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幕：达赖出走边境紧张 毛泽东决策对印战争

MarsIiang

1959年的中国，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大跃进”运动。然而，在西南，我们的国门并不安宁。印度仇华势力挑起西藏叛乱并侵略中国的领土。1962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被迫进行了自卫反击。 达赖出逃 1959年3月10日，西藏少数上层反动分子策动在拉萨聚众闹事，中央得报后指示中央驻西藏工作委员会加强戒备，严阵以待，绝不打第一枪。 毛泽东当时不在北京(他在第二次郑州会议后即于3月上旬南下武昌)，但他在3月12日至15日连续三次打电报向中央提出他的看法，认为拉萨上层反动集团可能认为我们软弱可欺，事态可能扩大，我们不得不准备提前实行民族改革。他建议在西藏军事上采取守势，政治上采取攻势，分化上层，教育下层，做好爆发叛乱的心理准备，并请中央考虑对达赖可能出走采取的应对措施。 毛泽东在3月15日的信中，还赞成中央以中央驻藏代表谭冠三将军名义写信答复达赖在3月10日以后的三次来信，宽大为怀，敦促达赖实践历次诺言，与中央同心。 刘少奇于3月17日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西藏藏军准备叛乱的紧急情况和毛泽东的建议。 会上，刘少奇和邓小平讲到，我们和平解放西藏已经8年。过去没有进行民族改革，主要是等待上层人物觉悟。现在一些上层人物要叛乱，这逼得我们不得不进行改革。当前，首先是准备坚决平息叛乱，改组西藏地方政府，改组藏军，实行政教分离，然后全面实行民族改革。会上大家同意中央常委的意见并讨论了对达赖本人的方针。 会上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最好设法使达赖留在拉萨，如果做不到，他硬是出走，这也没有什么了不得。因为现在我们工作的立足点已不是等待原来西藏地方政府的一些上层分子觉悟，而是坚决平叛，全面改革。对此，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着重加以解释。 周恩来还指出，这次事件同印度当局有关，英国和美国政府在幕后很积极，支持印度当局，把印度推到第一线。叛乱的指挥中心在印度的噶伦堡。 在会议结束前，中央得悉达赖已离开拉萨，当即决定增调部队入藏，准备对付可能发生的叛乱，但方针仍是绝不打第一枪。3月17日夜，达赖由罗布林卡渡拉萨河南逃。 3月19日晚，西藏叛乱集团发动叛乱。中央立即指示驻藏人民解放军于3月20日进行坚决反击，迅速平定叛乱，并开始实行民族改革。 达赖在进入印度前，曾派3名人员送交达赖致尼赫鲁总理要求“政治避难”的信。尼赫鲁复信表示欢迎。达赖进入印境3天，印度当局还不敢发表消息，只是在中国新华社做了报道之后，印度才发了消息。本来尼赫鲁准备在印度新德里接见达赖，但由于新华社公布了消息，引起世界注目，尼赫鲁为了掩盖真相，不敢公然在新德里接见，而是在达赖到达印度一星期后，才在西姆拉山上接见了他。 此时，毛泽东从武昌到上海，先开政治局常委会，然后于3月25日至4月5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七中全会。 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宣布这次会议着重讨论人民公社和1959年工农业生产计划指标问题，同时要邓小平同志把中央常委对西藏叛乱和中印关系的意见向会议通报。 邓小平传达中央常委的意见是，第一，要理直气壮，坚持平息叛乱。因为8年来中央和入藏部队执行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而西藏上层叛乱集团却撕毁了协议，背叛祖国，武装反抗中央，进攻人民解放军。 第二，要声讨西藏上层叛乱集团，但对达赖还要留有余地，还要用“叛乱集团劫持达赖”的说法，同时宣布由班禅出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代理主任(原主任为达赖)。 第三，现在我们的口号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西藏。要重新起草西藏自治区章程，要进行民族改革，要建设社会主义，这些都要理直气壮地宣传。 第四，现在暂不公开点印度当局(尼赫鲁为代表)的名。毛泽东说让它多行不义。中国古话说，“多行不义必自毙”，现在让印度当局多行不义，到一定时候我们再跟它算账。尼赫鲁关于西藏叛乱的一些讲话，也暂不报道，因为报道了就要反驳，现在还不到跟他辩论的时候。要看一看再说，这是留有余地。与此相关，印度噶伦堡是这次叛乱的指挥中心，也暂且不提。这同样也是因为提了就要同印度政府交涉(后来在3月28日的新闻公报中只提到1959年的叛乱分子的活动中心是噶伦堡，印度官方即多次辩解)。 新华社在3月28日发表了关于西藏叛乱事件的新闻公报，《人民日报》29日刊出。 4月8日，毛泽东在杭州西湖的西南岸刘庄别墅，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上，毛泽东强调要马上准备对西藏叛乱事件以及印度当局的态度发表评论。他指出，此事国内国外都很关心，估计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中大家要议论。
