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一个中国的比喻◆（修改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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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n style='font-size:14pt;line-height:100%'>　　十、五千块钱，西服手机<br /><br />　　可怜的石柱、树生和常发！目睹了这种境况，即使不是精明如大椿，谁又猜不出他们碰上了哪一类变故呢？冬天的黄昏，家乡可没什么安慰：几座光土坡亘古未变，冰雪里凸起的田垄死气沉沉。唯一的亮色——村子里新建的楼房——也只能令人联想起自家的破烂房子。北风送来一阵铃声，某所小学下课了；儿子正在读书的树生差点掉了泪。在心里凉透了的几个人看来，返乡的途中，由北至南两千里，数不尽的城镇、荒郊、丘陵、河滩，所有或大或小、或穷或富的地方，没有一处比眼前的这些村子更丑，更麻木，更无可救药的了。<br /><br />　　本村这次进京的，共有三十余人。他们坐了十几个小时火车，再分拨换乘汽车，陆续到达公司。当天就交了钱，领了西服和手机。树生等三人因为路上的麻烦（换乘汽车时石柱一错眼带头上错了车），找到公司时已经是傍晚。天空刚下起了毛毛雨。正当手脚酸胀，背上的行李也沉得难以忍受的时候，一个建筑工地旁边突然闪现出“北京某某有限公司”的霓虹招牌。三个人自己也没想到还有力气，就在石柱的带动下跑了过去。院墙之内，树生只注意到了一个五米多高、像大沙锅似的东西，也不知是什么反应罐。另有两层楼灯火通明，人影晃动，偶尔传出一阵掌声。看门老头说几位副经理正在那边会议室召集大伙办手续。经理公务在身，已经先走了。<br /><br />　　树生没想到耽误了这么久。他本来还想四下走走，仔细瞧瞧公司是什么模样呢。他们来不及放下行李就匆匆赶往会议室。开门时一股热气扑面而来，顶头彩色气球拥簇着一条横幅，烫金的大字写着“热烈欢迎山坡村的父老乡亲”。一字形的主席台蒙着青布，台下一排排坐得整整齐齐的，正是三十个熟悉的乡邻。台上则是五个衣冠楚楚的年轻人。五面小国旗旁边立有姓名牌——分别是赵、钱、朱、胡、吴五位副经理。强烈的灯光映得每张脸亮堂堂的。一句话，集会跟新闻里常说的那样，热烈而隆重。<br /><br />　　手持讲稿的赵副经理注意到他们三个，问明了原委，笑着招呼说快进来，然后喝了口水开始发言。发言分几段，段落之间停顿时，其他副经理带动众人鼓掌。头一段他说今天是乡亲们最值得纪念的日子。大家报了名稍事休整，即将和其他新员工一起，接受高规格的培训，完毕了分配到一个个令人羡慕的岗位。（公司专门腾出了这个分部集中培训各位乡亲。）第二段他讲了创业史。短短的一年里，公司已经发展为仅在北京就设有四个分部的新兴企业。这样骄人的业绩，是当初他们连同经理六个人，走出各自的山沟沟的时候，做梦也不敢想的。此后几段他介绍了公司的业务范围、经营理念和企业文化，展望了它的前景，又勉励了众人几句。他说大家是经理的亲人，在培训和工作中尤其要戒骄戒躁，勤勤恳恳，让其他员工心服口服。<br /><br />　　这番领导欢迎新员工的话，赵副经理讲得很顺畅。但这话里没什么新的信息。公司的历史众人向经理探问过，树生记得比谁都清楚。（尽管如此，他还是用心听着，生怕漏了一个字。）招工的安排他也翻来翻去念叨过多遍，觉得很周到。可是，看看讲话接近尾声，他一路上都感觉到的踏实心情却在一点一点消失。