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强口述自传

大银猫 · 发表于 4.1.2006 11:47:12

第二十九章最后一批特赦 １９７５年３月１９日，我被特赦了，是最后一批被特赦战犯中的一个。 这一天，是个平常的日子，但对于我来说，是终身难忘的一天。这一天，向全体在押战犯宣布特赦释放。 特赦后，让我填个表格。我拿起笔就填，工作人员说你考虑一下，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自由决定去向，留在大陆我们欢迎，去台湾我们欢送，到世界任何地方定居都可以，如果有困难，我们可以帮助创造条件。我觉得共产党对我们的宽大可以说到了极点。我马上拿起笔填：第一我不出国，第二我不到台湾，我惟一的意志是定居大陆。 直到现在，我还认为选择定居大陆没有错，我非常高兴这件事。 中共中央统战部请我们到鸿宾楼参加宴会的那一天，全国政协一个副秘书长特别通知我：“你分配到全国政协工作，做文史专员，工资每月２００元。”他还说：“在你之前，杜聿明、溥仪、溥杰等等，都是文史专员，这一个制度是周恩来总理定的，这是一个很光荣的职位，你虽然后来一步，也是这个职位。” 特赦这一年７月，组织我们到延安参观，还到了西安、宝鸡，到了三门峡，到了红旗渠。这一路上，我很兴奋，即兴写诗： 西安至三门峡道中 行遍秦川梦亦酣，云山惆怅出潼关。 陕州旧址成追忆，狭市新城正好看。 高坝欲穷千里目，大河轻挹巨龙澜。 人民双手无边力，遍地愚公不畏难。 特赦这一年１０月１日，我被邀请参加了国宴，也写诗一首： 国宴即席吟 辉煌璀璨夜灯红，国宴欢情八亿同。 祝酒我心知感戴，交觥杯影入秋容。 普天荣庆隆青史，万里澄明净碧空。 爱国一家赢一醉，挽弓同扫害人虫。 参观回来后，要成立学习小组。把过去的组长撤销，重新选举组长，二十多个文史专员无记名投票，以得票多少选出一个组长，两个副组长。过去，组长是政协指定的，可是这次，政协副秘书长说指定的不如无记名投票好。第一次投票结果，我是票最多的一个，副秘书长就宣布：“选举结果，由文强做学习组长，还有个票居第二的，当副组长，得票第三多的是沈醉，他也当选副组长。” 这个组长一当，就是５年。５年后，我提出辞掉，我说我不能再当这个学习组长了，按民主制度，另选别人。结果投票选举，又选的我。 又过５年，再选组长。我说我都干了１０年了，够了，不要再投我的票了。政协的领导说：“现在你们这些人都老了，人数逐渐减少了，你们学习的时间不像以前那样限制了，自由学习就行了。”结果我又当了学习组长。我这个学习组长一共当了１５年。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为组里每一个人服务，谁家有什么困难，我就跑去解决，解决不了的就上报，把每一个人的生活搞得很愉快，得到大家的赞誉。 １９８３年，我当了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这次很有意思，一下子增加了我们８个做政协委员，而过去都是增加一个两个的。这一年，我们所有的文史专员都当上了政协委员。我记得新华社有个记者采访我，问这次你们当选政协委员的有多少？” 我说：“８个。我们这８个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记者说：“你这个说法很好。你这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显什么神通呢？” “我们的神通哪”，我说：“是和平统一祖国。我们是黄埔学生，希望国家早点统一，这是最大的任务。我们黄埔学生有资格说这个话。我们要向这方面努力。” 我晚上睡觉做梦都希望祖国早一天统一，这个愿望到现在还没有变，只是觉得自己做得太少。 文史专员一定要写文史，如果不写文史，就不是一个文史专员了嘛。我尽可能地写出文史材料，写过西北王胡宗南，写过军阀孙殿英，写过汤恩伯等等，这些文章在我们这里登了，在台湾也登了。 一天，来了个姓赵的人见我，我问你是干什么事的呀？他说：“我是北京工人日报的记者，我的名字叫赵荣声，是赵朴初的堂弟。”他说：“那时卫立煌，带着他的参谋长到延安，见了毛泽东，见了周恩来，见了朱德，他走的时候，刘少奇把我派给卫立煌当秘书，现在我倒霉呀，连我是共产党都不承认了。”我说：“那这个问题就困难了，找我有什么意义呀？是恢复你的党籍吗？我是国民党的呀，你找我没有用。”他说：“跟你谈谈，我心里边舒服一点了。”后来这个人死掉了，赵朴初还写过一篇文章吊他这个弟弟。 １９８４年，正式成立黄埔同学会。我为黄埔同学会的事跑遍了全国。我除了担任全国黄埔同学会的理事外，还是北京市黄埔同学会的第一副会长。那时在北京的黄埔同学有六百多人，在筹备会上投票选举，还是以票数的多少来决定谁当会长，我的票最多，大家选我当会长，我对大家说：“你们不必这样安排，我是个爱国人士，选会长需要找一个党员同志，是党员可以根据党的政策办事，落实党的政策比较方便，我不是党员，凡事只能建议。要我当副会长呢，我当。”我推荐别人当了会长，说：“你来当这个会长，我跟你合作，把我跟台湾的关系、海外的关系拿出来。”一直到现在，我跟黄埔同学会合作得很好。在黄埔同学会之下，我们还办了黄埔大学，我是副董事长。现在我老了，我说：“我这个副董事长不当了，当个顾问就行了。” 共产党还把我安排到民革中央，做顾问，做中央监察委员。民革中央的重要会议，都请我出席，只要来个通知，我就一定到会，每次提出一些建议。 特赦后，我做了这些工作，我把这些活动叫做蜻蜓点水。

