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

有容乃大

起因:

                                                                                        日本蓄谋已久                                          日本关东军按照精心策划的阴谋
1931年9月18日晚，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按照精心策划的阴谋，由铁道“守备队”炸毁了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嫁祸于中国军队。这就是所谓的“柳条湖事件”。
　　日军以此为借口，突然向驻守在沈阳北大营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
　　这就是举世震惊的九一八事变———事变，其实是日本人的一种无耻的说法，借以掩盖其阴谋的一个看似中性的词语。但是，在中国，他们制造了太多的“事变”和“事件”，以至于“事变”这个词语也无辜地成了他们侵略的牺牲品———罪恶和阴谋的代名词。
　　东北军“坚决”执行“不抵抗主义”。当晚，日军攻占北大营，次日占领了整个沈阳城。日军继续向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的广大地区进攻，短短4个多月内，128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日本国土3.5倍的中国东北全部沦陷，3000多万父老成了亡国奴。“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一曲凄惨的歌声，随大量难民涌入关内而传遍全国。

1931年9月18日晚上，日本驻中国的侵略军——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借此突然袭击了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随即在几天内侵占20多座城市及其周围的广大地区。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1931年9月18日夜，日军以其制造的“柳条湖事件”为借口，大举进攻沈阳。当时，国民党政府正集中力量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对日本侵略者采取卖国政策，命令东北军“绝对不抵抗”，撤至山海关内。日本侵略军乘虚而入，于9月19日占领沈阳，接着分兵侵占吉林、黑龙江。至1932年1月，东北三省全部沦陷。1932年3月，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扶持下，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在长春建立。从此，日本帝国主义把东北变成它独占的殖民地，全面加强政治压迫、经济掠夺、文化奴役，使我东北3000多万同胞，惨遭涂炭，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各地人民纷纷要求抗日，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的作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东北人民奋起抵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先后涌现出东北义勇军等各种抗日武装。1936年2月，东北各抗日部队统一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联军团结广大群众，进一步开展了广泛持久的抗日武装斗争，有力地配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抗战，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吞并中国、称霸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而采取的一个蓄谋已久的重要侵略步骤。早在1927年夏，日本内阁就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制定了《对华政策纲领》，声称中国东北“在(日本)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同年7月，内阁首相田中义一向天皇奏呈“田中奏折”，公然宣称：“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从而确立了在“满蒙”建立侵略基地的狂妄战略。1931年，日本军部秘密制订了有关侵略我国东北的方针、步骤和措施。在完成了发动侵略战争的周密准备之后，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揭开了对中国、进而对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进行全面武装侵略的序幕。
                                                                  

有容乃大

半夜里爆炸声惊醒一家人

　　采访时间：2005年3月16日

　　采访地点：沈阳市山峰奇寓所

　　见证人：山峰奇 1920年生于辽宁营口，后迁居沈阳，见证了九一八事变，1940年考入伪满洲国“帝国海军江防舰队司令部”，当上日军翻译官，直至日本投降。现居住在沈阳。

　　■ 风和日丽的天气，常看到少帅张学良带着卫兵在河沿跑马兜风。奉天城一派娱乐升平景象

　　我家住在奉天（沈阳）大东区管城街一带，离小河沿不远。我小时候在那里捉青蛙、捕蜻蜓、斗蛐蛐玩得昏天黑地，无忧无虑。奉天，由于是东北王张作霖帅府所在地，因此治安比较稳定，百业兴旺，生活在这里的老百姓对大帅充满了敬畏和景仰。

　　风和日丽的天气，常看到少帅张学良带着卫兵在河沿跑马兜风。城里的军政大员如果有幸相陪，那是热闹。到了晚上湖面几只画舫上彩灯如昼，笙管笛箫吹奏起来，悠扬悦耳，满湖盛开的荷花在晚风中绿裙摇曳，粉面绽春，一派娱乐升平景象。

　　■ 半夜，北大营方向的爆炸声和枪声将附近市区的百姓们从睡梦中惊醒，暗红色的弹道划过夜空交织成骇人的火网

　　1931年9月18日半夜，北大营方向的爆炸声和枪声将附近市区的百姓们从睡梦中惊醒，大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议论纷纷。我父亲和哥哥爬上屋顶向北边望去，只见一团闪光和烟雾勾勒出了夜幕下树木和屋宇的轮廓，暗红色的弹道划过夜空交织成骇人的火网。

