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高华著

大银猫 · 发表于 21.12.2005 23:45:56

三风向突转：毛泽东拿王实味开刀 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刊登在中央研究院《矢与的》壁报上的其它言论一经问世，立即在延安引起轰动，一时间，各学校、机关纷纷仿效中研院，也办起了各种类似《矢与的》的壁报。至1942年3月底、4月初，各大单位创办或计划创办的壁报有： 西北局的《西北风》； 延安自然科学院的《整风》、《向日葵》、《心里话》； 民族学院的《脱报》（脱者，“脱裤子”也）； 中央医院的《显微镜》（拟创办）； 延安学生疗养院的《整风》 ① 这些壁报连同存在时间较久的中央青委《轻骑队》壁报，构成了延安壁报群中的几朵耀眼的浪花。 与此同时，各学校、机关“反官僚，争民主”的浪涛正汹涌澎湃： 中央研究院，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作人员同情、支持王实味的观点，研究院领导罗迈和张如心等成为众矢之的。 延安大学也出现了民主“一边倒”的局势，在3月26日全体党员大会上，与会者控诉了“个别领导同志，以主观武断的态度处理问题，缺少民主精神，以‘尊重组织’、‘尊重领导人的威信’等为借口变相地压制民主，以致造成一部份同志不敢讲话和不愿讲话的现象”，会议“打破了过去大家畏缩不敢发言的空气，充分发扬了民主”，有人甚至提议，应以清算的方式，明确责任问题，“是非属谁，责任属谁，根究到底，必须得出正确的结论”。各支部代表一致认为：领导者的威信是建立在自己的工作上，建立在正确的认识和主张上，若建立在别人不敢谈话的基础上，是非常危险的。② 几个还未完全“脱”尽率真之气的党员老知识分子，竟然也在一时高涨的“鸣放”空气中翩然起舞。中央研究院副院长范文澜是三十年代初入党的老党员，1934年被捕，1939年赴延安后重新加入共产党。他在《矢与的》壁报上撰文，号召“以民主之矢，射邪风之的”。③自然科学院院长徐特立经历过中央苏区的党内斗争，讲话就含蓄得多，他提议不要多追究个人责任，但是也按捺不住，鼓励青年“大胆发言，认真检讨”。④ ①“学生疗养院”为干部疗养院的代号，即如中央党校的代号曾为“中山图书馆”，机要通讯局的代号为“中央农委”。 ②参见《延安整风运动纪事》，页83。 ③李维汉：《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和整风运动》，载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页485。 ④参见《延安整风运动纪事》，页89。 已经奉命停课，或即将停课转入整风的各学校，和已转入整风检查阶段的各机关，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动荡的局面，青年知识分子普遍要求“揭盖子”和割领导的“尾巴”…… 此时的毛泽东又是何种反应呢？他是大畅所欲，抑或是“龙颜震怒”？据胡乔木回忆，当毛泽东看到在《解放日报》上连载的王实味的《野百会花》后，气愤地“猛拍办公桌上的报纸”，厉声问道，“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毛当即给《解放日报》打电话，“要求报纸作出深刻检查”。① 毛泽东感到情况不妙，担心运动将失去控制，迅速改变原先制定的利用“自由主义”打击教条主义的策略，在亲自前往看过在《矢与的》壁报后，毛召集高干会议，决定抛出王实味作为靶子，先行将“自由化”打压下去。② 1942年3月31日，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放出“反击”的气球。他抓住“立场”、“绝对平均观念”和“冷嘲暗箭”三个问题，向延安青年知识分子发出严厉警告： 有些人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的观念和冷嘲暗箭的办法。近来颇有些求绝对平均，但这是一种幻想，不能实现的。我们工作制度中确有许多缺点，应加改革，但如果要求绝对平均，则不但现在，将来也是办不到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应该拒绝。…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 ③ 毛泽东的上述警告赫然刊登在4月2日《解放日报》的头版，但是在1942年春天，延安大多数青年干部还未练就从报纸上观察政治风向的本领，竟然将毛的警告置之脑后，继续我行我素，“鼓噪”民主。延安青年知识分子对毛泽东发出的政治信号熟视无睹，这并不是第一次，早在中央研究院3月18日召开动员整风大会的前夕，《解放日报》就分别刊登罗迈、张如心的文章，④已从侧面传达了毛对他们的保护态度，只是在当时王实味和中研院的绝大多数干部根本没有把这当成一回事。如果说上次的疏忽碰巧与毛泽东“放火烧荒”的意图相吻合，毛也并非不愿看到罗迈这个昔日的政敌被群众“火烧”一下，那么当毛已改变主意，将王实味视为首要敌人之后，中研院再“炮轰”罗迈就属犯上作乱的行为了，只能增添毛剿灭自由主义的决心。 1942年4月3日，也就是《解放日报》刊登毛泽东警告的第二天，中宣部正式发出有名的“四三决定”（即《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这个决定是“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⑤针对中研院整风出现的“自由化”倾向，特为“纠偏”而制定的。《决定》明确申明：整风必须在各部门的领导机关负责人领导下进行，不得以群众选举的方式，组织领导整风的检查委员会；在检查工作时，不仅只检查领导方面的，而且要检查下面的和各个侧面的；每人都必须反省自己的全部历史。⑥“四三决定”的颁布不仅结束了短暂的延安之春，而且标志着自1941年10月就秘密酝酿的干部审查运动即将拉开帷幕（当时成立了以康生为首的“党与非党干部审查委员会”），整风不久将转入严酷的审干肃反阶段。 ①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449。 ②这次由毛泽东主持的高干会议召开于1942年4月初，代表文艺界参加的只有周扬和丁玲两人。会议的议题是批判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曹轶欧（康生妻子）、贺龙等在发言中都严厉指责了丁玲。毛在会议总结中将丁玲与王实味区分了开来，声称丁玲同王实味不一样，丁玲的文章有建议，虽说也有批评，而王实味则是托派。参见丁玲：《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载艾克恩编：《延安文艺回忆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页62；另据戴晴称，1943年贺龙曾在大会上“把《三八节有感》的作者骂为‘臭婊子’”。参见戴睛：《梁漱溟、王实味、储安平》，页102。 ③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的讲话》，载《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页91。 ④ 1942年3月16日《解放日报》刊登罗迈影射攻击张闻天的文章《要清算干部教育中的教条主义》，3月17日又刊登张如心不指名攻击王明、博古的《清算德波林主义，开展反主观主义的斗争》一文。 ⑤李维汉语。参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页486。 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1—1942），第13册，页364-366。 4月5日，《解放日报》刊登胡乔木起草的《整顿三风必须正确进行》的社论，胡乔木在社论中指斥整风已出现了“不正确的方法”，再次重复毛泽东3月31日发出的警告，不指名地抨击王实味是“从不正确的立场来说话”，谴责王实味等的“错误的观念，错误的办法，不但对于整顿三风毫无补益，而且是有害的”。① 4月13日，延安壁报的始祖、创刊于I941年4月的中央青委《轻骑队》壁报编委会在《解放日报》上作出初步检讨，与胡乔木关系密切的中央青委的几个青年已从胡乔木处获知运动将转向的信息。《轻骑队》编委会的这份检讨正好与毛泽东的目标相一致。毛很清楚，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普遍同情王实味而他却不能将他们全部打成反革命——毛只求杀一儆百，从此封住他们的嘴，继而改造他们的思想，使其心悦诚服，老实就范即可。因此毛乐意让《轻骑队》壁报在认错后过关，这也算是给中央青委书记陈云的一个“面子”。 4月23日，《解放日报》果真发表了《轻骑队》编委会的《我们的自我批评》，他们在此文中申明自己是“一群政治上幼稚的青年同志”，承认自己的言论“助长了同志间的离心倾向”，“产生了涣散组织的恶果”。②《轻骑队》获得了解脱。③ 王实味此时并不知风向已变，仍在中研院振振有词，继续发表情绪激昂的演说，殊不知他已被毛泽东选中，即将被当作活祭推上燃烧着的火台，成为警吓众“猴”的一只待宰之“鸡”！ 1942年4月7日，在前一阶段因遭到巨大的批评压力暂时退避一旁的罗迈，遵循毛泽东的“反击”部署从容跃入前台。具有丰富的党内斗争经验且十分熟悉毛泽东个性的罗迈，为了向毛显示自己的忠心，先将中研院出现的“自由化”与王明、张闻天挂起钩来，④再有条不紊、胸有成竹地部署中研院的反王实味斗争。很快，中研院原先支持、同情王实味的干部，被骤然降临的风暴吓得不知所措，随即为求自保，纷纷反戈一击，或痛哭流涕检讨自己立场不稳、上当受骗，或义愤填膺控诉王实味一贯“反党”、“反领导”，一些人甚至作出与王实味“势不两立”的模样，要求组织上严惩王实味。 ①《整顿三风必须正确进行》，《解放日报》社论，1942年4月5日。载《胡乔木文集》，第1卷。页57。 ②《轻骑队》编委会：《我们的自我批评》，载《延安文萃》，上，页57。 ③据当年参加《轻骑队》壁报的李锐称，《轻骑队》没有编委会，在闻知胡乔木对《轻骑队》的意见后（胡责成《轻骑队》成员童大林对编辑方针的错误作出检查），许立群对《轻骑队》的“错误”作了长篇检查，胡乔木让童大林对原文作了压缩，将《轻骑队》的检查送给毛泽东过目，毛给文章加上《我们的自我批评》的标题，发表于1942年4月23日的《解放日报》。参见宋晓梦：《李锐与延安〈轻骑队〉》，载广州《岭南文化时报》，1998年9月10日。虽然《轻骑队》检讨文章称“我们决心把第二年的《轻骑队》来一个彻底的改造”，但事实上《轻骑队》已寿终正寝，再没复刊。 ④罗迈在1942年4月6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央高级组会议上发言，将中央研究院整风中出现的“偏向”归咎于“过去教条主义的教育”。参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页486。一年后，张闻天对王实味问题也作了检讨，他在《整风笔记》中写道：由于“放松了对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以致如王实味一类的反动思想在整风开始后，得以取得全院绝大多数人的同情”，“我曾经想在马列学院内创造一种新的学风、新的党风，而结果却发展了教条主义、自由主义与党八股。这种学风、党风与文风，正是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特务分子所欢迎的”。引自唐天然：《有关延安文艺运动的“党务广播”稿》，载《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2期，页187。 在这种群体性歇斯底里的疯狂状态中，王实味被控的罪名也不断升级，到了1942年6月，王实味的头上已有三项“铁帽子”：反党分子（不久又升格为“反党集团头目”）、托匪、国民党特务（又称“国民党探子”）。 在持续的精神恐惧中，6月初，王实味突发书呆子“异想”，宣布退出中共，以为就此可以摆脱一切。但是，王实味又大错特错了，罗迈等绝不会允许王实味退党，而是要将其开除出党。他承认或不承认“错误”更是无关紧要，他的归宿早已由“上级”作了安排，作为一个难得的“坏人”标本，等待他的将是被捕入狱，即使王实味痛哭流涕，收回退党声明，承认自己的言论犯了弥天大罪，跪在中央组织部磕头求饶，也丝毫无济于事。①1942年11月后，王实味已处于隔离状态，失去了人身自由。1943年4月1日，王实味被康生下令逮捕，次日被关押进中社部监狱，②从此成了活死人，除了偶而被带出来向来延安的外国或国统区记者发表一番自唾自弃的说辞外，③王实味的日常“工作”就是写交待材料，直到1947年7月1日在山西兴县被康生下令砍了头。 从毛泽东的角度看，整肃王实味并下令在延安展开批王斗争乃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1942年6月初，在批王斗争达到高潮时，一位与王实味友善又与萧军相熟的作家李又然，请求与毛关系较熟的萧军向毛代为说项，然而当萧军向毛陈述后，却遭到了毛的断然拒绝，毛并警告萧军不要插手。④ ①参见温济泽：《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页7。温济泽是当时中央研究院党总支工作人员，写过一篇记述中研院斗争王实味大会的《斗争日记》，发表于《解放日报》1942年6月28、29日。1979年后，温济泽为平反王实味冤案作了大量的申诉工作，在温济泽和其它人努力下，1991年2月7日，王实味冤案得到彻底平反。 ②凌云（中社部当时的工作人员，曾参与审讯王实味，八十年代曾任国家安全部部长）：《王实味的最后五十个月》（1993年5月），载《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页74。据凌云称，1942年11月初，康生曾致电在重庆的周恩来，要周提供有关王实味等是“托匪”的资料，“但周的复电没有提供任何对康生有用的材料”。 ③《新民报》记者赵超构在1944年5至7月参加了赴延安的中外记者参观团，返回重庆后，写了《延安一月记》，记述了他见到王实味的情景。赵超构写道：王实味对中外记者说，他“在休养中”，王实味“谈话的神情完全像演讲”，“说到他过去的‘错误’，他的表情严肃的可怕，有时竟是声色俱厉的”。参见赵超构：《延安一月记》，载王克之编：《延安内幕》（上海：经纬书店，1946年），页52、51；另据凌云称，让王实味见中外记者是党中央的指示。王实味是由中社部的干部陪着去见记者的，当时“王实味还是顾全大局的”，只是返回后，王实味“非常恼火地躺在床上，握紧拳头，表示了极大的不满，说当众承认是托派‘是自我牺牲，是被迫的’”。参见凌云：《王实味的最后五十个月》，载《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页78。 ④萧军对张毓茂的谈话，参见张毓茂：《我所知道的萧军先生》，载《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2期，页139-140。 1942年春，王实味这头从魔瓶中跑出的“魔鬼”使毛泽东大为震惊，毛本指望大大小小的王实味们可以把一把大火烧到王明、博古一类的“大尾巴”上，谁知王实味等乱燃野火，横扫一切，竟敢把矛头指向了新秩序的基石——等级差序制度，真可谓犯上作乱，是可忍，孰不可忍！这时，毛方体会到等级差序制度的“甜露”还不很久，毛愈来愈相信，等级差序制度是建立新秩序的重要保障。在唤起农民“觉悟”，组成浩浩荡荡的“打天下”队伍时，一个“阶级斗争”，一个“论功行赏”，无疑是壮大和凝聚革命力量的两个最有效的武器，只不过“阶级斗争”是公开亮出的旗号，另一个则是在内部实行的方法。王实味向等级差序制度挑战，影射、讽刺这是旧中国的“污秽”，涣散人心，居心叵测，只能使青年知识分子顿生革命的“无意义感”，无疑是企图摧毁革命。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才勃然变脸，全然不顾自己曾抨击过延安“首长至上”的现象，以及大力鼓励青年知识分子“割大尾巴”的事实，厉声谴责起王实味的“绝对平均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来。 毛也发现，利用自由主义反对教条主义是一种格外需要小心驾驭的、充满巨大风险的政治游戏，不到绝对必要时不能轻易操之，否则极易引火烧身。1942年春，王明等已显出一副衰相，虽说国际派仍是毛在党内的头号敌人，但毛已再无必要利用王实味之流来围剿王明。 当然，事情既已发生，也无需惊慌失惜，正好借此契机，因势利导，同时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将自由主义和教条主义一锅煮，把反王实味的斗争转化为一场整肃“异端”的运动，这也可叫做“将坏事变为好事”。 于是“延安之春”的帷幕刚落下，审干肃反的锣鼓就已敲响！最后在审干战役的高潮中，1943年5月，毛泽东干脆关闭中央研究院，把“红色教授”们全部赶进中央党校去受审。 总之，王实味是在劫难逃，延安的广大青年知识分子也命中注定要在这已置放好断头台的革命广场上经历一场红色风暴的洗礼，以实现脱胎换骨的蜕变。当然，最不幸的还是王实味，虽说每一场大革命都有一批冤死鬼，但王实味的毁灭却因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计谋的牺牲品而格外令人扼腕同情。 毛泽东决定拿王实味开刀，挑选在当时社会知名度不甚高的他作斗争靶子，而有意放过了和王实味有相同思想的知名女作家丁玲，是基于一种深谋远虑的考量：若在延安打击1936年底就投奔陕北的《莎菲女士的日记》的作者丁玲，势必将在国统区文化教育界和青年学生中引起极大震动；而清洗王实味，则犹如下一场“毛毛雨”，最多地皮湿一层，稍刻就会踪影全无，不致严重削弱国统区左翼文化人和青年学生对延安的向心力。尽管毛泽东政治行为中的功利主义的性质在王实味事件中得到充份的暴露，但是世人既有势利眼，也就不能单单责怪毛泽东的老谋深算，工于心计。 毛泽东的策略果真获得了成功：虽然国民党当局围绕王实味事件出版了小册子，王实味的命运也曾引起国统区一些文化人的关注，但是王实味的名气毕竟不很大，而国统区的严重腐败使更多的人把国民党在王实味事件上的反应视为是老生常谈的“反共八股”而不予置理。——王实味终于被历史尘封了。