大银猫 · 发表于 4.1.2006 11:52:21

第三十章老大归乡 我被特赦之后，很想回湖南老家看看，可是又觉得老家的那么多人因为我而遭殃，就没有回去。 我的亲弟弟、弟媳妇，在土改的时候把他们关到山里打了一顿，又放出来，说他们在地下埋有金子，非让他们挖出来不可。弟弟没有儿子，我把我的二儿子过继给他，他把儿子寄在伯父家里，带着妻子，两个人跑到屋后，抱着石头沉水死了。 大伯父经我的介绍，在唐生智手下当译电室主任，没有做过大官，也没有作过恶，后来回家没有饭吃，饿死了。 二叔父，是我害了他。当年他在湖南第一师范上学时，跟毛泽东同学，毕业后在学校教体育。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在政治部当主任，想给家里人找点出路，这个二叔父体力好，有头脑，我就想把他弄出来。我写信给他：“二叔，你在乡下干什么呢？还在教体育吗？你愿不愿意出来呀？如果愿意出来参加抗战，我这里办了一个政工训练班，你是师范学校毕业的，可以参加这个班。” 二叔回信：“谁个愿意当小学教员呢？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呢？没有出路，只能混口饭吃。你那里要我，我就来。” 二叔就这样找我来了，我把他安排在安徽祁门受训，三个月后分配工作，当了一个连指导员。因为他会体育，训练有方，很快升为少校。一次，一个支队长跟我讲：“要你二叔调到我那里去，我那里成立了一个政工室，让他去当政工室主任。”我说：“可以啊，不是又升了一级嘛。”二叔又升为中校。 后来，我又对二叔说：“成立了一个军训团，团长是黄埔第一期的，跟我很要好，现在东北很需要县长，你到这个军训团受训练，将来安排当一个县长。”二叔挺高兴，我就调他和另外四个人去受训。我又告诉杜聿明，说我有五个人，在部队里当过指导员，现在在军训团里受训。 杜聿明说：“现在我们东北很需要人，你看他们当县长够不够？” 我说：“够！” 杜聿明说：“我们已经收复了松花江以北，很需要人，让他们去当县长吧。” 但是我们没有过松花江，拖来拖去，拖到停战协定，他这个县长就没有当成。我把他调到沈阳警备司令部督察处当处长，又升了一级，升成上校。 我的黄埔同学廖宗泽在２１兵工厂当稽查处处长，他调到别动军当司令时，把兵工厂稽查处处长这个位置交给了我二叔。二叔到了兵工厂后，又把他一家人和他哥哥的儿子、弟弟的儿子，都弄到２１兵工厂，还把我另外一个叔叔弄到兵工厂当了个招待所主任，在这个兵工厂里，他安置了老家的十多个人。 后来形势紧张，国民党里可以自由退职，发一笔退休费。二叔对厂里说，“我的靠山是文强，文强到淮海打仗去了，我想退休。”他得知我被俘后，又坚决要求退休，拿了一笔退休金，回到乡下老家，不做事了。哪里想到，一解放，他的事情就成问题了。他是文强带出去的，当到了上校。整天让他交代问题，他说：“我交代什么呢？我在兵工厂，再说我受训的时间多，没有杀过人，没有放过火，交代不出什么啊。”二叔被枪毙了，他的妻子死得也惨，被淹死了。他们是因为我而死的。 我当时在长沙公署给程潜当办公厅主任时，这个二叔给我推荐了几个乡下老家的人，这几个人我都不认识，也不姓文，他们要到我这里搞点小差事干。我就跟长沙县县长讲了，把这几个人安置下来了。土改时，这几个人也倒了霉，说是靠文强做了事，被枪毙了。 还有一个姓文的，是敬信学校的教员，土改时从他家里搜出来一张我的照片，就问他跟我是什么关系？他说文强原来是敬信学校的，后来到外面做事，发达了回来请我吃过饭，送个照片留做纪念。就是为了这张照片，把他也枪毙了。 这么多人都因为我而被枪毙了，尽管我很想回老家看看，但是又觉得回去不太方便。 １９８４年，我们这些原国民党将领在广州开会，大家就议论，这个说家里死了九个，那个说家里死了八个，还有的说我是起义的，家里也搞得很惨。我说，我家里亲戚朋友死了十几个，回去也没有面子。过了几天，湖南省政协主席（我给程潜当办公厅主任的时候，他是程潜身边的一个秘书）到了广州。他找到我，说：“你们这些高级将领都不回湖南，是我们湖南的耻辱。这次我到广州，就是让你们跟我回湖南。我带着省政府交际处处长来了，还带着请柬，请你们这些高级将领回湖南。” 我对他说：“我们是朋友，你又是程颂公的侄子，我在办公厅当主任时，我们两个走得很近，有感情嘛。按道理我们应该回湖南，但是为我死了那么多人，我太不光明了，回去怎么交待呀？我不回去！没有办法回去！其他的人不回去也都有原因。”他表示这次一定要把我们接回去，而且要我做其他将领的工作。 我一想，我的子孙还不少，有五个儿子，我也得给子孙留个后路，将来他们不回湖南也不像话啊。朝代变化，谁跟谁也没有私仇嘛。湖南省政协主席的到来，使我觉得应该回湖南老家看看了。 湖南省政协主席说：“我带了请柬来，你帮我发一发吧。” 我说：“你慢一点，不是那样简单的，我回去一个一个地搞通。” 当天晚上，我就向那些将领做工作，原湖南绥靖总署第一副主任李文安说：“我不回湖南，我回湖南干什么？我家很苦，是个农民，饭都没有得吃，后来我官做大了，连累了父亲。”他反问：“你也不打算回湖南，怎么还来劝我啊？” 我说：“你死了父亲，我的伯父、叔父、弟弟、弟媳妇死了不少于１０个人。” 他说：“我回去交待不了，我不回去。哎，你现在怎么个想法呢？” “我现在想留个后路，我有子孙，你也有子孙哪，应该回去看看。” 他气鼓鼓地：“你要回去你去吧，我不去！我没有面子！” 我们谈得很僵。这个工作做不通啊。我想，这个冤仇保留下去，对子孙也不好，明天我再去找李文安，一定要说服他。 第二天，我找到李文安，他没有好气地问：“你又有什么事要跟我讲啊？” 我说：“你不回湖南是有道理的，可是我想来想去，你还是要回去。” “你呢？”他反过来问我。 “我决定回去！” 他很固执：“你去我不去。” “哎”，我说，“老大哥啦，我把昨天晚上想的问题跟你讲讲。刘少奇是怎么死的？彭德怀是怎么死的？陈毅又是怎么死的？他们都是开国元勋，都是冤死的，你的父亲是穷苦人，如果你父亲和我说的这些人相比，谁个重要啊？共产党里那么重要的人都冤死了，这是历史的不幸，我们和刘少奇、彭德怀、陈毅相比，那还不是地上的蚂蚁一样啊？” 他想了想，说：“你讲的有道理，这个冤仇不能再结了，我不能为死了父亲就不回湖南，我听你的，你回去我也回去！” 我说：“那好，你考虑好了没有？” “我还是一句话，你回去我也回去。” 工作终于做通了，我很高兴：“我就让他们准备请柬了，他们欢迎你回去，也欢迎你的夫人、儿子回去。” 计划我们一行要去１０个人，好事成双嘛。但是我们只有９个人，还需要动员一个人。我想了想：“哎，上海黄埔同学会有个当过军长的，怎么样？”那九个人说：“他是山东人，我们是清一色的湖南人，找他来做什么？” 我说：“他的妻子是湖南人，他是湖南的女婿。这样，我们１０个都是黄埔学生。” 他们一听：“这个对这个对，要他来，我们不好请，非得你请才是。” 我表示：“我打电报。” 那个当过军长的接到电报，打电话给我：“你们到湖南干什么去啊？把我也拉了去？” 我说：“你这个女婿回湖南，是沾了你夫人的光，大家欢迎你，你来吧。”他坐着飞机就到了广州。 就这样，我们一行人终于回到了湖南。一下火车，就受到了欢迎，湖南第一书记毛致用亲自到车站迎接我们，他说：“把你们的工作做通了，你们回到自己家，我很高兴，今天晚上，我把几个副书记都找来，见见面。今天晚上请你们吃饭，你们还有什么困难，晚上大家一道研究研究。这次接你们回来，我们准备花十几万块钱。” 在晚上的接风宴会上，我提出想回乡下老家看看，毛致用说：“让政协秘书长，还有长沙市政协秘书长陪你去，要公安厅准备一部车子，你回乡下看看，再回来，如果再想回去看看，再送你去。” 我回乡下老家转了一天，看到我家的祖坟被挖掉了。随后，我又到了另外一个县，我的一个儿子在这里当县干部。县长要我向科长以上的干部讲一次话，我说行，一定录音，录音带我拿回去，给毛书记听听。 我讲了四个问题，第一，落叶归根；第二，台湾问题；第三，当前的国际形势；第四，我提出了挖祖坟的问题。我说：“历史不能割断，文化不能割断，我下乡看到，把我家的祖坟挖掉了，祖宗的牌位砸掉了，家谱也烧掉了，人文历史都不要了，忘本了，我反对。现在提出的红五类黑五类是很好笑的，哪里有什么红五类黑五类啊？朱元璋是个要饭的小和尚，后来做了皇帝，就变成了贵族了，这就是历史。对邓小平我是很拥护的，邓小平派人修了蒋介石母亲的墓，花了一百多万，还有东北张作霖的墓也修好了，花了几十万。中国历史上政党斗争采取的是敌对手段，国民党采取敌对手段，共产党也采取敌对手段，以后，像这样扫除封建不要历史的事情，不能再干了。” 我又说：“人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要人格上平等，不能说我的地位高了，就可以作威作福，我们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奴隶社会，应该在人格上人人平等，现在你们共产党也还没有做到。” 我大发了一顿议论。讲话之后，我儿子悄悄跟我讲：“你在那里讲，我很紧张哪。”我问：“我讲完后，他们是对我有好感还是有反感？他们怎么评论？” 儿子说：“我们回去后开了小组讨论会，会上大家说：文强先生今天的讲话是带着气的，他有气是难免的，我们原谅。不过，他讲的理论讲得好，给我们开了脑筋。” 我回长沙后，把录音带交给毛致用，毛致用很高兴，对工作人员说：“先放录音带，这是文老在下面的讲话，我们听听。” 听完之后，大家鼓掌。毛致用说：“你们认为讲得好，以后我们哪个县政府开会，把这个录音让大家听听，开开脑筋。文老爱护我们的共产党，拥护邓小平。讲得好。” 毛致用又问省政协主席：“你听了以后认为怎么样？” 省政协主席说：“我以为讲得好。我建议请文老到省政府讲，请科级以上的干部来听。”毛致用又问几个副书记：“你们认为怎么样呢？” 几个副书记说：“我们赞成政协主席的意见，可以请文老到我们省政府讲一讲。这个录音里文老有理论有事实，批判得好。现在我们请湖南的将领回来，是开了一个头。” 我把在县里讲的四个问题修改了一下，改得更好一些，到省政府去讲，我们回湖南的那些将领也坐着听。宋希濂说：“文强讲得挺好啊。”毛致用在下面鼓掌。 省里招待了我们十多天，花了差不多三十多万。 一天，我跟黄维到岳麓山去故地重游，兴致勃勃地爬到了最高峰。往下走的时候，突然遇到一大群男男女女把我们团团围住，黄维就很不高兴，说：“给我们划的这个路段会不会出什么事情？”再一细看，男男女女都看着我们笑，我说：“老黄，没有问题，他们都笑嘻嘻的。”黄维往后退，想绕道走。 我拦住黄维，问那些人：“你们不让我们走，围住我们干什么呢？” 那些人说：“你们不认识我们，我们认识你呀。” 我很奇怪：“你们什么时候认识我呀？” “你那次在省政府讲话，我们听了。你胆子大，讲的有道理。我们是银行工会的，在山上开会，想跟你照个相，留个影。” 我把黄维招呼过来介绍：“这是黄维先生。” 他们热情得很：“噢，报纸上登了，一起来照，一起来照！” 我们一起照了一张相片。