　　“呀，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

　　“大概是兵营那边搞演习吧，又是枪又是炮的！”

　　人们胡猜乱喊一通，但心里隐隐不安。因为平时演习从不在夜间。再说实弹射击都是朝一个方向打，哪有互相射击的！这不是动真格的开仗了吗！谁打谁呢？老百姓不愿往坏处想，家家在惊悸、惶恐中盼到了天明。

　　■ 柴油的臭气和扬起的尘土呛得我连打了两个大喷嚏，引得队列中日本兵牵着的大狼狗一阵狂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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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午，我扒着门缝向外张望，一队日军跟着笨重、丑陋的装甲车正在门前慢吞吞地驰过，柴油的臭气和扬

　　起的尘土呛得我连打了两个大喷嚏，引得队列中日本兵牵着的大狼狗一阵狂吠……这些从没见过的东西（装甲车）、钢盔、皮靴、闪光的刺刀和恶犬，让人觉得心惊胆战。刚刚11岁的我吓得浑身发抖，转身一头钻进了墙角的柴草堆中，死死地闭上眼睛，心想，完了完了，我才这么小就得死啦！这些杀人的魔鬼就要破门而入了！

　　不知过了多久街上才安静下来，我母亲叫我的时候我才挣扎着爬出来，一头扑进母亲怀里，放声大哭。

　　■ “几十万的东北军，怎么扔下父老乡亲们不管就走啦？”在百姓心中他们“从靠山的高位，一下子跌到了狗屎堆中”

　　19日当天，奉天城里的东北边防军司令部、省政府、市政府、财政厅、银行、军工厂、飞机场全部被日寇没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260多架飞机和奉天的无数设备、枪支弹药都成了日本人的囊中之物。奉天的老百姓不能理解：几十万的东北军，饷厚粮足，装备精良，怎么小鬼子一开枪就全成了豆腐渣，扔下父老乡亲们不管就走啦？如果大帅没死非冲着这个不争气的“小六子”抡起大巴掌不可。怨恨、绝望，使张学良、东北军在百姓心中，从靠山的高位，一下子跌到了狗屎堆中……

有容乃大

　九一八我当兵在北大营

　　采访时间：2005年4月14日

　　采访地点：黑龙江省东宁县

　　见证人：陈广忠 1908年生，河南下义县人。16岁进入东北军。九一八事变时，为东北军独立第七旅士兵。现生活在黑龙江省东宁县。

　　■事变之前，日本和我们都搞演习———而我们则是演习如何撤退

　　九一八事变时，我就在北大营的东北军独立第七旅———也就是九一八事变中，日本人炸了铁路后第一个进攻的对象。

　　其实日本人早就想打我们了。

　　就是在没打之前，他们在东北也基本上是无法无天的。那时，在满铁沿线大小车站都有驻军，还有铁甲车昼夜不时来往巡逻，租界地也由日本的宪兵、警察维持。没人敢惹日本人，就是我们，长官也常常强调，千万不可与日本人冲突。

　　我们旅是东北军中最精锐的部队，日本人也常来驻地骚扰。1931年夏天，先是日本军官老来参观，到我们的营地里到处看。后来，还常常有全副武装的日本兵，三五成群借“参观”名义，到北大营来闹事，有时直接向我们挑衅。大家都恨得牙痒痒的，但长官不让动手———东北军军纪很严，特别是我们旅。

　　大家都知道，早晚有一天，日本人会动手的。我们私下里常常一起唠说，到那时，一定要狠狠地教训这些“小鼻子”。

　　天气凉了，日本人的演习就多了起来。事变前的那几个晚上，日本人每天都演习到很晚。除了把关东军调来满铁附属地，他们给在乡军人也发了武器。我们经常上街的弟兄们回来说，城里的一些日本浪人在酒馆叫嚣说，过几天就要“给中国人颜色看看”。

　　旅长王以哲也看出来了，也做了防备———9月13日到15日夜间，我们连续三夜向东山嘴子东大营大操场作转移演习。长官们说，目的是一旦日军进犯，以便有秩序地退走，不致临阵措手不及；同时也是为了暂避其锋，等待外交上的解决。

　　9月18日当天，日军在南满火车站的墙上贴了布告，说是奉天驻军近日举行秋操，满铁附近居民不要惊慌。但有从那地方回来的兄弟说，南站日本兵和在乡军人挤得满满的，还牵出来很多大炮，情况不妙。