同时他的心跳加快了。耳朵听着讲话却没听见讲的是什么。周围的每张脸也都紧张而专注。<br /><br />　　为什么一路上都觉得踏实，进了公司却突然不踏实了，树生自己也说不清。也许是因为经理本人不在场吧。他低声向旁边的人问了句关于经理的话。那人说经理模样跟几年前一样，配上这样的衣服、高跟皮靴，还有那样的小皮包，看着真年轻。待人又和气。亲自把乡亲们安置在宿舍里，操着地道的家乡话拉家常，还一起吃了工作餐。工作餐是四菜一汤……老实说，那人的描述传神极了，树生听了历历在目。可这并没能缓解他的不安。他想问几句别的，掌声响起——赵副经理的讲话刚好结束。场上一片杂沓的脚步声和桌椅吱吱挪动的声音。各种手续紧锣密鼓。人们在赵副经理桌前排队填表。填表完毕当即在钱副经理桌前交钱（一架验钞机已经摆好了）。交钱之后从朱副经理手里拿一本公司简介，然后随吴副经理去一间办公室领取西服手机。填表时还一阵忙乱，一旦开始交钱，整间屋子便安静了。偶尔所有的声音，包括耳语和细微的脚步声，都在同一刻暂停，只听见钞票哗哗响。同乡们从怀里掏出钞票，有的偷偷瞅一眼面无表情的钱副经理，小心地把钱贴着桌面推过去；有的盯着钱好几秒钟，然后大方地往桌上一扔；有的低下头，面露谄媚，两手捧着钱递过去……再过两个就轮到树生了。离验钞机越来越近，他的心跳越来越快，攒着钱的手在发抖。<br /><br />　　也许是手续办得太快，所以感觉不踏实？可事事都依着预先说好的程序，没有任何反常。（何况火车上他还巴不得一跨进公司大门就办完手续呢。）到底为什么不踏实？树生打算问钱副经理一件小事，澄清某个细节。没等他开口，钱副经理就拈住了他手里的钞票一顿，顿脱了便麻利地塞进验钞机。这时树生眼皮底下出了件怪事，他极度兴奋，盯着验钞机竟然没有留心：机器显示钱数是五千一百。钱副经理又动手数了一遍，是五千一百。他两个手指夹着递回了这多出的一张钱。看树生木然地站着，他还把钱晃了两晃。树生已经明白了，却并不伸手。怎么可能奇迹般地多出了一百啊。五千块——五十张一百的——他临行前数过许多遍。哪几张是卖什么东西换的，哪几张是从哪儿借的，甚至每张钱上的小瘢痕他都记得。<br /><br />　　“您再数数，”树生说。<br /><br />　　钱副经理又数了一遍，是五千整。他笑着收回了那一百块。钱副经理那略带嘲弄和轻蔑的笑，树生当时没放在心里，过后才清晰地回忆起来。当时他交了钱，意外地觉得轻松。什么也不想，大步走开了。路过朱副经理的桌子，朱副经理递过来一本小册子，他看都没看一眼。出门的时候，他碰落了主席台旁边一面“先进企业” 的锦旗，也根本没注意。他径直走出会议室，直到有人跟出来喊着名字，提醒他回去领公司简介，领西服和手机，才意识到手续还没有完。<br /><br />　　在会议室，一切按计划进行，出奇地顺利。每人不多不少五千块，验钞机也没有查出一张假钞。手续接近尾声，门突然开了，一个年轻人闯进来。他的西服如此笔挺合身，脸上的笑容如此光彩照人，一刹时连天天开门就见面的人们也没认出原来他也是自己的乡邻。年轻人一手叉腰，一手掀开上衣的衣襟，露出光亮的衬里和别在腰带上的一个精致的手机；又扣上中间那粒扣子，低头瞧瞧，从上到下没有一处不平整、不伏贴。人们一错愕，随即窃窃私语。虽然赵钱朱三位副经理也身穿类似的西服，可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这个年轻人身上。有人还围上来走一圈上下左右打量。几位副经理也歪着身子说笑、评论，领导与员工之间的距离渐渐缩小。场上愉快、活泼的气氛一直延续，直到乡亲们全部办完了手续，所有的人，包括副经理们，都像卸了一副重担一般。