大银猫 · 发表于 4.1.2006 11:55:39

第三十一章一件错事 我讲讲我后来的第三个老婆，姓张。 我刚一特赦出来，杜聿明他们就跟我讲，说周恩来定了一个制度：国民党回来的这些将领，如果结了婚家属在海外的，我们都把她们接回来，使他们团聚。如果他们的配偶不在了，允许他们在大陆结婚。 响应周恩来的号召，一些将领结婚了，那时，我们文史专员２４人编成一组，因为我是学习组长。黄维结婚，还有一些人结婚，都是我安排的。是我通知黄维，要按周总理的号召，选择一个人，跟你结婚，黄维接受了。赵子立当过河南省主席，也是个黄埔学生，他有两个老婆在台湾，那两个老婆不回来，所以我又安排了赵子立在大陆结了婚。黄维对我说：“你给我们安排结婚，你自己怎么不结婚呢？”觉得我很奇怪。 我有好多部下也都跟我讲，说你帮助别人结婚，你自己怎么不结呀？ 黄维等到我家来，看到我还要自己烧水，就劝我也结婚。我说：“一方面我已经快７０岁了，再有一方面，我已经有五个儿子在大陆，我就不结婚了。” 黄维说：“你看你这个家里，我们来看看你，你自己要烧开水，连烧开水的人都没有了。你这个生活怎么过啊？你年纪老了。老了应该有个伴啊。” 我说：“我这个情况你也都知道，我不想结婚。” 文史专员们基本上都有了归宿，而我还在孤军作战。 我考虑这个问题，认为我被特赦的时候，差不多７０岁了，有五个儿子，还结什么婚呢？不结了。 可是，我的婚姻成了大家关注的事情。我的一个部下的妹妹说：“我给你介绍一个，是打太极拳认识的，你们两个见见面吧。” 我和张在一个朋友家见了面，我就问张是什么地方人？ 她说她是天津人，她的丈夫是个开银行的，死掉了。一问她的年龄，我比她大１５岁。我们聊起天津的军政要人，她认识天津市市长杜建时，还有天津的好多人她都认识，那一天，就这样跟她认识了。 我说：“你还有一定的地位呀？” 她说：“我那个丈夫是开私人银行的，后来他去世了。” 我给政协写了个报告，意思是说我要结婚了，找了一个对象姓张，我说：“按道理我要向你们报告，你们考察一下。” 政协派了我们学习组的小赵秘书（是个大学生），调查了张，还找张谈了话。之后，小赵秘书就跟我讲：“文老，张这个人，你最好放弃。” 我问：“怎么啦？” 他说：“根据我们的调查，她这个人哪，第一，她没有职业，她嫁过来一切的生活都要你管，新社会没有职业是人家最看不起的事儿；第二，这个人古怪，我们调查了好多地方好多人，都说她脾气古怪。群众关系不好，到哪个地方，都把群众得罪了。她没有朋友。你结婚呢，是为了有个伴啊，你如果跟这个人结婚，这样古怪，不好。” 我认为他讲得很对，我说：“我感谢你，调查这么细。” 我结婚这个念头就要取消了，介绍人又跑来找我：“我给你介绍的张，你为什么也不理人家啦？”我就把政协的调查结果告诉了她。 介绍人说：“你糊涂！” 我问：“怎么糊涂呢？” 她说：“那是‘文化大革命’搞的，阶级出身不好，没有职业，群众关系不好，脾气古怪，你说说看，这些哪个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事情？” 哎，她这一说，我觉得有道理呀。我对介绍人说：“这不是太欺负人了嘛，阶级出身不好结婚也结不得啦？脾气古怪，整天整人家，哪个脾气还会好啊？”我一下转过弯来了，我就告诉介绍人：“这样吧，我准备跟她结婚。” 张高兴了。她有两个女儿，一个在清华，还有一个在房山，两个女儿同意不同意呢？还要问问她们，她们也同意。 这样，我又去问小赵秘书，我说：“你讲的几件事情，是‘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没有职业，阶级出身不好的没有职业，就结不了婚？” 我这么一说，小赵秘书也信了。他说：“文老，我也是个大学生，调到全国政协来，我们做了好多坏事啊？认为阶级出身不好，没有职业，现在我们有好多政协委员都挨斗了，还给人家挂上破鞋，去晒太阳，我们还整过荣毅仁哪，给荣毅仁妻子挂上破鞋，把臭鸡蛋和红颜色倒在人家头上。” 我问：“那我可不可以跟这个人结婚呢？” 小赵秘书说：“我不敢说反对。由你自己去决定吧。我不参加意见了。” 好了，我和张到居民委员会去登记，就结了婚。 结了婚，一开始还不错，没有过两三天，我发现张简直是个流氓，她那坏脾气，流氓的行为呀，都暴露出来了。 她原来丈夫开的银行让共产党给抄了，跟我结婚以后，非得让我给他要回来，我还真的给他要回来三万块钱，他爹妈陪嫁的房子被没收了，也让我出面去要回来，我不愿意了，说：“你爹妈为你陪嫁房子时，你又不是跟我结婚，我不要，再说现在这样的事情多了。能办的事情我就办，不能办的事情我不办。”她就不给我做饭吃。 我是这样想的，我结了婚，就是错了，也要原谅她，她看我对她是宽容的态度，就越来越过分。那时我一个月的工资有２０００元，人家送来，她全收了，但是她还说不够，我也没有钱花。后来我又发现，海外的朋友们给我祝寿寄了一些美元，她都给我收了，我连信都看不到。 蒋纬国来信，说你过９０岁大寿，我寄了１０００块美金，你收到没有？我不知道这个事啊，还有我的一些部下给我祝寿的赠礼，她都没收了。我就装作不晓得。 这样的日子呢，过了好多年啦。邻居说：“每天你的老伴不到９点不起来，她也不做早饭给你吃，我看见你自己买点油条在那里吃。”吃完饭，她把我关在房子里（我有四间房子，她住在楼上），我要到政协上班，也出不去，我就打电话给邻居，要邻居找她下楼来开门，我还有事要上班。她跑到楼前骂那些邻居：“你们怎么管事情管到我家里来了？管我家的事呢？我还没有睡好，你们来吵什么？干嘛要我给他开门？”邻居们很气愤，说：“这个人怎么这样怪呀。” ２０００年７月，她要我向在美国的大儿子要钱，说：“你给我的２０００元钱不够用。我没有职业，我还要医药费，你的儿子都有钱，在美国当教授的儿子一个月就有一万多美金，他一个月拿个千把块钱也应该呀，你那个做生意的儿子也有钱啊，你跟他要钱！”我说：“我一生没有伸手要过钱，我一生也不向自己的儿子要钱。” 我说：“我左右的这些邻居，他们的收入还不到２０００块钱，他们的人口还比我们多，为什么我们的日子就过不好呢？你这个毛病不对。从下个月起，工资我自己来管，不归你管了。” 政协送工资来，我就自己签字，收了这个钱。我说：“我每个月拿１０００块给你。吃饭的钱我管。”一个月下来，两人个人吃饭四五百块钱都用不完，我就告诉她：“你没有道理，你跟我将近２０年了，你把我们的钱搞到哪里去了？国外朋友送给我祝寿的钱搞到什么地方去了？你把过去的开销给我看看。” 她说：“我在你家里，你每个月起码要给我１０００元劳务费。” 我说：“你也要吃饭，我也要吃饭，怎么叫劳务费呢？” 她说：“我伺候你呀？我凭什么来伺候你呀？”一天到晚找我吵，她把我住的房子防盗门安一道锁，胡同门安一道锁，住的房子安一道锁，三道锁，钥匙都她拿着，把我关在家里，就这样，搞得越来越坏，越来越坏。 我没有办法，就召集我的四代子孙开家庭会议。这个会议一开，我那些子孙把她做的坏事都揭发出来了，说这个妈妈坏极了。我就总结了，说：“这个家庭会议开得很好，要定一个办法。办法是我跟她分开，分开住，考验一个时期，看她能不能变好，假如她不能改变，还是那个坏态度，我就跟她离婚。” 我把这个决定告诉她，我说：“在家庭会议上，大家都赞成我的决定，我们两个人分开，我每个月顶多给你６００块钱就够了，人家外边下岗的人是两三百块钱，我给６００块钱顶多了。”我问邻居每月挣多少钱，人家说是４００块钱。后来我还加１００块，每月给她７００块钱。分开以后，她一点都没改变，搞得我一点人格都没有了。 我要恢复过去人格上的自由，就对她说：“你也没有办法改正，我要起诉解决了。” 法院里经过调查，判决我们离婚，她不服，又告我，法院维持原判。她没有生活费，要我给她三万块钱，我怕三万块钱太少点，又拿出两万块钱，给了她五万块钱，政协分配给我的房子，我也让她住着，这才解除了婚约。 我的儿子买了房子，安排我住在这套新房子里，我终于解放了，恢复自由了。 我一生三次结婚，最后这一次，是我自己搞坏了。这是我特赦之后所做的最大的一件错事。

