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跃进”到大饥荒

manut · 发表于 9.11.2006 23:33:49

真实得历史总不能抹煞，就像中共也要从新给老毛定位一样，老毛那时确实不像是有脑子得人，估计都用在怎么把周围大员门弄掉上了。5千万得生命，嘿嘿，不检讨不认清难道就该掩盖才好吗。

AltenWerther · 发表于 16.1.2007 15:42:46

八。二三炮战是在58年吧。。。

大银猫 · 发表于 13.3.2007 21:09:10

下边是一些关于"三年自然灾害"的补充资料. 就发到这里了,方便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朋友们阅读.

大银猫 · 发表于 13.3.2007 21:11:12

大饥荒中的“粮食食用增量法”与代食品 高华 从1960年起的两年多时间里，在中国广大地区先后开展了两场与粮食问题有关的群众运动：“粮食食用增量法”和代食品宣传推广运动。前者是在大饥荒已经蔓延，当政者仍确信粮食大丰收，由地方党委和政府发起，并得到中央认可和支持的一场节粮运动。后者是中央已意识到大饥荒的现实性，但已无粮食用于赈灾，因而主动发起的一场救灾运动。对于这两场和粮食危机有关的运动，国内外学术界在有关大饥荒的研究中均较少涉及，本文拟对这两场运动的起因、过程和后果作出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确信粮食大丰收，“粮食食用增量法”登场 　　“先进烧饭法”或“粮食食用增量法”最先是由地方党委和政府创造的。1959年5月，辽宁省黑山县卫星公社三台子管理区副业生产队创造出将“玉米先蒸、后磨、再煮”的“玉米食用增量法”。报道称，食用了用增量法制作的玉米面后，“群众红光满面，生产劲头十足”。这个经验经辽宁省委上报后，得到中央的肯定，并批转全国。1960年1月，上海市川沙县推出旨在提高“出饭率”的“先进烧饭法”，将原先粳米一斤的“出饭率”，从2斤提高到2斤8两。同月，河南省创造出更具科学术语规范性的“粮食食用增量法”一词。具体操作程序是，将原粮煮到六七分熟后，从汤水中捞出，再用水磨将原粮磨成糊状，把酵母放在面糊中，发酵后送入蒸笼蒸熟。其结果是，用传统方法蒸馍，1斤面只能蒸出1斤馍，最多只能蒸出2斤，采用增量法后，1斤面可蒸出5斤馍。河南同志兴奋地将这种馍命名为“跃进馍”，他们甚至创作了一首歌谣，表达对“跃进馍”的喜爱： 　　“跃进馍真正好， 　　既顶饥又顶饱， 　　节约粮食营养多， 　　利国利民好处多。“[1] 　　川沙县和河南省的经验分别代表了以食米为主的南方和以食面为主的北方的两种不同的节粮方式。继而，层出不穷的增量法纷纷问世，也都贴上了“营养多、易消化”的宣传标签。其中有： 　　北京市密云县的“烫面”、“双蒸”、“水磨”做饭法； 　　辽宁省抚顺市的“油水混合”的“食油食用增量法”，其工艺特点是，“用土超声波使油水乳化”； 　　湖南省的“一炒、一泡、一蒸做饭法”； 　　四川省邛崃县、莆江县的“火米（蒸谷子）增量法”、“三开一煮法”； 　　武汉市的“蒸米做饭法”； 　　重庆市的“冷水发饭法”； 　　兰州市的“水发面蒸馍法”； 　　西安市的“纯面增量法”、和“碗蒸馍增量法”； 　　河南省鲁山县的“煮后干磨烫面增量法”； 　　…… 　　各地创造出的“粮食食用增量法”五花八门。虽然在1959年庐山会议前中央曾向全国批转过辽宁省黑山县的经验，但在批判彭、黄、张、周之后，这项工作就被搁置了下来，直到1960年3月，领导层才真正重视起粮食食用增量法这个新发明，开始在全国全面推广。3月之后，湖北、河北、河南、安徽、江苏、山东、内蒙、江西、广西、陕西、四川、辽宁和北京、天津、上海等省市采用增量法的伙食单位已高达50%至90%.[2] 　　推广“食用增量法”是否表明领导层已经意识到全国出现严重的粮食危机，并准备采取相应的解救措施？检讨1960年头几个月领导层的政策举措，却无法形成上述判断。事实是：北京认定全国粮食取得了大丰收，仓禀饱满，不仅可供国内需求，还可用于出口换汇；同时，领导层相信节粮与丰收并不冲突，越是粮食大丰收，就越要节粮。由此，下一个问题自然就被提了出来，即领导层对1958年大跃进以来各地普遍发生的浮肿、非正常死亡、人员外流等现象，究竟有何反应？ 　　（1）对浮肿病的反应 　　1958年大跃进运动兴起后，各地有关浮肿病的内部通报，除了庐山会议后的几个月，在大多数时间里，一直保持着畅通状态。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58年一年，就有河南、四川、云南、甘肃、山东、湖南等6个省存在着浮肿病严重蔓延的情况。[3]. 　　1959年浮肿病在更大范围加快蔓延。据零星资料统计：[4] 　　山东省荷泽地区：1959年入春以来，水肿（即浮肿）病人达72.7万人，死亡1558人。 　　广东省海南岛：1959年7月，海口市与其它6个县有浮肿病人4.3万人。 　　至1960年，浮肿病已成为遍及全国城乡的流行病症，4月中旬，仅湖北省水肿、干瘦、妇女子宫脱落人数达35.9万人。江苏省浮肿人数达12.6万人。6月，江苏省浮肿、消瘦人数达89.2万人。[5] 　　对于各地浮肿病蔓延的现象，各省及中央经过一段时间，方弄清发病原因。起先认为，是食用了不洁食物引起消化吸收障碍而导致，后认为是食盐过多而引起浮肿，最后才判定是营养不良导致浮肿。[6]北京要求各地解决群众疾病问题，但一般不减免地方的粮食征购任务。 　　（2）对人口外流的反应 　　1958年4月，山东、甘肃农民就开始大量流入内蒙河套地区。 　　到了1959年，大量外地农民开始流入北京、沈阳、呼和浩特、包头等城市。4月，流入上海的人口已达数万。据不完全统计： 　　河北省：外流人口28万； 　　山东省：外流人口32万，其中青壮年10万人。[7] 　　1960年1至4月，无票乘火车的盲流农民达17万人次，比1959年同期增加3倍，大部分来自鲁、冀、豫。前往东北的占60%，前往西北的占20%，其它城市占20%.同年1至6月，流入内蒙的盲流达60万人，同期辽宁农民外流30万人。[8] 　　对于农村人口外流，北京持明确反对的态度。1959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其后，在各个交通枢纽普遍设立收容站。对于流入北京等大城市郊区的外流农民，可免粮票供应饭食，但需进行人员登记，其后一律遣返原籍。 　　（3）对经济下滑严重影响对港副食品供应和出口供应的反应 　　1958年11月后，由于农副产品供应紧张，内地供港的副食品急剧减少。[9]北京对此的反应是，动员群众少吃肉、蛋，1959年5月，国内城乡市场基本已不供应猪肉、鲜蛋。在大城市，除保证特种供应外，将居民供应压缩到最低限度，或停止供应，以全力支援出口。河南省积极响应中央的号召，提出口号：国庆节前不吃肉，不吃蛋，或少吃蛋。湖北省规定：从县到省，除特殊需要外，一律停止供应肉食。1959年4月，武汉市将停止肉食供应的范围扩大到餐馆、合作食堂、点心铺。偶有供应，群众排队如长龙。[10] 　　（4）对大城市节日供应困难的反应 　　1959年1月至4月，上海市市民的猪肉供应减少了35.92%，家禽减少75.19%，蛋减少79.56%，鸡、鸭、鱼则早已停止供应，原每人每月肉供应6两（老秤）已不能够维持。长期销售不旺的代乳粉、代藕粉成为畅销品。粮店开始出售部分山芋丝、苞米粉，作为居民的定量口粮。[11]全国首善地区北京市的节日供应也捉襟见肘。1959年春节，在各地大力支持下，北京的食品供应仍比1958年减少。1959年端午节，马寅初因没买到鸡、肉，只吃了几个粽子。他说，活了78岁，第一次没过端午节。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傅鹰在家养了50只小鸡。 　　与大城市相比，小城市的供应更加困难。1959年山东省枣庄市黑市地瓜干8毛钱一斤，洋槐叶5分钱一斤。[12] 　　对此，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反应是，号召勤俭建国，开展新旧社会对比活动。 　　（5）对非正常死亡人数激增的反应 　　1957年12月，各地就有非正常死亡的内部通报。1958-1959年后，情况日趋严重，据不完全资料反映：[13] 　　1959年冬至至1960至4月，江苏省宝应县35391死亡，其中绝大部分为饿死，该县县城内拾到的弃婴有927名，其中死婴153名。[14]； 　　1960年1月至2月，江苏省高淳县非正常死亡1171人[15]…… 　　对于此类非正常死亡事件，北京的基本态度是，认定事件起因是“民主革命不彻底”，[16]要求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反击阶级敌人的破坏，同时责成地方妥善安置灾民，处理好善后工作。 　　北京领导层对上述所有“消极现象”的总体判断是： 　　（1）认定现在全国粮食形势一片大好。1960年1月26日，国务院下发文件宣布，1958、1959年粮食获得特大丰收。当前粮食形势好得很，国家粮食库存在1959年6月底343亿斤的基础上，1960年6月底将达到500亿斤，而1960年6月底的实际库存仅为127亿斤。[17] 　　（2）认定消极现象仅是“一个指头”的问题，其它“九个指头”都是好的。 　　（3）坚持大办公社食堂的政策。庐山会议后，重又没收农民自留地；1960年3月后，统一将粮食分配到食堂（不分到农民手中）。到了4月，全国农村已有4.4亿人参加了食堂。 　　（4）将社会各界对粮食供应方面的意见，一律视为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反映，把群众对粮食供应方面的不满定性为“闹粮”。而“社会主义不会饿死人”则成为一条铁律，所有现实都必须经此条铁律的过滤。 　　基于以上判断，北京对于各地粮食告急，并未予以充分重视，反而认为，造成“粮食紧张空气”的重要原因是，农民和基层社队“瞒产私分”。此即是1959年以来一直未间断进行的“反瞒产斗争”。具体到粮食问题，北京领导层采取了四项措施： 　　（1）继续出口粮食。1958年的出口量为266万吨，1959年激增为415万吨，仅11月，就出口粮食18.8亿斤，比第三季度粮食出口总和15亿斤还多了近4亿斤，创下了粮食出口新纪录。1960年则安排了272万吨的出口计划，实际出口265万吨。东欧国家鉴于中国宣传粮食大丰收，要求中国在1960年供应84.7万吨，比1959年提高50%.[18] 　　（2）继续高征购。1958年的征购比例为粮食产量的29.4%，1959年上升为39.7%，1960年为35.6%.[19]到1959年11月27日，全国征粮1077亿斤。其中，1959年10月，全国收购入库粮食241.8亿斤，比上一年同期增加153.7亿斤，即增长一倍半。[20] 　　（3）减少城乡粮食销量。1959年7月至11月，全国农村销售127亿斤，比上一年减少40亿斤；城市销售346亿斤，比上一年减少40亿斤。[21] 　　（4）调动宣传工具，阐述“好日子当苦日子过”的新概念。这个思想来自最高当国者。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提出，要“富日子当穷日子过，宽日子当紧日子过，计划用粮，节约用粮，粮菜混吃，吃饱吃好”，同时要“纠正部分农民多分多留多吃粮食的想法”。 　　北京的这些判断和措施与资讯渠道不尽畅通有一定联系。根据现有资料反映，高层虽然知道部分省、区饿死人的情况，但从大跃进以来，地方报灾系统部分失灵。其中又以河南省信阳地区为最。1959年冬，信阳地区已“遍地哀鸿”，但当地领导仍封锁消息，“灾荒报丰收”。[22]一些地方领导匿灾不报，致使北京高层无法了解到饿死人问题的普遍性。 　　地方领导的匿灾不报又和庐山会议后反右倾的大环境有关，因为报灾就意味自我否定。因此，一些地方官眼见百姓大批死亡，也不放粮（一些地方粮库仍存有粮食），而且铁了心拒不报灾。更重要的是，最高当国者存有忌灾讳荒的心理，一些地方官对此心领神会，干脆匿灾不报。 　　最后，在某些当政者看来，节粮与出口粮食并不矛盾，多年来一直如此，这就是“动态平衡”或“综合平衡”。于是，领导者就这样沉浸在了自己构筑的“意底牢结”逻辑分析中。 　　但是，粮食问题似乎又很严重。在此背景下，1960年3月，北京对各地缺粮问题正式作出反应：在坚持既定原则下（没收自留地，粮食分配到食堂，不停止出口粮食），通过“组织人民经济生活”，推广粮食食用增量法，以达到节粮和支持出口的目的。 　　二、何谓“组织人民经济生活”？ 　　从1960年3月开始，“组织人民经济生活”一词频繁出现在中央文件和各种报刊，在当时的语境下，这个词汇包含两层涵义： 　　（1）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向群众解释当前各项经济政策的合理性和必要性，重点解释“为什么粮食大丰收了反而需要节粮？”[23] 　　（2）通过各级党组织具体落实增产节约、计划用粮的措施，“打击阶级敌人的造谣破坏活动”。 　　“组织人民经济生活”所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官方宣传与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之间的巨大反差。1960年后，《人民日报》等不断宣传1958年、1959年取得了空前大丰收，但群众的生活却每况愈下。群众对“三面红旗”的不满，已经从城市发展到农村和边疆。一些零星资料对此有所反映： 　　福建省晋江县深泸渔民“攻击”粮食政策说，毛主席当主席，一顿吃四两；刘少奇当主席，一顿吃三两；以后再一个主席，不知吃几两？晋江县华侨侨眷八九千人，“争着要出国或跑香港”。[24] 　　沈阳“有一些坏分子扬言”，给饿饭的孩子照个像，给毛主席寄去。包头钢铁公司有几个工人甚至要把带沙粒的小米饭送给毛主席。[25]…… 　　针对各地出现的大量不满言论，各级党委把加强专政和思想教育结合起来。公安部长谢富治要求各地专政机关“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重点打击五类分子的“造谣”、“诬蔑”和“反动言论”。[26]在打击、震慑阶级敌人破坏活动的同时，各级党委重点向群众宣讲“十年伟大成就”和“今后的幸福远景”，以澄清群众的“模糊观念”： 　　一，粮食究竟有没有取得大丰收？正确答案是：“坚信粮食取得了大丰收，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任何动摇”。[27] 　　二，为什么粮食大丰收了，还要号召节粮？为什么各条战线都取得了胜利，却买不到日用品？正确的答案是：“不是粮食少了，而是吃得人多了”，“不是东西少了，而是买得人多了”。[28] 　　三，小家有小家的困难，国家有国家的困难，群众应设身处地，站在国家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不应一讲节粮就埋怨、发牢骚。 　　四，社会主义绝不会饿死人，说农民被饿死完全是阶级敌人的造谣、诬蔑。 　　上述种种充分说明，以国家权力为后盾的意识形态，在修复和具有极其强大的功能。同时，这种具有强制性质的意识形态，也有它“柔性”的一面，它能够以“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这类平民化语言诉诸并调动群众的情感，使其服从于自我克制。现实世界早已是满目萧肃，但经过意识形态的过滤，就变幻为“万紫千红”，“满园春色”。只是这种意识形态的遮蔽效果实在过于强大，竟也误导了领导者的常识思维，严重影响了他们对形势作出正确判断。 　　1960年5月，北京领导层开始逐步知晓粮食问题的严重性质。事情的起因是，辽宁工业基地和津、沪的粮食供应已难以维计，但直至此时，北京对粮食和农村危机的深度和广度仍模糊不清，而仅将问题理解为调运粮食出现了困难。28日，中共中央向各地发出紧急调粮指示。6月6日，中共中央再度发出《关于为京、津、沪和辽宁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令人惊奇的是，即使到了这一步，一些领导干部仍在继续隐瞒饥荒的真相。周恩来以后回忆道，在1960年夏天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他本人“已经意识到粮食有问题，但大家不承认，结果把真实情况给掩盖起来了”。[29]周恩来所说的“大家”既有中央干部，也有省级大员。就在这次北戴河会议期间，毛泽东召见李富春、薄一波、陈正人谈话，要求全国大搞小洋群、小土群，今冬要动员7000万人来大炼钢铁。[30]毛的这个指示很快就具体化为1960年7月后兴起的“保粮保钢运动”。 　　“保粮保钢”运动的核心是试图以政治运动的方式提高钢产量和解决农村粮食问题。虽然中央到此时对各省的粮食情况仍不摸底，[31]，但大致已知道粮食出了大问题，这才有了“全党动员，大办农业，大力粮食”。无庸置疑，在全国人民尤其是广大农民饥肠辘辘的情况下，根本无法完成1860万吨钢生产的任务，而在继续坚持公社食堂制度的前提下反五风，动员干部下乡整社，对解决大饥荒显然也无济于事。 　　就在“保粮保钢”运动全面展开之际，农村饿死人现象已发展到令人恐怖的程度。仅山东省章丘县黄河公社一地，从6月初至8月15日，已死亡642人。其中8月1日至15日，死亡229人，平均每天死亡15.2人。[32] 　　在非常形势下，北京高层终于完全清醒。9月7日，中央发出《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的口粮标准的指示》，规定除少数重体力劳动者外，城镇居民每人每月降低2斤口粮。文件首次承认“夏收之后，浮肿病、非正常死亡和人口外流现象继续发生”。 　　三、大饥荒日趋严重，全面掀起代食品推广运动 　　粮食空前紧张，广大农民食不裹腹，就连较为富庶的江苏省扬州地区，也到了“天天喝粥，有粥无菜”的境地，泰兴县在1960年5月10日至8月15日的96天里，每人口粮仅82斤。[33]1960年底，东北三省农村人均口粮已减至232斤，比1957年减少了55%.[34]至于豫、皖、川、鲁、甘、青、桂、黔等农村部分地区，则早已是道殣相望，村室无烟。而国家的粮食库存已到了最低警戒线–––1960年7-8月粮食库存比上年同期减少了100亿斤。[35]作为应付迫在眉睫的粮食危机的一项直接措施，北京正式向全国发出号召，要求各级党委政府、机关、学校，全力开展征集代食品活动。8月10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讲话中说，秋收力争要多打粮食，无论哪一个省、哪一个县、哪一个公社，多打粮食，多搞菜，多搞代食品（野生的），总之，韩信点兵，多多益善。[36]毛泽东虽没问粮食为何打不出来，但他毕竟明确提出要“多搞代食品”，这样，宣传机构又有了新的工作目标。 　　