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日本是如何删改沦陷区教科书的

aibai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华北等广大沦陷区实行愚民政策，以培养服从其殖民统治的顺民，进而巩固其在沦陷区的殖民统治。日本人认为中国人从事反日行动源于反日教育，而反日教育的直接表现就是教科书，特别是文科教科书。因为国文、历史、政治、地理等文科类教科书对广大青年学生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故而侵略者对教科书的修订问题极为重视。中日两国关于教科书的争端自五四运动时期就已经显现，此后这一矛盾一直延伸到抗战爆发，即使在战争结束后也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屡次成为破坏中日关系的肇端。本文摘自2013年第5期《钟山风雨》，作者朱林林，原题为《抗战时期的沦陷区教科书》。

日本教科书刊载的日军占领南京的照片和说明

日本侵略者对沦陷区教科书的处理方式无非两种，其一大肆删减修改，其二自行编订发行，其根本目的在于“泯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培养服从于日本侵略、殖民统治的顺民和为其掠夺我国资源服务的劳动力，用效忠于至高无上的日本天皇为核心价值观念的军国主义文化取代中华文化，使中国永远沦为日本侵略者的殖民地”。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一度下令关闭沦陷区所有学校，废止原先使用的一切教科书，大量销毁“有关三民主义、党义及其他与新国家建国精神相反之教科书或教材”，破坏原有的教学秩序，删减教学内容，暂时以《四书》填补课时，“以崇礼教”。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开始大规模删减原国民政府的教科书。“日对华所提修改教科书内容如下：第一，关于孙中山先生革命及建国的记述，完全删除。第二，东四省划出中国版图以外，在地图上注称‘满洲’，或留上空白。第三，关于过去中日重要事件，如‘甲午’、‘五九’、‘九一八’、‘一·二八’等等的记载，完全删除。”日本侵略者在广大沦陷区设立“临时教科书审查委员会”，对国文、历史、社会教育等各校所用教科书加以审核，删除其中涉及抗日、爱国方面的内容。1938年3月，上海伪维新政府设立“学校教材编审委员会”，对原有的中小学教材进行严格的审查修订。汪伪教育部更在1940年8月公布对幼稚园、初小、国小、初中等各类教科书审查表，删除一切“妨碍中日邦交之点”。所有教科书中含有“中华民国”、“武昌起义”、“孙中山”、“国民党”以及“苏联”、“战歌”等字眼的文章被删除殆尽；而关于不平等条约、“九一八”、“郑成功”、“倭寇”等国耻史料则遭到同样的命运。据时在吉林北山小学就读的陈尊三回忆：“所有的课本中鲁迅的、茅盾的，甚至冰心的文章都被剪子剪掉了。其实鲁迅的文章是散文《风筝》，这篇文章并没有反日倾向，但这也不行，不能让青少年知道鲁迅。去掉了鲁迅等进步作家的文章后剩下什么了呢？剩下的就是汉奸文章了。比如大汉奸汪精卫臭名昭著的‘优胜劣败’论，大肆宣扬所谓‘弱肉强食’和法西斯主义‘优等民族’统治世界的汉奸论调。还有某汉奸大臣访日时参拜伊势神宫写的歪诗等等。”

在审查删减不合格教科书的同时，日本侵略者开始编纂适应其殖民统治路线要求的教科书，尤其是在“新学制”颁布施行之后，日本侵略者编纂的教科书在广大沦陷区中小学校广泛投入使用，严重毒害了青少年的身心。1932年7月伪满洲政府成立“教科书编纂委员会”，开始进行教科书的编纂工作。1935年前后，第一批新教科书编纂结束并正式投入使用，其中初级小学校教科书前后共9种22册，高级小学校教科书12种19册，初级中学校教科书15种27册，高级学校教科书5种7册，共41种75册。除此之外还包括其他各类教科书共23种29册。1937年，《黑白》杂志刊登《日本要求中国修改教科书内容》一文，具体内容如下：“其科目初级小学则有修身教科书，外国文、算术、自然、日本语等，高级小学则教以孝经（节本），节本论语，国史教科书以及地理等科。”针对侵略者这种倒行逆施的行为，文章最终不免发出“三民主义教科书从此将绝迹于东北四省矣”的唏嘘。

