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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门渔夫台海系列之十二:从李光辉的传奇到李登辉的“媚日”(完整篇)
前言:
马英九选择李登辉一手培养提拔的萧万长担任竞选拍档,并宣称“尊李”,推崇李登辉对台湾主体意识的坚特、推崇李登辉的经济成就、推崇李登辉的务实外交和两岸定调,确定“尊李”为竞争主轴。
我等大陆人,在资讯封锁之下,对李登辉有多少了解?
本人以有限的资料,写了《李登辉,从“统一旗手”到“台独教父”的半神半兽》、《一评中共与李登辉反目成仇的原因:谁代表中国文化的前进方向》、《二评中共与李登辉反目成仇的原因:谁代表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今日,完成《从李光辉的传奇到李登辉的“媚日”》全文后,在我计划写李登辉的系列文章中,就剩《三评中共与李登辉反目成仇的原因》了。
出于资料和学识限制,本人所写文章,难免有谬误之处,仅供批判。
三百门渔夫台海系列之十二:从李光辉的传奇到李登辉的“媚日”
一、最后一个皇军
1944年夏至1945年初,美军凭借强大的海空优势,在太平洋战争中采用“越岛战术”,重创日军,先后攻占了日军固守的战略要地塞班岛、关岛、菲律宾、硫磺岛和冲绳,为进攻日本本土(或迫使日本投降)建立了稳固的战略进军基地。驻守上述战略要地的日军在美军强有力的打击下虽经顽强抵抗,但终究经不起拥有强大海空优势的美军的强有力打击,在付出惨重的伤亡代价后,终于溃不成军,绝大多数战死,少数人被俘,极少数人失踪——这些极少数拒不投降的日军在失去抵抗能力后,或藏身于阴暗潮湿的山洞,或躲进人迹罕至的热带丛林,虽然战后他们早已被列入战地失踪者名单,几被历史和人们遗忘。但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之后被陆续发现。
最后一个投降在皇军,于1974年12月9日,在印度尼西亚莫罗泰岛被村民发现。村民看见一个赤身裸体、满头长发的“野人”在原始森林中奔跑。这个“野人”身轻如猿,攀岩上树如履平地。 印尼地方当局闻讯后立即派人搜索,经数日围捕,终于在该岛密林深处的树巢中将其抓获。经询问获知,此人是未投降的日本皇军陆军一等兵中村辉夫。三十年间,他只身藏匿于莫罗泰岛的热带丛林中,靠采集野果、草药和捕捉林中小动物生存。其所住的竹搭小屋,仍有战时所用的三八式步枪、十八发子弹、军用水壶和钢盔等。
最后一个投降的皇军,中村辉夫,不是日本人,是台湾人,台湾原住民,李光辉。
日本政府宣布,这位现实生治中的鲁滨逊,到日本还是回台湾,尊重李光辉的意愿。1975年1月9日,李光辉回到老家台东县,准备与妻儿团聚。
李光辉在赴印尼前,娶妻李兰英并生下一子李弘。因李光辉被日本和民国政府宣布死亡,李兰英为抚养李弘,改嫁邻村黄金木。黄金木知道李光辉还健在,决定搬出与妻子李兰英共同居住的家,到另一个儿子黄阿仁家中居住,把“丈夫”的位子还李光辉。
李光辉回到台东后,知道妻子已改嫁另组家庭,也不愿干扰他们的生活,他拿出十万台币给年老的黄金木后(日本政府发给李光辉3百5拾万日元外,日本内阁成员和民间也给他捐赠了一万多美元,七十年代中期,这算一笔大钱,足以让他后半生生活有依),自己购买了一处新屋独居。
