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村民自学排雷 11年扫雷4000颗造百亩田地

大长今

2015年11月初，继1992年、1997年边境大扫雷之后，军方中越边境第三次大面积排雷行动正式开始。此次排雷的主要作业区域之一——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八里河村，1990年以来2人被炸身亡，33人因触雷伤残，其中9人不得不依靠假肢生活。

就在这个被地雷包围的村子里，村民王开学自学排雷技术，花费11年时间排雷4000多枚，在雷场中开辟出一片118亩的田地。12月1日，记者跟随这位民间“排雷专家”进入雷区，体验了一次惊心动魄的排雷过程。

同村人屡被炸决心排雷

从文山自治州南下，经麻栗坡县城，翻越几座大山，山谷中的八里河村已在云雾中若隐若现。半山腰上的环村路，一边是山谷，一边是山崖。悬崖一侧，几处写有“雷区危险，严禁进入”的石碑，时刻敲打着人们放松的神经。

如今，村里早已听不到密集的枪炮声，取而代之的是家家户户院子里传来的鸡鸣犬吠。村里人绝大多数是苗族，极具民族特色的民房依山而建，在这片幽静的山谷中，形成一个不规则的环形。

然而，就在35年前，这个小山村里却是另一番景象。那时候，边境线上的山区进驻了大批部队。作为当年的主战场之一，村子周边枪炮声不断，硝烟弥漫，中越双方在边境线两侧的山上布设了数以万计的各式地雷。

王开学仍清晰地记得父亲触雷后的情景。那是在双方正式开战一年后，王开学父亲到村北的山头上打猪草，不慎踏响了一颗埋在荒草丛中的越南地雷，“那种木壳的压发雷，里面装了200克TNT炸药。”

听见响声的村民和部队战士一起把父亲抬回村里，“双腿和身上的衣服全都炸没了，内脏也裸露了出来”，父亲成为八里河村第一位因触雷身亡的村民。那一年，王开学只有10岁。

然而，父亲并非是王开学被地雷伤害的唯一亲人。父亲离世几年后，他堂哥在放牛过程中踏上了地雷。王开学也在现场，他眼看着堂哥一条好腿变成了“拖布一样的形状”。

那一次，他自己也受了伤。碎片崩进他的大腿，给他带来了终身残疾，“当时只顾着送堂哥去医院，他进手术室我才感觉到疼。”

上世纪90年代初，作战部队陆续撤离。那数万颗地雷却依然埋在边境线两侧，威胁着村民的生命安全。

除了王开学的亲人，村里其他人也饱受地雷的伤害之苦。村民陈正方曾三次触雷，被夺去右小腿。同样三次触雷的王清明，右腿装上了假肢，还失去了左眼。

据村民统计，战争期间，有4名村民在炮火中身亡，10多人被炮弹、地雷炸伤。而在战后距今的20多年中，又有2名村民触雷身亡，33人不同程度伤残，其中9人不得不依靠假肢生活。

王开学说，地雷夺走了他的亲人，占据着他们的土地。“地雷很可怕，我们必须反抗！”他之所以下决心搞光山上的地雷，除了仇恨，还有一些使命感，“该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片净土。”

无师自通的“排雷专家”

在八里河村，提起王开学的名字，村民们总会竖起大拇指，“就看他挖出来的那几千颗雷，那真是英雄！”

从村西北的小路下来，第一户就是王开学的家。一间双层砖木结构的苗族民房，院中是平整的水泥地，猪圈、鸡舍围在院旁，水管里流淌的是可直饮的山泉水。在村子里，这样的生活条件可算得上是中上等。

见有人来访，45岁的王开学热情地招呼大家进屋喝茶。“平时，我喜欢摆弄一些玩意儿”，王开学点上一根烟，将过滤嘴一头插进水烟袋的装烟口。烟袋上黑色的数字编码清晰可见，这是在他年轻时亲手做的，用的是40火箭弹的外包装壳，“当年，这东西在村子里多的是。结实得很，30多年了，还像新的一样。”

用王开学的话说，他排雷的手艺，完全是无师自通，“要说老师，地雷就是老师，全靠经验积累。”

2004年第一次排雷前，他已记不清多少次跑上山，蹲在裸露在土层外的地雷旁，一看就是几小时。“就是观察它，通过它的外观想象它的结构。”

慢慢地，王开学开始尝试移动地雷，用的“家伙”是那把伴他多年的镰刀。“轻轻地把它从土里拿出来，然后全方位地观察地雷”，哪里受压，哪里有雷管，怎样起爆，这些问题要通过长时间的观察和摸索得出结论。

他曾尝试过查找地雷的相关资料，可在这个相对闭塞的小山村里，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山上的泥土中，王开学曾发现过一本当年布雷时留下的“说明书”，上面记录了地雷的型号、生产批次，“还注明了地雷布设后的有效期限是60年”。至于其他信息，因说明书腐朽不堪，已完全看不清了。

