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半岛战争倒计时 开战前的国家较量和秘谋

有容乃大

1950年6月25日凌晨，朝鲜半岛大雨滂沱，汉城被雾气笼罩。这是朝鲜半岛梅雨季节里普通的一天。4时，三八线上，连续升起的信号弹划过漆黑的夜空，5时，北朝鲜的数千门炮火轰鸣，朝鲜战争爆发。动荡的世界，没有人会认为亚洲东部地区发生的一场局部战事 “会对这个半岛以外的人们产生什么影响久远的后果”，这一天对于朝鲜以外的世界实在是个普通日子。
　　斯大林想占领日本
　　1945年6月25日，《联合国宪章》签订。美苏两国的并肩作战埋葬了法西斯，但意识形态的对抗却使昔日的“盟友”成为冷战下的“仇敌”。如果说1948年美苏两国在欧洲上演的柏林危机还属于“文戏”，那么两年后的1950年，苏联为对抗美国，在亚洲的朝鲜导演了一场彻彻底底的“武戏”。
　　朝鲜半岛在李奇微将军回忆录中曾被比喻为“从亚洲大陆伸出的一个肥胖的拇指。”这个“肥胖的拇指”最初并没有成为美苏两国争夺的焦点。1945年8月，苏联对日作战出兵中国东北后，前锋部队迅速抵达朝鲜半岛中部的开城附近，而此时美军正在数千公里以外的冲绳与日军激战，无暇顾及朝鲜半岛。战争形势的迅速变化迫使美国人不得不首先考虑朝鲜半岛的势力划分。
　　正当美国人还在地图上寻找一条合适的界限时，此刻苏联人的脚已经踏在朝鲜的土地上了。美国唯恐苏联独占朝鲜，提出以北纬38度线为界接受日军投降，该线以北为苏军对日受降区，该线以南为美军对日受降区。关于三八线划界这个仓促的建议，美国人没想到苏联人真的会同意，因为此时朝鲜半岛上的苏联军队已经越过三八线正沿着公路向汉城运动，即使苏联提出以37度线甚至更南面为界，美国也必须从实际出发接受苏联的修正方案，但斯大林毫不犹豫地同意了该方案，这一举动着实让后来的研究者迷惑不解。
　　斯大林之所以会同意三八线方案，是因为苏联想要以此作为条件换取苏军部分占领日本。在斯大林眼中北纬38度线应该向东一直延伸至日本列岛，也就说苏联人要以朝鲜半岛三八线以南地区交换日本本土三八线以北地区。苏联放弃占领整个朝鲜半岛的机会不过是为了表达与美国“交换”地盘的诚意，或者说是如欲取之、必先予之的策略。但美国鉴于德国分裂的例子，绝不允许苏联染指日本，结果苏联人既不能实现其直接惩处日本的夙愿，又不能借助朝鲜半岛保持对日本的威慑。
　　斯大林承诺在先，即使觉得“吃亏”，也是覆水难收，只好暂时接受美国独占日本，两国共占朝鲜半岛的局面。冷战格局形成后，美国扶持日本对抗苏联的态度日益明显，杜鲁门甚至公开宣称要以德国和日本来做抵抗苏联扩张的堡垒。苏联在处理柏林危机中表现得极端被动，为了集中力量对抗美国和西方集团，不得不在亚洲维持一种相对缓和或保守的方针。在远东地区，苏联既要与美国划分势力范围，又要避免直接冲突。
　　三八线的划分，埋下了朝鲜民族长期分裂的种子，而且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苏两国之间已出现分庭抗礼的趋势，这颗苦种是必定要发芽的。正是朝鲜半岛的分裂使得南北双方的政治势力都各自谋划着以武力统一对方。朝鲜半岛上任何风吹草动都足以牵动遥远的莫斯科和华盛顿的神经。
　　1948年12月，苏联单方面从北朝鲜撤军，此举意在逼迫美国撤军南朝鲜，同时也为防止“擦枪走火”，避免美苏在朝鲜半岛直接发生对抗。但是在南北半岛的分裂的现实下，苏军的撤离，只是暂时避免了美苏之间在东亚发生直接冲突的可能性，但美苏坚持以南北朝鲜为各自势力范围的方针，却无法使双方对南北朝鲜两个政权之间的冲突置身事外。

有容乃大

金日成的试探

　　分裂的种子必然结出战争的苦果。苏军已经撤出，而美军尚未撤离的形势使北朝鲜政府所受到的压力大增。1948年12月和1949年1月，金日成两度向苏联寻求帮助。然而，苏联在欧洲处境被动，斯大林不想进一步在东亚刺激美国人。更何况，这样做反而授美国人以口实，进一步将美国与南朝鲜的关系同盟化。所以斯大林没有同意与北朝鲜缔结互助条约的请求，而且在军事援助上也加以限制。

　　1949年4月中旬，莫斯科方面从情报中得知，美国准备在5月从朝鲜半岛撤军，而南朝鲜李承晚政权打算在6月对北朝鲜发动大规模进攻，斯大林认为这时不帮助金日成以致丢掉北朝鲜，那么苏联在亚洲将遭受巨大损失。斯大林在给予北朝鲜军事援助的同时明确建议金日成向中共寻求兵员上的支持。