从前一阵铺天盖地的宣传粮食大丰收，到眼下鼓动全民大搞代食品，这个弯子实在转得太大，竟使得意识形态机构一时还不知道如何向人民解释这一切，只能空洞地开展“三大万岁”（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宣传活动。直至1960年10月，《人民日报》在国庆社论中才对形势作出了新的解释。社论称，“两年来，全国大部分地区连续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粮食严重减产”。社论并宣称，“人民公社已使我国农民永远摆脱了那种每遭自然灾害必然有成百万、成千万人饥饿、逃荒和死亡的历史命运”。社论作者当然知道，就在这篇社论发表之时，全国各地农村正在发生大面积饿死人的情况，但事实归事实，宣传归宣传，他们选择采取了“硬着头皮顶住”的方针。 　　然而，面对各地饿死人的警报，总得想出解决问题之道。1960年11月3日，周恩来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紧急指示信（12条），在继续坚持公社食堂的前提下，对农民作出了一些让步，希望通过政策调整，迅速扭转饿死人的现象。1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指示》，根据中国科学院的建议，向全国推荐了一批代食品。《紧急指示》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组长的中央瓜菜代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正式提出“瓜菜代，低标准”的口号。在各省成立“除害灭病”领导小组，普遍建立“人民生活情报网”，具体落实瓜菜代的任务。 　　所谓“瓜菜代”，就是以瓜果、蔬菜代替粮食作为主食。其实，在饥馑遍地的1960年的广大农村，早已无瓜无果，百姓且已把树皮、树根、野菜、观音土代替粮食吞进肚里，所以瓜菜代小组的真正任务是动员开发代食品。 　　在现代汉语中，“代食品”一词最初出现于1955年。在统购统销运动中，广西灵山县数千人因缺粮上山采取野果、树皮充食。这种非谷粟类之物质从此就被冠之以“代食品”之学名，开始出现在官方通报中。之所以将野菜、树皮等名之曰“代食品”，其关键的考量是意现形态所要求的政治立场问题。从“无产阶级政治立场”出发，旧社会劳动人民吞糠咽菜不能称其为食用代食品，而社会主义集体化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农民所食的稻秸、橛根、玉米芯一类必须称之为“代食品”。以后相延成习，“代食品”一词逐渐进入现代汉语语汇。 　　在统称为“代食品”的各类物质中，大致可分为两类： 　　（1）自然生产类的动植物 　　小球藻，及其它水生植物（红萍等）； 　　各类农作物（玉米、水稻、小麦、高梁等）的秸杆； 　　各类植物（蚕豆、豌豆、洋芋等）的橛、根，土伏林等； 　　冷树皮； 　　各种野菜（野口头、鹅子草、泥鳅稿、野芹菜、野池米、毛姑、豆瓣菜等）及野生菌类； 　　各类作物枝茎（红薯秧、豆角皮等）； 　　各类野生果实（橡子、栲槠、芭蕉等） 　　各类昆虫…… 　　（2）合成类（用霉地素、链孢素作基本原料） 　　人造肉精、人造肉精粉； 　　人造肉（又称人造成型肉）、人造肉丸子、人造肉汤； 　　人造奶； 　　人造食用油脂… 　　在上述各类代食品中，小球藻得到了中央和各级领导机关的特别重视。小球藻原是一种水面浮生植物，1960年上半年，上海等地最早将其用于猪饲料的食用。由于粮食空前紧张，生猪存栏量急剧减少，严重影响出口和人民的副食品供应，小球藻的开发一度被认为有助于提高猪饲料的营养成份，可缓解猪饲料短缺的困难。于是这项发明在上海等地迅速得到了推广。至1960年7月底，全国二十七年省、市、区（西藏除外）都已程度不同地开始了小球藻的培养试验和大面积的生产。 　　小球藻从猪饲料的辅助食物一下跨入人类食物领域，时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胡乔木在其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1960年10月，胡乔木呈书毛泽东，建议在全国推广小球藻代替粮食。胡称，推广小球藻，既可治浮肿，又能“保证不饿死人”。毛泽东闻知此物有如此功效，遂于10月27日将胡乔木的信批转全党，[37]要求全面推广。 　　毛泽东的批示及胡乔木的报告下发后，全国立即掀起了群众性大办小球藻的热潮。小球藻生长的关键要素是采集小球藻培养液。各地稀释小球藻培养液的种类繁多，最常见的方法是：用人畜粪尿。北京、湖南的经验是，以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的稀释人尿为最佳配方。 　　机关、学校、工厂、街道普遍建起了培养小球藻的水池，城市居民更是利用家中的瓶罐，培养小球藻。许多家庭让孩子每天在餐前喝一两勺小球藻水液，相信小球藻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实际上，这只是粮食极度匮乏的年代中人们的一种预期心理，与科学原理毫不相干。 　　在大办小球藻的同时，北京市还发明了一项“大白菜快速生长法”，将大白菜的疙瘩、带心芽的菜根，栽在盆子里，据说在15度的室内气温下，能较快地生长成菜。 　　在各类代食品中，比较具有实际效用的应是“人造淀粉”。所谓人造淀粉，就是将经过整理的秸、根、叶、茎、球等磨成粉状，通常将其混入玉米面、高梁面，做成馍或窝头，食后胃腹部有某种充实感或肿胀感，而不象饮了小球藻液后那样虚无缥渺。[38] 　　四、组织、意识形态与代食品推广 　　代食品推广运动是在各级组织的精心布置下全面展开的。1960年下半年后，解决群众吃饭问题成为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头等大事，在坚持人民公社制度和公社食堂的大框架下，各级党委和政府运用常规的政治动员方式，全力贯彻中央关于瓜菜代的措施。 　　各级党委纷纷制定采集代食品的指标，各省都向中央汇报了采集代食品的预期数目。1961年初，青海省提出两项承诺，农民口粮全年人均不得少于180斤；在1961年8月底生产人造肉、小球藻干粉300万斤，叶蛋白1500万斤，人造精制淀粉2亿斤。1960年底，中共中央东北局对1961年1至9月的全区农民生活作出安排，力争每人口粮达到120斤，每天2两干淀粉（代食品）。[39]湖北省崇阳县发动群众2.5万人上山采集野果。中科院昆虫所在短期内搞出可食昆虫1200多斤，并将取得的经验向全国推广，即，“采食昆虫是补充营养的一种途径。”[40] 　　在各级政府的全力推动下，人造肉精的商业性生产取得很大进展。据轻工业部、商业部、化工部不完全统计，到1961年4月15日，已生产人造肉精干粉479吨，其中轻工部第一批试点厂济南酒精厂、沈阳啤酒厂等十个重点厂生产了446吨。从1961年3月起，天津全市已在17个二级饭馆出售人造肉炒菜。云南省用小球藻液70吨，生产冰棍、稀饭、汤供应市场。 　　黑龙江、吉林、辽宁十个市已供应195万斤人造成型肉。四川省铜梁县利用代食品生产糖果33万斤、糕点19万斤，还供应叶蛋白汤圆、小球藻羹汤、肉精水饺。[41] 　　为了推动代食品运动向纵深方向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还用召开“吃饭大会”或“节粮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彰大会”的形式宣传代食品的优越性，消除党内外干部在推广代食品运动中的“模糊认识”。 　　推广代食品的关键是干部，然而不少干部在推广代食品问题上却表现消极。他们先是对“绿水”（群众称小球藻为绿水）可以代替猪饲料表示怀疑，以后更不相信可为人食用。河北省隆化县委遵照中共中央华北局和河北省委的布置，召开推广代食品的“吃饭大会”，将榆树叶、檞树叶混入玉米面做成窝头，让全县五级干部集体食用。[42]地处西南的四川省纳溪县也曾召开过“吃饭大会”。县委书记要炊事员做了十几样代食品，让全县干部品尝，并大声问道，“代食品好不好？”参加吃饭大会的县社干部，只有少数人大声称“好”。[43] 　　在推广代食品运动中，科研部门与宣传部门发挥了重要作用。大跃进浮夸风重灾区河南省，在宣传代食品优越性方面走在全国前列。该省科研部门对玉米皮、红薯秧的“营养成分”作出鉴定，其结果是： 　　玉米皮：含水分7.09%，蛋白质3.92%，淀粉33.36%，糖1.62%，粗脂肪0.44% 　　红薯秧：含水分39%，灰粉1.84%，淀粉63.17%， 　　最后的结论是，玉米皮、红薯秧质量很好，适于人体食用。[44] 　　湖南省电力学院发明了用稻草粉和面粉各半制成的馒头，声称“经过医学院的化验，营养价值超过北京标准面”。湖南、四川、广西还将石灰水煮稻草再研制成粉，声称稻草的淀粉量达到30%至80%，并将这种淀粉起了一种学名，曰“稻草淀粉”。[45]在1960年11月后的一段时期内，意识形态宣传部门将代食品的“优越性”推到了极致，“甚至说得比真粮的营养价值还高”。他们说，双蒸饭易于消化，更易于发挥食物的营养价值，是对人类膳食结构改革的重大贡献；小球藻、精制淀粉则不含胆固醇，有益于防止心血管疾病。 　　尽管宣传媒介将代食品和双蒸饭等的优越性吹得天花乱坠，但各地不时传来群众误食代食品导致中毒的消息。1960年4月，中央卫生部发出通知，要求各地禁止宣传苍耳子。此前河南省兰考县群众5900余人误食苍耳子，致使1100余人中毒，38人死亡。在此前后，各地农村因误食有毒植物中毒死亡的事件接踵发生。5月，山西省3800人吃苍耳中毒，54人死亡。 　　各地农民还因吃了腐变的蔬菜，患了青紫病。由于中毒现象较为普遍，1960年下半年后，全国各制药厂纷纷赶制解毒剂“60号中药”，随即又开展了防治青紫病的宣传活动。[46] 　　在代食品推广运动中，同时进行防治青紫病的卫生防疫工作，显示了意识形态在解释现实问题上所面临的巨大困境。这种矛盾性也充分体现在各地领导干部的公开与私下言论中。 　　作为党政首长，他们在公开场合动员大搞代食品，但常识理性又使他们自己也不相信意识形态对代食品的宣传。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就指责过负责代食品生产的北京市商业局副局长：“净出么蛾子（北京土话，指坏主意），叫人吃这个行吗？”他也不满“双蒸饭”，说“一两粮食蒸来蒸去不还是一两粮食吗？”[47]刘仁讲这些话时，已是1961年。在这年年初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上，中央重又提倡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与此相连，有关代食品优越性的宣传开始逐渐降温。科研部门对代食品的“营养价值”又作出了新的测定。四川省测试出40种代食品的有毒成分。中科院生理所对橡子粉、稻草的“营养成分”作出检验，结论是基本没有任何营养价值。中科院有机化学研究所、生物化学研究所和中国医学科学院的最新研究证明，稻草、玉米根、玉米芯、玉米秸营养价值很低，“不能产生热量，不能消化吸收，不适合大量掺食”；而所谓“粗淀粉”的真正淀粉含量只有0.8%至2.96%，蛋白质0.27%-0.6%，将其喂小白鼠，三天内体重下降31%，解剖后发现胃扩大和胃壁变薄。[48] 　　在刘仁等作出不公开批评及科研部门在内部重新对代食品作出营养评估时，一般的普罗大众则更直接、更明确地表达了他们对代食品和相关政策的不满。 　　学生：沈阳医专有学生说，“勤俭建国真正好，又吃野菜又吃草”。太原市五中、三中、十中的干部子弟拒绝吃野菜，说“那是给猪吃的”。广州大学生“发牢骚”：“形势好得很，为什么天天吃无缝钢管（通心菜）？”他们还“攻击”国家的援外政策是“打肿脸充胖子，瘦狗拉硬屎。”[49] 　　工人：在1960年下半年降低口粮标准时，抚顺发电厂工人的主食是用杏条面做的窝头，工人说：“这东西喂鸡，鸡都不吃，可为了装饱肚子，不吃又怎么办呢？”[50]鞍钢有些工人说，“过去给地主扛活还管饱不限量呢！”“旧社会不好，鱼虾酒肉都能吃着；新社会好，什么都买不到。还不如从前给地主当雇工，也比不上过去的猪狗。”[51] 　　农民：上海市青浦县农民说，“蒋介石手下受苦，吃饭；毛主席手下享福，吃粥。”安徽省宣城县农民不满道，“什么毛主席，比茅缸板还臭！害得我们饭都没得吃。”[52]江苏省海安县农村儿童传唱一首歌谣：“毛主席，大胖脸，社员饿死他不管！”[53] 　　高级知识分子：经历过1957年反右运动，绝大多数高知都做到了谨言慎行，但在1960-1961年，中科院仍有一些科学家，因粮食和副食品短缺，向组织上提出了出国探亲的申请。[54] 　　在社会各阶层的普遍不满中，城市低收入群众的不满最为突出。从1961年11月15日起，全国各省会城市率先执行陈云有关大量生产高级点心和高级糖果，以回笼货币的指示。当天北京售出高级点心12.2万斤，高级饼干1.9万斤，高级糖果12.1万斤。高级糕点最高价格为7.6元一斤，最低3元一斤，但数量很少；高级糖果5元一斤，最高16元一斤；高级饼干分4元一斤和5元一斤两种。这类高级食品的购买者虽有一般市民，但大多为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后，国家将1960年11月制定的优惠享受副食品供应的范围从高级干部、民主人士头面人物、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一下扩大到17级以上中级干部。规定：17级以上干部每人每月补助供应糖一斤、豆一斤；13级以上高干，每人每月增加供应肉2斤、蛋2斤。此举虽然得到中高级干部的普遍拥护，却极大地挫伤了一般干部和广大群众。北京市的一般干部讽刺道，“高薪人员猪肉炒鸡蛋，低薪人员一锅菜叶熬稀饭”，“现在干部分三等，一等是吃肉的，二等是吃糖豆的，三等是喝汤的”。[55]一时间，各种“牢骚怪话”如潮水般涌了出来。 　　对17级以上高中级干部予以副食品补助反映了中央对干部阶层的体恤关心，正式的说法是：“干部是国家宝贵的财产”。[56]1962年初，对干部阶层的照顾，除了供应糖豆、肉蛋等副食品，还有其它的形式。在北京，“党中央决定举办17级以上党员干部学习班”，主要目的，一是“为了统一党内思想”，二是为了让干部得到营养补充。这种学习班带有“保养性质”，“每期两个月”，每天的饭食有“富强面粉的馒头、花卷，有大米饭，还有市场上少见的猪肉、鸡蛋和香肠等荦菜”，“每天的伙食标准一元钱”。[57]（当时，省会城市一般家庭成员一月的最低生活标准是8-10元；在全国工资类别最高地区的上海，收入较高的纺织厂工人的月工资一般仅为40多元。）[58]辽宁省委照顾干部的方法是，安排他们轮流“住在宾馆，看看马列主义的书，同时改善伙食。”[59]对农村县社基层干部的补助水平，则远逊于大城市。一些省地市县经常以开会为由，让县社一级干部在县食堂补餐，“进城开会期间，三两天有一顿猪肉，开四五天会，可吃两次肉……几天不吃药，肿就消了”，因而许多农村基层干部“最盼的就是到县上开会”。[60]由于干部进城开会，吃住在县城，农民根本不知干部进城开会补养身体的事。 　　以常理观之，领导层用制度的方式对17级以上干部实施照顾，是希望他们努力工作，更好地“带领群众抗灾救灾，恢复生产”。但部分地区却更热衷于借着“照顾17级”的东风，将这个门缝越挤越大。据有关资料反映，1962年上半年，河北省唐山、承德等七个专区，大大突破“照顾17级”的范围，规定17级以上干部，每人每月供应食糖1斤、大豆3斤、食油0.5-3.5斤，肉0.5-3.5斤，鸡蛋0.5-2斤，纸烟2条，下水2-3斤，水产3-5斤，粉条3-5斤，豆腐3-5斤。丰南县还别出心裁地将该县200余名负责干部分划为“三等九级”。县委书记处书记一级，平均每月吃掉鸡、鸭、猪羊肉40多斤，而县委第一书记一个月则分到了70多斤肉。[61] 　　17级以上干部虽然较群众先吃了一步，或多吃了一些，但毕竟表明现在已经有了可吃的食物。1961年底，国家增加了城市人口的粮食定量标准。第二年初，虽然还有消极现象——仅河南商丘、开封、新乡、安阳、信阳6个专区外流饥民就达到了32万，[62]但全国经济形势已出现好转迹象。以浮肿病现象为例，1962年初江苏省浮肿病人达到39.3万人，虽比1961年底增加了8万多人，但比上一年同期仍减少了许多[63].伴随经济的逐步恢复，城市居民的副食品供应也相应得到改善，代食品逐步退出人民生活领域。 　　促使粮食供应好转的关键因素并不是“粮食食用增量法”和代食品，而是中共中央分别于1960年11月和1961年6月作出的恢复农民自留地和解散公社食堂的决定，以及从1961年初从国外大量进口的粮食。据统计，仅1961年就从国外买进粮食500万吨，1962年又进口300万吨。增量法和代食品在缓解粮食危机方面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962年的国庆节，全国各大城市的节日供应已明显好转。从9月25日至10月2日，仅北京市场就销售了脱销两年多的鸡鸭30万只。在此期间，北京市民每人供应鲜肉3两（平时每人每月肉票限量供应2两，多为冻肉），全市居民共购买了160万斤鲜肉。[64]北京市一些冷清了多年的著名饭庄又重新红火了起来。“沙锅居”恢复了烧、燎、白煮等32个品种。门框胡同的爆肚肠、豆腐脑白，菜市口的羊头肉，“金生隆”的豆腐脑、炸丸头都恢复了供应。高收入者喜爱光顾的“月生斋”的酱牛肉，“普天楼”的扒鸡、叉烧、烧肉，“福玉楼”的酱猪肉也已敞开供应。 　　然而，美食虽好，却非人人都能享用，在高收入者大快朵颐之时，北京市的一些底层群众却买不起节日计划凭票供应的副食品，致使某些平时难得一见的副食品滞销。9月25月至10月5日，北京市向市场投放了80万只鸡鸭，可保证每户居民购买一只，但到了10月2日，仅销售了30万只。[65] 　　但不管如何，几年特大经济困难，终于“尽力设法混过去了”，[66]领导层最担心的情况总算没有发生：几年间，尽管“粮食少，死了一些人，可是没有出大问题，没有出‘皇帝’”（宋任穷语）。[67]全国城市的代食品的噩梦也在1962年上半年大致结束。 　　综上所述，在大饥荒降临之际，发起“粮食食用增量法”和代食品推广运动实乃迫不得已之举。中国历代政府对于饥荒问题都有一套应对方法，到清代已建立起较为完善的报灾、勘灾制度，朝庭通过放粮、免征、出贷、移民就粟、以工代赈等减轻百姓痛苦。[68]建国后，在五十年代初中期，政府在勘灾、救灾方面也取得很大成绩，但1958年的大跃进和接踵发动的反右倾运动破坏了报灾、救灾机制，造成了令人痛心的后果。 　　1960年下半年后，当国者逐渐面对现实，却苦于已无粮食可用于赈灾，遂运用意识形态和国家权力全面发起代食品运动，显示出了巨大的功效。在这艰难的几年里，绝大多数干部也能做到与群众同甘共苦，只是百姓尤其是广大农民的克制和牺牲，并没有使最高当国者有所愧疚或改弦易辙，在其戮力坚持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农民依然长期缺衣少食。农民的吃饭问题，一直要到1980年代初邓小平启动农村改革才得以真正解决，其间的教训值得世人永远铭记于心。