taohui · 发表于 22.12.2005 16:26:12

为什么到了德国还老看这些东西？

大银猫 · 发表于 23.12.2005 01:20:49

楼上问题问的好. <!--emo&

--><img src='style_emoticons/<#EMO_DIR#>/smile.gif' border='0' style='vertical-align:middle' alt='smile.gif' /> 首先,这本书内内容所有的出处都来自国内合法和公开的出版物和资料,作者是南京师大的历史教授.也就是说,虽然有些颠覆我们对某人的印象,但也没办法,毕竟是史实. 再有,实事求是是党的一贯方针.有什么事情,不要藏着掖着,一味的隐藏事实,那不就和小日本没区别了吗? 最后,我这人总想知道"为什么?",算个小毛病吧,真是不可救药. <img src='style_emoticons/<#EMO_DIR#>/happy.gif' border='0' style='vertical-align:middle' alt='happy.gif' />

大银猫 · 发表于 24.12.2005 00:07:00

理解楼上的。我也是身受其害啊。 <img src='style_emoticons/<#EMO_DIR#>/wacko.gif' border='0' style='vertical-align:middle' alt='wacko.gif' /> 不过历史专著为了不出纰漏，作者一般都会写的很详尽。大家还是试着找出自己感兴趣的部分读吧。我还是会发全书的。

大银猫 · 发表于 28.12.2005 23:37:12

四毛泽东为什么要给延安文化人套上“辔头”？ 1942年春王实味事件的爆发及其巨大反响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惕，王实味的拥护者和最忠实的听众基本上是那些前来延安的“文化人”，而在这些人当中，文艺界人士又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毛泽东十分清楚，王实味事件绝非是一孤立、偶然的事件，王实味的言论集中反映了延安文艺界人士的不满情绪，代表了他们的观点、态度和立场。毛联想到延安文艺界多年来存在的问题，判断在延安文艺界存在看一股反叛的潜流。 延安文艺界果真有反叛的迹象吗？毛泽东的估计显然过于严重了。从1937—1941年，延安的文艺界人士想党之所想，急党之所急，自觉服从中共的政治需要，积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延安文艺界以街头诗、活报剧、木刻版画、大标语、大合唱等文艺形式和小说、剧本的创作，热情歌颂抗战和八路军、新四军，抒发对延安和敌后根据地的热爱，同时还根据中共的宣传口径批评、抨击国民党。在党组织的支持下，一些作家还将自己的作品投寄给在国统区创办的左翼文艺刊物，中共在国统区的机关报《新华日报》也不时刊登延安作家的小说和诗作。在国统区刊物上发表的延安作家的作品，吸引了更多的青年向往中共和延安。 延安文艺界对毛泽东也显示出充份的尊重。一度挂名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的毛泽东曾多次在鲁艺发表演讲，在和鲁艺师生的接触中；毛表现出虚怀若谷的姿态，赢得文艺界人士的普遍好感。1938年春，途经武汉转赴江南新四军的一位署名“大漠”的青年，特将他所记录的毛泽东在鲁艺的演讲稿整理成《毛泽东论鲁迅》，投寄给胡风主办的《七月》。此文在武汉的发表，使毛泽东在中共领袖的身份之外，还增添了“革命文学理论家”的色彩。① 1939年底，毛泽东在和鲁艺戏剧系主任张庚交谈时提到延安文化活动不够活跃，提议排演曹禺的《日出》以丰富延安的文化生活。②戏剧界人士闻风而动，经过二十多天的突击，于1940年元旦正式公演了《日出》；不久又在胡乔木的“关怀下”排演了《雷雨》、《钦差大臣》等一批中外名剧，受到毛和延安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欢迎。③文艺界人士不曾想到，两年后，毛泽东会改变态度，将遵照他个人指示开展的所有这一切指责为“脱离群众”、“关门提高”、“顽强表现小资产阶级情感”的行为。 尽管延安文艺界为宣传中共政治路线竭尽了全力，但是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并不真正满意。他敏锐地感到在文艺界存在着一股与正在形成的新权威相对立的离心倾向，而这种离心倾向，在毛那里可以简化为两句话：文化人不听话，不尊重领导。如果说“不听话、不尊重领导”是指文艺界人士在服务于党的政治目标的前提下，仍然保留了某些个人独立性和原有的审美习惯、语言特点和生活习性以及文艺家独立不羁的个性风格，那差不多是事实：在这一时期，文艺界人士虽然尊重毛泽东，但并没有把毛泽东视为中共唯一领袖，尤其没把毛看成是精通文艺问题、可以指导自己创作的理论大师。不少文艺家还未养成尊重党在文艺方面领导人的习惯。一些来延安前就有较高成就的文艺家，“孤芳自赏”，独立特行，根本不把“文艺界领导同志”周扬放在眼中，经常对周扬的领导作风反唇相讥。 在来自全国不同地区的文艺界人士中，许多人还带着原有的小圈子的色彩，在延安就有以周扬为首的“鲁艺派”和以丁玲为首的“文抗派”两个摊子。1939年，周扬担任“鲁艺”副院长，实际主持鲁艺工作，在周扬的周围逐渐聚合了何其芳、周立波、陈荒煤、沙可夫、沙汀、刘白羽、林默涵、贺敬之等。1939年5月，经张闻天同意，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文抗”）成立，主要成员有丁玲、萧军、舒群、艾青、白朗、罗烽等。两个摊子互相排斥，势如水火，经常在延安打笔墨官司。1941年6月17至19日，周扬在《解放日报》发表《文学与生活漫谈》，他以领导者的口吻指责延安一些作家说：“他们写不出东西却把原因归之为没有肉吃。”8月1日，萧军、艾青、舒群、罗烽、白朗在争取到毛泽东的同意后，在延安“文抗”机关刊物《文艺月报》著文（此文寄给《解放日报》，但被退回），指斥周扬既“有自己的小厨房可以经常吃到肉”，却无端贬低其它人只知和首长闹平等争肉吃。萧军愤然写道：“到延安来的都不是为了来吃肉，是为了来革命；正如周扬到延安来不仅仅是为了当院长（鲁艺）、吃小厨房和出门有马骑……一样。”④ ①胡风：《一点回忆》，载《胡风晚年作品选》（南宁：漓江出版社，1987年），页81-82。 ②艾克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延安文艺运动》，载艾克恩编：《延安文艺回忆录》，页408-409。 ③艾克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延安文艺运动》，载艾克恩编：《延安文艺回忆录》，页408-409。 ④张毓茂：《萧军传》，页230-231。 在这些纷争的背后，实际上存在着两种创作思想的分歧。周扬称“鲁艺派”主张“歌颂光明”，而“文抗派”主张“暴露黑暗”。① ①参见周扬：《与赵浩生谈历史功过》，载《延安文艺回忆录》，页35、38。 延安文艺界的这些纷争似乎表明延安的文化人还生活在上海的亭子间里，一句话，延安的文艺界仍然沿着过去的轨道运行，在逐渐形成的毛的“新秩序”下，文艺界自成天地，俨然是一个世外桃源。 其实，文艺界的“不听话”并非有意与毛泽东的“新秩序”对抗，而是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残阳余韵和正旭日东升的毛主义的不协调而迸发出的火花。 “红色的三十年代”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和由对西方制度的怀疑、动摇而产生的幻灭感和深刻的精神危机，促使西方一部份知识分子将人类的前途寄托于斯大林进行的苏联共产主义试验上，因此，从三十年代初至1939年苏联参与瓜分波兰前，许多著名的知识分子纷纷向左转，而在向左转的知识分子中，情感丰富且对政治和社会生活变化最具敏感性的文学家又占有最大的比重。 和欧美作家从三十年代初才逐渐左倾有所不同的是，中国作家的向左转则早在二十年代后期就开始了。由于中国知识分子生存的环境比西方作家更加恶劣，左翼作家普遍将文学作为参与社会改造的特殊工具，赋予文学以巨大的社会批判的功用。作为中国险恶的政治和社会生态环境的产物，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左翼文学，一方面继承了五四新文学关照社会现实和直面人生的传统，另一方面又吸取了俄罗斯文学深厚的人道主义的精神，表现出强烈的社会批判性和激进化倾向。 中国左翼文学的另一特点是，左翼作家根少像他们的欧美同行那样以独立的个人形式向社会陈述自己的理念，而是结成比较紧密的集团，以集团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文学和政治主张。受逐渐斯大林化的苏联共产党文艺政策和领导方式的影响，中共在1928年后将很大的精力投放在组织以上海为中心的“普罗文学”运动上，并在1930年2月领导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文艺的集团化固然可以形成风潮，在吸引追随者方面发挥特殊作用，但也易于引发文艺家之间的纠纷和冲突。尽管瞿秋白、鲁迅、胡风、冯雪峰、周扬等以“左联”为依托，集合了大批的知识青年，使左翼文学的队伍越益壮大，但中国文艺界从此也就埋下了长期纷争的种子。 三十年代初、中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加剧了国内局势的动荡，加之俄式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广泛传播，中国左翼文学得到蓬勃的发展，蒋光赤、柔石、叶紫、萧军、萧红等一批作家迅速崛起，在他们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强烈的社会关怀，引起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广大下层知识分子的普遍共鸣。贫穷至极的生活和对国民党统治下社会现实的不满，将一批批青年吸引到左翼文学的行列中，促使他们走上用文学反抗社会的道路。 在三十年代的上海、北平等大都市中，创作具有社会批判内容的诗歌、小说、剧本成为知识青年和大中学生显示“革命精神”和自我价值的一种时尚。三两个朋友，凑一、两百元钱，就可以自费创办一份文学刊物，如果再将几篇作品结集印成小册子，一个作家或诗人也就诞生了。尽管国民党当局也曾颁布“图书审查条例”，但是国民党图书审查的重点对象只是鲁迅、胡风、茅盾、丁玲等少数著名作家，对活动在上海租界内和大中城市的一般作者，“图书审查条例”形同空文，几乎不产生作用。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家多如过江之鲫，文学青年则更是不可计数。 当然，作品有高下之分野，作家也有影响大小之区分。如果某一作品被鲁迅、巴金等主办的刊物选用，再经胡风、周扬等革命文艺理论家为之点评，那么，该作者从此就名声大震，顿时从一般文学家中脱颖而出，成为有影响的著名作家了。然而有此殊荣的作家毕竟不多，多数人尽管已出版了数本创作集和译著，但知名度并不高，除了作家周围的朋友圈子，一般读者是很少与闻的。 对于所有这些已出名或尚不出名的左翼文艺家，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现实是令人窒息和不堪忍受的，与此相映照的则是苏联小说中展现的和在自己头脑中存在的莫斯科的“光明天地”。正是左翼文学强烈的批判意识和对新社会的渴望，最终将大批左翼文艺家吸引至中国的莫斯科——延安。 对于理想主义和乌托邦新生活，赴延安的左翼文艺家并不陌生，除了早在书本上与之神交外，部份左翼作家在三十年代还亲身体验过。以作家碧野为例，出身贫穷而酷爱文学的碧野在三十年代初身无分文只身来到文化古都北平，就曾与十一个境况相近的青年组成了一个共产主义新村，寄住在潮州会馆。这些青年或写诗作文，或在北京大学旁听和去图书馆看书，过着极为贫困但却是“有衣同穿，有饭同吃”的生活。在他们的脑海里，延安正是这样一个和他们心目中景仰的、“克里姆林宫塔尖上的红星光芒”照耀下的苏联完全相似的理想国，在那块土地上，充满着社会正义的原则，人们个性自由，到处都可以“自由呼吸”。①所以不少左翼文艺家“到延安一进边区，就匍匐在地上亲吻土地”。②诗人柯仲平更直接将延安比作但丁《神曲》中的天堂。③ ①碧野：《人生的花与果》，载《新文学史料》，1992年第2期，页54-63。 ②参见周扬：《与赵浩生谈历史功过》，载《延安文艺回忆录》，页36。 ③参见王琳：《狂飘诗人柯仲平传》（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2年）页416。 从1937年到1939年，投奔延安的文化人，除了个别名气较大由延安指名调入的人之外，绝大多数为一般的左翼青年知识分子，只有少数人读过大学。这些名气不大的作家和艺术家，甫抵延安一身轻松，又是“自由呼吸”，又是“自由歌唱”，而中共为了发展实力，对来延安的文化人一度也做到“礼贤下士”，毛泽东更是真真假假，对延安文艺界取得的成绩满口称赞，甚至还和一些文艺家交上了“朋友”，于是文艺家们陶醉了。 这是一批“单纯到透明”的青年人，尽管延安缺吃少穿，物质生活极为艰苦，但是他们毫无怨言，只把延安视为中国的莫斯科。现在他们又传唱着这样一首苏联歌曲： 人们骄傲地称呼是同志， 它比一切尊称都光荣。 有这称呼各处都是家庭， 无非（分）人种黑白棕黄红。① 然而，毛泽东与延安文艺家的“蜜月”仅维持了两年。随着毛的政治地位日趋加强和延安等级差序制度的逐渐形成，以毛泽东和红军老干部为一方，与以赴延安左翼文艺家为另一方的矛盾就逐渐公开化了。 逐渐地，延安的文艺家对一些老干部和老红军的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看不顺眼了，许多青年文艺家竟发现原先心目中的英雄既无文化，更不懂马列主义理论，个别人开口“妈个×”，闭口“妈个×”，但却会摆“首长”的架势。于是他们开始拿起笔，批评起延安生活的阴暗面。 毛泽东和红军老干部对文艺家的不满则主要集中在文艺家的“无组织、无纪律”和个性的狂放不羁方面。1940年，丁玲在延安“文抗”主办的文学刊物《谷雨》上发表批评延安官僚主义的著名小说《在医院中》，毛泽东没有说什么，但已对丁玲严加注意。1942年2月17日，毛泽东、王稼祥等参观华君武等主办的《讽刺画展》，毛虽对画展有所称赞，但在约华君武谈话时却要求华君武在漫画创作上“要注意片面性”。毛并举华君武一幅发表在《解放日报》上谈植树的漫画，说“不要笼统说延河旁所有植的树都枯死了，应当说是那一段地点的树，植得不好”。② 如果说毛泽东对延安文化人的不满更多的集中在政治方面，那么一些老干部的不满则来自于对知识分子根深蒂固的怀疑和歧视。许多红军老干部从未进过城市，更长期生活在疑惧知识分子的环境中，③抗战之初，一经接触满口新名词、思想和生活习惯与己迥异的知识分子，虽觉新鲜，但为时不久，隔阂即生，生怕这些见过大世面的城里人瞧不起自己，于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之类的念头再度复活，重又退回到原先怀疑、恐惧知识分子的蜗牛壳。 ①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页5-6 ②参见《延安整风运动纪事》，页67；华君武：《延安的漫画活动》，载孙新元、尚德全编：《延安岁月——延安时期革命美术回忆录》（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页137-138。 ③仇视和乱杀知识分子最严重的是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及鄂豫皖、川北根据地。1937年进入延安中央党校的原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中，许多人明明识字，却硬伪装成文盲，惟恐因识字而遭清算，参见《成仿吾传》编写组编：《成仿吾传》（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年），页111。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还有一个轻蔑的称谓，叫作”白脚杆“。参见黄火青：《一个平凡共产党员的经历》，页126。 作为志在夺取天下的毛泽东，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自然有别于某些目光短浅的军中老干部（需要指出的是多数军中高级将领，如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罗荣桓、叶剑英、陈毅、徐向前、关向应等都十分重视、尊重知识分子，工人出身的关向应因嗜读鲁迅作品，有“小鲁迅”之称。对知识分子抱有偏狭态度的只是个别高级将领和军中中下级干部）。毛一方面需要文艺家，另一方面又恐驾驭不住文艺家，因而一段时间内，毛的态度摇摆不定，既投之以饵，间或鼓励抚慰一番，又从内心深处鄙视舞文弄墨、吹拉弹唱的文艺家，更厌恶于彼等目空一切、抗上犯下之狂态，故时不时对文艺家旁敲侧击一下。只是这群文艺家旧习难改，依然故我，因而毛在1942年后对文艺家越发讨厌。 据师哲回忆，一次他在陪毛泽东从杨家岭出来在延河滩散步时，正巧碰上一位作家，只见他手执拐杖不停飞舞，见到毛泽东打了个招呼，仍继续摆动手中的拐杖，遇到驮盐的毛驴队仍然如是。毛泽东极为气愤，向师哲道：“这是流氓行径，目中无人。……只是因为他认识几个方块字，就不把老百姓放在眼里，坐在人民的头上显威风……目空一切，摆臭架子！”①当年在延安文艺界人士中有用拐杖习惯的只有萧军、塞克等数人，他们又何尝能想到，被自己称为“知己”的毛泽东，对自己的冒失和莽撞会如此愤怒，竟然在师哲面前将其骂作“流氓”！ 更为严重的是，毛泽东对延安文艺界人士的反感又和对张闻天的不满掺和在一起，使毛和延安文化人的矛盾更趋复杂化。 张闻天是继瞿秋白之后中共党内对文艺问题有专门研究的极少数高级领导人。张闻天青年时代曾直接从事过文学创作，他具有比其它中共领袖丰富得多的文学素养和较高的艺术鉴赏力。抗战以来，张闻天作为中共文宣方面最高负责人，多次代表中共中央就文艺问题发表意见。但是张闻天在有关文艺的几个重要问题上的观点和毛泽东的看法并不一致。 关于新文化的性质问题。张闻天在1940年1月5日至7日作的《抗战以来中华民族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又称《文化政策》）的报告较毛泽东提前四天，对新文化的性质作了具体阐释。张闻天认为所谓新文化，它应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② 在这里，张闻天将“民主的”单独列出，表明他对新文化民主特性的重视。然而毛泽东在1940年1月9日作的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文化》（以后改名为《新民主主义论》）的报告却对此问题话焉不清。毛泽东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也是民主的”——毛泽东将“大众的”等同于“民主的”，是疏忽抑或是别具用心，人们不得而知。但显而易见，“大众的”决不能取代“民主的”，因为“大众的”既有专制愚昧的内容，也可有民主科学的内容，毛以“大众的”代替“民主的”，实际上是模糊了新文化民主的性质。 关于“大众化”、“中国化”的问题。张闻天早在1937年11月就初步接触到这个问题。1940年1月，张闻天针对延安文艺界已出现的孤立强调通俗化的倾向，明确指出“通俗化不是曲解新文化，使新文化庸俗化”。张闻天强调，“无论如何，现代文艺的各种形式比较中国旧文艺的形式是进步的”。③张闻天的上述言论是对在毛泽东鼓励下正在兴起的复归旧传统倾向的一次回击。 ①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237。 ②张闻天：《抗战以来中华民族新文化与今后任务》，载《张闻天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252-254。 ③引自程中原：《张闻天论稿》（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1990年），页346-347、349。 关于对知识分子的态度问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被毛泽东扣之以“对知识分子采取宗派主义极左态度”的张闻天等人，在对待文化人的工作方式、个性特点、生活习惯等方面都表现出充份的理解和尊重，其态度远较毛泽东温和。张闻天在1940年10月10日代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起草的《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指示》中，要求“纠正党内一部分同志轻视、厌恶、猜疑文化人的落后心理”。他指出：“爱好写作，要求写作，是文化人的特点”，“文化人的最大要求，及对文化人的最大鼓励，是他们的作品的发表”，因此，“应该用一切方法在精神上，物质上保障文化人写作的必要条件”，“应该在实际上保证他们写作的充分自由”。张闻天进而提出，为了“保证文化人有充分研究的自由与写作时间”，“（文化）团体内容不必要很严格的组织生活与很多的会议”。至于对作家的批评，“应采取严正的、批判的、但又是宽大的立场，力戒以政治口号与偏狭的公式去非难作者，尤其不应出以讥笑怒骂的态度”。①张闻天的上述较为开明的意见，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他的影响，以及三十年代初在上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时的经验。相比较于毛泽东，张闻天更熟悉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发展的历史。尽管张闻天不能彻底摆脱中共党内长期存在的反智主义传统的影响，但是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上，张闻天以及博古等人却比毛泽东多了一分宽容，而少了许多农民式的狭隘。②1943年，正是由于张闻天和博古的保护，才使1941年11月投奔延安的五四时期的著名诗人高长虹免遭中央社会部的逮捕。③而张闻天在有关党的文艺政策及对知识分子政策方面的所有意见，在整风运动期间都被毛泽东斥之为“自由主义”而遭到严厉的指责。④ ①《张闻天选集》，页290－293。 ②据在延安《解放日报》与博古同过事的丁玲、舒群等人的回忆，博古对待下属亲切随和，在《解放日报》文艺副刊遭到来自杨家岭方面的指责时，博古一般都率先承担责任，从不对下属横加指责。1942年4月初，当丁玲在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批判王实味的高干座谈会上遭到贺龙、曹轶欧等人猛烈攻击时，博古悄悄坐到了丁玲身旁，宽语安慰了丁玲。事隔四十年后，当丁玲回忆起当时情景时，还禁不住写下她对博古深深的感激。博古也保护过《解放日报》副刊编辑陈企霞。参见丁玲：《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载艾克思编：《延安文艺回忆录》，页62。另参见陈恭怀：《陈企霞传略》，载《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页181。 ③言行：《高长虹传略》，载《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4期，页198。 ④《关于延安对文化人的工作的经验介绍》（1943年4月22日党务广播），载《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2期，页188、138。 如果说1941年前，毛泽东因忙于应付内外形势和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尚无暇顾及文艺问题，对张闻天的一些与己不同的看法还能容忍的话，那么到了1942年，当毛已腾出手时，他就再也不能允许张闻天就文艺问题说三道四了。 于是，王实味事件的爆发就成了毛泽东整肃延安文艺界的最佳突破口。毛泽东决心利用这一“反面典型”，扩大战线，一并收拾延安所有的文化人，以求一劳永逸地解决文化界的所有问题，最终确立自己作为文艺界大法师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大银猫 · 发表于 28.12.2005 23:38:12