二、杀戮台湾:苦难的历史
按照连横(连战他爷)的断代,台湾的历史自荷兰人发现台湾开始。此前,称为台湾的史前时代,当地原住民(也称高砂族、高山族)是太平洋南岛语系印度尼西亚语族人种,在岛上过着渔猎、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史前时代的台湾之所以与世隔绝,不与外人相通,不为外人所知?笔者认为,与台湾原住民的“猎头”习俗有关。荷兰人占据台湾前,中国人自唐宋起大量移殖南洋各地,为何唯独近在咫尺的台湾,岛上没有中国人的踪迹。不是没有,而是来者尸首分离、有来无回。不论是海难、还是迁徙移民,上台湾岛的外来人,与原住民相遇的后,可能多被割头,是造成台湾少有历史文献记载的原因。
四百年的台湾史,分为荷据时期、明郑时期、清统时代、日治时期和民国时期。四百年的台湾史,大部份时间里,是多数台湾原住民和到台湾拓殖汉人的苦难史。
荷兰人统治台湾后,开始招募大陆人到台湾殖民。当年的大陆农工,多是迫于饥寒、谋救生存,才到台湾拓殖,在很长的时间里,多数是孤身前往,其危险程度,远远高于今日大陆下井挖煤的农民。
危险来自原住民的猎杀,台湾高砂、平埔两族的原住民,有猎头的习俗,即所谓的“出草”。对到台湾拓殖,侵蚀了原住民生存圈的汉人,原住民以割头伺候,不断袭击,到台湾拓殖谋生的大陆农工,落下头颅无数。最可恨的是荷兰人,还有清政府,对大陆殖民者,若有不顺从或有反抗之处,即招揽原住民一起镇压。镇压手段很简单,成本也很低:先用枪炮将聚拢在一起的汉人打散,剩下的事,交给原住民,汉人的头颅,就是对原住民的奖赏。
互相间屠杀的结果,原住民从三、四十万人减到十多万人,而早期汉人拓殖者的非正常死亡率估计也在五成以上。
到了满清统治时期,部份原住民逐渐汉化,大部份被压挤入中东部山区,来自泉州一带、漳州一带和粤北山区的客家人占据了西部、南部耕地,本土台湾人就是这些拓殖者的后裔。
残杀没有因原住民退居山地而停止,大规模的分类械斗,由于满清官员贪腐无能,司法不公,行政无效而在漳、泉、客籍之间惨烈展开,满清政府不断地联合一派镇压一派,让台湾人之间,杀到昏天暗地,血流成河。以籍贯聚集的分类大械斗,相互掠杀,到日本人统治时,才被日本人公平的司法制度和有效的行政所抑制。
三、台北烽火
在日本出生、中日混血儿,“倭寇”头领郑芝龙的儿子郑成功把荷兰人赶出台湾,开启台湾的明郑时期,汉人大规模移殖台湾。
明代“倭寇”,实际是亦商亦盗的中国海上武装贸易集团……中国海商。其时,中国海上武装贸易集团,称雄东太平洋,匍匐牙、荷兰人东来时,屡屡败在中国海上武装贸易集团手下,初时依附于中国海上武装贸易集团,向中国海上武装贸易集团交保护费。中国海上武装贸易集团,经营从日本到中国到南洋的海上贸易。明朝海禁封关,不准贸易时,海商财路被断,逐向明军据点、官府城镇发动进攻,屡屡攻城拔寨,大败明军。明军败将和官员不敢承认败于中国海商,谎报“倭寇”袭击,从此,中国海上武装贸易集团,被官方和史书,记为“倭寇”。
明未清初,郑芝龙父子征服其它“倭寇”,郑氏势力,称霸中国东南沿海,成为南明依靠的支柱。满清攻入福建,郑芝龙投降,郑成功因其日本生母被清军所杀,发誓报伤雪恨,驱清复明,据厦门(改名思明)抗清。
郑成功反攻南京战败后,考虑到厦门守不住,逐定先取台湾、后取吕宋之策,打败荷兰,统治台湾,并屡屡威胁满清东南,多次反攻大陆。清军终以其国力优势,打败郑氏集团,把台湾收归版图。
