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大事记

有容乃大

中国红军北上先遣队组成 发表《北上抗日宣言》

1934年7月初，中共中央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冲破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决定以红七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寻淮洲任军团长，乐少华任政治委员。红七军团奉命从福建连城地区调回瑞金。

　　7月7日，红七军团在红九军团的护送下，从瑞金出发，经长汀、清流、永安、攻占大田，红七军团遂正式宣布对外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活动。

　　7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宣言宣布了“派遣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的行动，表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愿意同全中国的民众一起以民族革命战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宣言还提出了五项具体主张：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出卖领土主权，反对“中日直接交涉”，反对承认伪满洲国；“立刻宣布对日绝交”，宣布一切中日条约和协定无效，动员全国陆、海、空军对日作战；武装全国民众，组织义勇军与游击队，直接参与抗日战争，积极支援东北义勇军和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没收日寇和汉奸卖国贼的一切财产，停止支付一切国债款本息；“普遍组织民众反日团体”，“吸收广大的群众，不分男女老幼、宗教信仰、政治派别到反日团体中来”。

有容乃大

日本内阁决定废除《华盛顿限制海军军备条约》

1936年2月8日，英国《伦敦新闻画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太平洋(601099,股吧)上的海军力量：美日两国军力对比》的报道（A-05）。专业舰船画家阿尔伯特·塞比勒（Albert Sebille）为该报绘制了两幅插图，清晰直观地显示出美日两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实力：美国拥有15艘战列舰，15艘万吨级巡洋舰且另有3艘在建，5艘航空母舰（其中两艘在建）；日本拥有9艘战列舰，8艘万吨级巡洋舰且另有4艘舰吨位略小，6艘航空母舰（其中两艘在建）。

　　1922年，为了限制“一战”后各国在海洋上激烈的军备竞赛，美、英、日、法、意五国签订了《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又称《华盛顿海军条约》，确定美、英两国的主力舰总吨位各不得超过52.5万吨和15艘主力舰，且五国海军主力舰总吨位比例为5∶5∶3∶1.75∶1.75。《伦敦新闻画报》刊登这篇报道时，正值五国召开第二次伦敦海军裁军会议讨论该条约到期续签的问题。报道说：“人们将会记住，日本最近退出了伦敦海军会议，原因是美国和英国否决了它的提议，即建立对等或（拥有）"一个共同上限"的海军军备规模，以取代华盛顿条约确立的5∶3比例。……日本退出会议（尽管其代表继续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会议）引起了（我们）对以上插图的特别兴趣……”日本军力的扩张势必影响远东原有利益的平衡，《伦敦新闻画报》的报道几乎是对太平洋战争的一种预测，其远见非同一般。

　　1938年1月15日，英国《伦敦新闻画报》关于南京保卫战的报道。这张头版照片可见南京城墙上遍布弹痕，城门被炸出一个洞，战死的中国士兵和中华门上“誓复国仇”的标语出现在一起格外悲壮

　　1938年1月15日，英国《伦敦新闻画报》关于南京保卫战的报道。这张头版照片可见南京城墙上遍布弹痕，城门被炸出一个洞，战死的中国士兵和中华门上“誓复国仇”的标语出现在一起格外悲壮

　　创刊于1842年的《伦敦新闻画报》是世界上第一份以图画为内容主体的新闻刊物。在照片转印技术尚不成熟的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该周刊以新闻插画这种开创性报道方式，直观、迅速地为读者再现世界各地的重大事件。尽管经历几次改版后这份刊物最终于2003年停刊，但在其出版发行的161年里，它以其独特视角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珍贵史料。

　　1936年，日本一面在海军军备会议上探测美英底线，一面在华继续推进其势力范围；而中国却因为地方军阀与中央政府间的冲突一次次错失团结抗日的时机。6月1日，由粤桂地方实力派组成的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通电全国，攻击蒋介石政府对抗日不作为。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立即回电驳斥，称“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抵御侮”。双方矛盾激化，最终爆发“两广事变”。10月31日，《伦敦新闻画报》用一个对开版刊登了一篇关于“两广事变”的图文报道（A-08）《广州：中国南方的抗日中心始终和南京政府格格不入，直到最近，那里可能成为一场新的内战的起点》。身在广州的记者对“两广事变”的判断是：“6月，南方两省广东和广西的军队越过省界，向北进军公开和表面上是抗日，实际上是反对强势的南京中央政府。……从本质上，这场冲突是发生在省级自治体和一个日渐强大的中央政府之间的。广州多年来一直处于半独立状态在南京政府眼中是一根无时无刻不在的刺，对国家统一是个障碍。在南方，抗日的声音一直比北方更为强烈，抗日情绪可能会再次聚集起力量，尽管在与南京的争端中，毫无疑问被用做了一种借口。”

