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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3.3.2007 14:0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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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帝共治的成就—帝国的第二次复兴<br /><br />士兵出身的伊利里亚人戴克里先在公元284年获得了帝国的统治权。这时帝国的情况在经历过第一次复兴后要比20多年前要好得多,但仍处于不稳定中,罗马需要一个有着强硬手段的皇帝,而非常强硬的戴克里先适时地出现在了历史前台。<br /><br /><br />戴克里先上台时,帝国在三世纪所碰到的危机中只有蛮族入侵的问题被暂时解决了,通货膨胀、政府巨额的财政赤字、贬值的军费等等问题依然存在,有些甚至仍在恶化。 <br /><br />除此以外,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那就是继承制度。罗马帝国从建立起就没有一套完整的、有效的继承制度,虽然安东尼王朝采用养子继承制一度保证了帝国很长时间的政治稳定,但奥勒留的破坏使得这种看似行之有效的制度再也没有贯彻下去。因为没有很好的继承制度,使得罗马帝国内战频发,叛乱不断,严重的削弱了帝国的实力,由于制度的缺乏,在过去70多年里,只有一个皇帝是自然死亡,其余的皇帝均只在位很短的时间,然后被谋杀,皇帝执政时间过短,这导致帝国政府无法执行长期的、连续性的政策,在客观上致使大多数皇帝只关心眼前利益,只愿意推行能快速起效的短期政策。然而戴克里先改变了这种皇帝“不得好死”的局面,其共帝,副帝还有后面的几任皇帝都得到了善终,这对于当时的罗马帝国来说,不能不说是一项成就。 <br /><br />戴克里先在位期间力图再次振作罗马帝国,他对整个帝国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尤其是政治、军事、财政这三个最重要方面。 <br /><br /><br />戴克里先首创了一种在当时很有效的后无古人的制度,那就是“四头政体”。(这应该可以说是他主要、最引人瞩目的改革项目)他设立了四个皇帝同时又是四个司令官共同管理帝国、统帅军队。从军事上来说,戴克里先发现当时的罗马帝国如果只有一个领导核心是绝对不够的。当时帝国几乎连年战争,而且常常同时发生在好几个前线,没有皇帝坐镇,使得军心不稳的的军队很容易就滋生出不满情绪,甚至演变成叛乱,因此他选择的其他皇帝几乎都是士兵出身的职业军人。从内政上来说,当时的帝国已明显分出了东西部,两个部分的情况差别相当大,需要差别对待,多个皇帝有利于更好因地制宜的治理。 <br /><br />在四帝体制中,其中两个是高级皇帝-奥古斯都,他们分别总揽帝国东西部最高权力,另两个是他们的副帝,头衔是凯撒,戴克里先这样做是有意让皇帝(奥古斯都)在退休或死亡时,由副帝(凯撒)继承,而继位的皇帝则再任命新的副帝,以解决帝位继承问题。戴克里先邀请了他的战友马克西米连作为他的西部共帝,而自己到东部的首都——尼克米底亚去管理东部帝国。虽然同是共帝,但由于戴克里先的巨大的威信及其美德,马克西米连对他非常恭敬,在很多事情上都要与他商量后才作出决定,甚至在戴克里先退休三年后的公元308年11月,马克西米连还赶到了戴克里先在伊利里亚的别墅请求他再次出山,接掌帝国的统治权。 <br /><br />与戴克里先继位前半世纪,罗马帝国内部的混战相比,戴克里先所创位的四帝共治制并不优越很多,这是因为如果任何一位皇帝有私心的话,则此制度便会解体。四头政体在戴克里先时代的成功运转完全是依靠戴克里先皇帝巨大的威信、出色的权谋与其他人的精诚团结,马克西米连、君士坦提乌斯和加雷乌斯对戴克里先就像儿子对待父亲一样尊敬。在戴克里先皇帝在其别墅去世后,四头政体立刻便土崩瓦解,又重新出现了一大堆篡位者来争夺皇位。四头政体的破产主要还是因为戴克里先与前人一样忽视了以血统为原则的家族世袭制在稳定国家政权方面巨大的优越性,其后的历史也证明了在现代文明到来之前只有古老的世袭制能保证集权制国家的长治久安。另外,在经过几百年帝制的洗礼后,罗马人,尤其是罗马的军队更愿意拥护世袭的人成为他们的领导者,这也是君士坦丁大帝能够成为皇帝的原因。他在他父亲,西部帝国副帝君士坦提乌斯在公元306年病死于约克后被其军队拥立为皇帝。 <br /><br />除了四头政体,戴克里先再次加强中央集权,使共和残余几乎全被扫荡一空。戴克里先认为皇帝头衔应该更为全面,而非只是建基于军事力量,其应更具认受性与稳定性。所以其寻求建立新法规,重新确认皇位的合法性,仿照东方国家将皇帝描写成半神半人的化身与最高祭司。这时共和国时期的旧头衔最高祭司,即被赋予新的意义,成为皇帝的头衔,并变得十分重要。戴克里先为自身选取了一个新的头衔,称自己为主和神。