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 谁是手上没有沾满鲜血的人？－－读陈永发《延安的阴影》

Walküre

近二十年来历史学界关于延安整风的著作，最具代表性的有两本，一本是大陆学者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本是台湾学者陈永发的《延安的阴影》。前者以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崛起为主线，从井冈山、瑞金、长征到延安，剥茧抽丝地揭示了毛泽东如何通过逐步实现对军权和秘密特务系统的绝地控制，从而战胜了博古、张闻天、周恩来、张国涛、王明等党内的竞争对手，在中共夺取政权之前成为党政军三位一体的一言九鼎、无人制约的领袖。另一方面，通过延安整风，毛全面清除了中共党内存留的五四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彻底转换了中共的“俄化”气质，进而将中共变成其私人政党、将毛泽东思想变成最高的、也是惟一的意识形态，其间所产生的一系列概念、范式，在一九四九年后改变了亿万中国人的生活和命运。而后者则更多从延安整风过程中的一些个案入手，如王实味“托派、日本特兼国特”案、张克勤“红旗党”案等，分析了整风、审干、反特等一套毛泽东发明的独一无二的政治迫害技术是如何形成的，这套技术又是怎样成功地消灭党内所有的不同意见－－毛泽东根据由整风得来的人事资料和档案系统，审查和控制从同僚到基层党员的每一个人，彻底解决了所谓“两条心”和“半条心”的问题，实现了近代中国皇权崩溃以后，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等人梦寐以求、却无法达成的“无冕帝王”的梦想。

直到今天，官方史学部分否定文革，却仍然将延安整风当作胜利的经验来宣扬和效法。其实，不否定延安整风，就无法从根子上否定文革。反之，肯定延安整风，也就意味着文革的毒素仍然潜伏在中共的现行政体之内。我曾经撰文将延安整风称之为“前文革时代”，如果用这样的思路去看待中共党史，就不会天真到认为“中共是在文革之后才发展成独裁政党的”。其实，文革不是中共的“分水岭”，反右也不是，甚至一九四九年中共建立新政权也不是。中共从一建立的时候起便是一个崇尚独裁和暴力的团体，它并不是后来才腐化堕落的。以延安时代为例，那时候的中共固然可以凭借抗日的宣传和民主的标榜，吸引若干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但如果经历了血雨腥风的延安整风之后，仍然认为中共能够将中国带入一个光明的未来，那就不仅是智力上的愚蠢，而且是道德上的虚妄了。

从延安整风到文革，中共的极左思想和权谋政治一以贯之，文革的发生不是一个偶然或失误，也不是毛泽东的心血来潮，而是中共的统治模式及意念核心必然缔结出的果实。作为一名历史学家，陈永发意识到了延安整风与文革之间的必然联系，他指出：“毛泽东到其晚年，日暮穷途，倒行逆施，发动文化大革命，把群众路线的审干和反奸骤然推广到全中国，其豪气固然上干云霄，其狂妄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大灾难，冤、假、错案无数，而中国经济至少倒退十年。” 在我看来，《延安的阴影》一书最为精彩的部分是：作者选择了四个典型的“延安经验”进行解剖麻雀式的个案分析，透视延安整风如何席卷党、政、军、学各机关和基层单位，这四个部门及其主导者分别为：“周扬在延安大学”、“王子宜在行政学院”、“胡耀邦在军委会二局”和“曹轶欧在延安县”。

中共的历史没有一页是清白的，中共的高官没有一个人的手上未沾染过鲜血。谁是那个手上没有沾满鲜血的人呢？没有投名状，何以上梁山？在党内要获得高层的信任，必需“歃血为盟”－－不是用自己的血，乃是用别人的血。以中共两名遭到罢黜却在民间享有崇高威望的总书记为例，一个是被李锐誉为“党的良心”的胡耀邦，一个是被李锐誉为“党的头脑”的赵紫阳，他们同样不能免于血污。尽管我们肯定胡耀邦和赵紫阳在八十年代推进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他们试图让中国走向民主化的努力，以及坚持真理舍弃权力的勇气，但我们不能为他们遮掩那些负面的历史。赵紫阳在五六十年代主政广东期间，曾经卖力地执行毛泽东的极左政策，导致大量农民悲惨地死于饥荒之中；而胡耀邦在党内崭露头角的时间更早，在长征期间便是赫赫有名的“红小鬼”，到了延安之后升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长，成为毛泽东、康生在军界推行整风的重要干将。我们当然要对他们的历史处境有某种“同情的理解”，但也不能将他们塑造成纯洁无暇、一尘不染的圣人。