　　抗日情绪确实再次聚集起了力量，转机出现在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我们可惜没有在秦风先生目前集藏的有限《伦敦新闻画报》中发现关于这一事件的即时报道，却找到了1937年10月23日的杂志上约翰·斯奎尔爵士（Sir John Collings Squire）撰写的《〈中国的危机〉：杰姆斯·伯特伦著》（A-14）。斯奎尔爵士是英国历史学家、诗人及作家，也是“一战”后期十分有影响力的一位文学编辑，1937年他开始为《伦敦新闻画报》写评论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开头就抛出了四个问题：“究竟中国的土地上正在发生什么？中国人怎样突然团结起来反抗日本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他们真的是共产主义者吗？”斯奎尔并没有给出直接的回答，而是借介绍牛津大学“罗德学者”杰姆斯·伯特伦（James M. Bertram）的中国见闻录，追溯了“西安事变”后的中国抗日形势。“这次绑架事件，"当中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生存受到威胁时，在一长串反对镇压爱国运动的抗议活动，以及反对在一场内战中继续浪费成千上万中国人生命和财富的抗议活动中，它是最后发生也是最引人瞩目的"。由蒋介石夫人极力参与达成的和解，也是日本发起袭击的信号，日本几乎没有遭遇抵抗地蚕食了满洲和热河，这种局面要结束了。”

　　结束这种“蚕食”局面的，是日本野心更大的“鲸吞”计划。关于“七七事变”发生的直接导火索，《伦敦新闻画报》1937年7月31日的报道是这样介绍的：“在这一冲突发生时，日本军队正在北京西郊的卢沟桥附近进行军事演习。驻扎在卢沟桥附近的中国军队似乎认为日军的演习已经弄假成真，日本军队对于卢沟桥的假想性进攻被中国军队当成了真的进攻。关于卢沟桥事变的另一种说法是，日本军队试图进入宛平城，其借口是去搜索一名失踪的日军士兵。随着双方的交火越来越激烈，日军后来还向卢沟桥发射了炮弹。”秦风目前集藏的《伦敦新闻画报》中，没有包含这一期杂志，但幸运的是，我们发现这篇报道被收录进了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沈弘编著的《抗战现场》一书中。很显然，这篇没有添加任何评语的报道还在试图体现英国媒体在中日两国间一贯所持的中立态度。

　　在接下来的两期杂志中，《伦敦新闻画报》继续关注局势，从图文编排上也可察觉出，编辑记者在情感上开始倾向于中国一方。比如，8月7日的杂志上，一篇名为《被南京政府抛弃在中国北方的战斗中：北平俯瞰》的报道（B-13）指出：“7月8日，日本军队在离北京西南约10英里的卢沟桥与中国军队发生了激战。在随后的战斗中，有3名日本军官和7名士兵阵亡，并且有27名官兵受伤。而中国军队的伤亡人数在100名左右。日军随即对宋哲元将军下达了最后通牒，要他撤出华北的军队。这个最后通牒是在7月27日发出的。接着日本军队对北平发动了一次攻势，但与此同时，他们向英国大使馆保证不使用炸弹和大炮来攻击。7月29日，宋哲元的军队放弃了北平城，并撤退到了保定府。……”使用“被抛弃”（abandoned）为标题，并用一个对开版刊登北海、紫禁城、前门和天坛四幅航拍图，都深切地体现了《伦敦新闻画报》的立场批评南京政府不应轻易将这座古老而美丽的城市拱手让给日本人。同一期杂志上，另有一篇标题为《中国北方的中日冲突和北平所做准备》的报道（B-12），配图中有一幅“东北旅平各界救国联合会慰劳团”的照片，图说为：“日本占领满洲后逃到北平的学生，举着海报游行，要求29军保卫国土，以避免像他们那样背井离乡到处流亡。”

　　英国媒体在批评南京政府的同时，对第29军将士始终给予肯定，1937年8月14日的一篇报道即称赞“他们具有高昂的士气和战斗到最后一滴血的意志，这正是作为士兵最重要的素质”。8月28日的报道（B-15）再次重申：“第29军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它所有的高级军官都兼任了民政职务，而它下属的部队都由中下级军官率领，分散在各个不同的地方，以致它只能进行一些零散的抵抗。尽管如此，它在一些场合下还是表现得非常英勇，而且在日本军队使用大炮和飞机进攻的绝对优势下，仍然不断地发动反攻。据信，第29军的4.6万名官兵参加了对日军的作战，并有1.5万人伤亡。而1932年曾经在上海英勇抗击日军的第19路军也显示了类似的勇敢精神。日军于7月27日攻打北京南郊的南苑军事基地时，在附近的新宫遇到了极其顽强的抵抗。”