</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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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n style='font-size:14pt;line-height:100%'>　　十一、闲散的生活<br /><br />　　接下来的几天阴雨连绵。有人讨嫌天气，有人初进京水土不服，有人看那些办公楼、厂房、食堂，虽然像模像样，总不如想象中的高级——总之，按公司的安排休整、等待培训的乡邻，心情大多不那么畅快。最初一两天，真正无忧无虑的，唯有石柱一个人。<br /><br />　　培训之前先休整，这是石柱意外的喜讯。怎么才算休整？头天晚上他蒙头大睡，直到次日午饭前，听见同寝室乡邻的搪瓷碗咣当响，才翻身醒来。此后他想出门逛逛，还兴冲冲找人同去。可惜谁也没兴趣。都劝他，没办暂住证别瞎跑，警察收容了不是玩的。北京的警察，捉小偷、追逃犯笨得像乌龟，抓起农民来可又狠又准。哪怕你长得像学生，像干部，甚至像日本首相，他也一目了然。何况石柱长得就像个农民。话虽好意，可石柱熬不住：窝在宿舍没事干，这哪叫日子！一个少见的晴天（连久经污染的天空都有点蓝），他一拍大腿说，“管它呢，收容就收容吧！”一个人高高兴兴溜去了。不知怎么搞的，就到了某条窄街。这里隔不多远是间旧房，墙上大写一个“拆”字，有的拆了一半，有的快拆完了，只剩破砖烂木头。居民像闹了什么别扭，脸色跟街道一样灰蒙蒙。街的近邻是天坛还是颐和园，它的某处房子曾住过孙中山还是别的历史人物，至今仍待查考。但显而易见，街本身，它眼下的状况，即使我刻意粉饰，也实在没有值得夸耀的。难怪石柱兴致减了大半（尽管如此，人群中还数他精神），直惋惜运气背，又走岔了路。不明就里的还以为全北京都这么乌七八糟。勉强逛了两条街，过天桥给了乞丐一些钱，在地铁站出口谢绝了一位撺掇他办大学文凭的妇女，他便打道回府了。<br /><br />　　此后继续休整，石柱也不乐意逛了。唯有整天无所事事，闷得慌。如今满世界传扬打工多么苦，多么累，每天流汗多少小时——这算什么！石柱觉得，把一个地道的庄稼汉弄进大城市，不逼他加班，而让他天天休整，实在是更巧妙的折磨。简直不明白，类似的日子，久居北京的老板、文化人，还有公务员，怎么受得了。睡足了，和同乡打了招呼，顺手接过一个懒汉的扫帚，呼呼代他扫了地，再来回走两圈，伸展一下肌肉饱满、足够拎起大袋水泥的胳膊——一天才开了个头。然后怎么办，手脚该放哪儿？更麻烦的是，他偶尔叹息着，心里想，没事干，心里都不知想什么。休整到第五天，石柱失眠了。前几个晚上，室友们老早便听见他鼾声如雷；这天他却听到了从没机会听到的别人的鼾声。另有三个人说梦话。一个说，“啊…… 呜……哼！……”另一个只说，“哼！”深夜，石柱打个哈欠快睡着了，忽然上铺的家伙开了口：“有胆就过来！……我不是好惹的！”反反复复几句，怒气冲冲，不知要跟谁动刀动枪，了结哪一代的冤仇。他侧过身子，越听越好奇，虽然整整一晚上也没听出个胜负。那家伙磨了一阵牙，又说：“等着瞧，总有一天……我的厉害……跟你算帐！”别说石柱，连最懦弱的懦夫听了，也必定握紧拳头，血直往头上涌。接着天亮了。没听出名堂，石柱被搅得没合眼却是实实在在的。<br /><br />　　这天乡邻聚集吃早饭时，石柱忽然放下碗筷，斩钉截铁地宣布，日子没法过了。众人一愣。一个见他两眼通红，忙问跟谁闹了矛盾。另一个点头：“这雪里蕻嚼着是有股酸臭！不过，出门在外将就点。