　　情况肯定不妙，但我们都没想到，日本人就在这一天就动手了。

　　■九一八枪响时，我们的长官都不在北大营

　　我们没想到，我们的长官们好像也都没想到———事变发生时，我们的旅长和三个团长都不在北大营。

　　都知道日本人早晚会动手，但谁也没有认真准备过，都抱着一种侥幸心理，盼着日本人没有那么大的野心———现在回想起来，那大概就是一种亡国奴心态吧。

　　我现在还记得，九一八那天正好是农历八月初七，我们发饷的日子。

　　晚上十点多，我们都睡了，听到一声爆炸声———日本人炸轨的地方离北大营很近，只有一里地左右，我们都听见了，但没想到随后日本人就打来了。

　　（此时，张学良远在北京。东北边防军代理长官张作相在老家锦州给父亲办理丧事。旅长王以哲到沈阳城里参加社会活动。）三个团长都回家了，只有旅参谋长赵镇藩住在营区。

　　■我们人比日本人多几十倍，但长官就是不让打。为了逃命，最后我们还是开枪了

　　爆炸后不多一会儿，机枪、步枪声就响了起来，而且越响越近。很快，就有炮弹落到了我们营区里。直到连长来叫我们，我们才知道，日本人打进来了。

　　我们连长正好当天晚上是值日官。敌人打来了，团长又没在，他就把全营四个连的连长都集中在一起，然后下令把部队带入战斗岗位。

　　我们都操起了步枪，准备战斗。这时候又来了命令，叫我们撤回来。大家都不明白，有的人哭了，有的人骂起来，有的甚至当面质问起了长官：“日本人要我们的命，我们为什么不能还击？！”

　　日本人很快越过了西围墙，首先就打进了621团的营房。我们急着等命令，谁知道等来的却是“不准轻举妄动，不得还击，原地待命，最好仍然躺在床上不动，枪库不要打开”等命令。

　　连长把我们集合起来，让我们隐蔽待命。我们眼睁睁地看着，火光下，西营房前人影攒动，枪声不断，不断有人惨叫着扑倒。平时都在一个操场上训练的兄弟，现在被日本人追着打，却不敢还手，现在想起来，我心里还难过呢。

　　我们在焦急地等待。撤出来的弟兄们说：日本兵闯入营房，见人就杀，有的人躺在床上不动，竟被日军活活刺杀在床上。有的人虽然拿着枪，但不敢擅自还击，被日本兵追着开枪杀死。

　　我们问连长，日本人打过来，我们也要躺在床上让他们刺吗？连长还是说听命令。

　　但是听什么命令？电话线让日本人剪了。日本兵穿着黄军装，戴着王八帽子，就在我们对面喊喊杀杀的，跟鬼叫一样。连长一看没办法，说：咱打吧，别等命令了！

　　我们这才打了。打着打着，我忽然觉得脸上一热———用手一摸，湿乎乎的，紧接着就疼起来，中小鬼子的枪了！

　　当时没顾上管，加上想报仇，还在那儿开枪，直到接到命令，要我们按演习计划向东大营大操场转移。到东大操场后才知道，我的嘴都被打穿了，牙龈和牙都打没了。

　　我这还算是幸运的。最后一清点，光我们一个班就死了6个。

　　我是河南下义县人，17虚岁时张作霖回乡招兵时当的兵。九一八事变后，部队朝关内撤，长官告诉我们，张学良说了，想回家的可以走。我想，当兵当到这份上，没意思了，也不想回家，就到哈尔滨去了。

有容乃大

九一八我正在张学良的银行上班

　　采访时间：2005年3月17日

　　采访地点：沈阳市孙竞寰寓所

　　见证人：孙竞寰 1906年生，九一八事变时在奉系军阀的私有银行“边业银行”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在工商银行工作，现居住在沈阳。

　　■九一八之前

　　沈阳就有日本租借地，那时候日本天天往回拉矿石、大豆，日本三菱廉价从中国收购，简单加工后卖到德国赚大钱

　　我的叔叔是北大毕业，在东三省官银号工作。1926年，他介绍我到张学良的“边业银行”工作，这银行是张家自己的财产。我每月工资八块大洋，生活非常优越，银行管吃管住，海参、乌鱼蛋等随便吃，我们吃不完的煮熟的肉，每天用泔水桶挑出去，附近的居民就来买。我住在银行的宿舍，银行有两三个球场，每天还可以打网球。