1894年,满清与日本之间为了争夺朝鲜半岛的控制权,在朝鲜和往朝鲜运送兵力的海上补给线爆发甲午战争,满清国大败。1895年4月17日签订马关条约议和,将台湾、澎湖及辽东半岛等地割让给日本。
台湾的官员、士绅和住民对割让台湾感到震惊哗然,在满清南洋大臣张之洞的暗中策划纵容下,台湾宣布独立,成立“台湾民主国”,巡抚唐景松出任总统,客籍士绅丘逢甲任副总统,因甲午战争而增派台湾的近数万清兵负责防守,清朝暗中以民间捐助名义往台湾运去百万计银元、武器。
1895年5月29日,日军在今日台北县贡寮乡一带登陆,清军不战而溃,携械逃亡,总统(抚巡)唐景崧、副总统邱逢甲也携款逃回大陆。
台北城内,不战而溃的广东兵(广勇)和湖南兵(湘勇),对台北市民行抢掠。黑夜进行、白天也进行;起先是着便装行抢,后来军装也懒着换,身着清军制服携械结伙烧杀,居民、商户、官署均遭劫难。听说台湾巡抚衙门饷银百万两,守城清兵纷纷抢进巡抚府,并互相开枪,自相残杀,并放火烧了巡抚衙署,把台北城变成人间的活地狱。
以“台湾茶叶之父”着称的李春生,召集李秉钧、吴联元、陈舜臣等台北商人、乡绅,群聚于艋舺龙山寺讨论生存之道,会议决定派代表迎接日军进城,平定清军之乱。然而无人胆敢出任代表。
29岁的鹿港小混混辜显荣(已故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之父)于是挺身而出,自愿担任代表。他举着白布条独自到地名为 “水返脚”的日军司令部,把台北的现况告知日本人,恳请日军早日进占台北。大感意外的日军半从信半疑的时候,李春生等台北仕绅与留在台北的欧美人商议后,又派出三个外国人,一个德国商人、一个英国商人、一个美国记者为代表,前来敦促日本人进入台北,维持治安。
日本人立刻请辜显荣带路,于六月七日清晨,引导日军快速赶到台北北门城下,向无人防守的城墙开火。住在北门,以卖芋粿维生的老妇人陈法和她儿子冒着日军枪炮,快手快脚登上城墙,放下梯子,让日军顺着梯子爬上城头,打开诚门进入台北城。日军在剪掉了长辫子的台北人的配合下,肃清在城内烧杀抢夺的清军。六月十七日,日本在台北宣布对台湾始政。
四、后滕新平和新渡户稻造
1895年,满清将台湾割让给日本。1898年,后滕新平出任台湾民政长官,台湾进入一个史学上称谓的:后滕时代,开始了台湾的现代化。
这一时期的殖民当局,政治上采行怀柔政策,顺应台人敬老尊贤的传统观念,召开飨老典、扬文会,并鼓励诗会活动,颁发绅章并启用地方乡绅;军事上,对抗日武装和占地为为王的土匪、山寨改剿为抚,由辜显荣组织保良局进行分化、招抚;经济上进行人口、土地林野调查,兴建港口铁路等基础工程,扶植农业和工业发展;启动教育、卫生等现代化进程的基础工作。
1901年至1903,后滕新平请来享誉国际的日本教育家、农学家、政治家新渡户稻造出任台湾殖产局长,新渡户稻造提出的「台湾糖业改良意见书」,分析了近期岛内糖业衰落的原因,提出了改良台湾糖业的具体方法,其主要内容为:购入外国甘蔗品种,改良耕种方法,增加灌溉措施以改良土壤;加强技术指导,改良老式糖廓,从技术和资金两方面扶持本地人发展新型糖厂,引导日本国内资本到台湾投资糖业。新渡户稻造还设计台湾糖产组合组织,用今天的话语,就是“公司十农户”的模式。日本殖民当局全面采用新渡户稻造的意见,引入爪哇玫瑰竹种,给农民补助蔗苗费、肥料费、制糖机械费,提供贷款;对耕作甘蔗而开垦官有土地,垦成后无偿赠与。
