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专题之 萬曆十五年

steve2046

第二章 首輔申時行
作者：黃仁宇
　每當大學士申時行走到文華殿附近，他就自然而然的感到一種沉重的負擔。這是一種道德觀念的負擔。
　　文華殿坐落紫禁城東部，皇帝在此就讀。1574年，萬曆髫齡10歲的時候，他就能揮筆寫作徑尺大字。寫下了“責難陳善”四個字當場賜給申先生，意思是希望他的老師能規勸他的過失，提出有益的建議。這四個字的含義是這樣深邃，書法的筆力也很勁拔，申時行接受這樣的賞賜不能不感到極大的榮幸。13年之後，申時行所深感不安的乃是他所盡的心力，並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一個“萬曆之治”的燦爛理想，也許至今已成泡影。
　　申時行不是皇帝五個蒙師之一，但他所擔任的功課最多，任課時間也至久。現在身為首輔，他仍然擔負著規劃皇帝就讀和經筵的責任。因之皇帝總是稱他為“先生”而不稱為“卿”，而且很少有哪一個月忘記了對申先生欽賜禮物。這些禮物有時沒有什麼經濟價值，而純系出於關懷，諸如鯉魚二尾，枇杷一籃，摺扇一把，菖蒲數支之類；但有些禮物則含有金錢報酬的意義，例如白銀數十兩，彩緞若干匹。不論屬於哪一類，這都足以視為至高的榮譽，史官也必鄭重其事，載於史冊。
　　得任為皇帝的老師是一種難得的際遇，也是“位極人臣”的一個重要階梯。固然並不是既為老師就可以獲得最高的職位，但最高的職位卻經常在老師中選任。在皇帝經筵上值講，必然是因為在政治、學術、道德諸方面有出類拔萃的表現。值講者即使還不是卓有成就的實行者，至少也是眾所推服、徹底瞭解國事的思想家。
　　根據傳統習慣，皇帝為皇太子時即應就讀，受傅于翰林院諸學士，稱為東宮出閣講學。登極之後，除繼續就讀而外，他還要出席另一種形式的講學，即所謂經筵。經筵于春秋兩季氣候溫和之時舉行，每月三次。每次經筵，所有六部尚書、左右都禦史、內閣大學士和有爵位的朝臣勳戚都要一體參加，還有給事中，禦史多人也在聽講的行列中出現。
　　經筵舉行的時間一般在早朝之後，皇帝在大漢將軍20人的保衛下首先駕到。在這文質彬彬的場合中，大漢將軍也免除甲胄而穿上袍服，但仍攜帶金瓜等等必不可少的武器。皇帝在文華殿面南坐定，傳諭百官進入，行禮如儀。至此，鴻臚寺官員將書案一張擺在御座之前，專供聖鑒；另一張擺設在數步之幾為講官所用。參加聽講的官員魚貫而入，分列書案左右。
　　經筵和其他所有的儀式一樣，必有其目視耳聽的對稱均衡。先一日用楷書恭繕的講義此時已經陳列於案幾之上。在贊禮官呼唱之下，兩員身穿紅袍的講官和兩員身穿藍袍的展書官出列。他們都是翰林院中的優秀人員。講官面對皇帝，展書官在書案兩側東西對立。接著是講官叩頭，叩頭畢，左邊的展書官膝行接近書案，打開御用書本講義，用銅尺壓平。此時左邊的講書官也已經趨前，站在中央的位置上，開始演講。講完後，書本蓋覆如前，講官及展書官退列原位，以便右邊的同僚履行任務。左邊講官所講授的是“四書”，右邊講官所講授的則為歷史。此種節目，歷時大半天只有講官可以口講指劃，其他全部人員都要凝神靜聽，即在皇帝亦不能例外。如果當今天子偶然失去了莊重的儀態，把一條腿放在另一條腿之上，講官就會停止講授而朗誦：“為人君者，可不敬哉？”這樣的責難不斷重複，決無寬貸，一直到這個為人君者突然發現自己的不當而加以改正，恢復端坐的形態為止。
　　這種繁文縟節乃是當日國家中一種重要制度。經筵的著眼點在發揮經傳的精義，指出歷史的鑒戒，但仍然經常歸結到現實，以期古為今用。稱職的講官務必完成這一任務，如果只據章句敷衍塞責或以佞辭逢迎恭維，無疑均屬失職，過去好幾個講官就曾因此而被罷免。
　　在正面闡述聖賢之道的時候，講官可用極委婉的言辭，在不妨礙尊嚴的條件下對皇帝作必要的規勸。皇帝在經筵上可以提出問題，甚至說明他不同的觀點，但是責問或指斥講官，則屬於失禮。即講官準備不充分，講辭前言不對後語，皇帝感到不快，也不能當場流露，而只能在事後間接提出。執行任務時講官所受的優禮乃是長期歷史的產物；即在正德皇帝，那位大有離經叛道意味的人君，也沒有廢止這種優禮。這位不平常的皇帝，他對講官接二連三地影射批評自己，另有報復的妙法，即“一腳踢到樓上”——這些盡忠的講官經常被升遷；其所任新職，則十九又在邊區遠省。
　　申時行現在不是講官，而是經筵負責人，執掌全盤的計畫。他的辦公地點是文淵閣，坐落在午門之內。在辦公時間內，皇帝和他的首輔相去不過1000米。但是這1000米，也是全世界距離最長的1000米。這種距離不在於官寢和文淵閣之間有重重疊疊的門牆和上上下下的臺階，而在於除了早朝和講讀外，皇帝已極少接見大學士。他們之間的交往差不多全部出於紙頭書面。偶而皇帝也派宦官口傳聖旨；直接宣召大學士面商國事，但在申時行任首輔期內，已屬絕無僅有，平均一年不過一次。至於皇帝親臨文淵閣，在本朝歷史上則已經是160年前的事情了。
　　文淵閣的正廳供奉孔子像。兩側有官舍四間，另有閣樓，乃是保存書籍檔案的地方。閣前不遠有東西兩排平房，是為書記人員抄繕文件的辦公室。以這些房屋作為我們龐大帝國的神經中樞，似乎過於樸素；但是和國初相比，則已有了長足的發展。當年草創伊始，文淵閣真的是一間亭閣，為皇帝職掌御前文墨各官等候召見時歇足之處。以後擴充官舍，增加圖籍，又輔之以吏員，才規模大備，可是它的性質仍非片言隻語所能概述。它既像皇帝與文官集團間的聯絡處，也像各部院以上的辦公廳；有時又像皇帝的顧問室，或是調解糾紛的超級機構。總而言之，它所做的事，就是以抽象的原則，施用於實際問題，或者說把實際問題抽象化。例如經過皇帝批准，人事有所任免，文淵閣公佈其原因，總是用道德的名義去掩飾實際的利害。因為本朝法令缺乏對具體問題評斷是非的準則，即令有時對爭執加以裁處，也只能引用經典中抽象道德的名目作為依據。
　　在文淵閣辦公的首輔申時行的內心深處，不可能對經筵產生與眾不同的興趣。講書的時間既長，典禮也過於呆板。參加這種儀式，他要在天色未明之前起床，熬過一段悠長枯燥的時間，等到經史講完，書案依次撤去，參加的人員魚貫下殿，在丹墀上向御座叩頭如儀，然後才能盼來這經筵之“筵”。此即在左順門暖房內所設的酒食。這酒食為光祿寺所備，各官按照品級職務就座；其中的講官、展書官及抄寫講義的人員，則又就座于同階官員之上。
　　身為首席大學士，經筵監督者，申時行有責任使全部程式和諧地演出。要是皇帝出現倦容，或是講官失言以至其他官員失禮，他都要引咎自責。有時候他自己也不能理解，為什麼他一個人要繼續堅持經筵必須不斷舉行？難道他不像其他人一樣憎恨這令人折骨傷筋的節目？按理說，他對經筵的反感，不可能在旁人之下。因為他就任今上講官之前，早就擔任過先皇隆慶的講官。在文華殿前的花崗石上，他匍匐了這麼多次，以至熟悉了每一石塊的特點。經筵的令人厭倦之處，他比別人有更多的體會。然而首輔申先生忠於職守，仍然在兢兢業業地維護這個傳統節目。在對待早朝的問題上，他也持同樣的態度，堅持不應斷輟。早朝本是苦事，而在寒風凜冽的嚴冬為尤甚。前一年冬天，申時行就聽到過官員在早朝時互相訕笑，說是某人的白臉已凍成大紅，另一人的紅臉又變為漆黑。申閣老深知他在這種情形下，堅持早朝的不斷舉行，必將使自己成為朝廷上不受歡迎的人物。
　　西曆1587年，時為萬曆十五年，申時行52歲，他已感到未老先衰。幾年之前，他即已鬢髮蒼蒼，現在身為首輔，位極人臣，又有張居正前車之鑒，為什麼他對一切還要那麼認真而不聽其自然呢？
　　這又是說來話長。
　　本朝治理天下，禮儀所起巨大的作用，已略如前述。皇帝以一人而君臨天下，具有最高的權威，實因無意之所歸。天意必須通過億萬臣民的信念而體現出來。皇帝和他的大臣，經常以莊嚴美觀的形式舉行各式各樣的禮儀，又為鞏固這種信念不可或
　　缺。無數次的磕頭加強了皇帝神聖不可侵犯的意義；而他親自主持各種禮儀，更表明他也同樣受上天的節制，即受傳統的道德所節制。儒家經典的教條愈簡單平淡，就愈要加強學習，接二連三地聽來講去，借此加強我們理智的主宰。越是地凍天寒，溽暑蒸人，我們的早朝也更可以收到鍛煉身心之效。就是皇帝的親耕，看來有很明顯的象徵成份，但象徵不一定就是虛偽。如果所有參加典禮的人都相信這種象徵，而決心以行動促其成為現實，這又是何等壯大的力量！一月三次的經筵，其目的更直截了當，它表現了皇帝和大臣們堅決地在經典和史籍中尋覓最有效的方法，以達到大同之治。
　　正是對上述意義有了深切的理解，申時行更不能無愧於中。因為他所盡的心力，並未達到預期的效果，這有事實為證：1586年的新秋，23歲的皇帝降下諭旨，說他早晨起床後突然感覺頭暈膨脹，需要停止早朝和出席經筵、日講；而且所謂停止，又無時日的限制。12個月以後，這頭暈腦脹，又奇妙地重複出現。更令人感到不安的是皇帝剛剛說完精力不支，宦官卻傳出了萬歲爺在紫禁城內騎馬馳騁的消息；接著又有人說他試馬傷額，不想讓廷臣看見。消息傳開，禮部的一位官員就奏上一本，規勸皇帝保重玉體，並注意他身為天子的職責。不想一波方息，皇帝又來一套不能臨朝的諭旨，據他自己說，其原因乃是心中火氣過旺，服用涼藥，涼藥壓火抵於足部，發生奇癢，因之搔破皮膚，行走不便。然而與此同時，宮內卻又傳出皇上飲酒過多，夜間遊樂過度，與妃嬪交往過切如此等等的消息。
　　這自然會使申時行感到傷心。他曾寫信給朋友訴苦，說他處於無可奈何的境地。他還寫詩責備自己的無能：“王師未奏康居捷，農扈誰占大有年？袞職自慚無寸補，惟應投老賦歸田！”意思說軍隊沒有打勝仗，農民沒有享豐年之福，可見他自己位居高官，對國事毫無貢獻，自應退休，返裏歸鄉。然則申時行並不真是一個容易灰心的人。在發完牢騷之後，他仍然抖擻精神，繼續執行他首輔的職責，攤開奏本，用楷書端端正正地寫上，請求陛下以社稷為重，保養玉體，但是經筵決不可長期停止，太祖洪武皇帝，經筵講到70歲仍然堅持不息。他同時又和朋友通信，指出局勢艱難，“上了否鬲，中外睽攜，自古國家未有如此而能長治久安者”。
　　申時行是一個富有現實感的人，他懂得為臣之道。如果皇帝說他的問題在腳癢，首席大學士就一定要相信這問題在腳癢。更應該欣幸的是皇帝陛下竟用了這麼多的語句細訴他的困難，這就不失為可喜的現象。所以看來皇帝的病源不深，早朝和經筵不致耽擱太久。好在新的講官和展書官都已派定，只要皇帝能夠出席，經筵可以立即繼續舉行。而且他還考慮，如果皇帝覺得早起困難，則不妨把早朝和經筵的時間稍稍推遲。這些問題都屬於可以通融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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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時行之被任為首輔，似為一串意料之外的機緣所促成。
　　1582年張居正逝世之後，繼任者為張四維。但是不出一年，第二位張閣老的父親也不幸去世。當時自然不能再來一次“奪情”，張四維只能離職丁憂。在此離職期間，申時行代理首輔。但是張四維本人在居喪將要滿朝的時候又突然患病，而且一病不起。以前較申時行資深望重的大學士馬自強和呂調陽也已病死，這樣，命運就把資格最淺的大學士申時行推到了最前面。
　　1587年，申時行官居首輔已4年。他自稱未老先衰，其實精力正旺。他的父母去世多年，所以沒有丁憂的顧慮。他為人溫和謙讓，沒有幾位前任那種趾高氣揚的姿態。王世貞所作《內閣首輔傳》稱他“蘊藉不立崖異”，就是說他胸中富有積蓄，但是不近懸崖，不樹異幟。這一評價在恭維之中寓有輕視的意味。而申時行的溫和謙讓，卻也始終沒有能使他能在政治風浪之中置身事外。他以後被捲入爭端，進退維谷，直到提出解呈11次之多，才能奉准退休。