　　由于南满铁路及铁路沿线早就成了日本殖民地，所以当时沈阳就有日本租借地，火车站一带都是日本人的势力范围，老百姓和日本殖民者倒也相安无事。那时候日本天天往回拉矿石、大豆，日本三菱廉价从中国收购，简单加工后卖到德国赚大钱。当时的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军阀都没有这个能力，所以只能让日本人这样拿我们的东西去挣钱。

　　1931年9月17日，青年会在商务会做报告，说最近日本人南满铁路的护路军有活动。我也听说了这件事。

　　■第二天早上我打完网球回来，发现城墙上站满了日本兵。有些老百姓国家的观念不强，长期处于殖民地状态下麻木了，对侵略不是很敏感

　　9月18日晚上，由于我住的地方离北大营较远，并没有听到枪炮声，第二天早上我打完网球回来，发现城墙上站满了日本兵，就明白我们被侵占了。奉系军阀统治时，不用说爱国主义思想，就是国家的观念有些人也不强，另外长期处于殖民地状态下麻木了，对侵略不是很敏感。

　　我照常上班，进了银行的门再出来就不容易了，日本兵把门堵上，许进不许出。街面上情况我无从得知。银行停业两天，把当年前三个季度的账进行了结算，给员工发放了奖金，我也发了几百块钱的奖金。

　　虽然生活优越，但谁也不愿意当亡国奴，在外面的人都进关上北京了，我被关在银行里头，想走也走不了。想着靠国家靠不了，自己也无能为力，只好听之任之。我在东北大学夜校的一些同学，那天晚上住在外边没回宿舍，交通也断了，他们干脆步行进关了。

　　第三天，日军向我们银行派出了驻在员，发号施令。当时奉系军阀的银行叫边业银行，东三省公家银行叫东三省官银号，吉林有个永恒官银号，黑龙江有个黑龙江省官银号，一行三号合并成立满洲中央银行，都归了日本鬼子管。

　　驻在员与经理一个桌办公，大事经理就得请示他，业务活动照常进行。日本人也要维持这个秩序，不能让你乱。

　　1941年，我到了伪满牡丹江中央银行，那段时间很危险，每天都有中国知识分子被喂狼狗的，叫“思想犯”。1945年光复时，老百姓平时压抑着的对日本人的仇恨就一下子爆发出来了，我曾看到百姓把日本人的汽车推进河里，淹死他们……

　　新中国成立后我一直在工商银行工作，今年如果按农历算我已经整整100岁了，听说日本人最近又有人不承认侵略过我们，那是他们没受过教育，会受到世界各国的反对的。

　　话外音

　　日本对中国东北垂涎已久。事变前的数十年里，由日本政府支持的公司和大量的日本特务早已把中国东北的人情地理摸得一清二楚，何处有金子，何处有煤有铁……直到今天，当我们看到日本侵略者当年绘就的地图时，仍不禁为他们侵略准备的精细全面而震惊。

有容乃大

"九一八"事变张学良为何下令不抵抗
北伐结束以后，蒋介石意图独霸，削弱其他军人兵力。1930年5月，因此引发了中原大战，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决意联军，合取蒋介石。联、蒋双方经过激烈战斗，死伤惨重，蒋军战势危机，被联军包围，蒋介石面临生命危险，向张学良求救。9月18日，张学良发出〈巧电〉，宣布反对内战，支持蒋介石，希望各方立刻停战。张学良的建议被联军拒绝后，张学良于两日后率东北军几万人入山海关，蒋张合力，联军溃败。11月4日，阎锡山，冯玉祥通电下野，张学良收编接管西北军，并入主燕京，进军华北，势力大增，中原大战结束。蒋介石从此后对中国的影响力，对各地军阀的控制能力大增。

　　中原大战及万宝山事件发生后，全球经济大恐慌环境下，刚从内战中恢复的华北及东北的统一的中国国家主权和日本的南满铁路的特权，冲突的可能性升高。1931年7月6日，张学良电告东北政务委员会说：“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偿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力避冲突，以公理为周旋”。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驻守北大营的一万多名东北军将士因遵循张的严令，张学良本人的说法是“不抵抗”是要表明日本侵略而非维护其南满铁路的特权。事变发生后，张要求其率领的东北军力避冲突、退守锦州，日军很快便侵占了东三省全境。