　　6月底美军撤出朝鲜，标志着“美国在亚洲基本上完成了以收缩力量和防线为特征的战略调整”。可是，南朝鲜当局却加紧了军事挑衅和进攻准备，三八线上的紧张空气似乎证明进攻已迫在眉睫。到了9月份，苏联军事装备已运抵北朝鲜，人民军也迅速扩展到近9万人，与南朝鲜不相上下，这无疑鼓励了一心想早日统一朝鲜的金日成，但此时苏联的军事援助主要还是为了加强北朝鲜的防御力量，而不是为了鼓励其向南方发起进攻。

　　面对来自南方的威胁，此时“兵强马壮”的金日成已在考虑变被动为主动，他踌躇满志地认为这是通过军事手段实现朝鲜统一的有利时机。9月3日，金日成向苏联使馆提出了一项主动进攻计划。由于担心内战拖延下去，将在政治上处于不利地位，此时的金日成并不指望能够以武力迅速统一朝鲜半岛，而只是向苏联建议夺取翁津半岛和该半岛以东大约到开城附近的部分南朝鲜地区，如果进展顺利，则“可以继续向南方挺进”。

　　应该说，当时整个亚洲局势的发展对苏联与美国对抗是十分有利的：中国革命已经取得了根本性的胜利，美国军队已经撤出朝鲜半岛。然而，斯大林还是拒绝了北朝鲜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计划。9月2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朝鲜的局势认为，“由于目前北朝鲜的武装力量与南朝鲜相比没有占绝对的优势，因此不能不承认，现在进攻南方是完全没有准备好的，所以从军事角度看是不允许的。”

　　与苏联对于北朝鲜方面战斗力的保守估计不同，美国对南朝鲜军队的情况表现出极大的乐观，1950年6月8日，美国军事顾问团罗伯特少将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明：“韩国军队已达到世界水平。万一北朝鲜军队前来进攻，像以往的事例（翁津、开城事件等）一样，韩国军队有力量将其击退。”6月12日，美军军事顾问团在回答联合国朝鲜委员会质询时再次指出如果南朝鲜“万一受到侵略，韩国军队也能够将其击退”。

　　南北双方的军力究竟如何呢？苏军在撤出朝鲜半岛时，留下了3000人的顾问团。北朝鲜军队在编制、装备、训练及战术上都按照苏联的模式组建。1949年末，北朝鲜只有4个师的兵力，到战争爆发前的1950年6月，兵力增加约2倍。开战前，北朝鲜军队的总兵力为：官兵共13.5万人，坦克150辆，火炮600门，飞机196架，齐装满员的步兵师8个，简编的步兵师2个，独立团2个，装甲旅和装甲团各1个。此外，还有5个警备旅和国内治安部队。与二战时苏军部队的编制相比，北朝鲜步兵师的编制小，并缺少坦克、重炮和补给维修的部队。但是对比一下南北双方的军队实力，这样一只部队也足够把对手赶出朝鲜半岛了。

　　为了对付北朝鲜军队，美国人也留下了一支“甚至不敢称之为军队的相当可怜的部队”。南朝鲜军队的前身是1946年1月创建的警察部队，1948年8月才改称“国防军”，1950年春，南朝鲜军队的总兵力已达到：人员9.8万人，装甲车27辆，火炮89门，飞机32架。南朝鲜军队拥有所谓“装甲部队”不过是由少数侦察车辆和一些半履带车辆组成。此外在火炮口径、射程和打击能力上，北朝鲜军队也远在南朝鲜之上。南朝鲜师装备的105毫米榴弹炮是二战时美军步兵团使用的装备，其有效射程为6500米，与之相比，北朝鲜师炮兵的122毫米榴弹炮，射程为11700米，同时北朝鲜还拥有76毫米自行火炮，76毫米加农火炮，其射程也远在南方军队之上。在多次的边境纠纷中，北朝鲜军队的炮兵总能在南朝鲜军队炮兵的射程之外从容不迫的射击。

　　在美国人眼中，这只部队“攻则不足，守则有余”。南朝鲜部队在编成、装备上参差不齐，而为了维护国内治安和镇压南方各地的游击队，又不得不分兵各处执行任务，训练严重不足。截至1949年底，16个营中完成营一级训练任务的还不足半数。南朝鲜军队没有重炮，没有坦克，没有反坦克武器，也没有空军。与北朝鲜的军队相比，部署在三八线附近南朝鲜部队连组织防御也非常困难，最为重要的是，战前北朝鲜已经拥有了苏联援助的一定数量的T-34坦克，而南朝鲜军队不但没有坦克且缺乏行之有效的反坦克武器。这一点对战争爆发初期的战局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事实上，战争爆发前，驻朝鲜的美军顾问团还认为，“韩国的地形不适于使用坦克”。