　　申時行由張居正的推薦而入閣，表面看來，這一點對他關礙不深，因為1582年前後，在中樞出任要職的幾乎全部為張居正的私人。申時行和張四維不同，他以才幹取得張居正的信任，而不是以諂媚見用。在張居正死後，他承認張居正的過錯，但並不借此誇大前任的過失，作為自己執政的資本。其間差異既為同僚所深知，也為皇帝所瞭解。
　　申時行和其他絕大多數的大學士一樣，出身於政府中執掌教育和文墨的部門。1562年，他在299名殿試及第的進士中名列第一，即得中狀元，並按例授翰林院修撰。此後他在翰林院任職達15年，官至侍讀，並升轉兵部及禮部侍郎，在職僅7個月，即被命為大學士。他和張居正、高拱一樣，未曾就任北京以外的官職。
　　難道一個人熟讀經史，文筆華美，就具備了在御前為皇帝作顧問的條件？難道學術上造詣深厚，就能成為大政治家？ 25年前，翰林院修撰徐時行（當時他尚未姓申，仍襲用外祖徐姓）也曾對這些問題發生疑惑。但是今天的大學士申時行對此早已煥然冰釋，理解了其中的精微奧妙。因為我們的帝國在體制上實施中央集權，其精神上的支柱為道德，管理的方法則依靠文牘。
　　多年的翰林生活更使申時行對這些問題的理解逐漸加深。翰林院的官員替皇帝撰寫誥敕，誥敕的接受者總是孝子賢孫，同時也是眼光遠大的父母或是能夠周濟鄰里領導地方的正人君子。執掌文墨與教育的官員也向皇帝反復說明，為人君的職責是在使人民在豐年得以溫飽，凶年不致填於溝壑。他們也要闡明三代以來的王道至今依然適用，即一個良好的政府務必選賢任能，同時在社會上提倡誠信與和諧。總而言之，道德至高無上，它不僅可以指導行政，而且可以代替行政。至於具體的技術問題，例如一個蠻夷酋長當撫當剿的得失，使黃河水道南移或北遷的利弊，邊區茶馬交易折換率的調整，等等，自然也很重要，但這是屬於各地總督巡撫的範圍，他們理應提出建議。按本朝傳統，所有的建議仍當奏請皇帝批准。然則用人適當，各地總督巡撫都是眾望所歸，他們的建議，也必為上策佳計，所有奏請，必然會得到批准。所以歸根結底，技術問題仍與道德問題不可分離。
　　翰林學士在執行職務期間，既已接受道德倫理的薰陶，而有條件精研各種檔案，則為增進技術能力的捷徑。在1578年被任為大學士之前，申時行參與修撰嘉靖和隆慶兩朝實錄和《大明會典》。這種編撰工作，必須要把歷年所有因革的檔逐月逐日地排比整理並加檢討，正是訓練培養內閣大學士的最好方法。現在的首輔申時行，被同僚一致譽為“老成”。這種概念與實際年齡無關。他52歲，比次輔許國小8歲，也比三輔王錫爵小一歲。他的老成來自長期處理各種人事經驗；這種經驗，使他深知我們這個帝國有一個特點：一項政策能否付諸實施，實施後或成或敗，全靠看它與所有文官的共同習慣是否相安無擾，否則理論上的完美，仍不過是空中樓閣。這一帝國既無崇尚武功的趨向，也沒有改造社會、提高生活程度的宏願，它的宗旨，只是在於使大批人民不為饑荒所窘迫，即在“四書”所謂“黎民不饑不寒”的低標準下以維持長治久安。這種宗旨如何推行？直接與農民合作是不可能的，他們是被統治者，不讀書，不明理，缺乏共同的語言。和各地紳士合作，也不會收到很大的效果，因為他們的分佈地區過廣，局部利害不同，即使用文字為聯繫的工具，其接觸也極為有限。剩下唯一可行的就是與全體文官的合作，如果沒有取得他們的同意，辦任何事情都將此路不通。例如就在這1587年，山東省的三千農民，由於饑荒鋌而走險，叢聚為盜；各地白蓮教的信徒也大有增加。局勢令人驚駭。但僅是驚駭於事無補，解決問題的關鍵仍在於全體文官的互相合作，互相信賴，以致於精誠團結，眾志成城。如果不是這樣，則全國1100多個縣，其中萬別千差，又何能由朝廷訓令，使得1100多個縣令個個做事符合機宜？所以說來說去，施政的要訣，仍不外以抽象的方針為主，以道德為一切事業的根基。朝廷最大的任務是促進文官之間的互相信賴與和諧。此亦即鼓舞士氣，發揮精神上的力量。
　　在首輔申時行看來，縱使國步艱難，政府的辦事能否收效，仍可以常識判斷。如果各部院寺的文官幾個月都見不到皇帝一面，他們就很難維持信心，認為皇帝陛下對各種事情仍能充分掌握。此念一開，他們即會懷疑他對是非善惡可能已經置之度外。信念既失，疑竇即生，他們就很難再盡忠竭力。這也就是“四書”劈頭所述的“誠意”至此已經不能維持。這種情況，就是所謂“上下否鬲，中外睽攜”，如果繼續下去，鋌而走險的農民決不會止于三千，白蓮教徒也一定會越來越多了。
　　要影響全體文官，申時行必須首先提供自己的誠意。他寧可被目為大和事佬，甚至被批評為犧牲原則的政客，但他堅持他調濟折衷的原則。他確實看透了國家為解決問題而設立文官，但國家的最大問題也就是文官。而奇怪的是，以張居正的精明練達，竟忽視了這樣基本而簡單的事實。
　　在本朝歷史上除草創時期的洪武永樂兩朝外，文官淩駕于武官之上，已成為絕對趨勢。多數的武官不通文墨，缺乏政治意識，他們屬於純技術人員。即使是高級武官，在決定政策時，也缺乏表示意見的能力，偶或有所陳獻，也絕不會受到文官的重視。
　　在申時行充當首輔的年代，全國文官的總數約為20000人，其中京官約占1／10。當他們朝會集合時，就出現一片令人眼目昏眩的現象。他們的朝服為苧絲羅絹所制，四品以上為紅色，五品以下為藍色。朝冠系紗制，側帶兩翅；朝靴黑色，靴底邊上徐以白色的膠漆。腰帶並不緊束而是輕鬆地懸在腰間，上鑲玉、犀角以及金銀等方塊，所以在陽光之下閃爍不已。
　　官員們的品級由“文官花樣”表示。此亦即西方人所稱Mandarin Square。文官的花樣總是繡著兩隻鳥，鳥的品格和姿態則因級別的高低而異。如一品官的花樣為仙鶴翱翔於雲中；三品官的為孔雀，一隻著地，一隻沖天；至九品官則為鷓鴣二隻，彼此都在草叢中覓食。武官的袍服形色和文官相似，但品級不用鳥而用猛獸來表示，依次為獅子、虎豹、熊羆等等。監察官員亦稱“風憲官”，雖然也是文官，但是花樣卻不標品級而誘以“獬豸”。這是傳說中的一種猛獸，能辨善惡。它對好人完全無害，但當壞人接近，它就一躍而前將其撕為碎塊。還有極少數的文武官員，包括宦官在內，可以由皇帝特賜繡有蟒、飛魚、鬥牛等形象的袍服，其尊貴又在其他花樣之上，這是一種特殊的榮譽。申時行於1585年即由萬曆賜予蟒袍。
　　文官絕大多數由科舉出身。最低級的考試合格者稱為生員。生員應三年一度的鄉試，合格者稱為舉人；舉人參加在北京的會試殿試，合格者稱為進士。舉人得授九品官職；進士得授七品官職。此處尚有監生、貢生等名稱，也都可以經過一定的途徑得到官職。總之，科舉制度以各種考試的辦法選拔人才，考來考去，全國的讀書人被網羅而應試的總數當在百萬以上，其中文理通達的即可由此而登仕途。
　　科舉制度的重要性又在社會風氣中得到反映。一個讀書人如果不入仕途，則極少有機會表現他的特長，發揮他的創造能力；也極少有機會帶給一家、一族以榮譽。所以一個人的進學中舉，表面上似乎只是個人的聰明和努力的結果，實則父祖的節衣縮食，寡母的自我犧牲，賢妻的茹苦含辛，經常是這些成功的背景。無數的祭文和墓碑，可為例證。這些文章多有出自兒子或丈夫的手筆，其中歌頌母親或妻子給他們的贊助扶持，文句悱惻動人，情節也真實可信。皇帝賜給臣下的誥命，也針對這種感情上的需要，恩賜榮典，大多包括妻子以及祖宗三代。此外還有規定：本人可以辭去誥命而轉封他們的妻子和祖宗三代。即使獲得誥命的先輩早離人世，也無礙於授予。舊的墓碑可以取去，而代之以鐫刻著新的榮譽的墓碑；畫師可以根據生者的口述畫出死者的遺容，畫上的袍服，像主可能一生未曾經眼。這樣對祖先表揚，也是對子孫的策勵。這些借命又可以傳之百世，作為後人楷模。所以辭去自身的恩命而轉封于先輩，實為一舉兩得。首輔申時行深深瞭解其內情，他在不久之前就替二輔許國代呈，辭去他本人應得的升遷，而以相等的榮譽表揚他的亡妻及父母。
　　基於這些社會背景，文官們自應形成一個具有共同思想的集團。京官為文官中的優秀分子，自然更不必說。他們無例外地從小熟讀“四書”。宋代大儒朱熹的注釋，既為官方確定，奉為正宗，則他們也早全盤接受，因之對一切事物的看法，也更為一致。他們都知道施政出於仁民愛物之心，亦即同情和憐恤之心。一個有教養的人知道他自己有生活上的需要，又對家人父子具有感情，推己及人，就不能不想到其他人也有這些需要和感情，那麼他也不得不盡力使其他人能獲得他們的需要和發揮他們的情感了。
　　天下的大道理都可以用常情來度量。即便是最為嚴格的教條，也承認因情理而發生的例外。譬如說一個人對自己的嫂嫂應當敬愛而又經常保持距離，但是當嫂嫂掉進水裏，那就不是再保持距離的時候，而一定要用手拉她。這種原則和例外，亦即古人所說經和權。這些關係，文官們也無疑地瞭若指掌。
　　因為他們都是讀書明理之人，他們也具有無背于聖賢之道的幽默感。這種愛好幽默的情趣，尤其在他們談論揶揄鴻臚寺禮官時表現無遺。他們所謂“元哭王唱，姜辣李苦”，對於這幾位贊禮官古怪的聲調作了很準確的描寫。雖然有行禮時候，他們個個一本正經，散班之後卻總是有很多令人捧腹的故事在他們中間流傳，譬如說禮官自己忘了轉彎，唱轉而不轉，武臣不等贊禮官唱跪而先行下跪等等。
　　這些為數兩千的京官，是否都能具備上述的品德，因而形成一個鞏固的集團呢？如果事情真是這樣，則他們身為文官中的優秀分子，自應感化其他文官，而後者也就應該具有移風易俗的能力，使全國1100多個縣的民風杜絕刁頑而日臻淳厚；本朝刑法中所有駭人聽聞的處罰如淩遲處死，也應當早已廢止了。如果事情真是這樣，這麼多身穿獬豸服飾的文官監視其他百官也就毫無必要，皇帝也無須乎赫然震怒，廷杖百官了。可見理想與事實，常常不能相符。否則申時行在執行職務時一定會大感輕鬆，而以下所敘的事情也不至發生了。
　　首輔申時行雖然提倡誠意，他對理想與事實的脫節，卻有一番深切的認識。他把人們口頭上公認的理想稱為“陽”，而把人們不能告人的私欲稱為“陰”。調和陰陽是一件複雜的工作．所以他公開表示，他所期望的不外是“不肖者猶知忌憚，而賢者有所依歸”。達到這個低標準，已經需要一番奮鬥，如果把目標定得更高，那就不是實事求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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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消除文官中不願公開的私欲是不可能的。因為整個社會都認為做官是一種發財的機會，不少的小說和筆記都寫到，一個人得中進士，立即有人前來出謀劃策，如何買田放債，如何影響訴訟，如何利用權勢作額外收入的資本。北京的一些放債人，經常借錢給窮困的京官，一俟後者派任地方官，這些債主就隨同任所，除了取回借款之外，還可以本外加利，利又成本。地方官綜攬民政與財政，致富的機會至多。至於官員本身，向這種社會風氣投降的程度則各有不同。大多數人覺得在似合法又似非法之間取得一部分額外收入，補助官俸的不足，以保持他們士大夫階級的生活水準，與情操無損。另有相當數量的官員，則聲名狼藉，其搜刮自肥的劣跡令人憤慨。再有一部分極端人物，則屬清高自負，一介不苟取於人，這絕對的道德觀念，可以由古怪的南京都禦史海瑞作為代表。這三者的差別，也就是文官之間不能和諧的一大原因。
