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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3.9.2007 04:5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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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被处分体现宽容
文章发表后,他和《炎黄春秋》的朋友们都提心吊胆,因为不知道当局会有什么反应,是未知数心里就不踏实。但文章发表的五个月里,领导上没有任何反应。直到五月十日,《人民日报》才刊登一篇答读者问的文章,论及此文。这前后中央下达一个精神:此文不传播,不转载,不批判,不争论,个人可以对此表态。中央没有干涉、打压文章掀起的讨论气氛。对意识形态理论争论,中央不急于发表意见,采取一种开明的宽容态度,也是在汲取历史教训,这是中央和领导人的一种进步。
谢韬说,按照中共传统,任何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召开,全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学习代表大会的有关文件,以党代会的文件统一全党的思想,不希望干扰,不希望有杂音,不希望分散关注点。在中共十/七大.之前,能发表这篇文章,公开讨论长达半年,很了不起了。一百多年没有与中国人民见面的西方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在中国一贯都是封锁的,批判的,现在可以公开谈论,象征意义很大。他认为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七大.会朝民主社会主义前进一步,不会开倒车。他说:“中国缺少的不是谁说得正确,谁说错了,而是把话说出来,这个现象本身更具意义。中国曾经是有话不能说,而今能说了,引起社会争论,这就是进步。”
《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早在二零零六年就写好了。谢韬与一些朋友商谈中,预测文章提出的问题具有很大冲击力。长期来在当局封锁下,这一问题是无法公开讨论的,对毛泽东思想的否定,对列宁和斯大林思想的否定,这在中国是一个十分重大的政治问题,他不能不慎而又慎,文章就一直压著没有发表。不知是谁将他的这篇文章放到网上,散布很快,当时他还不知情。他人在成都,《炎黄春秋》编辑部朋友给他电话,说从网上看到了这篇文章,想将文本里一些尖锐或敏感的用词作些改动,准备在《炎黄春秋》上发表,谢韬同意了。
他说:“发表前,编辑部多次作了研究,为发表这篇文章作了三种准备。一是可能会引来上级部门指令封门,那就要找律师打官司。一是这一期被禁止发行,以前也有过先例,如果是这样,编辑部就提前发行一部分杂志。一是刊出后,上面有人来打招呼,要求编辑部作检讨,或者其他一些相关措施,施加政治压力。”文章终于破土见了阳光,引起强烈反响,而中央采取少见的宽容态度。谢韬说:“这令我们意外但又是等待中可能的最好反应。文章受到传统左派狂热攻击,各地举行了十多场大批判会,指责我颠覆共产党,反社会主义,反宪法,反党章,都不是讲道理的,而是文革式批判。”
他坦承这篇文章之所以能在人民中生根,是因为表述了人们长期隐藏在心中的历史感觉、历史反思。文章的观点,不是他一个人的,许多朋友和同事在长期的政治和学术的经历后,也有同样的看法,只是分散的,他不过是系统地加以表述。他说:“中国历次运动,大家从切身经验里,有自己的历史感觉,很多人都在作历史反思,包括党内一些领导干部。这是一个正常健康的人必然有的理性思考。我不过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中国这几十年培养了这样的一种人,年轻时真心为革命,真心去拥护,到了晚年,经历了几十年风雨,人就想说点真话,面对真实的历史去探讨未来。”
谢韬小档案
今年八十六岁,曾任重庆《新华日报》记者、延安新华总社编辑。一九四九年后,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编审,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副社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第一副院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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