陈永发在《延安的阴影》中，以整整一章的篇幅，描述了胡耀邦如何在军委会二局“大义灭亲”的。中共中央军委会参谋部二局主管军事情报，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部门。当时，领导军委会直属机关整风审干的是康生，康生直接对毛负责；在康生之下，由总参谋长叶剑英、秘书长陶铸、总政治部组织部长胡耀邦、锄奸部长吴溉之、敌工部副部长李初黎、第一局局长伍修权、科长安东、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等七人组成整风领导小组，处理具体事务。二局局长曹祥仁是一个技术官僚，很快被排斥在权力核心之外，因此具体领导二局整风运动的是胡耀邦。胡耀邦对康生几乎惟命是从，他的许多做法甚至超过了康生的要求，到了运动后期，康生甚至让他放缓运动的节奏。

胡耀邦推动二局的整风运动，思维缜密，步步为营，显示出娴熟的党务才干。首先，他从二局中已经被捕的四个“特务”入手，召开全体成员大会，号召大家“不放过一个坏人”。为了达到预期的效果，他在大会召开之前，暗中组织二十几个“积极分子”，要他们分散到会场的各个角落，仔细观察每个人的反应，如果发现有人脸色不对，就立刻在会后向上级汇报。结果在此次大会上便有十几个人，因为脸色不时泛红或泛白，而遭到积极分子的检举，他们立即变成了二局的“内奸嫌疑分子”。

紧接着，胡耀邦在二局成立了一个五人常委的组织，规定他们每个人都要有一个副手。常委之下，则每个小单位有一名负责人，由负责人成立三至五人的核心组织，再由核心组织发掘五至十个积极分子，并指挥这些积极分子分别负责盯哨、放哨、团结“好人”、监视“坏人”、特别是详细记录所谓“坏分子”的一言一行。胡耀邦知道手下的干部多半不懂如何审讯和调查，便要求他们边干边学，特意挑选出五十三名干部，让他们旁听老手的谈话和审讯，然后再亲自去实施。经过半年的实践，他从中挑选出了二十八名“可造之才”。由此，一个残酷无情的、“特务中的特务”群体建立起来了。

那么，如何让那些“坏人”老老实实地坦白交待呢？胡耀邦探索出了一系列细致入微的方法。他倡导二局的干部使用“善劝、亲劝、你劝、我劝、口劝、笔劝、硬劝、软劝”等方法，甚至还发明了一种“雷公劈豆腐”的办法，即先集中力量，专捡动摇分子劝说，等动摇分子宣布自首之后，再对硬骨头下功夫，此时由于动摇分子转变立场，硬骨头越来越感到孤立，也会变得像豆腐一样，容易压烂。二局的领导都很注意研究运动中每一个细小的变化，在斗争时，“软中有硬”、“硬中有软”，随时变化。有时采取的方式是“下紧上宽”，即下面由积极分子步步紧逼，上面则由领导人耐心劝说；有时则反其道而行之，是“下宽上紧”，即下面由积极分子掏钱请吃饭、苦口婆心地劝说，上面则由领导人来严词威逼。如此这般，事先认定的“特务”们最后绝大多数都自我坦白了。

当群众的热情掀起来之后，检举的材料越来越多，二局收到了十万多字的检举材料，涉及八十二人，即平均每人至少有一千五百字左右的不利材料。据协助胡耀邦工作的彭富九说，当时之所以有这么多的检举资料，是因为胡耀邦在群众性的反奸运动形成之后，允许任何人当场以口头检举。这些资料经过专人整理，变成通报，供审干人员使用。其中一个例子是：这些资料有多处涉及延安文坛上著名的散文家吴伯萧，揭发吴是国民党的“CC分子”。吴百口难辨，一度沦为延安的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后来，由于中共需要吴伯萧出来担任吹鼓手的角色，又给这个所谓的“反共分子”恢复了名誉。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胡耀邦手头的那些检举资料，大都是些捕风捉影的假信息。但是，他并不考虑材料在真假，便根据这些材料拟定一个黑名单，黑名单上面的人物分为两类，一类是主要嫌疑，另一类是次要嫌疑。一旦进入黑名单，此人的政治生命便告终结了。