王开学说，这附近山上的地雷有好多种，“72式防步兵雷、跳雷、绊雷，不同的地雷起爆原理和威力都不一样。”研究每种地雷都要经过重复“观察摸索”的过程，“会了一种，再看其他的就快了很多。”

如今，在他眼里各式各样的地雷就像玩具，他更喜欢用“玩”字描述自己的排雷过程。然而，回想起第一次排雷的情形，王开学坦言，尽管具体情景已经模糊，但“那出了一身的冷汗还是记忆犹新的”。

11年排出118亩安全田

王开学在水池边仔细打磨着镰刀。妻子说，这是11年来，他每天清晨出门前必须要做的事。

从家里出发，沿环村路向西南进入山区。王开学介绍起这段路的由来，“我们现在走的路，是当年部队修的，为的是往山上阵地运补给”。

在一处路面稍宽的位置，王开学放缓了脚步，“军队修的路就到这儿。后面的路是我自己开的，直通到我那块田里。”他说，开这条路是为了能让车通到田边，“耗时1个多月，也曾遇过地雷，有60多颗吧，很快就排掉了。”

在经过一处写有“雷区危险”的石碑后，放眼被薄雾笼罩的山坡，一排排玉米秆、咖啡树、黄花梨树苗映入眼帘，与周围的荒草丛生形成鲜明对比。

王开学回忆，2004年，他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排雷的。起初，他每接触一颗地雷都会害怕。每当妻子问他去哪，“我都说山上有块儿地能种，根本不敢提排雷的事。如果说了，老婆肯定不能让我冒这个险。”

直到他成功开出了好几亩田地，才把妻子带来，“当时她看到成堆的地雷堆在地上，（吓得）都不会走路了。”

王开学望向山顶，“上面就是战时双方反复争夺的山头。”他排雷的这片区域，则是当年我军的“08阵地”。

战争后期，由于向南几百米就是国境线，为防止敌人小股部队的秘密渗透，阵地上布设了大量的地雷，“主要是72式反步兵地雷，密度非常大。”

为确保开辟的田地绝对安全，王开学在排雷过程中，把每寸土地都翻了五六遍，翻动的土层平均深度超过30厘米，“一点儿可疑处都不能放过，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他甚至搭起一座小木屋，扎根于雷区。经过11年开垦，这块山坡上的田地不断向东西两侧和南侧的中越边境延伸，总面积已达到118亩。此间，他排出的地雷总数已无法准确计算，“四五千颗肯定是有的，光是开始的一小片地，排出来的雷就装了整整6个大背筐。后来被我挖个坑，放里面一把火烧了。”

在这片从地雷阵中硬生生夺回来的土地上，王开学先后种起了玉米、菠萝、咖啡等作物，后来又添了黄花梨树，“不期待马上看到效益，只希望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片干净的土地。”

勇者手下的精细活

记者跟随王开学来到田地西侧的一片山坡，枯死发黄的杂草和刚刚长出的新草交织在一起，覆盖在土地表面。仔细观察，裸露在地表或半截埋在土里的地雷到处都是，令人不寒而栗。

王开学说，大约在两三年前，他在这片地上喷洒了除草剂。“想排雷先除草”，这是他在多年排雷过程中摸索出的铁律，“目的是让上面的荒草全部烂掉，让地雷充分暴露出来”。

“看得见的（地雷）只是一小部分，多数都埋在土里呢。”说话间，王开学已走到他开辟过的道路尽头。他提示身后的记者，“千万不要动，前后左右的草地里都是地雷。只有这条路是安全的，不要乱踩”。

王开学所说的路，其实就是他先期探查摸排过程中挖出的土坑。它们隐藏在荒草之中，面积只容成年人双脚站立，若不经仔细查看，很难与周围地面相区分。

他走到最前面的一个土坑里，俯下身，抽出腰间的镰刀，用刀尖在面前的地面上轻柔迅速地刨着土，“这个必须要轻，下面有雷的话，太重了直接就会炸掉。”

他说，当年布雷时，战士们用工兵铲撬开土皮，“铲子不撤走，直接把地雷放在下头，再盖上土皮。”伴随数十年风吹雨打，有些地雷露出地面，有些则被泥土掩埋，“加之这山坡，当年整个被越南炮弹炸过一遍，地雷埋藏的深度更不好估计了。”

因此在探雷时，需要对土层做出准确判断。如果是当年的“本土”，则需下挖30厘米左右探查。“如果是被炮弹炸起的泥土覆盖了，就要挖得更深。”