五延安文艺座谈会与毛泽东“党文化”观的形成 在中共党内，毛泽东是得到全党公认的首屈一指的学问大家。毛具有党内无人企及的极其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他不仅极其熟悉并爱好唐诗宋词、昭明文选、红楼、水浒、三国、野史稗记一类古典文学，同时也嗜读鲁迅杂文。然而毛对鲁迅之外的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却很少涉猎，一是兴趣不大，二是长年深居军中无机会阅读。毛对外国文学作品就知之更少。 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文艺理论”有两个来源，一是他的助手为他准备的列宁、斯大林有关文艺问题的部份论述，二是他在周扬、胡乔木等向他提供的三十年代中共领导上海左翼文艺活动的背景资料基础上所作的总结。 毛泽东在文艺方面的主要顾问是周扬和胡乔木这两个新朋友，而不是昔日的熟人冯雪峰。和张闻天、博古、杨尚昆等人完全不同，毛在1937年以前与上海左翼文艺界几乎毫无联系。1933年底，与鲁迅关系密切、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的冯雪峰从上海到达江西瑞金，毛泽东曾约见冯雪峰，两人进行过一番有关鲁迅的著名谈话。①但是，1933年底到1934年10月，正是毛泽东在政治上最为失意的时候，毛除了向冯雪峰打听鲁迅的情况，对上海左翼作家的活动并无很大兴趣，毛与担任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副校长的冯雪峰也很少接触，更谈不上彼此间已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在这个时期，中共文艺工作的元老、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教育部长的瞿秋白虽和毛泽东偶有接触，但彼此都是被冷落的人物，心境不佳，加之双方性格并不投合，因而也无雅兴讨论文艺问题。遵义会议后，面对繁重的军务与急剧变化的形势，毛泽东更是无暇顾及文艺问题。 长征结束后，毛泽东、张闻天等决定启用冯雪峰，让其秘密赴沪执行一项特殊任务，此时中共生存乃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文艺工作一时还排不上主要议事日程。1936年4月上旬，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指派冯雪峰携电台和活动经费秘密返回上海，临行前，周恩来、张闻天向冯雪峰交待的任务是，在上海建立电台，与沈钧儒等上海救国会领袖取得联系，重新恢复中共在上海的组织和情报系统，“附带管一管”左翼文化活动。② 1936年1月25日，冯雪峰抵沪，遵照张闻天的吩咐，第二天即移居鲁迅家中。出于特殊的谨慎，冯雪峰返沪后没有立即与以周扬、胡乔木为首的中共文委系统取得联系（冯雪峰相信陕北有关中共在沪地下组织已全部被国民党破坏的说法）。4月27日，冯雪峰与鲁迅、胡风商议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随即以鲁迅为一方，和以周扬为另一方的“两个口号”的论争正式爆发。 冯雪峰乃是一文化人，他虽衔重大使命来沪，但是冯的兴趣仍在他过去领导过的左翼文化方面。在他于1936年12月领导、组织了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后，冯雪峰就将有关中共组织与情报工作交由潘汉年等承担，他自己则将主要精力集中于文化界。 1937年1月冯雪峰返陕北向毛泽东等汇报后又折回上海，遵延安命将中共上海临时委员会全盘工作向刘晓作了移交。至此，冯雪峰的“中央代表”的身份即告结束。然而由于冯雪峰曾疏远周扬而与鲁迅、胡风关系密切，已触犯了周扬等人，激起了周扬等的极度不满，周扬等产生了被抛弃、冷落的深深不平感，并拒绝与冯雪峰见面。③ ①冯夏熊（冯雪峰之子）：《冯雪峰——一位坚韧不拔的作家》，载《回忆雪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页12-13。 ②有关这段历史事实有两项已得到互相证实的资料来源，一是冯雪峰在文革期间所写的“交待材料”：《有关1936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另一为张闻天的《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参见《雪峰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页506－507；另参见程中原：《张闻天论稿》，页492-493。 ③对于1936年4月下旬冯雪峰衔中共中央命来沪，没有先找周扬接头，而是住进鲁迅家一事，周扬甚至在1979年还为此耿耿于怀。参见《周扬关于现代文学的一次谈话》。载《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1期，页125。上海中共临时文委另一领导人夏衍在事隔五十年后也仍对冯雪峰当年的这一行动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参见夏衍：《懒寻旧梦录》，页313－315。 七七事变爆发后，周扬、艾思奇、何干之、王学文被指名调往延安，不久周扬被任命为边区教育厅长，旋又被任命为鲁迅艺术文学院副院长，实际主持鲁艺的工作（鲁艺院长为吴玉章，但他并不到院主事），这样就和毛泽东建立起工作上的联系。恰在这时，冯雪峰因与中共驻南京代表团负责人博古发生严重争执，一气之下竟向潘汉年请长假，于1937年12月返回家乡浙江义乌，脱离中共组织关系长达两年之久，至1939年下半年才由中共中央东南局恢复了组织关系。冯雪峰此举带来严重后果，毛泽东从此埋下了对其反感、厌恶的种子，而周扬则在延安与毛的关系日益接近，周扬的才干逐渐引起毛的注意。 周扬原名周起应，最早是以俄苏文学翻译家于三十年代中期在上海左翼文化界崭露头角的。自1933年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领导人瞿秋白、冯雪峰相继进入江西中央根据地后，周扬就成了左联和中共文委的领导人。1935年2月，周扬躲过了国民党对中共上海中央局的毁灭性大逮捕，与夏衍、胡乔木等组织了中共临时文委，团结了一百余名文化界的中共党员。但此时周扬领导的中共临时文委实际上已和长征中的中共中央毫无组织联系。在“左联”前期，周扬曾译过几本介绍苏联文学、音乐的读物，编译了《高尔基创作四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和周立波合译过一本介绍苏联大学生生活的长篇小说，但基本上没有自已创作的文学作品问世，因而曾被鲁迅讽刺为“空头文学家”。但是，周扬却因政治倾向的因素和对俄苏文学的爱好，对俄国十九世纪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学理论，以及苏联共产党文艺政策及日共文艺理论十分熟悉。1937年，周扬在上海生活书店出版了他最著名的译著《安娜·卡列尼娜》，加上他曾撰写过一些介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文章，因此当周扬赴延安时，除了翻译家的头衔外，他已获有“文艺理论家”的声誉。 周扬的“文艺理论家”的身份在延安得到重视。在1937年后前往延安的文化人中间，作家、诗人、艺术家比比皆是，但是“文艺理论家”却寥如晨星，尤其周扬还有前中共上海临时文委领导人的政治身份，所以周扬很快被委以重任。 1937—1940年，周扬紧密配合毛泽东对文艺工作的有关指示，经常在《解放》周刊、《新中华报》发表阐释文章。①由于周扬善于引述列宁、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言论为毛的论点作注脚，周扬逐渐赢得毛的信任，在1942年以前就成了毛在文艺方面的首席代言人。 ①例如周扬在1938年6月8日《解放》周刊上发表的《新的现实与文学上的新的任务》一文，较早提出作家的创作必须随着生活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应重视文艺的通俗化和大众化的问题。周扬的上述看法与毛泽东的看法完全合拍。参见《周扬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页246－247、251。 在周扬为确立自己在毛泽东那里的地位而努力奋斗时，周扬昔日的朋友胡乔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35—1937年胡乔木在沪活动期间，是躲在“左联”和“左翼社联”幕后活动的一个不十分引人注目的角色，虽然胡乔木并没有写出有较大影响的作品，但他却是1935年以后以周扬为首的中共上海临时文委的主要成员，与周扬有着密切的关系。1936—1937年，胡乔木经历了周扬与冯雪峰等的对立与冲突，是属于周扬派的主要成员，但胡乔木在“两个口号”论争中较少出头露面，因而没有引起外界的注意。1937年7月，胡乔木虽较周扬早几个月进入陕北，但长期被留置在安吴堡青训班，和在延安正日渐走红的周扬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但是到了1941年2月胡乔木调入毛泽东身边做政治秘书，情况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胡乔木的地位迅速超过了周扬。由于胡乔木对三十年代上海左翼文化活动的历史十分熟悉，他成了毛了解文艺问题的主要顾问之一（江青也起类似的作用），而胡对“左联”内部矛盾等问题的看法，十分自然地对毛泽东产生了影响。 1939年胡乔木调回延安，胡乔木与周扬在延安又有了经常接触的机会。此时胡乔木已较少以自己的名字公开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周扬则在精心研究如何运用列宁、斯大林有关文艺问题的论述为毛泽东构筑文艺理论。周扬集中精力翻译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试图从这位俄国革命文艺理论家那里发掘出“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信条。然而，周扬对毛作出的最大贡献无疑是他精心编选的马克思、列宁、斯大林、鲁迅等论文艺的语录。① 周扬、胡乔木对毛泽东的另一个重大帮助则是向他介绍有关“两个口号之争”。对于“两个口号”的争论，早在1937年1月冯雪峰返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时，毛泽东就有所了解。1937年9月后，周扬、艾思奇、王学文等抵达延安后，毛泽东又从另一方（“国防文学派”）那里详细了解了双方的观点及其有关背景。1938年5月，毛泽东还与“国防文学派”的重要人物徐懋庸作了详细交谈。从陈伯达处，毛更了解到既非周扬派，又非鲁迅、冯雪峰派的第三种看法。在周扬与鲁迅两种对立的观点间，尽管毛泽东较倾向于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而不大欣赏“国防文学”这个烙有王明印记的文学主张，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毛泽东毕竟不是文艺家，他根本无意拘泥于这种文人间的无谓的争论，毛所关心的是“国防文学”的口号确实有助于实现文艺家的抗日统一战线，而眼下帮助自己构筑文艺体系的正是这帮“国防文学派”。现在，提出“民族革命战争大众文学”口号的鲁迅已经作古，冯雪峰又目无组织私自离队，胡风虽然在国统区十分活跃，然此人既非中共党员，政治面目且十分可疑，毛泽东毫无必要为了已死的鲁迅而抛弃周扬。于是毛泽东一锤定音：两个口号无优劣之分，皆是革命口号。②毛泽东并在私下对周扬说，鲁迅也有“党八股”，③ 对周扬表示了充份的理解。 ①周扬翻译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论著《生活与美学》于1942年由延安新华书店出版，周扬选编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的部份内容自1942年始陆续刊载，1945年由延安解放社正式出版。 ②参见徐懋庸：《我和毛主席的一些接触》，载《徐懋庸回忆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页103－104。 ③《周扬关于现代文学的一次谈话》，载《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1期，页124。 对于鲁迅，毛泽东所持的是政治功利主义的态度。从读者的角度，毛固然惊叹、钦佩鲁迅对中国历史、社会和中国国民性的深刻认识和尖锐的剖析，毛也激赏鲁迅对三十年代左翼文艺家种种浅薄所作的无情的揭露和抨击。但是，毛泽东在阅读鲁迅作品时更多的是站在中共领袖的角度，从这个角度出发，鲁迅对于毛泽东有时就显得并不可爱。鲁迅蔑视一切权贵的个性和独立不羁的精神虽然可以与毛的精神世界形成沟通，但毛决不认为在延安也需发扬这种精神。至于鲁迅倡导的抨击时弊、揭露丑类的杂文形式，毛明确无误地表示，在共产党区域它已基本失去作用。有鉴于鲁迅对毛的价值及其局限性，毛迫切需要将鲁迅和鲁迅的遗产修改成适合于自己政治需要的样式：一方面，毛要利用鲁迅打击左翼文化人的“虚狂”，另一方面又要创作出鲁迅如何“服从共产党领导”的故事，以防止文化人援引鲁迅来反抗延安的新秩序。 正是基于这样的需要，毛泽东才看中了被鲁迅鄙视但对自己言听计从的周扬。与鲁迅有隙、生恐有人援鲁迅反对自己的周扬，对塑造毛氏版本的鲁迅新形象最为积极，周扬又因在上海左翼文化界党同伐异，树敌甚多，只会在延安的新环境下更猛烈地打击文艺界的“小资产阶级的作风”。于是被毛慧眼看中的周扬，就在胡乔木的暗助下摇身一变，成为毛氏鲁迅学最权威的解释者和统领延安文艺界的“领导同志”。 1942年春，毛泽东在胡乔木的协助下，分别召集了一批文艺界人士前来住处个别交谈。在被毛召见的文艺家中，既有属于周扬派的陈荒煤、何其芳、刘白羽，也有当时处于受压制状态的萧军、艾青等。经过一番“调查研究”，毛泽东认为将自己已成熟的文艺主张公之于众的时刻到来了。 1942年5月2日，有一百余人参加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正式开始，毛泽东发表了讲话。5月23日，毛又在座谈会上作总结性发言，是为有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此文几经修改，发表于次年10月19日的《解放日报》，毛泽东的这篇报告，标志着毛氏“党文化”观的正式形成。 毛氏“党文化”观直接师承斯大林，与具有极其强烈的政治功利性和反艺术美学的日丹诺夫主义一脉相承。作为有中国特征的“党文化”观，毛的文艺思想则较俄式的“党文化”观更加政治化，表现出更浓厚的反智色彩。 