哪指望家乡的白花菜香？”等石柱叹息说，无缘无故的，越休整越心烦时，误会才似乎消除了。饭桌之间倒不乏心烦的。有人说整天休整确实不像好事。有人提议再找经理们问问，具体什么时候开工。有人说干脆要求马上培训。有人附和说对呀，早培训早开工，公司何乐而不为。讨论越来越激烈，几天的沉闷空气扫尽了。石柱也一挥手说，等什么等，明天培训正好。吃完饭，几个人赶到办公室，恰逢某位副经理办公。石柱说在田里干惯了，谁身上没力气，哪用得着休整？一旦培训起来，他肯定光着膀子，管他白天黑夜，先干上二十个小时，好让老员工心服口服。一番话，不带半点夸张和做作，随便哪个小煤窑的矿主、工地的包工头，或者玩具厂的老板听了，都会瞪大眼睛。他们天天咒的，可全是些只能干十三个小时、加班两小时都有怨言的懒虫。同来的人，虽然不同意一口气干二十个小时，也希望尽早培训。然而，恳切的请求，副经理却无动于衷。他说大家如此朴实、勤恳，经理没看错，他也很感动；但是，经理的亲戚，也是公司的员工，应该尊重公司的安排；新员工到齐了一起培训，调度方便，省时省力；可见安排休整，不仅是为了员工，也是为了公司；总之举了五六条理由，敦促大家安心休整。最后没办法，石柱仍然喊闷，培训也不能提前。但交涉不能说完全没效果。当天下午，副经理派人送来了一叠故事会、两本读者、三张中国青年报，还有四副扑克牌，说是丰富员工的精神生活。公司既然支持，牌桌片刻凑成了；玩着玩着，按俗话说的，还上了色；晚饭前，有人居然输了好几十，得先欠下，等发了工资才能还清。<br /><br />　　于是继续休整，等待培训。看报，打牌，或者只是闲着，日子波澜不惊，事后回想也一片空白。不过没多久，一个雨天，宿舍忽然闹腾起来。有人唤醒了睡午觉的同伴，说新员工到了，赵副经理领头。众乡亲挤在门口观望。只见一顶大黑伞远远挪过来，赵副经理撑着伞，一路指点、说笑着。他身后，十几个人乐呵呵的，正是有劳久候的新员工。大多背着一两个印着“碳酸氢铵”的蛇皮袋。其中一个后生断了只胳膊，袖管空空的。山坡村的乡亲们打量着。有的说：“也是穷山窝的，跟咱们一样。”有的摇头：“比咱们差远了。”有的取笑说，哪里像农民，更像打仗时的难民。说话间，仿佛顽童暗中操纵似的，雨凑巧加大了，从四面八方射过去，新来的都笑着找地方躲。“究竟是哪个穷山窝的呢？”有人虽然无所谓，有人则好奇。一会儿，人和行李在宿舍安置妥帖，消息传开了：人家来自赵家湾，也就是赵副经理的家乡。<br /><br />　　这个消息有点意外。有人说：“自己的乡亲，赵副经理也不交待一声。”有人说：“赵副经理说出身贫寒，没想到真贫寒。”赵家湾的乡亲也感觉意外。搭了腔，听常发提到培训，有的还当他是公司的老师傅，有数十年的工龄。不过，静心一想，或者过阵子习惯了，种种意外也显得平常。两地的乡亲一起盼着培训。可是新员工还没到齐；又过了许久，才陆续赶来了。隔两天来一拨，每来一拨办一次手续，吃工作餐，安排在宿舍休整。会议室热烈欢迎的横幅无休止地悬着，当中的“山坡村”三字改做了“赵家湾”，又改做了其他几个贫富不一、口音斑驳的村、沟、屯、寨。这些村、沟、屯、寨的乡亲同样等，同样怀疑，同样请求培训，同样抱怨伙食不对胃口，同样蹲在厂房那面涂了“严禁烟火”和“效益至上”的墙下，思忖这休整什么时候完。<br /><br />　　撇开这些共同点，每个村该有多么独特的风俗，每个人该有多么传奇的身世！至于他们的长相、他们的家境、他们之间的玩笑、他们帮工或者逃荒路过的地方，自然有值得细说的特点。我何尝不想提起笔，绘出这些特点和逸闻，包括他们自身的，以及经他们的口流传的！遗憾的是，可怜讲故事的，这一切没发生在别的国家，偏偏在中国。从海南岛到松花江，多少村寨，五千年古国，多少怪事奇谈。哪个讲故事的指望面面俱到？多才的焦头烂额，薄才的大病几场，也只能搜集到一点皮毛。脾胃虚弱的诗人和小说家，趁早放弃吧。这片汪洋太深、太幽微，人的一生又太短、太脆弱；连那些坚韧不拔、漠视名利、听众都啐一口走开了仍在孤独中挣扎的艺术狂人，也只能绝望了。</span>