毛泽东说，《人民日报》要着手准备一篇比较充分的、把问题展开来讲的社论。现在英国、美国和印度都在吵吵嚷嚷，搞反华大合唱，支持西藏上层叛乱集团，反对我们平叛。我们要沉着应战，要准备在宣传上加以反击。回北京后就着手准备。
4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不能允许中印友好关系受到损害》的评论。这篇评论，只讲了帝国主义和印度非官方攻击我平叛的言论，而对尼赫鲁演说中说 “不可让中印关系恶化”，表示欢迎。但评论中援引了《印度快报》对尼赫鲁演说的评论，说尼“在送鲜花方面非常慷慨，右手向西藏大扔鲜花，左手向中国大扔鲜花”，说尼要“保持这两方面的微妙的平衡，那显然是他最为难的时刻”。 同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其中谈到西藏叛乱问题。 4月19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关于西藏叛乱的《声明》的反应问题。当时，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陈毅、杨尚昆、胡乔木、吴冷西。 会上，毛泽东说，昨天印度官员散发了一个关于西藏叛乱的《声明》，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开始反击。刚才同总理他们议了议，可以着重从三个方面批驳所谓“声明”： 第一，《声明》反映了英帝国主义历来的梦想，要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 第二，《声明》说人民解放军在西藏违反1951年关于西藏和平解放的十七条协议，但又举不出任何事实。我们要指出，过去8年中，西藏地区的一切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宗教制度，仍然同和平解放以前一样，没有任何改变；西藏内部的事务，几乎没有一件不是经由原西藏地方政府负责进行的；中央人民政府还宣布 1962年以前不进行民族改革。 第三，《声明》歪曲了3月10日至19日发动叛乱的经过，我们可以根据3月10日以后给中央驻藏代表谭冠三将军的三封信来说明：达 赖是被反动分子包围，并在3月17日被劫持走的。《声明》中也说是“顾问们认识到”他本人及其家属和官员“离开拉萨行为十分紧迫”。 4月20日下午，毛泽东找吴冷西和胡乔木一起到他家里去，先把他修改过的清样给他们看，其中主要是加了一段话，即： “现在西藏的这一个叛乱班子，完全是英国人培养起来的。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继承了英国的这一份不光彩的遗产，所以这个班子中的人们的心思，是里通外国，向着印度，背着祖国的。你看，他们双方是何等亲热呵!简直是卿卿我我，难舍难分。” 毛泽东还要胡乔木和吴冷西对评论中的某些措词再斟酌修改。胡乔木和吴冷西在主席的卧室里当场做了一些修改，然后请主席审定。 毛泽东看了他们的修改，最后提出，这篇评论要当天马上发表，而且可以署名为“新华社政治记者评论”，这样的形式会引起人们的重视。由新华社今晚先发，人民日报4月21日登在第一版头条位置。以达赖名义发表的《声明》也全文发表。 四月十八日经由印度外交官员散发的所谓“声明”，是一个理屈词穷、谎话连篇、漏洞百出的拙劣文件。从来就是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首先是侵略西藏的阴谋。 4月22日，毛泽东又在他家里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说，现在宣传上集中反击印度的反华言行。《人民日报》的版面要调整，集中反映有关西藏叛乱的问题，宣传我们迅速平定叛乱以及目前正在采取的民族改革措施。印度官方的和非官方在西藏叛乱问题的反华言行，都要陆续发表，国际上支持我们的言论也要发表。从3月17日起，尼赫鲁仅在议会中就发表了五六次讲话，我们一直保持沉默，为的是要看看他要走多远，有意后发制人，现在可以回答他了。《人民日报》要抓紧写出评论尼赫鲁讲话的文章，经中央讨论后发表。 4月25日，毛泽东给胡乔木、彭真和吴冷西写了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乔木、冷西、彭真同志： ‘帝国主义、蒋匪帮及外国反动派策动西藏叛乱，干涉中国内政’，这个说法，讲了很久，全不适当，要立即收过来，改为‘英国帝国主义分子与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狼狈为奸，公开干涉中国内政，妄图把西藏拿了过去’，直指英印，不要躲闪。