在日本殖民当局保护政策的扶植下,台湾新式制糖企业和甘蔗种植业大为发展,糖产从1902年的3万吨增1939加到113年泊万吨,成了世界砂糖制造中心,其砂糖出口到中国大陆、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北美、欧洲等地。
在稻米种植上,引进蓬莱种育出台中65号稻种,修造水库水利增加灌溉面积,稻米产量从1901年的998万石增加到1938年的3195万石,粮米产量超出本岛需要的一倍。
台湾工业和台湾的现在化,以农业的飞速发展为基础扎实展开。在产业总值中,农业产值所占比率由1905年的75%降到1940年的41%,完成了台湾工业化。其时,台湾电力的装机容量达到31万千瓦。
日据时代的台湾建设,无论是为了供应宗主国日本的需要,或是做为日本侵略南洋国家的工业基地,心态是好是坏,其带给台湾当时和后续的发展,却是正面而重大,其终了的结果,替台湾完成了现代化的基本建设。或许日本当初只是想让台湾这只瘦小的鸡生蛋,事实上,却把台湾不小心给养肥。
后藤新平对台湾的现代化的最大贡献,是在台湾建立了一套卫生和教育体系。十九世纪之前的台湾,是一个瘟疫横行的美丽岛,台湾人饱受鼠疫、霍乱、疟疾、天花、脚气诸疾之苦,后藤新平把卫生机构与警政组织勾连运作,用强制性的措施改变人们的卫生习惯,防治流行性疾病。鼠疫1896年由香港传入,其后22年肆虐各处,死者二万四千人,1917年被完全肃清,警察在灭鼠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天花因强迫种牛痘,1903年后锐减;对霍乱大体建立一套防治体制。脱离瘟疫的威胁,是台湾现代化进程中比经济成长更重要的一步。
教育方面,殖民地政府建立了新式中小学教育体系,普及初等教育,至1920年时,台湾人小学就读率男子39.1%,女子为9.4%;1943年男子小学就读率男子80.9%,女子为60.9%。
相对於饱受战乱欺凌的中国,台湾人民却拥有更好的教育水准及生活环境、生话质量。以1940年台湾人的卫生,教育,收入,家庭开支和食品结构等指标,其时,台湾人的生活质量,不低于大陆1980年的水平。在杀戮中渡过数百年的台湾,社会安定、生活富裕。
台湾人的日本情结,就此产生。六十年后的今日,日本仍是本土台湾人最有好感的国家,更不要说生活和经历过其时其景人们。1943年,日本在二战中前线吃紧,在台湾募集志愿兵,名额六千人,有601147人志愿应募,百里挑一。日本每次在台湾募集志愿兵,都有数十万人报名应募,最著名的,就是高砂义勇队。至1945年4月盟军迫近台湾,改为征兵制前,计有16500人志愿服役,开赴战争。还有更多的人被雇在军队充当杂役、翻译,被派往中国大陆及东南亚。
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台湾人并不认同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不少台湾知识青年,或投入台湾自主运动,或参加台湾共产党,参与台共领导的台湾独立和民主运动。1945年,日本投降后,台湾人仍然欢呼回归,对能够打败日本的祖国,充满敬畏和期待。
五、祖国来了!