由此，“二局经验”得以成为整风期间的“四大经验”之一，被康生推广到其他部门；由此，胡耀邦本人获得了毛泽东和康生的青睐，中共建政之后得以跻身为最年轻的省部级大员。其实，胡耀邦在二局的做法，不过是整个延安的一个缩影；而为期不长的延安整风，亦是整个中共历史的缩影。比如以思想治罪、以言论治罪，营造一种渗透到家庭之中的“以邻为壑”的恐怖气氛；比如以党代法，践踏法治原则，实行“有罪推定”；比如煽动群众暴力，以群众暴力而不以国家机器来消灭异己等等，经过延安整风，成为中共屡试不爽的杀手锏。不过，中共本身便是一台血肉淋漓的绞肉机，延安整风中通过帮助毛整人而扶摇直上的刘少奇、贺龙、彭真、胡耀邦等人，后来在文革中都未能逃脱与被他们整过的人一样的厄运。对此，陈永发评论说：“文化大革命中，如果让胡耀邦重温延安时期他在二局的表现，他一定会发现自己的处境很像二局中受他审查的一些特务，只不过他的罪名不是敌特，而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就一些办法而言，胡耀邦本人也会发现自己可能就是一个始作俑者，譬如在证据不十分充足之前，已在人头上钉上钉子，然后发动所谓革命群众来批判和检讨，以便发现问题的真相。又譬如要求怀疑分子不断写自我检查，然后研究其内容，从中寻找破绽，再加以追问。”胡耀邦经历了漫长的、粗暴的批斗之后，幸存了下来，并痛定思痛，毅然主持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即便是一些毛泽东钦定的大案要案也给予平反。

近年来，人们对于中共党内的一批开明派元老有一种所谓“两头真”的概括，即他们早年为求民主参与中共革命，晚年为争自由成为中共的异见者，中间一段虽然走了歧路，但两头都是真诚的。从胡耀邦、赵紫阳到李锐、李慎之、胡绩伟、谢韬，他们对自己大概都有几分这样的评价。学者傅国涌在《悲凉之雾，遍披华林－－从李慎之与许良英的四十三封通信解读李慎之晚年思想》一文中，论及李慎之晚年在思想上已“剜肉还母，剔骨还父”，在行动上毅然选择“不在刺刀下做官”，对自己走过的革命道路也不断地进行反省，其中甚至不无忏悔。但是，这一代人中在思想上走得最远李慎之，对早年延安道路的选择仍然不无保留，正如他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一日信中所说：“我在反思我们这一代人是怎么迷信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我自己说过，我青年时只能当共产党，五七年只能当右派，晚年只能当自由主义者，好像是命中注定。只希望晚年觉悟是真正的觉悟。”李慎之说“我青年时只能当共产党”，这是一种让人遗憾的历史局限，我们又如何理解殷海光“不当共产党”的选择呢？难道殷海光就不正直、不爱国、不真诚吗？在我看来，与其说李慎之们是“两头真”，不如说是“一头真”。早年是“失足成恨”，晚年是 “返璞归真”。当年，他们多半是抱着民族主义和平等主义的理念，而不是民主和自由的理想，奔赴延安的；但是，王实味感受到“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一切，他们不可能完全感受不到。他们当然感受了，甚至他们本人也成为受害者，但他们没有从中脱离出来，没有及早否定自我，并向全国民众揭露延安黑暗无边的真相。这是由多种原因所决定的，但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历史的失职，而不应继续被溢美为“求真”。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历史真相被还原，无论是文革、反右，还是延安整风、苏区肃反，我们需要手上沾满鲜血的人和身上流过鲜血的人都站出来诉说历史。惟有如此，血流成河的历史才能被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