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为蒋介石翻案，全世界的猪都笑了●●

山民甲 · 发表于 12.2.2007 22:22:09

●●想为蒋介石翻案，全世界的猪都笑了●● 结论——蒋介石是个爱国者！ 一、小孩子有个毛病，存在逆反心理。其实成人也一样，你越扫黄，黄毒越泛滥；你越说小日本不是东西，越有人哈日；你越说老蒋不厚道，老蒋越招人喜欢，都TMD成“爱国者”了。 二、说老蒋爱国的人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蒋介石坚决反对台独”。我靠，现在评价一个人爱不爱国的标准都变得这么低了！照这么说秦桧还是维护民族团结呢！！ 三、看看这个“爱国”的 SB 都干了些什么吧（不算 GCD 对老蒋的负面报道，以下都是历史事实）： 1、老蒋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人物，但是我们仍然可以通过他的历史看出他对外国侵略中国的态度。早年他留学日本，深知中国与日本等国家的差距。这注就了他一生对日本和外国的恐惧心态。老蒋的这种心态，我们最早可从他处理“济南惨案”看出，这是一个典型的事例。1928年5月3日，国民革命军北伐时，北伐军宣传员在济南魏家庄贴标语，日兵开枪射击，造成数人伤亡。同日又闯进交涉署掳掠，国民党战地委员会外交处长兼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与其交涉时，被割掉两耳和鼻子，折磨一个多小时后被枪杀，全署28人无一幸免。8日，日军炮轰济南，入城后肆意屠杀居民。据济南惨案被难家属联合会调查，在“济南惨案”中，中国军民死亡6123人，伤1700多人，财产损失2957万元。对这样严重的事件，老蒋竟然退出济南，绕道北伐，真是千古奇闻。 2、在日寇步步紧逼、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关键时刻，老蒋仍然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内镇压，对外妥协，东北沦陷后，通过何梅协定等使华北特殊化。“西安事变”就是国民党内部反对老蒋不抗日的突出例子。 3、即便在全面抗战的时候，老蒋也保持着与小日本的接触，同时制造“皖南事变”这样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件。抗战胜利后，还是这个视国人如寇仇、制造了“四一二”大屠杀的老蒋，在重庆发表了臭名昭著的对在中国实行“三光政策”的日本“以德报怨”的讲话。不知道的可以看看《鬼子来了》。 4、在各战胜国领导人中老蒋第一个建议保留日本的天皇制。裕仁 SB 在1988年才翘辫子，当时的英国报纸评论：他早就该下地狱了! 5、老蒋把本应驻扎在日本的军队拉回来打内战（看来海外市场并不重要啊），更有甚者，他竟然赤裸裸地粗暴践踏中华民族的尊严，将中华民族的公敌冈村宁次放回日本，致使其逃脱了应得的惩罚。 6、1946年，他与美国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被公认为是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的继续，不过是换了一个美国主子而已。 7、1952年，为争正统，他再次出卖中华民族利益，派代表与日本在台北签字，条约的第2条仅止于承认日本“放弃台湾”，并没有表明台湾要回归中国；又在交换公文第一号表明，本条约的适用范围，“限定于中华民国政府现在支配，以及今后加入支配的一切领域”，限定于台湾澎湖群岛等，给中国统一留下无穷后患。至于对日索赔问题，则在条约议定书1（B）项，表明放弃赔偿请求权。中华民国全权代表叶公超签字后，重申蒋总统 “以德抱怨”的政策，希望中日间进一步合作对抗共产极权。人家老蒋在抗战期间就放话了：“如果不消灭中国共产党，就是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 四、老蒋不是以中华民族大义为第一位的人，他从来不是一个坚定的抗日者和反对外侮者。这已经为他的一生所证实。为了反共，他不惜出卖中华民族的利益。您说“老蒋当时有苦衷，那时的中国打不过日本”，那我问你，落后是理由么？你作为当时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是吃屎的么？？作为一个领袖、名人、“伟人”，就会说一个“谁搞台毒，我搞他脑袋”，那太白痴点了吧。 评价一个人是要辨证地看，不过得有个限度。一砣大便你再辨证地看，也不能当包子吃！

山民甲 · 发表于 12.2.2007 22:23:07

2005年9月1日,台湾省国民党郝X村(做过“参谋总长”、“国防部长”、“行政院”院长,其子是06年台北市长)在台湾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 “缅怀抗战，回复历史真相”，整篇文章隐含了一个意思，就是说在抗战时间，他们国民党和他们的领袖蒋介石是真正抗战的功臣。我必须说，郝X村他们到今天还执迷不悟、胡说八道！ 铁血网提醒您：点击查看大图 为什么我要说他？这样讲，原因就是中国抗战的历史，并不是照国民党这边所说的，历史的真相，今天我们可以发掘得很清楚，国民党口口声声说他们为抗战牺牲了多少人，大家知道吗？那很多是不必要的牺牲,我告诉大家，八一三死了三十万人什么人啊？是中国军队的精华，在那个地方不该那样打仗的，为什么？打错了，那个地方是被日本人困住，在上海那个角落底下，正好是日本人可以发挥陆军、海军、空军的最大力量，把中国军队的精华都那样子无缘无故地牺牲掉了，为什么我这样说？十八年前我就出了这本书，就是《蒋介石研究三集》，特别有一篇文章，特别讲出来当时这个八一三的整个情况。我特别讲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叫做龚德柏，我跟大家介绍过他，他是一个老报人，他在中国前后做过七次牢，他出狱以后，偷偷摸摸写了一部稿子，叫做《中日战争史》，他用油印印出来，油印了好多份，然后秘密藏在一些地方，意思就是说，你蒋介石永远无法消灭我这部稿子，有一部分稿子流到我李敖手里，也就是说这部分留在我李敖手里的稿子，我是正式把它发表出来了。换句话说呢，龚德柏这个研究，这部中日战争史的研究，我们清清楚楚经过李敖的流传、传播，把它传下去了。 今天郝X村用这场战争作为他这篇文章的序幕，证明了蒋介石和他们的国民党这么样会打仗，其实是最不会打仗的一个设计。所以这时候我们大家看看蒋介石当时这段话，蒋介石又讲，“上海开战以后，我忠勇战士在淞沪阵地，与敌人以绝大打击的时候，敌人以计不得逞，遂乘虚在杭州湾金山卫，地方登陆，这是由于我们对侧背的疏忽”，你蒋介石怎么可以疏忽呢？对你侧背的后方怎么可以疏忽呢？“且太轻视敌军”，你怎么可以轻视敌军呢？“所以将该方面的布防的部队，全部抽掉到正面来”，打仗不管背面，不管侧面，然后日本人从背面侧面登陆以后，“以致整个计划受了打击，国家受了很大的损失，这是我统帅应负的最大责任，实在对不起国家”。蒋介石公开承认他的仗打错了，他指挥错误，把所有部队用到正面，结果侧面空虚，日本人登陆上来，仗打败了，实在对不起国家，这是蒋介石的白纸黑字！，请问你郝X村能够这样说吗？ 所以照着龚德柏的说法，我们看得很清楚，看到没有，“蒋先生在中国战场纵横数十年，他所凭借的武器，不外金钱收买和分化离间的伎俩，若从纯粹的军事观点来立场，则蒋先生实在是既不能将将，也不能将兵，若以他一己的意志来统兵作战，安有不败之理啊，只以军事一端作为简单论利，中共今日的囊括大陆，实非偶然。”看到没有，这句话是李宗仁将军的回忆录所讲的。 一九三七年在蒋介石指挥的这个战争，在上海的那一个“八一三”，就打垮掉了，中国的精锐都打垮掉了，蒋介石为什么那么拼命打？我告诉你真相，他希望引起国际联盟的注意，来救中国，国际联盟就是当时所谓的联合国，请问那些列强能够来救中国吗？你靠美国吗？美国那时候还卖石油、卖钢铁给日本人来打中国的，美国可靠吗？所以蒋介石整个的战争都错误的。 今天，郝X村这种人扭曲历史，说当年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如何抗战，是吹牛的，基本盘，基本的论定，当时是亡国，蒋介石的战争方式是亡国，拿整个国家孤注一掷，在上海打，是亡国的打法。所以当时的将军们，像李宗仁，像白崇禧，像张治中都劝蒋介石，仗不能这样打，李宗仁甚至说，你要打可以，上海的部队全部拉出来，在南京来打，保卫国都好好打一仗，也是个办法，蒋介石都不听，直到日本人在杭州湾登陆以后，抄了他的后路，蒋介石抗战吗？不抗，还是撤退，可是那时候三十万的中国部队，精华全部都打死了，那些阿兵哥都救不下来，阿兵哥受伤以后都没法救，伤口都化脓，那里面那个蛆，在伤口里面动，都是这样惨的状态，都是这样子牺牲掉了。所以今天，我必须向大家表示，国民党大将郝X村在九月一号这种往国民党脸上贴金的，这种掠夺抗战历史的文章，是胡说八道。 铁血网提醒您：点击查看大图

山民甲 · 发表于 12.2.2007 22:23:47

历史上如果不产生蒋介石这种“攘外必先安内”的无耻小人，也许还会出现王介石李介石同类产品，但很不幸，国贼的帽子是他带上了。 他的种种行为大家都是非常清楚了，我不知道如果这样还不算是国家的败类还算什么，即使一生有黄埔军校等等成绩，但对中国来说，他造成的恶劣影响已经不容狡辩了。国难当头还为自己的地位而消极对日，掀起内战，和小人本质上没有区别。[ 转自铁血军事 <a href='http://mil.tiexue.net/' target='_blank'>http://mil.tiexue.net/</a> ] 如今翻案风很流行，不少怀着显恶用心的的DOG也在为他翻案，比较流行的辩词就是：蒋介石只承认一个中国，不允许台湾独立...先从这里谈起，如果审一个恶贯满盈的抢劫组织头目，突然辩词上说到：“他一直对手下说：绝对不能偷东西～”，这就表示他清白了？从根本上说这就是典型的转移话题，放着蒋介石的恶行不说，偏偏用一些不着边际的话来搪塞观众。 至于蒋介石为什么说不允许台湾独立，我个人有种看法，首先蒋介石在被打的龟缩台湾后，有生之年一直不忘反扑，他的脑子就认定中国是国民党的，一个逆子先搬出祖家，但总想回来争夺遗产，那怎么会说自己和祖家是分离的？如果不说自己也是祖家的一份子，如何有借口抢祖业？也就是说蒋介石要承认台湾独立，那再反扑大陆就没有任何理由借口了。这才是关键所在。在他的脑子就认定大陆总有一天会抢回来，大陆就是蒋家的。而正是这种自私心理反而被一些人歪曲成了国家英雄的思想......