　　中樞的管理又被官僚習氣所掣肘，這是中央集權限難避免的結果。中央對很多邊遠縣份的實際情形無法直接獲知，只能依賴地方官的報告。這種文書從地方送達中樞就常常需要一個月。執筆者鋪陳情事，動輒使用自古以來最為華麗的辭藻，可是他們卻足不出戶，所引用的統計資料也許已經一百年沒有修訂過。中樞的大廈坐落在無數含糊曖昧所疊砌的基礎之上，於是就必須找出自己的行政管理辦法。
　　這種辦法，即以“責任”二字為交代。一個地區發生了問題，府縣官自然責無旁貸。例如三千亡命之徒，叢聚為盜，當地地方官必受檢舉。他可以被指責為因循貽誤，缺乏膽識，以致事態不可收拾；有時被檢舉的罪名，也可以完全相反，而被論為浮躁輕率，以致迫使亡命之徒鋌而走險。這樣，凡是發生事故，中樞之是否能作深入的調查研究已無關宏旨，上級總可以歸罪於下級地方官。周密的調查既費周折，而如果受罰者又提出證據為自己辯護，如所出事情，在他到任之前滋生，或者其差錯在於鄰府鄰縣，或者由於上級指示錯誤，則法庭也無法結案。案懸不結，責任不明，必將破壞全部文官機構的規律，失去以後賞罰的標準。
　　因之我們的政事，注重體制的安定，而不計較對一人一事的絕對公允。犧牲少數人，正是維持大局的辦法。人事考察條例，也就從這裏著眼。按照規定，四品以下的地方官三年任滿應當入京朝覲述職，由皇帝及有關部門核定他們政績的優劣。但是全國有1100多個縣，任何精明強幹的人事官員也無法詳細知道他們的具體成績，而只能在大節目上斟酌一二。如果一個地方官所統轄的地區安靜無事，稅收沒有多大虧欠，該地區的民風就是“淳厚”而並非“刁頑”，這一位地方官必為好官而非“浮躁”或“才力不及”。京官六年一考核，名為“京察”，考察也很難根據實際能力和成績，而大抵是視其人事應付能否得宜而有其上下高低。京官對這種考核總是戰戰兢兢，因為一旦得到一兩個不良的評語，則一生事業可能立即付諸東流。本朝歷史上最嚴格的數次考察，曾使兩千多文官停職降級。在當政者來說，沒有這樣的辦法，朝廷上就無法去舊迎新；在被考核的文官來說，這樣大批的斥退的確令人寒心，於是他們更要互相照顧，以作為保護安全的必要手段。
　　各式各樣的社會關係也使他們結成小集團。出生於一省一縣，是為“鄉誼”。同一年考中舉人或進士，是為“年誼”；同年的舉人或進士就像學校裏的同班一樣，在原則上有彼此關照的義務，他們的考官則不消說是終身的恩師。婚姻關係，包括男女雙方的遠親近屬，是為“姻誼”。這多種的“誼”是形成文官派系的一個主要原因。各派系的主要人物亦即後臺老闆就有提拔新進的義務；私人的困難，可以協助解決，錯誤也可以掩飾。被提拔的和被幫助的當然會對後臺老闆效忠賣力，終身不渝。
　　申時行既然身居首輔，他不能不感到這種局勢的危險。文官名義上任職於各部院寺，各有其官方的組織，但是背後又有他們私人派系。他有一次在給朋友的信內提到這個問題，深深感歎這種公私“陰陽”的區別。可是他有什麼辦法？他自己還不是依靠張居正的栽培才有今天的地位？申時行不是理想家，他深知人類的弱點不能完全避免。張居正一案已成過去，他現在的任務是要竭誠幫助年輕的皇帝治理國家大事，當務之急是增加文官之間的互相信賴。與其暴露各人的陰，毋寧提倡他們的陽。正因為如此，他被很多人目為放棄理想以妥協為前提的政客。然而還有人比他更為務實，認為所有倫理道德全是空中樓閣，最多也不過是一種理想和一種裝飾。對這種看法，申時行也不能同意。理想與裝飾究竟不同於虛偽，一個人仍能以此作為起點去推行他的誠意。
　　即算本朝推行倫理道德以作為治國的標準，收效不如理想，可是也別無更好的辦法。假如沒有這些觀念和原則，我們政府靠什麼而存在？如果放棄“四書”上說的正心誠意，仁民愛物，嫂溺則手援，如何能使2000名京官對事情有一致的看法？又如何能使18000名地方官和衷共濟，或者無端受罰而仍然歌頌“皇恩浩蕩”？我們還有什麼更好的標準去教育全國約100萬的讀書人，還有什麼更好的標準去表彰他們的祖先、寡母、賢妻？個人的私心會隨時隨地變遷，只有倫理道德永恆不變。古代的聖賢寫作“四書”的時候如此，朱熹注解“四書”的時候如此，今日仍然如此。正因為如此，它才可以在經筵上被講解者發揮，也可以在墓誌上被鐫刻，以為後人的典範。
　　這種倫理教育所收到的效果，可以用前面提到的鄒元標為例。鄒元標在1577年得中進士，時年26歲。當時他還沒有任何官職，然而根據聖賢的教導，他竟上書指出張居正的不肯丁憂的可恥可惡。這一封奏章使他在午門外受到廷杖，進士的頭銜革去，降為士兵，流放于貴州的窮鄉僻壤。一去5年，直到1583年冤案昭雪，他才被召回北京，任命為給事中，職司監察，穿上了繡有獬豸的袍服。到任不久，他又上書直接批評萬曆不能清心寡欲。皇帝用朱筆在奏章上批“知道了”三個字，給他面子，免予追究文句的唐突。然而鄒元標不識抬舉，過不多久，他二次上書，奏章上的用語更無忌諱，竟說萬曆扯謊，有過不改，而且引用“欲人勿
　　聞，莫若勿為”的諺語，揭穿皇帝的裝腔作勢，說他沒有人君風度。這就不能不使萬曆勃然震怒，準備把這個不知感恩的諫官再次廷杖。
　　一個從七品的下級文官，過去對朝廷的惟一貢獻只是檢舉了張居正，今天居然具有這種道德上的權威，敢於直接指斥皇帝，其憑藉者安在？萬曆的看法是，鄒元標和其他諍諫者並非對他盡忠，而是出於自私自利，即所謂“訕君賣直”。這些人把正直當作商品，甚至不惜用誹謗訕議人君的方法作本錢，然後招搖販賣他正直的聲望。
　　這種看法不無事實上的根據。有些文官熟讀詩書，深知百世流芳之說。他們可以找到一個題目，寧可在御前犯不敬之罪，今日受刑，明日名揚史冊。這樣的做法，說明了忠臣烈士的名譽，確乎是一種高貴的商品。否則，何以有許多人願意付出這樣昂貴的代價，放棄經過千辛萬苦掙來的進士出身，繼之以血肉甚至生命去追求？
　　既有這種人物具有這樣看法，則內閣首輔雖然承認現實，卻又不能放棄理想。
　　申時行決心做和事佬，他的誠意得到了某些文官的尊重，但並不能為全部人士所諒解。他有時被批評為張居正的循吏，有時則被指責為“首尾兩端”，即遇事左顧右盼，缺乏決心。但是申時行卻並不因這些批評而改變作風。旁人處在他地位上，可能採取比較直截了當的硬性辦法。申時行之“蘊藉”，半由天賦，另一半則因為在前任和後臺那裏得到的教訓。張居正死後被參，家產籍沒，子弟流放，如果他仍然按照張的作風辦事，至少也是沒有頭腦。今日他端坐在文淵閣中張居正留下的公案後邊，當然不能忘懷張居正當年的神情氣概。這位烜赫一時的首輔，確乎把他申時行當作門生和屬吏。但也正因他申時行能夠虛心下氣，才有進步成長的機會，而終於成為張居正的繼任人。
　　他的前任和後臺是一個聰明絕頂的人物，能夠記憶千頭萬緒的詳情末節，同時又極能瞭解各種人事的機微。在隆慶皇帝去世的時候，幾乎所有的廷臣都厭惡高拱，而對張居正卻表示好感。甚至他為了獲取首輔的地位，不惜與大伴馮保周旋，並以此得到慈聖太后的垂青種種情節，也得到同僚的諒解。1572年他開始為文淵閣主人，確實是一帆風順。然而在10年之後竟身敗名裂，成為歷史上一大悲劇的主角。申時行對這一悲劇的內容十分了然，張居正的根本錯誤在自信過度，不能謙虛謹慎，不肯對事實作必要的讓步。申時行生平不願宣揚別人的缺點，對於提拔自己的人，更不會妄加批判。他只是從這悲劇的內幕中得到了教益。
　　張居正的10年新政，其重點在改變文官機構的作風。這一文官制度受各種環境之累，做事缺乏條理。張居正力圖振作，要求過於嚴厲，以至抗拒橫生。在他有生之日，他猶可利用權勢壓制他的批評者，可是一旦身故，他的心血事業也隨之付諸流水。
　　加強行政效率乃是一種手段，張居正的目的，在於國富兵強。理財本來也是他的專長，但就是在此專長之中，伏下了失敗的種子。這其中有很多複雜情況，是為外人所未能深悉的。
　　這種複雜性首先見於稅收。本朝1100多個縣，表面上看來都是相等的行政單位，但實際每縣稅糧總數不僅不同，而且相去極遠。在多種情形下，總數一經規定，就因襲而不加修改。一個富裕的縣份，其稅糧總數可以是一個窮僻縣的300倍到500倍之間。
　　當一個縣官詳細察看他的轄區時，他更可以發現很多難於置信的事實。這足以證明我們所稱為制度，往往只是一個理想。比如說，官方所用度量衡和民間所用的就有大小的不同。又比如，很多縣份的耕地幾個世紀都沒有作過系統的丈量，其間有的增加，有的減少，甚至該地區的地形都有了改變，過去所定稅糧數額，可能已與現在實際情形大相徑庭。至於土地的所有權，經過幾易其手的典押，有時也難以認清誰是真正的地主。
　　有些縣份的稅額很低，粗粗一看，似乎必須提高稅額，至少這樣的縣份再也不應該有稅糧的積欠。但實際情形是，由於原來稅額低，不少農民已升為地主，而這些小地主，多系自耕農或半自耕農，仍去饑餓線不遠，他們的生活與農村富裕的地主和居住在城市的地主當然不可同日而語。這也就是說，低稅的實惠，早已為當地人視作當然，成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因素，欠稅欠糧的事情，不能因全縣稅低而遏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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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縣份的稅糧比較高，這就更不可能如數進入倉庫。在一般情況下，收稅達到一定的稅額，例如某縣已徵收了稅額的60％，則再催征其餘的40％極端困難。即使富裕的地主也會仿效貧窮的自耕農拒不納糧。他們根據多年經驗，知道一個縣官無法長期和成百成千以拖拉方式拒不納糧的戶主抗衡。舊稅未清常常是新稅之累，所以官方只好用種種名義把未收的部分減免，其後果就等於鼓勵拖欠而拒不納稅。縣官對欠稅的戶主沒有別的辦法，只能拘押一些人在官衙前拷打，以為其他欠稅者戒。然而這些欠稅人也另有對付的辦法，他們可以賄賂衙役，雇傭一批乞丐代他們挨打，稱為“倩人代杖”。南直隸蘇州府向稱魚米之鄉，就是這樣一個典型的地區。申時行生長于蘇州吳縣，對這些情況已司空見慣。張居正自然也深知此中積弊，所以他給別人的一封信說蘇州以賴糧著名，“其鄉人最無賴”，此地可稱“鬼國”。
　　百姓繳納稅糧，在規定數位外尚有所謂“常例”，即各地方官按照習慣收入私囊的附加，縣官如此，以下村長裏長甲長也無不如此。地方官向上繳納稅金稅糧，總是先扣常例，至於稅額是否如數，則是另一回事。
　　張居正擔任首輔的時候，他用皇帝的名義責令各府各縣把稅收按照規定全部繳足，這一空前巨大的壓力為全部文官所終身不忘。批評張居正的人說，他對京城和各地庫房中積存的大批現銀視而不見，而還要用這樣的方式去斂財，必然會通致地方官敲撲小民，甚至鞭撻致死。這種批評也許過於誇大，但是張居正的做法和政府一貫所標榜的仁厚精神相背，卻也是事實，同時也和平素利用鄉村替老縉紳所行“間接管制”的形式不符。這種間接管制雖然行政效率極低，實際上卻為事勢所需，它在成萬成千農民之間解決了官方鞭長莫及的難題。
　　張居正還有一個錯誤，則是他忽視了文官集團的雙重性格。固然有很多官僚憑藉特權，引用私人，扶植地主和高利貸者的利益。但是“四書”所揭櫫的、為文官集團所標榜的宗旨，也並不全是口頭禪。如導之以誠意，一些有責任感的年輕人如鄒元標輩，又真能不顧一己安危榮辱，為仁民愛物的宗旨拼命。這種自我犧牲的精神，能在存亡於膚發之間擊退北方遊牧民族的內犯，也能在萬苦千辛中修復黃河的決堤。他們經常批評萬曆皇帝，其用心也未必真是“沽名賣直”，而是他們深知自我犧牲，必須得到皇帝的肯定和合作，才能使億萬百姓沾惠受益。他們之所以攻擊張居正，也正因為在他們心目中，張居正的措施放棄了古聖先賢的宗旨，而是急功好利，企圖以世俗的行政效率來代替這種偉大的精神，最終必然窒礙難行，落一個引用私人的下場。