有容乃大

也正是出于对中国抗日军人的敬重，1937年8月21日的《伦敦新闻画报》选用了一张中国士兵的肖像作为头版（B-01）。附文这样写道：“在目前中国与日本的军事冲突中，中国士兵是一个难以精确估量的价值因素。毫无疑问，中国军队近年来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这一点在日前一份日本陆军部的报告中得到了特别的强调。……据估计，中国有200万的兵力，这个数字包括了不直接由中央政府所控制的各省地方军队。”

　　1937年9月4日，英国《伦敦新闻画报》关于上海局势的报道。“淞沪会战”期间，上海的公共租界沦为孤岛，闸北等地交战正酣，而公共租界内则是一片平和景象，南京路上依旧热闹非凡

　　1937年9月4日，英国《伦敦新闻画报》关于上海局势的报道。“淞沪会战”期间，上海的公共租界沦为孤岛，闸北等地交战正酣，而公共租界内则是一片平和景象，南京路上依旧热闹非凡

　　在这期画报中，一篇标题为《日本军队在华北：天津附近的驻军》的报道（B-04）介绍：“在经过残酷的巷战后，日军的飞机和大炮于7月29日轰炸、袭击了中国军队在天津的6个兵营。根据8月10日报道，日军的增援部队仍在陆续不断地抵达天津的港口大沽，使日军在华北的兵力总数达到了4.5万人。在8月8日那一天，有3000名左右的日本士兵列队进入了北京，据率队的日军将领们宣称，他们是来"维持和平与秩序"的。”“日本人对于华北的控制在8月19日已告完成，因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在那一天被暂时取消，这就切断了以前京津之间的行政联系。日军在7月底便攻占了天津，但是在进攻中发生了一些激烈的战斗。”从《伦敦新闻画报》8月28日这篇标题为《中日在天津激烈交战》的图文报道（B-06）看，日军是经过激战才占领天津的，在空袭和炮击中，天津城遭受了巨大的破坏。但是，中国军队在天津的顽强抵抗也打乱了日本军队的部署。另一篇名为《轰炸和逃难的中国人》的报道（B-07）指出：“华北的战况并没有按照日本人的计划来推进。50艘运兵船从日本运来了大量的增援部队，而且还有增援部队从山海关乘火车源源不断地赶来。”配图之一，显示的是7月29日发生过激战的天津邮政局，以及弥漫在天津东站上空的浓浓硝烟。天津东站是中国军队反抗日军的中心之一，遭到了日军飞机的轰炸。另一幅配图则显示了中国军人在进入法租界前被要求交出武器的情形，图说特意指出，这些士兵来自地方安保部队，遭到他们竭力抵抗的日本人轰炸了他们的总部。

　　华北战事胶着之际，上海也岌岌可危。《日本军队在华北：天津附近的驻军》这篇报道（B-04）中也提道：“8月11日，有20艘日本军舰抵达上海，停泊在公共租界，还有9艘军舰正在开往上海途中，有4000名日本海军陆战队员已经在那里登陆。法租界市政会准备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而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军队正随时待命。”从英、美、法三国军队的动向可知，此时这三国政府对中国的抗日战争仍保持着静观其变的态度。

　　从这一时期开始，《伦敦新闻画报》关于中国战场局势的报道出现得更频繁，篇幅亦成倍扩大。这种变化在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后表现得更为明显。8月28日的一篇报道将个中缘由表露无遗。报道标题为《上海那里的战争威胁到英国1.8亿英镑的利益；外滩与虹口全景照》（C-09），画报编辑向读者呈现了最新的上海公共租界外滩的全景照片，并在上面标注出各建筑名称。附文指出：“在照片的最左，我们可以看到法租界，它与作为一个整体的公共租界是分开的，这两者之间的分界线就是建在以前一条运河上的爱多亚路。……上海俱乐部在新近传到英国的消息中占据了相当显要的地位。它被用做急于想离开上海的英国公民，尤其是妇女和儿童来注册和集中的地方。在俱乐部右边的一排面朝外滩的建筑是由一些大公司所占据。这条平时经常是人群熙熙攘攘的大街已经对行人关闭，因为那儿有持续不断的步枪和机关枪声。……在苏州河北面（右侧）的地区是虹口，这是公共租界中主要由日本人占据的一部分，也是日本海军陆战队与中国军队不断交战的场所。日本领事馆是中国空军好几次袭击的目标。在这帧全景照片的前部是浦东的江滨。中国军队就是从这里炮击日本军舰和日本人在虹口的据点的。日本人的轰炸曾经在这里造成许多次大火，在这个地区英国有巨大的利益。据估计，英国在上海的全部利益约合1.8亿英镑。”

