半期起就发生“布科里”（牧人）
起义，奴隶和隶农纷纷投奔起义队伍，起义者在尼罗河三角洲聚众抗敌，长
期坚持斗争。
人民反抗斗争中规模最大、持续很久的是高卢的巴高达运动。巴高达之
名源于克勒特语，意为战士。巴高达运动的队伍，主要由奴隶和隶农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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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兴起于3 世纪60 年代，起义者进攻鲁格敦高卢的奥古斯托敦城（奥登），
经过七个月围攻，终于占领了该城，杀死了一些奴隶主贵族，夺取了他们的
财产。这次运动坚持三年有余，后为罗马皇帝奥列良努斯扑灭。但巴高达并
未停止斗争。到80 年代，巴高达运动又以更大规模发展起来，这次运动仍以
鲁格敦高卢为斗争中心。起义者组织了军队，以农民为步兵，牧人为骑兵，
消灭了许多大庄园，攻克了许多城市。他们推举两位首领埃里安和阿曼德为
皇帝，并自铸钱币。运动终为戴克里先皇帝的共治者马克西米安所镇压，但
它为帝国晚期更加广泛的人民群众斗争运动揭开了序幕。
罗马帝国社会发生的危机，严重削弱了边防，日耳曼部落乘虚而入，突
破边境防线大批涌入罗马境内。早在2 世纪末，从北往南迁徙的日耳曼部落
已对罗马边疆构成威胁。到3 世纪中叶，法兰克人摧毁了罗马在莱茵河中下
游设置的防线，进入高卢地区。另一支阿勒曼尼人继续南下，越过阿尔卑斯
山，到达意大利北部。在帝国东部，哥特人等越过多瑙河下游和黑海，占据
博斯普鲁王国和色雷斯，随后向南推进，屡次劫掠小亚细亚和爱琴海地区。
这些蛮族的入侵后被罗马暂时阻止了，但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罗马采取以蛮
制蛮的政策，导致罗马军队逐渐蛮族化，把大批蛮族部落居民以军事移民方
式迁到罗马边境，又为后来蛮族大规模入侵开了方便之门。
基督教的产生 基督教大约产生于公元1 世纪中叶，最早出现在罗马统
治下的犹太下层群众中间，不久便传遍整个罗马帝国。它是受罗马统治的人
民特别是犹太人民反抗罗马的群众运动的产物。罗马各地人民不断掀起反罗
马的斗争，都遭到残酷的镇压，他们找不到出路，转而把希望寄托于宗教，
于是产生了基督教并迅速传布开来。恩格斯曾经指出：基督教“最初是奴隶
和被释放的奴隶、穷人和无权者、被罗马征服或驱散的人们的宗教。”①
基督教从犹太人中产生出来，是与其历史密切相关的。古代居住在巴勒
斯坦的以色列—犹太人，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曾先后遭到埃及、亚述、
新巴比伦、波斯、马其顿、塞琉古王国的奴役和统治；到公元前63 年又为罗
马所征服。在罗马统治时期，犹太人屡次进行反抗，仅在公元66—70 年、113
—116 年、132—135 年就爆发了三次大起义，但都遭到血腥镇压。大批犹太
人惨遭屠戮，或被逐走，散居于叙利亚、小亚细亚和埃及等地。犹太人民特
别是流落异乡者深受国破家亡之灾，双重压迫之苦，在苦难重重和复国无望
的情况下只有在宗教中求得一些精神安慰，于是在下层居民中便出现了一些
秘密教派，原始基督教就是从这些秘密教派中逐渐形成的。
基督教最初是作为犹太教的一个支派或“异端”而出现的。它继承了犹
太教的一神论和救世主观念以及创世神话，等等，同时接受犹太教的《圣经》
而称之为《旧约》。但它与犹太教又有不同，信奉耶稣为救世主，说他是上
帝之子，为了拯救人类降临世间，到处传道显灵，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
死后三天又复活升天。并宣称耶稣将复临人间，建立理想的“上帝之国”。
所以，基督教把耶稣的神话传说作为基本教义，把耶稣受刑的十字架作为其
信仰的标志。其实，耶稣的生平未见于公元1 世纪的任何记载，《圣经·新
约》中有关耶稣的记载，都是在2 世纪才笔录成书，不足为信。历史上究竟
有无耶稣其人，历来争论不休，至今未有定论。耶稣可能是犹太人中某个秘
密教派的领袖，其事迹传说开来，被蒙上神话色彩，附会为神。所以，与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 卷，第525 页。