大银猫 · 发表于 4.1.2006 11:57:08

第三十三章探亲美国 我决定访美是缘于一个偶然的机会。１９８５年的一天，我到原国民党的一个姓郑的军长家里作客，他也是文史专员，跟杜聿明、宋希濂一道特赦出来的。他高高兴兴地从屋里拿出一张照片给我看，我一看照片上，大约有一两百人合影，前排有一个女士，穿着红旗袍，其余的人都是一身西服。 我问：“老郑，你这个相片是哪里来的啊？” 他说：“刚刚美国一个朋友寄来的。你看看你认识几个人？” “前面这个穿红旗袍的女士我就认识嘛。” 他问：“你怎么认识的嘛？” 我说：“她是我的学生啊。” “她现在在台湾的地位很高啊，是台湾的国大代表，蒋志云。”郑军长说。 我告诉郑军长：“我和她都在上海时，日本人抓我，她救了我的命，我把她送到了香港，我又救了她的命，她当台湾的国大代表，我和湖南方面给她出了力。她的丈夫是黄埔第六期的，和我也认识。” 他又问：“你看看穿西服的里面你认识几个人哪？” 我问他：“你呢？” “我认识三四个。” 我仔细看着照片上穿西服的那些人：“我认识四十多个。” “哎呀”，他有些吃惊：“你怎么认识这样多啊？” 我说：“绝大多数是黄埔学生。”再一看照片背面，写着：“为蒋志云祝寿”，原来这些人都是来给蒋志云祝寿的。 他说：“哎呀，我只看出三四个人，你叫出名字的就有三四十个。我向你提个建议，你写个报告，到台湾去看看嘛，台湾去不成，就到美国去看看。” 我觉得这个建议很好：“到台湾去嘛，还不可能，到美国去还是可以的。那好吧，我给蒋志云写封信，看她怎么表示，她如果表示欢迎，我再打报告给邓颖超。如果表示不好，我就不报告了。” 我回家后，给蒋志云写了一封信，说好多年不见，现在我看到你的照片，在照片上还看到三四十个认识的人，老朋友这样多，我就有一个想法，到台湾看你们不可能，我很想到美国去和你们见见面，如果你们认为可以的话，希望复一封信。 信发出去后，大约半个月，就收到了复信，蒋志云热烈欢迎我到美国去，在旧金山见面，一切由她安排。她在信中说，她的女儿、儿子、儿媳都在美国。我把信给郑军长看了，他说：“你的部下对你都很好啊，很有感情啊。” 我写了一份报告给邓颖超，对政协杨副秘书长说：“请送邓大姐，我要到美国去。” 在这里，我要说说我与周恩来的关系。 我进入黄埔军校时见到了周恩来，他是我加入ＣＰ的介绍人，我们一见面就感到很亲切。 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是我在黄埔军校时的同学。周恩寿是周恩来最小的弟弟，比我大两岁，１９２５年，他到广州的时间比我早半年，在农民运动讲习所，他对我讲：“我的哥哥也在这里，他要我找你去一趟。” 我问：“你的哥哥是谁呀？”他说：“我的哥哥是周恩来。” “周恩来是谁啊？我不知道。” 他告诉我：“他是黄埔的政治教官，是政治部主任，你还不知道啊？” 我说：“你不讲我就不知道。你有这样好的哥哥在这里，那好啊，可是他找我干什么呢？” 周恩寿说：“我也不知道。” 我让周恩寿带着我去见他哥哥。到了政治部，周恩来热情地让我坐下，说：“你认识了我的弟弟，现在又认识了我，好啊。” 我坐下后，周恩来对我说：“你有个姑母，还有个姑父，姑父姓李，你知道吗？” 我说：“我的姑姑我怎么能不知道呢？她是湖南省立师范毕业的，嫁到李家，我姑父是宁夏人，这两个人都到法国留学去了，这个我小时候就知道。” 周恩来高兴地说：“他们两个都是我的同学，后来他们到里昂大学去了，你姑父学建筑工程，你姑母学美学。” “不错，我的姑父已经当了湖南公路总工程师。” “噢”，周恩来说，“那么高的地位了嘛。” 我说我的姑母在湖南大学教美学，周恩来说：“他们两个人都搞得很好啊。” 他又问：“你晓得徐特立吗？” 我说：“徐特立，我喊他老师嘛。他也是我姑母的老师，后来办了一个艺术专科学校，徐特立是校长，我是他的学生。另外，我的父亲跟徐特立关系特别好，都是湖南长沙人嘛。” 周恩来说：“徐特立跟你父亲是同乡，我跟你姑母是同学，你到了这里，我们又是革命同志了。” 我当时想，哎呀，这么近的关系了。 这时，周恩来又对我讲：“我要跟邓颖超结婚了，你算是我们的亲人吧，请你参加我们的婚礼。” 我说：“邓颖超我没有见过嘛。” 他笑着说：“趁这个机会见见面。”这时是１９２５年８月。 我感到周恩来没有把我当外人看。去参加他的婚礼之前，我跟周恩寿商量：“得送点礼呀。”周恩寿说：“不用送，他们是革命结婚嘛。” 我很坚决：“那不行，我们这样深的关系，礼都不送，太不像话了。” 周恩寿说：“革命，革命！” “革命，革命，革得连礼都不送啦？”我坚持自己的想法，“应该送！” “那送什么？”周恩寿问。 我说：“我也不晓得送什么。” 我们两个人想了一会儿，周恩寿说：“一定要送就这样好了，我去买一张红色的宣纸，你是艺术专科学校的，你写几个字就行了。”我同意，这样挺好，也省事。 周恩寿跑到外面买了一张宣纸回来了，我考虑了一下，写下了六个字“花花圆圆寿寿”，接着落款：周恩寿、文强。周恩寿一看，喊了起来：“怎么把我的名字写在前头？这又不是我写的！” 我说：“你比我大两岁，纸也是你买的，你哥哥结婚，你这个弟弟就不送礼啦？”周恩寿听我这样一说，看着这六个字，说意思好，字也好，那就这样吧。 在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婚礼上，我把字带去，周恩来看了，邓颖超也看了，都非常高兴。 周恩寿黄埔毕业后，在蒋介石部队里当过师里的政工人员，后来脱离了蒋介石，到天津王光英那里做生意。其实周恩寿很有才干。 话再说回来。我给邓颖超写了个报告说要到美国去，邓颖超接到报告后，很快找我谈话，她说：“你有这样好的关系，蒋志云，了不起啊，这个关系好。听说你还认识三四十个，看来你过去的活动面很大嘛。” 我说：“我那时跑的都是高级司令部，从西北、华北到东北，接触的都是高级人员。我认识的这些人，相互都是很有感情的，如果没有感情，我们几十年没见，怎么还能在照片上一下子认出来呢？” 邓颖超说：“他们很热烈地欢迎你去呀。我让公安部给你办出国手续，经费的问题你不用担心，国家会拿钱给你。” 我表示，我到美国只需要一些路费就行了，我们国家困难，不要拿钱给我，我也不带人，带一个人就多一个人的钱，我就一个人去。到了美国见到旧部应该是什么立场，应该怎么说话，我还要做充分的准备。我有几个到过美国的黄埔同学，到了美国不敢见老朋友，那有什么意思啊？我去美国后，要了解台湾的情况。 邓颖超说：“你这个想法很好啊，不是去游山玩水，是去做工作啊。” 很快，邓颖超通知了公安部，公安部几天就给我办好了出国手续，还请我吃饭，欢送我。 １９８５年９月２０日我启程赴美，开始了为时三个月的万里之行。在跨越太平洋的飞机上，我写下了杂诗两首： 出国机中 东西抵足浑如梦，划破长空历海涯。 万里雄风来大国，五洲荣誉数中华。 探亲访友云情重，无限乡思望月搓。 纵令荆蓁铺满地，灵犀精卫自由花。 话旧情殷梦里年，何期相聚异乡眠。 天高气爽清秋月，海阔洋空自在船。 全为探亲倾肺腑，不辞劳瘁与颠连。 长城万里欣然掠，乐载锦帆奏凯旋。 我的意思是全世界都非常尊重邓小平，邓小平把中国的事情搞得很好。我想，到了美国，我一定要把邓小平的旗帜插到美国，一定宣传邓小平主义，让我那些老朋友了解现在中国搞得很好。 我刚一下飞机，海关的一个美籍华人迎上来，用英文招呼我：“文将军”，我想他怎么知道我是文将军呢？我用华语跟他讲：“你是个中国人啊，为什么拿外国话跟我讲话啊？”他有些不好意思，改用华语答复我：“将军不要生气，我现在是美籍华人，在海关服务，按照美国海关的规定，只能讲英语。现在你让我用华语，我就用华语了。” 他接着又说：“你是个特殊人物，你的行李免检。” 我说：“非常感谢，你们对我很礼貌。” 他说：“在美国认识你的人很多，现在机场外面有一个台湾来的贵妇带着儿孙在等着迎接你。我帮你拿行李，把你送出机场，你见到那位贵妇，我的任务就完成了。” 我连连道谢。他拉着行李，把我送出机场，我一看，蒋志云来了，她冲着我喊：“老师，我们三代人来欢迎你呀！”