山民甲

累<br />

minixin

等。。

Just me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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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n style='font-size:14pt;line-height:100%'>　　十二、残局<br /><br />　　十一月初，休整真的结束了。出了件各地的乡亲都倍感蹊跷的事：某天众人的早饭没了着落，因为掌厨的师傅，两个头发稀疏、各系一条油光可鉴的围裙的老头，不知为什么没上班。打电话问公司领导，说是昨夜都得了急症，上吐下泻，等收到他们的请假条，早饭已经耽误了。这种事公司也措手不及。暂时只好由乡邻们自己选出两位有烹调经验的掌管厨房。事情说小不小，恰恰发生在新员工快到齐的时候——按经理们说的，再过两天，最后一批新员工就到了——人们完全不知如何应对。宿舍里几个实心的人讨论，为了调和各地的口味，应该由谁掌勺。一个人直摇头：“都什么时候了，还管谁掌勺，咱们肯定上当了！”于是话题陡转。众人分为两派。一派坚持说，招工是场精心设计的阴谋，究竟是什么阴谋，厨师害病有什么用意则莫衷一是。另一派坚持说，经理们怎么可能不骗别人，专骗自己的乡亲。正争执不下，一个人黑着脸闯进来，说刚才打电话，经理们的电话无一例外都停了机。他们八成是开溜了。人们当头挨了一棒。几个对招工期望最大的，嘴上继续争辩，心里也动摇了。<br /><br />　　当许多人面对这个变故不知所措，怎么想也无法接受的时候，常发正在宿舍外散步。他没参与争论，也不知道电话停机的消息。实际上，争论刚开始，他已经默然地低头出了门。散步本是常发的习惯。每天早晨，如果不下雨，他就单独溜达一圈，或者在宿舍附近，或者在公司大门外。但自从开始休整，他散步时从没有如此心神不宁。他先分析了厨师害病的事。“生老病死，谁免得了？”他边分析边点头，“尤其是烧饭的……三灾八难，请病假。这是很正常的。”没多久，他的思路不自主地转到了招工、休整、培训等节骨眼上。不管是收信、借钱，还是交钱、休整，他都越回想心越凉。<br /><br />　　常发绕着宿舍转了一圈，叹息了一阵；出了公司大门徘徊，又叹息了一阵。“不，”他坚决地自言自语，“还是别想为好。”再次告诫了自己之后，他像一个并无忧愁、只是随便走走的人那样，观察周围的景色和行人。这时候，一个陌生姑娘穿过那条阴天里越发显得灰暗的街道，直朝公司大门走来。这位不速之客在“北京某某有限公司”的招牌下站住，盯了它许久，所以即使她不主动叫住常发，常发也注意到她了。她问了几句闲话，比如公司经营什么，经理、副经理姓什么等等。但她不像是办什么业务的，因为她又问起了领导们的长相和年龄。姑娘和经理们个人究竟有什么瓜葛，常发难免好奇。可仿佛有人在耳边叮嘱，不停地阻止似的，他却无心探问，甚至回答对方的问题也漫不经心。姑娘细细问了一遍，又重复了一遍。等常发不情愿地确证了她的描述，她一拍手说：<br /><br />　　“是他们！没想到真是他们！”<br /><br />　　常发犹豫了一下，问她找诸位经理有什么事。姑娘说他们欠她钱。