　　從客觀條件來看，張居正之引用私人，是無法避免的。以我國幅員之大，交通通信又極落後，任何有能力的內閣，也不能對各種地方官有周密的瞭解和實際的控制。張居正一心改弦更張，10年“專政”之後，各地稅額並沒有調整；地方政府仍然無法管理農村，官吏薪給之低，依然如故。總之，這種維新不過是局部的整頓，而非體制上的變革。張居正本人認真辦事，一絲不苟，他親自審核政府的賬目，查究邊防人馬的數額，下令逮捕犯法的官吏，甚至設計各種報表的格式，規定報告的限期。他所派遣的總督和任命的尚書個個精明能幹，然而他們的誠信仍有問題。因為撇開他們本身不說，他們屬下的低級機構，依然處於各種各樣不合理條件之下，離開了權術，這些高級官員也無精明能幹之可言，而權術又總是和誠信背道而馳的。
　　在名義上張居正是皇帝的顧問，並無決策和任免的權力。為了貫徹自己的意圖，他經常以私人函件的形式，授意于他親信的總督巡撫，要他們如此如此地呈奏皇帝，然後他以內閣大學士的身份票擬批准他自己的建議。為了鼓舞親信，他有時還在函件上對他們的升遷作出暗示。這種做法，實際上是以他自己作中心，另外形成一個特殊的行政機構，以補助正常行政機構之不及。這在旁人看來，就是上下其手；以氣節自負的人，自更不願向他低頭，以免於趨附權勢的譏訕。
　　張居正的全套措施，徹底暴露了這一大帝國中央集權過度的不良後果。在下層行政單位間許多實際問題尚未解決以前，行政效率的增進，必然是緩慢的、有限度的。強求效率增高，超過這種限度，只會造成行政系統的內部不安，整個文官集團會因壓力過高而分裂；而糾紛一起，實際問題又會升級成為道德問題。
　　張居正既不能撇開文官集團而自起爐灶，他的所作所為也就無法避免矛盾。舉一個例子說，他個人物質生活的奢華惹人議論至多。數年之前，小皇帝萬曆聽說張先生要改建住宅，增修一座閣樓以便懸掛御筆，於是就親自下令由內庫撥發白銀一千兩以為資助。因為在小皇帝的心目中，他的老師官俸並不豐厚。但是張居正去世之後，萬曆皇帝才聽說北京張宅的增修費用，竟為白銀一萬兩。更令人驚訝的是北京張宅剛剛修造完畢，湖廣的江陵立即出現了一座規模相同的張宅，主其事者是錦衣衛的一個龐姓軍官，建造的費用不消說來自官庫。張居正獲悉此事，自稱於心不安，但並沒有毅然拒絕這些小人的阿諛奉獻。接踵而來的就是湖廣的地方官動用公款先後建造三座石坊以頌揚張居正的功業。次之則張居正以整理驛傳作為他自己的一大政績：當時政府設立的各個驛站，照例對來往官員供應車馬食宿，他花費了很大的心血，務使真正有公事的人，才受驛站接待。幾家屬旅行，或以私藉公，需索驛站者，查出後立加嚴懲。但是張家的僕人甚至親友的僕人卻可以任意向地方官需索車馬船隻，並及於扛抬行李的夫役。張居正要求其他官員勵行節儉，但是他卻不能以身作則，這當然不能不貽人以口實。上述情形，也許可以推說為下人蒙蔽；然而他在私人函件中屢次提到他親信的文官曾向他贈送貴重的“禮物”，包括現金和田地，這就不僅使他無法自解，也使對他同情的人不能置辯。也許在他看來，他自己的奢華和別人的節儉不過是因地位不同因而各有本分。但是在他的政敵的心目中，這就是言行不一的一大證據；即在一般人看來，這至少也是道德上的疵瑕。這些地方也使萬曆喪失對元輔老師的一番尊敬，因為事實具在，不像“謀逆篡位”一套罪狀，雖然嚴重，卻令人難於置信。
　　張居正的最後幾年裏，對他的批評者非常敏感，而對有名的文士尤甚。這些名士生平只知用華美的文章大言欺人，決不會對他崇實的作風起好感；因之他也就視此種人為寇仇。如果申時行有機會對他前任和後臺老闆發牢騷，他一定會指出張居正對待這般人的態度未免過分，而且由此而牽累了自己。因為在這些人眼中，他總是張居正的私人。平心而論，張居正對待一般文人，確乎過於偏激而有失寬厚。這些撰寫文章的專家根據“學而優則仕”的原則，認為他們的詩詞歌賦是贏得厚祿高官的資本。張居正縱使因為他們沒有濟世之才而加以拔斥，也不妨採用比較溫和的方法敬而遠之，不去觸怒他們。例如王世貞，是本朝數一數二的散文大家，又和張居正同年得中進士，按理說應該情誼深厚，然而情形卻不是這樣。王世貞一心想做尚書，多次主動向張居正表示親近，替他的父母作壽序，又贈送了許多禮物，包括一件極為名貴的古人法書。但是張居正卻無動於衷，反而寫信給王世貞，說什麼“才人見忌，自古已然。吳幹越鉤，輕用必折；匣而藏之，其精乃全”。前兩句恭維，其後則把王比作脆弱而不堪使用的武器看待，只能擺在盒子裏讓人讚賞他雕鑄之美，卻不能用以斬將奪旗。王世貞當然不曾忘記這段羞辱，他日後為他的同年作《張公居正傳》時，也就以牙還牙，行間字裏，酸辣兼備；其中提及申時行，也多輕蔑之語。
　　還有一個文壇健將汪道昆，湊巧也是張居正的同年，他官至兵部侍郎，有一筆由他經手的邊防公款，經監察官查核認為賬目中有不實之處；而汪提供的報銷，卻用華麗動人的散文寫成。張居正對此事極感不滿，他鐵面無私地在一封信上指出“芝蘭當路，不得不鋤”。汪待郎雖有芝蘭之美，然而卻開放在眾人行經的道路上，管理公路的員工張居正也不得不把這名花異卉一鋤斫去。這封信剛剛寫完，汪道昆就被迫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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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居正開罪于文人有如上述二例。這也表現他雖為首輔，卻沒有認清文官集團還有另一種雙重性格。在他執政的時代，在名義上說，文官還是人民的公僕，實際上則已包羅了本朝的出色人物，成為權力的源泉，也是這一大帝國的實際主人。張居正按照過去的眼光仍然把文官集團當作行政工具，對其中最孚眾望的人物不加尊敬，就使自己陷於孤立的地位。直到危機四伏之際，他才發現了這一點，並且引用佛家經義，作為自己精神上的解脫，說是：“如入火聚，得清涼門。”既能在狂燎烈焰之中有冰凝水靜的感覺，則他雖尚在人間身居首輔，卻已經把自己當作烈士看待了。
　　申時行沒有做烈士的決心。他坐在前任的書案之後，認為張居正當年如能避免各種錯誤，他就沒有自我犧牲的必要。申時行記得清楚：在萬曆初年大家對張居正還心存欽慕，他們沒有責成這個首輔捨棄舊章，創造一個新的行政系統。他們心目中的大政治家，應當以個人的聲望來調和各種極端。在一般情形之下，他需要用明確而堅定的態度處理公務；但這標準只能維持到一定的限度。事態的發展逾於限度之外，則就要用恕道來原諒各人的過失。首輔的最大貢獻，則在於使各種人才都能在政府中發揮長處。大才小才，庸才劣才，全部如是。對他們起感化和領導的作用，即為申時行所稱的“誠意”。
　　除非把全部文官罷免，而代之以不同的組織和不同的原則，身為首輔的人只能和文官合作，按照他們的共同意志辦事。申時行沒有忽略文官的雙重性格：即雖稱公僕，實系主人；有陽剛有陰。他必須恰如其分地處理此中矛盾。時勢要求申時行充當和事佬，他就擔任這樣角色，至於別人的評論如“首尾兩端”之類，就只能付諸一笑。
　　申時行下決心當和事佬，固有以上的理論及經驗作背景，但也與個人利害有關。
　　他在初任首輔的兩年內，曾一再感到風雨飄搖。當日凡被目為張居正的私人，都要費一番心力，為自己洗刷。申時行固然有忠厚長者的聲名，但是他與張的密切關係，也早為人所共知。縱是他是當今皇上老師，亦于事無補。這時候萬曆皇帝年已19歲左右，嘴唇上和頷下已長出了稀疏的短須，儼然一個成年人了。他聲稱過去被人愚弄，今後當徹底地獨立自主。皇上要振作，當然是好事；然則他的動機卻出於疑忌。這又增加了左右大臣職務上的危險性。申時行也很清楚地看到，在他前任8個首輔中，只有李春芳和張四維可謂能全始終，其他翟鑾、夏言、嚴嵩、徐階、高拱和張居正6人，或遭軟禁，或受刑事處分，或死後仍被追究。表面看來，所有處分出自皇帝的旨意，其實所有案件，無一不產生于文官集團中的矛盾。首輔或是在政策上遭到多數人的反對，或是個性太強而引起嫉妒和仇視。技術上的爭端，一經發展，就可以升級擴大而成道德問題，勝利者及失敗者也就相應地被認為至善或極惡。
　　在1583年的夏天到1585的夏天，申時行似乎感覺到有一個政治上的黑箍套在自己腦袋上，而且一天比一天加緊。反對他的以年輕的京官居多，只是因為他們還沒有完全摸清皇帝對申先生的真實態度，一時不敢造次，但是攻擊已經逐漸展開。他們首先質問：張居正的四個兒子，三個得中進士，其中兩個入翰林院，申時行當日為會試時主試官之一，難道和他沒有關係？這一質問沒有動搖申時行的地位，他們接著又建議，今後大學士的兒子一律不得參加會試，這矛頭顯然是針對申時行的長子申用懋。再接著他們又彈劾吏部尚書楊巍，說他用人辦事都逢迎內閣旨意，言外之意乃是首輔專權跋扈。這兩次攻擊依然無效，但是他們參劾禮部尚書徐學謨卻取得成功，徐被迫去職。參劾者表面上的理由是他在選擇皇帝陵墓的位址時，沒有廣泛地聽取堪輿專家的意見，以致沒有選到一個真正的吉穴，但真正原因乃是徐學謨已被視為張居正的私人，而他在最近又把女兒嫁給了申時行的次子申用嘉。
　　這種攻擊是經過深思熟慮，按照預定步驟進行的。整個方式可以稱為“去皮見骨”。攻擊者常常從一些小事開始，諸如一句經書的解釋，一種諧音的諷刺，一張不署名傳單的內容，一個考題的不當等等，有時也可以在奏章上提出一個冤案，參劾一個不知名小官的家庭瑣事，或者以論水利和研究馬尾巴發難引出本題。利用這些小事可以促使公眾注意，引起文官參加，假以時日，使小事積累而成大事，細微末節的局部問題轉化而成為整個道德問題。在程式上講，發展中的步伐則須前後銜接，第一步沒有收到效果之前決不輕率採取第二步。而且出場交鋒的人物起先總是無名小卒，直到時機成熟才有大將出馬。這種方式，大凡久在政治圈子裏的人物，都已看透，他們可以從青萍之末，預測大風暴的來臨。
　　而對著這佈置周詳的攻擊，申時行險些垮臺；再加以高啟愚一案，他更是被拖到了懸崖邊上。然而出人意料之外的乃是他頂住了這種攻擊。在這危機中搖而不墜，以後重又站穩了腳跟。這是申時行生活史上的一大勝利，使他的政治地位更趨鞏固。
　　高啟愚出身翰林院，曾任南京和北京的國子監祭酒，相當於國立大學校長。由於申時行的推薦，他以禮部右侍郎的身份充任皇帝的經筵講官。按照過去成例，他之被任為大學士已是指日間事。和申時行一樣，他還很可能為來日之首輔。只是高啟愚命運乖違，正在官運亨通之際，忽然被人檢舉。幾年之前他主持應天府鄉試所出試題“舜亦以命禹”，這時被認為宣揚禪讓，即是恭維張居正有神禹疏鑿之功；在有德者則君臨天下的前提內，這也就是向張勸進。這一攻擊既陰險又毒辣，因為它正中了皇帝心理上的要害。攻擊者預料，高啟愚為申時行提拔，在這嚴重罪狀面前，申必然要出面為高辯護，於是就可以順水推舟地搞垮申時行。
　　果然計出如神，案件一發動，申時行出而為高啟愚辯護。攻擊者按照原定部署參劾申時行，又如預料申被參離職家居待勘，二輔許國代理閣務。許國又為申時行辯護，過幾天也被參劾，也同樣在家聽候處理。
　　只是攻擊者沒有預料的，乃是這一場大風浪，使萬曆皇帝作了長時間上的考慮。他把種種跡象聯繫起來，逐漸明白了這些檢舉參劾的真實用意。何以這群“保皇黨”當初在高啟愚出題勸進的時候一言不發，今日張居正已經倒臺則又振振有辭？可見他們也另有其“陰”。他們好幾個組織者都是三輔王錫爵主持會試的門生，如果搞垮申時行和許國，即可以擁護王錫爵擔任首輔。事不湊巧，王錫爵表示了充分的明智和冷靜，他不接受這樣的擁戴，反而向萬曆皇帝上書稱讚首輔申時行“泊然處中，重國體，惜人才”。