全国一律照18日(按：应为3月20日)政治记者评论的路线说话。今日请乔木、冷西召集北京各报和新华社干部开一次会，讲清道理，统一规格。请彭真招呼人大、政协发言者照此统一规格，理直气壮。前昨两天报纸好了，声势甚大。也有缺点：印度、锡兰、挪威三国向我使领馆示威，特别(是)侮辱元首这样极好的新闻，不摆到显著地位，标题也不甚有力。短评(按：指人民日报4月24 日两篇短评)好，不用‘本报评论员’署名，则是缺点。昨天评论，人民日报的评论(按指《予诽谤者以打击》)不如光明的评论(按：指光明日报4月24日题为《清醒点，印度扩张主义者!》)有力，一个是女孩子，一个(是)青壮年，我有这种感觉。请注意：不要直接臭骂尼赫鲁，一定要留有余地，千万千万。但尼赫鲁廿四日与达赖会面后放出些什么东西，我们如何评论，你们今天就要研究，可以缓一二天发表。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廿五日上午六时  严辞以对 胡乔木和吴冷西25日上午看到毛泽东的信后，马上照办，召开了会议，统一宣传口径，并研究了尼赫鲁和达赖的谈话。
4月25日晚，毛泽东又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反击印度反华言行问题。
会上，毛泽东提出他的进一步的想法。他说，我们反击印度的反华活动，着重同尼赫鲁大辩论。现在我们对尼赫鲁，要尖锐地批评他，不怕刺激他，不怕跟他闹翻，要斗争到底。其实也不会完全闹翻。我们的方针是以斗争求团结。现在形势对我们有利，叛乱已迅速平定，他再闹也闹不到哪里去，他对西藏局势无能为力。这次斗争只是笔战、舌战，但对澄清是非极为必要，对内对外都是如此，大辩论有极大好处。但是，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有理，就是对尼赫鲁的几次讲话要加以分析，反驳他时要充分讲道理，把西藏叛乱的原因、我平叛和改革的性质、印方过去的干涉、我们为维护中印友好关系的努力等等，都讲得清清楚楚。 有利，就是有利于印度人民弄清事实真相，有利于围绕西藏叛乱事件的国际斗争，有利于我在西藏平定叛乱和民族改革，也要有利于维护中印友好关系和争取尼赫鲁同我们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节，就是要留有余地，对尼赫鲁要有分析，好的要肯定，只批评他不好的，不要把话说绝，还要讲究必要的礼貌，既尖锐又委婉，不谩骂，要给尼赫鲁下楼的台阶。为了表明我们的忍耐和后发制人，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要充分发表印方的反华谬论，也要充分反映西藏人民对平叛和改革的热烈拥护。要发表读者来信和历史资料，充分说明我平叛、改革的正确和外国干涉的无理。 毛泽东说，尼赫鲁原来对形势估计错误，误以为我对叛乱没有办法，有求于他。确实我驻藏部队数量很少，入藏时连地方干部共有五万人，1956年撤出三万多人，只留下一万多人。西藏地方很大，边境线很长，没有那么多军队驻守，也很难全都守住。但人民解放军还是顶用的，这次驻藏部队稍微增加一点，很快就把叛乱平息了。所以现在印度当局很被动，我们很主动，是反击的好时机。人大、政协正在开会，会上发言理直气壮，声讨西藏上层叛乱集团，反对英帝国主义分子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干涉中国内政。但我们不是执意要跟印度闹翻，不怕闹翻不等于以闹翻为目的，我们是以斗争求团结。对达赖也不是当作叛国者，还是采取争取他回来的方针，人大还要选他当副委员长，跟班禅一样。他是否回来，那是他自己的事。但我们表明这样的态度对国内国外都有必要。因此人民日报的文章还是要高举团结的旗帜，这样对内对外都有利无害。 据印度报业托拉斯报道，达赖告诉尼赫鲁，他写给谭冠三的三封信是真的。尼赫鲁说，印度仍然奉行和平共处原则。后来根据尼赫鲁会见达赖前后几次谈话，4月27曰《人民日报》以“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了题为《读尼赫鲁总理的谈话》的评论。 5月1日，毛泽东在住处召开会议，讨论如何评论尼赫鲁讲话的问题。当时参加会议者除中央政治局常委外，还有宋庆龄、董必武、胡乔木。 5月2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八十九次会议上做关于西藏问题的讲话，说明解放后我们一直期望西藏的农奴主反动集团能逐步觉悟过来，但他们仍然发动了叛乱。一切都忍到了最后，我们就由平叛转入进攻了。现在平叛后国家决定在那里实行民族改革，废除宗教的各种特权，但不干涉宗教信仰。西藏改革分为两个步骤，先是民族改革，然后是社会主义改革，不能混同。这种改革势在必行。改革的方法是一面发动群众，一面同上层协商，争取多数人接受改革。 5月4日下午，毛泽东再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人民日报》评尼赫鲁讲话的文章。