为适应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步伐，1937年5月2日，“新学制”正式公布实行，进一步确立了奴化中国青少年的殖民主义教育制度。所谓的“新学制”，即“将原小学改成四年的‘国民学校’，原高小改为二年的‘国民优级学校’；取消原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的六年教育，缩成四年的‘国民高等学校’……而‘国民高等学校’中的工科学校只占学校的10%左右，大部分为农科和商科，以满足‘农业满洲、工业日本’的需要”。“新学制”的教育方针还全面阐述了德、智、体三方面的相互关系，但实质上其具体规定与指导方针是背道而驰的，三者关系失调。相比较之下，“新学制”较原先缩短了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的学习年限，大大缩短了学生在校学习时间，轻视对基础知识的系统讲授，片面强调培养农业、商业技术人员，实际上仍是为了满足日本国的自身需求。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新学制”的本质在于“一言以蔽之，曰以养成忠良之国民为目标，即鉴于我建国之理想与国体之特征，以养成深明善体国家观念及国民精神而忠诚奉公竭力事上之国民，为我国教育之主眼”。

新教材带有浓厚的亲日、媚日色彩，据时在吉林市公立同文商业学校就读的苏时风回忆：“小学一年级课本中写道：‘国旗扬扬扬，红蓝白黑满地黄，我爱我国旗，国旗扬扬扬。’……增加了日本语读本。”这里的“国旗”是伪满洲国国旗。日本侵略者正是通过这样卑劣的伎俩借此来消除青少年心中的“中华民族”感观，使其只知满洲国而不知中华民族，只知日本语而不知汉语，只知满洲国旗而不知中华民国国旗。初级小学则从一年级就开始上“日语读本”，与中文“满语读本”平分秋色，内容大都是“忠君建国”、“忠孝节义”之类的东西；而国民高等学校亦已经把专业课程课本改成日文的课本，由日本教员授课。中小学的历史地理课以教授日本的历史、地理为主，历史科目重点讲述天照大神、日俄战争的胜利等内容，而地理则集中于东京、大坂等日本城市。日本侵略者还煞费苦心地为伪满洲国量身定做了一套历史教科书，该书只讲述满洲史、东洋史和西洋史，对中国史只字不提。“国定教科书”更是公然把我国东北四省从中国领土版图中分裂出去，牵强附会地硬说“我满洲自古以来，即为独立之国家，与中国常为起伏之势，绝非中国领土。此次建国，实历史上之必然性，无丝毫之可疑”，散播“满洲非中国固有国土”的荒谬言论。地理教科书则直接将东四省划出中华民国版图，将其注称为“关东州”，另发行《满洲帝国全图》。他们将东北的历史朝代划分为：肃慎、扶余、高句丽、辽、金、元、清，竭力为“满洲国”政权存在的合法性制造证据。侵略者利用日籍教师在其中不断向学生灌输奴化教育政策，磨灭他们的反抗意识，培植尽忠于“天皇陛下”的武士道精神，充当日本殖民主义者可以随意驱使的“忠良”奴才。

鉴于广大沦陷区的不同情况，新型教科书的编纂同样带有区域特点，蒙古伪政权就是一例。1939年蒙古地区开始编纂新教科书，日语、汉语、蒙古语的国民读本及自然、音乐、地理、历史等由编审室编订，其他科目则委托其他机关编写，日本顾问直接控制了教科书的编写工作。书中充斥着“同文同种”“王道乐土”“忠君建国”等一系列内容。日本侵略者在教科书编纂过程中贯彻所谓的“大蒙古主义”，奉行“1、带来蒙古人的自觉及自豪；2、知道民族的发展过程；3、强调成吉思汗及其伟业”三条原则，试图在扶持德王伪政权的同时，妄图把蒙古地区从中国版图上分裂出去，通过“分而治之”的政策分化瓦解中华民族。

宋庆龄曾在《致英国工党书》中旗帜鲜明地指出了日本侵略者修改教科书的险恶用心：“……他们更深思熟虑地进而破坏中国的文化，并使中国的人民降为愚昧无知的奴隶。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对中国的大学、普通学校和图书馆的残酷的破坏。所有的学校课本都遭修改，课程也删成最低限度的文化教育而充分灌输所谓‘劳动教育’，主要就是包括了亲善日本的工作。同时，中国革命领袖孙逸仙的遗教遭到严格的禁绝，一切有关中国民族的著作也加禁止。中国的历史课本都加修改和捏造，课程上所列的社会科学统给取消了。……这样，日本黩武主义者蓄意彻底破坏有着四千年历史的中国文化，不是很明显吗？”

常言说“灭人国者先灭其史”，日本侵略者将这一原则奉行得淋漓尽致，以政府为主导，成立教材审查委员会和编审委员会，先是大规模删除焚毁“不合规定”的教材，随后干脆自己编订所谓的“国定教科书”和“审定教科书”，篡改历史，试图分裂中华民族，摧毁中华文化，推行所谓“新学制”，培养服从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顺民”，其险恶用心着实令人发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