毛氏“党文化”观包含下列五个核心概念： 一、文艺是政治斗争的工具，革命文艺的最高目标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利用文艺的各种形式为党的政治目标服务。具体而言，中共领导的文艺的基本方向是“工农兵方向”，文艺家只能也必须以此方向作为自己的创作原则和创作内容。“创作自由”是资产阶级的虚伪口号，革命的文艺家应心甘情愿地做革命的“齿轮和螺丝钉”。 二、和工农兵相比，知识分子是最无知和最肮脏的，文艺家的主体意识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无稽之谈，因此知识分子必须永远接受“无产阶级”的改造。 三、人道主义、人性论是资产阶级文艺观的集中体现，革命文艺家必须与之坚决斗争和彻底决裂。绝不允许描写工农兵在反抗、斗争之外的任何属于非阶级意识的表现。 四、鲁迅的杂文时代已经过去，严禁暴露革命队伍中的阴暗面。 五、反对从五四新文化运动遗留下的文艺表现形式上的欧化倾向，文艺家是否利用“民族形式”并不仅仅是文艺表现的个别问题，而是属于政治立场和世界观的重大问题。 上述五个方面的内容，包括了从创作主体、文艺功能到创作题材和创作形式等文艺学的所有领域，构成了一个严密的党文化体系。从表面上看，毛氏党文化观竭力强调文艺的社会和政治功用，与中国文学中的“文以载道”的传统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文以载道”并不意味着可以取消文艺的审美功能，将文艺等同于试帖诗和八股文。毛泽东在这里将“文以载道”夸大到极端的地步，同时又吸取了明清颜习斋等鄙薄读书人的反智思想，结合斯大林主义，最终建立起具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中共官方文艺路线。一言以蔽之，毛氏文艺思想的实质是将文艺视为图解政治的宣传工具，将文艺家看成是以赎罪之身（身为知识分子的“原罪”）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的“战士”。 毛泽东极为看重文艺界对其《讲话》的反应。延安文艺座谈会一结束，周扬就立即担负起宣传、解释毛泽东党文艺观的新使命，从此延安文艺界的气氛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伴随这种变化，以周扬为核心的中共文艺统制体系也迅速得到确立，周扬终于成了名副其实、手执响鞭的“奴隶总管”。 1942年后，中共对文艺家的行政和思想控制进一步严密化，延安及各根据地文艺刊物、文艺团体被完全置于各级党委宣传部门和由周扬领导的官办文艺领导机构的领导之下，同人性质的文艺刊物已不复存在，所有的文艺家均被纳入各类行政组织之内。在延安的文艺家只有萧军不堪被日渐官僚化的体制所束缚，于1943年12月自我放逐，前往延安县川口区第六乡的刘庄，与妻子儿女劳动垦荒，过着几近穴居人的原始生活，半年后萧军全家返回延安，仍旧被纳入到行政组织之内。① 和苏联作家协会一样，由周扬领导的鲁艺和边区文协承担着许多与文艺无关的政治功能。延安鲁艺在1942年后与康生领导的中央社会部和各单位的审干肃反领导小组密切合作，在延安文艺界大挖“特务”，结果文艺家大多成为特务嫌疑和被“抢救”的对象。1943，年延安几乎全部的文艺界人士都被集中到中央党校第三部，在那里逐个接受严格的政治审查。 对于周扬来说，配合中央社会部在文艺界肃反固然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但是周扬要提高自己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主要还取决于他能否组织创作出一批体现毛氏党文化观的文艺作品。于是周扬将少数作家暂时调出中央党校第三部和鲁艺，住进设于桥儿沟的“创作之家”，②希望他们能够创造出体现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文艺作品。 被周扬挑选，获准进入“创作之家”这个“世外桃源”的作家大致分四类：最有希望和最有可能在近期内创作出符合毛泽东党文化观的作品，思想较为“纯正”的作家，如周而复、杨朔；思想虽未完全改造好，但具有特殊才能，可能创作出为党急需的文艺作品的非党文艺家，如塞克夫妇、艾青夫妇；少数资历较深，一时无法安置的重要作家，如从苏联返回延安的萧三；个别来自国统区且较具影响力，有可能返回重庆的非党作家，如高长虹。 住进“创作之家”的大多数作家，除了高长虹一人外，③都对能在急风暴雨的审干抢救高潮中被保护心存感激，他们中的一些人果然不负周扬的厚望，创作出最早一批体现毛氏党文化观的文艺作品，使周扬在毛泽东面前挣足了脸面，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①张毓茂：《萧军传》，页241-246。 ②延安“创作之家”名义上由中共中央西北局领导，西北局宣传部具体主管，但周扬作为西北局成员，实际上负责“创作之家”。 ③在“抢救运动”中，高长虹因直接向中共中央提意见，甚至要向斯大林提意见，被康生诬为青年党，幸而得到张闻天、博古的保护才未入狱，但高长虹很快从公众生活中消失了。参见言行：《高长虹传略》，载《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4期，页198。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后，毛泽东、胡乔木还加强了对周恩来领导下的重庆左翼文化界的干预。 自抗战爆发以来，周恩来在武汉、重庆团结了大批文艺界人士，在这些人中既有原属周扬系统的夏衍、田汉，又有与鲁迅关系密切的胡风，还有中立作家老舍、巴金等。对于老舍等非中共作家，周恩来十分尊重，即便对于思想一贯左倾的胡风，周恩来一般也不干预他的创作活动，相反，在胡风创办刊物遭遇困难时，还曾给予经济上的资助。①重庆《新华日里的副刊上，不时刊载胡风和与胡风关系密切的文艺家有关文艺理论的文章，这一切在1942年之前均未受到延安的非议。 但是到了1943年，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毛泽东、胡乔木在已完全掌握了延安的文宣机构后，将手掌伸向了周恩来领导的《新华日报》。延安对《新华日报》和重庆几家有中共背景的刊物上发表的乔冠华、舒芜等几篇烙有胡风“主观战斗精神”的文章十分不满，指责《新华日报》“发表了许多自作聪明错误百出的东西，如XX论民族形式，XXX论生命力，XXX论深刻等”。②显然，在毛泽东、胡乔木的眼中，《新华日报》等以工作环境特殊为借口，提倡感性生活，强调作家的主体意识，实际上是在宣传与毛氏“党文化”观完全对立的“资产阶级”文艺主张。 为了彻底纠正《新华日报》的自由主义倾向，1944—1945年，毛泽东、胡乔木特派几位已经“改造好”了的周扬手下的重要干部林默涵、何其芳、刘白羽、周而复、袁水拍等从延安前往重庆，宣传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重庆的左翼文化界人士进行知识分子必须加强思想改造的现身说法式的训导。然而对于何其芳等人的训导，除了郭沫若等极少数人之外，重庆大多数左翼文艺家都以沉默相对，只有胡风一人公开表示了少许的疑问和保留，而冯雪峰则十分不以为然。③然而胡风、冯雪峰并不知道，延安方面早已在密切注意着他们对毛氏党文化观的任何反应，为他们以及其它国统区的作家建立了一本“功过簿”，以待日后进行总清算。④ ① 1943年，胡风从桂林回到重庆，为续办《七月》重新登记事向周恩来求援，周一口答应，开给胡风一张三万元保证金的支票。1945年春胡风主编的《希望》正式出版。参见胡风：《再返重庆》（之二），载《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1期，页34；另参见胡风：《关于<七月>和<希望>的答问》，载《胡风晚年作品选》，页122。 ②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卷（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页89。1943年12月16日，董必武在《关于检查<新华日报>、<群众>、<中原>刊物错误的问题致周恩来中宣部电》中表示已“依据中宣部指示对于怀（即乔冠华）观点作进一步检查”。见《中华儿女》，1992年第2期；另参见《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卷，页139-140。 ③1944年3月18—19日，胡风参加了由冯乃超主持召开的重庆左翼文艺界人士学习毛泽东《讲话》的座谈会，胡风在发言中强调左翼作家在国统区的任务是与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和“反动文艺”作斗争，而不是“培养工农兵作家”，胡风也未谈思想改造的问题。不久，何其芳又向重庆左翼作家介绍延安思想改造运动，引起与会者的强烈反感，“会后就有人说：好快，他已经改造好了，就跑来改造我们！连冯雪峰后来都气愤地说：‘他妈的！我们革命的时候他在哪里？’”参见胡风：《再返重庆》（之二），载《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1期，页35；另参见李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9年），页50－52。 ④何其芳等回延安后，向毛泽东汇报了去重庆传达《讲话》的情况。胡风写于1945年初的论文《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长期以来被认为是胡风反对毛泽东《讲话》的“罪证”。胡风在这篇文章里不指名地批评了将“思想改造”庸俗化为“善男信女式的忏悔”的倾向。1948年中共果然在香港组织了对胡风的第一次大规模批判。冯雪峰则在1945—1946年发表了《论艺术力及其它》、《论民主革命的文艺活动》、《题外的话》等一系列文章，系统地抨击了正甚嚣尘上的文艺机械论和公式主义。冯雪峰尖锐指出：“研究或评价具体作品，用什么抽象的‘政治性’、‘艺术性’的代数学式的说法，也说是甚么都弄糟了。如果这样地去指导创作，则更坏。”冯雪峰的上述看法，在当时就被认为是“反对毛泽东的”。参见陈涌：《关于雪峰文艺思想的几件事》，载《回忆雪峰》，页216。1946年6月10日至11日，何其芳在《解放日报》连载《关于现实主义》一文，抨击画室（即冯雪峰）对毛《讲话》的态度。冯雪峰对毛泽东的《讲话》的态度直接影响到1949年后他的政治前途。1954年12月31 日，毛泽东将冯雪峰的诗和政治寓言《火》和《火狱》批转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陈伯达、胡乔木等人传阅，明显表明对冯雪峰的严重不满。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页644。1957年8月27日，冯雪峰被正式宣布是“三十年一贯的反党分子”，并被冠以“右派”帽子。 如果说，在重庆和大后方的左翼作家，在1942年后为自己所受到的毛氏“党文化”的压力而感到困惑，那么他们所承受的压力也就是这么一些，他们毕竟还未失去创作上的自由，而在延安的文艺家则面临着迫在眉睫的选择：或者走王实味自我毁灭的道路，或者走何其芳抛弃旧我、追求“新生”的自新之道。延安的文艺家在经历了最初的震撼后，纷纷开始“脱胎换骨”。 丁玲也许是延安文艺家中最早“脱出”的一个。在1942年4月初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关于王实味、丁玲问题的高干学习会议后，丁玲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丁玲在6月11日中央研究院召开的王实味思想批判座谈会上，一方面斥骂王实味“卑劣、小气、反复无常、复杂而阴暗”，号召“反对一切对王实味还可能有的小资产阶级温情，人道主义，失去原则的，抽象的，自以为是的‘正义感’”，另一方面又自恼自责，称自己的《三八节有感》“是篇坏文章”，要求那些同情她遭遇的读者“读文件去吧”。①为了摆脱与王实味的牵连，丁玲在1942年10月19日延安纪念鲁迅的大会上，还极不礼貌地对待在王实味问题上仗义直言的萧军，声称中共的朋友遍天下，丢掉箫军不过是九牛一毛。② 其实在丁玲“布尔什维克的战斗性”的背后掩藏着很深的痛苦，几十年后，她自称《三八节有感》使她“受几十年的苦楚”，给她带来一生的灾难，因而不敢随意为文，生恐“又自找麻烦，遗祸后代”！③但是在1942年，丁玲却心甘情愿地接受胡乔木、周扬的指导，按照他们解释的毛泽东的“党文化”观，创作出一篇又一篇的符合党的路线的作品。④于是丁玲暂时成了一名“毛泽东的文艺战士”。 ①丁玲：《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1942年6月11日），载《丁玲集外文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页134-137。 ②参见王德芬：《安息吧，萧军老伴！》，载《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2期，页108。 ③《丁玲日记》，1978年10月8日，载《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3期，页15。 ④例如丁玲写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就得到胡乔木的直接“指导”。1948年6月，丁玲将刚刚完稿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誊抄复写件面交已迁居于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的胡乔木，请胡审读。1948年7月，胡乔木、萧三、艾思奇等在传阅小说稿后一致认定，“这是一本最早的最好的表现了中国农村阶级斗争的书”。胡乔木立即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认为写得好，个别地方修改一下就可以发表。胡乔木随即打电报给已在大连准备赴苏联、匈牙利访问的丁玲，传达修改意见。丁玲随即奉命对原稿作了修改。9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党中央的直接关心下”赶印出来。丁玲终于带上这部小说于1948年11月9日离开哈尔滨出国。参见龚明德：《<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版本变迁》，载《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1期，页121-122。 然而懦弱乖巧的丁玲何尝料到，十多年后她又跌入几乎和王实味一样悲惨的深渊。所不同的是，这一次丁玲没被处死，而是被送到了北大荒，文革爆发后又被关押进秦城监狱。