这与此前的罗马皇帝十分不同,此前的皇帝通常自称为元首或第一公民,有著某程度平等与民主的意味,当然只是在名字上。戴克里先在其头衔上移除了所有的虚假称谓,将其自身设定为最高君主。其不再出现在平民面前,如果有访客时,则访客需要俯卧于地上,不可直视皇帝,以视隆重,访客只被允许轻吻皇帝的外袍底部,由此,其创造了一个遥距、神秘、神权政治与专制的政府。戴克里先还将自己的首都与马克西米连的首都都搬离罗马城(马克西米连在米兰),这一做法将元老院最后的作为摆设的作用都彻底清除的一干二净,按爱德华?吉本的话来说“与皇帝的朝廷和实际行政机构失去一切联系的罗马元老院,实际已成为卡皮托里亚山丘上的一座令人起敬但毫无用处的古迹纪念碑了。”在戴克里先的作为皇帝的生涯中,他只为了参加胜利庆典而去过罗马一次,并只待了17天。虽然这里面带有自身的好恶,但那时的罗马确实无论是在经济上、军事上、文化上都不再适宜当作帝国的真正的首都了,就像戴克里先所说的那样,整个罗马城充斥了糜烂、腐败的气息,几百年以来道德沦丧还在继续,罗马城再也不可能成为帝国的都城了。 <br /><br /><br />在政治局势稳定后,戴克里先大刀阔斧的开始改革军队。他再次进行扩军,将罗马军队总数扩大到50多万人,更为重要的是,他再次发展了加利埃努斯的弹性防御战略,将罗马军队分为分为两个主要部份:保卫前线的边防军与用来机动防御,作为中央预备队的野战军。大约三分之二的军队为边防军。而其他为野战军,由奥古斯都与凯撒直接控制。因为野战军与权力核心更为接近,其发动政变的可能性更大,所以野战军的待遇较边防军为高。为了防止地方大员的叛乱,戴克里先剥夺了所有总督的军权,从此之后无论是野战军与边防军驻扎在哪个省份,省总督都无权调动军队。戴克里先为此还重新划分帝国行省,所有行省的版图均被缩小到其无力叛变的程度,行省总数由40多个增到 100个,分别归属12个行政区,各行省中,军权和行政权分离,罗马作为帝国名义上的首都以特别行政区的方式存在。虽然戴克里先费尽心机,但他无法根除从共和国时代就遗留下来的弊病,从他的时代到罗马灭亡,军队将领仍然不停的发生叛乱。<br /><br /><br />根据以往的经验与机动骑兵营的系统使戴克里先裁减野战军的军团人数,使得每军团只有1,000人,但大幅度的提高了骑兵在野战军里所占的比重,使军队可以确保战略与战术的弹性,而不会再出现过去那种低强度作战时将军团拆散派遣分队作战的尴尬状况。而边防军的军团则继续维持旧体制 (4,000人-6,000人)。两军的辅助部队每队人数相同,为每队1,000人。 <br /><br />在戴克里先时,禁卫军长官的权力被大幅削弱,禁卫军的人数在不知不觉中日益减少,他们的特权也全被取消,他们的位置已逐步由伊利里亚的两个忠诚的军团所替代,这两个分别重新命名为约夫团和赫耳枯勒斯团的部队,担负着皇帝的警卫任务。每个奥古斯都与凯撒各自拥有两个军队统帅:步兵统帅与骑兵统帅。这并非只是将军队统帅的军事承担分散,而且是减少其发动政变的可能,但这亦使骑兵在罗马军队里的重要性大为提升。很多由戴克里先开始的军事改革被其继承者继续推行,并于君士坦丁一世时大致完成。君士坦丁一世废除了禁卫军制度,以较少、较易控制的4,000人皇帝卫队取代。 <br /><br />经历过改革的罗马军队在公元298年击败萨珊波斯对东部叙利亚与巴勒斯坦地区的进犯,并成功发起反击,在西部阻止了日尔曼人横渡多瑙河与莱茵河的企图,同时收复了已独立了十年之久的不列颠。戴克里先所取得的胜利是典型的防御时代的防御胜利。<br /><br />在经济上戴克里先尝试制止不断恶化几乎就要摧毁整个帝国经济的通货膨胀,他于公元301年颁布了著名的价格敕令,它规定几乎所有的商品价格、人们的工资,甚至包括服务业的价格也在规定之列,对违例的商人处以死刑,为稳定币值,他在同年确定了新的铸币含金、银标准,然而他的经济改革完全失败了,通涨的恶化无法阻止,所铸的新币很快就被冲得一钱不值。当时的经济形势除非恢复到完全的和平,否则是无法处置的。虽然经济改革失败了,但戴克里先的税制改革则比较成功,成功地使帝国财政得到了好转,虽然这是建立在压榨农民之上的。他通过统一税制,取消某些免税特权,将人头税和土地税合一,作为财政主要收入。为保证税源,禁止农业劳动者离开土地以及手工业者脱离同业行会,并且规定,农民与手工业者必须父死子承,不能变更行业,除非家族灭亡。在他的改革下,所有行省总督的主要任务就是监查户口,保证税收按时足额的上缴。不过戴克里先的税收改革却是基于一个几乎是虚构的耕地保有基数,按这个完全不准确的土地数字将税款摊派到每个农民头上,这种办法无疑加重了农民的负担,虽然如此,农民的日子却过得还可以,因为戴克里先的税制无论怎样还是有一个固定的基数,这样总比之前混乱时代的无止境的勒索要好得多。 <br /><br /><br />总体来说,戴克里先的改革是成功的,在某些特定领域,如军事,民政与罗马官僚系统的还有财政改革十分强而有力,使得罗马帝国的生命延长一个世纪,难怪爱德华?吉本称他为罗马帝国第二个缔造者。<b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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