　　事实上，这一期画报头版选用了一张日本士兵的照片，并配以这样的标题《扛着机枪的宿命论者：一名日本士兵，日本军阀在中国的盲目的工具》（C-10）。照片出自日本摄影师之手。年初，根据日本政府给出的官方数字，大约有25万人正在军中服役，共有17个步兵师团，190个炮筒口径不一的炮兵连，以及有1万兵力的空军。日本士兵被英国媒体冠以“盲目的工具”（the unquestioning instrument），讽刺之意跃然纸上。

有容乃大

1934年11月7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正式成立，杨靖宇为军长兼政委。从1935年起，又先后成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三、六军和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汤原游击总队等。这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后来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基本武装力量。

有容乃大

1930年，国民党向中央苏区发动反革命“围剿”，蒋介石令吉鸿昌进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还给他送来了河南省主席委任状。不愿执行“中国人打中国人”政策的吉鸿昌拒绝接受命令，撕毁了委任状。为此他被蒋介石撤销职务，被迫“出国考察实业”，实则是变相流放国外。即使身在国外，吉鸿昌依旧每到一处都向侨胞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

　　淞沪抗战爆发后，吉鸿昌秘密回国。1933年吉鸿昌筹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攻克了塞外重镇多伦，击毙日伪千余人，声威大震。9月部队进入平北山区却陷入国民党军重围。为了保存抗日火种，吉鸿昌接受了国民党当局的调停条件，含泪离开了部队，抗日同盟军在日蒋夹击下失败了。

　　打麻将换座躲过刺杀

　　1933年10月，吉鸿昌秘密回到天津，他在法租界的家很快成为中共的秘密活动联络站，并于1934年5月组织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南京当局密令刺杀吉鸿昌等人。

　　11月9日，吉鸿昌在法租界国民大饭店与李宗仁的代表刘少南见面会谈，他们在45号房间内借打麻将牌掩护研究工作。特务们在楼道里佯装玩拍球游戏，并借口找球进屋侦察情况。当时吉鸿昌穿一身白裤褂离暖气较近。就在特务外出汇报之时屋里面打牌正好四圈结束，重新搬庄换门，吉鸿昌坐到对面去了。阴差阳错之下，闯进来的特务一枪击中坐在吉鸿昌刚才位置上的刘少南，子弹弹回后擦伤了吉鸿昌的肩膀。

　　法租界派巡捕以杀人嫌疑为由将吉鸿昌逮捕，秘密引渡到北平军分会，关押在北平陆军监狱。

　　为抗日而死“何惜此头”

　　1934年11月22日晚，北平军分会对吉鸿昌进行“军阀会审”。11月24日，蒋介石密电下令对吉鸿昌“就地枪决”。

　　就义时，吉鸿昌就像平时出门遛弯儿一样从容走向刑场，走着走着他忽然停了下来，捡起一根树枝，在刑场的土地上挥手写下了“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的就义诗。

　　写罢，他对特务们说：“我为抗日而死，不能跪下挨枪，我死了也不能倒下！”

　　“你说怎么办？”特务们惊愕地问。

　　“给我拿个椅子来，我得坐着死！”吉鸿昌说。

　　椅子搬来了，吉鸿昌面对枪口坐下，对拿枪的特务说：“我为抗日而死，死得光明正大，不能在背后挨枪。”行刑的特务被他的凛然正气吓得发起抖来。“你在我眼前开枪。我要亲眼看着敌人的子弹是怎样打在我的身上！”持枪的特务都愣住了，只好走到前面去，和他脸对脸地举起了枪。

　　枪声响了，吉鸿昌仰靠在椅子上，在北平陆军监狱英勇就义，时年39岁。

　　人物小传

　　吉鸿昌（1895—1934）

　　河南扶沟人，字世五。1913年加入冯玉祥部，曾任宁夏省政府主席。1930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二路军总指挥兼第三十军军长。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筹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任北路前敌总指挥。1934年11月24日，在北平陆军监狱牺牲，时年39岁。

有容乃大

塘沽停战协定

　　长城抗战后，南京政府持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之政策，以黄乳北上主持政务，何应钦以北平军分会委员长名义主持华北军事。