她的丈夫、女儿、儿子、儿媳、外孙，都来了。 我们先到了蒋志云女儿家里，气氛很热烈。蒋志云说：“我们早准备好了，有给你开车的，有给你当翻译的，还有给你做湖南菜的。你这次来，一定要把你照顾得舒舒服服的。我们安排你到１０个州，在旧金山住一个礼拜，然后到休斯顿住几天，再到华盛顿、纽约，就按照这个计划周游一下吧。一切费用你不要担心，我们给你准备好了。” “我在旧金山有很多朋友，我跟他们见见面”，我对蒋志云说，“我把电话告诉你，你派人替我联系，约好时间，招待他们吃饭，我们是老朋友嘛。” 蒋志云说：“你开个单子，我派人去办。” 很快，老朋友都联系上了。其中一个是王昌杰，是我的一个部下，在我身边当过军法官，在美国，他成了大艺术家，在旧金山有他的画廊。王昌杰马上给我来电话，说明天一早来看我，请我吃饭，至少要请三桌，都是些认识我的人。还有一个是林伯渠的女儿林慰君，是个医学家，也是明天来看我。 我给来见面的老朋友都题赠了诗，给王昌杰和林慰君的诗是这样写的： 题赠艺术家王昌杰老友 艺坛美髯晤仙翁，原是军书益友雄。 无愧风云挥画笔，山河日丽九州同。 题赠林慰君夫妇 英烈千秋俎豆歆，篇篇金玉锦文心。 一门孝友泰山重，潮发闽江入武林。 记得我特赦出来填表，表示去向的那一次，其中有十几个人申请去了台湾，后来他们有的到了美国，有的到了香港。这次我在美国见到他们，彼此都很高兴，他们问：“你怎么到美国来了？” 我说：“我不但到美国，我还要跑１０个州，要到好多好多地方去，计划用１００天。我是自由自在地探亲访友。” 他们好多人表示：那时我们考虑不周，要是在中国生活就好了，为什么一定要离开中国呢？他们很后悔。 我说：“你们既然走了，到美国也好，到任何地方也好，只要生存得下，就行了。不过，要生活得有意义，如果生活得没有意义，在任何地方都不好。” 什么叫做“意义”？ 我认为，如果在任何地方都会生活得很幸福，而且使各方面--家庭、社会、国家都很满意，在生活上不妨碍人家，你就有意义了。 我说：“我这个人是四海为家，这块天地，我随便在一个地方都行。” 老朋友们说：“你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我对他们讲：“任何事情我都不悲观，我愿意做个乐观主义者。” 我在美国的公开场合，到处讲邓小平主义，我说：我在有生之年能够写出一本《邓小平主义》，是最愉快的事情了，我现在正在写，我要写一本《邓小平主义》。我认为俄国搞乌托邦把自己搞垮了，中国如果不受俄国的影响，可能共产党还搞得好一些，后来中国共产党从俄国的乌托邦之下解放出来，有了自己的新体系，是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这些是我的想法，我要把这些想法写进《邓小平主义》。没有邓小平的基础，就不可能有中国的一切，我希望邓小平的历史要长到百年以后，长到２００-３００年以后。只要我的生命不息，我的这个想法就不止，这是我的一个心愿。 我在旧金山住了一个礼拜，我还有个老弟文国仪也定居在旧金山，我想暂时不要惊动他，他还不知道我到了美国，如果他知道我来了，他一家人会把我接到他家去住，我也不能不去啊，所以我到了华盛顿才通知他。文国仪生气了，说：“你到了美国怎么不来个电话，我好到机场去接你，你到了旧金山也不通知我，是不是看不起我？” 我向他解释：“人家一切都给我安排好了，我也不愿意麻烦你们，所以一直到了华盛顿才给你打电话。我还要游几个州，恐怕要在美国住１００天，到我回国之前，我还要到芝加哥去看我的儿子，等我到了洛杉矶，再打电话给你，我要到临回去才有时间见你。” 文国仪说：“你这个人真是，要到回去才见我，你的朋友这样多啊？” 到了洛杉矶，我打电话给文国仪，告诉他：“我的儿子我也看到了，我现在就要回国了，准备在你家里停留几天，然后回国。” 就这样，我跟文国仪见了面，他一家人热情地招待我。这时，我在台湾的一个老弟文中侠也知道我在美国，打电话给文国仪，要来看我。 文中侠是黄埔第十四期的，原来在廖耀湘手下做少校，我又把他升为中校，又把他升为上校，以后他到了台湾，是反攻大陆的副总队长。 我问：“文中侠在台湾，多年不见了，他怎么知道我到了美国呢？是不是你们打电话告诉他了？” “我们没有打电话。” “那他怎么会知道我到了美国呀？”我觉得奇怪。 文国仪说：“你呀，在美国的台湾人多，你来美国的消息，蒋经国他们恐怕早就知道了。你保密保密，保得住啊？保不住的。” 文中侠从台湾专程到美国来看我，我跟文国仪到机场去接他。我们一道住在文国仪家里。我问文中侠：“我这次到美国来，连国仪我都没有通知，你是怎么知道的呀？”他说：“哎呀，你刚一到美国我们就知道了，你住在什么地方我们都知道，你的行踪哪，台湾都知道。” 一个台湾来的老弟，一个住在美国的老弟，一个大陆来的哥哥，三个人见了面。我最大，８０岁，文中侠那年七十多岁，文国仪最小。 １９９３年４月，文中侠老弟去世了，我给他写了吊文，写了挽联。我写的挽联是： 挽中侠老弟 祭黄陵申夙愿，孝子报三春，正亲临修墓守庐，未完统一大业，何身先死！ 抗日寇建奇功，忠臣无二致，幸坚持归根落叶，预见乐叙天伦，其志乃安。 我在休斯顿的时候，正好过中秋。中秋节的晚上，蒋志云邀我一道过中秋。她一会儿叫我“老师”，一会儿叫我“长官”。我说：“你不要叫我‘长官’了，让人家听了笑话我们。我们是同乡，你是我的部下，我年纪又比你大一点，你就叫我‘大哥’也行，这样喊亲密一些，外人听着也好听一些。你就叫我‘大哥’，我就叫你‘小妹’。” 我们坐在屋外赏月后，回到屋里，她丈夫高高兴兴地从楼上端着一张照片下来，说：“今天晚上是你的８０大寿，又正是中秋赏月，我们送给你一件礼物。你看，这张照片你有没有啊？” 我一看，这张照片２４寸，大大的，镶在镜框里，是我穿着中将军服，４０岁那一年升为中将时照的。 我说：“我没有了。” 他说：“台湾给你保留了。我家里也有你这张照片，我给你放大了，带回去作纪念吧。” “啊啊”，我说：“这个礼物很好。”我不敢说，大陆抄家时把我的照片和军服等等都搞掉了，我只是含含糊糊地说：“我没有这张照片了。” 蒋志云说：“我们想了一下，给你祝寿，光给你照片还不够啊，我们合计了，拿１０００美金给你作寿，表示点意思。” 我说：“照片我收了，钱我不要。我现在身上还有一两千美金，回去的路费够了。” 她表示一定要给。 说着说着，蒋志云的丈夫说：“我的生日跟你只差一天。”我很高兴：“好啊，我们两个人又是祝寿，又是赏月，好好好。” 我们坐在屋里看电视，蒋志云提出一个问题，说欢迎我到台湾去，说我在台湾存有１００万美金，希望我去台湾领这笔钱。 我吓了一跳，说：“我在台湾一个钱也没有，我没有这笔钱，你们不要胡说！” 蒋志云说：“你是国民党中将，每月固定工资４００美金，每月还有１２００美金特别费，一个月就是１６００美金，到现在三十多年了，积累下来，差不多有１００万美金了。你知道吗？台湾方面认为你是在职，你在大陆坐牢，应该给你钱。” 我心想，台湾方面用心良苦啊，也不能不感激。但是这个钱不能拿，我如果拿了这个钱，回去就对不住邓小平了，对不住邓颖超，他们要我做爱国人士一直到底，我要是拿了这笔钱，太不光明了。 我又想，我没有钱还好一点，如果拿了这笔钱，我在大陆上不好做人，以后到台湾看看，在台湾也不好做人，败军之将嘛。不拿这个钱，我比谁都高大，拿了这个钱，我就一点人格都没有了。而且我拿了这笔钱，回到大陆上就不得了，我那个老婆还得要一半，儿子媳妇亲戚朋友，都要钱，我给不给啊？自己找麻烦嘛。人家会认为文强这个家伙不知道有多少钱，把我绑架去了呢。 我把这个问题考虑清楚了：坚决不能拿这个钱。我向蒋志云表示：我不能拿这个钱，我也没这个钱。淮海战役我打了那么一个败仗，还跑到台湾拿１００万美金？再说拿这个钱也没法回大陆，人家会说我这个人钱能买得动，这有辱于我们祖宗，有辱于文天祥。这个钱我不能要！ 回国之前，我写了一首诗题赠蒋志云： 题赠志云贤妹 孟欧画荻贤声著，巾帼英雄玉女龙。 天马行空堪比拟，放翁豪唱吐长虹。