　　东北军之不抵抗，一方面是由于东北军与日军的军事实力悬殊，况且九一八事变爆发之时，东北军的主力刚刚结束中原大战，停留在关内，后来又有部队调入关内剿灭石友三叛变，关外处于军事空虚状态。东北军内部也有很强大的降日派，在抗日的问题上会选择倒戈。另外，中国方面也不可能支援东北抗战，故东北军抵抗与不抵抗，其结果都是一样的，东北必丢无疑。东北军不抵抗的另外原因，就是张学良作为地方军阀，不愿损耗自己的军事实力，在当时的中国政坛，非嫡系只能以拥兵自重的方式生存，否则关内亦无其立足之地。所以他严格命令军民百姓“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给日本人挑起战端的借口。

　　在九一八事发当时，乃是张学良亲自下令不抵抗，而蒋中正迟至9月19日到达南昌后，晚间九点至十点才从上海方面得知“事变”消息。张学良事后自己也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

　　荣臻，九月十八日深夜：（节录）

　　得知日军袭击北大营，当即向北平张副司令以电话报告，并请应付办法。当经奉示，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故转告第七旅王以哲旅长，令不抵抗……彼时，又接报告，知工业区迫击炮厂、火药厂，均被日军袭击。当时朱光沐、王以哲等，又以电话向张副司令报告，奉谕，仍不抵抗……

　　张学良，九月十九日下午：

　　昨日接到沈电，惊悉中日冲突事件，惟东北既无抵抗之力量，亦无开战之理由，已经由沈，严饬其绝对不抵抗，尽任日军所为。

　　1934年2月张学良任豫鄂皖三省剿总副总司令。1935年3月，任武昌行营主任，10月，兼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此时，日本侵华日亟，中国分离主义更是猖獗，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简称“八一宣言”）、反蒋反日等口号，全国要求停止内战实行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

　　1935年4月，蒋为削弱张学良军力，命令张学良围剿红军，但却遭到挫折，逐渐对蒋的调遣有所反感。1936年4月，张与周恩来在肤施（今陕西延安）会谈，提出联蒋抗日，为中共中央所采纳，与红军达成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协议。这时，中共的叶剑英又携带双方停战计划及毛泽东的约书来西安，张学良拿出巨额私款，赠送红军做冬季衣食补给费用。共产党也在西安设立办事处。

　　12月4日，蒋介石到西安督战。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与杨虎城兵谏蒋介石，共同逼蒋联共抗日，造成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最终得和平解决，而国民政府提前终止对共产分离主义的剿灭战，建立了中国抗日形式上的统一战线。

　　西安事变发生时，张学良年36岁。后张氏在回忆录中多次提及：‘我的事情就只到36岁，以后就没有了。’回首一生，张学良自问做了最错的事，就是在西安事变中，姑息了蒋介石。

　　在1946年国共两党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中国共产党曾提出释放张学良，未获蒋介石同意。后国民政府撤往台湾之前，蒋介石于1946年10月将张学良转至台湾继续软禁，并限制人身自由。

　　在台湾，张学良于1946年11月最初被软禁在新竹县五峰乡清泉温泉长达13年，1957年10月移至高雄市西子湾，1961年秋则移居台北市北投居所，在三地都过著软禁下的隐者生活。张学良原配夫人于凤至，生三子一女，后有情妇“赵四小姐”。他于囚禁中，由佛教改奉基督教，1964年受洗。依照一夫一妻规则，蒋介石令张与于凤至离婚，和赵四小姐结婚。

　　由于1975年蒋介石逝世，以及1988年子蒋经国也病逝。国民党李登辉执政后，1990年起张学良才逐渐得以恢复人身自由。虽然恢复了部分人身自由，能到美国探访(后又再到夏威夷长居直到去世)，但张学良想返回中国大陆探访东三省老家的期望，但得不到台湾政府的许可。1993年4月受聘为东北大学名誉校长，5月受聘为哈尔滨工业大学名誉理事长。1995年离台，侨居美国夏威夷。

　　1957年初，张学良尊蒋介石之命开始撰写回忆录，4月22日完成，命名为《杂忆随感漫录》。该文中，张学良指责“中共包藏祸心，别有所图”，赞扬蒋在西安事变中刚正严厉，自贬行动鲁莽，思想幼稚，可耻而又可笑”。稿件上交时，张学良复函称本人对稿件并不满意，还请上峰修改指教。5月5日，蒋介石高度评价这本回忆录，并亲自对稿件做了修改，要张亲笔再抄一份。5月10日，张学良收到退回的修改稿件，按蒋介石要求开始抄写，稿件改名为《西安事变反省录》，内容并无重大变动。7月14日，张学良将《西安事变反省录》抄写完毕。