Lukaslu

说是耶稣创立了基督教，不如说是基督教创造了耶稣。基督教产生后，因其
主张与犹太教传统教义相抵触，犹太教不承认耶稣为救世主，遂将此派教徒
逐出教门。于是基督教便和犹太教分离，在地中海沿岸特别是在小亚细亚一
带发展为一个独立的教派，其信徒多为犹太人，也有非犹太人。其信徒的社
会成分有自由民，也有奴隶和被释放的奴隶，但主要以下层群众为主。
原始基督教的根本特点是打破了民族宗教的狭隘性，建立一种新的世界
性信仰。基督教不分民族，不分阶级，只要信奉耶稣，遵守教义，都可成为
教徒，得到上帝的拯救和赐福。加上基督教改革礼仪，废除了原始宗教大量
献祭和繁琐仪式，为其在罗马城乡居民中尤其是社会下层中的广泛流传打下
了基础。原始基督教既然作为群众运动自发的产物，他们起初在政治思想方
面表现出对现实的强烈不满，既反对富人，也反对罗马的残暴统治。《圣经·新
约》的《启示录》中把罗马比作巴比伦，诅咒道：“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
倒了，成了魔鬼的住处和各种污秽之灵的巢穴。”《马可福音》反映出原始
基督教徒对富人的憎恨，其中记述耶稣曾对门徒说：“那些爱钱财的人进天
国是何等难呵！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天国还容易呢。”在社会观方面，
原始基督教有着朴素的社会平等思想，主张建立人人平等、共同消费的理想
社会和国家。他们的一些社团实行财产公有，彼此互助，一起聚会、听布教、
祷告和享圣餐。
因为原始基督教徒具有反对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斗争精神，又不信奉
罗马旧神，不礼拜皇帝，拒不服兵役，因此遭到罗马统治者的迫害和镇压。
据塔西佗记载，尼禄皇帝把公元64 年罗马发生大火归罪于基督教徒，进行大
规模的迫害，惨无人道地害死了许多基督教徒。以后，罗马统治集团对基督
教继续实行镇压，禁止教徒举行礼拜，没收他们的财产，屠杀传教者。政治
迫害并未压倒基督教徒，基督教获得迅速发展，传遍帝国各地。然而，原始
基督教虽然具有战斗气息和反抗精神，但它毕竟是一种宗教，不可避免地具
有消极性、虚妄性和空想性，一开始就是下层群众自我麻醉的一种幻想，这
就是基督教后来发生演变的内在原因。
基督教的发展和演变 基督教产生后，迅即广泛传播，不仅在巴勒斯
坦、叙利亚、小亚细亚和埃及，而且在希腊乃至意大利半岛，都出现了基督
教的组织。这固然由于基督教的教义和礼仪打破了民族和国家的界限与隔
阂，具有世界性宗教的因素，但更重要的则是当时罗马帝国统治的残暴和人
民生活的痛苦，以及旧的民族宗教信仰发生危机，使人们转向新的宗教领域
寻求精神安慰。这些为基督教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基
督教平等博爱之说，信徒之间衣食互济，患难相恤的淳朴之风，以及对富人
权贵的鄙视，对末日审判正义必胜和救世主行将降临世间的信念，对于受尽
现世压迫和呻吟于奴隶制之下的广大劳苦大众，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因
此，基督教徒日益增多，声势日振。然而，随着基督教的广泛传播，其教徒
的成分也趋于复杂化。不少富裕农民、工商业者和奴隶主，甚至社会上层人
士，也都信奉基督教。有产者入教，不仅改变了原始基督教社会成分，而且
使基督教的组织和教义也发生变化。他们向教会捐献财物，施加各种影响，
加上他们在文化知识方面的优势，因而在教会中逐渐取得领导地位。起初，
基督教的组织和活动均很简单，只有一些游方的使徒在分散的基督教社团中
巡回传教，信徒们聚集一起进行宗教说教，共同用膳，并无固定的组织。后
来，各地逐渐产生先由长老后为主教等神职人员主持的教会，规定了一套教

Lukaslu

规，设置了财库，正式形成基督教会。这些教会则被有财有势者所控制。
在基督教流传过程中，其教义也逐步变化。传说耶稣死后，其门徒继续
传教。由于信徒人数众多，社会地位不同，在基督教内部出现了以彼得为代
表的犹太基督教徒和以保罗为代表的非犹太人或称“外邦人”基督教徒。他
们对原始基督教义的解释存在分歧，进行论争，结果保罗派占据上风，其思
想观点在基督教经典中占有优势，成为正统，并在组织上控制了各地教会。
保罗派成员中，不少是中等阶级，甚至还有达官贵人。他们在改造教义和编
纂《圣经·新约》过程中，大量吸收了希腊罗马庸俗哲学，特别是吸收了斐
洛学说和新斯多噶派的伦理思想。他们将斐洛学说中的逻各斯与救世主思想
结合起来，演化为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教义，接受新斯多噶派的神
主宰一切，以及忍耐顺从、精神忏悔、禁欲主义、宿命论等观点，作为基督
教义的思想原素，从而使原始基督教义加入新的内容。但为了对社会下层保
持吸引力，保罗派又不得不对彼得派有所让步。因此，体现在《新约全书》
中的基督教义主要反映了保罗派的观点，但在同时又是两派互相斗争和妥协
的产物，这就是《新约全书》中内容存在着许多矛盾的原因。这时，原始基
督教那种反对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战斗精神与争取社会平等的思想渐趋淡
化，而逆来顺受、爱仇如己、希冀来世的教义则被提到首要地位。它甚至宣
扬君权神授说，美化皇权，承认现存社会制度和秩序的合理性，提倡服从主
人，甘当顺民。这样，到公元2 世纪中叶基督教正式形成后，便开始成为统
治阶级愚弄人民的工具。
在3 世纪危机中，基督教获得进一步发展，并继续演变。据统计，公元
3 世纪已有基督教徒600 万人，许多大地主、富有工商业者和官吏、皇族也
都加入基督教。教会日益增多，公元3 世纪后半期罗马境内约有1800 多个教
堂，遍及帝国各地。罗马、拜占庭、迦太基、亚历山大里亚等城市的教会逐
渐发展为所在地区教会的中心，居于领导地位。这些教会掌握在有产者手中。
2 至3 世纪起，基督教会中开始出现一批神学家、著述家和护教学者，其中
贡献较大和思想纯正者被尊称为教父。他们竭力宣传帝国和基督教利益的一
致性，一再表白拥戴皇帝，愿为帝国效劳，力图向奴隶主政权靠拢，而罗马
帝国的统治者也逐步了解基督教，对基督教由实行镇压迫害改为采取宽容政
策。到帝国后期，基督教完全失去被压迫者宗教的性质，蜕化为奴隶主阶级
进行思想统治的工具，最终实现了基督教与帝国政权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