大银猫 · 发表于 28.12.2005 23:39:16

第十章革命在深入：宣传和干部教育系统的重建 　 一重建“党的喉舌”：延安《解放日报》的整风 在中共的政治—组织构成中，党的意识形态宣传部门一直占据极其重要的位置。意识形态宣传对于中共之重要，不仅在于它可为党的政治、军事等一切实践提供全套的解释，使中共全部活动奠定在学理和道德基础之上，而且还可以被党的领袖运用作为对付党内政敌的有力工具。正因如此，三十年代末之后，毛泽东一直在为控制中共意识形态部门而奋斗。 由于在当时及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报刊在中共意识形态宣传系统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毛泽东对中共报刊寄予了最大的关注。1941—1942年，毛泽东依靠坚强的组织机构：中央高级学习组——中央总学委全面占领中共舆论阵地，最终将其置放于自己的绝对控制之下，——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的改版就是毛泽东这一战略行动的重要组成部份。毛泽东改组《解放日报》是为推动全面整风而精心策划的一个攻坚战，此举标志着从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开始的毛个人控制舆论工具过程的最后完成。 六届六中全会后，虽然毛泽东已在制定中共文宣政策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他对文宣部门的控制尚未达到绝对化的程度，中共文宣部门尚留有一些国际派人物在主持工作，对毛仍存有一定的制约，因此毛对中共文宣系统还是左右看不顺眼。 首先，毛泽东对由博古担任主任的中央党报委员会抱着根不信任的态度。中央党报委员会是一个在中共历史上存在很长时间的组织，它的主要职责是代表中央政治局领导、监督中共所有报刊的言论活动。自三十年代初期以来，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一职长期由张闻天担任，1938年后博古虽继任此职，但由于博古留在重庆南方局工作，中央党报委员会实际上仍由张闻天掌握，直到1940年11月博古返回延安，中央党报委员会才由博古真正负责。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延安的报刊开始把毛的言论及活动置于突出的地位，但对毛泽东也就做到这一步为止。在张闻天、博古的安排下，毛泽东只是比较突出的一名政治局委员而已，为了体现集体领导的原则，延安的各种报刊仍然大量刊登张闻天、王明、凯丰等人的理论文章。这种舆论导向使广大党员无从减退对王明等人的崇仰，也无从增添对毛泽东的认识。对于这种局面，毛泽东虽然气愤，但一时也无可奈何，毕竟毛当时还不便主动提示别人来歌颂自己，然而毛泽东执意搬去张闻天、博古这两块石头的决心却已下定了。 毛泽东的另一个不满对象是由王明、周恩来直接领导的《新华日报》。《新华日报》作为中共机关报，于1938年1月11日创刊于武汉，以后随中共代表团迁至重庆，是唯一不受毛直接控制的中共重要报刊，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实际上起着中共中央机关报的作用。对于《新华日报》的中央机关报性质，在1938年的中共党内是无人会公开提出疑问的，事实上延安也予以默认。1938 年4月2日，中共长江局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各地方党委发出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各地方支部订阅《新华日报》，并且在党的会议上讨论《新华日报》上发表的社论和中央负责同志的文章。① ①《中共中央关于党报问题给地方党的指示》（1938年4月2日），载《群众》，第1卷，第22期。 在技术方面，《新华日报》也无可争辩地处在所有中共报刊的首位。《新华日报》的采编人员大多为著名的中共文化人，王明、周恩来甚至还邀请了中间派人士陆诒参加《新华日报》工作。和大型日报《新华日报》相比，延安的周二报《新中华报》只是一张小报，很不符合中央机关报的身份。 1938年7月初，王明指示《新华日报》暂不刊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引起毛泽东的极大愤怒，尽管不久王明、周恩来即指令长江局以“新群丛书”第十五种的形式另出了《论持久战》单行本，但这并没有消弥毛对王明、周恩来等的怨愤。1939年5月17日，毛泽东抓住周恩来同意《新华日报》暂时停刊、参加国民党提出的《联合版》一事，严厉指责周恩来“你们未征求中央书记处意见，即同意停版，实属政治上一大疏忽。”① 在毛泽东眼中，《新华日报》不仅成了王明、周恩来用之于和延安分庭抗礼的工具，更成了“第二政治局”指导全党，对外代表中共的舆论喉舌，实属不能容忍。②尽管毛泽东对《新华日报》强烈不满，但是对于国统区这唯—一份中共公开发行的报纸，毛当时尚无法直接支配。同时，毛也相信，如果能促使周恩来改变观念，并对《新华日报》施加毛个人的影响，使之在政治和思想上改弦易辙，《新华日报》自有其继续存在下去的必要，只是《新华日报》作为中共唯一机关报的地位必须改变。 1941年春，毛泽东整肃中共新闻机构的措施相继出台。第一步。毛泽东以“技术条件的限制”为由，提议暂时裁并延安的大部份党刊。财政困难固然是事实，但毛的着眼点却并不在此，因为遭受裁撤的刊物在经济形势好转以后并没有恢复。裁并结果是，由张闻天主编的《解放》周刊、《共产党人》等一批报刊纷纷关门大吉。③中央党报委员会名存实亡，几乎不再有党刊党报需要管理。 毛泽东的第二个行动，则是在1941年5月15日宣布将《新中华报》和新华社内部刊物《今日新闻》合并，于次日正式创办大型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毛并通知全党：今后中共“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宣达”。④ ①1939年5月3日至4日，重庆遭日本飞机轮番轰炸，十多家报馆均遭破坏，国民党当局以疏散为借口下令重庆各报停刊，共出一张《联合版》。为了维持统一战线的大局，周恩来说服《新华日报》社内部持反对意见的同事，接受了重庆当局出版《联合版》的指令，但周恩来向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叶楚伧申明，一俟将有定所，即恢复出刊《新华日报》，然而此事却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参见《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卷，页89；另参见韩辛茹：《新华日报史1938—1947》，上（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年），页92-94。 ②1938年12月12日，王明在由重庆返回延安途中抵达西安，12月19日给《新华日报》主编潘梓年以及吴克坚、华岗写信，表达他对报社工作的关心，而代表南方局领导《新华日报》的凯丰也曾于1938年12月15日、1939年2月14 日给王明写信，向他汇报《新华日报》情况。1939年9月至10月，王明赴渝参加国民参政会期间，多次在《新华日报》社作报告，9月29日，王明在重庆南方局作《目前国内外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在发表时改为《目前国内外形势与参政会第四次大会的成绩》，并注为“9月20日在《新华日报》工作人员会上的报告”，发表于《解放》周刊总89期（1939年11月7日），其中把“党的任务”部份全部删除（王明作报告的时间是《解放》周刊有意变动的，其目的是为了迷惑国民党）。以上情况一方面说明1938年后王明对南方局和《新华日报》仍有一定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表明延安并不乐意看到王明就全党范围的问题发表看法。 ③1941年3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调整刊物问题的决定》，决定《中国妇女》、《中国青年》、《中国工人》自1941年4月起暂时停刊，四个月后恢复。1941年6月15日，复宣布中共中央政治理论刊物——《解放》周刊停刊，1941年8月，《共产党人》停刊，以上刊物以后均未复刊。 ④毛泽东：《关于出版<解放日报>和改进新华社工作的通知》（1941年5月15日），载《毛泽东新闻文选》，页54。 创办《解放日报》是毛泽东在统一中共全党宣传舆论机构方面获得的一项重大进展。毛对《解放日报》倾注了强烈的关心，他亲自为该报撰写了《发刊词》，然而时隔不久，《解放日报》的表现就令毛大失所望。毛发现该报在言论方面与已经停刊的延安党刊并无任何实质区别。毛泽东选择博古担任《解放日报》社长兼新华社负责人，虽属是对博古的降级使用，但也是对曾担任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的博古的一项安抚。毛相信，在他本人的鼻子底下，博古绝不敢违抗自己的旨意，《解放日报》将忠实贯彻自己的意志。可是情况却非毛泽东设想的那般顺利，博古与该报主编、另一国际派人物杨松配合默契，竟将《解放日报》办成了苏联《真理报》的中国版！ 《解放日报》创刊后不久，苏德战争爆发，此事自是延安共产党员关心的头等大事，于是博古、杨松等在报纸上以最显著的地位突出报道苏德战争和苏联红军抵抗入侵德军的战况，有关国际问题的新闻、社论和文章在报纸版面上占了压倒优势，而对中共及其军队及陕甘宁边区的报道，一时则数量相对较少，位置也不显著。毛泽东对《解放日报》直接使用外国通讯社的电讯稿极为恼火，认为这种“有闻必录，不加改写”，将外电直接捅上报纸的方法，使读者看不出党对某一国际国内重大事件的立场和倾向性，是在为别人做“义务宣传员”。① 《解放日报》对有关毛泽东个人活动及整风运动的宣传，也令毛泽东强烈不满。《解放日报》创刊后，毛几乎不加任何掩饰地要求杨松在报上突出宣传自己，他开导杨松：“讲中国历史，要多讲现代，少讲古代，特别是遵义会议以后党如何挽救危局，要多加宣传，让大家知道正确路线是怎样把革命引向胜利的。”② 但博古、杨松领导的《解放日报》却对毛的这番话置若罔闻，未将有关他的活动置于特别重要的地位。《解放日报》只是在第三版右下角以三栏题报道了毛泽东于2月1日在中央党校作整顿三风报告的消息，遂被毛看成是对他个人权威严重的藐视。于是，毛就认为博古领导下的《解放日报》对整风运动的宣传，既无广度，更无深度。 对《解放日报》经常刊载张闻天、吴亮平等人所撰写的谈论马列和宣传苏联的“又臭又长”的文章，毛泽东更是感到难以容忍。1941年5月16日《解放日报》创刊号上就刊登了戈宝权译的苏联作家爱伦堡的《另一个法国》。张闻天等人除了自己在报上发表文章，还指使马列学院的干部从苏联一些理论刊物翻译大块文章，然后移植于《解放日报》，致使本来版面就紧张的《解放日报》充斥大量“洋八股”，显得更加“贫乏无味”，“面目可憎”。（1941年5月16日至9月15日，《解放日报》只出版两个版面。） 凡此种种，都成了毛泽东决心整肃《解放日报》的理由。毛多次尖锐批评《解放日报》，强调：我们在中国办报，在根据地办报，应该以宣传我党的政策、八路军新四军和边区根据地为主。③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中共中央决定《解放日报》进行改版，并把此事作为延安整风运动的一部份。 ①参见《<解放日报史>大纲》，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新闻研究资料》，第17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页12。另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449。 ②杜青（杨松遗孀）：《回忆杨松同志》，载《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5 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192。 ③参见《<解放日报史>大纲》，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新闻研究资料》，第17期，页13。 1942年2月，毛泽东整肃《解放日报》的行动正式开始。他亲自调派陆定一进入《解放日报》社，在暂时维持报社领导班子的情况下，陆定一成了凌驾于博古之上、事实上的《解放日报》最高负责人。 1942年3月16日，中宣部发出《为改进党报的通知》，要求中共各地组织“根据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的号召，来检查和改造报纸”。 1942年3月31日，毛泽东又亲自主持《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在会上鼓励与会的七十多人对《解放日报》的缺点展开批评。 4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致读者》，宣布“从今天起，报纸的版面加以彻底的改革”，“要使《解放日报》能够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 至此，《解放日报》完全被纳入毛泽东的直接控制之下。 平心而论，毛泽东对《解放日报》的批评有一些是符合事实的，但由于毛批评的出发点是为着巩固个人对报纸的控制，因此毛的批评在许多方面又是夸大其辞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即以令毛泽东极为不满的为外国通讯社做“义务通讯员”一事而论，毛的批评也是有欠公允的。《解放日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弥漫全球之际，突出报道苏德战争和美英盟军反法西斯战场的战况，不仅完全符合读者的阅读需要，而且是抗战期间持爱国立场的任何一家严肃报纸都必须履行的职责。 对毛泽东个人活动的报道保持一定的适度，这与当时毛在党内的地位有关。从中共组织原则上讲，毛仍是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一名成员，并不是名正言顺的“总书记”，“多宣传集体，少宣传个人”的集体领导原则至少是毛泽东表面上也赞同的。 《解放日报》大量刊载“洋八股”也是事出有因，概因毛泽东本人在1938 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号召全党开展学习马列的运动，才引燃了这场火。至于国际派借机“掉书袋”，那是另外一回事，因为毛泽东的鼓动客观上为他们的卖弄提供了机会。张闻天等人只是在奉命办事的过程中顺带一些私货借以自炫罢了。 其实，在延安日益低迷的政治高压下，博古、杨松为办好《解放日报》一直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尤其是杨松，几乎达到披肝沥胆、呕心沥血的地步，生怕工作中稍有失误引致毛的不满，使自己本来就黯淡的政治前途更加险恶。 杨松原名吴绍镒，曾用过吴平、瓦西里、戈里等化名，湖北黄安（现大悟县）人，是一位与毛泽东毫无历史与工作渊源的老共产党员。杨松自1927年1月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长期留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与王明有密切的关系。1931—1933年，杨松被调入苏联远东海参崴任太平洋职工会中国部主任，从事华工教育及搜集日本情报的特殊工作。1933年夏秋，杨松又被调驻莫斯科赤色职工国际东方部。