1945年8月15日中午,日本天皇裕仁广播《停战诏书》,宣布接受《彼茨坦公告》所规定的各项条件,无条件投降,台湾回归中国。
对能够打败日本的祖国,台湾人充满敬畏和期待。1945年10月下旬,第70军在基隆靠岸登陆时,人们涌向码头,自发地欢迎祖国的到来。作家吴浊流描述当时台湾本省人欢迎来自“祖国”的接收人员,这样叙述:“对这些接收人员,台湾人打从心底以对待英雄的方式欢迎。十月十七日,从祖国来了第七十军的三千人,与长官公署的官员一起在台湾登陆,这一天的欢迎情形,真是不得了,台北市不用说,远从台中、台南、高雄等地赶来的也不少。军队所经过的路两旁,砌成了人墙,其中有些日本人乖乖地并排站著,使我觉得异乎寻常。学生、青年团员,还有乐队,连谢将军和范将军也被抬了出来”。台南县佳里镇的著名文学家医生吴新荣,在参加地方上的“国庆”庆典时,也这样有感而发:“在这瞬间我们感激之至,不觉流泪,不期在此一生,台湾竟能光复,我们能做一个中国人了”。
70军带给期待中的台湾人的祖国第一实感。这个祖国第一实感是什么,其时,担任宪兵第四团团长的高维民的回忆口述是这样:
“廿五日接收以前,我便装到台北各地走过,发现这个地方秩序井然,现象真好,并从新职人士中得知“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商店订价后不作兴讨价还价,店东可说是童叟无欺,对每个人都很和蔼、诚实。风气太好了,我非常感动。但是七十军的部队实在太糟,该军在基隆未下船前,虽有零星上岸,披着毯子,拖着草鞋,随便在船边大小便者,而因范围小,影响不大,正式下船时,虽然整队而行,其服装破烂,不堪入目,于夹道欢迎的人群中,顿使台省同胞失望。……七十军是先我一周来台的,这些兵于十月廿五日开始接收之日放出来以后,问题多了……当时台胞普遍都骑脚踏车(自行车),譬如到邮局办事,都把车停在邮局前面的车架里,那些兵一看没锁,也没人看,骑了就走。……那时候没铁门,也没有围墙,只是用几块石头,围成院子种些花草,也有少数士兵一看屋里没人,跑进去拿东西,这在过去从来没有的。还有,不守秩序,他们习惯的坐车不买票。搭火车不走正门,从栅栏上就跳进去;上车也不走车门,从车窗就跳进跳出。当时只有一家大陆口味的大菜馆蓬莱阁,该军一少校参谋吃饭时,对女招待动手动脚,惹起反感,乃开枪示威。”(高维民口述,福蜀涛记录,<台湾光复初时的军纪>,载《中华杂志》廿五期,1987)。
“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是台湾留给大陆人最深刻的印象,从大陆来的记者、接收人员当时发回的报告及事后回忆,被提到最多的一点,就是这个。
“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台湾,来了一街国民党兵和接受官僚及随从后,文化的冲突,其情其景今人应该能够想象得出来。第70军及其后续进入台湾的大陆部队,被称为:贼仔兵。
腐败一般都具有整体性,上下左右同流合污,行政和军事系统,从来就是一个绳上的两个蚂蚱,要腐败一起腐败,这是历史和现实,全世界一个模式,谁比谁好不到那去。
陈仪对此心知胆明,初到台湾在广播电台广播,他向台湾同胞说:“我们公务人员有三件事情不做的,不偷懒、不欺骗、不揩油”,很多台湾人听了“不揩油”,都茫然不知所云,不知道什么叫“不揩油”?经过日本人五十年统治,台湾人无法想象公务人员偷懒、欺骗、揩油,官员贪污受贿,国民党的接受官吏,则以“五子登科”的大戏,活生生地给台湾人上了刻骨铭心的一课。
有些台湾人抱怨:盟军给日本的报复只不过扔了二颗原子弹,而祖国给台湾的报复是来了满街贪官污吏、贼仔兵。
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人形容日本人为“狗”,国民党到台湾接受,大陆来的官吏和部队被比喻为“猪”。1947年2月号《台湾文化》在《新伦理的争辩》一文中这样解释:“本省人把日本人叫做狗,是因为狗是兇恶的动物,日本人很兇恶的压迫本省人,如狗很兇恶的咬人一样。但是狗能替主人守门防贼,所以叫他们做狗。本省人起先很尊敬外省人,后来看透了一部分外省人的行为,有点像猪,因为猪是“不洁不净”、“光食而不做事”的动物,“不洁不净”就是贪污,“光食而不做事”就是“做事不负责”,“没有责任心”的意思,平心而论,像这样的外省人,实在不少”。