大银猫 · 发表于 13.3.2007 21:12:20

左祸肆虐的年代—59年我们生产队大饥荒记实 杜治中 大难不死，足以为证，我要控诉那个恐怖年代。 我家住在县城边（现在已经是城中）一个叫官田坝的村子里，在“大跃进”实行军事化管理时叫城关营同心连第四排，59年时叫城关公社同心管理区第四生产队，现在叫严道镇同心村四社。 57年“反右”之后，全国 “大跃进”，农村进入人民公社，上边要求我们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那时人们完全没有了正常的生活和种田的规矩，一个个的小家庭变成以生产队为单位的大家庭。所有的家具都集中到公共食堂，用得着的就用，用不着的就做烧火柴；所有的金属用具除了镰刀、锄头而外，连门上的扣子、箱子上的饰件都拿去大炼钢铁。房屋除了用作睡觉而外，没有其他用处。甚至于住房都属于集体的，经常叫你住哪里就住哪里，有些单调户的房屋被拆除了，把人赶到人口集中的大院子里，行动军事化，下地干活除了带上农具外，还要在腰杆上别上碗筷，打破以生产队为单位的作业界限，哪里干活哪里吃饭，吃饭不离开“阵地”。 最害人的是搞“稀株密植”，高产田、卫星田，名目繁多；浮夸风盛行，粮食产量就象吹气球那样不断膨胀，到处都在出高产、放卫星、万斤田、万斤坝，明明是减产硬说是增产。大丰收当然紧接着高征购。 59年春节刚过，公共食堂的粮食便捉襟见肘了，每天只能以少量的粮食维持度日，拼凑些五谷杂粮，磨成面粉加糠做成馍，全劳力每日八两（十六进位），次劳六两、半劳及小娃娃四两。全队男女老少280多人，一天到晚就咽着口水等吃。有时连糠馍馍都断顿，找些喂猪的红苕根根、洋芋坨坨煮熟，每人一汤瓢。无论大人娃儿都饿的绿眉绿眼的，一双双饥渴眼睛四处搜索，巴不得有点什么东西塞进嘴里。捱了一段时间，连糠馍馍都维持不下去了，就在一大锅水里搅上两三斤杂粮面粉，就靠这种“面糊茶”来填充肚子。每天在食堂里尽听到小娃儿熬熬哭叫，扭着大人要吃的，大人们除了无可奈何的哀声叹气外，别无他法。但就在这种情况下，还不准说一个“饿”字，否则马上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社员们忍受着饥饿去出工，指望着秋收后能摆脱眼前的困境。 幸好是在春天，天气渐渐暖和起来，满山遍野的野菜树木都萌发了，开花了。大家都有常识：凡是猪牛牲口能吃的野草，人就能吃。鹅香草、侧耳根、水芹菜、鱼鳅串、车前草、苦马菜、野苕子、米麻花叶、槐花、脱皮籽花、野棉花等等。割回来淘干净，加上食堂里打回的二两谷面搅和在一起充饥。 那年真还托大自然的福，除了野菜野果可充饥外，有能力的还可去捕捉老鼠、摸鱼、逮蛇或泥鳅、黄鳝，逐渐又扩大到捉癞格宝、蝌蚪、枇杷虫、蜗牛、田螺甚至蚂蚱、蚯蚓、蚂蚁等。 好不容易熬到麦子灌浆待熟，一群饿得黄皮寡瘦的小伙伴约上我，偷偷去割田里的麦穗。躲在河坝头捡些水打柴生上火，把麦穗放在火苗上烤熟，双手一搓，吹去芒壳，一把塞进嘴里，那香喷喷的滋味，我敢说只有我们经历过粮食关的人才享过这种清福！吃饱了，个个脸、嘴、手都黑黢黢的，真像个活鬼，互相戏谑着，庆幸这下饿不死了。 小春终于收成，大家以为可以把命逃出来了，这时，上面宣布：“先国家，后集体”——征购粮交完后又没有粮食了，仍然喝面糊茶汤汤，于是伸长脖颈望大春。 在玉米地里垒埂子栽红苕藤时，刚打蔫头，起“麻索子路路”的玉麦苞苞掰来就下连核核（hū）啃，红苕藤的尖尖也往口里塞，大家都学会吃生的，不管生瓜瓜、生豆豆、生茄子各种蔬菜都能吃，就象牲口一样见啥吃啥。收拾庄稼时，大家还是掰玉米吃玉米、挖红苕啃红茹、割谷子嚼谷子，当然只能生吃，不敢拿回家，一是在家做吃的不方便，因为根本没有炊具；二是监管很严，根本没有自己支配的时间，而且一旦被发觉，还要挨打受辱。曾经有个叫兰潘氏的老娘子揣了些谷子回去，在深夜里用砂锅炒干，用手磨子磨去外壳，还没吃进口就被干部发现，收缴了手磨砂锅，砸了炉灶，还弄去跪打。 高征购下的秋收最后也没能让大家吃上一顿饱饭，接着又是反右倾，反瞒产私分运动。上头到处都在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社员们每天都把收起来的谷子运到县仓库堆放，在县仓库晒坝头翻晒，晒干后立即收入县仓库。有时阴雨天收起来的谷子晒不干，就在食堂用大锅炒、炕，连夜赶交公粮。当时的最高指示具体明确：“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代以瓜菜……”所以就在收割庄稼那半个多月吃过干的，而且都是按劳力等级定量供给。等到“集体利益服从国家利益”之后，就只剩下些间种的五谷杂粮和风桶尖上的二仓秕谷作社员的提留粮了。 天，是风调雨顺的天，地，是肥得流油的官田坝，可上边说我们遇到了特大的自然灾害！灌了半年的面茶汤汤，人的营养严重缺乏，体力严重透支，水肿病终于挡也挡不住地来了。先是走不动路，接着是起不了床，一个个由皮包骨头变成了黄肿烂熟的大头和尚，眼睛肿得眯成一条缝，双腿象木头棒棒，小腿上一按一个深窝。山上坝头的土地几乎都丢荒了，全县各公社普遍出现了饿死人现象，公社终于办起了临时肿病医院。城关公社的临时医院就设在我们官田坝的大四合院里。处方很简单：麦麸子、细米糠、玉米和黄豆面粉再加点儿红糖蒸成糕，切成一两重的小方块，取名叫“红发丸”，一经服用，简直是奇效！连服几天水肿便消退了。可是水肿病人太多，而医院太小，整个四合大院全部用晒垫摆满了地铺，最关键是“药”少，供求矛盾尖锐，只好减“药”减人。水肿稍轻的还住不进医院，住进去的稍有好转便强令出院，出来两三天又复肿，当时有“三肿三消，四肿翻撬”的谚语，进出连番四复，最后还是拄着杖进去，横起抬出来——变成了尸体。 那年冬天，公共食堂里也在到处找寻些能代替吃的东西，青菜、厚皮菜加糠面就是最高级的食物了，可惜就是供不应求，刚到初冬就菜根菜芽都抠光吃尽了。食堂又从县仓库里运来粗糠，加上玉米核核，经炒、炕后磨成面，或者是用玉米壳渗上石灰水，浸泡几天、捣茸，捞去粗纤维，过滤成粉，多是石灰沉淀物，加上米浆，做成米豆腐，一斤米能做18斤米豆腐。无论怎样变着花样吃，也总是解决不了饥饿问题，别的食堂还想出了新招，用人尿加清水，晒上两周，待水中生出青苔，取名叫小球藻，就以这种尿水来充饥。我们食堂则把能走动的人派到山上去挖蕨鸡根、粉葛根、牛马藤、岩板花根来滤粉、和着糠吃。 最残酷的时刻终于来临，59年冬天，公共食堂无法维持，断炊了！家家都开始死人了，今天这家死一个，明天那家死一个，多是壮劳力。那时死了人都没有哭声，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个个都站在死亡边沿，不知何时便轮到自己。许多人嘴上都叨念着一个最高理想：能吃一顿干饭死了也值得！ 那年冬天，我在县城“二完小”上六年级，虽然饿得足粑手软、皮包骨头，但还在坚持上学，老师们一个个不是面黄肌瘦就是浮泡肿脸的，尽管他们每月有18斤口粮供应，也还是不够身体的需求。缺课的同学一天比一天多，全班50个同学，除了有1/3属居民户口的在坚持上学外，农村的几乎都饿得不能上学了。就在那年冬天，我们班也饿死了五位同学，一个叫兰术生，是个高大结实的胖娃，他与我同一个生产队，在他爸、妈、叔、婶都先后饿死没几天，他也饿死了。还有同队的兰琼芸同学。家在五队的郑登琼同学，在到五里山挖蕨鸡根的路上饿得倒下去就再也没有站起来。另外两位一个叫王文珍，一个叫谢少全也是在那个冬天饿死的，他们都才十一、二岁，应该是朝气蓬勃的少年，却走完了不该走完的人生路！ 在那个恐怖的冬天，山上坝头凡是能吃的野菜、野果、昆虫都吃光了，连最贱的鹅香草都长不赢人们对它的需求。到处都是一片赤地，稍有点草芽刚出土，即被饥饿的人群争着拈光了。我们队里有个五六岁的娃娃叫徐元康，他爸、妈、哥都在那个冬天饿死后，他饿的走不动了，就倒在田坝上歪着脑袋去啃那一点点的草芽儿，一直啃到断气后才被人发现。 在那个恐怖的冬天，人们饥不择食到了难以想像的程度，又发现了些能“吃”的东西——树皮，桤木树、桦树、枇杷树的皮，观音土，还有用作肥料的菜籽油枯，皮口袋、皮箱、皮撮箕、皮带、皮鞋等。 各种树皮当中，最好吃的要数枇杷树皮了，它的苦涩味淡些，又有糍性，颜色呈高梁色，把它舂磨和糠面做成馍，大家打精神牙祭称之为高梁馍馍，叫观音土做的是粉子馍馍。说起那个观音土，白里带点黄，吃进口象糯米样糍粘粘的，不含沙不踮牙，不苦不甜的白味，手感细腻，可就是绝对没有营养，饿慌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大口大口往肚里吞，结果消化不了，坠胀难受，又拉不出来，好些人就这样让泥巴砣砣给胀死了。那树皮和糠做的馍馍，吃时要克服它苦涩麻辣及说不出的怪味，拉的时候蹲几天几夜都拉不出来。用手去抠，用竹片去掏，整得鲜血直淌。饥饿又加上这样折腾，哪有不死的！还有的人真的不想活，实在饿的受不了，就把润肤的凡士林冲开水喝，把蜡烛、肥皂啃来吃，把蓖麻籽炒熟吃，吃了以后，上吐下泻，死得更快。 还有好些人是没被饿死前而被打死的。那时村里都豢养着几个打手，他们吃饱了就背着枪到处巡查，发现哪家房子上冒烟了，便冲上门去砸锅砸灶。上院子的几个社员因为扯了点油菜来充饥便遭到吊、跪、打，受过毒打的也较普遍。有去偷菜的，偷吃庄稼的，偷猪牛的，偷刚播在地里浸过农药、大粪的种子的，去撬保管室门的，偷食堂馍馍的，总之都围绕一个“吃”字而受尽凌辱。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树德堂的院子里，有几个社员冒死去宰杀耕牛，被发觉后，把他们四个人押在四合院天井中站起，打手石开泰手握一丈多长、茶杯子粗的铁头子金竹竿（院里原来做过粉条，有许多晾粉竿），气势汹汹的站在廊檐下，挥动竹竿，风声呜呜响，猛朝天井中的人劈去，两人立即倒地，张着嘴，半天叫不出声来。接着又选好角度劈向还没倒的另两个人，全都倒后又喝令站起来，再打，直到把竹竿抽成光刷刷又另外换一根，一直把四人打得再也站不起来爬在地上奄奄一息才罢休。那当场喊“石爷饶命”的求饶声、凄厉的惨叫声，围观群众的叹惜声，小娃娃的吓哭声，几十年来一直萦绕在我的耳边。另一种刑法是吊“鸭儿子浮水”，一个当时才15岁的小伙子王富清，打手用细麻绳将他吊起后，还在背上加一个百十斤重的石头；有个妇女吊起后，还被脱下裤子，用荨麻抽下身，用极其下流的手段凌辱人，他们的想象力很丰富的。同心五队的孤儿艾云华（现在县福利院）的母亲周国勋，当时才30岁，就是被打手丁××用锄把捅进阴道戳死的。还有一种刑法就是把偷牛的人代替牛来耖田，大冬天，脱光了身子拉上犁头耖田，走不动就打。我们队被打死的人有徐明忠、宋金选、杨升安、王华剑。全县饥饿又挨打死的就不知多少了。死后还背上“偷贼”的罪名，说被打死的是坏人，来标榜其打人的合法性。其实被打死的都是一贫如洗的好社员，当时称为贫下中农，阶级兄弟。成分不好的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早就整怕了，宁饿死也不敢去偷。但我敢断言在农村凡是活下来的下层人没有一个没去偷吃过庄稼的。死去的人蒙冤含垢，活下来的人何尝不是蒙冤含垢呢？那时的情况就是全民皆“偷”啊！ 三年的大饥荒中，我们这里从59年冬到60年春是死亡的高峰期，一条大路从我们生产队通过，这段时期每天都看见乡下逃荒的人经过这里，走不动了，倒下去便死在路上。从北门口到飞机坝这段路仅一公里。一天都要倒下几个，又没人及时收尸。在北门口那条小街上，住着五、六、七三个生产队（当时叫大三队、小三队），每天一辆架架车专门拉尸体去倒都忙不过来，刘万寿家一家五口就死去三口，他父亲死在床上十几天才轮到拉去倒在黄沙坝河边上。 四乡山区各公社的死人情况比我们城里更惨，一家一户死绝的也不在少数。复顺公社的太阳弯生产队几十户人几乎死光。我的同学方联森说，他60年到三合乡去，亲眼目睹了在一个住有五六十人的大院子死得清清静静的，长期没人掩埋，那些先后死去的尸体横陈竖摆，各具惨状：有背靠大门枋，眼巴巴站着死去的，有横担在门坎上，伸出手作呐喊状的，有蹲在墙根的干尸，有母亲抱着婴儿死在床上的，有刚死不久被老鼠掏去眼珠、咬得血淋淋的，有死后被人割了屁股肉的。在烈太公社共和队我叔叔杜国林家，一天就饿死三个孩子。另一个亲戚叫杨仕芸，当时才一岁多点，她妈已经饿断气了，她还在身边吮奶，幸好命大被家人救起，现在已四十多岁了。 到后来，那些死在路边上的人，晚上就被割去身上的肉，我也亲眼看见过在小壕头路边上，两具男尸被脱去裤子，从臀大肌到腿肚子的肉都被割走了，露出青紫色的刀痕。吃死人的现象很快播及开来，虽然饿死的人只是皮包骨头没多少肉，但比起吃观音土来要强多了。倒在路边上的尸体吃完了，就去吃倾倒在河边上的尸体，甚至有些埋在土里的新尸都被挖出来刮去了皮肉。邻队丁×氏的孩子刚死，她便悄悄宰割煮着吃了，大家都知道这事。她存活下来后，一直带着内疚沉重的心情郁郁生活直到去世。在太平公社还发生偷吃别家活娃娃的事。 如果说57年的反右运动改变了人的大脑思维功能而三年的饥荒则改变了人的胃肠生理功能，在62年省检查团来这里检查时，看见到处都是马屎而又无一匹马，后才搞清楚那是人屎不是马屎，因为长期啃树皮草根，人的胃肠生理功能都蜕变到马的生理功能了。 在我国历史上虽也有“易子而食”的记载，但那现象是偶然的，局部的，时间是短暂的。因为东方不亮西方亮，灾民去逃荒有地方可逃，而我所经历的发生在当代的这场浩劫，其地域遍及全国，时间长达三年，饿死人数空前。据载，全国死亡4000多万人中，四川就占1000多万。我们荥经县因死亡比例最大而震惊中外名垂青史！据县里有关统计，全县58年加上外来人口近12万人，62年后统计只剩5.7万人，死了一半。我们队还算好的，才死1/3。遗憾的是至今都还说的是三年自然灾害。我想，在讲实事求是，以人为本，创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也该给老天爷平反昭雪了。 不仅该给老天爷平反昭雪，而且应该感谢那年冬天老天爷给了个个暖冬，太阳每天暖融融的惜疼着广大的贱民们，要不然不知还会有多少人死亡，我也会在死亡之列了。 兹将我们官田坝四队59—62年粗略统计的死亡名字附录于下，愿他们的灵魂安息！ 上院子：陈匡氏、兰潘氏、兰加荣、兰少彬、兰少成、李文孝、李笨牛、兰吴氏、丁永元、陈国芬及二个孩子。 中院子：张超、张志环、罗松兰、兰聚五、王少文、王王氏、方万禄、杨丙德、兰少武、兰刘氏、兰少臣、兰李氏、兰少光、兰王氏、兰少举、陈文珍、兰惠琼、兰锡芳、王陈氏、兰松贞、徐怀石、徐石氏、徐明忠、徐元康、张元福、张罗氏、冯大方、冯冯氏、兰琼荣、兰李氏、兰少可及母、妻、子。 下院子：兰悦才、石明香、石安、曾广钧、陶琼香、曾毛氏、霍永敦、张必华、兰锡华夫妇、兰锡芬夫妇、兰术生、杜国祯（家父）、杨升安、何术清、何木匠、夏仕高夫妇、兰加华、兰何氏、兰加林、兰冯氏、肖仕彬、兰少林及母、兰少琪、肖冯氏、兰洪氏、兰吴氏、兰悦华夫妇、杨廷模、方刘氏、任兰氏。 树德堂院子：兰保和夫妇、宋金选、宋李氏、徐芝芬、陈开荣、王华剑、王石氏。 我只能用这样的方式来祭奠他们，永远铭记这段历史，以警后世。