<br /><br />　　“他们……欠钱？”<br /><br />　　“没错，他们欠我一千块。”<br /><br />　　“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会欠钱呢？”<br /><br />　　问完这句话，仿佛对欠钱的缘故彻底失去了兴趣，常发沉默了。实际上，姑娘做出解释时，看他的表情，也难判断他究竟听进了多少。姑娘的解释是这样的。五个月前，她第一次进京，因为没经验，找了十多天也没找到工作。后来在一个偏僻的、挂着“职业介绍”牌子的地方，交了一百报名费之后，她得了个机会。一位姓钱的说，某公司正招人，叫她于某天到某处面试。面试完了，一位姓赵的说她被录取了，给了一个电话号码。不过上岗前要交一百块押金。她交了押金，可是几天了仍未接到上岗的通知。打电话过去，一位姓吴的说必须再交三百块服装费。她于是交了服装费。虽然按约定领了服装，依旧没有上岗。再打电话过去，一位姓朱的说，她即将接受高规格的培训，要交五百块培训费。这时她的两个朋友都劝，说这种圈套只有骗穷山沟出来急于挣钱的，她可别上当。可她昏了头，给父母打电话求他们寄钱，又拿去交了培训费。工作终究没落实，赵、钱、朱、吴四个人（按流行说法）则都蒸发了。谁也没告诉她公司的详细地址——她是单凭公司的名字，在打工的间隙里，晕头转向找了好久才找到这儿的。<br /><br />　　一场荒唐的经历，姑娘提起来气恨不已。她说话时，常发一直沉默着，一次也没有打断。他也从头到尾保持着一种麻木的表情。一个看似和善的老头，听了这种事脸上没有半点同情或者惊奇，难怪姑娘一口气讲完了，瞥他一眼时感觉意外。她补充了几句找到这些骗子的过程，常发没反应。转问他姓钱的在不在，他愣着没回答。<br /><br />　　“我闹不明白的是，”她想了想说，“他们自己有厂，还出去坑人！”<br /><br />　　常发仍然一声不吭。姑娘觉得碰上了一个蠢笨的乡巴佬。不必多费口舌，她迈开步子，准备进公司，会一会那几个劳她好找的人物。她的提包里有件衣服，总共一千块钱换的，如今总算能当面砸到那个收她服装费的姓吴的头上了。<br /><br />　　“怎么可能？”她迈进了大门，背后突然有人结巴地说，“怎么可能坑坑……坑人啊！”<br /><br />　　转过头时，只见常发扭曲着脸，脑门冒汗，嘴巴半张着。他的嗓音也变了。姑娘简直以为说话的不是他。“奇怪，”她凑近前，皱着眉想，“他想说什么？为什么不可能？”<br /><br />　　“明摆着……不可能的事。”<br /><br />　　“明摆着不可能？你倒是说说，到底怎么不可能？”<br /><br />　　常发闭上眼睛，做梦似的：“所以，培训……培训肯定要开始了。再等一等……”<br /><br />　　姑娘交完培训费，已经四个月了。她气哼哼地说：<br /><br />　　“你是他们什么人？是亲戚还是朋友？给他们帮腔！得了吧，劝你也小心点，那几个不是好人！”</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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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n style='font-size:14pt;line-height:100%'>　　十三、哪能这么完了！<br /><br />　　过了两天，经理们依旧不见踪影，他们所说的最后一批新员工也没露面。公司里剩下一群失魂落魄的乡邻。