山民甲 · 发表于 12.2.2007 22:24:49

解密蒋家王朝的权利交接蒋介石的权传嫡子术 [ 来源：中华网文史 | 点击：40次 | 发布时间：2007-1-30 11:00:08 | 0 帖 ] 　蒋介石是一个封建主义思想极浓的人，又是一个猜疑心极强的人。这样的一种理念与这样的一种心态结合，表现在权力传承问题上，必然是父传子接，且无特殊情况，非嫡子不可。 　　蒋氏父子的权力传承，从准备到最终成为事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果把潜意识地超前准备算在一起，大体经历了育苗、洗脑、磨砺、清障、部分权力让渡、亲政六步曲。 　　从实践检验的角度审视，蒋氏父子的权力交接是比较成功的，在蒋介石撒手离开人间时，避免了腥风血雨似的权力争夺与社会大的震荡，而且其子蒋经国把台湾那块小天地治理得还不错，成为亚洲的“四小龙”之一。然而，这种非民主政治程序的权力交接留下了祸根。 　　当蒋经国准备权力交接时，摒弃了以血缘为纽带的庸俗的权力交接班的模式，但却没有一套健全的民主机制与程序遵循，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借鉴其父蒋介石凭直觉和个人的好恶选才用人的经验，使得李登辉这一类的伪君子、野心家有机可乘。蒋经国把权交给了一个“台独”分子，这绝对不是蒋氏父子的心愿，这又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果断清障，为权力让渡开道 　　蒋介石在把蒋经国推举到领导岗位的每一步都不轻松，阻力重重。有时成功了，有时退却了。退对于蒋介石来说并非败退，他是不把蒋经国培养成可靠的接班人是绝不会罢休的。因而，他的退只是一种迂回，绕过掣肘，另辟新径；这也是一种火力侦察，一种测试ＣＣ系的忠诚程度。陈立夫在“政大”的表演，使他对其更加保持戒心。消除这个障碍那只是迟早的事情了。 　　如果说在败退台湾前，蒋介石对蒋经国的政治安排，是引路（即引进政坛并争到一席之地）的话，那么在退台后，尤其是台湾政局基本稳定后，他就把权力向蒋经国让渡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这一方面是因为蒋介石毕竟年事已高，重振国民党需要依靠新生代。另一方面，在大陆彻底失败后，国民党的各大派系都基本上被战争所淘汰；而嫡系中能挑战蒋家天下的势力已是落日的黄花。但是他心里十分清楚，把权力交给嫡子还有不少阻力，这种阻力来自，老嫡系中的元老，更会来自新生代中崛起的势力。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蒋介石采取一系列非常举措，消除党内、军内的威胁和隐患，为向蒋经国让渡权力清障开道。 　　事　例： 　　1.营造高压态势，逼“老臣”退出政坛 　　如上所述，过去在国民党政治圈内，能与蒋介石抗衡或者敢于挑战蒋介石领袖地位的派系的势力基本在战争中瓦解，李宗仁以治病为由，长期在美国；退到台湾的阎锡山、白崇禧成为光杆司令，昔日威风荡然无存，任凭蒋介石摆布；而何应钦之辈，过去大权在握时也只不过是有野心，没有胆量，依附其他势力凑点热闹，现在更无力作为，唯蒋介石命是从这一本质性弱点更加突出。当然，要这些人自觉地退出政坛，那是不可能的。 　　数来数去最担心的还是“四大家族”中的“二陈”，亦即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以蒋宋联姻为基础，逐步形成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是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支柱，不过那是过去的事了，在建立新的政治架构中尤其是让蒋经国接班问题上，他们是最大的障碍。宋子文、孔祥熙利用掌握财政大权之便，截流美援，卷走了大量美钞存入美国银行，这是路人皆知的事，他们既没有与蒋介石“同甘苦共患难”的打算，更不会自投落网，而是一门子心思在美国发财。陈果夫、陈立夫则不一样，他们长期掌控国民党的组织、人事大权，ＣＣ系曾经多次暗地里搞些小动作，挑战他的权威，阻挠蒋经国在政坛发展。对“二陈”早就怀恨在心。在南京政权覆灭前夕，蒋介石被迫“下野”，召见有关人士时，他愤怒地说：“共产党没有打败我，都是自己人打败的。”然后，手指着陈立夫说：“就是你们这班人。” 　　蒋介石决心首先拿 “二陈”开刀。1950年7月，他决定大刀阔斧地“改造”国民党。他说要把台湾建成“反共复国的基地”，“唯一可循的途径，就是摆脱派系倾轧的漩涡，涤除人事纠纷的积习，从头做起，改造本党”。他还放风说，为了完成“改造”党的任务，他将毫不留情。熟知他的秉性的人心里十分清楚这句话的含义。不仅如此，他进一步向“二陈”施压，在一次中常会上，他问陈立夫：“你们弟兄俩跟着我这么多年，没有想到会被共产党赶到这海岛上来吧?” 　　陈立夫顺着话说：“确实没有想到今天这个局面，惭愧!”蒋介石接着问道：“不知道你对我的改造现在有什么考虑?” 　　陈立夫越来越感到事情不妙，他说：“我是认为，大陆失败，党、政、军三方面都应出面承担责任。党的方面，当然由我和果夫承担。我俩就适宜参加党的改造了。”他打算以大包大揽地承认错误，换取蒋介石的原谅。其实，蒋介石早有安排了，他指定的中央改造委员会中已把陈立夫排除在外，而陈果夫也只是在安慰性的中央评议会中挂了一个名。 蒋介石这样安排非常巧妙，也是一个毒招。因为，此时的陈果夫已病入膏肓，活不了多久，所以给他一个虚职。而陈立夫能干事，却什么职务也不给他安排。陈立夫十分清楚蒋的用意，顺着蒋的心思提出去美国。临走前，蒋介石亲自送了他5万美金，起身就走了，在一旁的宋美龄送了一本《圣经》给陈立夫，说：“你过去担负这么大的责任，现在一下子冷落下来，会感到很难适应。这里有一本《圣经》，你带到美国念念，你会在心灵上得到不少安慰。”陈立夫听了这话啼笑皆非，瞟了蒋介石的肖像一眼说：“夫人，那个活着的上帝都不信任我，我还想得到上帝的信任吗?”同年8月，陈立夫离开台湾到美国定居，在新泽西州以养鸡为业，陈果夫第二年死了，赫赫有名的“二陈”就这样销声匿迹。 　　“二陈”问题解决，其他的人就不在话下了。山西王阎锡山在大陆期间接替孙科担任“行政院长”一职，蒋介石在复职后的第五天，就免去了这一职务，他没有反抗的能力了，到一个清闲的地方隐居，埋头著述，想以文字传天下。白崇禧被委以“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的职务，后来为了用白崇禧对付李宗仁，送给白一个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即使这样，白崇禧感激不尽，成为批判李宗仁的先锋。权倾一时的何应钦，到台湾后，自称要“闭门思过”，蒋介石过意不去，给了他一顶“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的帽子，何应钦既不“顾”也不“问”，关起门来“著书立说”。蒋介石对其他嫡系亲信，也一个个地打发了。 　　2.采取铁的手腕，清理门户 　　一个又一个的“老臣”被解决，对于那些不服蒋经国的人，毫不留情地予以清理。于是制造了轰动中外的吴国桢事件。 　　吴国桢早年留美学成后回国，受到蒋蒋介石的器重，在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担任要职，先后担任过汉口、重庆、上海市长。小蒋在上海实行“财政经济紧急措施”，时任上海市长的吴国桢颇有微词。退台后，蒋介石安排他担任台湾主席。他对蒋经国的特务政治提出了非议，并向蒋介石进言：“如钧座厚爱经国兄，则不应使其主持特务。盖无论其是否仗势越权，必将成为人民仇恨的焦点。”蒋氏父子十分恼火，企图制造车祸，置吴国桢于死地。 　　吴国桢长期与蒋氏打交道，当然也知道蒋的阴险狠毒。他想以辞职赴美摆脱危险境地。可是，蒋介石不让其离台，实际上将他软禁起来，后来由于美国人的干涉，蒋介石不得不放行，但将其父亲和儿子扣下做人质。 　　吴离台后，在台湾岛内掀起阵阵指责吴的浪潮，说吴苟取巨额外汇，要其从速归台。吴向台湾当局提出辟谣的要求，被置之不理。于是，他转守为攻，在美国发表抨击蒋氏父子的“政见”，在海外引起反响，蒋介石更是愤怒。蒋氏父子操纵的舆论与吴大打“口水战”，搞得蒋氏父子十分难堪。国民党中央通过决议开除吴国桢党籍。蒋介石发布“总统命令”，称吴“背叛国家污蔑政府，妄图分化国军，离间人民与政府及侨胞与祖国之关系，居心叵测，罪迹显著”。后来还要求美国“引渡”吴回台受审，这一要求被美国方面拒绝。 　　3.编织罪名，剪除“功高震主”者 　　吴国桢事件尚未了结，蒋氏父子又制造了“孙立人案”。 　　孙立人早年曾留学美国印第安纳州的普度大学，后转入西点军校，回国后，在党务党校任军训队长，1940年任师长，随后率部参加远征军赴缅甸作战。曾在仁安羌解救被围英军，反攻緬北时又立战功，被誉为“东方的隆美尔”，获英国皇家勋章。在蒋介石与史迪威的争斗中，他坚决支持蒋。因此，虽然非黄埔嫡系，仍深得老蒋的信任。抗战胜利后，特别是在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孙被任重要的军事职务。退台后，老蒋任命孙为“陆军总司令兼台湾防卫司令”。 　　在台湾，军权在握的孙立人自恃有功，又是“美军的宠儿”，“委员长的爱将”，除了蒋介石外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小蒋也不例外。蒋经国在部队中建立“政工制度”时，加强特务统治，以控制军队，孙立人对这种做法极为反感。曾联合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蔡斯进行抵制。这样，就给了蒋介石的口实。 　　在查办吴国桢之后的三个月，下令免去了孙立人“陆军总司令”的职务，而改任为“总统府参军长”，这是一个虚职。接着，蒋氏父子编织罪名，把孙立人置于死地。 　　1955年8月，蒋介石以“孙立人兵变”的罪名立案，将孙立人拘禁起来，孙大喊冤枉。当然这也不是空穴来风，台湾特务机关抓到一名叫郭廷亮的“匪谍”，郭是孙立人部队的少校营长。经过调查，孙立人与郭案并没有直接责任。孙案调查委员会主张对孙立人不予以处刑。最后，蒋介石以“准予自新，毋庸另行议处，由国防部随时考察，以观后效”为托辞，将孙长期软禁起来。 　　4、内亲也要严加防范 　　宋美龄能力特强，在国民党内外，甚至海内外都有很高的声望。但在蒋在世时，小蒋与这个小妈的关系不太融洽。蒋介石对宋美龄有严格的限制，除外交活动外，不让她直接插手政事。况且，他们俩在结婚时，宋美龄自己提出的条件中，也包括对自己的政治约束。因此，长期以来，宋美龄在国民党内、政府内没有担任实职。 　　次子蒋纬国，虽然对他的身世外界有种种传闻，但即使那些传闻都是假的，那蒋纬国出身偏房，蒋介石必然会抬嫡抑庶。蒋虽对小儿子寄予愿望，但是一直是要他在军界发展，基本上也不让他涉足政界。在嫡庶之争中，蒋介石是支持蒋经国的。