大银猫 · 发表于 13.3.2007 21:14:08

关于大跃进的注解 李成贵 　　对于发生在1958年的“大跃进”，我们从以往的叙事描述中已了解得很多，但有关此次运动的笼统认识下所隐含着的丰富内涵，特别是其起源和机制性因素，今天仍值得继续探讨。 　　大跃进：“一天等于20年” 　　“大跃进”的序幕，在1957年就已拉开。史料记载，1957年毛泽东主席多次严厉批评了反冒进。在毛泽东的指引下，《人民日报》在这一年的11月13日发表社论，号召批判“像蜗牛一样爬行”的保守思想，要求“发动全民，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从而最早吹响了“大跃进”的号角。1958年元旦，《人民日报》再次发表社论，提出要扫除消极、怀疑、保守的暮气，争取当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同年5月，中共中央又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及其基本点。这就注定1958年是不平凡的一年──按照过去的说法是“战斗的一年”。 　　这一年，毛泽东继续批评了持不同意见者，即所谓的“稳妥派”和“观潮派”。他还在对《人民日报》的一则社论的批语中写道：“建议把一号博士头衔赠给发明‘跃进’这个伟大口号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并在许多场合为“大跃进”鼓劲打气，显示了不可违背的意志。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的计划指标一再调整，提得越来越高，最后确定“二五”期间农业年均增长30%，到1962年粮食总产达到7.5亿吨。与此相呼应的是，各地在沿着总路线创造惊人成就的压力和动力的双重作用下，都表现出不甘落后和争创奇迹的决心，人们的干劲确实鼓得十足，强大的政治力量和狂热的生产激情驱使着几亿农民去创造社会主义奇迹──这毕竟是“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是“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代。但到了最后，他们之间的竞赛内容已不再是实际产量的高低，而成了胆量的较量，看谁更敢于说谎和浮夸。于是，一个个高产“卫星”上了天。当我在北京图书馆重读当年的报纸，看到这些人间“奇迹”时，只感到不可思议。让我们看看那一个个“卫星”吧。 　　 　　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用通栏大标题发表署名文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文章宣称：山东省寿张县“提5000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1000－2000斤，根本没有提了。”当时的报纸上还说，农村的墙壁上到处贴满了宣传画：玉米长到月亮上，惊扰了寂寞的嫦娥小姐；水稻亩产万斤的卫星腾空而起，连太阳也黯然失色；棉花堆成的高山耸入云端，山顶的娃娃笑哈哈地遥指珠穆朗玛峰。这个时候一个早年以乡土小说享誉文坛的作家又发挥了新的优势，他在《人民日报》（1958年9月1日）发表《徐水人民公社颂》，轰动了整个中国，文章竟宣称“茂盛无比”的小麦亩产12万斤，“花团锦簇”的山药亩产达120万斤，一棵硕大无朋的白菜重大500斤，棉花的产量也“如卫星般地震动湖海山川”。 　　其实，正像后来人们明白了的那样，这些高产“卫星”，一般都是采取浮夸虚报、重复过秤计产或将几亩乃至几十亩以上即将成熟的庄稼移植到1亩地里伪造出来的。当时，农民们为了沿着总路线创造惊人的成就，已经投入了极大的激情，付出了超乎想象的劳动──正像一些外国观察家所看到的那样，“一群群农民实际上没有休息地、不可思议地投入大量时间，连续几周维持着令人极度疲劳的进度”[1].但实际结果离“一个大的跃进”还相差甚远，这种情况下，一些胆大妄为者就想出了歪招。 　　这个特殊的年代，人们普遍蔑视技术规范以及强调技术规范的专家，一些持怀疑态度的人被斥之为“右倾保守”（怀疑高产记录）、“厚洋薄土”（怀疑中国农民的高产技术）和“三脱离”（脱离农村、脱离农民群众、脱离农业生产实践）。加之，“卫星”上天的报道充斥耳目，不断敲打着人们的神经，以至一些原先持怀疑态度或半信半疑的人也开始相信它的真实性了。在这种特殊的年代甚至连一些著名人物也登场了，一个搞原子弹的科学家出面证明亩产2万斤的可能性。当然，1958年异常良好的气候条件，大大鼓舞了人们的士气，也减弱了人们对高产记录的怀疑。 　　起源问题 　　重温这段历史，我们会发现，许多种因素共同促成了“大跃进”的发生。其中，最重要的是仿照苏联模式而采取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也即剥夺农村地区以支持城市工业的做法。苏联在执行其经济计划时，曾经将农业既作为出口的源泉，使政府能够为工业进口机器和技术，也用作迅速扩大的城市工人队伍的食物来源。这种办法假定农业生产确有剩余，并设法提取这些剩余产品。 　　但是，中国执行这种战略的基础与苏联有很大的不同。1957年中国的人均产量不足1928年苏联的60%（339：566）。这样，苏联能够讨论如何保证最适当地支配稳定的农业剩余，中国则必须研究一种办法来生产出这种剩余产品，然后做到控制其分配。因此，当“一五”取得的还算可观的成就在强烈的赶超愿望下已不能令人满足的时候，中国更为迫切地要探索一种可以大幅度提高农业产量同时又使资金密集型的重工业能够迅速发展的策略。 　　这种情况下，常规的办法已很难凑效。那些原本是合理和稳健的做法，现在看来成了“小脚女人走路”和“蜗牛一样的爬行主义”。这时，最需要的是一种“革命加拼命”的精神。于是，毛泽东开始重新利用战争年代的经验，把它视为希望的所在。其做法就是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运动，充分相信群众的力量和智慧[2]；就是要通过新的组织形式和强大的意识形态教育来把广大农民动员起来，并鼓足干劲，去创造奇迹，获得用这个年代的词语来说是“多快好省”的效果。这样，合乎逻辑的下一步──大跃进，就应运而生了。当然，它的实际效果是“多快”淹没了“好省”。 　　此外，毛泽东的另一个个人特点，也促使了“大跃进”的发生。那时，毛泽东的主要精力放在有关农村政策和国内政治变化的争论上，在这些方面，他有着丰富的经验，堪称行家里手。相比之下，城市经济，特别是财政和计划的专门事项是他不大了解的课题。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他曾抱怨财政部的文件过于专门和复杂，以至他甚至没有阅读就签署了。这种状况自然限制了他在农村以外的其他经济领域的作用，他于是把更多的精力转移到他认为是更有信心的领域──农业部门。 　　“一种新的社会组织” 　　实现“大跃进”的目标，显然需要探索一种有利于安排人力和资源的适当组织单位，为大规模的动员工作消除体制上的障碍。同时，这种组织方式还需要解决当时农村基层的政府单位和经济单位之间的配合矛盾。这样，就产生了一种追求规模越来越大和所有制越来越纯的政策倾向。其结果，先是把小社合并为大社，再后来就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推行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用当时的话语说“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像初升的太阳一样，在亚洲东部的广阔的地平线上出现了”。 　　这年8月北戴河会议作出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认为这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完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度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规定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和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原则，公社的规模为一乡一社或数乡一社，一社的户数可以从2000户到5000户不等，并要求合作社转为公社的步骤和做法要一气呵成。决议还满怀信心地指出：“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也即民间所说的“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这在当时极大地鼓舞了人们的士气，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使得他们以饱满的情绪投入到紧张的劳动而忘记了疲劳。当然他们不会想到，40年后的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北戴河会议召开的翌日（8月18日），《人民日报》即在态度鲜明的大字标题“人民公社好”（这是8月9日毛泽东视察山东时的表态）下，宣布河南省信阳专区全部成立了人民公社。9月3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的社论，再次有力地论证了人民公社化的必然性、必要性、可能性和美好前景。这种情况下，公社化运动狂飙突进，以惊人的速度在全国展开。到10月底，全国原有的74万个农业合作社改组成了2.6万多个人民公社，99%的农户加入了新的组织。当时，有一首民谣为这种神奇的速度提供了解释。这首民谣是“毛主席真伟大，叫咱干啥就干啥。他说人民公社好，咱们就搞公社化。” 　　机制性因素 　　对于“大跃进”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我们需要深入地认识它在以下两个方面的机制性因素。这两个因素对于理解“大跃进”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但以往人们研究得很不够。 　　第一，意识形态的教育作用[3].意识形态具有确认现行政策合乎义理以及凝聚集体的功能，它是人类交往中形成的自我理解和解释的认知系统（cognitive system），同时也是社会政治集团合法化和进行合理辩护的观念体系。作为社会生活的中介和社会融合的机制，它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从某种角度讲，它可视作是节约管理国家的交易费用的有效工具，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它对政策选择的影响作用特别明显，而且往往超过了其它的制约因素。事实上，正如厂商可以借助广告影响购买者的选择行为一样，意识形态也对执政者权威的合法性和他所推行政策的合理性起到了广告作用，因而执政者总是要费尽心机操纵舆论和宣传工具，通过投资于教育和宣传而使人们受到意识形态上的谆谆教诲和劝谕。正如摩尔在他那部被誉为是本世纪社会科学三大名著之一的《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所说：“统治阶级并不仅仅以其事实上所具有的东西去将他们的权力合法化，而是试图为其寻找一个道德上的合法基础，将它描述为是人们普遍认识和接受的教条和信仰的逻辑上的和必然的结果。”[4]为了强化其观念工具的有效性，意识形态总是自封为真理和绝对知识，并通过平民文化（不是学者文化）的教条，如诉诸公式、口号、标语等通俗化的形式而强化其效果，从而在社会团体中形成“对统治合法性的信仰”（the belief in legitimacy）。伦斯基（1984）曾以苏联为例作出解释，他说：“在这个问题上大概再没有比苏联更好的例子了。在这里，一部分人1917年夺取了对国家机器的控制，并运用国家的强制性权力去将国家的教育系统和大众传播媒介转化为一种巨大的宣传工具，在一代人当中，绝大多数俄国人皈依到了对共产党的事业的真挚坦诚的支持上。”[5] 　　1958年中国的“大跃进”中，意识形态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时频繁而强大的共产主义教育，很快就形成了一种特定的社会心理，促进了“大跃进”场景的确立，并为有关政策提供了强有力的合理性辩护，从而降低了特定政策的摩擦和运作成本。这种教育将社会整合成一个有利于对共同事业纯粹献身的庞大体系，人们虔诚地依附于政治共同体，并不断为之作出贡献，而不期望在每种情况下都得到明显的回报。从而有效地减少了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和X 无效率的发生。李约瑟老人曾特意表明他对1958年的中国的实地观察印象，“我所得到的最鲜明的印象是，有些西方人认为中国人是受武力强迫劳动的想法完全是脱离现实的幻想。与此相反：我们所看到的是人民自觉自愿，满怀热情，共同努力提高生产和实现现代化（有时越过了政府计划的要求）；对古代文化的自豪促使他们在现代世界上取得应有的地位”[6].那时，盛行的一首歌曲写道：“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人们在强大的信仰支配下，豪情万丈，干劲冲天，这是非常值得回味的一幕。 　　第二，集权体制下信息的扭曲和失真。任何政治体系，只要中央政府在一个迅速变化的环境中从事非常广泛的活动，都会遇到这种信息难题。在集权决策国家，这种困难特别突出，并一直被认为是中央计划经济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主要是由于一个集权的决策结构的信息系统包括许多环节，发生错误和失实的可能性也就加倍增长了。或者说，政府行政等级机构不可避免地要起到歪曲信息的作用。所有庞大的决策体系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政府行政机构来获得和解释信息，但是政府行政机构的各级官员是向上级负责的，并要靠上级的赏识方能得到晋升。他们常常对自己上级的需要和希望十分敏感，于是就会表现出一种难免的倾向，总是要选择性地把那些中听的或对他们的仕途有利的信息禀报上级。正如R ·芬德莱所说，他们采取的是“和上面合作的方式”，而不是“来自下面压力的方式”[7].当然，如果他们故意歪曲信息或过于浮夸，而一旦被发现的话，后果可能是严重的；但是，报告令人不愉快的事实真相可能更加危险。有谁敢于做谔谔之士，暗示领导人有可能在某个形势的估计上犯了很大的错误，那它就可能会丢官弃职，而那些传播鼓鼓舞人心的消息的人则会官运享通。“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原因就在于此。这种情势的累积效应，到了最后就有可能使得有关信息远离了真实情况，甚至面目全非。“大跃进”中所以浮夸成风，问题似乎就出在这里。当年正是这些“伟大的空话”的材料（借用邓拓《燕山夜话》中的标题），构筑起了信仰的神殿，并使得有关决策越来越偏离了真实需求。 　　实际效果 　　1958年，气候条件的确非常之好，加之人们干劲十足，迅速集中的劳动积累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资金和技术方面的限制，因此，粮食的产量肯定比平常年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但是，问题是当时农村还如火如荼地开展着另一项运动──大炼钢铁。这项运动抽走了大部分的壮劳力当庄稼丰收时，从事收割的大都是妇女。这一时期，农村妇女中有80%以上的人参加了农业劳动，其中许多人以前从未做过农活。 　　由于缺少劳动力，许多谷物不得不仍在地里烂掉，或只能草草收割。那年在地里随处可见丢弃、散落的粮食[viii].这样一来，就大大降低了粮食实际收获量的增长（这个数量究竟是多少，也许永远也无法说清了）。 　　当然，这只是产生于当年的表面上的后果。更严重的影响还在后面。这种影响使得整个国家陷入了一场灾难之中，人们很快就发现他们跑步进入的不是共产主义社会，饥荒在等着他们。死神在招手。 　　余论 　　“大跃进”的年代已经远去，现在很多人把它荒诞离奇的做法当作了有趣的谈资，另一部分人则对它的严重后果耿耿于怀，给予非议。本文想借此说明以下两点看法： 　　第一，“大跃进”是特定历史环境和社会心理下的产物。当时的人们，包括中央领导者，对那种超乎寻常的浮夸数字是深信不疑的。广大群众满腔热情的冲天干劲也是空前绝后的，在国家投资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他们响应政府的号召，为早日改变城市农村的落后面貌，为实现工业化、机械化，为提前迈入共产主义社会，过上美好生活，夜以继日地奋斗在田间地头，甚至十天半月地连续作战，让高山低头，逼河水让路，形成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的大好形势，的确创造了许许多多前所未有的奇迹。时至今日，回想起来，不免令人为之感动。这毕竟是一场激荡人心、富于幻想并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社会试验。其中体现出的艰苦奋斗和纯粹献身的精神，就像绝大多数人都已看到的那样，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稀缺品。 　　第二，大跃进已经成为历史，但浮夸的习惯却保留了下来。今天，在各地各部门浮夸的现象仍然屡见不鲜，统计腐败和“数字出官”都是不争的事实，似乎已经成了一种难以治愈的政治慢性病。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受到了历史谱系的“锁定（lock in ）”，且与政治考核和录用制度的不健全也密切相关。更确切地说，原因在于我们的民主选举制度不健全，不是由百姓选官，而大官定小官。大官选小官，要看政绩，小官没有政绩，就要浮夸。于是，“干部出数字，数字出干部”，浮夸成了浮夸者仕途上的通行证。可以说，浮夸是干部玩的把戏，与老百姓没有关系。其实，中国的老百姓一向务实而重行，不长于抽象理论，也很少巧佞的辞令和一切浮虚的东西。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大都脚踏实地，实事求是。他们生活里唯一的要义是工作，无分寒署、整年地自早至晚、孜孜不息，中国古人本有勤俭起家之训，俭为节流，勤为开源，开源之道，唯有茹苦耐劳、勤奋做事。他们有时在干部的支使胁迫下，帮着干部伪造政绩，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故亦为可恕之理。所以，就浮夸而言，问题就出在干部身上，在于官本位和民主制度的不健全。

deependarken · 发表于 17.5.2007 10:58:53

<div class='quotetop'>QUOTE(yangru @ 18.11.2005, 13:32 )</div><div class='quotemain'>我已经把你的文章复制下来了，不知道真实性是多少，但是你为什么这么研究这些知识？已然成为过去的历史了，领导的失误并不是诚心坑害中国百姓，只能说名气领导能力有限，思维方式局限，你是法 --轮 -功嘛？过去的历史我们可以指责，铭记，但是不要大肆宣扬，毕竟他们不时敌人，我们还是要向前看团结的国家才能富强。 [right][snapback]813737[/snapback][/right] </div> yangru 你实在是只没有良知的畜牲 对任何对中国近代史提出反省者皆扣上轮子的帽子 看看吧 为什么贪官的孩子最爱国? <a href='http://www.deependarken.com/viewthread.php?tid=1107&extra=page%3D1' target='_blank'>http://www.deependarken.com/viewthread.php...&extra=page%3D1</a>

慕尼黑不眠夜 · 发表于 23.5.2007 05:12:47

<div class='quotetop'>QUOTE(yinhuashi @ 15.03.2006, 15:53 )</div><div class='quotemain'>1我想收集这些东西的人还应该收集一下解放前这个国家死了多少人,他根本就不了解建国历史就随便做评论,不是一个负责的人. 2毛泽东是世界公认的伟人,建国后的岁月更证明他的伟大,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也一样证明他的奇思妙想 3.建国后林彪成了国家的心腹大患,可以说毛泽东对付他也是很难的,林彪也早有既生瑜何生亮的想法.还有一股势力就是以邓.刘.叶等为一派的资本主义派.林彪除毛泽东外可以说无人能和他较量,毛泽东也知道在他之后,如果林接手国家,那么中国面临的是内战的结果.可以说毛泽东在建国后就是想怎么让林自己跳起来,但林到了他晚年才发难,这也是毛泽东为什么要文化大革命的根源,所以林死后,周恩来大哭一场.问之 ,只说你不懂,其实就是知道所有的一切终于有了结果.林被灭,而邓留,可见他的用意了 4.也说邓不可不用,也不可重用,现在证明也是对的.   历史有必然性,不要割断来看,也许经历多了,才会懂,才体会,不要去听说,否则小马就不能过河!!! [right][snapback]927174[/snapback][/right] </div> 1你的意思是去了虎豹，又来豺狼。豺狼比虎豹好，因为死人少了。 2奇思妙想--比如土法炼钢，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人民食堂等等。 3林彪，想起三国里云：掩目而捕燕雀，是自欺也，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况国家大事乎？今将军仗皇威，掌兵要，龙骧虎步，高下在心：若欲诛宦官，如鼓洪炉燎毛发耳。 4邓不可以重用是对的，怎么讲。没有坚持2个凡事？

慕尼黑不眠夜 · 发表于 23.5.2007 05:50:55

<div class='quotetop'>QUOTE(desertrose @ 11.04.2006, 18:14 )</div><div class='quotemain'>那粮食到底被谁吃了哪？ [right][snapback]950677[/snapback][/right] </div> 唉想起“何不食肉麋”这句话来。 当时是根本没粮食可吃，因为人们都去炼钢去了。粮食都在人民公社的食堂给糟蹋了。 我有个小舅舅，当时就饿死掉了。那时他还是个不会讲话的孩子。大人都去练钢铁挣工分了，把孩子关在家里，竟然饿死了。把草席和炕上的草泥都吃了。这都是听家里父母偶尔提起的。 你们知道什么是惨么。