毛泽东最后提出，政治局原则上通过这篇文章。署名仍同1956年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一样，写明是“人民日报编辑部根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写成的文章”。 5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人民日报编辑部根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写成的文章”----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的文章。 文章发表后，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应。一位外国报纸驻北京记者在报道中评论说，“这是一篇马列主义的杰作，它抓住了问题的本质，态度鲜明而坚定，又始终贯彻中印友好的方针。”印度的报界纷纷发表社论。《政治家报》的社论说，人民日报文章的“大部分是以温和的和相当说理的态度来说明中国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国民先驱报》的社论说，“人民日报文章要求停止印度人和中国人在西藏问题上的争论，它的语气是友好的。”“中国人保证说，繁荣的西藏自治区，必然会成为巩固和加强中印友谊的一个因素，而不会成为、也不可能成为对印度共和国的任何威胁。这种保证将会为人们所接受。” 至于尼赫鲁总理本人，他5月8日在议会中讲话时说“来自中国的言论对大家所知道的事实提出了异议。我对于来自中国的一些有关印度的言论，也不认为是事实。我有时怀疑我们继续进行这种争论会不会有什么用处。”对于尼赫鲁这种似乎是旁观者的态度，英国《泰晤士报》社论说，“尼赫鲁不会再来反驳，而会注意中国方面关于恢复友好关系的说法。” 5月6日，毛泽东与周恩来、陈毅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来自苏联、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东德、匈牙利、朝鲜、蒙古人民共和国、波兰、罗马尼亚、越南十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三十六个代表团团长、部分团员和它们的驻华使节访华代表团和驻华使节。

在会见中，毛泽东曾说道，尼赫鲁是什么呢?他是印度资产阶级的中间派，同右派有区别。整个印度的局势，我估计是好的。那里有四亿人民，尼赫鲁不能不反映四亿人民的意志。西藏问题成为世界问题，这是很大的事，要大闹一场，要闹久些，闹半年也好，闹一年更好。可惜印度不敢干了。我们的策略是使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劳动人民得到一次教育，使这些国家也学会不怕鬼。每逢大闹一次，都要引起反苏的风暴，例如匈牙利事件。那样的风暴，对我们有没有好处?是帝国主义巩固了，还是社会主义巩固了?匈牙利的同志们也在座，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比1956年10月以前更巩固了。那时骂苏联，苏联现在怎么样?骂倒了没有?究竟是以苏联为首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巩固而且生气勃勃呢?还是帝国主义阵营有朝气?事件以前的匈牙利有朝气呢，还是事件以后的匈牙利有朝气?那就是因为不怕鬼，把鬼打下去了。现在西藏问题闹出许多鬼，这是好事，让鬼出来。我是十分欢迎的。
当天夜，毛泽东指示：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5月7日起一律暂停发表印度和其他外国对西藏问题的言论，也一律暂停发表批评印度、英国等的反华言行的评论，看看印度及其他方面的反应再说。全国各报也照办，由我告诉中宣部发出通知。因此从5月7 日起，舆论界一片风平浪静，外交部则开始了一连串的中印之间的“照会战”。 一意孤行 然而，对于中央和毛泽东的好言相劝，尼赫鲁却一意孤行，在中印友好的道路上背道而驰。特别是随着达赖逃往印度，中印两国边境就开始紧张起来，印度军队不断向中国边防军挑衅。1959年8月25日，印度军队侵占朗久，袭击中国马及墩边防哨所，挑起武装冲突。 中印两国之间存在着传统的习惯边界线，但是两国的边界从未正式划定。所谓的“麦克马洪线”是1914年西姆拉会议期间，英国代表在会外，背着旧中国的中央政府的代表，同西藏地方的代表用秘密换文的方式划出的。这是英帝国主义利用当时中印两国人民处于无权状态强加给中国的，是非法的，历届中国政府从不承认。印度独立以后，特别是在中国西藏地方和平解放前后，印度把它在东段的实际控制范围从传统习惯线逐步地向北推进到所谓“麦克马洪线”附近。 