蒋纬国曾在德国军校留学，到美国进修，满脑子是西方治军的理念。与其兄的“政治工作领先”的理念格格不入，对蒋经国在部队的一套做法表示不满。尽管蒋纬国很有军事才华，蒋介石把他掌握的军权拿掉，让他办军校，不直接掌握军权。 　　1962年，岛内发生“湖口兵变”，主谋者是蒋纬国过去的亲信赵志华。虽然蒋介石没有处理蒋纬国，但以后，就更不会重用了，蒋纬国自1961年升为中将后，历时14年，蒋介石没有给他晋级。对内亲的抑制是成功的，在蒋介石病死后，没有出现尸骨未寒“内宫”火并的悲剧。 　评　析： 　　自蒋介石把向蒋经国让渡权力的事情提上议事日程后，采取一系列措施，替蒋经国消除了一个又一个障碍，他清理障碍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态度坚决，毫不留情。用他自己的话说，为了完成“改造”党的任务，他将毫不留情。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不管帮他打天下、守天下的元勋，还是有才华的中生代的干将，只要他觉得是蒋氏父子权力交换的障碍时，非把这块绊脚石除掉不可，不讲情面。 　　第二，区别对待，减少阻力。在排除蒋经国接班的障碍方面，用见人打发来形容蒋介石的权术比较恰当，老臣迫其退位，给予名誉予以安抚，有潜在威胁的，排除，即使在“二陈”兄弟之间，也是区别对待，给予不同的打发；对于年富力强者，以各种罪名予以剪除。 　　第三，心狠手辣，绝不手软。制造吴国桢案、孙立人案，把他们置于死地。 　　第四，对内亲也作了严格的防范，对自己的爱妻宋美龄有严格的约束；对小儿子也严加防范，所谓“湖口兵变”后，不重用蒋纬国。他对内亲的抑制是成功的。 　　蒋介石施用铁的手腕，帮助蒋经国清除一个又一个的障碍，冷面无情，没有什么仁义道德可言，但得到实惠，保证了蒋氏父子权力的平稳交接。 　　精心安排经国接班，子承父位水到渠成 　　在蒋介石的精心安排下，蒋氏父子权力交接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有序的、渐进的过程。 　　事　例： 　　1、选择辅佐“贤相”，为“太子”继位保驾护航 　　这是也是一个近似于接力赛的过程，陈诚和严家淦先后对蒋经国接班，进行了辅佐。 　　陈诚是蒋介石最为器重和信任的亲信。可以说，在辅佐蒋经国继位方面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陈诚与小蒋搭配，辅佐蒋经国从政，实际上从国民党败退台湾前就已经着手做。 　　1947年秋，蒋介石派陈诚前往东北指挥国民党嫡系部队与人民解放军作战，一败涂地。在国民党内引起公愤，在蒋介石的庇护下，受到撤销参谋总长的处分后，1948年10月，被任命为台湾省主席，顶替前任陈仪。陈诚的这一任命，看起来是降职使用，其实，蒋介石是委以重任，把经营台湾，为今后利用这一战略基地作准备的重任交给了他。同时，还任命蒋经国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的负责人，从这时起，陈诚已开始担负起辅佐蒋经国从政的责任了。他在台湾主持政事时，在台湾推行一些改革措施，比如实行三五减租、货币改革、发展教育、振兴民族工业，初步奠定了国民党在台湾统治的基础，也为蒋经国在台湾立足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在国民党败退台湾后，陈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既是蒋介石执政的顶梁柱，又是蒋经国将来继承统治地位的铺路人。他官居国民党副总裁的地位，曾两度担任“行政院院长”，三度当选“副总统”，属于台湾国民党政界的二号人物。如此显赫的地位，在他与蒋经国之间没有发生大的摩擦与冲突。这与“二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陈诚在蒋氏父子权力交接中，属于一个过渡性人物。在蒋经国的政治威权还没有达到众望所归的程度，担负 “行政院院长”、“副总统”的实职，还难以统卸众臣时。蒋介石给陈诚委任此重任，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权力真空，给蒋经国平稳接班提供一个缓冲期。正因为如此，他这一角色显得特别重要。这一位置上发生问题，其后果对于蒋氏父子的权力交接的影响是致命的。可能导致两个结果，一个结果是，尽管对蒋氏父子来说是 “忠臣”，但才能不济，导致中间连接链条的脱落；是“能臣”但非“忠臣”，有可能大权旁落，这对于蒋氏父子来说，是一个灾难性的结果。陈诚早已死去，盖棺论定。陈诚对蒋家忠贞不二，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美国曾想用陈诚替代蒋介石，以便推行其“划峡而治”，分裂中国的计划，遭到陈诚的拒绝，在陈诚病危弥留期间，他对蒋介石说，美国人不可信。提醒“主子”予以提防，其对蒋家的忠贞可见一斑。他在台湾的政绩也是人们公认的。蒋介石把陈诚放在这个位置，确实比较高明。 　　把陈诚放在这样重要的位置，如果说蒋介石十分放心，那就把他的心胸看宽了。随着陈诚地位的升高，威望的增大，蒋介石感到一种潜在威胁。在是换掉还是继续留用陈诚，举棋不定时，聪明绝顶的陈诚，以重病在身为由，主动向蒋介石提出辞职的请求。给了蒋介石一个政治权力平衡的机会；当然，此时的陈诚已病入膏肓，自知在世时日不长了，给一个顺风人情，何乐而不为。 　　在陈诚辞职后，蒋介石提议由严家淦任“行政院院长”。对此举，在台湾政坛不少人不以为然，也有的瞠目结舌。严家淦是江苏人，早年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比蒋经国大5岁，长期从事技术工作，是一个典型的技术性官僚，他显然到台湾时间很早，但长期在岛内默默无闻。提议这样的人担任如此重要职务，似乎不太符合蒋介石用人的标准。 　　其实，蒋介石用严家淦来填补陈诚留下的空缺，显现出他在政治权术上的老道。经过陈诚的铺垫，蒋经国在组织上、特务政治上的经营，有比较好的基础了。在陈诚之后，他不能再启用“老臣”，也不能任用本事太大、野心可能大的人，否则，可能出现影响权力交接新的障碍。所以，他必须物色一个本事虽不高，但没有野心，没有自己的势力，不会与蒋经国争权夺利的人。严家淦比较符合这样的条件。 严家淦性情温和，生活简朴，从政不太张扬，他奉行八个字的人际关系哲学，即：“退一步想，易地而处”。从这朴实无华的信条可以看出，严家淦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人。他在担任台湾省副主席期间，舆论对他的评价比较低调，称他是“好人，不是好官，是好国民，不是好公仆。”江南先生说得更刻薄，说：“严的才具、建树，连勉强及格都困难。充其量只是一个循规蹈矩的政客，无条件服从的ｍｅｎ。”说归说，批评家可以坐而论道，可政治家要的是政治实惠，当然，既好看又有用，那当然很好，如果不能两全其美，那肯定是选择“有用”的了。 　　说不定蒋介石所看中的，正是批评家所抨击的。当然，严家淦也并不一无是处，他到台湾很早，在台湾任地方官，跟台湾本土的人士有较好的人际关系，在权力构成的有关方面，其奉行的八个字的处世哲学，有弹性，全球权力平衡；在政治上，没有很强的权欲，可以说在政治利益上是个“中富即安”的人。尽管他政治才能不是一流，只要不争功，不争权，无为而治也行。 　　1963年12月，国民党中常委会，正式通过了严家淦“内阁”组成名单，严家淦从陈诚手中接下“良相”的接力棒，老老实实地为蒋经国接替蒋介石的权位修路铺石。 　　2.让蒋经国执掌更大的权力，增加其亲政的资本和砝码 　　严家淦上任伊始，便秉承蒋介石的旨意，提名蒋经国为“国防部副部长”。做这样的安排，明眼人不问即可知其用意了。“国防部部长”俞大维与严家淦人际关系哲学大体相似，不过问内部人事，与同僚的关系比较融洽，江南先生说，他能“和任何一位参谋总长和睦相处”。而且，他与蒋经国是儿女亲家。作这样的安排，意在把军权让给小蒋。俞大维是个聪明人，与其让人挤下台，倒不如自己主动把位置让出来。 　　1964年1月，俞大维提出辞呈，请求辞去“国防部部长”职务。并向严家淦保荐蒋经国任此职务。他在辞呈中历数了蒋经国在军内任职的简历，说明他与三军的历史渊源及其卓越贡献，“实是最理想的人选”。剔除其中的溢美之词，看看所列蒋经国在军内任职，就可以看出，蒋介石为儿子掌握军权，作了长期的铺垫。现在已经坐上“国防部部长”的位置，就已经彻底地掌握台湾的军权。按照所谓的“国防组织法”的规定，军令、军政系统的管辖权，是由“参谋总长”与“国防部长”分享。可是到了蒋经国当“部长”，这一法定就自然地失效了，“参谋总长”等于“部长”的幕僚。俞大维作为过渡性人物，其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主动让位，自己也落得了一个好名声。这大概叫做各得其所吧! 　　1966年，经蒋介石提名，严家淦被选为“副总统”。严仍兼任“行政院院长”。1969年，蒋经国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就正常的正副职关系而言，无疑应该说是蒋经国“辅佐”严家淦，其实不然，这是蒋介石的再一次权力让渡的政治安排，“内阁”实际上已由蒋经国所主持，严家淦是在“辅佐”蒋经国从政。这意味着蒋经国的时代悄悄地来临。难怪有人戏称此时的严院长，不过是庙堂里的神像。 　　3.实质性“亲政”，子承父位顺理成章 　　1972年，在第五届“国大”召开前，蒋介石接到严家淦请求辞去“行政院长”的辞呈，当时，有人称这是老戏法重演，蒋介石提名由蒋经国担任行政院长，他在给“立法院”的咨文中说，蒋经国历任军政要职，于政治、军事、财经各项设施，多有建树，其于“行政副院长”任内，襄助“院长”处理院务，贡献良多，以之任为“行政院院长”，必能胜任愉快。云云。真是十足的“举贤不避亲”。随后，立法院以高票同意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 　　蒋经国执掌行政院大权后，牢固地掌握军队，加强特务的控制，在政治层面推行了一些革新举措，比如为了缓和台湾省人民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不满情绪，提出“台人治台”的口号，增选和补选台湾省籍的“中央民意代表”和“立法委员”、‘监察委员，起用台籍新人入阁；整肃政纪，倡导“平凡、平淡、平实”的三“平”政风；修正或废止不合时宜的法令、规章，精简机构，这些举措的实施，给台湾政坛带来一种新的气象。在经济建设上，发布第6期四年经济建设计划，以及一些相关的经济措施，在减缓国际石油危机的冲击，抑制通货膨胀，安定社会生活方面赶到了较好的作用。 　　1975年，4月，蒋介石病死在台湾阳明山士林官邸。同月，召开国民党中执委会，会议修改党章，规定国民党党魁的称呼改为主席。总裁的名义，永远保留给蒋介石，在国民党内他人不得再用此头衔。