大银猫 · 发表于 2.7.2007 00:30:11

再补充一篇文章: 毛泽东的大跃进，大跃进中的毛泽东 简短的前言 　　随着历史的逝去，岁月的流水冲去了当年当事者的情感、是非之纠葛埃尘，会使后来者对历史的视察变得清晰起来。从这一点上说，今人对毛泽东当年发动的大跃进和大跃进中的毛泽东，已有可能“洞若观火”了。 　　首先要说：全文较长，其实可分多次连续发出。本文属旧文重发（去年5月曾连载过10次），似不应再遇障阻。文中，比较敏感人事的名、词，均已作了“技术性”处理。 　　其次要说：这是我过去的一组共十篇文章的合成篇。这一组文章尽用张××、吴冷西的著作和《毛泽东传》的材料（这些材料的原本，我在上世纪７０年代末曾接触过，——但当时不准记录。根据我的记忆，张、吴的材料是真实的）写成。所以，本文的澄清历史事实的作用，都应归功于张、吴等人，我不过是代为宣传而已。本来，是不准备再发此文的，怎奈，这几天又有多人写这段历史，有的有较大出入，故于匆忙中，将过去的十篇文章作了大的调整和修改，然后合十为一，发到网上。这里，我还得郑重提议，想搞清这段史实者，不妨去亲读张××的《还清白于毛泽东》、吴冷西的《回忆毛主席》和官方大作《毛泽东传》；更应该趁参与这段历史的人，特别是广大群众，其中好多人还健在，多搞些社会调查。 本文写述了以下十个大问题： 　　一大跃进伊始，毛泽东即意识到会有“差失”而布置调查 　　二毛泽东听取汇报，产生新认识 　　三毛泽东确知某些人的浮夸和冒进 　　四毛泽东批评“穷过渡”说：即使我要死的时候，也不急急忙忙过渡 　　五毛泽东针对当时亩产可达10万斤的浮夸，摇头撇嘴说:这不是"放卫星”，是"放大炮” 　　六毛泽东要求“凡鼓吹高指标，鼓吹浮夸风的一律不登报” 　　七毛泽东要求“浮夸性”宣传要转变：“如果不转,《人民日报》就有变成中央日报的危险” 　　八 1958～59年毛泽东屡次三番地召开纠"左"会议，他尖锐指出：“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 　　九不幸为毛泽东言中——1959年，确有人因搞“浮夸”而得“实祸” 　　十当年的庐山会议，本意仍是反左的，后来突然变成反右，其中“谜底”，今已现端倪 　　这是一个事实：毛泽东是大跃进的发动者，并且，为了发动真正的大跃进，之前，他还曾反过“反冒进”。 　　但是，毛泽东的这一切，都是实来求是的。更因毛泽东是个辩证大家，又是一个无私的为国为民的执一奋斗者，他的几乎是前无古人的“始终同人民大众混在一起的”革命经历，使他得到了无穷智慧。他邃虑怀远、高瞻深瞩，早在建国前夕，就预测到自己队伍中会有李自成，会有意志薄弱者，会有中途“扭伤脚者”，于是，他早就吹风“不当李自成”，讲“两个务必”……建国后，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他也是洞察到“其中‘劫数’”而希图通过勇敢的“历劫”开创社会主义道路的。他提倡焕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力，提倡跃进，但因他也素知当时国人心态中的某些不公、不纯和不正，──又时刻警惕某些人“走极端”,搞假“跃进”真“冒进”。有一个铁证，即北戴河会议吹响了大跃进的号角，但北戴河会议后不久，毛泽东便意识到有些人的浮夸、冒进，立即要求全党进行实际的调查研究。 　　某些人有这样的一个怪逻辑：说到大跃进，他们认为这是浮夸、冒进；而说到自己的浮夸、冒进，他们又说，这是毛泽东逼出来的。其中荒唐，──远离历史纠纷，早已站到历史纠纷之外的今人，是不难辨识的。 一、大跃进伊始，毛泽东即意识到会有“差失”而布置调查 　　1958年10月,他派吴冷西、田家英,去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和修武人民公社做调查,以便有效的纠正一些人的"左"倾错误,使人民公社运动纳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出发前，毛泽东作了如下的讲话，──以下是吴冷西的回忆(吴冷西:《忆毛主席》)： 　　……我们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问题在于：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现在并不是人人认识一致,甚至在高级干部中，也各说各的,其中有不少胡说,因此，公社化过程中的具体做法,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你们这次下去调查，要带两本书,一本是中国人民大学编辑的《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本是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出发前要把这两本小册子通读一遍,至少把人民大学编的那一本看一遍,要你的助手也这么办。 　　毛泽东郑重地告诉我们,他的意思不是要我们搞本本主义,按图索骥,对号入座,也不是要我们照本本宣传,而是想使我们对马恩列斯关于共产主义说过什么，有个大致的了解,下去调查，面对眼花缭乱的实际情况能够保持冷静的头脑。不能道听途说,人云亦云。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一一实事求是,心中有数,头脑清醒做冷静的促进派。 　　毛主席还交代：下去调查时，不要各级领导作陪,要找生产队长就找生产队长,不要公社书记,大队长参加；要找群众谈话时，就不要干部参加；要找县委书记也只请本人来谈,因为人多了谈话就有顾虑(同级干部如此,上级干部更加如此),找群众谈话时要有各个阶层的人物,尤其要注意中农的态度。还可以找下放干部谈话,他们可能顾虑较少。总之,要了解各种人的想法。助手中可以选一两个女同志,那样，同农村妇女谈话比较方便。他盼咐我们下去不要张扬。 　　根据毛主席的嘱咐，我和田家英一行10月10日夜乘火车离京南下,第二天抵新乡下车。我们同新乡地委商定,当天下乡。田家英一组留在新乡去七里营公社调查,我带一组去修武县。四天为期,然后调换,我回七里营公社,田家英去修武县。 　　关于修武调查： 　　我和记者们10月29日下午去修武县,我们先请县委一位副书记介绍全县办成一个大公社(13万人)的一般情况,然后分别同城关大队(原为公社)大队长、五源乡(大队)的支部书记、艾曲乡(大队)艾曲村的生产大队长谈了话。还召开了群众和下放干部座谈会,最后才请县委书记单独谈他们对一县一社的看法。在修武县调查的四天中,我们还利用晚饭和中午歇晌的时间串家走户,同个别群众接触。 　　从调查中了解到,这个一县一社是由原来245个合作社合并而成的。全县统一收支,生产资料全归公有,由公社(县)统一调拨,生活资料的日常消费由公社供给,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干部都说,他们实行的是全民所有制。男女老少都实行低水平的供给制,办了公共食堂,敞开肚皮吃饭。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接触的干部和群众生产情绪很高。当时，正巧碰上他们全县总动员大炼钢铁,男女老少爬高山,背矿石,不叫苦,不叫累,兴高采烈,十分感人。因为办了公共食堂,大部分妇女都上山了。但从中也了解到,由于大办钢铁,地里庄稼没人收,只见低年级的小学生在拾谷穗。地里的棉花大部分没有摘下来,只有幼儿园的老师带着一些小孩摘一点点,据财贸干部对我们说,本该收籽棉900万斤,到10月底只收到159万斤。敞开肚皮吃公共食堂当然大家高兴,许多人都说,一生也没有像这两个月吃这样饱的饭,但好几位老人(有的原是贫农,有的原是中农)都在发愁,说:"这样吃法长不了。 　　最后我们同县委书记谈了一个晚上,他先说了一县一社的优越性,也谈了今后三年规划,但提出了不少关于全民所有制的供给制疑问和顾虑。 　　11月1日，我们我同田家英进调查轮换，我从修武县转到新乡，田家英则从新乡转到修武。 　　那里是另一番天地。新乡县委给我们简要介绍时,着重说明他们为什么没有像修武那样搞一县一社,只搞了一个"县联社"的招牌,似乎他们以为我们是赞成一县一社的。新乡人口和耕地都比修武多,经济比修武富裕,粮棉都高产,每人平均分配也高于修武。 　　第二天,我们去七里营公社,这是全国第一个挂起"人民公社"牌子的公社。这个公社有5个大队,79个生产队,人口3万,耕地9万亩。年收入1218万元,是新乡最富的公社。这里给我们的印象最新的是,他们实行了供给制。据公社书记说。他们实行十六"包":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学、育、婚、乐,以至理发、洗澡、缝纫、电费,都由公社包了,这十六包的费用每人一年共78元。 　　调查了七里营公社以后,我们又去看公社所在地周围的两个大队(刘庄和陈庄)。其中刘庄大队(即史来贺同志当支部书记)给我印象特好,主要是那里干得实在,说得也实在。史来贺同志,既讲成绩也讲困难。他的大队有800多人,1900亩土地,总收入31万元,人均分配104元(1957年即为96元)。当时他正在发愁的是还有三分之二的棉花在地里没有人收。大部劳力上山炼铁去了。 　　兴宁人民公社搞男女老幼分开居住在新乡,我们还调查了一个公社一一兴宁人民公社。这是一个4000户、2万人口的社,实行军事化,全公社编成了15个营,50个连。尤其特别的是,实行房屋公有,搞集体住宿,社员男女老幼分开,按连、排编制集中居住。我们具体的调查了东郭大队,这个大队共有224户,开始时有150户男女老幼分开住,现在仍有60户集中在8个地方,男女各住4处,实行礼拜六制度,回家度周末。据大队干部说，这是公社统一布置的,大多数人意见很大,只有少数夫妻不和或婆媳不和的愿意分居。大队干部说,正考虑改变作法。我遇到公社干部时,就顾不得下来调查前规定的守则(不要随便表示意见),忍不住指出这种拆散家庭的做法十分错误,共产主义不是不要家庭。那些公社干部还想不通,说河南许多地方都这样作,并说有位中央负责同志当时就说过,共产主义社会也要革家庭的命,这位中央负责同志不是别人,就是刘某某。 　　刘某某不但在河南主张这样做,而且还到江苏去推广。1958年9月19日-28日,他到江苏视察时,在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五个条件时,同在河南讲的一样,他是这样说的：“……第四,改善社会劳动组织。.例如,规模较小的农业合作社转变成规模较大的人民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农村劳动组织大进一步的改进,这种改进,大大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的调配,大大有利于农村生产的发展。又例如,实行郑州提出的‘男女换班,老少换班'',即:女人能做的事不再由男人去做,老人能做的事不再由青年和壮年去做,以使男女老少能够各自担任自己力能胜任的工作。"刘某某认为，"男女老少换班",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实行"家庭革命"的一个举措。(以上所引,见《人民日报》1958年9月30日《……同志视察江苏城乡》) 二、毛泽东亲自调查并听取汇报，产生新认识 　　吴冷西和田家英的河南调查，不久便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对大跃进的一系列问题已有了新的认识。以下，仍是吴冷西的回忆： 　　调查告一段落，我们即回郑州向毛主席汇报,──在我们赴河南时，他本人也走出红墙，亲自开始调查，11月前后，便到了郑州。 　　关于"一县一社"问题。11月6日,我们从新乡到郑州,当晚毛主席要我们向他汇报。我们按原来计划，先扼要介绍情况，后由我着重汇报修武县委书记提出的问题。 　　我说到：修武县委书记虽说一县一社是全民所有制,但他认为公社和国家的关系不同于国营工厂和国家的关系,公社的产品不能全部由国家调拨,国家也不能供给公社需要的所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他提出,如果公社实行同国营工厂一样的全民所有制,那么,有两个问题他担心不易解决:一是遇到灾年国家能否跟平年一样拨给公社所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二是遇到丰年国家能否全部收购公社的产品。我说,这位县委书记既怕灾年饥荒,又怕丰年谷贱伤农。我还说到修武县委书记怀疑他们实行的低标准的供给制,能否叫按需分配。我说这只能是很勉强的"温饱"。 　　毛主席详细地问了县里同国家的经济关系,互相间进行哪些交换。我汇报说,修武县同国家的经济来往主要有两种:→是纳税,主要是农业税即公粮,工商税不多;二是交换,主要向国家交售统购的粮、棉、油料等农副产品,和向国家购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这两种交换都是商品交换,现金结算的。 　　关于供给制。毛主席对供给制也很关心,在田家英汇报时,详细询问了七里营公社十六"包"的具体内容,并且提出,这样低标准的平均分配是否必要和能否持久。田家英谈到,七里营公社的十六"包",是新乡地区包得最多的,但标准仍然很低,"食"是吃饭不要窍,都吃公共食堂,据估计一年需42元(菜、肉未计)。"衣"一项是一年21尺布,二斤棉,两双布鞋(因妇女上山炼铁、下大田、不能做了)共18元,医药费每人每年2元为限,产妇补助一斤红糖,20个鸡蛋,殡葬和结婚各补助10元,看戏不要钱,那年只看了一次戏,六次电影。田家英和我都认为，这只是平均主义,不能说是"按需分配",更不能说是已经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 　　听完汇报，毛主席的认识有以下几点： 　　(一)一县一社太大了。平均分配会损害富社的积极性,还是要搞"按劳分配"。毛主席谈到一县一社时提出,一县一社太大了。县委管不了那么多具体事,而且全县各地生产水平很不平衡,平均分配损害富队、富社的积极性。我们现在还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按劳分配。凡是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就干,一切不利于发展生产的就不干。供给制只能搞公共食堂,而且要加强管理,粗细粮搭配,干稀搭配,农忙农闲不同,要学会勤俭过日子,不能放开肚皮大吃大喝,那样肯定维持不下去。其它只搞些公共福利事业,不要采取"包"的办法,量力而为。延安时期搞供给制,是属于战时共产主义的办法。-是不得己而为之,不能作为分配方式的榜样,所以全国解放后,就改行工资制了。 　　（二）两种所有制的接近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千万不能把两者混同起来。谈到修武县的全民所有制,毛主席说,修武不同于鞍钢,产品不能调拨,只能进行商品交换,不能称谓全民所有制,只能叫集体所有制。千万不能把两者混同一起,修武县委书记提出的问题,表明他实际上是不赞成搞全民所有制的,县里的产品不能全部调给国家,不可能也不必要,他作为一县之长,不能不慎重考虑,尤其是国家对县,在平常年景也不能完全保证按照县里的需要调拨给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遇到灾年更加不能保证,这也是明摆着的。他提出的问题使我们想到:如果生产力没有高度发展,像北戴河会议关于人民公社决议中指出的,产品极端丰富,工业和农业都高度现代化,那么,生产关系上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分配方式从按劳分配过渡到按需分配,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两种所有制的接近,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 　　（三）把夫妻分开搞集体住宿,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诬蔑帮了忙吗?当我们汇报到有些公社搞集体住宿时,毛主席很生气地说,那种搞法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诬蔑帮了忙吗?凡是这样胡搞的‘地方,我都支持群众起来造反。这些干部头脑发昏了,怎么共产党不要家庭了呢?要禁止拆散家庭,还是一家人大、中、小结合的好。(按:所谓搞"集体住宿"即某某鼓吹的"男女换班""老少换班"的做法,把男女老少分别编班集体住宿3"搞军事化生活","行动战斗化""以便男女老少各自能够担任自己力能胜任的工作"。 　　(四)几千万人上山,农业可能丰产不丰收,食堂又放开肚皮吃,怎么得了?谈到群众大炼钢铁的干劲很大,地里庄稼没人收时,毛主席说:1070万吨钢的指标,可能闹得天下大乱。从北戴河会议到年底只有四个月,几千万人上山,农业可能丰产不丰收,食堂又放开肚皮吃,怎么得了?这次郑州会议要叫大家冷静下来。(吴冷西:《忆毛主席》95-103页) 三、毛泽东确知某些人的浮夸和冒进 　　在本网民的认识中，从来都认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刚建立后的一段时期内，老一辈们在探索中前进，出现冒进，或反过来，出现某保守，都是可能的。只要事后改正，今人就不应有过多的指摘。但有一点必须搞清，历史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就应承认什么。 　　现在，我们本着以上精神，来看当年哪些人在搞浮夸风？又是怎样搞浮夸、兜售所谓的"共产主义"的。 　　1958年9月1日──28日,某某某到江苏视察,又大谈"如何建设美好的共产主义生活及培养人民共产主义精神"问题。"如何建设美好的共产主义生活呢"?他指示应该做好五件事： 　　第一,要使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 　　第二,彻底把妇女从繁琐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 　　第三,大规模地进行技术改革,改革各种劳动工具,提高劳动效率; 　　第四,改善社会的劳动组织,例如,规模较小的农业合作社转变成规模较大的人民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农村劳动组织大进一步的改进,这种改进,大大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的调配,大大有利于农村生产的发展。又例如,实行郑州提出的"男女换班,老少换班",即,女人能做的事不再由男人去做,老人能做的事不再由青年和壮年去做,以使男女老少能够各自担任自己力能胜任的工作。 第五,发展多面手,一人多艺,提高劳动者的文化技术水平。 　　某人认为，做好这五件事,不仅可以解一决劳动力紧张的困难,而且将会使整个社会的劳动制度、劳动组织发生根本的变化。 　　这里，某人讲的"建设美好的共产主义生活"的五个条件,实际上就是他在河南视察时"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不同的仅仅是变了一下说法:在河南,是作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五个条件。在江苏,是作为"建立美好共产主义生活"的五个标志。他特别注重第四条,即"改善劳动组织……",他把这一条看作是"共产主义家庭革命"。他所倡导的"家庭革命",就是康有为《大同书》中破九界之说的"破家庭界"。无论是在徐水县搞"共产主义"试点,还是在河南、江苏视察,他都反复强调这一条。 　　原来,某些人搞的"共产主义”,不是来自马克思列宁主义。如此胡闹,岂能不天下大乱! 　　某人在河南的具体做法： 　　例如一家三代同堂,则将夫妻、父母、儿女分开,各自编在青壮年男子班、青壮年女子班、老年男子班、老年女子班、少年男子班、少年女子班。分别各自到各自的营房住宿(原来社员的房屋,由公社统一调配,分为集体住宿营房和家人团聚营房)。每星期准许夫妻、父母、儿女回团聚营房住宿生活一次,第二天即返回各自集体营房过军事化生活,如此循环往返,群众对此很是反感。 　　毛泽东知道后批评说:这是胡来,哪有共产主义不要家庭的呢?这不是帮国民党蒋介石诬蔑共产党的忙吗?哪里这样做,我就支持哪里群众起来造反。 　　某人到江苏视察,还大肆兜售他在徐水、河南实行"供给制"的做法。他在江苏常熟视视察时说:"实行粮食供给制以后,将提高人民共产主义觉悟。"他问和平公社党委书记:"秋后,即将实行粮食供给制,群众拥护不拥护?"公社党委书记说:"大家一听说吃饭不要钱,都高兴得跳起了起来,有个老头说,过去提心受苦?辈子,怕吃不饱肚子,这下子可好了。"苏州地委第一书记晗江在汇报中说:"群众都非常赞成实行粮食供给制,他们说,一个心思丢下了,一个心思又来了,丢下的是几千年愁吃愁穿的苦心思,又来的心思是怎样把生产搞得更好,不然就对不起共产党。"某人听后说:"这两句话,两个心思,很值得我们深思。有人担心,实行粮食供给制,会不会增加懒人?苏州农民的这两句话,给我们作了最有力的回答。这说明他们不是变懒了,而是情绪更加高了,生产更加积极了。这就是人民共产主义觉悟提高的表现,是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更加提高的标志。"(《某某某同志视察江苏城乡》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报》) 　　某人说:"农民吃饭不要钱,搞供给制,乡社干部势必跟着走,乡干部一改,县干部、省干部,直到中央的也都要跟着改。地方上改了,军队也得改。"9月27日,他在南京党员干部会上说:"我经过河北、河南、江苏,都决定农民吃饭不要钱,实行粮食供给制。看来大家赞成这样的分配制度:粮食供给制加上工资奖励。"又说:"如果要说供给制,标兵在哪里?五亿多农民就是我们的标兵。各级干部、军队,都要向农民看齐,向他们排队。" 　　某人的关于实行"供给制"和实行全民所有制的主张;不仅在国内大力宣传实行,而且对国际友人也大讲特讲。1958年10月3日,他在同一个外国议会代表团谈话中也谈到吃饭不要钱。他说:"现在公社的性质基本上还是集体所有制,但有一部分全民所有制,这部分还要增加,两三年后,很多公社就会变为全民所有制"。 　　1958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批评说"吃穷饭"搞"穷过渡"的做法,指出:"现在就是吃穷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要犯冒进主义错误。"听了毛泽东的这番话，某人立即插话说：“农村(人均)达到150元到200元的消费水平就可以转一批(指集体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反而不利。"此时，彭真也插话说:"我们搞土改,又搞合作社,又建公社,只要每人到150元至200元就可以过渡。太多了,如罗马尼亚那样,农民比工人收入多时,就不好转了。把三化(机械化、电气化、园林化)的标准压低,早转比晚转好,三四年即过渡。"毛泽东说:"按照某某某、彭某的意见,是趁穷之势来过渡,趁穷过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难过渡……(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版187、189页) 　　据1958年的统计,显然是夸大了的统计,中国农民人均月收入是70元,这样的贫穷状况向共产主义过渡,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毛泽东尖锐地指出,一些人所说的向共产主义过渡,实际上是平均主义。其后,某某某、彭某把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又提高了一些:人均收入150元一200元就可向共产主义过渡,等富起来了再过渡困难就大了?!