　　长城东线冷口失陷后，日军攻进长城。此时，蒋介石一心“剿共”，谋求对日妥协，派黄乳负责对日交涉。黄乳刚受命就在上海与日本人频繁接触，寻求妥协途径。这时何应钦、汪精卫等接连致电黄乳，要他加紧和日方接洽，“寻和平途径”。黄乳当即与日本武官根本博接洽。根本博表示，日本进攻不停，是因为中国军队对古北口的南天门日军阵地炮击之故。

　　5月13日，南天门守军受命撤至九松山一带。但日军并不以此为满足，几天间，又侵占了密云、牛栏山、平谷。滦东日军也西渡滦河，于5月16日占领唐山，并继续西犯至玉田、宝坻、三河，向平津进逼。5月24日，日军逼近顺义、通县、香河，北平处于日军三面包围之中。

　　5月23日，何（应钦）黄（乳）联名电：“唯各部队兼月作战，将士伤亡甚多，疲敝之余，战意已不坚决……而日人复以多金资助徐燮元、孙传芳、白坚武等失意军阀，有组织华北联治政府之议。熟权利害轻重，与其放充平津，使傀儡得资以组织伪政府，陷华北于万劫不复，何若协商停战，保全华北，徐图休养生息，以固党国之根基，较为利多害少。”向国民党中央建议停战。

　　日本以侵占热河之目的业已达成，且鉴于国军之主力依然存在，尤因战场扩大，其兵力已感不足，第二步侵略计划尚待准备，遂有停战之议，并由英使出面斡旋。国民政府权衡全般情势，拟议暂时停战，特设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辖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与绥远五省，以及北平、天津、青岛三特别市。任命黄郛为委员长，与日方折冲停战。5月31日，中国以北平军分会参谋长熊斌中将为代表，日本以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少将为代表，在塘沽签立停战协议。

　　6月3日蒋介石在日记记：“我屈则国伸，我伸则国屈。忍辱负重，自强不息。”6月5日，蒋介石日记又记：“协定成立停战政策得告一段落，人民暂可安息；国际形势，当有进步。对内对外，得此整顿准备之余豫，其足为复兴之基乎！”为日后抗战做整顿准备。

　　《塘沽协定》的签订，使中国暂时失去了热河全省和冀东22个县的领土。据战后统计，中国军人死亡16725名，负伤24019名，而日军的伤亡仅2600名。中日双方伤亡的比例大大超过了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

　　长城抗战是1933年蒋介石指挥中国军队进行局部抗日的典型战争，蒋介石的妥协停战虽存在争议，但中央军的英勇抗战却不可抹灭。
协定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中国军一律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之地区。尔后，不越过该线，又不作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

　　（二）日本军为证实第一项的实行情况，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进行监察。中国方面对此应加保护，并给予各种便利。

　　（三）日本军如证实中国军业已遵守第一项所示规定时，不再越过上述中国军的撤退线继续进行追击，并且自动回到大致长城一线。

　　（四）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区域内的治安维持，由中国方面警察机关担任之。上述警察机关不可用刺激日本军感情的武力团体。

　　（五）本协定盖印后，即发生效力。

　　《塘沽协定》的签订，把热河在内的整个东北四省出卖给了日本帝国主义，而且把冀东、平北地区划为所谓缓冲区，主权已经丧失了一大半。

　　《塘沽协定》签字后，中国军队于6月上旬完全撤出协定第一项所列地区。日本关东军司令官于6月5日下达撤退命令。到6月19日，第六师、第八师撤退完毕，但将骑兵集团留置于玉田附近，铃木旅团留于密云一带。继续监视中国军队的行动，为尔后对中国提出进一步的侵略要求，保持军事压力。

　　《塘沽协定》的签订，结束了日军进攻热河及长城各口、冀东、平北的军事行动，中国军队英勇的长城抗战也以失败而告结束。

有容乃大

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华北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达成的**辱国的秘密协定。1935年5月29日，日本关东军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借口天津日租界的《国权报》、《振报》两个亲日报社社长被暗杀和中国当局援助东北义勇军进入滦东“非武装区域”而破坏了《塘沽协定》，向中国国民政府提出抗议，并从东北调遣日军入关，进行武力威胁。6月9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和关东军代表酒井隆和高桥坦会见何应钦，提出取消河北省国民党所有党部、撤退河北的中国驻军、禁止全国一切反日活动的要求，并限三日答复。6月10日，何应钦约见高桥，口头答复并作了三点说明，保证以前约定的其他事项均切实履行。6月11日，国民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发表《敦睦邦交令》。同日，梅津美治郎将单方面拟定的《觉书》交何应钦，双方就《觉书》展开交涉。7月6日，何应钦经汪精卫同意，复函梅津美治郎，以“书面通知”的形式，“承诺” 日方的全部要求。梅津美治郎的《觉书》与何应钦的复函，史称《何梅协定》。该协定使河北省的主权大部分丧失。