会议推举蒋经国担任国民党主席。1978年5月，在“国大”上被选为“总统”。就实际的权力运作而言，自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之日起，他已承继了蒋介石的权位。而就形式而言，到了1978年蒋经国出任“总统”，蒋氏父子的权力交接已划上了一个比较圆满的句号。 　　评　析： 　　蒋经国从 1938年前往江西赣南涉政后，到1978年正式就任“总统”前后经历了40年。而从退台后，蒋介石把向蒋经国让渡权力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算起，也有20 多年。蒋氏父子交接班的过程是漫长的，但也是有序的、平稳的过程，没有出现大的社会震动，更没有出现腥风血雨的内乱悲剧，而且，蒋经国把台湾那块小天地治理得还不错，成为亚洲的“四小龙”之一。其主要原因，在于蒋介石进行了周密的安排，这个安排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渐进性”的权力交接的好处，就在于使“接班人”在实践中逐步掌控权力，增长才干，积累威权。然而，其最大的弊端是，漫长的过程，也在很大程度上把一个人的智慧和精力的高峰期错过。正是因为这样一种按部就班的权力交接，使得蒋经国掌权时，已不是其精力的最佳时期，非但如此，他的身体极差，几年后，行动都不便了，被称作“轮椅执政”。 　　另外，蒋介石留下的“政治遗产”，对于蒋经国来说也是一个包袱。在号称“民国”许多年后，仍然搞“家天下”，父位子承，这对继任者而言有很大的负面性影响，这种非民主政治程序的权力交接留下了祸根。由于种种因素的促进与制约，当蒋经国准备权力交接时，摒弃了以血缘为纽带的庸俗的权力交接班的模式，但却没有一套健全的民主机制与程序遵循，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借鉴其父蒋介石凭直觉和个人的好恶选才用人的经验，使得李登辉这一类的伪君子、野心家有机可乘。蒋经国把国民党在台湾的政权交给了一个“台独”分子，这绝对不是蒋氏父子的心愿，然而，这又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摘自《蒋介石成败录》出版社：团结出版社作者：徐骏华）

山民甲 · 发表于 12.2.2007 22:25:57

李敖说轶事：梁漱溟pk毛泽东&胡适pk蒋介石 在上一集的节目里面，我跟大家举了一个例子，证明我们记忆力多么不可靠。我的例子是说，胡适在他死前那个月里面，有一封信给我，信里面说啊，我在文章里面提到了胡适的一句话，那句话呢，他不记得他说过了，言外之意是说，我李敖可能搞错了，把他的没有说过的话呢被我李敖好像给他捏造出来了。胡先生这封信里面就这句话，他说，你李敖说，胡适最喜欢的一句话是You can't beat something with nothing，胡适说我就不记得我在什么时候引用过这句话。那意思就是说，你李敖可能捏造了我胡适的话。现在我把这个给大家看，就是在《胡适书信集》里面，耿云之、欧阳哲生他们编的这个《胡适书信集》里面，大家看就是他给苏雪林的这封信里面。这封信是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四号，它里面这段话，大家看没有，胡适说今年美国大选时，共和党提出兰敦州长来打罗斯福总统，有人说，You can't beat somebody with nobody，你们不能拿小人物来打大人物，胡适说我们对左派也可以说，You can't beat something with nothing，你们不能拿没有东西来打有东西的。换句话说呢，这句话是胡适自己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四号说的话，他忘得一干二净了。 可是这句话呢，引起我们真正注意的是它的原文，就是You can't beat somebody with nobody，你不能拿小人物来打大人物，大人物是somebody，小人物是nobody。今天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当somebody跟 somebody，大人物跟大人物对面的时候，当发生了冲突，是什么现象。我给大家看一张照片，这是胡适，这是罗斯福总统，刚才那个典故呢，是从罗斯福总统这边出来的，这是胡适做驻美大使时候的照片。大家看，毛泽东的选集里面，第五卷有一篇文章，叫做《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为什么要批判梁漱溟？这就是梁漱溟，梁漱溟的特色就使他在一九一七年做了北京大学教授，可是他活了多久啊？他活了九十四岁，文革以后他才死掉，这位老先生寿命最长。可是呢，他是一个代表，什么代表呢？就是当他是个somebody，是一个有两下子的人，他跟毛泽东冲突的时候，他怎么样面对？毛泽东怎么样对他？ 毛泽东的选集里面这篇文章，叫《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毛泽东说梁先生自称是有骨气的人，讲老实话，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毛泽东说梁漱溟啊用笔杆子杀人。毛泽东说杀人有两种，一种人是用枪杆子杀人，一种呢是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杀人，你就是这样的一个杀人犯。换句话说，毛泽东在大庭广众之中，指着梁漱溟说，你是杀人犯。这个冲突不能说不严重啊，并且收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里面。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毛泽东说，几年来，我接到一些人民来信，也听到一些谈论，提出了一个问题，共产党为什么和反动分子合作呢？你梁漱溟是反动分子啊！毛泽东就讲了一个理由，为什么跟你合作，毛泽东说，爱国主义有三种，一种是真爱国主义，一种是假爱国主义，一种是半真半假，动摇的爱国主义，这都是把他摆出来对付梁漱溟的。然后讲梁漱溟是野心家，是伪君子。 注意啊，毛泽东整个局面摆下来，你梁漱溟是杀人犯，梁漱溟是野心家，梁漱溟是伪君子，梁漱溟是假的爱国主义者，梁漱溟是反动分子，骂得不可为不凶。毛泽东说，跟他这个人打交道，是不能认真的，和他永远谈不清任何一个问题的，他没有逻辑，只会胡扯。毛泽东说，我们是不是要借此机会和他绝交呢？从此不和他来往的呢？也不。为什么呢？毛泽东说，因为还有一些人愿意受他的欺骗，还不了解他，他还有充当活教材的作用。毛泽东说，为什么梁漱溟能够当上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委员呢？中共为什么提他做这个委员呢？就是因为他还能欺骗一部分人，还有一点欺骗的作用。然后毛泽东说，批评有两条，一条是自我批评，一条是批评，对于你梁漱溟，我们实行哪一条呢？是实行自我批评吗？不是，是批评，我们要批评你，但是同他，同梁漱溟辩论是有益处的，跟他辩论可以把问题搞清楚，要说他有什么好处，就有这么一点好处，这就是毛泽东的一段话。当众发生冲突在大会里面，跟毛泽东发生冲突，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例子。就是当Somebody，大人物，有两下子的人，跟另外一个Somebody有两下子的大人物发生冲突的时候，双方怎么样地对待。 这个例子很少有，为什么呢？一般人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下跟毛泽东对干，而这个梁漱溟啊，他敢，而毛泽东也公开点破了梁漱溟，并且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里面呢，居然还收有这篇文章，《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多少年以后，毛泽东死了，文革也过去了，可是有一个人啊，他老不死，他活了九十四岁才死，他的名字叫做梁漱溟。当他很老很老的时候呢，有人访问他，就汪东林做了一部书，叫做《梁漱溟问答录》。这个书是三联书店出版的，在第七章里面有这样的问答，就是梁漱溟回忆起来当年在大庭广众，在开会时候，他跟毛主席对着干的这个回忆。他开始忏悔，看到没有第七章，《错误始末与闭门思过》—在那年的九月十八号大会，我目中无人顶撞毛主席，铸成大错之始末，事后我醒悟、反悔，给毛主席信要求闭门思过，三十四年以后，我对这场荒唐的错误的反思。看到没有，这件事情时过境迁，三十四年以后，他老先生想起来了，他搞错了，当年不该顶撞的，当年不该跟毛主席对干的，他开始反省这件事情。 我们看到这个访问录啊，感到很奇怪的一点，就是当时谈到了九月十二号，一开始事情开始发生，最后他就登台发言，到了九月十六号以后登台发言，他说大概讲了十几分钟，由于我直接顶撞毛主席，引起众怒，群众不让我再讲下去，局面很僵，最后呢，不得不付诸表决。什么意思啊？毛主席说，我不让你讲话，你说我没有度量，可是大家不要听你讲话，我们投票好不好，大家投票，投票呢，毛泽东就举手，说我赞成让他讲下去，那中央委员看到毛泽东举手啊，也都举手，说我赞成让他讲下去。可是其他的人就反对，说你太啰嗦了，不要听你讲，把他赶下来，这就表决，这很有趣啊。然后他又回忆，梁漱溟回忆，我刚刚开了头，会场上就有人哄我，不让我讲下去，在这种情形下，我把话头转到主席台上，特别是毛主席身上，以争取发言权。他过来问毛泽东，你让不让我讲，主席你让不让我讲，他的理由是说，昨天的会上各位为我说了那么多的话，今天不给我充分的讲话的时间，是不公平的，我要答辩，我想共产党不会如此，还希望讲话。 那么一开始呢，毛泽东被他闹得没办法，说好让他讲，大家看啊，许多人大声呼喊，说梁某人胡说八道，民主权利不应该给反动分子，剥夺他的发言权，让他滚下台，停止他的胡言乱语等等，梁漱溟说我当然说不下去了，但我坚持不下台，我要看看主席台，特别是毛主席的态度，如果他要我下台，我就下台，他咬住毛泽东不放。毛主席没有叫我下台，口气缓和地说，梁先生，你今天不要讲长了，把要点讲一点好不好。我说我刚才说过了，我希望主席给我充分的时间。毛主席又说，你讲到四点钟好不好，我一看表，都三点过了好多了，便说，我有很多实事要讲，让我讲到四点钟哪成，时间不够，又形成僵局。会场上再一起大家鬼叫了，接着又几位发言，指责我狂妄之极，反动成性，不许我发言等等，批了我一阵以后呢，毛主席对会场人说，让他再讲十分钟好不好，会场便安静下来。 过了一阵毛主席接着说，不给他充分说话时间，他说不公平，让他充分说嘛，他可以讲几个钟头啊，而他的问题，又不是几个钟头，也不是几天，甚至不是几个月可以搞清楚的，所以最后呢，只好提议让他讲十分钟，简单地讲一讲，好不好，梁先生？毛主席对我说，梁先生，再讲十分钟好不好？