　　於是聖意乃決，申時行和許國都被挽留。皇帝特遣的宦官到兩位閣老家裏央請他們出來視事。攻擊者因之不能再加置喙。但是為了保持文官間的平衡，也為了繼續鼓勵監察官盡忠報國，對攻擊首輔的人也不便過重處罰。直到數月之後風波平息，萬曆才把其中最激烈的分子各降三級，首先參劾高啟愚的禦史，也調到外省；至於高啟愚為生事之端，即便從輕處理，也不能認為全無過失，可以令之置身事外，乃以“出題謬妄”的罪名，被褫奪文官身份和以前恩賜的祖先誥命。
　　張居正一案的餘波，到此才完全結束。故太師的頭銜既然被褫，家產也已沒收，兒子進士翰林的名稱又經一筆勾銷，今後即再暴露他所培植的私人亦不能使皇帝激動，自此朝廷內的文官還要互相攻擊，則必須另找新的題目來做文章，而不能再在張居正的驕奢無道或者窺竊神器上大加發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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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這一案完全結束之後，申時行才有機會平心靜氣地研究事情的真象。在所有反對他的人中，真正關心張居正的兒子如何進入翰林院以及皇帝陵墓風水好壞的恐怕很少，甚至借這個題目可以擁戴首輔以便自己升官的也不能太多。應當注意的仍是張居正本身是一個令人感情激動的題目。只要一提起他的名字，就立刻引起很多人氣憤，因此反對者不一定要費很大的氣力，即可以利用各文官間對故太師的反感，排斥他所接近的人，如侍郎兼講官高啟愚、禮部尚書徐學謨和他申時行自己。
　　為什麼張居正這樣令人痛恨？原因在於他把所有的文官擺在他個人的嚴格監視之下，並且憑個人的標準加以升遷或貶黜，因此嚴重地威脅了他們的安全感。這些官員之間關係複雜，各有他們的後臺老闆以及提拔的後進。他們又無一不有千絲萬縷的家族與社會關係，因之得罪了一個人，就得罪了一批人；得罪了一批人，也就得罪了全國。這正如他同年王世貞所說，張居正一套偏激的辦法，是和全國的讀書人作對。
　　張居正又錯誤地使用了獬豸這一動物。監察官是徵集輿論、平衡陰陽、在公益和私利中找到折衷的工具，元鋪張先生卻用它來推動自己的政策。禦史和給事中只檢舉對他不利的人物，不糾察他的行政，這種情況使他們與特務員警無異。因之張居正雖沒有獨裁者的權位，卻有了獨裁者的神通。要不是在他執政之日有這種普遍被壓抑的恐懼和怨恨，以後的反張運動就不會引起這麼多的同情，動員這麼多的力量，產生這麼多的枝節。
　　1585年，萬曆皇帝決心將張居正一案作為歷史看待。申時行也決心防止這樣的政治波瀾再來掀動本朝的上下機構，他呈請皇帝停止張居正所制定的考成法。為了有效地管制全國各府縣，這一考成法規定各科給事中按年月記載各地方官的政績，其標準為欠稅是否能夠追繳，盜匪是否能夠擒獲。官員前案未結，就不許升遷離職，甚至有些已經退休或正在養病的官員還要被傳詢答復問題。現任首輔申時行認為這種方法有欠公允。因為稅收能否如額征足，有其多方面的原因，而不完全決定于縣令府尹的能力和辦事精神；匪盜就擒或漏網，更多出於偶然的機會，如果上官不顧困難，一味逼迫下屬，下屬又逼迫兵丁捕快，就會促成許多嫌疑犯屈打成招，這也不是清明寬厚的本朝所宜有。萬曆聽罷首肯。這樣，張居正時代惟一有組織性的條例也就此撤銷。
　　為了表示胸襟開闊，申時行對參劾過自己的官員概不追究，甚至還建議其中的幾位官員晉級。另一件出人意外之事則是他替鄒元標說好話。這一位鄒元標，除了上書觸怒聖顏之外，還幫助反對申時行的一派逐走了他的兒女親家徐學謨。萬曆本來想重辦鄒元標，申時行出來討價還價，終於使鄒沒有受到廷杖，僅以除籍了事，而在鄒元標離職以後，申時行還在設法使他能第二次被召複職。
　　1587年又值京察之年，這是一個極好的機會可以宣揚他作為大政治家的誠意。京察每六年舉行一次，全部京官都將被考核。各地巡撫由於帶有都察院禦史的頭銜，所以也同於京官在考核之列。與他前任1581年的原則相反，申時行力主人事上的穩定。隨即消息傳來，政府讓大小官員各安其位。於是眾心欣慰。京察的結果，凡由進士出身的職官只有33人降級或罷免，而且這33人，沒有一個出於吏部、都察院或翰林院這些傳統上最富敏感的機關。這種恕道穩定了文官集團的情緒，也穩定了首輔自己的地位，他被眾口交譽為老成持重，有古君子之風。
　　他和萬曆之間的關係也越來越好，概言之，即已經由協調進而為親密。冊封萬曆的寵妃鄭氏為皇貴妃時，他被委為正使之一。申時行又奉派為總攬大峪山今上陵寢的建築工程，並已到施工之處巡視多次，一次在嚴寒，一次在酷暑。1587年，他報告一切進行都很順利。萬曆龍顏大悅，特賞首輔申先生織有雙喜字的錦緞一匹，讓他製成新衣，以供閱陵時服用。
　　在皇帝的心目中既已取得了很高的信用，申先生又能以他高超的勸說能力，委婉地請求今上放棄他禁中內操，即在皇城中訓練以宦官編成的軍隊，並同意不再隨便出城巡閱，管束職掌特務的宦官張鯨。這些事情，如果不是申時行採用恰當的方式調停，很可能造成皇帝與百官間的衝突。因為在這些地方文官們有他們堅定強硬的看法，要是他們一定要以道德的名義在御前諍諫，言語衝突之余，萬曆一動反感，很可能導致一意孤行。申閣老防患於未然，確已盡到從中調濟的職責。
　　反對申時行的則仍稱他為妥協，一味只顧目前適用，放棄原則。申時行當然有他的辦法答辯。他表示，要是不恢復百官間的彼此信賴，怎麼可以使他們大有作為，為皇上推行開明的政治？
　　管理我們這樣一個大帝國，在許多問題上一定是要生罅隙的。張居正以整飭紀律自居，而實際上他是強迫要求各人保證不生罅隙。申時行用恕道待人，又鼓勵誠信，就是期望各人自動地各盡其能地補救罅隙。申時行的立論並非沒有理由，但是從他四年內在文淵閣執政的紀錄上看，其成功的希望至為微小。
　　推廣誠意的方式是經常不斷地舉行禮儀，講解“四書”和其他經史，然而最近以來，申時行已經不能勸說萬曆皇帝出席他應該主持的禮儀，經筵也久被擱置。申先生內心明白，經過張居正事件之後，皇帝對各種告訐、爭論和答辯已經不感興趣，他對一切都取懷疑的態度。因為他從小束發受教，就聽說“王者無戲言”，天子應對一切事物認真，更要在一句一語之間，相信親信人的話。而現在看來，每個人都是說管說，做管做，兩不相干，這又何怪乎他懷疑一切？他之所謂“訕君賣直”，就表示他已經知道凡事都有其明暗陰陽。他對廷臣要求他為堯舜之君的說法不加反對，因為這是“四書”中的準則，又是祖先的訓示，不容置辯。可是以他的聰明敏感，誰又能夠保證他在內心深處，沒有把這種要求當成臣下為他設置的羈絆？
　　皇帝放棄誠意，使申時行至為不安。然而他沒有更好的辦法，只好自己堅持信心，靜待時機的好轉。可是無情的時光，究竟還有多少讓申時行來安排和等待呢？1587年，即萬曆十五年的秋天，他作為首輔已四年有半，今後還有四年，他仍為文淵閣的首長。在他不知不覺的用盡了命運為他安排作首輔的全段時間，那麼太傅兼太子太師左柱國中極殿大學士申時行即想在文淵閣再多留一天，也是不能為時勢所容許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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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世間已無張居正
作者：黃仁宇
　張居正的不在人間，使我們這個龐大的帝國失去重心，步伐不穩，最終失足而墜入深淵。它正在慢慢地陷於一個“憲法危機”之中。在開始的時候這種危機還令人難於理解，隨著歲月的流逝，政事的每下愈況，才真相大白，但是恢復正常步伐的機會卻已經一去而不復返了。
　　以皇帝的身分向臣僚作長期的消極怠工，萬曆皇帝在歷史上是一個空前絕後的例子。其動機是出於一種報復的意念，因為他的文官不容許他廢長立幼，以皇三子常洵代替皇長子常洛為太子。這一願望不能實現，遂使他心愛的女人鄭貴妃為之悒鬱寡歡。另外一個原因，則是他在張居正事件以後，他明白了別人也和他一樣，一身而具有“陰”、“陽”的兩重性。有“陽”則有“陰”，既有道德倫理，就有私心貪欲。這種“陰”也決非人世間的力量所能加以消滅的。於是，他既不強迫臣僚接受他的主張，也不反對臣燎的意見，而是對這一切漠然置之。他的這種消極怠工自然沒有公然以聖旨的形式宣佈，但在別人看來則已洞若觀火。
　　皇帝決心以頑強的意志和臣僚們作持久的對抗，臣僚不讓他立常洵為太子，他也不立常洛為太子，甚至不讓常洛舉行冠禮以便向翰林院的官員就讀。像這樣雙方堅持達10年之久。
　　迫於強大的輿論壓力，他不得不放棄自己的打算。但是他的屈服是帶著仇恨的。皇長子被封為太子，皇三子被封為福王到河南之國，從此皇帝的心靈上就留下了永久的傷痕，他的臣僚也再沒有機會能使他按照他們的意志執行他的任務了。皇帝仍然是皇帝，但是再也不願意做任何事情使他的文官快意。像這樣又20年。
　　各種法定的禮儀在照常舉行，但是皇帝已經不再出席。高級的職位出缺，他寧可讓它空著而不派人遞補，使那些文官們除了極少數的人以外已不再有升遷到最上層的希望。臣僚們抗議的奏章不斷向他提出，他也不加答辯。因為他知道，只要在奏本上一加朱批，不論是激烈的駁斥還是冷靜的辯說，這些未批和原來的奏摺都要送到給事中的辦公室裏傳抄公佈，這就正好中了那批抗議者的下懷，使他們達到了沽名買直的目的而暴露了自己缺乏雍容的氣度。最合適的辦法就是把這些可惡的奏本留中，即扣押在宮內不加批示。
　　於是有良心的官員覺得無法執行他們的任務，只好提出辭呈。萬曆以同樣的態度對付這些辭呈，既不援例慰留，也不准離職。有的官員在忿怒之餘逕自掛冠而去，吏部建議對他們追捕而加以憲問，萬曆同樣還是置之不理。到他臨朝的後期，一個文官自動離職就意味著一個名位已被廢革，因為不再有人補缺。
　　皇帝和他的臣僚熟讀詩書，知道經典史籍贊成臣下向無道之君造反。但這無道必須到達桀、紂的程度，即以極端的殘暴加之于臣僚和百姓。現在的萬曆皇帝卻並非如此，而且除了不理上述性質的檔以外，他照常批閱其他奏章。也就是說，他的消極怠工，放棄自己的職責，是有所選擇的，他自己可以理直氣壯地表示，他是在奉行道家“無為而治”的宗旨。對於這種情況，臣僚們是找不到任何經典中的訓示來造反的。所以，不滿甚至憤激的情緒儘管不斷滋長，卻始終沒有發展成為“誅獨夫”或者“清君側”的內戰。
　　皇帝的放棄職責並沒有使政府陷於癱瘓。文官集團有它多年來形成的自動控制程式。每到屬牛、龍、羊、狗之年，北京的會試、殿試照舊舉行；地方官和京官按時的考核也沒有廢止。派遣和升遷中下級文官，用抽籤的方法來決定。吏部把候補人員的名單全部開列，一個官員除了不得出任原籍的地方官或其父子兄弟的上下級以外，他將要出任什麼官職，決定的因素不是他的道德或才智，而是出於與事實無關的一根竹簽。對於這些例行公事，皇帝照例批准，大多數情況下則由司禮監秉筆太監代作朱批。
　　在禦字48年之後，萬曆皇帝平靜地離開了人間。他被安葬在他親自參與設計的定陵裏，安放在孝端皇后和孝靖皇后即恭妃王氏的棺槨之間。他所寵愛的貴妃鄭氏比他多活了10年。由於她被認定是國家的妖孽，她得不到任何人的同情。這10年，她住在紫禁城裏一座寂寞的冷宮中，和她的愛子福王永遠睽離。福王本人也是一個禍患，據說萬曆生前贈給他的莊田共達400萬畝。由於成為眾人怨望之所集，也沒有人敢為他作任何辯解，說這個數字已經被極度地誇大，而且大部田土已折銀每年未逾20000兩。