1934至1935年，杨松奉王明命令，多次代表共产国际，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潜入被日本占领的东北，向中共领导的东北抗联游击队传达指示，协调东北抗联内部关系。杨松还多次保护即将遭判刑和流放的被调入苏联接受审查的东北抗联干部，使之免遭康生的荼毒，曾结怨于康生，受到党内警告处分。①杨松并因长期在极其艰苦的东北地下环境中从事秘密工作而患上严重的肺结核。 1938年2月，杨松辗转来到延安，在张闻天领导下做理论宣传工作，曾任中宣部秘书长兼宣传科长，并在马列学院讲授“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解放日报》创刊后，博古、杨松有意将《解放日报》办成像《真理报》、《大公报》、《新华日报》那样具有广泛影响的权威报纸，他学习《真理报》、《大公报》重视社评、每日一篇社论见报的模式，在博古的要求下，也坚持每天亲自撰写社论一篇。由于写作任务繁重，工作环境极差，杨松已痊愈的肺结核再度复发，但杨松仍奋力带病工作。 博古、杨松虽然对毛泽东发动整风的意图有所疑虑，但在报社工作中却不敢稍有怠慢。②杨松更是极其谨慎，每天从社论到消息报道都逐字逐句的仔细检查，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③ ①李范五：《回忆杨松同志》，载《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5卷，页187。 ②丁玲回忆道，博古主持《解放日报》给她的印象是“极为审慎”，博古曾告诫她，不能把《解放日报》文艺栏办成“报屁股”、“甜点心”，也不能搞成《轻骑队》。黎辛说，博古强调“自由主义不能在报纸上存在”，“报纸不能闹独立性，一个字也不能闹独立性”。参见丁玲：《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载艾克恩编：《延安文艺回忆录》，页57；黎辛：《丁玲和延安<解放日报>文艺栏》，载《新文学史料》，1994年第4 期，页59。 ③毛泽东于1941年5月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演说后，杨松就已预感到自己将面临被淘汰的命运，他对昔日的同事张仲实说：“我对于外国的事情还可谈几句，对于本国情形的确一点都不熟悉。今后我要下定决心，把自己改造一下，不然对党实在没什幺用处。”参见张仲实：《悼杨松同志》，载《解放日报》，1942年11月27日。 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开始后，《解放日报》紧紧跟上毛泽东的步伐，频频发表反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杜论和专论。9月2日，《解放日报》发表《反对学习中的教条主义》的社论；9月16日，《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政治秘书胡乔木的文章《为什么要向主观主义宣布坚决无情的战争》；10月14日又发表艾思奇的《主观主义来源》一文，提出主观主义具有书本教条主义与狭隘经验主义两种基本形态，将毛发动整风意欲整肃的两种对象正式揭示出来。 尽管《解放日报》对整风宣传尽心尽力，但博古、杨松再努力也是白费劲。1942年2月，奉毛泽东命接管《解放日报》的陆定一甫抵清凉山（延安《解放日报》所在地）就拿杨松开刀祭旗。陆定一等批评《解放日报》每日撰写社论是虚应故事，徒费劳力，杨放之等人甚至指斥杨松“粗制滥造”。① 陆定一等的行动并非就事论事，而是以社论事为突破口，谋求一举改组《解放日报》。 ①杨放之又名吴敏，1937年抗战爆发从国民党监狱释放后，即参加创办《新华日报》的工作，是《新华日报》最早的编委会成员之一。他完全清楚《新华日报》自创办至1941年初每天必发社论的传统，只是因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国共关系严重恶化，《新华日报》才改而决定不再每天发表社论。但是杨放之在1941年调入延安《解放日报》后，迅速站到了陆定一一边，成了反对《解放日报》每天发表社论的主要人物。参见杨放之：《<解放日报>改版与延安整风》，载《新闻研究资料》，第18期，页3。 不言而喻，博古、杨松决非是有毛作后盾的陆定一的对手，陆定一的意见最后被采纳，《解放日报》很快取消了一日一篇社论见报的惯例。1942年8月15日，陆定一正式取代了杨松，担任了《解放日报》主编。而杨松则在抑郁中于1942年11月23日病故。

大银猫 · 发表于 28.12.2005 23:40:52

二陆定一、胡乔木与“毛氏新闻学”原则的确立 改版后的《解放日报》仍由博古任社长，但他在很大程度上已属挂名。尽管博古仍在报社继续负一些具体事情的领导责任，然而《解放日报》的实权已在主编陆定一和中宣部代部长胡乔木的手中。 《解放日报》在陆定一和胡乔木的具体领导下，积极贯彻毛泽东的有关指示，从报道内容和版面设计等一系列环节，对原《解放日报》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造，逐渐确立了一些基本原则，从而建构了“毛氏新闻学”的框架。 “毛泽东新闻学”最显著的特征是将政治功利性视为新闻学的本质，而否认新闻具有超阶级性属性的观点。毛泽东早年对新闻学就有强烈兴趣，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听过民国初年新闻大家邵飘萍的演讲，曾参加北大学生社团“新闻学会”的活动，以后也曾创办《湘江评论》，并一度担任过大革命时期国民党中宣部刊物《政治周报》的主笔。但是，身受五四“自由办报”思潮之惠的毛泽东，并未接受自由主义新闻学的观点，尽管毛泽东一贯喜好阅读政治倾向性较为中立的《大公报》、《申报》等报刊，然而他始终将自己的阅读偏好与出于政治功利而对中共新闻宣传工作的要求划分得一清二楚：毛要了解一切公开的和内幕的新闻，而中共一般干部和普通百姓只需知道党要他们知道的那部份新闻。 毛泽东的这种政治功利主义的新闻观正是通过陆定一和胡乔木的解释，最早在延安《解放日报》体现出来的，它以五个核心原则为中心，包含了一系列互相联系的概念： 一、“党性第一”的原则。 毛泽东、陆定—、胡乔木认为，任何报纸都是一定阶级的政治斗争的工具，世界上绝不存在超阶级的客观报道，中共创办的报纸无可争议的应是反映党的政治路线的党报。由于共产党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党报不仅应是“党的教科书”，而且也是“人民的教科书”。为了不使人民失望——胡乔木说“人民的希望就是读教科书”，中共应把党报办成像“章章都好”的《联共党史》那样，使人民能“读一辈子”。①为此，党报“要在自己一切篇幅上，在每篇论文，每条通讯，每个消息……中都能贯彻党的观点，党的见解”。② 举凡一切评论、消息、照片都必须以是否符合党的利益为标准而加以取舍和编排，并以党的立场来判断一切。党报绝不是“有闻必录”、单纯报道消息的新闻纸，而是为了实现党的任务而奋斗的宣传工具，为了保证党报的性质，必须将党报置于党的领导机关的绝对领导之下。 二、反对“虚假真实性”的原则。 陆走一等提出一个有名的的口号：“把尊重事实与革命立场结合起来”。③虽然从字面上，陆定一也强调新闻必须完全真实，然而这个“事实”必须置于“革命立场”的统帅之下。于是，陆定一等从列宁那儿引进了“两种真实性”的观点：一种是所谓“本质真实性”，即代表了历史发展方向的事实，尽管它尚处于萌芽状态或尚未发生，但从本质上讲它却是真实的；相反，“虚假真实性”只反映事物的“表象”和“假象”，而不反映事物的本质，因此它必定是不真实的。如果以为它是新近发生的事实，“把个别现象夸大成为整体现象”而加以报道，那就必然会犯“客观主义”和“自由主义”的错误，而无产阶级的“真实性”和“客观主义”、“自由主义”是截然对立的。④ 三、“新闻的快慢必须以党的利益为准则”。 “抢新闻”是“资产阶级新闻学”的恶劣表现，正确的“无产阶级新闻观”将发布新闻的快慢完全服从于党的需要，“该快的快”，“该慢的慢”，“有的压一下才发表，有的压下来不发表”。总之，一切必须听命于党的领导机关和最高领袖，绝不允许报纸和记者有丝毫的“独立性”和“自由主义”。 四、运用报纸指导运动的原则。 党的领导机关必须善于“利用”报纸，⑤尤其要学会运用报纸指导政治运动，在运动初起和达到高潮的一段期间内，集中报道，形成宣传规模，用以教育干部和群众，震慑和打击敌人。 ①胡乔木：《报纸是人民的教科书》，载《解放日报》，1943年1月26日。九十年代初，胡乔木将此篇文章改名为《报纸是教科书》，收入《胡乔木文集》，对为何改名，胡未作任何说明。参见《胡乔木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303。 ②《致读者》，载《解放日报》，1942年4月1日。 ③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载《解放日报》，1943年9月1日。 ④参见《给党报的记者和通讯员》，载《解放日报》，1942年11月17日。 ⑤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3月31日），载《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页90。 五、新闻保密和分层次阅读的原则。 抗战前，《红色中华》报和以后改名的《新中华报》便开始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的电讯，一部份在报纸上发表，一部份编印《参考消息》，每天印五十至六十份，供中共中央各部门负责人阅读。《解放日报》改刊后，正式出刊了供领导干部阅读的《参考消息》，阅读范围较前有一些扩大。 出版《参考消息》的指导思想在于进一步明确新闻保密和分层次阅读的原则。因为群众有左、中、右的划分，党员干部中也有左、中、右之区别。既然人之有区别，在“知”的权利上就不能不反对“绝对平均主义”。中低级党员干部的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不足以抗御国内外新闻报刊散布的“毒素”的侵袭，因此只有久经考验的少数高级干部才有资格被告知某些重要的新闻消息，干部级别越高，阅读限制就越小，由此逐级而递减。至于一般普通老百姓，为了保证他们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纯洁性，就没有必要让他们知道党报以外的其它消息了。当然，党员和群众还是有区别的，即便是普通党员，组织上也会给其比普通百姓多一些的信息，这主要通过阅读党内读物、听上级的传达报告来体现，以显示党员在“知”的方面所享有的特殊权利。只是一般党员“知”的权利和高级干部相比，早已不能以道里计。 实际上，毛泽东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与王明、博古等并无实质性的分歧，追根溯源，毛泽东与王明、博古一样，师承的都是列宁—斯大林的新闻理论，只是毛泽东比王明、博古更加党化、更加斯大林主义化，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超过了斯大林。与毛相比，或许博古所受的五四影响稍大一些。早在1925—1926年，博古就曾在其家乡无锡和上海主编过一份影响颇广的政治刊物《无锡评论》。①1941年5月，博古将边区最有名的女作家丁玲调入《解放日报》，放手让其主持文艺栏，正是由于博古的宽容，丁玲才有可能在1942年的《解放日报》上推出王实味、丁玲本人以及萧军、罗烽、艾青等人撰写的一系列批评性的杂文和短论。及至《解放日报》改版，所有这类“暴露性”的言论被斩草除根，彻底实现了毛泽东所要求的“舆论一律”。 毛泽东所达到的对新闻的垄断，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连斯大林都难望其项背。在文网严密的苏联报刊，偶而还有几篇批评官僚主义的小品文问世，而在延安，1942年后的报刊上已不复有任何“暴露性”的文字。在抢救运动期间，延安还揪出了一些“写不真实的新闻”的“特务分子”。② ①参见《秦邦宪与<无锡评论>》，载《江苏出版史志》，1991年第3期。 ②陆定一在《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中称边区的特务分子常常写不真实的新闻，企图降低《解放日报》的信用，已经被“查出来”了。参见《解放日报》1943年9月1日。 改版后的《解放日报》在陆定—、胡乔木的领导下，面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成了一份地地道道、名副其实的“党报”。在版面安排上，《解放日报》彻底改变了“一国际，二国内，三边区，四本市”的惯例，而变为“一边区，二解放区，三全国，四国际”的报道和版面安排的顺序，将国际和国内新闻降至次要地位。对刊登国际新闻更是从严掌握，所有国际新闻一律须重新编写，严禁照登外电原文。 《解放日报》既为“党报”，它就必然同时又是已掌握了党的毛泽东的个人喉舌。1942年4月后，报社遵从毛的指示，多次发表经毛修改的讲话和文稿，而发表这类讲话的时间一般都较毛作演讲的时间推迟很久。例如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的演讲，其文字稿推迟约一年半才经修改整理完毕，于1943年10月19日刊登在《解放日报》。 作为毛泽东严密控制的宣传工具，《解放日报》忠实地执行了毛利用该报指导整风的意图。陆定一调入《解放日报》后，奉毛泽东之命将工作重点放在新辟专刊《学习》上，使《学习》很快成为指导整风的风向标。 《学习》专刊于5月13日出版，共办了八个月，出版了二十四期，对于如何学习文件、如何开展小组讨论，怎样写反省笔记，都针对性地发表各类文字予以指导。当整风进入到干部思想反省阶段后，《学习》专刊还配合登载了一批各类干部的自我反省文章作为示范。至1943年初，延安整风转入审干、肃反阶段，《学习》专刊的使命遂最后完成，终于在1943年1月16日宣布终止。 《解放日报》还开创了中共利用报刊整肃“异端”知识分子的新模式。1942年6月，报纸用两版篇幅集中登载批判王实味的文章，范文澜、张如心、罗迈（李维汉）、温济泽、李伯钊、陈道、蔡天心等纷纷“口诛笔伐”，陈伯达更在大批判文章中将王实味称之为“王屎味”。但报纸绝不为王实味提供为自己辩护的版面，使《解放日报》成为一边倒围剿王实味的主要战场之一。1942年6月20日，《解放日报》复发表冠之以“延安文艺界”名义的《关于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的总结性长文，最终将王实味扫入“反动派”的行列。 《解放日报》为贯彻毛泽东的意图尽心尽责，全面发挥了其作为党与领袖喉舌的功能。然而即使是训练有素的驯马，难免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1942年4月10日和以后一个短时间，《解放日报》竟忘了“反对虚假真实性”的原则，居然在整风运动的高潮中分别报道了中央党校一男学员自杀和延安大学一女生自杀的消息，此“错误”被毛泽东迅速抓住。毛严厉指责《解放日报》“仍不和中央息息相关”，报纸“尚未成为真正的党的中央机关报”。他称，“有些消息如党校学生自杀是不应该登的”，并表示，《解放日报》的几篇社论仍有错误。毛再次重申，“以后凡有重要问题，小至消息，大至社论，均须与中央商量”。① ①1942年9月5日，陆定一在《解放日报》、新华社第二十二次编委会上传达毛泽东对改版后的《解放日报》的上述批评意见。参见《延安<解放日报>史大纲》，载《新闻研究资料》，第17期，页18。 和毛泽东相比，《解放日报》编辑们头脑毕竟简单一些，他们耳闻目睹在延安不时发生的干部、学生自杀事件，以为选择一两条消息刊登也无妨，却未料到无意中他们已犯下“暴露阴暗面”的严重政治错误。在毛泽东大喝一声后，从此在《解放日报》上就再未有任何有关延安消极面，诸如自杀事件的报道了。