从1954年起，北京和新德里公开支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私下对边界问题有分歧，这表现在他们各自的地图上。不过，由于西段的拉达克实际上无人居住，双方又都尊重东段的东北边境特区，问题尚处于休眠状态。 然而，1959年以后印度不断对中国边界进行武装挑衅。 1959年9月8日，周恩来写信答复尼赫鲁7日向印度议会提出的中印关系“白皮书”问题。自本年3月尼赫鲁给周恩来复信后，印度一再侵犯中国的领土。并于 8月25日挑起第一次武装冲突。从8月6日至9月4日，尼赫鲁先后10次在印度议会上发表有关中印两国关系问题的谈话，硬说麦克马洪线是中印国界，并把印军越境挑衅说成是“中国侵略的事件”。9月7日，他向印度议会提出中印关系“白皮书”。周恩来在这封信中，再次明确申述中国政府对边境问题的基本立场，阐明中国政府不能承认过去英国对西藏地方政府实行侵略政策所造成的局面，不能以此作为解决边境问题的根据，建议印方立即采取措施撤回越境的印度军队和行政人员，恢复两国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 9月11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常委扩大的第六次会议上作告。报告除了谈到边境问题的历史背景和当前情况外，还着重阐明中国政府在边境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态度和方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报告说最近边境紧张，完全是由于印度的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士故意制造的。他们利用边界一些纠纷，掀起了一个新的反华运动，污蔑中国“侵略”印度，利用西藏叛乱事件破坏中印友谊，而印度政府也企图借此机会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迫使中国接受印度在两国边界问题上的片面主张，并且按照印度的意志修改地图。这种强加于人的企图是永远不能实现的。中国政府从不强加于人，而且为了维护中印友谊和五项原则，坚决反对这样做。两国之间关于边界问题的分歧，即使是一部分争执，都应该通过友好谈判，求得公平合理的解决，而不应该采取可能导致冲突的办法。 全国人大常委会扩大的第八次会议9月13日做出决议，一致批准周恩来的报告。 9月26日，周恩来收到尼赫鲁表示不同意周恩来对边界事实的申述的复信。对于这封来信，11月7日周恩来答复如下：阁下九月二十六日的来信包含着许多为中国政府所不能同意的观点。为了有效地维持两国边境的现状，确保边境的安谧，并且为边界问题的友好解决创造良好气氛，中国政府建议，中印两国的武装部队立即从东边的麦克马洪线和西边的双方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二十公里；在双方撤出武装部队的地区，双方保证不再派遣武装人员驻守和巡逻，但是仍然保留民政人员和非武装的警察，以执行行政任务和维持秩序。 为了进一步商谈边界问题和两国关系中的问题，中国政府建议，两国总理在最近期间举行会谈。当日，周恩来将信交印度驻华大使帕塔萨蒂，请他转交尼赫鲁。16日，尼赫鲁给周恩来复信，表示准备会晤，但又说当前应努力达成一次过渡性的谅解。 10月20日，印度军队挑起了第二次中印边境武装冲突。印度军队侵入空喀山口以南的中国领土，挑起了更为严重的中印边境武装冲突。11月，中印双方递交备忘录，中国建议双方从麦克马洪线后撤20公里，并建议在年底之前进行谈判，未取得一致，但双方停止了边界巡逻，从而减少了进一步冲突的危险。 11月2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会议，讨论国际形势问题。一周后，即8日，毛泽东在杭州又召开会议，专门讨论给尼赫鲁复信的问题。
在这封信中，毛泽东还是好言相劝。11月7日，毛泽东在周恩来关于边境问题复信印度总理尼赫鲁的信稿中曾加写了一段话。毛泽东写道：
由于中印两国边界从来没有划定过，而又非常漫长，距离两国中心很远或者比较远，如果两国政府不想出一个十分妥善的解决的办法，我担心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边境冲突今后还有可能出现。而只要出现了这类冲突，哪怕是很小的冲突，就会被那些敌视我们两国友谊的人们所利用，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12月7日，周恩来复信尼赫鲁，提出和平解决边境争端的首要步骤，建议两国总理在本月26日举行会谈。但尼赫鲁在21日写信给周恩来，说双方对事实存在完全分歧，不可能达成原则协议。 无需再忍 从1961年起，印度军队不断向中国境内入侵，在东段已越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在西段也开始设立新的侵略据点，到边境冲突爆发之前，印度在边境西段的中国境内竟设立了43个侵略据点。