　　奇怪的問題是，皇位的繼承問題早已解決，萬曆皇帝又龍馭上賓，而關於當年延擱立嗣的責任之爭，反較問題沒有解決的時候更加嚴重。每當提及往事，就有許多廷臣被捲入，而且舌戰之後繼以筆戰。這時朝廷中的文臣已經分裂為若干派別，彼此間無數的舊恨新仇需要清算，激烈的爭論則常常肇始於微不足道的釁隙。萬曆皇帝幾十年的統治，至此已經造成了文官集團中不可收拾的損傷。
　　皇帝是一國之主，他應當盡心竭力以保持文官集團的平衡。做到這一點是很不容易的，除了公正和不辭勞瘁以外，還需要超出尋常的精明能幹。針對文官的雙重性格，需要給予物質上的報酬使他們樂於效勞，也要動員他們的精神力量，使他們根據倫理道德的觀念盡忠國事。這兩項目標的出發點已有分歧，而皇帝能用來達到目標的手段也極為有限，概言之，不出於人事的升降和禮儀的舉行。而萬曆皇帝的所作所為，正與此背道而馳。他有意地與文官不合作，不補官的做法等於革除了最高名位。他們鞠躬盡瘁，理應得到物質上的酬報，升官發財、光宗耀祖，此時都成泡影，使他們的畢生心力付之東流。再者，他又把倫理道德看作虛偽的裝飾，自然就不在這方面用功夫。很多把孔孟之道奉為天經地義的文官，至此也覺得他們的一片丹心已經成了毫無意義的愚忠。
　　表面上的寧靜通常是虛幻的。文官集團缺乏應有的和衷共濟，反而集中了無數的利害衝突，形成了一個帶有爆炸性的團體。在萬曆皇帝禦宇的48年中，特別到了後期，大臣們已經看透了中樞無複具有領導全局的能力，也就不得不以消極敷衍的態度來應付局面。此類態度類似疫氣，很快就在文官中流傳，使忠於職守者缺乏信心，貪污腐敗者更加有機可乘。這種不景氣的趨勢愈演愈烈，使整個王朝走到了崩潰的邊緣。其所以能勉強維持，實在是因為替代的辦法尚未找到。而像我們這樣龐大而歷史悠久的帝國，即使在不利的條件之下，僅憑慣性的作用也可以使這個王朝繼續存在若干年月。
　　這種氣氛，不消說令人悲觀。有一部分文官，即以後被稱為東林黨的人，發憤要力挽狂瀾。他們的理想是，精神上的領導力量可以在皇帝的寶座之外建樹。他們從小熟讀《四書》和朱熹的注釋，確認一個有教養的君子決無消極退讓和放棄職責的可能，需要的是自強不息的奮鬥。這些以君子自詡的人物，不論在朝在野，總是標榜自己的品德，而指斥和他們不合的為小人。其後，這一派中的若干人被任命為吏部和都察院的官員，職司百官的考察和彈劾。在定期的考核中，他們大刀闊斧地斥退他們心目中認為萎靡不振的官員。
　　這種重振道德的運動，其標榜的宗旨固然極為堂皇，但是缺少了皇帝的主持，其不能成功已在預料之內。皇帝也是人而並非神，即使他的意志被稱為“聖旨”，也並不是他的判斷真正高於常人。他的高於一切的、神秘的力量是傳統所賦予，超過理智的範圍，帶有宗教性的色彩，這才使成為他的決斷人間最大的權威。如果官員們承認他的決斷確乎出於他自己而非出於佞幸的操縱，那麼即使有欠公允，也可以使大家絕對服從。東林黨當然不能具備這樣的絕對權威，更何況當日兩萬名身穿錦袍的文官，作為一個整體，已經喪失了評定善惡的標準，僅憑這幾十個自詡為品德優秀的官員，反倒能訂出一個大家所承認的標準？這幾十個官員盡了很大的力量，要重新建立一種能為別人所承認的道德倫理，結果卻事與願違。反對他們的，也同樣地使用了他們治人之道，即用道德倫理的名義組織他們的集團以資對抗。
　　萬曆的去世，失去了最後的緩衝因素。互相猜忌的小團體至此公開地互相責難。一連串的問題被提出來了：當初先皇對繼承人的問題猶豫不決，在中樞任要職的人何以不慷慨直言？王錫爵身為首輔，居然同意先皇提出的三王並封的主張，即皇長子常洛、皇三子常洵、皇五子常浩同時不分高下地並封為王，這是何居心？要不是大臣們缺乏骨氣而作遷就，先皇何至把“國本”問題拖延得如此之久，致使後果難於收拾？據說鄭貴妃還有謀害皇長子的陰謀，何以不作徹底的調查追究？這些問題，沒有法律上的程式可供參照以找到答案，但是在感情上則帶有強烈的煽動性。提出問題的人自己也未必有尋根究底的決心，而只是利用這些問題作為控訴的口實，把食指指向反對者的鼻子，借此在黨爭中取得主動。
　　本朝的制度，應當說是不能聽任這種黨爭發展的。我們的司法制度極為簡單，缺乏判決爭端的根據。即使是技術上的問題送交御前請求決定，也要翻譯成為道德問題，以至善或極惡的名義作出斷語。在這種具體情況下，只有使全部文官按照“四書”的教導，以忠厚之道待人接物，約束自己的私心，尊重別人的利益，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朝廷才能上下一心，和衷共濟。要是官員們口誦經典中的詞句，稱自己為君子，別人為小人，在道德的掩蓋下奪利爭權，這就是把原則整個顛倒了。這種做法會導致文官集團的渙散，進而導致我們的帝國無法治理。這不必等到1620年萬曆的靈樞抬到大峪山下葬的時候才能明白，1587年申時行說的“自古國家未有如此而能長治久安者”，已經把這個道理說得十分清楚了。
　　但是當日的申時行並沒有足夠的力量影響輿論，此後的影響則更為微弱。皇位的繼承問題發生在他擔任首輔的時候，所以很多人都感慨在這緊張的幾個年頭之內偏偏碰上了這樣一個軟弱無能的人做了文淵閣的首腦。
　　1591年申時行被迫去職的時候，輿論對他已經喪失了同情。這原因需要追溯到上一年，即1590年。這一年之初，皇長子常洛只有足歲七歲半，但按中國傳統的計算方法，他已經9歲。這時他還沒有出閣講學，給很多廷臣造成了不安，擔心他長大以後不能和文官作正常的交往。但是出閣講學，他又必須具有太子的名義，否則就是名不正言不順。問題迫在眉睫，所有的京官集體向文淵閣的四個大學士施加壓力，要求他們運用自己的聲望，促使萬曆冊立常洛為太子。於是，以申時行為首的四個大學士向皇帝提出了辭呈，理由是他們無法向百官交代。皇帝當然也不能接受他們的辭呈，因為他們一去，就不再有人敢接受這個首當其衝的職位。
　　於是皇帝宣佈，他無意於廢長立幼，但是他不能接受臣下的要脅。他說，如果一年之內廷臣不再以立儲一事打擾他，他可以在1592年立常洛為太子。如果再有人以此糾纏，立儲就要延後。在這一妥協的條件下，各位大學士才回到文淵閣繼續辦公。
　　在這一年裏，群臣遵照萬曆的意見不再以立儲相催促，但卻都感到了氣氛的沉重。也有很多人懷疑申時行已經為皇帝所利誘，而在運用他的聲望引導京官，使他們擁護常洵。1591年春天，萬曆打算授予申時行乙太師，這是文官的最高職銜，即使是張居正，也只是在臨死前才得到了這樣的榮譽。申時行堅決辭謝，萬曆又提議賜給申時行以伯爵的俸祿，這也是沒有前例的。申時行又一次極其惶恐地聲稱他沒有功德可以接受這樣的恩賜。以上的提議雖然都沒有成為事實，但是已經使申時行感到窘迫。這種特殊的寵信使別人因羨生妒，給他執行皇帝和百官的聯絡職務增添了困難。申時行縱然以長厚著稱，但官員們決不會願意這個位極人臣的首輔再立下擁立太子的新功。就在這時候，他又成為輿論攻擊的對象。那一年的陽曆9月，福建金事李琯參劾首輔，說申時行主持的大峪山陵寢工程出了問題，按照他的情報，地基內已有水湧出。這位遠在數千裏外的地方官，冒著丟掉前程的危險來參劾首輔，其目的不外乎公開警告申時行：你雖然深得皇帝的信任，但是文官集團仍然有足夠的力量動搖你的地位，如果你不對全體文官負責的話。這位上書言事的官員在事後被革職為民，但在文官們看來，這種犧牲決不會是沒有意義的。此人既已博得了忠臣的名聲，而他的計算如果正確，他日複職加官，也是意中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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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曆10月，工部的一位官員因為皇帝允諾的冊立太子的期限在即，立儲大典的各項開銷理應由他負責籌備，他就編造預算，呈請皇帝批准。皇帝的朱批使全體文官為之瞠目咋舌。朱批說，他早已聲明不准臣下在一年之內催促他立儲，這個工部官員借編造預算為名而行催促之實，這就是違反了他的命令，而他也就必須按照聲明中所說的那樣，把立儲延後。這種故意的節外生枝不禁使群臣深感憂慮，人君如此缺乏誠意，他將用什麼來維持威信，統治國家？於是他們聯名奏請皇帝收回這一朱批，並希望他親口許諾的明春立儲一事能付諸實現。因為申時行正在病中，內閣大學士的聯名呈請，由二輔許國執筆。但這份奏章仍然由申時行領銜。
　　這一大規模的抗議使龍心赫然震怒。申時行獲知皇帝的反應，立即呈上一份揭帖，說明內閣的聯名奏章雖然列上他的名字，他事先卻並未與聞。被孤立的皇帝親自在朱批中感謝申先生對他的忠愛之忱。事情本來可以在這裏結束，因為大學士的揭帖系秘密文書，經過御覽以後向例是退回本人而不公佈的。但是這一揭帖偏偏為許國所截獲，他就毫不客氣地送交給事中辦公室抄錄公佈。申時行立刻向給事中索回原件不准公佈，但其內容已經在文官中傳遍，而且這種索取已發科抄寫的檔也屬違背成憲。
　　這樣重大的事件逼得當時值日的給事中參劾申時行，參劾的措辭還十分嚴厲，說他“遁其辭以賣友，秘其語以誤君。陽附群眾請立之議，陰緩其事以為內交之計”，“陛下尚寬而不誅，高廟神靈必陰殛之。這意思說，申時行是一個十足的兩面派和賣友誤君的小人，即使皇上不加處罰，洪武皇帝的神靈也會對他加以誅戮的。
　　萬曆皇帝開始並沒有體會事情的嚴重性。他降旨勒令這個給事中降級調往外省，並命令申時行照常供職。申時行準備遵旨回到內閣，然而文官們的情緒已經如火如荼，不可遏止，一個接著一個遞上了參劾申時行的本章。很明顯，申時行無法抵禦這些道德上的控訴，他的威信已經掃地以盡，再也無法取得同僚的信任。這種局勢一經明朗，他除了辭職以外，別無他途可供選擇。在這種情況下，皇帝的慰留也無濟於事。要是再戀棧不去，他就必然成為張居正第二。
　　在聽任申先生離職之前，皇帝不能沒有必要的措施以重振自己的權威。那個發難參劾申時行的給事中由降級外調而加重為革職為民。這是因為他受到了文官的表揚，而要皇帝收回處罰他的成命；而在皇帝那裏，雖然無法挽留群臣所不齒的大官，卻必須表示有能力斥退他們所欣賞的小官。其次輪到了二輔許國。多年來他和申時行在表面上似乎同心協力，這一事件暴露了他對申時行的嫉忌，而他故意公開申時行的秘密揭帖，說明了他的秉性並非忠厚，這種人自也不應在御前擔任要職。由此，許國也被參劾，皇帝批准他“回籍調養”。兩天以後，皇帝才接受了申先生的辭呈。
　　在這一場悲劇性的衝突之中，沒有人取得勝利。立儲一事竟惹起了如許風波，使兩個大學士相繼離職。既然如此，即使是最激烈的人也不便立即再提起此事，因為怕把事情弄僵而不可收拾。萬曆也很清楚，無論他多麼寵愛鄭貴妃和常洵，這廢長立幼一舉決不會被廷臣所接受，如果公開堅持自己的主張，最後勢必引起大規模的流血，這是與他所崇奉的佛教宗旨相違背的，而且流血之後也未必就能如願以償。基於雙方的這種考慮，就形成了暫時的僵持局面。
　　在處理立儲這個問題上，萬曆犯了很多錯誤。他的第一步是冊封鄭氏為皇貴妃，位於皇后之下而在其他妃嬪之上。子以母貴，常洵超越常洛而立為皇儲，就可以順理成章。然而在絕大部分文臣看來，這是以幼淩長，自然不合於倫常之道。
　　萬曆本人也同樣找不到充分的理由以公開自己的意圖，他只能找出種種藉口來拖延。第一個藉口是常洛年紀太小，經不起各種典禮的折磨，第二個藉口就是上面所說的立儲大計屬於皇帝的職權，不容許任何人加以干擾逼迫。在和廷臣往來爭辯之際，他又突然別作心裁，同日冊封三個兒子為王而不冊封太子。臣僚們不接受這個辦法，他又找出了第三個藉口，即皇后年紀尚輕，仍有生育的可能；如果皇后生下兒子，那就是當然的太子而用不著任何爭議了。這種種藉口既表明了他缺乏信用，也暴露了他沒有氣魄，因而官員們的抗議也決不會就此偃旗息鼓。