毛泽东反复地指出: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必须有生产的极大发展,物质条件极大的丰富,还有一个人民觉悟的极大提高。"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穷过渡",不是马列主义。 　　尽管毛泽东苦口婆心地讲,一些人就是不听,我行我素。致使毛泽东不得不召开一系列会议,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里需要提到这样一句话:"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但长期以来，宣传、理论界没有说清楚在历史运动中搞"穷过渡"的是谁?反对"穷过渡"的是谁?致许多不知底细的人,听了这句话，都在猜,一直猜了20多年（不少人甚至直接暗示：这是毛泽东的错误）。到了今天，人们才弄明白,搞“穷过渡"的是别人；反对"穷过渡"的却是毛泽东。 　　然而，历史却已发生了一个大误会,一些人说,毛泽东搞的是"穷社会主义"。对于这种误会,在不断翻开历史真实一页的今天，真正撰写历史的人民，会作何感想？ 四毛泽东批评“穷过渡”说：即使我要死的时候，也不急急忙忙过渡 　　现在的人们大都会承认，任何人都会有错误，尤其是事业的开创者。今人，当以这样一个客观的态度，看待老一辈在社会主义探索中所犯的错误。不过，应当搞清历史，是谁的错误就是谁的错误，不可张冠李戴。本文，仍在说明，作为大跃进的发动者，毛泽东虽也有这样那样的缺失，但作为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却一直是十分清醒而又实事求是的。并且，从来都反对不切实际的浮夸、冒进。 　　前边，我们揭示了“穷过渡”的提倡者（也从侧面指出某些人混淆视听的错误），及毛泽东对此的已有的批评态度。这里，我们则进一步地说明这一点。 　　根据吴冷西等人的回忆，毛泽东当时反复说：中国是个大国,是个大穷国。今年大跃进,即使根据现在报的数字,全国农民年平均收入也只有70元上下。全国工人每月平均工资也只有60元左右,现在有些县委(按:指山东寿张县。某某某1958年7月14日到那里视察,作了重要指示后,他们提出"苦战三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口号。见吴冷西:《忆毛主席》137页)不知天高地厚,说什么苦战三年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不是发昏说胡话?说是"穷过渡"，马、恩、列、斯哪里说过共产主义社会还是很穷的呢 (按：此是批评某某某、某某某和彭某等人持“穷过渡”的观点)？要“穷过渡”，这样的共产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和吸引力呢? 　　毛泽东又说：现在人民公社搞的供给制,不是按需分配,而是平均主义,中国农民很早就有平均主义思想,东汉末年张鲁搞的"太平道"也叫"五斗米道",农民交五斗米入道,就可以天天吃饱饭。这恐怕是中国最早的农民空想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同志(按:此指某某某、某某某和彭某)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非常危险。北戴河会议（指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会议──本网民注）规定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一条也不能少，缺一条也不能过渡。 　　吴冷西回忆说，谈到这里,毛泽东很动感情地说：反正我不准备急忙忙的过渡。我今每65岁,即使将来快要死的时候,也不急急忙忙过渡。 　　毛泽东强调,过渡要有物质条件,精神条件,还要有国际条件。不具备条件宣布过渡也没有用。要划清两条线:一条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一条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不要轻易宣布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更不要轻易宣布向共产主义过渡。 　　毛泽东还说：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不仅把杜勒斯吓了一跳,也把赫鲁晓夫吓了一跳。不过看来赫鲁晓夫还比较谨慎,他现在只讲12年内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并没有说到那时候就要过渡。我们有些同志(按:此主要指当时的一些重要负责人一一笔者注)头脑发热,想抢在赫鲁晓夫前头过渡,这很不好。苏联同志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41年,我们才搞了9年就想当先锋,还不是头脑发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物都有一定的量度,有相对的规定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想过渡就过渡。(参见：吴冷西:《忆毛主席》一一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111一112页。 　　后来，根据《人民日报》报导，某某某在河南视察,听取了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修武人民公社和遂平人民公社党委的汇报,并作了重要指示。毛泽东也于1958年10月派吴冷西和田家英率领调查组到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和修武人民公社作调研,进一步“认”证了某某某等人搞“穷过渡”的后果。 　　在某某某的明确要求下，七里营和修武人民公社，实行了一县一个公社,全县统一核算,统一收支,共负盈亏,贫队和富队一齐拉平;实行全民所有制,搞供给制,实行十六包；消灭家庭,搞男女老少分别编班,分开做事,分开居住等等。 　　毛泽东知道后批评说:这是胡来,哪有共产主义不要家庭的呢?这不是帮国民党蒋介石诬蔑共产党的忙吗?哪里这样做,我就支持哪里群众起来造反。 　　接着，1958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批评"吃穷饭"搞"穷过渡"的做法,指出:"现在就是吃穷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要犯冒进主义错误”。 　　毛泽东尖锐地指出,一些人所说的向共产主义过渡,实际上是平均主义。其后,某某某、彭某把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又提高了一些:人均收入150元一200元就可向共产主义过渡；某某某和彭某认为，等富起来再向共产主义过渡，困难就大了。 　　毛泽东反复地指出: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必须有生产的极大发展,物质条件极大的丰富,还有一个人民觉悟的极大提高。"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穷过渡",不是马列主义。 五、毛泽东针对当时亩产可达10万斤的浮夸，摇头撇嘴说:这不是"放卫星”，是"放大炮” 　　现已掌握的各种资料表明，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搞浮夸、说大话的第一人，是前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此人在战争年代曾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早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吴芝圃即表示，河南今年增产几百亿斤不成问题，河南粮食很快就过关了。毛泽东根本不信，认为这不可能、是一种形“左”实右。 　　而此人根本不听毛泽东的批评，不久便用“事实”来“反驳”毛泽东：河南遂平县出现了小麦3200斤的报道，接着，河南西平又出现了小麦7320斤……从此，浮夸风愈刮愈大。一些大搞浮夸的人把这种虚报产量称之为放“卫星”。 　　该年7月14日，某某某到山东视察，一个公社的干部向他回报说：玉米、谷子，每亩3万斤至5万斤，地瓜（红薯、山芋）30万斤，籽棉亩产1万5千斤……某某某听了赞扬说：你们打倒了科学家……这是一个革命。这一讲话公开报导后,全国各地的实验田纷纷地把原来几千斤的牌子,换上了几万斤。大田亩产几千斤的报导,也跟着改变了腔调,变成了亩产数万斤。(见1958年8月4日《人民日报》) 　　1958年8月,某某某又派人到山东寿张县进一步了解那里的高额丰产情况，写回的调查报告说：“今年寿张县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3000斤'',但实际在搞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的指标,一亩地要产5万斤、10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一般的社也是8000斤、7000斤,提5000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千斤的根本没有人提了。”(见刘西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 　　1958年9月10日至11日,某某某到他的"共产主义试点公社"河北省徐水县视察,当他听到有人说,给山药灌狗肉汤,亩产可以收120万斤时,即说:"那么做真有效果吗?哈哈!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吗!"(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现在回过去看，当时某某某亲手培养的"共产主义"典型徐水县,其浮夸风之严重，当是全国之最。 　　1958年9月19日到28日,某某某到江苏视察,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参观中稻丰产实验田,他问党委书记:亩产可以打多少?回答说:可以打1万斤。某某某却说：1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报》 　　前边说过，一些反对毛泽东的人们,他们有自己的逻辑：他们说,大跃进是错了,因为大跃进搞浮夸;他们对搞浮夸的人说,浮夸是毛泽东的错,因为他发动了大跃进。大家看,这些反毛泽东的人们遵守的就是这样的逻辑。 　　还有一些貌似客观公正的人,他们说,虽然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搞浮夸,但不能全盘否定?于是他们绞尽脑汁发明了一个新词:"晚年毛泽东",晚年毛泽东是错了！其实，无论对毛泽东全面否定，或否定晚年毛泽东,这两种人的共同之处是"自编历史,张冠李戴"。 　　我认为，刚建国，共产党人无建设的经验，犯点诸如浮夸，抑或保守的错误，本属在所难免。关键在于：能否实事求是，直面错误，不要诿过。是社会主义造成的错误，还是资本主义思想产生的错误；对今日来说，要搞清“浮夸风来自何方？何人?”澄清之后,是谁的就是谁的,不颠倒是非，以便今人正确地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要知道，有个别人正是通过张冠李戴，来指证毛泽东的失误，最终否认社会主义的） 　　某某某的浮夸,已为大量事实所证明,现在我要问：有谁听过、看过，或掌握了毛泽东的浮夸呢? 　　实际上，毛泽东一向反对浮夸风,向浮夸风做了坚决的斗争。浮夸风作为党内的一种势力,虽然克服它是很困难的，但毛泽东始终不懈! 　　请看下面的几件事: 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去天津新意村参观稻田,有关领导汇报说,亩产可达10万斤,毛泽东听后摇头撇嘴,表示不相信。毛泽东说:不可能的事。他指着一位领导说,你没有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是"放大炮"。《人民日报》曾登过一幅照片,五位小女娃嘻戏地站在稻秧上,毛泽东摇头风趣的说:娃娃,下来吧,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又说: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138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 　　毛泽东到湖北省,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讲,有一块实验田,水稻亩产上万斤。毛泽东摇头说:我不相信。外国朋友问毛泽东,亩产万斤粮的奇迹是怎样创造出来的,他一笑置之,说:不要相信这些骗人的数字(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138-139页)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讨论人民公社问题,农林口上报的各地汇总的粮产指标超过1万亿斤。毛泽东说:搞不了这么多。经与农林口商议压缩到了5000-6000亿斤(相当平均亩产300-350斤)农林口负责人说,不能再压了,再压就打击群众积极性了。 　　1958年11月初,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今年的粮食产量9000亿斤,有假,最多7400亿斤,把7400亿斤当底数,其余1600亿斤当作谎报。人民是骗不了的,敌人看了好笑。不要把别人的猪说成自己的,不要把300斤麦子报成400斤。亩产万斤这股风是《人民日报》刮起来的。"他提醒人民日报说:"要冷静,这次会议之后,亩产广告要逐渐减少,今年底或明年初要绝迹。否则,《人民日报》就会变成中央日报(按:国民党报纸一一笔者注)。" 　　1958年8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为争取今年实现钢铁翻一番、为生产1080万吨而奋斗。会间毛泽东向与会人员询问:现在钢铁生产仅400万吨,到年 　　底还有4个月,4个月能生产700万吨钢吗?大家都说能行。毛泽东非常感慨,他引用了唐朝诗人李商隐的诗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中国共产党60年大事简介》,国防大学出版社1985年7月版,第462-463页)。毛泽东还说:"1080万吨钢的指标,可能闹得天下大乱……怎么得了(吴冷西:《忆毛主席》第95-103页)。 　　然而，20多年来,无论党内和党外,竟然冒出了这样一些人,他们公然说:毛泽东不知道一亩地产多少粮食。硬要把大跃进中的浮夸风按在毛泽东头上,说什么浮夸风是毛泽东鼓吹起来的。他们的公式是:大跃进搞浮夸,浮夸风就是大跃进。他们翻箱倒柜,把大跃进的历史翻了个底着天,但是,却没有找到毛泽东鼓吹浮夸风的一点事实。 　　那些说毛泽东鼓吹浮夸凤不知一亩地产多少粮食的人,应该还记得《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简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吧,这个"纲要",是1955年11月间,毛泽东在杭州和天津分别同14个省、区党委书记共同商定的农业十七条。同年12月,发各省征询意见,1956年1月形成农业四十条草案。经过两年实践,1957年下半年,做了第一次修改,1957年9月20日一10月9日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扩大)基本通过。毛泽东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比较适合中国情况的,不是主观主义的。原来有些主观主义的东西,现在我们把它改掉了。"1958年作了第二次修改,1958年5月5日-23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二次大会通过。1960年4月,提交二届人大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 　　《纲要》要求，从1956年起12年内,粮食亩产量黄河以北达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达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河以南达到800斤,棉花(皮棉)亩产量按各地情况分别提高到40斤、60斤、80斤和100斤;并且要求各地农村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农业科学研究和农业技术、农业劳动生产率、交通运输和商业及邮政、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等各方面,在12年,得到一个大发展。 　　这个《纲要》在党内正式通过的时间是1958年5月下旬。这时,正是大跃进发动初始。毛泽东亲手制定,经过4年准备,与14个省区负责人商讨,两次中央会议讨论适才形成。《纲要》的产生,可谓慎之又慎。毛泽东花4年的心血，所产生的文件在其墨迹未干之时,党内竟有人说，毛泽东头脑发热,鼓吹高指标,大刮浮夸风。 　　并且，一直到今天，我们不少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还在抱定那个决非事实的历史──说毛泽东搞了浮夸和冒进，人云亦云。我得再次为精英们的理论研究能力、创新能力悲叹！ 六、毛泽东要求“凡鼓吹高指标，鼓吹浮夸风的一律不登报” 　　有人认为，大跃进是毛泽东发动的；毛泽东的大跃进在实践上就是“穷过渡”“搞浮夸风”“大冒进”。这一观点的荒唐在于用“两极思维”去套用辩证法、去框改实际。这好比一个神经病人说：俺要么饿死，要么──你自然叫我多吃、吃饱点──俺就只能拚命地吃得撑死，撑死的责任就是“因为你叫我吃饱！” 　　殊不知，现实中的任何物事，除其两极，还有若干个中间性层级。在大跃进问题上，即在当时，毛泽东的大跃进理论，就在同“浮夸”“冒进”“穷过渡”的言行斗争着。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以上五点，我们已讲了许多。我相信，随着历史真实面目的揭示，这方面的情况会越来越多地被公布出来。 　　今天，我要继续说，早在大跃进之初，毛泽东以其辩证法的睿智──很快就发现了一些人的言行“极端”，便明确要求，凡鼓吹高指标，鼓吹浮夸风的，一律不登报；他还到处劝诫人们，不要吹牛皮、放大炮，要实实在在。 　　据当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的回忆，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和大炼钢铁运动中，毛泽东先后多次找他谈话，要求《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要敢于抵制“五风”（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不登“五风”文章，不发“五风”消息，一定要卡死。吴冷西回忆说： 　　“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期间，毛主席找我谈话，毛主席说：‘河南提出苦战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和消灭文盲。辽宁要实现三自给（即粮、菜、肉自给）。我怀疑是错误的，河南提出今年办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都做到，也不要登报。《人民日报》硬是要卡住。否则这个省登，那个省登，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年完成不登报，两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报。各省提口号恐怕时间长一点比较好。我就有点机会主义，要留有余地’。 　　“毛主席说：‘现在报纸报导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定指标要留有余地’”。（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63、第64页） 　　报纸宣传要慎重，不要讲过头话　“1958年4月中旬，在武昌会议期间，毛主席专门找我就《人民日报》的宣传问题做了五点指示： 　　‘1、近来报纸的宣传反映实际不够，但也有不实之处。如指标、计划讲得过头了。现在要调整一下，要压缩空气。鼓干劲的话要讲，但不要华而不实。 　　‘2、报纸在宣传的时候要慎重，比如说绿化，不能说种一些树就是绿化，要成活，成片、成林，象在飞机上看到湘南、粤北那样郁郁葱葱才算绿化。又如水利化，有说一年实现的，有说三年实现的，其实都不能叫“化”，只是改变一些面貌。又如说‘四无’，应当相信可以实现，但也不是一两年或三五年可以实现的。一个‘化’，一个‘无’不要随便宣传已经实现了。即使订规划、提口号，也要留有余地，在时间和空间上说得活一点。否则，说一年或两年完成，那不是以后没事干了吗？要留给后代子孙一些事做。现在说苦战三年基本改变面貌，其实只是初步改变面貌，能否做到还得看一年。 　　‘3、报纸的宣传要搞深入、踏实、细致。我们讲多快好省的方针，报纸上不能只讲多快，不讲好省。我们是讲好大喜功的；大而无功，其实不是好大而是好小，不实就是无功。报纸对一些问题，要由小见大，要把许多杂乱无章的事情加以概括，从理论上把事情说清楚。报纸的评论，应带理论色彩，这就是深入事情的本质，抓住了规律。这样把纲提起来，才能使干部和群众方面明确。意识形态上和上层建筑的重要性就在这里。 　　‘4、现在全国出现高潮，出现许多新鲜事物，但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记者、编辑要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能对眼前彩色缤纷的现象做出政治判断，有远见卓识，这不容易，但应努力做到。 　　‘5、报纸的问题带有普遍性，不仅人民日报存在，省报也存在，今年夏天要召开全国报纸的总编辑会议，讨论新闻宣传如何改进。此事要告诉陆定一同志，并报中央书记处’。此事我都照毛主席的意见办了。后来陆定一同志说，夏天太忙秋后再说”。（吴冷西：《忆毛主席》第70、第72页） 　　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寻索“下文”的，请有心者、有条件者日后努力为之： 　　第一，早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就已专门找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谈话，叫他注意在“报纸报导上，不要尽唱高调”，“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但后来的风却越刮越大。 　　