食堂、宿舍的摆设，办手续的过程，经理们的言词和语气，总之各种骗局常见的花招，回想起来都如此明显。有人说早看出有鬼，本想趁迎接最后一批新员工的时候，找经理们要回那五千块的。有人说，本来担心这工作不像他们吹的那么好，也许跟在一般工厂卖苦力一样，没想到这么彻底。一夜之间卷钱跑了，竟是活抢。交了五千块钱，工作子虚乌有，人们甚至可以忍受，可谁也受不了突然消失这种羞辱：“哪能这么完了！”“钻了地缝也得把他们挖出来！” 立即有人建议找劳动局反映情况。有人说该找工商局，还有人说该找派出所。扯不清谁去了劳动局，谁去了工商局，谁去了派出所，各去了几次，见到了哪几个官员。但结果简言之是这样的。劳动局说，经理们看来侵犯了职工的劳动权益，局里将敦促返还欠款，并处以适当的罚金。但必须先找到他们才行。工商局说，公司的行为属于非法商业运营，且数额较大，也可以说是诈骗。如果证据确凿，应该向派出所投诉。派出所说……派出所就难说了。其实去没去过派出所都无法肯定，当然无从知道所里会采取什么举措，态度是否比劳动局、工商局更威严。说来乡亲们祸不单行，恰逢两个重大国际会议。重大会议前夕，各区、街道办事处的警察、城管、联防队员按惯例，都全力清查三无人员。建国门外的乞丐一扫而空，昌平收容所筛沙子的爆满。至于三无人员当中，哪些是被骗之后，还没来得及开口申诉，又被派出所收容的，主管筛沙子的官员是无暇分辨的。这种时候，谁站着说话不腰疼，嘲笑乡亲们胆小？换了别人，连抛头露面，去趟劳动局或工商局的胆量都没有呢。<br /><br />　　没办法。一阵忙乱，劳而无功。有人纳闷，黑白分明的事，劳动局工商局两处竟然难以解决。他们干什么吃饭的！何况那些家伙的背景，乡亲们最清楚不过了——也是农村出身，没什么后台，北京的劳动局、工商局再窝囊也不至于怕他们呀。有的乡邻整天骂劳动局、工商局，甚于肇事的经理们。不过，也有不全凭意气，遇事从自己身上找原因的，分析下了结论（可惜这是回乡以后了）：不能全怪劳动局、工商局。也怨乡邻们在气头上，只知道喊冤，不注意收集证据；甚至连一张写明交过五千块的文书也不带，就想说服那些手头有无数证据确凿的案件等着办的公务员们，自己交了五千块钱，仅换得了身上的这套西服和腰间的这个手机（按一位偶尔碰到的、在手机厂干活的家伙说的，外观虽好，品质不敢恭维）。即使碰上了一个真肯帮忙，绝不推诿的公家人，或者老家也在穷乡村，没栽过秧也目睹过稼穑艰难，甚至对他们和颜悦色的，人家又怎么肯相信呢？何况这一切的确荒诞不经。几位年轻的企业家，怎么净挖空心思，捉弄自己的乡亲？一夜之间消失，难道连厂房设备都不要了？他们早先搞职业介绍，又是怎么回事？他们究竟是经理、副经理，还是搞职业介绍的？种种值得澄清的疑点，乡亲们在惊叹和气狠之中都忽略了。<br /><br />　　与此同时，各路传言（天知道出自哪些知情人的口）已经在暗中滋长。一种说，经理们其实不是经理，是搞传销的，专门倒卖廉价的西服、手机。公司则是租的场地。那两个头发稀疏的老头也不是掌厨的，而是重金雇来的保安。遗憾的是，传销尚未形成可喜的规模，两位保安却忽然良心发现，不辞而别。缺了看管下线的人手，经理们也只得到此为止。另一种说，经理们的确是经理，头发稀疏的老头们也的确是掌厨的。只是公司设备老化，负担惊人，管理不善，总之种种现代企业流行的麻烦，最要命的是供养着多名肥头大耳仍不忘吃喝的中层干部，结果每况愈下，大批裁员也于事无补，经理们于是突发奇想，算盘打到了自家乡亲身上（虽然也未能挽救公司倒闭的命运）。还有一种说……但干吗列举传言呢？传言终属虚妄，还是说事实吧。可是，如果说事实如何如何，喜欢听传言的肯定摇头走开，说这肯定不是事实。所以只得再说一回传言，虽然这回的传言其实是事实。