大银猫 · 发表于 3.1.2006 16:36:44

三邓发被贬黜与中央党校的三次改组 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毛泽东四面出击，向王明、博古、张闻天等国际派发起全面进攻。毛的进攻的步骤是先行夺回被国际派长期控制的意识形态宣传部门和延安各类学校的领导权，继而全面整肃党和军队中的留苏分子，用自己的思想彻底改造全党。中共中央党校的改组就是毛为实现这一目标，将两个战役一并进行的一次重大战略行动。 中央党校是中共为对党的中高级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基础训练而设置的干部教育机构，1933年3月以“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之名创立于中央苏区“红都”瑞金。由于处在战争环境，设置极其简单，学制也较短，分别从两个月到六个月不等。1935年11月中央红军长征结束后不久，因长征而停办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在陕北瓦窑堡复校并易名为“中共中央党校”。 虽然自1933年后，董必武长期具体领导中央党校，但是张闻天作为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最高负责人和前“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校长，他在中央党校具有广泛的影响力，所以中央党校的教学安排或讲授内容一直都处在张闻天的直接或间接的控制下。1937年5月，董必武调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由李维汉接任中央党校校长。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后，又改由康生担任校长一职。康生就任中央党校校长虽仅半年左右，但他在党校营造出的神秘紧张的气氛却给当年在党校学习的干部留下深刻的印象。①1938年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中央党校校长一职空缺下来，陈云以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身份代管中央党校，直至1939年底邓发担任中央党校校长为止。 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原政治保卫局局长的邓发被任命为中央党校校长，是邓发在中共核心层的地位进一步衰落的反映。遵义会议后，毛迅速疏远与周恩来、博古关系密切的邓发。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一抵达陕北，毛就将邓发贬为中华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粮食部长，1936年6月，又以向共产国际汇报为借口，将邓发打发去莫斯科。1937年9月，邓发自苏联返国后，毛泽东不准邓发返回延安，而让邓发在迪化作地位较低的中共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在中共实现战略大转移，加紧调兵点将，竭力发展军事力量的关键时刻，毛把邓发箍在远离国内政治中心的迪化，使邓发彻底丧失了在八路军、新四军建功立业的机遇。1939年未，邓发奉命返回延安，随即就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1940年初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两个职务均是1938年春毛为考察刚从苏联返国的康生而有意让他担任的闲职，随着康生获得毛的信任，被任命为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留下来的这两个闲职就改由昔日权倾一时的中共“契卡”首脑、今天正在走下坡路的邓发来填补了。在这段时期，邓发应张闻天的邀请，还曾前往马列学院，在张闻天主持的“十年苏维埃运动”全院大课上讲过苏区保卫工作。② ①宋平：《张闻天同志对于干部理论教育的贡献——重读<中央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载《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38。 ②雪苇：《在延安马列学院三班的听课回忆》，载《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123。 邓发是参加过1922年香港海员大罢工和组织1925年省港大罢工的中共党内少数出身工人阶级的著名领袖，一身兼有早期共产主义者清教徒式的理想主义和狂热的苏联崇拜者的性格特征。1935年后，因被剥夺了情报肃反大权和在中共核心层影响力的下降，邓发的狂热性大为减弱，开始对党内高层政治生活的复杂性逐渐有所认识。1936至1937年，邓发居苏联一年，参加了以王明为团长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和王明有了较多的工作联系。返回延安后，邓发对毛表现出有尊严的承认态度，但是并无曲意的奉承和吹捧，与毛的关系始终限于正常的工作范围。 邓发上任后不久，很快就因中央党校的课程设计问题与毛泽东发生了分歧。邓发就任中央党校校长时，已是毛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口号的一年后，中共文宣部门的气氛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1940年2月，中央党校的教学方针已被中央书记处规定为“由少到多，由浅入深，由中国到外国，由具体到抽象的原则”。① 然而这个时候的中共文宣大权仍由张闻天掌握，而邓发对莫斯科原教旨主义的敬意并未因自已境遇的改变而稍有减退。中央党校的教学计划尽管已作了较大的变动，但是作为中共干部理论教育的重镇，中央党校的学员，尤其是高级班的学员，仍需学习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论与辩证唯物论、近代世界革命史等课程。尽管教学课目已一再精简，但是毛泽东仍然很不满意，因为只要讲授这些课程就必然给那些留苏、留日的“红色教授”提供“掉书袋”的机会。 ①《中央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1940年2月15日），载王仲清主编：《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7—1947）》（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页212。 毛泽东另一个说不出的恼怒，则是邓发对学习毛的著作未予以足够的重视。毛相信，自己的著作是不大被“红色教授”看得起的。中央党校虽然也组织学员学习讨论毛的论文，但在毛眼中，这些大多属应景之举。特别令人生气和无可奈何的是，即使深受毛泽东青睐、被毛指定干部必读的《联共党史》，也不得不由那些号称精通俄文，熟悉苏联情况的“红色教授”来讲授，于是在毛泽东的眼里，中央党校不啻是一座被冥顽不化的“教条主义者”统治的堡垒。 毛泽东原先对中央党校并不十分重视，和军队相比，中央党校一类文宣单位在毛的政治天平上只占较轻的份量。对于信奉“枪杆子万能”的毛泽东而言，掌握并牢牢控制军队是其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有了军队可以造党”这句名言，最典型地反映了毛在军队与党关系上的“唯枪杆子”主义的倾向。因此，1935年后毛有意让国际派继续控制中共文宣阵地，作为对方让出军队领导权的一笔政治补偿。但是，随着毛泽东权力不断得到加强和巩固，毛已不满足于仅仅领导中共军队。毛现在已基本控制了党，并正努力以自己的意志全面改造党，正是到了这个时候，原先不甚被毛泽东看重的中央党校等一类单位就变得极其重要了，现在毛不仅有时间而且有精力来过问中央党校的“教条主义教学方法”了。 当然，毛泽东关心的绝不仅仅是中央党校的“教学改革”，他对中央党校之所以有强烈兴趣还基于另一现实考虑：根据中共中央原先的决定，中共七大将于1940年在延安召开，各根据地和国统区党组织推选的七大代表已陆续来到了延安。但是毛泽东并不愿在无绝对胜利把握的情况下召开七大，他迫使中央政治局接受自己的主张，将中共七大推迟举行。但是毛又不愿放这些代表返回原地，他要利用这一难得的时机对七大代表进行逐一的考察和清理。将七大代表安排进入中央党校学习，是毛泽东要求七大代表留在延安的最能说出口的理由，而中央党校又是安置这批干部的最佳场所。 在这种形势下，中央党校的责任不可谓不大也。一方面，中央党校要进行自身的改造，另一方面，它又被毛赋予了特别任务。显然，邓发将不足以承担如此重大的使命，无论是邓发对毛的态度，抑或是邓发与王明等国际派的关系，都使毛对邓发不能放心。 但是，邓发毕竟是中央政治局的成员，毛一时又没有充足的理由可将邓发的校长职务罢免，于是，毛泽东再次施出他惯用的“掺沙子”办法——继续保留邓发的校长职务，但调彭真任中央党校教育长，让彭真掌握中央党校的具体实权，从而架空邓发。 1941年上半年，毛泽东将担任中共晋察冀分局书记的彭真从华北调回延安。同年12月，毛泽东对中央党校进行第一次改组，邓发虽然继续留任校长一职，但却又在中共中央内专设一个中央党校五人管理委员会，用以分散邓发的领导权限。该管理委员会除邓发为委员外，毛的两个重要助手彭真、陆定一，以及中央组织部的王鹤寿、军委总政治部的胡耀邦也名列委员之中。① 离中央党校第一次改组不到三个月，整风运动就在延安全面展开，一时延安各机关、学校高干约三百至四百人被集中进中央党校。为了落实毛的整风计划，1942年2月28日，中央政治局发布《关于党校组织及教育方针的新决定》，宣布对中央党校进行第二次改组。这次毛泽东亲自出马，任命政治地位远逊于邓发的彭真为中央党校主管整风运动的最高负责人。毛又一次施出釜底抽薪的谋略，将中央党校的领导权进一步分散，宣布将党校划归中央书记处直接领导，由毛泽东负责对中央党校的政治指导，任弼时负责组织指导，日常工作由邓发、彭真、林彪组成的管理委员会主持，取消1941年12月成立的党校管理委员会。②这次改组后，邓发虽继续留任党校校长，但他的权限已被削夺殆尽，仅负责主持教务会议。彭真则被委以主持权力极大的政治教育会议，并和陆定一一道主编指导整风的刊物《学习报》。至于林彪，虽被责成主持中央党校的军事会议，但林彪并没到中央党校就职，而是前往重庆代表毛与蒋介石会面，并留在重庆中共代表团，直至1943年7月才返回延安。 经过第二次改组，原先对党校工作事无巨细“都事必躬亲”的邓发在中央党校已成了一个光杆校长。从现有资料看，邓发没有对毛作出任何抵抗，他平静地接受了这种屈辱性的安排。不仅如此，邓发在公开场合对毛泽东的整风计划还表示了一般性的支持。③然而他仍被完全排除在彭真领导的整风领导核心之外，而他所负责的教务会议也因中共中央下令中央党校废除原有的所有课程，事实上已名存实亡。④这样，邓发这位被中央党校炊事员、勤务员亲切地称呼为“邓大哥”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兼中央党校校长，在党校已处于无事可干的境地，邓发除了过问一下党校的蔬菜生产和扩大猪圈等一类杂事，⑤只得将工作重点转入延安的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 ①王仲清主编：《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1—1947）》，页126、255。 ②王仲清主编：《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1—1947）》，页126、255。 ③1942年2月1日，邓发主持了中央党校开学典礼，就是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作了有名的《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演说。在毛报告前，邓发在会上作的开场白里提出将以克服教条主义与主观主义作为党校教育的新方针。整风运动开始后，邓发经常在一些场合以自己经历讲述“工农分子与知识分子结合的必要”。参见《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页363。 ④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42年2月28日作出的《关于党校组织及教育方针的新决定》明确规定，中央党校“停止过去所定课程，在本年内教育与学习党的路线”。参见王仲清主编：《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1—1947）》，页255。 ⑤《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卷，页364。邓发、项英、彭德怀是中共局面改善后少数几个仍保留有早期共产主义者清教徒式工作和生活习惯的高级领导人。1939年底邓发自新疆返回延安后，发现一些人已开始追逐生活享受，对此邓发十分气愤，他感叹道：“我们党是一个劳动阶级的党，但是现在，一小部分人已经忘本了。”参见司马璐：《斗争十八年》（节本），页74。 1943年3月，邓发挂名中央党校校长的日子正式结束。邓发被解除了中央党校校长的职务，被打发到由刘少奇担任书记的中央组织委员会的下属单位民运工作委员会作一名空头书记。毛泽东亲自兼任中央党校校长，彭真、林彪担任副校长。林彪之被毛泽东挑选作党校副校长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毛需要借用林彪的军人身份，震慑党机关和党的高级干部。 然而林彪对此新职似乎并无兴趣，他固然全力支持毛泽东，却不愿多出头露面，更不愿以自己的手去惩治别人。对林彪的倦怠，毛泽东表示宽宏大量，他允许林彪只挂副校长的头衔，不到中央党校去视事，而将中央党校的日常工作交彭真主持。 至此，中央党校完成了它的第三次改组。