　　1957年8月3日，他在报上读到一个东北旧友的反共谈话，想模仿着写一篇文章，请刘乙光代其向“上峰”请示并获准。8月4日，张学良开始动笔，并将文章名称定名为《坦述西安事变痛苦的教训敬告世人》。8月26日文章写成，签名后交给刘乙光。在该文中，张学良称蒋介石是“现代对共产主义斗争中唯一的有明见、有经验、英勇果毅、不屈不挠的一位老战士”，称自己过去是“受了欺骗，受了愚弄，受了利用”，已经“彻底觉醒”，因而要“竭尽绵薄，现身说法，对共产主义者实行口诛笔伐”。9月2日，蒋经国阅后表示“甚为感动，已呈老先生矣”。

　　1957年11月23日，蒋介石在大溪召见张学良。张向蒋检讨说：“我先前一直存着一个幻想，误认共产党也是爱国分子，希望国共合作了救中国”。“我是幼稚愚鲁，我不怨恨任何人，只恨我无识。”蒋谈到西安事变，声称“西安之事，对于国家损失太大了”。张在日记中称：“我闻之甚为难过，低头不能仰视。”

　　蒋氏父子的先后接见使张学良心头升起希望。据看守张学良的人回忆，当时张“以为要放了，那兴奋的样子，真是手舞足蹈。”

　　1959年7月25日，张学良与宋美龄长谈，宋称：“你的问题，时间还要久啦。须要有忍耐。我人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愿多作祷告。”自此，张学良对自由不再抱幻想，也不再撰写回忆录，或者发表检讨自己历史或者批评中共的言论。

　　1964年，7月1日，台北《希望》杂志刊登《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摘要》一文，内容为蒋经国定稿的《西安事变反省录》。张学良读到之后立即给蒋介石写信，说明“这个东西可不是我发表的”，“谁发表谁的责任”。蒋介石为此非常生气，结果，《希望》杂志被查禁。

　　恢复自由以后，张学良的言论开始与其在软禁时期的言论大相径庭。

　　关于东北易帜，他在不同场合说：“因为我是中国人”，我们张氏父子不会做东北“土皇帝”，“日本人想控制我，我不会给他们做傀儡”。

　　关于九一八事变与后来的锦州抗战，他在不同场合说：“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与蒋先生无关”；（对汪精卫说）“蒋先生在信里让你跟我商量，蒋先生要给我下命令，那我没法子，那我就打。你为什么不给我下命令？你既然这个事情让我自个儿自动，我不干。你真要打，那我打。你不介入，让我敷衍一下子，舍掉我（那我不干）。让我的部下打一下，让我的部下拿生命来换你们的政治生命？我张学良从来没有靠牺牲我部下的生命，来换取我的政治生命。为这事，你中央政府也好，你也好，都别来找我！”

　　关于中共，他不仅敬佩中共的长征，还公开说“为什么共产党剿不完，就是因为中共有人民支持，我们（指自己和蒋介石）不得民心。”他还说：“我可以说我就是共产党，我同情他们，不但同情他们，我拥护他们，这是真正我内心……”，又说：“（蒋先生）把民众的力量看得不高，估计得低”，骂我“失败主义”，我说：“我们要考虑，我们自个儿为什么这么大的力量不能把它消灭了？你消灭不了，应联合他。”

　　关于发动事变的动机，张学良自述说：“我主要的敌人是日本人，共产党跟我们争，那还是中国人。”他说：“（蒋）认为在中国能够夺取他政权的，只有共产党。我就不同，夺不夺取（政权），共产党也是中国人。”

　　张学良在重获自由以后，还曾经多次发表言论批评蒋介石，其言论与幽禁时期大相径庭。近代史历史学家杨天石认为：张学良幽禁时期的所谓“忏悔”，只是在特殊压力下的一种自我保护，通过“改头换面”，借以“死里求生”。

　　晚年时期的张学良支持中国统一，并曾为此赋诗。

　　2001年10月14日下午2时50分，在美国夏威夷首府檀香山史特劳比医院病逝，享寿100岁。

　　张学良虽然相当长寿，却始终没有回到东北老家，对这个问题，答案有的归咎于身体原因，也有归咎两岸的政治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