根据这个传言，经理等人其实不是经理，公司也不能算公司。因为公司早停产了，停产前经理他们只是员工。而且他们也远不如在乡亲们面前表现的那样富有商业头脑。和许多停产或者濒临倒闭的企业一样，这家公司的老板也不失时机地引诱职工集资、入股，或者叫与公司共患难，许诺了诸多好处。经理等人是职工中仅有的积极分子，为此抛进了几年打工的血汗钱。可是入了股才发现，除了每人得了一个段长、主任或者别的头衔之外，公司的资产与他们几乎不沾边；老板正通过某种精明商人独有的手段，把公司卖给一家房地产开发商（众所周知，时下这个行当最火爆），等时间一到就把那些半新不旧的厂房、宿舍一举夷平，建一座钓鱼山庄，以供市井人物更有效地打发过剩的时间。经理等人（不是原来的老板，而是骗了乡亲的那几个）多方奔走，也没能追回赔进去的钱。“别的公司都红火，为什么偏偏我们倒闭了？”“别人倒闭了也能捞一把，为什么偏偏我们赔进了钓鱼山庄？”他们简直绝望了。不过，机会是无处不在的。打工潮一浪高过一浪，各大城市里，挂着职业介绍的招牌骗钱的小屋像雨后的蘑菇一样层层叠叠。他们便开起了职业介绍所。可是，尽管亲身经历，记忆犹新，真正骗钱的勾当也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不知是经验不足，还是公众对这类职业介绍渐渐有所警惕，等他们开张时，搜肠刮肚地构思，口干舌燥地鼓吹，递钞票上门的也颇有限。几个干劲十足的年轻人再次绝望了，唯有哀叹命运不公，没给个像样的机会。“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他们甚至像演香港电影一般，高举双手大吼。但其中也有一个——就是来自山坡村，后来自称经理的那个——并不怨天尤人，而是反思起来。她突然想，在公司被夷平之前，干吗空放着它不加以利用，去外面折腾呢？于是炮制了本故事开头石柱等人收到的那封信。<br /><br />　　这段传奇如此详尽、曲折，最终必定流传深广。然而，尽管它内容翔实，好事的人总免不了更深入地追问。比如公司属于什么类型，是国企还是私企，做的是服装还是化工生意，停产了多长时间，被遣散的员工下落如何等等。可是，别说种水稻糊口的乡邻们对公司、厂矿不甚了了，连那些长年研究工业、商务，或者金融的专家，对这些问题也未定能圆满回答。公司属于国企、合资、台资，还是外商独资，谁能肯定？真是历史上罕见的麻烦！放眼看看吧，胡乱找家公司，不管在哪个城市：本来是国企，几十年前工人们进厂时也以为是国企，不知什么原因，也没谁过问详细的程序，忽然某一天变成了私企。暖瓶厂的牌子摘了，挂上了“斯特豪有限公司”。路人还在胡猜它的经营范围，这个新兴企业却不知什么原因，也没见领导如何艰难地抉择，忽然某一天卖给了炒房地产的。至于被遣散的员工操起了什么营生，是在街头摊煎饼果子，在宾馆打杂，还是蹬上三轮车，同进城的农民一道捡破烂，还是索性闷在家里喝二锅头，烂醉了就揍同样失了业的老婆——我还是少过问，省些头疼吧。如此复杂，如此异彩纷呈，如此匪夷所思，这就是中国的公司，这就是中国的工业，这就是中国的商务和金融！</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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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到了第十三章。欢迎点评<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