大银猫 · 发表于 4.1.2006 12:06:24

第三十三章世纪老人 我的后半生很长。从１９４９年１月１０日我被俘那一天起，我认为自己一直在红旗下生活。 我活得这样长，我家２０代以内都没有９０岁以上的人，我活到现在九十多岁，还在活。我们这些人，还是沾了共产党的光，特别是沾了邓小平的光，才活到今天。我在共产党的红旗下，过了几十年的太平生活，在这一点上，我衷心地感谢共产党。我家里遭到镇压，死了好多人，但是我亲生的几个儿子都在，我这样一想，自己就得到很大的安慰。我看到十大战犯的结局，一个一个看下来，没有一个比得上我。 武汉有一个杂志社写了一篇文章，上面列了１０个战犯，把我列在第１０位。第一个写的是杜聿明，说杜聿明是脱胎换骨，改造得很好；第二个是黄维，说黄维刚直，个性很强，刚直倔强，绝不妥协；第三个是王耀武，说王耀武这个人是大起大落；第四个是李仙洲，说李仙洲是黄埔老大哥；还有一个是宋希濂，把他说成是鹰犬将军，宋希濂自己写了一本书，说自己给蒋介石做鹰做犬；还有一个是廖耀湘，说廖耀湘是“文革”的冤魂，廖耀湘在“文革”的时候被红卫兵打了一顿，心脏病发作死了；再有一个是守天津的陈长捷，说陈长捷是杀妻自刎，把老婆杀掉，然后自己把自己杀了……最后一个写的是我，说我这个人是诗杰侠义，留下了很多诗，对于家庭，对于社会都很侠义。 这是我很大的幸福嘛。我活到九十多岁，感觉非常圆满，感觉越活越有意义，我还有充沛的精力，不知老之将至。 从另外一方面讲，人生有一定的年限，我究竟还能活多久？听其自然吧。我同意古人说的：人生如梦。 我有一个让我很高兴的称号“世纪老人”，２０００年是世界老人节，《北京青年报》把我评为“世纪老人”，把我的照片登在报纸上，我到人民大会堂领了奖，还上台讲了话。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安慰。 ２００１年１月，全国政协举行了一个５６个民族大团结的盛会，政协把我请去，要我致闭幕词，我说我资格不够，我们国家有多少人物啊，谁都可以致闭幕词，不要找我。没有想到，在会上，主持会的人直接就喊我，要我致闭幕词，他已经在会场上喊我的名字了，而且把事先准备好的一篇稿子交给我，我也就只好上台致了闭幕词。散会后，我出来了，听见有人说：“这不是致闭幕词的那位老人吗？”一下子，大家把我包围起来，要我签名，有的还要跟我合影，还有的喊：“我是西双版纳来的，还没有给我签字，没有跟我合影呢。”从新疆来的，从内蒙古来的，从海南岛来的，很多很多人，把我团团围住，工作人员看着我说：“这么大年纪了，签字、合影，搞到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呢？工作人员叫来几个武警，武警很有礼貌，向那些会议代表举手敬礼，说：“请大家原谅，这位老人九十多了，你们都要签名照相，那今晚老人就回不了家了。”武警把我“抢”出来，送上汽车。我自己很高兴，我觉得给了我一种“人”的待遇，这是很高的名誉。这是我过去不敢想像的事。有时候，我一坐下来想这些事情，很高兴！ 一家报纸的总编问我：“做一个人怎样才有意义？”我答复他：“我体会有两句话：第一话是：生时问心无愧。我写日记的时候，都要想一想，这一天过得怎么样？是不是有损于别人？是不是问心无愧？第二句话是：死时不要有人指着我的头骂我。如果我死后提到我的名字就有人骂我，那么我的子孙听了就会很不舒服。将来有人提到文强，我希望他们会说，文强是一个善良的人。” 我觉得自己像年轻人一样，一天到晚不知道什么叫疲劳，不吃烟不喝酒，天天记日记，生活很愉快，很正常。我虽然离开了全国政协，但是政协对我说：“你作为一个老委员，政治待遇不变，你要汽车，就打个电话，随时给你开来。”我感觉真是很愉快。共产党给我创造了这么好的条件，而且我的子孙无论是在国内的还是在国外的，都生活得很好，都自由自在地发挥着他们的能力，走在我们国家非常正常的道路上。这个幸福不仅在我个人的身上体现出来了，而且在我的子孙们身上也体现出来了。 我很乐观，希望在感召着我。