我依然回答，我有许多事要讲，十分钟讲不清楚，不够，所以呢，跟你毛泽东闹个没完。最后呢，执行主席高岗宣布，关于梁漱溟讲不讲话的问题，现在进行表决，大家来决定表决，结果呢看到没有，高岗宣布，赞成梁漱溟讲下去的举手，毛主席带头举了手，政府委员中的中共委员也举了手，但占会场中的少数。毛主席一边举着手，大家注意，好有趣哦，一边举着手一边对我说，梁先生，我们是少数啊，然后会场大呼，服从决定梁漱溟滚下来，不要他讲，最后他被赶下来了。最后梁漱溟在三十四年以后回忆，关于我自己的过错问题，是因为阶级立场不对，与中共理论认识的差异，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闹起来这么一个问题。第二个，毛主席当时何以如此严厉批评我，我至今三十四年以后，还是一个谜，他搞不清怎么回事。 看没有这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就是当Somebody，有头有脸的人，跟另外一个 Somebody有头有脸的人，两个人相撞的时候，在当时的中国，在大会里面，毛泽东就碰上的梁漱溟，就碰到了这么一个纠缠不清的家伙。他的问题啊的确是十分钟几个小时，几天几个月也讲不清楚的。大家记不记得我在节目里面不止一次给大家讲过一个故事，当年一个老革命党，他的名字叫做熊十力，他革命成功以后呢，发现辛亥革命失败了，他就开始讲学，在北京大学也做教授，他的脾气非常大，他恨蒋介石。我不讲过吗，他一天看报纸，一看蒋介石的照片，好，这个报纸遭殃了，咔！把这个报纸啊团成一团，然后裤子解开，把这报纸啊塞到他的生殖器面前擦，用蒋介石这个相啊，就擦他自己的生殖器来解恨。熊十力这么有火气的一个人，他看到梁漱溟啊，就大骂梁漱溟。毛泽东就碰到这么一个家伙，就两个人就纠缠不清，又发生了这么有趣的一个现象。 可是在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看到了，整个国家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人敢在毛泽东面前，跟毛泽东这样子死皮赖脸地纠缠，毛泽东等于求他一样，梁先生讲十分钟好不好？十分钟不行，不够，对我不公平，我要先争取时间，纠缠不清，整个大会要为他表决，通过，不许他讲，他才下台，这么有趣的一个现象。三十四年以后他反省，知道当年不该胡搅蛮缠，可是他还是不了解，为什么毛泽东这么严厉地批评他，因为你是样板人物。整个故事呢，就这么一个故事，我看这个故事角度就是，大家注意，就是说，一个人在统治面前，他是Somebody，他也Somebody，他有头有脸，就因为双方都有头有脸，才有代表性，才能够分庭抗礼，同台演出，如果你不是 Somebody，你不是有头有脸的人，你是Nobody，你就没有资格站在台上跟别人同台演出，不是吗？所以我们说，如果你是第十，你是 Nothing，你什么都不是，你就没有资格有这个机会来测验毛泽东有没有这个雅量，或者测验中国共产党有没有这个雅量，给你机会讲话。就因为双方都是有头有脸的人，所以能够凑在一起，发生了这么一个有趣的争执。 可是我们必须说，这个争执虽然看起来梁漱溟势单力孤，可是毕竟在中国的历史里面，有过这么一场戏，这场戏是什么戏？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像梁漱溟这种人，他居然在一个机会里面，以一个个人跟共产党的党中央—他自己不是共产党—对干，有这么一次机会，而一般人我们必须说，做不到，或者没有这个胆量，或者没有这个脸皮，或者没有这个混蛋的头脑，做不出来。可是阴错阳差，被梁漱溟做出来了，在历史上就留下这么一场戏。刚才我念了一段给大家听，这么有趣的一场戏，这个我觉得是个了不起的一个记录，就是为什么两个人公开对干，就这样子对干，看到毛泽东真性情的一面，当然也看到他如何作弄梁漱溟这一面。这梁漱溟傻乎乎的，满脑袋都浆糊，这样子纠缠不清，最后被赶下台来。为什么有这么一个有趣的现象？为什么我今天要反复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我下一次节目里面，告诉大家另外一个故事，就在台湾某年某月某一天，也发生了一种几乎对干的场面，那个人就是蒋介石跟胡适，两个人发生这种现象，我们看看当时是怎么处理的，用这个故事，跟台湾这个故事来做个对比，你会有会心的微笑，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胡适也疯狂 在我上一集的节目里面，我讲到一个故事，就是当年毛主席在一个会议上面，批评了当时的一个民主人士叫做梁漱溟的，这么一场故事。梁漱溟在一九一七年就是北京大学教授，我跟大家讲过，这位老先生啊头脑不清，可是因为他寿命很长，他活了九十四岁，所以在他长寿的一生中，有很多的纠缠的故事。他跟毛泽东在这个会议上面，两个人对干起来了，他要求公平的发言，毛泽东希望他只讲十分钟，纠缠不清啊，毛泽东骂他的那段话，收在了今天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里面，标题是“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在这里面毛泽东用狠狠的话来骂梁漱溟，说他是杀人犯，看到没有，他是杀人犯，骂梁漱溟是伪君子，说他是伪君子，骂他是野心家，都骂他骂得很凶。这件事情，两个人对干以后三十四年，文革也结束了，毛泽东也死了，梁漱溟九十四岁才死，所以他有充足的生命跟长寿来回忆这个事情，他回忆的结果呢，结论是说，当年他错了，他不应该在会议上面跟毛泽东对干。 我举这个例子告诉大家，阴错阳差在中国历史上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史里面，有这么一场佳话，就是在大庭广众，在大会里面，毛泽东碰到这么一个头脑不清的老先生，跟他冲突，两个人发生冲突。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就是梁漱溟虽然头脑不清，可是他有一点彰显出来的，什么？我是知识分子，我有这个勇气，为了我所相信的真理，我跟统治者会分庭抗礼，我会跟你争事实。这一点，当时又被毛泽东给容忍下来了。我觉得这个故事可圈可点，所以我跟大家说，欲知后事如何，窃听下回分解。下回什么呢？下回就是今天我所录的这个节目，就是下回。我告诉大家，无独有偶，在台湾也发生了这么件事情。在蒋介石讲过话以后，有一个人站起来说，你错了，指责他，我说的对，你错了。那个人是谁呢？那个人就是胡适，胡适当时是“中央研究院”院长，他们在开会的时候，蒋介石跑来特别致词，胡适在蒋介石讲完话以后，站起来就指责了蒋介石，有这么一个历史性的故事。 我给大家谈到这个故事呢，大家知道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给大家看这个资料，这个资料呢最重要一点，就是胡适有这个气魄，来跟蒋介石对干，蒋介石居然没有吭气，大家看了以后呢，觉得好奇怪啊，觉得怎么有这个现象，胡适怎么有这个胆量，敢跟蒋介石对干？蒋介石怎么有这个雅量，能够接受胡适？大家觉得都很奇怪。今天呢，我给大家看看这一方面的资料。当时怎么发生的呢？当时是蒋介石在讲过话以后，谈到了五四运动的一些事情，一些是非，胡适呢站起来讲，说“总统”，当时胡适叫他蒋介石呢，称呼他“总统”，“总统”你错了，事实真相不是这样子的。当时在场的那些知识分子，大家看了这个场面以后啊，觉得不可思议，蒋介石是多么凶悍的人，蒋介石是多么不许别人讲话的人，居然在大庭广众，有胡适先生出来指责蒋介石的错误，这个情况太少见了。 我举个例子给大家看，后来写着回忆录的当时的师范大学校长，刘真先生访问记录里面这段话，大家看啊，蒋中正“总统”为表示对胡先生的尊敬，亲自参加胡适先生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典礼，因为“中研院”有许多人与北大有关联，“蒋总统”在典礼中对五四运动颇有微词，胡先生在“蒋总统”致词完毕后，立刻对“蒋总统”说，“总统”你错了，五四运动纯粹是一种文化运动，与以后的左倾思想，与共产党活动，并无很大的关系。这件事情给他的印象，他们印象非常深刻。我们再看到了去年，我们还看到有这种记录，报上讲，老的院士讲古，“中央研究院”院士讲？，胡适一句“总统”你错了，不少人脸发白，为什么发白呢？因为想不到胡适这样敢讲话，最后看到没有，在历任院长中，一个院士叫做李亦园说他最佩服胡适，为什么呢？因为胡适在民国四十七年，一九五八年四月十号接任院长当年，蒋故 “总统”中正说，五四运动造成共产党做大，最后政府只好退来台湾，胡适竟当场指正说，“总统”你错了，五四运动是民国八年的事，共产党做大是十几年以后的事，跟五四运动无关。胡适这番话让当时在场的所有人脸色发白，老“总统”当场没有说什么，只是直到逝世都未再到“中央研究院”。 为什么现场有人发白，你们是一群胆小鬼，忽然来了个胆大一点的，胡适他会公开跟老蒋说，你错了，别人不习惯，不适应。我跟大家讲个故事，过去在台湾有所谓党外时代，党外运动就是我们这些非国民党的人，我们搞运动来推翻你国民党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些演讲。在演讲的过程里面，有一次我的好朋友孟绝子去做演讲。孟绝子在演讲的时候，我的另外一个朋友，他是负责时报周刊这个负责人，他听了那演讲以后啊，听了一半啊，吓跑了。哎呀，他说，太可怕了，我听都不敢听，太可怕了，我听都不敢听。大家知道在那个高压之下，在白色恐怖之下，有的人胆大到做那么激烈的演讲的时候，激烈到听众都不敢听下去。为什么呢？听到都害怕，我不敢听。为什么胡适讲话，说 “总统”你错了，而不少人脸发白，什么原因呢？就是他们在那个恐怖气氛里面，觉得蒋介石高高在上，蒋介石不可以侵犯，蒋介石是这么样的高高在上，不可以侵犯的人，怎么忽然有一个人当着蒋介石的面说，“总统”你错了，你说的不对，怎么怎么不对，我一五一十讲出来。所以听的人听得都害怕，听到的人脸发白，你们胆小到听都不敢听，何况别人说呢！所以我们才知道，胡适当时在蒋介石发言以后，站起来顶嘴，说你错了。 我上一次谈到了毛泽东在谈话里面，有一个跑出来顶嘴的，就是梁漱溟。梁漱溟后来三十四年以后，老了以后回忆说当年啊，他顶嘴不对，他错了。可是我今天给大家讲，顶嘴的内容他不对，因为他搞糊涂了，梁漱溟头脑不清，搞糊涂了，可是顶嘴的行为可圈可点，为什么？他有一次测验中国共产党度量的机会，看看你毛泽东有没有度量，在大庭广众让我讲话，有没有度量，他有这么一次测验的机会。毛泽东投票的时候举手，毛泽东说我赞成让你讲，可是别人不赞成，那么你被赶下台来，不要怪我，当然有一点作弄梁漱溟的味道。不可以比拟，可是又有一点无独有偶，台湾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就是当蒋介石讲完话的时候，胡适站出来顶嘴，说你错了。