可以这样说,虽然台湾人对日本人统治取得的经济和社会成就感到满意,但还是有很多台湾人并不认同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不少台湾知识青年,在日治时期,或投入台湾自主运动,或参加台湾共产党,参与台共领导的台湾独立和民主运动。是国民党接受人员的行为,强烈的比对,激发了台湾人的日本情结。
六、李登辉的“媚日”
如何看待日本对台湾的统治,不论是清时的梁启超,还是战后国民党的蒋介石;不论是二战前的大陆媒体,还是战后赴台接收的大陆官吏,人们都赞叹日本人的法治和行政成果,台湾的经济成就。
尽管如此,在日治期间,很多台湾人并不认同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不少台湾知识青年,或投入台湾自主运动,或参加台湾共产党,参与台共领导的台湾独立和民主运动。首先投入争取台湾摆脱日本殖民统治的“解放运动”的,就是既受益于日本统治,又受日本文化影响最深的留日台湾学生。李登辉就是在留日期间受到共产主义思潮的影响,接受台共提出的“台湾民族”概念,投入反对日本殖民统治台湾的台湾独立运动的。
台共虽以“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名义成立,实际则接受中共的指导,在中共的协助下于1928年在上海成立。台共提出了“台湾民族”的概念,认为台湾人乃是列宁当时所倡导之殖民地革命当中的弱小民族,在近代世界史的发展过程中,从17世纪荷兰之占领南部、西班牙之占领北部开始,就是台湾殖民地历史的序幕。其后,郑成功征服台湾,割据荷、西殖民者所占领的土地,又将中国的封建制度介绍到台湾。台湾民族的最初形成,就是在殖民与封建的交织过程中进行的。之后,台湾人历经清朝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终于在这样的历史过程中建立起台湾民族的共同利益和共同连带感。因而台共的纲领提出1、 打倒台湾总督府及日本帝国主义;2、 台湾民族独立;3、 建立台湾共和国;4、 土地归于贫农。
李登辉的意识形态基础,为台湾民族寻求出路和对土地、农村问题的左倾思想,源于台共的上述论述和和纲领。
李登辉试图在日本文化、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中寻找台湾人的出路。在中国方化方面,共同的思想倾问和日文的运用,让李登辉深受同为留日的作家鲁迅和郭沫若的影响,郭沫若的“十批”和鲁讯对中国文化的批判给李登辉留下深刻的烙印。李登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认,有极其浓郁的左派色彩,可以说,与中共在大陆的破四旧,全盘否认中国传统文化,有共同的意识形态基础。
在李登辉的年轻时代,海内外左倾华人,都在西方思潮中,寻觅民族振兴之路,十月革命,为中国送来共产主义。中共倡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台共对台湾民族解放的诉求,深深地打动了认真研读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李登辉。1946年3月,李登辉从日本回到台湾大学农业经济系学习,很快就和在台湾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接上了头,并加入中共,参加地下共产党组织活动,参加地下共产党领导的抗议游行。