　　這種僵持的局面，應該看作本章一開始所說的“憲法危機”。因為僵局之不能打破，原因不在於法律。法律的問題始終沒有被人提起，即皇帝如果一定要廢長立幼，他並不是找不到理論上的依據。假如我們的帝國真正能夠實行法治，而繼承皇位這個問題又由一個具有獨立性的法庭來作出判決，那麼皇帝委託律師根據成文法和不成文法來作辯護，他是很有勝訴的可能的。
　　第一，常洛並不天生即具有繼承大統的權利，他的幾個弟弟也同樣沒有這種權利。因為皇帝的兒子在被冊封以前統統沒有名義，否則就用不著特別舉行封太子或封王的典禮了。第二，立長而不立幼，只是傳統的習慣而不是強制性的法規，這在永樂登極之後更為明顯。他以太祖洪武皇帝第四子的身分，用“清君側”的名義，從他的侄子建文皇帝手中奪得了皇位而根本不考慮他的二哥和三哥兩房的優先繼承權。所以在200年之後還要堅持繼承皇位必須按出生次序，就等於否定了永樂皇帝的合法性。第三，根據太祖洪武皇帝的規定，嫡子有繼承皇位的優先權，可見皇子的地位決定于其母親的地位，而出生年月乃屬次要。常洛之母為恭妃，常洵之母則為皇貴妃，前述子以母貴的原則在祖訓前仍然大可商酌。第四，如果萬曆非立常洵不可，他還可以廢去孝端皇后而立鄭氏，使常洵成為名正言順的嫡子。在本朝歷史上，宣德、景泰、成化、嘉靖四朝都有廢後之舉而並未因此發生政治波瀾。
　　為什麼萬曆在這個問題上沒有採取更為強硬的立場，例如堅決地公開宣佈他的主張，而且一口咬定立儲大計屬於他的權力範圍，不容旁人置喙，而且進一步以意圖不能實現即自動退位作為威脅，這都已經無法找到答案了。也許有一條理由可以作為解釋，即本朝不是以法律治理天下臣民，而是以“四書”中的倫理作為主宰。皇帝和全國臣民都懂得父親對兒子不能偏愛，哥哥對弟弟負有教導及愛護的義務，男人不能因為寵愛女人而改變長幼之序。正因為這些原則為天下人所普遍承認，我們的帝國才在精神上有一套共同的綱領，才可以上下一心，臻於長治久安。如果僅僅憑法律的條文作為治國的依據，則我們立國的根本就成了問題，一千多個縣令也很難以父母官的身分領導他治下成千成萬的庶民。所以，萬曆要棄長立幼的企圖，縱使在法律上有可以左右遷就之處，但在堅持傳統觀念的臣僚心目之中，卻早已不直於綱常倫理。臣僚們從來沒有聽說法律的施用可以與聖賢的教導相違，即使是皇帝也不得不承認這一點。在這樣強大的道德和輿論的壓力之下，他在公開場合不得不發表違心之論，否認他有棄長立幼的企圖。
　　心裏的願望難於實現而且無法明言，同時又缺乏可以密商的智囊人物，從此他就成了一個孤獨的君主。他很想把內閣大學士拉到自己這一方面來，但也不敢公然出口。而事與願違，歷屆的首輔都以群臣的發言人自居，不斷地催促皇帝按長幼之序冊立常洛為太子。催促無效，首輔只能引咎自責，掛冠而去。這樣—來，做皇帝的不得不應付幾個個性完全不同的首輔，應付幾種不同方式的催促，因而搜索出來的理由就前後不能一致，從而使人更清楚地感覺到他確實缺乏誠意。
　　雖然形勢對他十分不利，他仍然不放棄他的願望。臣僚們紛紛猜測，究竟是皇帝受到了鄭氏的逼迫，以致一意孤行，還是他想用拖延的辦法，等待皇后自然地死去？孝端皇后的健康情況據說極有問題，如果一旦不諱，皇貴妃鄭氏遞補而為皇后，就足以使任何人找不到根據加以反對。但是孝端皇后偏偏不肯合作，她帶病延年，僅僅比皇帝早死4個月。而這時由於眾意難違，萬曆早已屈服，常洛被封為太子已經20年了。
　　分析上述問題，還有一個因素不能排除，就是在萬曆登極以後，雖然坐在他祖先坐過的寶座之上，但他的職責和許可權已經和他的前代有所不同。他的祖先，一言一行都被臣下恭維為絕對的道德標準，而他卻是在他的臣僚教育之下長大的。他的責任範圍乃是這群文臣們所安排的。他的感情更需作絕對的抑制。這前後不同之處儘管在形式上含蓄，實質上卻毫不含糊。原因是開國之君主創建了本朝，同時也設立了作為行政工具的文官制度，而今天的文官卻早已成熟，他們所需要的只是一個個性平淡的君主作為天命的代表，其任務就是在他們的爭端無法解決時作出強制性的仲裁。他們要求這位守成之主與日常的生活隔絕，在仲裁爭端中不挾帶個人的嗜好和偏愛以引起更多的糾紛。坦率地說，就是皇帝最好毫無主見，因此更足以代表天命。這種關係，已經由萬曆的曾叔祖弘治作出了榜樣。弘治皇帝愈是謙抑溫和，聽憑文臣們的擺佈，文臣們就愈是稱頌他為有道明君。
　　

steve2046

這樣的一個皇帝，實際上已經不是國事的處置者，而是處置國事的一個權威性的象徵。他應該做到寓至善於無形。如果他能夠保持感情與個性的真空，經常演習各種禮儀，以增強抽象的倫理觀念，他就和上述要求恰相符合。
　　多少年來，文官已經形成了一種強大的力量，強迫坐在寶座上的皇帝在處理政務時擯斥他個人的意志。皇帝沒有辦法抵禦這種力量，因為他的權威產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他實際上所能控制的則至為微薄。名義上他是天子，實際上他受制於廷臣。萬曆皇帝以他的聰明接觸到了事情的真相，明白了自己立常洵的計畫不能成功，就心灰意懶，對這個操縱實際的官僚集團日益疏遠，採取了長期怠工的消極對抗。
　　1587年以後的內外形勢並不平靜，楊應龍在西南叛變，孛拜在寧夏造反，日本的關白豐臣秀吉侵佔朝鮮，東北的努爾哈赤在白山黑水間發難，但內外兵事都沒有像建儲一事能在廷臣中引起這麼多的紛紛擾擾。兩萬名身穿錦袍的文官所最關心的，乃是今上皇帝一旦宮車宴駕，誰將繼他登上寶座。即使在常洛封為太子、常洵去河南之國之後，事情仍然沒有結束。那位掩袖工讒的鄭氏日夜挨在皇帝身旁，誰敢擔保情況不起變化？因之有的忠耿之臣就慷慨陳辭，請求皇帝不要好色，自古以來，美人就是引誘人做壞事的一種因素。跟著就是謠言蜂起。有的繪聲繪色地描述了宮闈中已產生了各種陰謀。有人說，在宮中發現了木刻的偶像。人們普遍相信，如果一個精於巫術的人每過七天給這個偶像插上一根針，偶像所摹擬的人就會病入骨髓，百藥罔效。難道貴妃鄭氏真想用這種方法置常洛於死命？更令人不安的是據說還發現了皇帝和皇后的偶像。
　　在惶惶不安的氣氛中，又出現了一件奇特的事情。有一個大學土沈鯉，在文淵閣的大門旁邊豎立了一塊木板，上面寫著十項做官的戒律。每天上班的時候，他就站在牌前低聲誦讀，念念有辭。不久，宮中就傳遍了沈閣老的謠言，據說他在一塊寫有怪字的木牌前面施法詛咒。皇帝十分驚奇，叫人把木牌取來過目，看過之後隨即斥責宦官胡說八道，無事生非。
　　有些謠言還記錄於史書。比如說恭妃王氏是一個年長的女人，在和萬曆邂逅相遇的時候就已經消失了青春。此後她又一目失明，所以不能繼續得到皇帝的寵愛。另外一個故事則說是萬曆病重，自度即將不起，有一天一覺醒來，發現恭妃王氏的胳臂正枕在他的腦袋下，臉上的淚痕未幹，而貴妃鄭氏則無影無蹤。還有一個故事提到了常洛的祖母慈聖太后。她反對皇帝棄長立幼的企圖，為此和他作了一次專門的談話：
　　皇太后：“如果你真要這樣做，你將何以向天下臣民交代？”
　　皇帝：“這容易。我只要說他是一個宮女的兒子就可以了。”
　　皇太后：“你不要忘了，你自己也是一個宮女的兒子！”
　　這些捕風捉影的故事在當日不僅口耳相傳，而且刊諸棗梨，印成書籍。關於王氏和萬曆相遇時的年齡問題，在4個多世紀以後定陵的發掘中才得到澄清，因為墓誌上清楚地記載著她的出生年月，據此，她和萬曆相遇的那一年剛剛16歲，萬曆則是18歲。
　　木板印刷的發達不僅使這些書籍大為流行，而且還使一些不署名的傳單和署假名的小冊子不斷出現。這些傳單和小冊子增加了北京城內的緊張氣氛，使每一個人都程度不同地捲進了這個繼承大統的漩渦裏。有一張傳單，即所謂“妖書”，竟公然聲稱太子不久就要被廢，福王將奉召回京正位東宮，並且指出這一陰謀的參預者及其全部計畫。皇帝命令東廠錦衣衛嚴密偵緝妖書的作者，致使整個京城為之震動，不僅名列書中的人驚恐萬狀，其他無關的人也不免惴惴不安。
　　對文官集團而言，常洛和常洵的爭執，不過是把他們早已存在的衝突更加帶上了感情色彩而已。就算是沒有鄭貴妃，也沒有東林黨，文官集團中的彼此隔閡和對立，已經達到了相當嚴重的地步。要探究它的根本，可以追溯到本朝創建之初。
　　歷史學家似乎很少注意到，本朝以詩書作為立政的根本，其程度之深超過了以往的朝代。這在開國之初有其客觀上的可能。洪武皇帝大規模地打擊各省的大地主和大家族，整個帝國形成了一個以中小地主及自耕農為主的社會。朝廷又三令五申，力崇儉樸，要求文官成為人民的公僕。在這種風氣之下，人們心裏的物質欲望和嘴上的道德標準，兩者的距離還不致相差過遠，充其量也不足以成為立政上的障礙。
　　當張居正出任首輔的時候，本朝已經有了兩百年的歷史。開國時的理想和所提倡的風氣與今天的實際距離已經愈來愈遠了。很多問題，按理說應該運用組織上的原則予以解決，但事實上無法辦到，只能代之以局部的人事調整。
　　這種積弊的根源在於財政的安排。在開國之初，政府厘定各種制度，其依據的原則是“四書”上的教條，認為官員們應當過簡單樸素的生活是萬古不磨的真理。從這種觀念出發而組成的文官集團，是一個龐大無比的組織，在中央控制下既沒有重點，也沒有彈性，更談不上具有隨著形勢發展而作調整的能力。各種技術力量，諸如交通通訊、分析統計、調查研究、控制金融、發展生產等等則更為缺乏。一個必然的後果，即政府對民間的經濟發展或衰退，往往感到隔膜，因之稅收和預算不能隨之而增加或減縮。
　　財政上死板、混亂與缺乏控制，給予官員的俸祿又微薄到不合實際，官員們要求取得額外收入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上面說過的地方官的“常例”是一種普遍的不成文制度。亦即在規定的稅額以外抽取附加稅：徵收白銀，每兩附加幾分幾厘，稱為“火耗”；徵收實物，也要加征幾匹幾鬥，稱為“耗米”、“樣絹”。除此之外，一個地方官例如縣令，其家中的生活費用、招待客人的酒食、饋送上司的禮物，也都在地方上攤派。對這種似合法非合法的收入，中央聽之任之而又不公開承認。在各地區之間，這種收入則漫無標準，因為一個富裕的縣分，稅收上稍加幾分，縣令就可以宦囊充裕，而一個貧窮的縣分要徵收同樣的數字，則已是極為暴虐的苛政了。這些情形使得所謂操守變成毫無實際意義。
　　更難於判斷的是京官的操守。他們沒有徵收常例的機會，而全靠各省地方官以禮儀為名所贈送的津貼。銀兩源源不斷地流入北京，尤其是在考核地方官的那一年為數更多，這就無怪乎那位獨立特行的海瑞要稱這種年頭為京官的“收租”之年了。考核者既然接受了被考核者的津貼，還哪里談得上一切秉公辦理呢？
　　財政上的情況既是如此，在文官體制上，普遍使人感到困難的是各級地方官都沒有實際力量足以應付環境的變化。他們沒有完全駕馭下級的能力，因為各人自抽“常例”，即下級也擁有財政權；人事權則集中於北京，對下級的升降獎罰，上級只能建議而無法直接處理。
　　體制上有欠周全，文官集團更需要用精神力量來補助組織之上的不足。這有本朝的歷史記載為證。那些孔孟的信徒，在一旦需要的時候，可以不惜犧牲以完成任務。有的文官從來沒有受過軍事訓練，卻可以領導倉猝集合的民兵固守孤城，最後殺身成仁；有的文官不顧溽暑疫疾，和民夫同飲食、共起居，在洪水的威脅下搶救危險的河堤。這些好處當然不應抹殺，然則它們帶有衝動性質，也多個人成分，而且常常和緊急情況一起出現。一個具有高度行政效率的政府，具備體制上技術上的周密，則不致接二連三地在緊急情況下依賴于道德觀念作救命的符塞。說得嚴重一點，後者已不是一種好現象，而是組織機構違反時代，不能在複雜的社會中推陳出新的結果。