这个故事有点不伦不类，两个人比起来不伦不类，可是呢，在我的归纳的习惯里面，清清楚楚地，两个画面出现了，就是真正的统治者，真正的知识分子，两个人在碰撞的时候，到底知识分子要不要讲真话，要不要据理力争，要不要犯言力争，而被争的这个统治者，有没有度量来接受当时的场面。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在北京那一次，毛泽东公开在现场，骂梁漱溟你是伪君子，公开骂他，可是一边骂他，一边还让梁漱溟来答辩，梁漱溟还跟毛泽东说，你要给我时间来辩论，毛泽东说给你十分钟，梁漱溟说十分钟不够，我讲不完，两个人还这样纠缠。可以看出来，那个火爆呢是比较激烈的。台湾这边比较文明一点，蒋介石讲完话以后，胡适站起来说，“总统”你错了，比较文明一点，可是，也是这种冲突，我们说起来也是一种对干。这个故事我觉得比对干的内容还重要，就是作为第一流的知识分子，要不要在一个重要的场合，当跟统治者发生意见不合的时候，要不要对干？要不要顶嘴？要不要据理力争？要不要犯言力争？。至少我们看到了这样做过，至少我们看到了胡适这样做过，那么多的知识分子，不管他们多么聪明，不管他们多么有学问，不管他们多么有气魄，在这种场合不敢站出来跟统治者对干的时候，我总觉得比起梁漱溟来，比起胡适来，他们要差一级。我们终于在中国，看到了有人在这种场合里面站出来，很勇敢地讲出真话来。 我觉得这两个故事呢，我把它用两集的节目把它讲出来，一定是别有深意的。讲这两个故事的时候，我们才知道，知识分子用什么态度来表达他们自己是很重要的。我讲过，当年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当时他欣赏一个年轻的知识分子，请这个知识分子来做北京大学图书馆的管理员，他的名字叫做毛泽东。当时李大钊是北大教授，胡适也是北大教授，两个人发生了一个辩论，就是问题与主义的一个辩论。胡适就跟李大钊说，你们现在提倡共产主义，国民党那边提倡三民主义，胡适说，谈问题比谈主义更重要。胡适就说，我们现在有两种病征，一方面是目的热，一方面是方法盲，只管提出涵盖力量大的主义，便是目的热。目的要做到什么事情，事实上呢，如何做到需要一段时间，不管实行的方法如何，这是方法，如何达到你这目的，这是很重要的。我当年很穷困的时候，没有饭吃，那时候我的好朋友，施珂，施珂大哥，在台北市的成功中学教国文，他就找了一些国文老师。国文老师要批改作文本，有的老师很忙，或者有的老师很懒，他们不愿意批改，就是包给我，我来替国文老师来批改作文本，批改一本一块钱，所以我批改十本十块，批改五十本一般我就赚五十块钱。批改是可以，可批改完了以后，我李敖的作文就做不好了，为什么呢？被这些烂的作文给洗脑了，我又作一段时间我自己作文，作的很烂。 我在批改作文里面，看到了一个中学生讲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地动人，这作文题目叫做“我的志愿”，这个中学生说，我的志愿很小，只是要把中国救起来，我的志愿很小，只是要把中国救起来。我给他批的怎么批呢？我说你的志愿也不小，这是好大好大的志愿，要把中国救起来。大家想想看，一个中学生写《我的志愿》这个作文的时候，他会说我的志愿很小，只是要把中国救起来，把中国救起来，这个志愿是好的，他是个好的题目，也是个伟大的题目，可是要把它救起来，需要解决多少问题啊！你的志愿，把中国救起来，是你的主义，可是要实行你的主义，要解决多少问题才能够实行啊！否则你喊这个口号没有用啊！所以外国有一句谚语，这谚语被我李敖所改写出来，就是你为一个主义去死，比你实行这个主义还容易，为主义牺牲比实行主义还容易，为什么呢？因为你实行一个主义，千头万绪，很多问题要解决，难得不得了，可是你为它宣传为它死，反倒简单干脆，就是为一个主义去死，比去实行这个主义还容易。 同样的我的志愿很小，只是要把中国救起来，怎么救中国呢？需要问题要解决，所以呢我的志愿很小，只是要把中国救起来，这是我的目的热，如何把中国救起来，我没有方法，叫做方法盲。所以方法不够的时候呢，是没有用的，所以胡适就说，为什么谈主义的人那么多？为什么研究问题的人那么少？这都是由于一个懒字，为什么呢？因为研究问题太复杂了，宣传一个主义只要一句口号，实行什么主义，完了，容易。以为这句口号可以包医百病，解决人类的，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这种想法太天真了。所以现在我们知道，我们千头万绪地发现解决问题，并且发现主义不够了，所以邓小平就出来说，我们要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为什么要中国式啊？为什么不实行社会主义啊？社会主义不够了。孙中山统计，说有多少种社会主义呢？有五十六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算是五种六种，就算一种好了，可是为什么要中国式的呢？就是你这个外国来的这些共产主义，外国来的社会主义，不够用了，为什么呢？我们面对问题千头万绪，要一个一个问题去解决，问题解决不了，我们关注好主义没用。 就这时候呢，我们人类最后进步了，我们整个的国家的朋友们，领导人们都进步了，知道我们面对的就是一个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现在随着世界的复杂，变得越来越复杂，这个时候就发现，那种包医百病的主义是不够的，医这些百病，一个一个病，我们还要每一个是要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各种的药方都要用出来，才能解决这些病。而这些病的方法，是靠一个一个问题的解决，而不是很笼统的主义所能解决的。今天我们才知道，就是我所说的，当胡适跟李大钊发生了问题与主义的辩论的问题，这时候呢，我们今天一看这个问题与主义的争执，才发现胡适的头脑的确比李大钊好一点，也不是说好多少，今天我们看起来就好一点。因为至少在提倡主义以外，忽视提醒我们，解决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今天从胡适去顶撞蒋介石的故事，演变出来今天我这个结论，就告诉大家，很多作为一个领导者，他需要这种优秀的、勇敢的、智能的知识分子来跟他对抗，来提醒他，才能够矫正一些方向。而矫正的方法呢，当这些优秀的知识分子自己糊涂的时候，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举了毛泽东跟梁漱溟的故事，证明了梁漱溟头脑不好，又举了蒋介石跟胡适的故事，证明了胡适头脑多么好，请大家好好想一想。

山民甲 · 发表于 12.2.2007 22:27:52

李敖说轶事：梁漱溟pk毛泽东&胡适pk蒋介石 在上一集的节目里面，我跟大家举了一个例子，证明我们记忆力多么不可靠。我的例子是说，胡适在他死前那个月里面，有一封信给我，信里面说啊，我在文章里面提到了胡适的一句话，那句话呢，他不记得他说过了，言外之意是说，我李敖可能搞错了，把他的没有说过的话呢被我李敖好像给他捏造出来了。胡先生这封信里面就这句话，他说，你李敖说，胡适最喜欢的一句话是You can't beat something with nothing，胡适说我就不记得我在什么时候引用过这句话。那意思就是说，你李敖可能捏造了我胡适的话。现在我把这个给大家看，就是在《胡适书信集》里面，耿云之、欧阳哲生他们编的这个《胡适书信集》里面，大家看就是他给苏雪林的这封信里面。这封信是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四号，它里面这段话，大家看没有，胡适说今年美国大选时，共和党提出兰敦州长来打罗斯福总统，有人说，You can't beat somebody with nobody，你们不能拿小人物来打大人物，胡适说我们对左派也可以说，You can't beat something with nothing，你们不能拿没有东西来打有东西的。换句话说呢，这句话是胡适自己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四号说的话，他忘得一干二净了。 可是这句话呢，引起我们真正注意的是它的原文，就是You can't beat somebody with nobody，你不能拿小人物来打大人物，大人物是somebody，小人物是nobody。今天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当somebody跟 somebody，大人物跟大人物对面的时候，当发生了冲突，是什么现象。我给大家看一张照片，这是胡适，这是罗斯福总统，刚才那个典故呢，是从罗斯福总统这边出来的，这是胡适做驻美大使时候的照片。大家看，毛泽东的选集里面，第五卷有一篇文章，叫做《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为什么要批判梁漱溟？这就是梁漱溟，梁漱溟的特色就使他在一九一七年做了北京大学教授，可是他活了多久啊？他活了九十四岁，文革以后他才死掉，这位老先生寿命最长。可是呢，他是一个代表，什么代表呢？就是当他是个somebody，是一个有两下子的人，他跟毛泽东冲突的时候，他怎么样面对？毛泽东怎么样对他？ 毛泽东的选集里面这篇文章，叫《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毛泽东说梁先生自称是有骨气的人，讲老实话，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毛泽东说梁漱溟啊用笔杆子杀人。毛泽东说杀人有两种，一种人是用枪杆子杀人，一种呢是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杀人，你就是这样的一个杀人犯。换句话说，毛泽东在大庭广众之中，指着梁漱溟说，你是杀人犯。这个冲突不能说不严重啊，并且收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里面。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毛泽东说，几年来，我接到一些人民来信，也听到一些谈论，提出了一个问题，共产党为什么和反动分子合作呢？你梁漱溟是反动分子啊！毛泽东就讲了一个理由，为什么跟你合作，毛泽东说，爱国主义有三种，一种是真爱国主义，一种是假爱国主义，一种是半真半假，动摇的爱国主义，这都是把他摆出来对付梁漱溟的。然后讲梁漱溟是野心家，是伪君子。 注意啊，毛泽东整个局面摆下来，你梁漱溟是杀人犯，梁漱溟是野心家，梁漱溟是伪君子，梁漱溟是假的爱国主义者，梁漱溟是反动分子，骂得不可为不凶。毛泽东说，跟他这个人打交道，是不能认真的，和他永远谈不清任何一个问题的，他没有逻辑，只会胡扯。毛泽东说，我们是不是要借此机会和他绝交呢？从此不和他来往的呢？也不。为什么呢？毛泽东说，因为还有一些人愿意受他的欺骗，还不了解他，他还有充当活教材的作用。