　　梅津梅津美治郎致何应钦备忘录（1935年6月9日）

　　一、中国方面对于日本军曾经承认实行之事项如下：

　　﹝一﹞于学忠及张廷谔一派之罢免；

　　﹝二﹞蒋孝先、丁昌、曾扩情、何一飞之罢免；

　　﹝三﹞宪兵第三团之撤去；

　　﹝四﹞军分会政治训练处及北平军事杂志社之解散；

　　﹝五﹞日本方面所谓蓝衣社、复兴社等有害于中、日两国国交之秘密机关之取缔，并不容许其存在；

　　﹝六﹞河北省内一切党部之撤退，励志社北平支部之撤废；

　　﹝七﹞第五十一军撤退河北省外；

　　﹝八﹞第廿五师撤退河北省外，第廿五师学生训练班之解散；

　　﹝九﹞中国内一般排外排日之禁止。

　　二、关于以上诸项之实行，并承认下记附带事项：

　　﹝一﹞与日本方面约定之事项，完全须在约定之期限内实行，更有使中、日关系不良之人员及机关，勿使重新进入。

　　﹝二﹞任命盛市等职员时，希望容纳日本方面之希望选用，不使中、日关系或为不良之人物。

　　﹝三﹞关于约定事项之实施，日本方面采取监视及纠察之手段。

　　以上为备忘起见，特以笔记送达。

　　此致何应钦阁下

　　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

　　昭和十年六月九日

　　何应钦复函﹝1935年7月6日﹞

　　敬启者，六月九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并自主的期其遂行，特此通知

　　此致梅津司令官阁下

　　何应钦

　　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七月六日

有容乃大

两次“张北事件”导致《秦土协定》

1935年，已经占领东北的日军频频用武力威胁侵略华北。在此情形之下，国民政府除了勉强维持局面外，缺乏明确的应对方针。

　　针对国民政府的退让，日军则更加步步紧逼，并蓄意制造挑起争端的借口，从而引发了两次“张北事件”。

　　第一次“张北事件”

　　1934年10月，日本天津驻屯军中佐川口一行8人由张家口出发，前往多伦，沿途进行“视察”。

　　当时，为防御日本入侵，赵登禹率二十九军一三二师奉命驻扎在张北。26日午前10点左右，这伙日本人在途经张北县南门时，被一三二师卫队所阻止，进行例行检查。双方因为旅游护照的检验引起纠纷，在争执40分钟后，中方一名懂日语的人员赶到现场调解，随即准予放行，是为第一次“张北事件”。

　　日本立即借助此事大做文章，其驻张家口领事桥本以赵登禹部卫兵侮辱日本外交官、军官为由，先向二十九军参谋长张维藩提出抗议。几天后，日方又在北平向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提出抗议。

　　宋哲元为不给日军借口，于11月25日命赵登禹向日方道歉，11月29日，又免去当事者、实施检查的连长张书标职务。日方仍不罢休，驻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松井源太郎乘机要求中国军队退到长城以内，“以免冲突”，但宋哲元回答说，此事应与中央政府交涉，婉拒了日方“要求”。

　　第二次“张北事件”

　　1935年5月31日，日本关东军驻阿巴嘎特务机关长盛岛角芳派遣4人以旅游为名，乘汽车由多伦前往张家口，沿途偷绘地图。

　　6月5日下午4时，车至察哈尔张北县城北门时，赵登禹部哨兵让其停车，检查护照。但4人未带护照，只出示了多伦特务机关签发的身份证，哨兵遂将4人扣留，送该师军法处。

　　军法处询问了其来历，并以酒饭招待，同时向察哈尔省政府电话请示处理办法。省政府又向时在北平的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汇报。宋哲元为避免事态恶化，决定放行。

　　于是，4个日本人在6月6日上午11时被“礼送出境”，是为第二次“张北事件”。

　　日军认为再次抓住了借口，宣称4人在张北受到“非法监禁”，被“青龙刀威胁”，“还不给食物和寝具”。11日，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松井向中国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察省民政厅长）秦德纯提出三点“要求”：第二十九军向日军道歉；第一三二师参谋长撤职；惩办第一三二师军法处长。