　　這種局面不打破，文官的雙重性格發展得越來越明顯，這也是精神與物質的分離。一方面，這些熟讀經史的人以仁義道德相標榜，以發揮治國平天下的抱負為國家服務，以自我犧牲自詡；一方面，體制上又存在那麼多的罅隙，給這些人以那麼強烈的引誘。陰與陽的距離越來越遠，找出一個大家都同意的折衷辦法也越來越困難。
　　以張居正的精明幹練，他沒有能解決這個問題。他的十年首輔生涯，僅僅剛把問題看清楚。他的一套改革辦法使文官們感受到極大的壓力而不能成功，而且招致了死後的被清算。申時行不得不把目標降低。他所說的“使不肖者猶知忌憚，而賢者有所依歸”，就表現了他調和這陰陽兩極的方針。他無意於鼓勵不法，但也不能對操守過於認真。1587年京察之放寬尺度就是這種宗旨的具體說明。在他看來，嫂子已經掉進水裏，決不能再像平常一樣保持遠距離的尊敬，而需要“援之以手”了。
　　就算是降低了標準，申時行也沒有能達到目的。有一些自命為體現正氣的年少新進，堅持“四書”中所教導的倫理觀念，對1587年京察的做法表示了極大的不滿。其中有一個顧憲成，所提出的抨擊尤為尖銳。他和他的志同道合者決心要檢舉缺乏能力和操守的官員，而不惜重新撕破申時行所苦心縫補的破綻。申時行的對付辦法就是把他調往外省。
　　所以，在立儲問題還沒有對京官形成普遍壓力的時候，他們的內部關係已經十分緊張了。張居正的強迫命令固然失敗，申時行的調和折衷也同樣沒有成功。在北京的兩千多名文官中間，存在著對倫理道德和對現實生活的不同態度，互相顧忌而又互相蔑視。有的人出身寒微，把做官看作發財致富的機會；有的人家境豐饒，用不著靠做官的收入維持生活，自然就不會同意和允許其他人這樣做。“四書”中的原則，有的人僅僅視為具文，拿來做職業上的口頭禪，有些人卻一絲不苟，身體力行。另外有一些人彷徨於上述兩者之間；也有一些人由於人事的牽涉參與了對立的陣營。
　　文官之間的衝突，即使起因於抽象的原則，也並不能減輕情緒的激動。一個人可以把他旁邊的另一個人看成毫無人格，他的對方也同樣會認為他是在裝腔作勢地用聖賢之道掩飾他的無能。而眼前更為重要的是，立儲一事絕不是抽象的原則，而是關係到文官們榮辱生死的現實問題。因為，凡是皇帝的繼承權發生爭執並通過一場殘酷的衝突以後，勝利者登上皇帝的寶座，接著而來的就是指斥對方偽造先帝的旨意或是暴戾無道；因為九五之尊必有天命和道德做背景。如果不經過這一番左右輿論的工作，自己的勝利就不能名正言順。而他手下的擁戴者，也總是要請求新皇帝以各種兇狠的手段加之于他們的對方，才能順逆分明；自己流芳百世，政敵則遺臭萬年，各有分曉。這種情形，在本朝的歷史上至少已經發生過兩次。
　　

steve2046

第三個登上皇位的永樂皇帝，如所周知，是用武力奪取了侄子建文皇帝的江山。在起兵的時候，他就大肆製造了洪武皇帝本來要傳位於他、建文皇帝只是矯詔嗣位的說法。功成之後，他又大批殺戮了拒絕擁戴他的廷臣和他們的家屬。第六代正
　　統皇帝，在和蒙古瓦刺部落作戰的時候被對方俘虜。廷臣和皇太后商量之後，擁立他的異母榮登極，是為景泰皇帝，俾使瓦刺不能以當今天子被其拘禁而作為談判的要脅。最後瓦刺由於無利可圖，只好把正統皇帝送回北京。一個國家不能同時存在兩個皇帝，於是正統被稱為太上皇，表面上在南宮優遊歲月，實則乃系軟禁。7年之後，擁戴太上皇的奪門復辟成功，改稱天順。功成之後，擁立景泰的臣僚受到了殘酷的對待。被戮於西市的，就有功勞卓著的兵部尚書于謙。
　　1587年表面上平靜無事，可是很多文官已經預感到如果皇
　　儲問題得不到合理解決，歷史的慘痛教訓必然會在他們身上重演。今天無意中的一言一語，一舉一動，將來都可以拿來當作犯罪的證據。就算他們謹慎小心，緘口不言，也可能日後被視為附逆，未必一定能明哲保身。然而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害怕這樣的危險，有的人卻正好把這危險看成表現自己剛毅正直的大好機會。即使因此而犧牲，也可以博得捨生取義的美名而流芳百世。因此，除了接二連三地遞上奏章以外，他們還刻印了富有煽動性的小冊子和傳單，鬧得北京城沸沸揚揚。
　　萬曆在他禦宇的後期，已經清楚地看到自己不能避免歷史的指責。他與臣僚不和，同時又是一個不負責任的君主，這已成為定案。既然無意于做積極有為的君主，現實又無可逃遁，他只能消極無為。然而由於他的聰明敏感，他又不能甘心充當臣僚的工具，所以即使消極，他仍然頑強地保持著自己的性格。
　　身為天子的萬曆，在另一種意義上講，他不過是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他的權力大多帶有被動性。他可以把他不喜歡的官員革職查辦，但是很難升遷拔擢他所喜歡的官員，以致沒有一個人足以成為他的心腹。他對大臣們的奏摺作出決斷，可以超出法律的規定，但是他沒有制訂法律的力量，官僚之間發生衝突，理所當然地由他加以裁奪，但是他不能改造制度以避免衝突的發生，而且他裁奪的權威性正在日益微弱，因為他被臣下視為燕安怠惰。各邊區的軍事問題必須奏報皇帝，但是皇帝自己不能統率兵將，在平日也沒有整頓軍備的可能。他很難跨出宮門一步，自然更談不上離開京城巡視各省。連這一點選擇的自由都沒有，居於九五之尊還有什麼趣味？
　　大小臣僚期望他以自己的德行而不是權力對國家作出貢獻。但是德行意味著什麼呢？張居正在世之日，皇帝在首輔及老師的控制下作為抽象的道德和智慧的代表，所謂德行大部分體現於各種禮儀之中。他要忍受各種禮儀的苦悶與單調，這也許是人們所能夠理解的。但幾乎很少有人理解的乃是他最深沉的苦悶尚在無情的禮儀之外。皇位是一種社會制度，他朱翊鈞卻是一個有血有肉的個人。一登皇位，他的全部言行都要符合道德的規範，但是道德規範的解釋卻分屬於文官。他不被允許能和他的臣僚一樣，在陽之外另外存在著陰。他之被拘束是無限的，任何個性的表露都有可能被指責為逾越道德規範。
　　在他的母親慈聖皇太后去世以後，禮部立即鄭重制定了喪儀，宣佈全國居喪27日，臣民全部服喪，帽子上纏以白布。全部京官一律被麻帶孝，不許穿著朝靴而代之以草鞋，摘去紗帽的兩翅而代之以兩條下垂至肩的白布。大小寺院鳴鍾3萬響，晝夜不息。三日之內，四品以上的官員及其夫人分批整隊前去慈甯宮舉行禮儀上的號哭，號哭15次，全部人員的動作協調，一哭皆哭，一止皆止，有如交響曲。
　　人們看得很清楚，慈聖太后之被隆重追悼，並不是因為她個人引起了如此廣泛而深沉的哀思。她不過是一個形式上的代表，她的喪儀象徵了全國臣民懷念慈母的養育之恩，也表現了他們對皇室的忠悃。不難想像，這些官員和夫人在號哭完畢以後回到家裏，由於為這隆重的喪儀所感染，勢必要對長者更為孝敬，而全國的風俗乃能更為淳厚。然而萬曆皇帝卻早已喪失了這樣的信心。他已經把一切看透，儀式典禮只會產生更多的儀式典禮，作為全國的表率，他又必須在每一種儀式中使用全部精力去表現他的誠意。他在過去的生活裏付出的精力已經太多了，他已經不再有周旋應付的興趣，所以他以近日偶患濕毒，敷藥未愈，行走不便作為理由，免除了自己應該在眾目睽睽之下參加的繁文縟節。但這並不等於說皇帝有虧孝道，根據當日居留在北京的外國教士記載，皇太后入殮時的一切細節，都出於萬曆的親手安排。
　　把傳統上規定的天子職責置之不顧，時日一久，萬曆懶惰之名大著。有的歷史學家認為他的惰性來自先天，也有歷史學家則懷疑他已經染上了抽鴉片的嗜好。這些歷史學家所忽略的是下面這樣的瑣事：萬曆既已免去了自己參加典禮的麻煩，卻在用一些更為無聊的方法在消磨時光。每當天氣晴和，他一高興，就和宦官們擲銀為戲。他自己做莊家，宦官把銀葉投向地上畫出的方形或圓形之中，得中者取得加倍或三倍的償還，不中者即被沒收。這種細碎的事情表現了一個喜歡活動的人物具備著充沛的精力，但又無法用之於作出積極的創造。皇帝的這種苦悶乃是歷史的悲劇。
　　難道說守成之君就無法改造這些凝固了的制度、改造皇帝的職權進而改造他的帝國？似乎也不儘然。在萬曆之前，他的叔祖正德皇帝曾經試圖這樣做過。兩人之間相隔約有半個世紀，正德的所作所為，對萬曆自然不是沒有影響的。
　　正德在1505年即位的時候還不滿14歲。他有超人的膽量、充分的好奇心、豐富的想像力。這樣的人作為守成之君，可謂命運的錯誤安排。正德沒有對傳統屈服，他有他自己尋歡作樂的辦法，而且我行我素，毫不不臣僚的批評所動搖。與書呆子作對，也許正是他引以自娛的辦法。
　　正德登極未逾兩年，他就搬出紫禁城，不再受宮廷內部清規峻律的限制。他新建的住宅名叫“豹房”，坐落於皇城中空曠之處，中有精舍、獵房及俱樂部。從此，他就在宦官、倡優、喇嘛以及異域術士的包圍之中。如果興之所至，他也偶然臨朝或出席經筵，但更多的興趣則在於遊獵。有一次，他親自訓練老虎，為虎所傷，幸賴親信江彬的救援才得免於難。
　　江彬之見信於正德，也在於他的大膽和機警。他身上有箭痕三處，其中有一處穿過面頰直到耳根。1512年，經過皇帝的面試，他就受到寵信，甚至和皇帝形影不離。過去正德已經在皇城裏練兵，自從得到了江彬這樣英勇的軍官作為侍從，操練就更形頻繁與正規化。土兵們被分成兩營，皇帝自率領宦官組成的士兵為一營，江彬率領從邊鎮中精選的將士另為一營。部隊的服裝也與眾不同，鮮明的鎧甲上系以黃色的圍巾，遮陽帽上插天鵝的翎毛，這些都增加了士兵們威武颯爽的氣概。
　　正德皇帝整天忙於練兵，夜間則在豹房和各式各樣的人物玩樂。對朝廷上文臣和宦官的衝突，他採取聽之任之的態度。在他看來，這種爭端是無可避免的，更何況處理這些事情並不是他的專長。
　　最富有冒險性的事蹟發生在1517年。當時韃靼小王子伯顏猛可屢屢犯邊，這一年又率領五萬騎兵入寇，圍困了本朝一營官兵。皇帝準備御駕親征，借此體會戰爭的實況，並且檢驗幾年來練兵的成效。文官們對這一驚人之舉竭力阻撓，首先是一個視察長城的禦史不讓他出關。這樣的事情很容易解決，他隨即下令解除這個禦史的職務而代之以一個宦官。他出關之後採取了同樣的辦法，即不讓任何文官出關。前後四個月，北京的臣僚幾乎和皇帝完全失去聯絡。送信的專使送去極多的奏本，但只帶回極少的御批。
　　當皇帝得勝回朝，一個戲劇性的場面出現了。他在事前命令宦官打開倉庫，取出各種綢緞遍賞百官，要求他們盡一晝夜之力製成新的朝服接駕。由於過於倉粹，文武官員胸前的標誌弄得混亂不堪。原來頒賞給有功的大臣的飛魚、蟒袍等特種朝服，這時也隨便分發。官員們所戴的帽子，式樣古怪，由於皇帝的親自設計。接駕的儀式也來不及訂出詳細的規定並事先演習。陳列在大道兩旁、歌頌御駕親征取得偉大勝利的標語布幔，因為皇帝自稱“威武大將軍朱壽”，官員們只能照寫上款，並且不敢在下款稱臣。偏偏上天不肯作美，那一天雨雪霏霏，百官鵠立直至夜晚，才看到皇帝在無數火把簇擁之下騎在栗色馬上安然駕到。皇帝在城門口下馬，接過首輔奉上的酒杯一飲而盡，然後馳馬赴豹房休息，百官則依舊狼狽地躑躅於泥濘的街頭。
　　皇帝把俘獲的武器裝備陳列于宮門之前作為戰勝的實證。宮中的銀作局特製了紀念這次不世之功的銀牌，上附各色彩帶。但是他的興致絲毫也沒有帶給廷臣以鼓舞。翰林院全體官員拒絕向他祝賀，有的監察官自己責備自己失職而要求解職歸田。雖然前方官軍的圍困因為御駕親征而得以解除，而且終正德一朝，小王子也沒有繼續入侵，但是持懷疑態度的文官卻堅決不承認這次勝利。他們強調說，我軍傷亡達600人，而韃靼卻僅僅有16人戰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