大银猫 · 发表于 4.1.2006 12:09:26

附录一：文强年表 １９０７年９月１９日（农历） 出生于湖南长沙县。 １９２５年６月 在长沙艺群美术专科学校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长沙学生运动。 １９２５年８月 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 １９２６年１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加入国民党。 １９２６年３月 脱离国民党，公开共产党员身份。 １９２６年７月 跟随朱德入川，在北伐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大队工作。 １９２７年 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任贺龙领导的二十军第三师党委成员、少校连长。 １９２８—１９３１年 任中共四川江巴兵委书记、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兼军委代理书记、川东特委书记。 １９３１年８月 脱离共产党。 １９３１年底至１９３５年 回家从事新闻工作，任少年通讯社社长。 １９３６年 加入国民党，任浙江中央警官学校情报参谋训练班中校政训员、参谋本部谍报参谋训练班任政治指导员、任参谋本部的上校参谋。 １９３７年“八·一三”起 任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上校处长兼苏浙行动委员会人事科科长。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 任国民党军队前方办事处主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教导总团政训处处长。 １９４０年 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上海统一委员会策反委员会主任委员，代表军统局驻上海，负责对东南五省汉奸政权进行策反工作。 １９４１—１９４４年 任驻上海忠义救国军上海办事处处长，忠义救国军少将政治部主任。１９４２年春到重庆，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谋。后被派往华北，任军统局华北办事处主任，并兼任冀察战区挺进第八纵队司令和第一战区调查统计室主任。 １９４４年春 任中美合作所第三特种技术训练班副主任，主持实际工作，１９４５年春任军统局北方区区长，兼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 １９４５年１２月 任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兼任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东北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等职。１９４６年，晋升中将。 １９４８年夏 被程潜任命为长沙绥靖公署办公室中将主任兼第一处处长。 １９４８年９月 任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代参谋长，１１月，参加淮海战役。 １９４９年１月 淮海战役中被人民解放军俘获。 １９７５年３月 获人民政府特赦，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专员、文史专员学习组组长、文史军事组副组长。 １９８１年 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中央委员会顾问、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中央祖国和平统一促进委员会委员。 １９８６年起 任第六届、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１９８８年 任北京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 １９８９年 任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２２日 在北京去世，终年９４岁。 附录二：文强先生口述时间、地点纪实 口述实录是很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其中，口述的时间、地点是口述真实性的佐证之一。我作为文强先生口述的采访者和撰写者，将文强先生口述实录的时间、地点、在场人员、现场情况等记录如下： ◆时间：２００１年６月１５日，上午９点至１２点 地点：文老家中 在场人员：路曼（林豆豆）、康国雄（文老亲戚、北京黄埔大学副校长）、康宏通（康国雄之子、香港美丰行驻京办事处董事经理）、刘延民、王南海（摄影）、刘艳艳（刘延民同事） 这是在路曼大姐的介绍下，我与文老第一次见面。文老坐在沙发上，精神很好，声音洪亮，全然不像９４岁的老人。文老谈兴相当浓，两个半小时以后，众人劝文老休息，文老仍然滔滔不绝。 文老从沙发上起身后，自己借助一个专为老人和走路不便的人设计的“行步车”走回了卧室。 ◆时间：２００１年７月３１日，上午９点至１１点３０分 地点：文老家中 在场人员：路曼、康国雄、康宏通、刘延民、王南海、王寻（王南海之子）、刘艳艳 自从６月１５日采访文老之后，我因为很忙，并没有确定第二次采访，也就是文老正式开始口述的时间，时间在不经意中过去了。７月２８日，接到康宏通的电话，说文老希望抓紧时间开始口述。于是从７月３１日早９点开始，正式启动文老的口述实录工作。 上午１１点半口述结束，文老要去卫生间，康国雄、康宏通、王南海等将文老拥架起来，文老显得很不得劲，在卫生间里浑身大汗，脸色惨白。后被架到床上，昏厥过去。 ◆时间：２００１年８月６日，上午９点至１１点３０分 地点：文老家中 在场人员：刘延民、刘艳艳 当我走进屋时，文老已经坐在沙发上，做好了准备。照顾文老的陈阿姨说：上次很吓人，文老经抢救才脱离了危险。文老笑道：“那几条大汉把我一架，找不准劲儿了，我自己推着车慢慢走才能找对劲儿。” 我看文老身体恢复，精神很好。口述进行了两个半小时。 ◆时间：２００１年８月１３日，上午９点至１１点３０分 地点：文老家中 在场人员：刘延民 文老依然是坐在沙发上，等待我的到来。我问候文老的身体，他说：“感觉从来没有这样好过。”文老、陈阿姨和我都笑了。 口述两个半小时后，我和文老约好明天再来。临走时，我对文老说，“以后就没有那么多人来了，您还是躺在床上讲吧。”文老说：“坐着好，坐着便于思考。” ◆时间：２００１年８月１４日，上午９点至１１点３０分 地点：文老家中 在场人员：刘延民 我走进文老家中，文老尚在卧室，我对文老说，还是躺在床上讲吧，但是文老执意要坐着口述，少顷，在陈阿姨的照料下，文老推着步行车出来坐在沙发上。 就是在这一天，我感觉到文老的精力、身体好像不如前几次。（两个月后，文老去世了，每当想到文老口述时其实已经身患重病，我就很难过。） ◆时间：２００１年８月１８日，上午９点至１１点３０分 地点：文老家中 在场人员：刘延民 文老躺在床上口述，显然身体已不如前。文老看到我来，很高兴的样子，对我说：“欢迎欢迎。”我问文老身体有何不适，陈阿姨说，文老说腰疼。文老要陈阿姨给我拿水果，倒茶水。口述结束后，我们约好明天继续。 ◆时间：２００１年８月１９日，上午９点至１１点３０分 地点：文老家中 在场人员：刘延民、刘艳艳 天气很热。我刚到楼下，保安问我找谁，我说到文老家，保安说文老病重，已不会客。我犹豫着走到文老家门口，只见门口贴着一张纸：“文老身体欠佳，谢绝会客。”我正不知是进是退，陈阿姨已经给我开门，说：“文老说对你是个例外。” 我一去，文老就说：“欢迎欢迎，我们很有缘分。”文老躺在床上，开始了今天两个半小时的口述。其间，文老多次对我说：“你辛苦了喝杯茶吧。” ◆时间：２００１年８月２１日，上午９点至１１点３０分 地点：文老家中 在场人员：刘延民 天下着大雨。文老的精力明显不如前日。口述到１０点多时，文老休息了一会儿，用吸管喝了一些水。接着，继续口述。我原以为文老不愿意讲使他成为战犯的淮海战役，但是从今天开始，伴着窗外的大雨，文老开始详细地口述淮海战役。 ◆时间：２００１年８月２５日，上午９点至１１点３０分 地点：文老家中 在场人员：刘延民 我感到文老的精力明显不如前日，我第一次采访文老时，文老是精精神神地坐着，而现在，文老已经坐不起来了。我心里很难受。文老躺在床上，口述得非常认真，把我带进了淮海战场的烽烟之中。其间，文老休息了一下，吃药、喝水，他对我说：“你也喝点茶吧。” ◆时间：２００１年８月２７日，上午９点至１１点３０分 地点：文老家中 在场人员：刘延民、刘艳艳 文老躺在床上迎接我们。陈阿姨说，文老非常欢迎我们。文老对我们说，昨日朋友送来一些外国水果，一定要我们尝一尝。于是我们的面前堆起了好多叫不出名字的大水果，文老不断地催促我们吃。今天，我感到文老躺在床上显得不安，好像不舒服的样子，一会儿就喊：“小陈，我要拉尿了。”一会儿又喊：“小陈，我又要拉尿了。”我有一种不祥的感觉。尽管这样，口述进行得依然很顺利，文老是一位很认真的老人。今天的口述结束时，文老说：“今天就讲到这里，明天继续吧。”没有想到，这竟然是文老口述的最后一句话。 第二天一早，接到陈阿姨的电话，说文老情况不太好，不要来了。 过了两三天，陈阿姨告诉我，她刚从医院回来，文老住院了。 ９月初，我到医院看望文老，文老正好清醒了一会儿，看到我去了，紧紧地抓着我的手：“欢迎欢迎”，很快，就又昏睡过去，文老的病状，我不忍描述。 １０月，路曼、康国雄、康宏通、王南海、刘艳艳，还有我，参加了文老的追悼会。我流下了眼泪。 想到文老的传奇一生，想到文老口述时的精彩，再看到今天文老乘鹤而去，我体会到一句话：人生如梦。 附录三：摄影者手记 我为文强拍照 ２００１年夏的一天，作家朋友刘延民来电话，问我有没有兴趣参加由路曼组织的名人口述史活动，第一个采访对象是文强。我当即表示有兴趣。见我有兴趣，刘延民告诉我，口述史不是应景之作，作品出来后，不会很快发表，也没有人投资，摄影所需全部成本要自己承担。 其实，钱不钱的，是次要的，尽管我也需要钱。当时我正在到处找工作，我的原单位——中航天民品实业有限公司经济效益一直不好，上不上班也没人过问，自２００１年春节之后，干脆工资也停发了，自己虽然有十几项发明，可是市场的不规范，使我在对外合作中感到很累。于是，我干脆把我的摄影爱好当成了“主业”，几年下来，也照了不少名人的照片。 文强是何许人也﹖说实在的，我当时知之甚少，而真正促使我痛快地答应刘延民的原因是：采访文强是路曼组织的，她是共和国开国元帅的女儿，其父曾是文强的黄埔四期的同班同学。再一个原因，通过刘延民的简述，我知道了文强的经历很奇特。我喜欢摄影，对镜头前的每一张脸，我都力求拍出“彩儿”来。几年的摄影经历告诉我：每个人经历不同，脸部的气质表情也会有很大不同。我想像着为这样一个老人摄影，镜头前一定是一张很有内涵的脸，更何况这位老先生年已９４高旬且有着不同寻常的经历。 我们这一代人，曾经历过阶级斗争理论盛行的年代，那时影视中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都是被脸谱化的，简单、生硬，我想见文强，看看生活中的文强，是一种什么样的人，我要用相机记录下来一个活生生的人。 文老是一本厚厚的书 几天后，路曼大姐带我们到了朝阳区光华路的一座公寓，文强的家就在这里。 走进文强家，在宽大明亮的客厅里，一眼便看到沙发上坐着一位鹤发老人。他削瘦、沧桑，虽已９４岁，却坐得直直挺挺，颇有一种军人气势。客厅的北墙悬挂着几幅条幅，左边写的是：“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右边是“道义乃是根法天乃是轴典型乃是训”；中间的“浩气长存”四字是蒋纬国为纪念文天祥诞辰７６０周年所写。在文老所坐沙发后面的墙上，高挂着文老自己书写的一段文字：“天道酬勤心安理得，先忧后乐无欲则刚。” 在这间有着历史感的房间里，我的镜头对准了文强老人。通过调整尼康相机的长焦镜头，仔细观察镜头里的这位老人。镜头前的这位老人，正叙述着他的故事。这时已是９４岁高龄的文老先生，讲起亲身经历，思路仍然是十分清晰，每次叙述连续近三个小时，但始终不知道疲倦。尽管浓厚的湖南口音常使在座的人要反复核实，才知他所讲话的准确含义。文老说的故事，有的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有的在我看过的史书上却是另一种说法的。说故事，和看书，是两种感觉。文老幽默诙谐的语言，令我不禁对镜头前的人饶有兴趣，也让我对他老人家的故事感兴趣。 民族英雄文天祥的第二十三代孙——伟大领袖毛泽东的表弟——黄埔第四期学生——周恩来、叶剑英的学生——与林彪、周恩寿、李运昌同班并担任班长——在共产党内，官至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川东特委书记，负责二十三个县——后先是在程潜处做国民党上校参谋，接下来又在戴笠手下任要职——３９岁时由胡宗南在蒋介石面前力荐，而成为国民党中最年轻的中将——后又在淮海战役中以代总参谋长的身份成为解放军小战士的俘虏——２５年的监狱生活，７６岁时出狱，不久又成为了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文史委员…… 听着听着，我忽然感到我镜头前的这位老人，是一本厚厚的书，以我的阅历难以读懂它。 几次与文老相处，我也力求超越我手中的镜头，去读懂这位老人，但经过努力我没有做到。因为它所经历的，太有意思和深度了，只能叙述，难以评说。 他是中国现代史上独有一道风景，记录下来，使我摄影经历中难忘的。 文老说我是个靠得住的人 我曾三次为文老拍照，我的手中有近两百张文老专题照片，足足装了三本相册呀！ 记得第二次到文老的家，我带去了一张经过精裱放大的２４吋照片，送给了文老，看得出来文老对这张照片还是满意的。刘延民对照片的评价是：照片中的文强是典型的职业军人。一位朋友说有一种仙风道骨的感觉，我的爱人则说是一个有味道的老人，我的儿子感觉他是一个距离很遥远的人，其实我喜欢我拍的照片让人有不同的感觉。经历是刻在脸上的，是抹不掉的。文强就是让人有不同感觉的人，只有具备丰富经历和特殊阅历的人才会这样，何况文强的经历不同寻常。我挺欣赏我为文老拍的照片，如何评价？我认为这就是真实的文强。 文老的家中曾有两幅照片，引人关注。一幅是在全国政协会上，由新华社一位高级摄影记者为他拍的放大照片，身穿西服、胸戴全国政协代表出席证，显示出中国特有的政治身份，一幅是文强４０岁时胸戴国民党中将徽章的放大照片，英俊、盛气，显示出文老所经历的那一段历史，但是我拍的这张照片，显示不出政治含义，只是一个生活化的老人，虽不失军人的威严，但有着老人经过世事后常有的平和。 后来刘延民告诉我，文老对她和路曼讲：“这个拍照的记者靠得住。”想起来也有意思，这话出自现在的文老口中，普普通通的一句夸奖。但是若让历史倒退，这句话要是出自当年身为共产党的高官时的文强口中，我的前景会如何！或者，这句话要是出自当年身为国民党中将的文强口中，我会弄个国民党的师长旅长当当！不过要是“文革”中的红卫兵知道，国民党的中统将军如此评价我，恐怕我的日子也就到头了。 ２００１年８月１１日上午，是我第三次到文老家为他拍照，近三个小时的采访，文老太累了，我们多次劝他不要讲了，他没有听。以至我在扶他在上厕所时，瘫倒在我的怀里，我用力将他抱上了床，他太累了！……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２２日下午４点３０分，文老乘鹤归去。