　　日方还宣称在第一次“张北事件”时，宋哲元曾向日方允诺：日本人可以在察哈尔省自由旅行，不检查任何携带物。

　　对此，察哈尔省民政厅长、第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反驳说：察哈尔省政府与日本领事曾有协议，日本人出入察哈尔省，须由日本领事致函察哈尔省政府，准发护照，方可通行。

　　但日本关东军决心利用此事，将具有“排日思想”的二十九军逐走。他们迅速在长春召集有关将领，商定了更为苛刻的“交涉”条件《对宋哲元交涉纲要》，并决定于6月17日交土肥原贤二，让他负责向宋哲元直接提出如下要求：一、二十九军移驻长城之西南，并不得再行“侵入”；二、将一切“排日机关”悉行解散；三、宋哲元向日方道歉，处罚责任者；四、上述事宜必须在两周内办竣，并限中方5天内答复，否则“将采取自由行动”。

　　国民政府得到报告后，于第二天立即公布免除宋哲元的察哈尔省主席职务，以民政厅厅长秦德纯代理省主席，宋哲元于20日离开张家口，这让土肥原失去了“交涉”对象。

有容乃大

又一次退让

　　1935年6月23日晚间，土肥原以“私人拜会”为由闯入秦德纯在北平的住宅，和一直拒绝接见他的秦德纯会了面，提出实现拟定的“要求事项”，并在后面加上了“承认日满对蒙工作”、“招聘日本人为顾问”、“协助日本诸如建设机场，设置无线电台等军事设备”等6项“特别期待事项”。

　　在会谈中，土肥原还蛮横地说：“秦将军，你知道外交的后盾是什么？”秦德纯气得浑身发抖，大声回答：“那么，你们就派军队来进占察哈尔好了！二十九军就是剩下一兵一卒，也要拼战到底!”此时，秦德纯卷起了袖子，想要痛揍土肥原一顿，但一转念，如果揍了他则难以善后，又极力按捺住冲动，结果导致当场吐血，倒卧在沙发上。

　　秦德纯随即请示南京。6月26日夜，南京电示秦德纯以及军分会各委员：皆可酌情办理。结果对日军提出的要求，除“宋哲元谢罪”一项改为“向日军表示遗憾之意”外，秦德纯均予答应。

　　27日上午，秦德纯赴日使馆陆军武官室会晤土肥原，递交了书面答复。其内容如下：

　　一、关于“张北事件”，表示遗憾之意，将责任人免职；二、“将被认为对日中国交发生不良影响的机关”，从察哈尔省撤退；三、尊重日本方面在察哈尔省内的正当行为；四、将宋哲元军从昌平、延庆、大林堡至长城一线以东地区，及从独石口北面沿长城经张家口北面至张北线南面一线以北地区撤退。

　　事后，土肥原得意地向在北平的日本使馆参事官若杉要说，所谓“尊重日本方面在察哈尔省内的正当行为”，就是秦德纯口头答应了他提出的6项“特别期待事项”。

　　■链接

　　《秦土协定》签订后，宋哲元第二十九军从察哈尔省撤出，移驻河北省。1935年8月，赵登禹率一三二师撤出张北时，当地各界人士为部队送行，赵登禹临行发表演说道：“我深知，作为一个军人应该怎么去做。”同年12月,关东军以中方不履行《秦土协定》为借口，令李守信的伪军打头阵，占领了察北六县，张北人民开始了在日伪长达十年的统治下的艰难生活。有学者认为，《秦土协定》彻底改变了蒋介石对日本的想法，事后他说：“盖我处被动地位，而彼得寸进尺”，“此后对日再无迁就之必要”。协定签署后的当年11月，蒋介石在庐山召见秦德纯，秦力图对自己签订这样蒙辱条约向蒋解释。蒋只是说：不用解释了，这事不能怨你，同时对秦大加慰勉。在日本投降后，土肥原作为甲级战犯在远东国际法庭上受审，秦德纯作为出席法庭的主要证人，将这段历史公之于世。