这些据点有的接近到中国哨所只有几米的地方，有的甚至设立到中国哨所的后面，切断了中国哨所的后路。中国有些边防哨所只是夏天有人，冬天因风雪大而撤回，印度就乘机渗入侵占。因此，中国的边防哨所与印度的侵略据点形成犬牙交错的局面，边界已不是一条线了。当时印度的气焰非常嚣张，想通过这种方式入侵西藏，迫使中国承认印度所谓的“麦克马洪线”。 对于印度在边境挑起的武装冲突，中国政府一再忍让，一再要求印度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来解决两国的边界问题，但印度就是听不进去，而且变本加厉。 事态发展到1962年，印度向中国领土进逼时，我们退让。后来，甚至发展到印度士兵抢夺中国哨兵的枪的事情发生。 从9月20日午夜起，盘踞在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北中国扯冬地区的印度侵略军，不断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武装攻击，共打死、打伤中国边防人员47人。为此，中国政府先后向印度政府提出了7次最严重的抗议，并要求其立即停止进攻。但是，印度一意孤行，把中国政府的克制忍让视为软弱可欺，恣意扩大侵略 10月12日，尼赫鲁竟下令把中国军队从中国领土上“清除掉”。至10月20日清晨，印军终于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中国边防部队只是在受到印度军队多次猖狂进攻，遭到严重伤亡，忍无可忍，退无可退的情况下，而不得不进行自卫反击的。 对于这场自卫反击战，毛泽东等亲自领导和掌握，很快就取得了胜利。在这场斗争中，充分体现了毛泽东高度的原则性与灵活性，以及“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例如：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作了自卫反击的准备，总参谋部已给边防部队下达了作战预令时，毛泽东考虑还不要打，想在边境上让印度再深入一些。 这样做有两个理由：一是在政治上更有利于揭露印度二是在军事上，侵略者越深入，越便于我迂回、包围、聚歼。 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对这场斗争高瞻远瞩、运筹帷幄。在中国政府准备反击之前，周恩来连续写了3封信给尼赫鲁，希望他悬崖勒马，以中印友谊为重，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重，和平解决边界问题，不要打仗。 但这并没有使尼赫鲁改变主意，停止侵略。相反，尼赫鲁却更加趾高气扬。当时尼赫鲁正在锡兰访问，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劝他不要同中国打仗。他非但不听，反而扬言要在一个星期之内把中国军队“扫荡”出去。 战争的现实打碎了尼赫鲁的梦想，中国军队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就将印度军队赶出了中国领土，全歼印军三个旅，基本歼灭印军三个旅，另歼灭印军5个旅各一部，总计8900余人。 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在下决心对印度反击时，就已周密思考好：在军事上把印度入侵者打回去后，在政治上如何处理?当时印度标榜是不结盟的国家，美国、苏联都在争取它、吹捧它。美国给它一顶桂冠，称印度是“西方的橱窗”：苏联给它的桂冠是“向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它又是第三世界不结盟运动的领袖，万隆会议的发起人；跟中国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尼赫鲁被誉为反对殖民、反对帝国主义的代表人物等。打了它怎么办?不仅当时美国、苏联要在这个问题上大肆叫嚷，而且也可能造成一些亚非国家的误解和疑虑。为此，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给这次自卫反击规定了几条原则：第一，我们的部队只打到喜马拉雅山脚下，到鹰窠山口，比里山口，莫吉山口就停下来：第二，主动撤退到实际控制线以北；第三，主动交还俘虏；第四，主动交还枪支等。 尼赫鲁写信给美国总统肯尼迪，请求美国出兵来阻止所谓的中国侵略。中国的主动迅速撤军，尼赫鲁的信可收不回来了。印度要求美国出兵来打中国，那算什么反帝、不结盟呀!尼赫鲁不敢把信的底稿送到外交部去，而把它存在总理办公室。这件事是在英国记者马克斯威尔所著《印度对华战争》一书中揭露的。 边境之战，中国政府不仅在军事上打退了印度的蚕食侵略，而且在政治上也获得全胜。毛泽东在这场斗争中，表现了高度的政治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