毛泽东说，为什么梁漱溟能够当上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委员呢？中共为什么提他做这个委员呢？就是因为他还能欺骗一部分人，还有一点欺骗的作用。然后毛泽东说，批评有两条，一条是自我批评，一条是批评，对于你梁漱溟，我们实行哪一条呢？是实行自我批评吗？不是，是批评，我们要批评你，但是同他，同梁漱溟辩论是有益处的，跟他辩论可以把问题搞清楚，要说他有什么好处，就有这么一点好处，这就是毛泽东的一段话。当众发生冲突在大会里面，跟毛泽东发生冲突，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例子。就是当Somebody，大人物，有两下子的人，跟另外一个Somebody有两下子的大人物发生冲突的时候，双方怎么样地对待。 这个例子很少有，为什么呢？一般人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下跟毛泽东对干，而这个梁漱溟啊，他敢，而毛泽东也公开点破了梁漱溟，并且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里面呢，居然还收有这篇文章，《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多少年以后，毛泽东死了，文革也过去了，可是有一个人啊，他老不死，他活了九十四岁才死，他的名字叫做梁漱溟。当他很老很老的时候呢，有人访问他，就汪东林做了一部书，叫做《梁漱溟问答录》。这个书是三联书店出版的，在第七章里面有这样的问答，就是梁漱溟回忆起来当年在大庭广众，在开会时候，他跟毛主席对着干的这个回忆。他开始忏悔，看到没有第七章，《错误始末与闭门思过》—在那年的九月十八号大会，我目中无人顶撞毛主席，铸成大错之始末，事后我醒悟、反悔，给毛主席信要求闭门思过，三十四年以后，我对这场荒唐的错误的反思。看到没有，这件事情时过境迁，三十四年以后，他老先生想起来了，他搞错了，当年不该顶撞的，当年不该跟毛主席对干的，他开始反省这件事情。 我们看到这个访问录啊，感到很奇怪的一点，就是当时谈到了九月十二号，一开始事情开始发生，最后他就登台发言，到了九月十六号以后登台发言，他说大概讲了十几分钟，由于我直接顶撞毛主席，引起众怒，群众不让我再讲下去，局面很僵，最后呢，不得不付诸表决。什么意思啊？毛主席说，我不让你讲话，你说我没有度量，可是大家不要听你讲话，我们投票好不好，大家投票，投票呢，毛泽东就举手，说我赞成让他讲下去，那中央委员看到毛泽东举手啊，也都举手，说我赞成让他讲下去。可是其他的人就反对，说你太啰嗦了，不要听你讲，把他赶下来，这就表决，这很有趣啊。然后他又回忆，梁漱溟回忆，我刚刚开了头，会场上就有人哄我，不让我讲下去，在这种情形下，我把话头转到主席台上，特别是毛主席身上，以争取发言权。他过来问毛泽东，你让不让我讲，主席你让不让我讲，他的理由是说，昨天的会上各位为我说了那么多的话，今天不给我充分的讲话的时间，是不公平的，我要答辩，我想共产党不会如此，还希望讲话。 那么一开始呢，毛泽东被他闹得没办法，说好让他讲，大家看啊，许多人大声呼喊，说梁某人胡说八道，民主权利不应该给反动分子，剥夺他的发言权，让他滚下台，停止他的胡言乱语等等，梁漱溟说我当然说不下去了，但我坚持不下台，我要看看主席台，特别是毛主席的态度，如果他要我下台，我就下台，他咬住毛泽东不放。毛主席没有叫我下台，口气缓和地说，梁先生，你今天不要讲长了，把要点讲一点好不好。我说我刚才说过了，我希望主席给我充分的时间。毛主席又说，你讲到四点钟好不好，我一看表，都三点过了好多了，便说，我有很多实事要讲，让我讲到四点钟哪成，时间不够，又形成僵局。会场上再一起大家鬼叫了，接着又几位发言，指责我狂妄之极，反动成性，不许我发言等等，批了我一阵以后呢，毛主席对会场人说，让他再讲十分钟好不好，会场便安静下来。 过了一阵毛主席接着说，不给他充分说话时间，他说不公平，让他充分说嘛，他可以讲几个钟头啊，而他的问题，又不是几个钟头，也不是几天，甚至不是几个月可以搞清楚的，所以最后呢，只好提议让他讲十分钟，简单地讲一讲，好不好，梁先生？毛主席对我说，梁先生，再讲十分钟好不好？我依然回答，我有许多事要讲，十分钟讲不清楚，不够，所以呢，跟你毛泽东闹个没完。最后呢，执行主席高岗宣布，关于梁漱溟讲不讲话的问题，现在进行表决，大家来决定表决，结果呢看到没有，高岗宣布，赞成梁漱溟讲下去的举手，毛主席带头举了手，政府委员中的中共委员也举了手，但占会场中的少数。毛主席一边举着手，大家注意，好有趣哦，一边举着手一边对我说，梁先生，我们是少数啊，然后会场大呼，服从决定梁漱溟滚下来，不要他讲，最后他被赶下来了。最后梁漱溟在三十四年以后回忆，关于我自己的过错问题，是因为阶级立场不对，与中共理论认识的差异，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闹起来这么一个问题。第二个，毛主席当时何以如此严厉批评我，我至今三十四年以后，还是一个谜，他搞不清怎么回事。 看没有这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就是当Somebody，有头有脸的人，跟另外一个 Somebody有头有脸的人，两个人相撞的时候，在当时的中国，在大会里面，毛泽东就碰上的梁漱溟，就碰到了这么一个纠缠不清的家伙。他的问题啊的确是十分钟几个小时，几天几个月也讲不清楚的。大家记不记得我在节目里面不止一次给大家讲过一个故事，当年一个老革命党，他的名字叫做熊十力，他革命成功以后呢，发现辛亥革命失败了，他就开始讲学，在北京大学也做教授，他的脾气非常大，他恨蒋介石。我不讲过吗，他一天看报纸，一看蒋介石的照片，好，这个报纸遭殃了，咔！把这个报纸啊团成一团，然后裤子解开，把这报纸啊塞到他的生殖器面前擦，用蒋介石这个相啊，就擦他自己的生殖器来解恨。熊十力这么有火气的一个人，他看到梁漱溟啊，就大骂梁漱溟。毛泽东就碰到这么一个家伙，就两个人就纠缠不清，又发生了这么有趣的一个现象。 可是在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看到了，整个国家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人敢在毛泽东面前，跟毛泽东这样子死皮赖脸地纠缠，毛泽东等于求他一样，梁先生讲十分钟好不好？十分钟不行，不够，对我不公平，我要先争取时间，纠缠不清，整个大会要为他表决，通过，不许他讲，他才下台，这么有趣的一个现象。三十四年以后他反省，知道当年不该胡搅蛮缠，可是他还是不了解，为什么毛泽东这么严厉地批评他，因为你是样板人物。整个故事呢，就这么一个故事，我看这个故事角度就是，大家注意，就是说，一个人在统治面前，他是Somebody，他也Somebody，他有头有脸，就因为双方都有头有脸，才有代表性，才能够分庭抗礼，同台演出，如果你不是 Somebody，你不是有头有脸的人，你是Nobody，你就没有资格站在台上跟别人同台演出，不是吗？所以我们说，如果你是第十，你是 Nothing，你什么都不是，你就没有资格有这个机会来测验毛泽东有没有这个雅量，或者测验中国共产党有没有这个雅量，给你机会讲话。就因为双方都是有头有脸的人，所以能够凑在一起，发生了这么一个有趣的争执。 可是我们必须说，这个争执虽然看起来梁漱溟势单力孤，可是毕竟在中国的历史里面，有过这么一场戏，这场戏是什么戏？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像梁漱溟这种人，他居然在一个机会里面，以一个个人跟共产党的党中央—他自己不是共产党—对干，有这么一次机会，而一般人我们必须说，做不到，或者没有这个胆量，或者没有这个脸皮，或者没有这个混蛋的头脑，做不出来。可是阴错阳差，被梁漱溟做出来了，在历史上就留下这么一场戏。刚才我念了一段给大家听，这么有趣的一场戏，这个我觉得是个了不起的一个记录，就是为什么两个人公开对干，就这样子对干，看到毛泽东真性情的一面，当然也看到他如何作弄梁漱溟这一面。这梁漱溟傻乎乎的，满脑袋都浆糊，这样子纠缠不清，最后被赶下台来。为什么有这么一个有趣的现象？为什么我今天要反复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我下一次节目里面，告诉大家另外一个故事，就在台湾某年某月某一天，也发生了一种几乎对干的场面，那个人就是蒋介石跟胡适，两个人发生这种现象，我们看看当时是怎么处理的，用这个故事，跟台湾这个故事来做个对比，你会有会心的微笑，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胡适也疯狂 在我上一集的节目里面，我讲到一个故事，就是当年毛主席在一个会议上面，批评了当时的一个民主人士叫做梁漱溟的，这么一场故事。梁漱溟在一九一七年就是北京大学教授，我跟大家讲过，这位老先生啊头脑不清，可是因为他寿命很长，他活了九十四岁，所以在他长寿的一生中，有很多的纠缠的故事。他跟毛泽东在这个会议上面，两个人对干起来了，他要求公平的发言，毛泽东希望他只讲十分钟，纠缠不清啊，毛泽东骂他的那段话，收在了今天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里面，标题是“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在这里面毛泽东用狠狠的话来骂梁漱溟，说他是杀人犯，看到没有，他是杀人犯，骂梁漱溟是伪君子，说他是伪君子，骂他是野心家，都骂他骂得很凶。这件事情，两个人对干以后三十四年，文革也结束了，毛泽东也死了，梁漱溟九十四岁才死，所以他有充足的生命跟长寿来回忆这个事情，他回忆的结果呢，结论是说，当年他错了，他不应该在会议上面跟毛泽东对干。 我举这个例子告诉大家，阴错阳差在中国历史上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史里面，有这么一场佳话，就是在大庭广众，在大会里面，毛泽东碰到这么一个头脑不清的老先生，跟他冲突，两个人发生冲突。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就是梁漱溟虽然头脑不清，可是他有一点彰显出来的，什么？我是知识分子，我有这个勇气，为了我所相信的真理，我跟统治者会分庭抗礼，我会跟你争事实。这一点，当时又被毛泽东给容忍下来了。我觉得这个故事可圈可点，所以我跟大家说，欲知后事如何，窃听下回分解。下回什么呢？下回就是今天我所录的这个节目，就是下回。我告诉大家，无独有偶，在台湾也发生了这么件事情。在蒋介石讲过话以后，有一个人站起来说，你错了，指责他，我说的对，你错了。那个人是谁呢？那个人就是胡适，胡适当时是“中央研究院”院长，他们在开会的时候，蒋介石跑来特别致词，胡适在蒋介石讲完话以后，站起来就指责了蒋介石，有这么一个历史性的故事。 