大银猫 · 发表于 3.1.2006 16:37:56

四彭真与中央党校的彻底毛化 毛泽东为什么挑选彭真作中央党校的总管，让这个既非中央委员、又未参加过长征、长期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的“城市职业革命家”来主持审查包括参加过长征的老干部这样一个涉及要害的工作？答案只有一个：彭真是中共党内刘少奇系统的第一号大将，毛意欲借助刘少奇的支持，利用彭真在中央党校整肃异己，以巩固自己在党内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彭真又为什么在中央党校为贯彻毛的整风部署日夜辛劳？答案也只有一个：刘少奇、彭真要借助毛泽东的力量，利用主持中央党校整风运动的难得机会，整肃其在党内的政敌，为刘少奇作为“白区正确路线代表”奠定基础。这就是彭真之被毛泽东责成领导中央党校，和彭真在中央党校大树毛泽东权威的全部底蕴。 彭真调入中央党校后，立即将校长邓发撇在一边，当仁不让地将党校的所有重要权力抓在手中，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全面落实毛泽东的整风意图，使中央党校的里貌和风格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为适应中央党校作为大规模干部“再教育中心”的需要，彭真将延安的等级差序制全面引入中央党校，实现了中央党校的机关化和官僚化。 中央党校原先就有按入学干部的原有级别分班的惯例，但是在1942年前，由于学制较短，高级班与中、初级班学员的政治待遇差别并不十分明显，学校的管理机构也较为精干。但是随着来延安准备参加中共七大的代表和延安各机关、学校的高中级干部陆续进入中央党校，原有的管理机构已不能适应新的局面。在党校学习的高级干部，他们的身份兼具两重性质：一方面是接受教育和审查的学员，另一方面又是曾掌管一方或一个部门的负责干部。如何使这批干部既能接受审查，又不致过份影响他们的情绪，这就成了一项急待解决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彭真制订了两项制度：第一、将依照干部级别分班的原则固定化和制度化，在中央党校分别成立代表班（七大代表）、旅级地委及旅级以上干部班、团级及县级干部班等不同班次，使即将展开的干部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局限于同级干部范围内；第二、在中央党校确立优待高干的政策，明文规定凡中央委员、旅级及地委书记以上干部，其妻子愿意随丈夫入中央党校学习者一律可照顾入校，而免除其家属的资格审查程序。①同时，原配有勤务员的高干，准许其将勤务员带入学校归自己使用。② ①《中共中央关于中央党校学生入学与调动问题的规定》（1942年3月11日），载王仲清主编：《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1—1947）》，页260。 ②彭真：《中央党校计划》（1941年），载王仲清主编：《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1—1947）》，页124。 与上述两项制度相配套，中央党校还增设了新的管理机构，从学校总部机关、各部及附属的组织教育科、秘书科直至各支部，建立起垂直的组织系统，并配备了专职政工干部（部组织教育科在各支部都派有负责联络的组织教育干事），形成了一个严密的组织网络。经过这番改造，党校的机构迅速扩大，在1944年初至1945年夏党校的鼎盛时期，全校人数共约六千多人，其中一半为教职员工。①伴随着机构扩增，官僚化趋向急剧增长，原中央党校曾经存在着的学员与学员之间、学员与学校管理干部之间的那种相对平等的关系基本就被扭转了过来。 彭真领导中央党校后党校发生的第二个重大变化，就是彻底废除了党校系统讲授马列基础知识的传统，而代之以学习毛泽东、刘少奇、康生等的论著，以及经过选择的斯大林著作和《联共党史》，并将“学习”与展开党内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 按照1941年底中共中央制定的《关于中央党校计划》，第一次改组后的中央党校仍然必须讲授经过重新编排的马列基础知识，以及中国和世界近代革命史。此计划还对中央党校学员的学习时间作了明确规定，将原先半年至一年的学习时间延长为两年。②然而到了1942年2月28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党校组织及教育方针的新决定》时，毛泽东干脆宣布自即日起，中央党校停止过去所定课程，对学员的学习期限也不再作出硬性规定。显然，党校学制长短必须服务于毛的政治目标，当毛泽东要打击张闻天等人时，他一再抨击延安的干部教育制度既繁琐又费时；而当毛泽东要利用党校达到自己功利主义的目的时，他又执意将大批干部长期集中在党校，不把他们的头脑“洗干净”绝不善罢甘休。 彭真对毛泽东的意图心领神会，他巧妙地将中央党校的“学习”引向对王明、博古等国际派的怀疑和攻击，又使这种“矛头向上”的批判和对干部本人的清算挂起钩来，结果无休无止的学习、批判、审查将学员拴在党校长达三至四年。在毛泽东的总策划下，彭真使中央党校完全变成了政治斗争的大舞台。 中央党校由彭真担任领导后所发生的第三个变化，也可以说是最重大的变化，是彭真和中央社会部、中央组织部密切合作，使中央党校在长达二、三年的时间内，成为中共最大的干部审查中心。 把党创办的军政学校权充“有问题”干部的审查收容所，在1942年前即曾有过先例。1937年3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在这前后，一批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被送入抗大“学习”。抗大为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专门编了三个班，③许世友、王建安等著名将领都曾被安置在该校“揭发、清算国焘主义”。因不堪忍受株连，许世友、王建安等曾议论率在抗大“学习”的红四方面军干部返回鄂豫皖或川陕打游击，但被人打了“小报告”，为此许世友等曾受到以董必武为主席的审判委员会的审判，并被处以徒刑。毛泽东权衡利弊后采取怀柔政策，最终陆续开释了被拘押的许世友和在抗大“学习”的红四方面军高级将领，这样抗大作为“有问题干部”的审查和收容中心的历史才告一段落。 ①王仲清主编：《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1—1947）》，页165、127。 ②王仲清主编：《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1—1947）》，页165、127。 ③《李先念传》编写组编，朱玉主编：《李先念传（1909—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页310-311；另参见《成仿吾传》编写组编：《成仿吾传》，页112。 中央社会部渗入中央党校作政治情报工作也不是自1942年始，然而在整风运动前，中央社会部在党校的活动处于极其秘密的“地下”状态。抗战爆发后，中央党校对外的代名一度称作“中山图书馆”，康生领导下的中央社会部主办的“敌工训练班”，将毕业的学员作为中央社会部的耳目秘密打入“中山图书馆”。这些潜伏在党校各个部门的耳目必须定期回社会部全面汇报在中央党校的地下侦察活动。① 中央党校与中央组织部存在密切关系则完全是公开的。中共中央规定凡进入中央党校的干部，除来自军队系统和边区系统先由军委总政治部和西北局审查其政治条件再报中央组织部统一审查外，中央直属系统及外地来延安的党政军干部一律得由中央组织部审查其政治条件，才可入党校，而干部在中央党校“结业”后，也统由中央组织部分配工作。② 1942年，康生领导的中央社会部公开进入中央党校，与彭真领导的中央党校、陈云李富春领导的中央组织部密切配合，结成了一个完全效忠于毛泽东的“铁三角”：中央党校作为高干的“思想改造”中心，入校条件十分严格，须由中央组织部逐个审查认可后方能入学；中央党校又是审查中心，经中央组织部审查批准入校的学员，还得再次接受中央党校的政治审查，学员在校期间非有特殊情况一概不得调出；中央社会部配合党校的政治工作，凡经审查认为“有问题”的人，“情节严重”者移送中央社会部，“一般问题”者留校隔离审查。 因此，除了一部份与毛泽东关系密切的高干和一般中下级干部外，进入中央党校的干部还包含下里两类人：一类是虽无重大政治历史问题，但曾在不同时期程度不同地与国际派或“经验主义者”有较多关系的干部；另一类是政治历史有“嫌疑”的干部。例如1943年8月16日，中央书记处在致邓小平转太行分局各同志的电报中就要求送“有造就前途的高级上级干部四百至五百人”和“犯错误难处理的干部”来延安学习。③ ①司马璐：《斗争十八年》（节本），页77。 ②《中共中央关于中央党校学生入学与调动问题的规定》（1942年3月11日），载王仲清主编：《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1—1947）》，页256-257。 ③王仲清主编：《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1—1947）》，页158。 由于进入中央党校的干部情况各异，中央党校在学员编班问题上采取了特别的安排：在党校内，既有按干部级别分类组成的班，也有依“政治可靠性”的类别组成的班。 1943年后，送入中央党校的干部人数大增，其中大量是所谓“有问题”的干部，在彭真的主持下，分别将这类干部集中在下列单位： 中央党校三部：其成员多为被解散合并至中央党校的前中央研究院的知识分子干部。 中央党校第六部：其成员多为来自国统区的干部和青年知识分子。 上述两个部是中央社会部在党校深入活动的重点单位，也是“挖”出“特务”、“叛徒”最多的单位。中央党校三部和六部学员的最重要工作就是“交待问题”。 在彭真的主持下，中央党校整风领导班子借助保安和组织两股势力在校内“大破大立”：破对国际派和“经验主义者”的迷信，立对毛泽东、刘少奇的赞颂和服从。从1942年春始，中央党校就充斥着捧毛、捧刘的浓厚空气，到1945年，校名也曾一度改为“中共中央毛泽东党校”。① 1942年5月14日和5月16日，《解放日报》分别发表彭真撰写的社论《领会二十二个文件的精神与实质》和《怎样学习二十二个文件》，对毛泽东的整风意图详加阐述，强调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解决立场、观点、方法问题，并用来“反省自己的工作，反省自己的思想，反省自己的全部历史”。彭真尤其要求党校学员要反复精读《二十二个文件》中所收载的刘少奇的文章，以加强学员对刘少奇的认识。 彭真在中央党校担任主要领导期间，和毛泽东保持着极其密切的联系。1942年7月，中央党校学风学习阶段结束，中央党校拟定的干部考试的四个题目是报请毛泽东亲自修改后才确定下来的。彭真对党校运动中所发生的争论，事无巨细都向毛泽东及时汇报，甚至一些鸡毛蒜皮的事，诸如某个军队学员对结了婚的干部每周六过夫妻生活表示不满这类的事，毛都知道。②毛泽东也经常到党校彭真处了解情况，会见党校干部。③ ①参见卢弘：《李伯钊传》（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页417。 ②王仲清主编：《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1—1947）》，页77－78；另参见《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1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 年），页92。 ③ 1943年冬，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的老部下江华返回延安，遵刘少奇命进入中央党校学习，毛泽东在彭真的住处接见了他，参见江华：《追忆与思考——江华回忆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页204。 彭真的忠诚和高效率的工作能力赢得了毛泽东的称许，相比之下，张鼎丞、江华等毛的嫡系干部虽然也在中央党校，但是张鼎丞只担任了党校的二部主任，而江华仅为一部的普通学员。毛泽东的信任使彭真信心倍增，干劲十足。1943年10月党校在肃奸、抢救高潮中转入路线问题“学习”，彭真重翻历史老帐，率先批判1928年的顺直省委和1935年的中共北方局，明批柯庆施、高文华，实际上将矛头暗指1928年底代表中央政治局处理顺直省委问题的周恩来，堂而皇之地将刘少奇树为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毋庸置疑，树立刘少奇就是树立彭真自己，刘少奇既然是“正确路线”的化身，彭真作为当时刘少奇的副手自然也身居正确路线之列，这样彭真就为自己进入中共最高核心层准备了充份的法理依据。 中央党校的整风运动为彭真加强自己在中共党内的地位提供了最佳的机会。1943年7月，刘少奇、彭真在北方局时期的老部下安子文被调入党校，担任二部副主任，作张鼎丞的副手，但安子文实际上是彭真最得力的助手。彭真和安子文在党校细心观察、仔细物色“忠于正确路线”的干部。1944年，陈云卸去了担任七年之久的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职务，彭真立即填补空缺，晋升为中组部部长。在毛泽东的支持和默许下，彭真和安子文利用筹备召开中共七大的时机，将一批刘少奇担任北方局书记时的部下，或者安排担任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或者委以党政军关键部门的领导职务，于是，刘少奇系统羽翼渐丰，成了中共党内最大的“山头”之一。 延安整风运动期间，由中央党校开创的学校官僚化、机关化的管理体制，贬低理论知识的反智主义倾向，和动用政治保安力量开展思想斗争和组织整肃的方式，构成了正在形成的毛氏新传统的重要组成部份。中央党校的整风经验不仅逐渐在各根据地的党校得到推广，成为开展党内斗争的一种基本形式，1949年以后，它的基本精神还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在经过若干修正和补充后，成为中共在机关、文宣部门和高等院校进行持续不绝的政治运动的传统方法，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七十年代未。而延安时期中央党校创立的官僚化、机关化的学校管理体制，在一定程度上仍是今天中国高等院校管理体制的基础。 1942—1945年是中共历史上大动荡、大改组的关键时期，毛泽东、刘少奇、彭真互相支持，携手合作，将中央党校搅得天翻地覆。毛泽东、彭真利用中央党校整肃异己的方法，其实和1929—1930年间斯大林利用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整肃布哈林等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方法并无多大的差别。所不同的是，斯大林在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搞清洗的时间不到两年，而毛在中央党校搞整风竟长达三年半。中央党校成了名副其实的整风的“风暴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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