第二，毛泽东于1958年4月中旬，在武昌会议期间，对报纸的宣传问题，又专门作了五点指示，并要求在“今年夏天召开全国报纸总编辑会议，讨论新闻宣传如何改进”问题，吴冷西已将毛主席的指示向中宣部部长和中央书记处书记某某某和某某作了传达，而这些人却以“夏天太忙秋后再说”，未贯彻执行，致使“五风”越演越烈…… 　　第三，1958年8月下旬，在北戴河会议期间，毛泽东又一次找吴冷西和胡乔木谈话，指出：《人民日报》、新华社、广播电台是舆论机关，“不要讲过头的话”，对外宣传如此，对内宣传也不例外。然而它们鼓吹浮夸风、高指标、“共产风”却有增无减…… 　　以上情况表明，毛泽东的大跃进，仅是要求科学的加快速度的前进，──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那种因毛泽东提倡大跃进，就搞“浮夸风”“大冒进”“穷过渡”，──对大多数的干群来说，是一种认识实践的不成熟；而对极个别人来说，也许另当别论。 七、毛泽东要求“浮夸性”宣传要转变：“如果不转,《人民日报》就有变成中央日报的危险” 　　吴冷西的一系列回忆，让我们清楚地看到，毛泽东从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起,一直到1959年的6月底,都一直在要求《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努力做到： 　　──要敢于坚持真理,敢于抵制"五风"，对"五风"的问题,不要宣传,不要登报,"要卡住"； 　　──在宣传中"要实事求是"；"要做冷静的促进派,不要做冒失的促进派"； 　　──"下去采访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报道什么,要自己动脑筋想想是否真实,是否有道理"；“搞浮夸风不好"；"不要华而不实"；"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 　　──"你是记者的头子,像你这样的人,头脑要清楚,要实事求是"等等。 　　吴冷西在回忆中还说:"1957年6月13日,在党中央决定他去《人民日报》任总编辑时,毛泽东就曾告诫过他：“你到《人民日报》工作,要有充分思想准备,要准备遇到坏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这‘五不怕''就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吴冷西:《忆毛主席》第157-158页) 　　毛泽东这一系列指示,吴冷西于37年后，还回忆得清清楚楚,并且在他所著书的末尾保证道：他所说的主要意思是绝对不会错的。并说:毛泽东对他这一系列的谈话都有记录,现存在中央档案馆里。 　　现在看来,毛泽东对吴冷西的这一系列谈话,对他提出要抵制"五风"的诸多要求,他当时是听入耳的。然而,他如今后悔道：当时，自己──有的却没有很好地执行，不少时候，反而和其他一些人一起利用《人民日报》这个宣传阵地,大肆鼓吹."五风"，为"五风"的煽风点火,推波助澜,这太不应该了。 　　吴冷西在回忆中，还自我检讨说： 　　“在大跃进运动中,开始自己因毛主席的再三盯瞩,还是比较慎重,但到了6月份，就‘随大流’了。因为当时把宣传口这一关的负责人‘思想解放,敢想敢做’的呼声压倒一切。而毛泽东的留有余地或压缩空气的声音相对单弱。在当时中央领导层中,毛泽东是少数派。所以，我也只好‘随大流''，跟多数的领导同志走。特别是跟着把宣传口关的主要领导人某某某、某某某走。……当然,虽然不能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应对1958年的‘浮夸风''和‘共产风''负有主要责任,但我主持这两个单位的宣传工作,在这期间造成的恶劣影响,至今仍感内疚”。 　　“1958年11月6日,毛泽东特意找我专门指示：‘《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天天作报导,发表议论,尤其要注意头脑冷静,要当促进派’。还说,‘他对报纸宣传有一点意见,过几天时间空一点了，再谈。’”(吴冷西:《忆毛主席》第104页) 　　过了十多天，即1958年11月22日,毛泽东确实就《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宣传报导,找了吴冷西作了长谈,吴冷西回忆道： 　　“毛主席说：‘做新闻宣传工作的记者和编辑,看问题要全面,要看到正面,又要看到侧面,要看到主要方面,又要看到次要方面；二要看到成绩,又要看到缺点。这叫做辩证法,‘两点论’。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不让讲缺点,不让讲坏话,不让讲怪话。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好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好,也有坏的一面；反之，坏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坏,也有好的一面,只不过主次不同罢了。听到人家说好,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坏处也没有?听到人家说坏,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好处也没有?大跃进是好事,但浮夸凤就不好。毛主席强调：‘做新闻工作，无论记者，或编辑，都要头脑冷静,要实事求是。下去采访,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报道什么,要自己动脑子想想是否真实,是否符合道理。” 　　毛主席还批评道：据一些省委反映,《人民日报》在大跃进中，搞各省进度表(如水利工程完成土石方进度表),放‘卫星’(粮食和钢铁的高产"卫星")等报道方法,对各地压力很大。结果你追我赶,大搞浮夸。这不好，要引以为戒。 　　吴冷西的回忆还说，毛主席讲了上面这些话后,又归纳为四个意见： 　　第一,要实事求是,报道时要弄清事实真象,不是新闻必须真实吗?一定要查清虚与实,是虚夸、作假,还是真实、确实。新闻报道不是做诗写小说,不能凭想象虚构,不能搞浪漫主义。 　　第二,现在要下“明矾”,把混乱的思想加以澄清。听说《人民日报》有一篇社论，讲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时，把时间缩短了,说三、四年，四、五年就行了,不要北戴河决议上写的‘或者更长一些时间’那半句话了。那半句话是我加上的。当时的想法是谨慎一点好。现在看来还是太急了。你们删去那半句话，这就更急了,不知是听了那一位政治局委员的意见。(提示：对毛泽东的指示不但不听,就连写上《决议》的话也能删掉,可见这位政治局委员非同一般。一一本网民注) 　　第三,要考虑国际影响,今年我们宣传上吹得太厉害,不但在国内搞得大家头脑发昏,而且国际影响也不利。毛主席说：“我在成都会议上就曾说过,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就有这个危险。杜勒斯天天骂我们,说明他恐慌,害怕我们很快强大起来,美国人会想到是不是对中国发动预防性战争。这对我们不利。何必那样引人枪打出头鸟呢?何况我们的成就中还有虚夸成分呢!即使真的有那么的成绩,也不要大吹大擂,还是谦虚一点好……” 　　毛主席说：“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记者和编辑头脑都要清醒，要多开动自己的脑筋,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随声附和。要调查,追根到底。要比较,同周围比较,同前后左右比较,同古今中外比较。唐朝有位太守,他审理案件,先不问原告和被告,而要先了解原告和被告周围的人和环境,调查好了才去审问原告和被告,这叫做……比较法。记者和编辑要学会这种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其实，这也是思想方法,是实事求是的方法。记者,特别是记者‘头子’一一这时毛主席指我说,像你这样的人,头脑更要清醒,要实事求是。” 　　第四,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毛泽东说：“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如果不转,《人民日报》就有变成中央日报的危险”。听了此话，某某某却说：不能马上转,不能全面转,而是要逐步转。(吴冷西:《忆毛主席》第108一第113页) 　　读了吴冷西的上述回忆,我们会清楚的看到,毛泽东从1958年3月的大跃进的发动起,一直到1958年11月12日,先后找《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就《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在大跃进运动中和人民公社运动中,作新闻报道时,如何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坚决抵制“五风"的问题，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但是,《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并没有很好的贯彻执行,一昧地鼓吹"五风”,为"五风"推波助澜。 　　直到1959年6月,毛泽东只好责成主管宣传口日常工作的中央书记某某某和彭某,要他们立即研究宣传工作如何转向的问题。 　　6月20日,毛主席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他在批评浮夸风和高指标之后,转而谈到宣传问题时,他严肃地指出:“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如果不改,《人民日报》就有变成中央日报的危险,新华社也有变成中央社的危险。“(中央社和中央日报,是国民党的宣传机构)毛主席还说:“我看《人民日报》,只看一些新闻和一些学术文章,对其他的东西不大有兴趣,它们吸引不了我。不过《参考资料》和《内部参考》我每天必翻,这两种刊物应该让更多的人看到。记者协会的《新闻工作动态》也不错,反映了新闻界的一些思想动向,可以看。但公开的宣传,不论新华社或《人民日报》或广播电台，都要来一个转变,不能像目前这样顾左右而言他。”(吴冷西:《忆毛主席》第36-141页) 　　显然，毛泽东6月20日的话，是针对一位负责同志而讲的,因为这位负责人多次在会议中讲到宣传问题的时候，都主张不能马上转,不能全面转,而是要逐步转。 (吴冷西:《忆毛主席》第142页) 　　往事已矣！现今人已没有必要去追究当时的前辈人的责任。我们只是应恢复历史本来面目，找到当年真正的症结，以发“见”自己的真理。 　　──用历史的眼光看问题：一切前驱淌（趟）道者，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意识没意识到，他们的行为，其实都是有这一社会性功能的。 八、1958~59年毛泽东屡次三番地召开纠"左"会议，他尖锐指出：“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 　　在梳理大跃进材料的过程中，我总的感觉是：一、毛泽东出于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一方面坚持大跃进，一方面在努力避免和克服大跃进中的左的急躁冒进，以及形“左”实右；二、毛泽东以满腔热情对待同志同事和跃进事业，苦口婆心地讲，手把手地教，──起码在当时，他是认为在前无古人的跃进事业中，犯点左的，或右的错误，是正常的，是一种磨练，是对“自己”的接班人的考验（历史告诉人们，就是在毛泽东对浮夸、冒进的批评中，──也正是那个时候，一些人走上了更高的领导岗位）…… 　　大跃进发动不久，即1958年北戴河中央政治局会议后不久,毛泽东便深入河北、河南农村,进行调查。及时发现了某些人犯有严重的"左"倾错误;而宣传口的某些主要责任人也在舆论宣传中推波助澜。报纸上许多左倾报导,在干部队伍和广大群众中造成一定的混乱。 　　针对这些情况,毛泽东频繁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下大力纠正"左"倾冒进。 　　第一、第一次郑州会议 　　1958年11月2~10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和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会议开始,毛泽东领着与会者学习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阐述了人民公社出现的历史必然性；并着重指出当时存在的问题。 　　1、强调划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肯定现阶段我国是社会主义社会;肯定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体所有制。他在讲话中指出,现在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大线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小线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这两条线一定要划清,不能混淆。 　　2、指出现阶段还不能取消商品经济；在当前，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要大发展。毛泽东在会上多次批评某某某和陈伯达等人主张取消商品经济的错误观点。毛泽东说:有些同志读马列主义书时是马克思主义,一碰到实际问题就要打折扣……有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剥夺农村的小生产者；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全民所有,废除商品,实行调拨,那就是剥夺。 (参见毛泽东11月9、10日在郑州会议上讲话文稿) 　　3、提倡实事求是,不许说谎虚报；坚持走群众路线,不许强迫命令。他强调: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说慌,人民是骗不了的。关于改进干部作风，他说：干部工作作风的好坏,对群众生活影响更大,必须特别注意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允许用简单化的行政命令手段处理有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对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要采取老实态度,反对虚报成绩、隐瞒缺点。 　　4、建议读两本书,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澄清混乱思想,统一认识。会议期间,毛泽东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写了一封信,建议认真读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另一本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他在信中写道:"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有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 　　可以说，第一次郑州会议仅是毛泽东为纠正"左"倾错误，开的一个头。 　　值得今人注意的是，尽管毛泽东当时千辛万苦地力纠"左"倾错误,对人们进行耐心的教育,然而一些人并没有听。郑州会议结束后不久,一些负责人照样利用《人民日报》鼓吹浮夸风。11月21日,《人民日报》以显著标题报道：广东省是又一个实现粮食平均亩产1000斤以上的省份；平均亩产粮食1600斤,30多万亩晚稻特大丰收,比去年亩产增加2~3倍。……其"共产风"、"高指标风",照旧鼓吹,并有增无减。 　　第二、武昌会议 　　毛泽东为了继续纠正"左"倾错误,1958年11月21~27日,在武昌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反复强调，要纠正"左"倾错误。其主要之点：批评抢先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空想。毛泽东说:现在有的人吹得太大了(指某某某),我看不符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没有经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41年,我们才搞了9年。现在一吹,吹得那么厉害,想当先锋,这不是头脑发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情都有一定的度量,有相对的规律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说过渡就过渡…… 　　毛泽东要大家集思广益。他说,我脑子里头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人民公社究竟怎么办才好?经过这次讨论,如果是多数人,比如十个人里头有六、七个人,都说那个办法比较好,那么办法就比较可靠了。 　　毛泽东强调"压缩空气",把高指标压下来。11月21日,毛泽东就压缩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问题说：我再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低调空气,先搞少一点,如果行,有余力,情况顺利,再加一点。这有点泼冷水的味道,有点右倾机会主义了。 　　他说: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要减轻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500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1900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多少人力财力,这样一来,我看,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5000万人。死5000万人,你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摘,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 　　明年3000万吨钢，究竟要不要定这么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紧,有断弦的危险。 　　11月23日,毛泽东在会上第二次讲话强调说:……你们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不仅要做机会主义,我已经是机会主义,我就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上,为此而奋斗,不牵累别人,将来算起账来的时候,不打你们,打我。因为我在这里反冒进,以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 　　毛泽东在11月23日在武昌会议上还讲：强调破除迷信,但不要把科学破除了，比如,第一条科学，人是要吃饭的，这不但是科学,这是自然规律,客观法则,存在于人的思想意识之外的,没有一处证明人可以不吃饭。他强调指出,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凡科学一定要保护。关于"资产阶级法权"，毛泽东说:资产阶级法权,目前只能破除一部分。三风五气、老爷架子、工资过高过大的悬殊、猫鼠关系,这些东西要破除,彻底破除,反得越干净越有力越好。另一部分,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还带有一点强制性,则不能马上破除。社会主义时期,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现在有用,因为它有用,我们要保护它,使它为社会主义服务。(详见，毛泽东:1958年11月23日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 第三、中共八届六中全会 　　1958年11月28日~12月2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一方面,对人民公社给予充分肯定;另一方面,从理论和政策上阐述了一系列重大问题。这一次会议，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前一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纠正"左"倾错误的成果。 　　毛泽东批评了企图超越社会主义阶段的空想，重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在《决议》中，毛泽东加进了好些精彩文字。并且，这些文字，是专门针对某某某和某某某等人在《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社论中的一些观点的。 　　"决议"对否定商品生产和浮夸风作了有力批判；"决议"要求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决议”对否定商品生产和浮夸风也作了坚决的批评。 　　12月9日,毛泽东在六中全会上，对继续纠正"左"倾提出了以下意见:"对苦战三年,基本上改变农村面貌"的口号表示怀疑；要求做到计划要留有余地,让群众的实践超过计划；强调要估计人民公社和人民政权存在着巩固和垮台的两种可能性； "决议"澄清了有些人以为公社化要把个人现有的消费财产拿来重分的误解； "决议"规定人民公社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制度…… 　　在这次会议上，还有几个问题，需在这里作个交代： 　　一是,毛泽东从1956年就提出不作下届共和国主席的建议,这次会议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公报》说:八届六中全会在经过了充分的、多方面的考虑以后,决定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做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1958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会议内定由刘少奇接任这一职务,并由他酝酿提名下届政府领导人人选名单;交党的八届七中全会审定,再交人大选举。 　　在1958年11月28日~12月10日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提出:我不能再做国家主席了,我应当退到后台上,让别人干。他没有指名让谁来当国家主席。这个提议使大多数不知内情的与会者感到愕然。