我给大家谈到这个故事呢，大家知道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给大家看这个资料，这个资料呢最重要一点，就是胡适有这个气魄，来跟蒋介石对干，蒋介石居然没有吭气，大家看了以后呢，觉得好奇怪啊，觉得怎么有这个现象，胡适怎么有这个胆量，敢跟蒋介石对干？蒋介石怎么有这个雅量，能够接受胡适？大家觉得都很奇怪。今天呢，我给大家看看这一方面的资料。当时怎么发生的呢？当时是蒋介石在讲过话以后，谈到了五四运动的一些事情，一些是非，胡适呢站起来讲，说“总统”，当时胡适叫他蒋介石呢，称呼他“总统”，“总统”你错了，事实真相不是这样子的。当时在场的那些知识分子，大家看了这个场面以后啊，觉得不可思议，蒋介石是多么凶悍的人，蒋介石是多么不许别人讲话的人，居然在大庭广众，有胡适先生出来指责蒋介石的错误，这个情况太少见了。 我举个例子给大家看，后来写着回忆录的当时的师范大学校长，刘真先生访问记录里面这段话，大家看啊，蒋中正“总统”为表示对胡先生的尊敬，亲自参加胡适先生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典礼，因为“中研院”有许多人与北大有关联，“蒋总统”在典礼中对五四运动颇有微词，胡先生在“蒋总统”致词完毕后，立刻对“蒋总统”说，“总统”你错了，五四运动纯粹是一种文化运动，与以后的左倾思想，与共产党活动，并无很大的关系。这件事情给他的印象，他们印象非常深刻。我们再看到了去年，我们还看到有这种记录，报上讲，老的院士讲古，“中央研究院”院士讲？，胡适一句“总统”你错了，不少人脸发白，为什么发白呢？因为想不到胡适这样敢讲话，最后看到没有，在历任院长中，一个院士叫做李亦园说他最佩服胡适，为什么呢？因为胡适在民国四十七年，一九五八年四月十号接任院长当年，蒋故 “总统”中正说，五四运动造成共产党做大，最后政府只好退来台湾，胡适竟当场指正说，“总统”你错了，五四运动是民国八年的事，共产党做大是十几年以后的事，跟五四运动无关。胡适这番话让当时在场的所有人脸色发白，老“总统”当场没有说什么，只是直到逝世都未再到“中央研究院”。 为什么现场有人发白，你们是一群胆小鬼，忽然来了个胆大一点的，胡适他会公开跟老蒋说，你错了，别人不习惯，不适应。我跟大家讲个故事，过去在台湾有所谓党外时代，党外运动就是我们这些非国民党的人，我们搞运动来推翻你国民党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些演讲。在演讲的过程里面，有一次我的好朋友孟绝子去做演讲。孟绝子在演讲的时候，我的另外一个朋友，他是负责时报周刊这个负责人，他听了那演讲以后啊，听了一半啊，吓跑了。哎呀，他说，太可怕了，我听都不敢听，太可怕了，我听都不敢听。大家知道在那个高压之下，在白色恐怖之下，有的人胆大到做那么激烈的演讲的时候，激烈到听众都不敢听下去。为什么呢？听到都害怕，我不敢听。为什么胡适讲话，说 “总统”你错了，而不少人脸发白，什么原因呢？就是他们在那个恐怖气氛里面，觉得蒋介石高高在上，蒋介石不可以侵犯，蒋介石是这么样的高高在上，不可以侵犯的人，怎么忽然有一个人当着蒋介石的面说，“总统”你错了，你说的不对，怎么怎么不对，我一五一十讲出来。所以听的人听得都害怕，听到的人脸发白，你们胆小到听都不敢听，何况别人说呢！所以我们才知道，胡适当时在蒋介石发言以后，站起来顶嘴，说你错了。 我上一次谈到了毛泽东在谈话里面，有一个跑出来顶嘴的，就是梁漱溟。梁漱溟后来三十四年以后，老了以后回忆说当年啊，他顶嘴不对，他错了。可是我今天给大家讲，顶嘴的内容他不对，因为他搞糊涂了，梁漱溟头脑不清，搞糊涂了，可是顶嘴的行为可圈可点，为什么？他有一次测验中国共产党度量的机会，看看你毛泽东有没有度量，在大庭广众让我讲话，有没有度量，他有这么一次测验的机会。毛泽东投票的时候举手，毛泽东说我赞成让你讲，可是别人不赞成，那么你被赶下台来，不要怪我，当然有一点作弄梁漱溟的味道。不可以比拟，可是又有一点无独有偶，台湾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就是当蒋介石讲完话的时候，胡适站出来顶嘴，说你错了。这个故事有点不伦不类，两个人比起来不伦不类，可是呢，在我的归纳的习惯里面，清清楚楚地，两个画面出现了，就是真正的统治者，真正的知识分子，两个人在碰撞的时候，到底知识分子要不要讲真话，要不要据理力争，要不要犯言力争，而被争的这个统治者，有没有度量来接受当时的场面。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在北京那一次，毛泽东公开在现场，骂梁漱溟你是伪君子，公开骂他，可是一边骂他，一边还让梁漱溟来答辩，梁漱溟还跟毛泽东说，你要给我时间来辩论，毛泽东说给你十分钟，梁漱溟说十分钟不够，我讲不完，两个人还这样纠缠。可以看出来，那个火爆呢是比较激烈的。台湾这边比较文明一点，蒋介石讲完话以后，胡适站起来说，“总统”你错了，比较文明一点，可是，也是这种冲突，我们说起来也是一种对干。这个故事我觉得比对干的内容还重要，就是作为第一流的知识分子，要不要在一个重要的场合，当跟统治者发生意见不合的时候，要不要对干？要不要顶嘴？要不要据理力争？要不要犯言力争？。至少我们看到了这样做过，至少我们看到了胡适这样做过，那么多的知识分子，不管他们多么聪明，不管他们多么有学问，不管他们多么有气魄，在这种场合不敢站出来跟统治者对干的时候，我总觉得比起梁漱溟来，比起胡适来，他们要差一级。我们终于在中国，看到了有人在这种场合里面站出来，很勇敢地讲出真话来。 我觉得这两个故事呢，我把它用两集的节目把它讲出来，一定是别有深意的。讲这两个故事的时候，我们才知道，知识分子用什么态度来表达他们自己是很重要的。我讲过，当年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当时他欣赏一个年轻的知识分子，请这个知识分子来做北京大学图书馆的管理员，他的名字叫做毛泽东。当时李大钊是北大教授，胡适也是北大教授，两个人发生了一个辩论，就是问题与主义的一个辩论。胡适就跟李大钊说，你们现在提倡共产主义，国民党那边提倡三民主义，胡适说，谈问题比谈主义更重要。胡适就说，我们现在有两种病征，一方面是目的热，一方面是方法盲，只管提出涵盖力量大的主义，便是目的热。目的要做到什么事情，事实上呢，如何做到需要一段时间，不管实行的方法如何，这是方法，如何达到你这目的，这是很重要的。我当年很穷困的时候，没有饭吃，那时候我的好朋友，施珂，施珂大哥，在台北市的成功中学教国文，他就找了一些国文老师。国文老师要批改作文本，有的老师很忙，或者有的老师很懒，他们不愿意批改，就是包给我，我来替国文老师来批改作文本，批改一本一块钱，所以我批改十本十块，批改五十本一般我就赚五十块钱。批改是可以，可批改完了以后，我李敖的作文就做不好了，为什么呢？被这些烂的作文给洗脑了，我又作一段时间我自己作文，作的很烂。 我在批改作文里面，看到了一个中学生讲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地动人，这作文题目叫做“我的志愿”，这个中学生说，我的志愿很小，只是要把中国救起来，我的志愿很小，只是要把中国救起来。我给他批的怎么批呢？我说你的志愿也不小，这是好大好大的志愿，要把中国救起来。大家想想看，一个中学生写《我的志愿》这个作文的时候，他会说我的志愿很小，只是要把中国救起来，把中国救起来，这个志愿是好的，他是个好的题目，也是个伟大的题目，可是要把它救起来，需要解决多少问题啊！你的志愿，把中国救起来，是你的主义，可是要实行你的主义，要解决多少问题才能够实行啊！否则你喊这个口号没有用啊！所以外国有一句谚语，这谚语被我李敖所改写出来，就是你为一个主义去死，比你实行这个主义还容易，为主义牺牲比实行主义还容易，为什么呢？因为你实行一个主义，千头万绪，很多问题要解决，难得不得了，可是你为它宣传为它死，反倒简单干脆，就是为一个主义去死，比去实行这个主义还容易。 同样的我的志愿很小，只是要把中国救起来，怎么救中国呢？需要问题要解决，所以呢我的志愿很小，只是要把中国救起来，这是我的目的热，如何把中国救起来，我没有方法，叫做方法盲。所以方法不够的时候呢，是没有用的，所以胡适就说，为什么谈主义的人那么多？为什么研究问题的人那么少？这都是由于一个懒字，为什么呢？因为研究问题太复杂了，宣传一个主义只要一句口号，实行什么主义，完了，容易。以为这句口号可以包医百病，解决人类的，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这种想法太天真了。所以现在我们知道，我们千头万绪地发现解决问题，并且发现主义不够了，所以邓小平就出来说，我们要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为什么要中国式啊？为什么不实行社会主义啊？社会主义不够了。孙中山统计，说有多少种社会主义呢？有五十六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算是五种六种，就算一种好了，可是为什么要中国式的呢？就是你这个外国来的这些共产主义，外国来的社会主义，不够用了，为什么呢？我们面对问题千头万绪，要一个一个问题去解决，问题解决不了，我们关注好主义没用。 就这时候呢，我们人类最后进步了，我们整个的国家的朋友们，领导人们都进步了，知道我们面对的就是一个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现在随着世界的复杂，变得越来越复杂，这个时候就发现，那种包医百病的主义是不够的，医这些百病，一个一个病，我们还要每一个是要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各种的药方都要用出来，才能解决这些病。而这些病的方法，是靠一个一个问题的解决，而不是很笼统的主义所能解决的。今天我们才知道，就是我所说的，当胡适跟李大钊发生了问题与主义的辩论的问题，这时候呢，我们今天一看这个问题与主义的争执，才发现胡适的头脑的确比李大钊好一点，也不是说好多少，今天我们看起来就好一点。因为至少在提倡主义以外，忽视提醒我们，解决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今天从胡适去顶撞蒋介石的故事，演变出来今天我这个结论，就告诉大家，很多作为一个领导者，他需要这种优秀的、勇敢的、智能的知识分子来跟他对抗，来提醒他，才能够矫正一些方向。而矫正的方法呢，当这些优秀的知识分子自己糊涂的时候，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举了毛泽东跟梁漱溟的故事，证明了梁漱溟头脑不好，又举了蒋介石跟胡适的故事，证明了胡适头脑多么好，请大家好好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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