在此后的半小时里，记者踩着王开学探查过的土坑，一步步来到一块大石头前。在此期间，他不断提醒记者，两脚踩在土坑中不要乱动，甚至两个坑之间仅20厘米宽的地面也不许触碰，“如果中间有一颗雷，不用踩实，我们俩就报销了”。

就在这块大石头下，王开学用镰刀轻轻刨出了5枚集中在一起的地雷。镰刀尖每次与地雷接触，都让人心头一紧，“这种密度的地雷，需要人精神高度集中，稍有差池，一切都完了”。

希望后代有片净土

带着刚刚探到的5颗地雷，记者跟随王开学回到安全区。在田边一个石洞旁，王开学移开覆盖在洞口的树枝，里面存放了10多颗没有拆除引爆装置的地雷。

他拿起一颗茶杯盖大小的深绿色塑料地雷，抹掉底面的尘土，几个黑色的数字编号露了出来。“看看，这就是72式反步兵地雷。里面有100克TNT炸药，踩板上的压力超过2.5公斤就会引爆。”

王开学又拿出一个自制的“U”形铁片，插进地雷底部的插口轻轻旋转几下，一个中心带有黄色金属管的圆盘被拆了下来。“看见了吗，这个金属管就是雷管，旁边的是起爆火药。你看那雷管，一点儿没生锈。如果踩上，百分百会引爆。”

随后，他轻轻旋转地雷壳体，分离了上层踩板，黑褐色的TNT炸药露了出来，“这是100克（TNT），里面没有钢珠。踩上并不致命，但一条腿肯定是没了。”

几分钟之内，十几枚地雷被王开学解除了爆炸装置。他告诉记者，在附近山区常见的还有绊雷、跳雷，甚至是带支架的“阔刀地雷”，“那些我都‘玩’过，知道怎么拆，很轻松的”。

在他看来，只要了解地雷的结构和引爆装置，拆卸并不危险。“我曾拆过双层地雷。上下层间有一块电子板，拆除时要剪断电线，那才是真正难拆的雷”。

王开学回忆，从2004年至今，他走遍村子附近的每个山头，“哪里有雷，哪里没有，什么类型，有多少，我心里都清楚。”拆雷多年，他从未失手。

“这种事不敢大意，一定要在充分了解地雷构造后才能做。动作要轻，不能使蛮力。”如果感觉心情不好或注意力不够集中，他是断然不会进山排雷的。

为确保万无一失，王开学会把拆除过引信的地雷收集起来，“有些被政府或部队收走了集中处理”。更多时候，他会挖个深坑把地雷烧毁，然后埋起来。

在王开学心里，他希望把这块地雷包围的田地扩大到150亩，然后种上黄花梨树，让自己的子孙后代有一片能够维持生活的家业，“这个希望，我相信可以实现”。

记者手记

愿雷场早日扫清

山高、路远、雾大，这是八里河村给初到之人最为直观的印象。绿油油的菜地，环绕谷底的苗族民宅，弯弯曲曲的小路连通各家各户，正可谓“阡陌交通，鸡犬相闻”。

用村民的话说，这里是纯粹的原生态，喝的是山泉水，吃的是自家种的米，炖的是自家养的猪、牛。也正是这个“原生态”，让村民时常遭到外人的嘲笑，“不就是穷嘛”。

除了山里的地雷、路边的石碑，和个别村民保留下的火箭弹外包装，战争的元素在这里已不多见。当然，也只有年轻人手中的智能手机和少数村民家中的摩托车，才能让人感受到一丝现代生活的气息。

在这里，村民习惯把自己称为“边民”，把远离边境的地方称为“内地”。和“内地”的农村一样，他们也把土地视为立身之本。而在这里，土地正是最金贵的东西。

村长王开富说，八里河村有耕地、集体林地共2000多亩。村里人种植蔬菜、稻谷、玉米，饲养猪、牛、鸡等家畜，大多只够自给自足。

“现在，年轻人能读书的读书，读不出去的也都在外面打工”，村里的残疾人代表王清明说，“剩下的都是孤寡老人、留守儿童，还有像我一样的残疾人”。

王清明说，他痛恨战争，恨它夺走了梦想、健康甚至生命。“不过，战争让外国人再也不敢欺负我们，给我们带来了公路，让我们有机会看看外面的世界”，回忆起几年前到天安门广场看升旗的情景，王清明的眼睛湿润了。

如今，村里因触雷致残的33名残疾人，每年都能享受政府下发的三种补贴。但这里仍能看到带着假肢的村民们在田间劳作，甚至上山拾柴、修剪树木。

夕阳下，执行第三次边境大扫雷任务的部队正在开展训练。刚刚从昆明更换假肢归来的村民坐在村口，远远地望着，他们期待着扫雷部队能早日扫清雷场，赶走这笼罩在八里河村上空20多年未散的阴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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