经过一阵沉默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说,都不提,我提刘少奇同志当国家主席。没有人表示不同意,毛泽东本人也没有反对。这样大家鼓掌通过,同意毛泽东提出的不做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的建议。 　　二是,毛泽东虽然在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八届六中全会上花了很大力气纠正"左"倾错误,并且亲手在《决议》中加了大量纠正"共产风"的文字,然而在《公报》中对毛泽东所作的努力却只字未提。这说明当时坚持"共产风"的力量还相当大。 　　三是,反浮夸风,也是这次会议重点之一,然而《公报》中只用"反对浮夸"一句话带过。毛泽东反对浮夸风的许多精彩讲话,也只字未提。 　　四是,钢、煤、粮、棉四大指标虽然降低了一些,但仍然偏高。八届六中全会,是在毛泽东领导下,主动纠正工作中的"左"倾错误的一次重要的会议。但现在看来，当时订的经济建设指标仍然不太切合实际。 　　第四、第二次郑州会议 　　八届六中全会以后,毛泽东赴河北、山东、河南三省调查研究,发现八届六中全会《决议》做出的关于纠正"共产风"的决定精神并未贯彻,"一平、二调、三收款"的现象仍然相当严重。于是,毛泽东于1959年2月27日~3月5日,在郑州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专门研究纠正“共产风"的问题。 　　在会议中,毛泽东对"共产风"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说:从去年9月人民公社成立后,刮起了一股"共产风",主要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三是猪、鸡、鸭、(有的部分,有的全部)无偿归公社,还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锅、筷等无偿归公社食堂,还有大部分自留地归公社……。这样一来,"共产风"刮遍全国。他批评说: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怎么可以无偿剥夺农民的劳动成果呢?这样做,实际是抢产,没给钱,不是抢是什么?这样下去,一定垮台！ 　　毛泽东说:我代表1000万队长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按:当时如果谁反对推行的"共产风"，就被他们批判为右倾,所以毛泽东这样说一一本网民注),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到马克思那里告状! 　　3月5日毛泽东讲的这番话,显然是对某某某和某某某等人拒不执行武昌会议精神和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的严厉批评。 　　毛泽东接着强调：一、指出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发展过程,目前必须以生产队所有制为基础；二、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纠正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两种错误倾向；三、指出“共产风"的实质就是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 　　第五、上海会议 　　1959年3月25日~4月1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内容基本同前，此略）。 　　我在此篇的开头就说过，──这里再次重申：当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同时，努力克服左倾，是以一种满腔热忱，对待同志同事和跃进事业的，他苦口婆心地讲，手把手地教。当时，他是认为在前无古人的跃进事业中，犯点左的，或右的错误，是正常的，是一种磨练，是对“自己”的接班人的考验（前边已讲到，就是在毛泽东对浮夸、冒进的批评中，──也正是那个时候，一些人走上了更高的领导岗位的）…… 　　──本网民正是本着对毛泽东、毛泽东事业的这一理解，（根据实际材料）来编写这一组文章的。本网民热切地期望，人们不要用异思旁想，尤其不要以古怪的心情去阅读这些文章。 　　认真读了以上文字，不带偏见的人都会承认，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为了纠正一些人的"左"倾错误，毛泽东从理论指导,到具体安排,到工作作风、工作方法、尽见深邃、详尽和严格。他有时苦口婆心,要求实事求是,把经济工作越做越细；有时也显得声色俱厉:……要代表1000万队干部、5亿农民呐喊，而更多的则是和风细语、耐心细致，不厌其烦地给一些人讲理，给某些人送书，给有关人们写信，开导他们、让他们研读、同他们讨论……等。 　　这些事实告诉人们：毛泽东的当年，是坚持大跃进的；并要把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引向正确轨道；是要培养好接班人，是要象以往引导农民走向革命那样去锻炼人们。毛泽东对人民、对事业的忠诚、大公、无私，对同志同事的关爱、正直,确如日月行天，江河径地！ 　　而今天，有一些人,总用自己的古怪心情，去说毛泽东…… 　　好了，说就说吧，真理、真“正”和伟大,是喜欢人们去说的。毛泽东的真理、真“正”和伟大，既在正确性宣传中播散，也在批评和攻击中显现自己的科学性和生命力：比如毛泽东预言的一个又一个兑现；比如毛泽东对右派的存在及其本质的正确“指定”；比如毛泽东对“一些人之所以不喜欢社会主义”的客观性论证,──都正在由一些人的批评攻击而完成！ 九、不幸为毛泽东言中——1959年，确有人因搞“浮夸”而得“实祸”！ 　　我在前边多次说过，对当年大跃进中出现的浮夸、冒进，当放在那个──很多人都急于让中国富强，但缺乏经验的──历史条件下去认识，即有其“难免”性。毛泽东当时的批评，有时尽管很严厉，还是留有“一边力求克服浮夸、冒进，一边保护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性”的分寸的。自然如此，今天我为什么又要编这些文章呢？作用在于，搞清历史本来面貌，使今人和后人能正确地总结经验。 　　不过，──我总想，个别人也许另当别论。现在看来，当年的河南吴芝圃可能就在“另当别论”的“个案”中。 　　有人反复问：毛泽东的大跃进究竟对还是不对？这里我可以回答说：浮夸式的“跃进”是不对的。毛泽东的跃进、实事求是的摸索跃进道路（不断改正自己缺、错）是正确的，现代中国需要自力更生的实实在在的跃进，不自力更生地跃进，我们永将当别人的奴隶，我们永将落后于他人！ 　　有道是：人非圣贤，孰能无惑。有网民说，在大跃进中，毛泽东本人也有“离奇的头脑发热”的言论。──不需隐瞒：过去，本网民也曾在某些个正式会议上听有人讲过这些。但，──同样应实话实说的是：一直至今，对有关毛泽东自己的“离奇的头脑发热的言论”，我都没找到可靠出处。在本网民昨天上午发的那篇文章后边，有人跟帖又说到了这一点，我便立即请教其出处，可惜，他答非所问。 　　我想，从毛泽东本人后来──直至庐山会议，有时作的自我批评的情况（请看《毛泽东传》十九、二十、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部分）来看，毛泽东在发动大跃进之初，即使有过一点“头脑发热的言论”，也是：一是时间极短，二是因听信别人的汇报，三是当时（1958年月10月份前）浮夸还不那么离谱，不那么严重。有无数可靠的材料证明，毛泽东从1958年8~9月份北戴河会议发动的大跃进不久，──到了10月份，面对一个个高指标、高速度，就心存疑虑，即派吴冷西、田家英外出调查，随后他也亲自走出红墙，并要求人们不要搞浮夸。（至于庐山会议上的一些讲话，有各种版本。真正可靠的版本尚待解密，并且其中夹有更为复杂的，反“浮夸、冒进”之外的斗争。下一篇，我将写这一点，不知能否上得了网） 　　一个不争的事实为：1958年月10月后，毛泽东几乎每到一处，都要求人们实事求是。有时，还对自己在大跃进之初的某些“过热”情绪做自我批评。然而，因当时他确是少数派，──并因他从1956年后，为培养接班人，已实际处于二线，尽管他的反浮夸、冒进的呼声越来越高，有时也愈来愈严厉，但收效不大。后来，遇有严重情况，毛泽东不得不发出警告。这些警告之严重，莫过于这样几句话： 　　──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要减轻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500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1900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多少人力财力,这样一来,我看,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5000万人。死5000万人,你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参见，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138-139页) 　　──明年3000万吨钢，究竟要不要定这么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紧,有断弦的危险。 　　……如此等等，还有更多，此不尽详。面对毛泽东的严厉警告，可有人就是不听，一意孤行，终于导致一些严重后果。当我们今天调查当年，或打开历史卷宗，有一个典型，是令人难忘人的。这就是被毛泽东不幸言中的“务虚名,而得实祸”的典型，即河南省的“信阳饿殍事件”。这在当时，是一起震惊全国的事件，影响极其恶劣。我猜想，改革开放后，某些人说当年饿殍有X千万的谣言，大概即由此“膨化”而生。 　　我们在前边的文章中，已用大量的材料说明，河南省的吴芝圃（此人在战争年代是新四军政治部主任）是当时全国浮夸、冒进的第一人，并且固执己见，一意而行，多次把毛泽东的正确批评当耳旁风。到了1959年，终在信阳地区酿成“饿殍”大祸。 　　在吴芝圃的浮夸“强权”下，河南省的各地，尤其是信阳地区，首先是遂平县，最早刮起浮夸风、“共产风”，且越刮越大。早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吴芝圃就吹牛皮，说今年河南要增产几百亿斤粮食，并实现水利化……毛泽东批评吴芝圃说大话，搞高指标。吴芝圃置若罔闻，越搞越离高谱，甚至提出取消商品，取消货币，搞直接的物质分配，搞供给制，越走越远。 　　1958年9月16~18日，一个中央负责人到河南视察，9月24日，《人民日报》以“某某同志在河南视察时，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几个条件”为题，报导了这一重大新闻。报导说，某某某在河南视察时，还“听取了新乡七里营公社、修武公社会（全县一社）和遂平公社（全一社）党委的汇报”。如是，遍及河南全省的浮夸、冒进，获得了这位负责人人的支持。不久，吴芝圃一跃而成为河南省的一把手，当上了省委书记。其后，吴芝圃便更加地“浮夸”和“冒进”。 　　毛泽东通过别人的反复调查，以及自己的调研，很快发现了吴芝圃的问题。为了大跃进事业和关心干部，毛泽东及时对吴进行了劝诫和批评。这些劝诫和批评，──现在能查到的，有这样几次（以下，参见张宏志的《还清白于毛泽东》）： 　　──1958年毛主席在专列上听吴芝圃汇报后，指着窗外光秃秃的山头说：“你一年能搞成绿化？我不信” 　　──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吴芝圃向毛主席汇报河南能搞几百亿斤粮食，河南粮食很快就过关了，主席也根本不信，给他顶了回去。毛主席说：“试试看……实际上是形‘左’实右，缺乏经验，不深入群众。” 　　──毛主席亲自主持两次郑州会议，会上毛主席提出人民公社要“在级所有，队为基础”，而吴芝圃却坚持大队为基础。毛主席到武昌后又亲自给吴芝圃写了一封信，严厉批评他：“你不要再这样搞了，还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好”。 　　──1958年，吴芝圃向中央提出：河南三年可以实现四化（即：粮食达到四、五、八；水利；除四害；“扫文盲”，毛主席在会上批评说：“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落实”，会后又把吴芝圃叫到武汉说：“要把膨胀的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下”。最后毛主席看到吴芝圃没有改正的意思，就说：“吴芝圃，你对，你搞得快，可能你是马列主义，我是机会主义”） 　　──1958年4月29日，毛主席《给生产队长的一封信》中指出：“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的那一套指示，不要管这些，只要管现实可能性……吹上一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收获多少就多少，不可讲不符实际的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与人民有利，自己也不吃亏。”而吴芝圃却吹嘘：“一九五八年夏季粮食产量二百二十三亿斤，平均每人达450斤以上。”“一九五八年全省每口人合到一千五百斤左右的粮食。”为他的高征购打下基础。 　　因郑州会议上吴芝圃拒斥毛泽东的批评。武昌会议上，毛泽东又多次对吴芝圃提出批评，而吴芝圃却始终固执已见，继续坚持以大队为核算单位，继续搞冒进、刮他的“共产风”。吴芝圃如此执意，毛泽东的指示他都不听……这里让我们想起毛泽东一句话：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吴芝圃的“左”倾错误，终于导致1959年11月信阳地区发生饿死人事件，真所谓为“务虚名，得了实祸”──被毛泽东不幸言中。 　　这一事件的原委是这样的：如前所说，1958-1959年前后，吴芝圃实行“左”倾（即形“左”实右——本网民注）蛮干、高估产、高征购，大刮浮夸风、“共产风”，将信阳地区遂平县一块亩产四五百斤的小麦浮夸成3200多斤。随后，又“浮夸”出──信阳地区西平县城关公社亩产小麦7320斤的更大典型。 　　其实这些典型，都是他们是把多亩产量集中起来谎报的，并且明令禁止人们说真话。从此以后，谁要说“他们作假”，就挨批斗。据有关人调查（据现今一些老人回忆，数字不一定很准），当时，全区为此挨批斗的人大约有1.2万多人次。在此高压下，于是浮夸风越刮越大，最终，信阳地区信阳县有名的鸡公山公社浮夸到亩产万斤的特大典型。不过，──老人们回忆说，1958年毕竟是大丰收，虽然由于大办钢铁等误了农时，没能及时收割，损失了10%左右的粮食，但群众生活没有出大问题。这年，全信阳地区完成征购任务16亿斤。到1959年，信阳地区出现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一百天不下雨，秋粮大面积欠收或无收。尽管如此，仍被浮夸为：1959年农业生产比1958年丰收，是特大丰收年，全区预报粮食产量是72亿斤，而1958年不过56亿斤。 　　在此（大大浮夸了的）“大丰收”面前，国家当然得按大丰收的标准征购粮食，──浮夸者也以此来显示跃进成绩。结果，在对全区农民的“明夺强抢”中，上交了国家16亿斤粮。这一下子，基本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都交了征购。如此一来，秋收刚过，全区很多地方群众就没有饭吃了，开始出现了逃荒要饭的现象。很多食堂开不了伙，群众无奈，就在家里煮红薯叶、野菜充饥。干部发现后，居然有的还把群众的锅给砸了，群众就外出逃荒。逃荒！这下了罪名更大了，凡外出逃荒要饭的被批判为：破坏“大跃进”。为了维持所谓大好形势和形象，热衷于浮夸者，又组织人在路口设岗拦堵群众，不准外逃（据一些老人回忆，当时拦堵群众外出情况，也有真有假，象商水的一些地方，是真拦的）。非但如此，有些浮夸昏了头的人坚说，群众将粮食瞒藏起来了，还在全区开展大规模反瞒产运动。 　　在如此荒唐的浮夸“演绎”中，最后，把一些群众手中的粮食进一步掏空……不久，因群众家中无粮，又不准出外要饭，即有饿殍出现。这一情况，直到1960年1~2月，中央来人解决问题，才有好转。 　　后来，信阳事件报知中央，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这是当时的一起“务虚名，而得实祸”的典型的事件。这里需进一步说明以下两点： 　　一是、1958年~1959年的浮夸风，在全国有一定的普遍性，但象河南信阳出现饿殍的，却是个案、典型。有人后来由此事件说及全国，或以“移花接木”之术，把它说成三年自然灾害在全国好多地区发生的现象，都是不对的。 　　二是、较为广泛的调查（希望有条件的人们都搞一些调查）表明，当年凡出现饿殍的地方，都与当地一些人官僚主义、浮夸、造虚假成绩有关。一些基础较差的地区，当时，只要实事求是，正视困难，实况实说，都能得到国家的及时济助，而免生祸事。 　　这里，我仍要说，浮夸的“跃进”是不对的；而毛泽东的跃进、实事求是的摸索跃进道路（不断改正自己缺、错）是正确的！ 十、当年的庐山会议，本意仍是反左的，后来突然变成反右，其中“谜底”，今已现端倪 　　直到现在，有人仍用“对抗性”思维，来看待我们今天对历史的回忆和澄清。这不是科学的，尤其不合时下的和谐建构。本网民一直都认为，即使被我们回忆、澄清的那段往事中存在对抗，这也不是我们今天仍持对抗态度的理由。 　　本网民在此声明，如果我们今天的研究，是把历史的羁绊重新套给今人，这将是我们的罪过，──当然，若仅是个别人重蹈历史，则是可以理解的。 　　读了本网民以上九段文，人们也许大都会承认，毛泽东是大跃进的发动者，但他企求的是实事求是的大跃进；他的大跃进不仅仅是围绕经济建设，另一个重要目的是通过大跃进，克服干部的官僚主义等五风，培养、锻炼和考察接班人，提高广大群众的主人翁意识和社会主义积极性（请注意，后来，毛泽东在7月23日的讲话中，又重申了这一点）。 　　人们也会思考到，在大跃进发动不久，在毛泽东发现自己头脑也有点发热──并不断做自我批评、另一些人则缺乏实事求是精神之后，他便坚持不懈地进行批评，——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这一类批评讲话，毫不夸张地说，足够装订几本书。　　据此，人们应当相信，他的克服“浮夸风、共产风和穷过渡”的努力应是真诚的；而今天的某些人，总用“‘弯弯绕’思维”，来臆猜毛泽东，是大错特错了。 　　人们更会分析到，自然毛泽东当时已处于二线，从1958年10月开始，又一直不间断地、坚持不懈地批评克服“浮夸、冒进”，那么： 　　（1）1959年的庐山会议，──其原意即纠左倾，应是顺理成章的事； 　　（2）彭德怀上书批评“浮夸、冒进”的信，应该说同毛泽东的观点一致，起码应该说，彭写信反左的本意不是针对毛泽东的； 　　（3）鉴于毛泽东在发动大跃进时虽是多数派，但反“浮夸、冒进”时却（同彭总一样）成少数派，以及 　　（4）毛泽东7月23日讲话，一边做自我批评，一边对会议上争执的两派各打五十大板的情况……今天人们有理由推测，庐山会议的开始反左、后来却变成反右，是多数派的意志表现。由此，会议从反左转为的右，是毛泽东在执行“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 　　这里，本网民注意到公开发行的《毛泽东传》的二十四部分。与其说，这部官方发行的大书，对这个会议写得绕山绕水、闪烁其词，不如说写得“真象庐山”──让人看来确是“横岭侧峰”。 　　这里，人们也不妨用点推理，去推导问题： 　　──在无论官方、民间，批评毛泽东不但早已公开化，甚至在精英中已成“时髦”的今天，一切不愿进一步公开和忌讳的“错失”，肯定已不属于毛泽东的了，只能是他人（当然，在国家的宏观的大政管理“统控”中，今天的这样做，有时是需要的）。那么，现在的一些精英们在为谁忌讳、回避缺失呢？ 　　下边，毛泽东的卫士李银桥，对这这段历史的回忆（《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也许能给我们以上的猜析提供点启示： 　　“回到住处（7月23日上午，毛泽东作了各打五十大板的总结性讲话后。本网民注），毛泽东本是吩咐我们收拾东西，准备散会走人。可是有些领导同志不干了，提议解决彭德怀的问题。当天晚上，我便正式得知不下山了，召开中央全会，讨论形势变成了讨论彭德怀问题。于是，没有参加形势讨论会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们都被召上了山，林彪后来也上山了。 　　“毛泽东没有参加中央全会。会议吵得很厉害，吵得声音很大。吵声传来，毛泽东睡不着觉，叫我去看看。我跑步去了，见许多人同彭德怀吵。回来学一遍舌。毛泽东发火了，写了批示。中央全会期间。在毛泽东住的房子里开了几次政治局会议，参加会的同志谈井冈山时期的问题，林彪也发言说彭德怀一贯不听指挥不合作。于是我知道，对彭德怀是从红军时期清算起了。一直清算到抗美援朝，大跃进，人民公社。听到批评他“三分合作，六分不合作。”政治局讨论决定：只免去彭德怀国防部长和军委副主席职务，仍保留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职务。生活待遇不变”。 　　有一个人针对李银桥的这一段回忆，分析说： 　　从这段回忆可以看到，毛主席在庐山会议的预定结束期里，完全没有要整彭德怀的意思；毛主席当时的确是退居二线了，所以，连中央全会也没有参加。否则，这样重要的会议怎么可能缺席？任由他人作重要决定，这更不是独裁者的作风。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彭德怀同志显然不是一个作风民主的人。他听不进不同意见，所以，才会跟许多人吵；也许，他是跟所有的领导同志都吵翻了天。 也有人针对这段回忆，作这样分析： 　　这段回忆也告诉我们，虽然毛主席想退居二线，但始终是退不了。可是，中央集体的意见是让他留下来，这不是享福，而是承担责任。当然，毛主席是对人民负责、对国家负责的，他不会推卸责任。民主的原则难道不是少数服从多数吗？毛主席并没有想到要整彭德怀，但当集体决定要解决彭德怀的问题时，他固然是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但他不能否决集体的决定。如果毛主席是一个独裁者的话，他倒是可以趁这个机会否决集体的意见保彭德怀，从而显示自己的权威。但毛主席没有这样做，他尊重民主原则，个人服从了多数人的意见。 　　本网民是赞成以上两种分析的。不过，我想补充我的几点看法： 　　第一、根据──从大跃进之后一直对毛泽东持批评态度的李锐所回忆，庐山会议的本来议程是总结大跃进以来的反左，开一个“神仙会”，让大家放下“左的”包袱。会议原准备7月中旬结束，后来，两次延长会期。第一次，由7月16日延长至7月23日，原因是彭德怀上书──尖锐指出：这样“轻松、愉快的神仙会”，解决不了左倾浮夸和冒进问题。这样，便使本应结束的神仙会延长为“激烈交锋”会。而到了7月23日，毛泽东根据左、右交锋，本准备在对左、右各打五十大板后，“再一次”结束会议。不料，其他一些负责人（多数派）不同意，要求解决彭德怀的问题。于是──有第二次延期，会议终于由开始的“神仙会”、“激烈交锋会”，最后转为“批彭会”。这一转变过程表明，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本意是纠左，是确实的。 　　第二、由毛泽东1958年月10月后一直纠左，到庐山会议上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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