大银猫 · 发表于 4.1.2006 12:11:13

后记 　　采写文强先生，缘于一个偶然的机会。记得２００１年６月的一个晚上，丁东给我来电话，说林豆豆介绍了一个老人，叫文强，很有采写价值，问我是否有兴趣。丁东是我的朋友，他要我去采写的，我是一定要答应的。当时，我还真的不知道谁是文强，就去问我的哥哥（他是搞党史的教授），他的回答是，当然知道，文强是很有名的。我又问爱人（他也是搞党史出身）是否知道文强是谁，他的回答也是当然知道，闹了半天，就是我孤陋寡闻。路曼大姐（林豆豆）来电话说：“要先读一些书，掌握一些背景资料。”于是我在采写之前，先读了一些有关资料，认识到文强的确是一个很有采写价值的老人。 我以为就是写一篇千把字的文章，然而，第一次听文强老人口述，我被其间的精彩和历史价值吸引住了，继而很兴奋，我意识到，这不仅是一篇文章，而是一本书，因为，坐在我面前的，是一位与世纪一起绵延、一起风云跌宕的历史老人。 第二次如约去文老家，我满怀信心，满怀兴奋。但是没有想到，文老不像第一次那样滔滔不绝，他一句也不讲了，劈头就说要签订一份合同，否则不讲。当时的局面竟然有些僵持。 文老拿出他昨日写的日记给我看，他说写了几条他思考的有关合同的问题。我非常之惊讶，我简直不相信面对的是一位９４岁的老人，惊讶他的思维之厉害，惊讶他的现代意识。 丁东对我说过，搞口述实录的人有三种，一是鼓手，专门吹捧人，如写一些企业家的业绩等等（我经常做这类鼓手）；二是枪手，专门替人操笔，如替一些明星写书，书上属明星的名字，枪手则拿上一笔钱后就销声匿迹（我差点做一次枪手，在朋友们的讥讽下才主动放弃）；还有一种是杀手，所谓“杀手”，要和采写对象斗智斗勇，虽然做起来困难，但是一旦成功，就能采写出真东西。 我知道，面对这位将近百岁的老人，我要做一次杀手了。在尴尬的局面中，我想，只有把林豆豆叫来，才能签这份合同。毕竟，文老相信的是林豆豆，而我和文老，才只是第二次见面。 当时在这尴尬的局面中的，还有康宏通、刘艳艳。康宏通给林豆豆打了电话，说明情况，让林豆豆马上到文老家来，一起拟个合同。林豆豆很快赶来，文老口述了两点，构成合同的主要内容，一是鉴于文老和林豆豆的父亲是黄埔同学，文老决定把本书的版权送给林豆豆。二是口述的录音带复制三套。合同拟好后，双方各保存一份。接着，文老很痛快地开始口述。在其间，文老看着我几次问道此书是否能尽快出版，他举例说，陈诚的儿子在台湾写了一本书，两个月就出了。当时，我心里觉得文老过于心急了，但是，当两个多月后文老远去时，我忽然明白了这位９４岁老人的心思。 我很快得到了文老的信任，文老很欢迎我前去采访，每当我在约定的时间走到文老家门前的时候，门总是开着的，我奇怪地问陈阿姨为什么不关门，陈阿姨说：“这是专门等着你来。”即使在文老病重谢绝会客时，文老也总是躺在床上等着我的到来。文老称我“刘大姐”，开始我不大习惯，后来我竟觉得挺亲切，文老说，“刘大姐，我们很有缘分哪，”说完，我们两个人都开心地笑了。 我的一些朋友知道我在为文老写口述实录，笑道，你一个共产党干部的后代，给国民党干部写书，真是历史的玩笑。想一想，也好笑。我家是个红色家庭，四代共产党员，前三代是打下共和国江山的功臣，据说我母亲的爷爷党员资格很老，全村的党员都很尊敬他。就是我这个第四代党员，掐指一算，也有二十多年的党龄了。如果是在从前，提到什么“剿共指挥部”之类的，一定是恨之入骨，不共戴天，没有想到现在居然给“徐州剿总指挥部”副参谋长写口述实录，的确是历史的玩笑。不过这一出玩笑，使我认识到了什么叫做“历史”。 文老曾经是个共产党的干部，后来成了国民党的中将，不管他是哪个党派的人，我觉得他是一个善良的人。文老对我说过：“百年之后，希望人家说‘文强这个家伙还是一个善良的人，不是一个什么坏蛋。”当时，我被文老的幽默逗得直笑。现在，文老走了，我要说一句，文老是一个善良的老人。我走进他的房间时，他笑着说，“欢迎欢迎，”我告辞时，他总说，“你辛苦了。”即使在他病很重的时候，他还总是对我说，“你喝杯茶吧，”“你吃水果吧，”我很感动。自从我的父母去世后，我再也没有得到来自长辈的关心，经常感到孤独伤感，但是就在这次采写中，我感受到了一位几乎与世纪同岁的老人给予的温暖。随着老人的离去，我又一次深深的失落。 关于这本书，我要说明一下的是，本书留下的遗憾。我的哥哥是研究党史的教授，他是这本书刚刚“杀青”时的第一位读者，他读完后问我：为什么文老成为战犯在监狱里的事情写得很少，特别是被关在秦城监狱那一段只字没提？因为文老还没有来得及口述这一段，便悄然离去，没有带走一片云彩。却给我留下了遗憾。 为文老撰写口述实录，从采访到完稿（２００１年８月到２００２年８月），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我得到了很多的帮助。 感谢路曼大姐，感谢丁东，是他们使我认识了文老这位世纪老人，丁东为本书的出版尽了力。 感谢康国雄先生，他是一位长者，是他带着我熟悉了文老的湖南口音。 感谢我的哥哥，他在百忙中帮助我校正了书中的一些人名、地名和历史事件。 感谢我的丈夫和儿子，静寂的雨夜，书房中儿子在我左，丈夫在我右，我们一起坐在电脑前，查证书中的一些人名，这是我感觉很温馨的时刻。 感谢徐媛，她是一个１９岁的姑娘，我在用笔整理文老的口述录音后，是她帮助我录入到电脑中，有时工作到凌晨两点多。 感谢刘艳艳，她曾经是我的同事，她经常同我一道去文老家中听故事，还要感谢摄影师王南海，他为文老拍下照片，还放大了送给文老，文老很高兴。正是因为王南海和刘艳艳的帮助，才有了文老对我说的一句话：“刘大姐，你的班子很可靠。” 本书完稿，我终于了却一桩心愿。我想，文老在天也一定非常高兴。 刘延民 ２００２年８月１２日星期一

大银猫 · 发表于 4.1.2006 12:13:06

修订版后记 《文强口述自传》一书出版后，受到了各界读者的普遍关注。在此，我非常感谢大家的厚爱。 在《后记》中我说过：“为文老撰写口述实录，从采访到完稿，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一年的时间不算短，但对于这本涉及中国近现代史上许多重大事件和人名地名的书来说，一年的时间实为仓促。 文老的匆忙西去，给我留下了两个遗憾：一是文老没有等到他在病榻上呕心沥血口述的这本书的问世，他再也不能看到这本书了。二是在采访过程中，文老浓重的湖南口音曾令我这个北方人云里雾里，尽管后来稍微熟悉了文老的口音，而且为了保险起见，还把一些人名地名（或由我或由文老）一字一字地写在纸上，进行核对，但还是留下了一些错误。文老的离去，又使他永远不可能审阅这部书了！ 我感到幸运的是，一些专家学者以极严谨的治学态度关注了该书。 近现代史领域的前辈龚育之先生、金冲及先生在百忙之中非常认真地读了该书，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我为能够得到二位前辈的指导而感到荣幸。 远在四川的学者何蜀先生是研究文强的专家，他为修正该书花费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不仅恳切地指出错讹之处，而且进行了细致的考证。在此我深表感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卢洁女士利用周末休息时间与我探讨该书的一些问题，提出修改意见，对此我也深表谢意。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图书馆的孙立众先生对该书涉及的事件、人名、地名考证之细，历史知识之渊博，令我折服。难得的是他自学成才。我觉得这真是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感谢直至深夜还在帮助我查证该书中有关事件、人名的孙立众先生。 面对需要修改的大量文字，责任编辑郭沂纹女士付出了很多很多，个中的辛劳与酸甜苦辣，我知她知。 我还要再一次感谢丁东先生，他为我做了很多工作。 还有一位先生，也是我非常感谢的，他就是文老最小的儿子文定中。他在北京开有“阿文菜馆”，大家称他“阿文”。他很儒雅，有才气，爽朗。我感觉他还很谦和，有耐心，非常好合作。当我向他请教该书中提到的“上海德租界”问题（上海当年有没有德租界）时，他正在扬州，他立即请教了上海的一位老伯伯，证实了当年上海确有规模不大的德租界。 我还要对阿文先生说的是，当我一次又一次地向阿文先生请教书中的问题时，心里总感不忍。因为我自己坚决不愿提起我已逝的父母，也不愿别人提及，这是我心中不能去触的痛，将心比心，我再三再四地向阿文提问文老的事情，一定是触动了他的痛处，想必他与我同感吧。所以我在感觉有些对不住阿文的同时，真的很感谢他的宽容和谦和。 康国雄先生是我要感谢的一位前辈，他为该书提出了很宝贵的修改意见。 康宏通是一位热情、能干、爽直的先生，对于本书，从提供线索、采访到撰稿，他忙前忙后，是我要感谢的一位实干家。 还有一位我要感谢的是大家都知道的林豆豆，我称她“林大姐”。她是一个好脾气的人，很温和，她很关心该书。 有一些读者很关心我，询问我的情况，以为我是专家。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不是史学专家。虽然我是看着“文史资料”长大的，但是插队三年后报考大学的时候，父母认为我家要出一个史学圈以外的“人物”，希望我到中文系去看小说看电影看戏，于是我与历史系失之交臂，中文系在遍地才女中又“多了一个”。毕业后我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当了一个小秘书。为了圆教授梦，我走出中办来到高校。直到今天，我还是高校的中文老师。为人师表之余，喜欢写访谈，至今大约写了几百篇访谈，但写《文强口述自传》这样一本颇有难度的书，还是第一次。中文系之辈浪漫有余而考证不足，因此在这次撰稿中，我向诸位前辈、专家、学者学到的不仅仅是一些近现代史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习了他们严谨的学风和治学精神。 最后，我还想说的几点是： 一、让我心安的是，在撰写该书时，我完全尊重的是文老的口述，并没有我自己的一点点加工、想像或夸张。 二、我认为在史料学中，口述的史料价值只位居“二线”，因其间有口述者记忆的误区，有口述者的立场、倾向等等。不知我这样的认为是否有理？我希望读者朋友们在读“口述”时，不要把它当做研究著作来读，而是当做一种佐证来读。 三、在采访文老的过程中，文老的记忆力令我惊叹不已！但应该想到的是，文老在口述时，已然九十有四，且重病卧床，他简直是在用生命的最后一丝气力来做这件事情，如果有些事情记忆有误的话，我想老天都会原谅他。假如是我，不要说九十四，就是现在离九十四还差一半，今天就把昨天吃的什么忘了。 四、对于诸位前辈、专家、学者们对该书提出的修改意见，我进行了二次考证，凡有误之处，已在修订版中改正。有些存疑之处，一时又难以考证的，待慢工细活，如有再版机会，再弥补遗憾。 再次感谢诸位前辈、专家、学者、朋友，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关注该书，提出意见与建议，帮助我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加完美。 刘延民 ２００３年７月２７日星期日

Teer · 发表于 4.1.2006 17:58:21

强人！看到了那么多熟悉的名字。

匿名 *发表于 22.3.2006 09:00:52* · 发表于 22.3.2006 09:00:52

强，很有意思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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