有容乃大

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 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在1934年秋之后，随着中央红军开始向西撤退并被迫进行长征，蒋介石南京政府也乘机把自己的势力扩展到了一向处于半割据状态的云、贵、川、康等西南各省。一方面红军越走越远，并又接连放弃了川陕及湘鄂川黔两大根据地，被迫折向西北，远离了国民党的战略要地；另一方面蒋介石乘机扫除异己，并“将一向不统一的川滇黔三省统一起来”了 。如此一来，国民党既去了所谓“心腹之患”，又极大地扩展了其势力范围，奠定了所谓“民族复兴的根据地” ，蒋介石的地位及势力也随之愈益巩固和增强，其“安内”及“统一”的目的也明显接近于实现。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也开始有了某些变化。1934年夏，当第五次围剿的军事形势已完全明朗之后，他就已经开始认真考虑对苏交涉问题了，甚至开始考虑与苏联签订秘密军事协定或互助条约的可能性。而其军事部署上，也似乎有了由所谓“剿匪”转为“以抗倭为中心”的倾向。 蒋介石于1935年秘密调集大批部队构筑由苏州、常熟、嘉兴、江阴等地，向长江两岸及黄河流域逐次推进的以南京为中心的大型防御体系。同年，蒋并下令成立“陆军整理处”，准备四年内整理陆军六十个师。不仅如此，当日军进一步威胁平津华北地区时，蒋竟以演习为名，先后向平汉路南段沿线及京沪线南段沿线调集了二十余万中央军，开始把非嫡系的地方军队调去应付残存在南方等地的共产党小股武装了。这种情况都表明，蒋介石似乎越来越开始把来自日本的威胁放在了更重要的地位，对共产党的威胁则不那么担心了。

　　当然，至少在1935年间，国民党内部的分化情形还是很明显的，蒋介石中央势力的迅速增长，对地方实力派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因此反蒋的情绪和力量还是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以抗日为号召来组织反蒋统一战线还是有些号召力的。在这一年的7、8月，共产国际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制定了新的统一战线政策，方便了中共调整转变自己的政策和策略，出于现实政策需要的考量，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开始部分地改变了对苏维埃革命的宣传手法。还在这一年3月间，原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一些反蒋头面人物，在宣布赞同共产党人的最高纲领和决心以共产党为“唯一的真正的同盟”之际，就明确表示过希望中共能够放弃还不适宜作为直接斗争目标的苏维埃革命的方针。 尽管王明等人最初对此还难以接受，但在共产国际七大召开之后不久，他们还是从七大那些关于必须以苏维埃为中心之类的空洞口号上退了下来。特别是在了解到红军全部主力都已退去西南和西北地区之后，他们显然已经意识到，依据目前的局势和红军现有的力量，仅仅作出某些策略手法上的变化是远远不够的。即使不是苏维埃革命方针应当改变的话，对苏维埃政策进行一些调整无论如何都是必需的。否则，共产党人就绝不可能与各个反蒋派别建立起统一战线来。

　　9月，中共代表团举行会议，决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明确肯定要以反日为号召，同一切反日的力量实行联合。10月1日，中共代表团在自己的机关报《救国时报》上，以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呼吁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停止内战”，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有专门技能的贡献专门技能”，“集中一切国力”，“为祖国生命而战！”“为民族生存而战！”“为国家独立而战！”“为领土完整而战！”“为人权自由而战！”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讲的是外争高于内争，民族矛盾高于阶级矛盾。公开把各种反日反蒋势力，“不管什么阶级”、“不管什么党” ，统统看做“兄弟”或“同胞”，并且提出为“民族”、“国家”、“领土”乃至“人权自由”而战的带有明显的资产阶级色彩的政治口号，这标志着共产党人正在从早先“彻底革命”的立场上大踏步后退，甚至在从共产国际七大的立场上在后退了。

　　可以了解的是，中共代表团已经渐渐注意到，必须改变过去那种只承认共产党和工农劳苦大众的革命性，将其他党派和阶级统统视为反革命的狭隘观念。为此，首先就必须在苏维埃政权之下给予工农劳苦大众以外的阶级，即“所有城市小资产阶级分子以及一切真正参加抗日救国的武装斗争的人”以公民权；使“不反对苏维埃政权而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底非共产主义的党派、社会团体和群众组织，能够享有民主权利和自由”，而他们的代表，包括资产阶级出身的专门人才，则应允许参加苏维埃政权及其机关工作。同时，应当停止剥夺富农和商人的政策，停止侵犯小土地所有者和私人工商业，等等，以便“使我们的政策，具有明确的人民性质和深刻的民族性质”。只有这样，才能使苏维埃本身适应目前策略变动的需要。

　　以往的工农苏维埃自此失去存在的可能了，“人民苏维埃”的口号被提了出来。尽管“苏维埃”的形式及旗帜依旧保持着，但从“工农”到“人民”这一阶级范畴的大幅度变动，明显地改变了此前苏维埃革命的内容与目标，从而就在根本上动摇了以彻底性为其最重要特征的苏维埃革命的方针和政策。由此一来，渐渐地，苏维埃作为一种革命形式，只不过是共产党人用以保持与蒋介石南京政权对立的一种革命标志罢了。策略上的转变导致政策方针的根本性变化，这是人们最初始料所不及，又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