1949年,李登辉完成题目为《台湾农业劳动问题研究》的毕业论文,利用马克思经济学,将阶级问题和农业相结合,论述台湾所面临的农业问题。同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大陆取得胜利,国民党退据台湾。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完成,并没有给中国农民带来自由和幸福,倒是美国先后在日本、台湾推行的土地改革,带来了现代化的进程。二二八事件的产生,日据前后台湾社会经济面貌的变化,大陆与台湾的对比,新日本的重建和飞速发展。这些,都刺激着“马克思男孩”李登辉的每一根神经。李登辉说:“三十岁前不相信共产主义是没梦想;三十岁后还相信共产主义叫不实际”,在相信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想破灭后,李登辉重新审视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和他魂牵梦挂的台湾农业问题。他留学美国,回台后在美国资助的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台湾农复会)任职。对历史和中西方文化的重新审视,个人的感同身受,让李登辉选择了在儒家文化传统下全盘西化的日本这一榜样,这是李登辉“媚日”的开始,是李登辉告别“马克思男孩”的锐变,李登辉重新认识台湾近代化的推手后滕新平,迷上规划推动台湾现代农业的新渡户稻造。从五十年代开始,告别“马克思男孩”的李登辉,走上模仿新渡户稻造人生历程之路。
农业经济专家、主持台湾农政的技术官僚、国际联盟的副秘书长;留学美国、傍依基督,长期生活在国外、日本现代思想文化的先驱。这就是新渡户稻造!新渡戶稻造的《武士道》用英文发表,李登辉的成名作《农工间资本流动》在美国发表,获美国年度优秀论文奖。新渡戶稻造最有影响的著作是《武士道》,李登辉也著《武士道题解》一书。李登辉与新渡户稻造的人生历程,只有一点不同,新渡户稻造娶了一个美国人的妻子,李登辉娶了个中国人妻子。
现代日本的思想文化,是在儒家文化基础上的脱亚入欧。李登辉和新渡户稻造都推崇孔孟学说,推崇孔孟以人为本的人道关怀。但李登辉伯认为,中国两千多年的皇权专政,摧毁了孔孟之道建立的道德体系,孔孟之道被扭曲为毒杀进步思想的教诲工具,中国文化沦为说一套做一套的酱缸文化,而孔孟之道,在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武士道的道德体系中得到继承和光大。
新渡户稻造承认孔孟思想是日本文化的思想源泉,他在《武士道》第二章是这样论述:孔子的教诲是武士道最丰沛的源泉。……继孔子之后,孟子也对武士道产生巨大的影响,孟子的学说,极具说服力,通常又相当平民化,很容易被富有同情心的人接受。因此,孟子的学说也被视为危险的,对现存社会秩序具有颠覆性,他的著作曾经长期受到批判,不过,这位圣贤的言说却永远铭记在武士们的心中。…很多高尚的武士,都深受阳明哲学的影响。
新渡户稻造推崇武士道文化,却主张“为武士道准备好荣誉的葬礼”,理葬武士道,接受西方文化和西方价值观,从而被推崇为日本近现代思想的先驱,他的头像,也因此被印在日本的钞票上。
李登辉推崇武士道精神,就在于李登辉认同新渡戶稻造的观点:武士道精神,是推动日本对外国开放贸易、大量引进西方人生活模式乃至于学习西洋政治与科学的原动力。李登辉认为中国文化应走出酱缸文化,而不应“不断回到酱缸”。发端于中原的中国文化,经历了几千年中央集权统治,大一统根深蒂固,变成一种封闭、僵化、自大、霸道的大中华文化。大中华文化,己远远脱离、落后于现化西方文明。近百年来,中国历经重重苦难,始终未能建立自由富裕的现代化社会。儒家文化主张天下为公,提倡民本思想,与西方民主法治精神在本质上有其相互贯通之处,台湾地处海洋文化与大陆文化交汇的枢纽,受日本文化和西方现代化文明影响甚早,终于能够在传统儒家文化中,顺利完成创造性转化,从民本思想发展为民主思想,实现主权在民,建立了民主宪政制度。日本文化与深受日本文化影响的台湾文化,比之中原文化的停滞,更具有现代的先进性,走日本式的脱亚入欧,既有日本的先例,又有台湾的经验,是复兴中华文化的希望和途径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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