　　战争爆发前，李承晚不断威胁要进行武力“北伐”，不曾想却让北朝鲜先发动了 “南伐”。与美国人相比，南朝鲜军方对双方的实力以及准备情况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美国不给武器、补给品，南朝鲜就主动要。南朝鲜判断：“北朝鲜军队的兵力为17.5万人，拥有优势的炮兵、坦克和空军，出现万一的情况很危险。”为此，1949年10月，南朝鲜向美军军事顾问团提出了提供193辆M-26型坦克（3个营）的请求。但是，顾问团拒绝了南朝鲜的请求，他们认为：“你们国家的地形、道路网特别是桥梁不适于使用坦克”。在这样的答复中，情报掌握的不足也暴露出来，尤其是关于北朝鲜军队的坦克的情报，此时美军顾问团也错误地估计，“北朝的坦克是旧日军的，不必担心”。

　　评价朝鲜战争，我们反复提到一句话，“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进行的一场错误的战争”。开战之前，南北双方都“错误”地判断着对手方，斯大林和金日成错误地判断美国人介入的决心，美国人也错误地低估了北朝鲜的作战能力，在李奇微看来这实在是“真正不可原谅的错误”，也因此“使我们（美国）付出了高昂的血的代价”。

有容乃大

力量的均势一旦被打破，战争就不可避免，朝鲜战争从1949年就已经进入倒计时状态。

　　不确定的伙伴

　　1949-1950年，东亚大陆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节节胜利，已经取得了半壁江山。这时的中共已经对整个亚洲局势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斯大林对中共政权将来会导向哪一阵营心存疑虑，中苏结盟并不意味着中苏之间的关系是牢不可破的。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杨奎松指出，“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并不意味着新中国就被牢牢地拴在了苏联阵营的战车上”。历史和现实的种种纠结、恩怨妨碍着中苏两国领导人之间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至少斯大林不会把毛泽东看作一个可靠的同盟者，毛泽东在后来曾谈到，斯大林真正开始信任自己，真正相信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那是在朝鲜战争开始之后，严格地说，是在中国决定出兵援朝之后。

　　根据现有的档案和研究成果，直到朝鲜战争爆发前，中共领导人关注点更多放在国内事务上。建国之初，全国工作的重心已经转向经济建设，部队正准备大规模复员，军事战略目标只剩下台湾。当时中共正在积极准备解放台湾，因此，毛泽东不愿意看到在中国北方邻国发生一场可能导致美国干涉亚洲事务的战争。

　　中共解放台湾必然借助苏联海军、空军的支援，这点斯大林心里十分清楚。早在1949年6-8月中共中央代表团访苏期间，毛泽东就特意让刘少奇将中共解放台湾的计划转告斯大林，并寻求苏联的军事援助。斯大林拒绝中共的请求后，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莫斯科第一次与斯大林会谈时，再次婉转地提出了同样问题。对于斯大林而言，是帮助中共打台湾还是帮助北朝鲜统一朝鲜半岛必须权衡其中利弊得失，以及美国的干涉程度。斯大林很清楚，尽管美国宣称安全线不包括台湾和朝鲜，但该政策是以苏联不介入为前提。对苏联而言，支持朝鲜在陆地作战和支持中国跨海作战不可同日而语。中共实施渡海作战必然需要苏联的空军和海军支援，而金日成进攻南朝鲜，苏联人不必派出地面部队协助。因此，统一朝鲜的战争，美国人卷入的可能性较小。

　　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苏联对美国的判断出现了严重失误。无论是斯大林还是毛泽东都没想到美国会如此迅速地介入到朝鲜战争当中来。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斯大林一直以来都非常关注美国的反应。1950年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讲话中提到美国的远东防御范围时，是把朝鲜半岛排除在外的。显然艾奇逊的这番话对斯大林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

　　历史进入1950年，朝鲜半岛的战争步伐一下子加快了。无论是李承晚还是金日成都想通过军事手段一举实现朝鲜民族的统一。“战争是早晚的事”，美国驻南朝鲜大使约翰•穆乔说。1950年6月25日之前，朝鲜南北双方沿着三八线附近的摩擦和交火事件已经持续了一年多，双方神经都绷得很紧，“说不定就在哪天早上”一次小规模的冲突就会引发战争。

　　金日成一直以来都积极准备以武力统一南方，但他很清楚，要实现自己的目标，必须得到莫斯科的首肯和帮助。1949年3月，金日成在访问莫斯科时，希望说服斯大林加强对北朝鲜的支持，提出以武力解决统一的计划。3月5日的会谈中，斯大林却没给出任何承诺，反而认为金日成“没有必要”进攻南朝鲜，只有对南朝鲜军队进行反击时才可以越过三八线。虽然斯大林拒绝了金日成，但也建议金日成寻求中国的支持。

　　根据莫斯科的建议，5月上旬，金日成派劳动党中央委员、人民军政治部主任金一作为特使秘密访问北平，毛泽东向金一表示，一旦情况需要，中国会派兵援助。根据师哲回忆，毛泽东与金一的谈话很简单，不过在会谈中毛泽东向北朝鲜表示中国会派兵援助的信息，“我们可以给你们悄悄地增派中国士兵去，都是黑头发，谁也分不清”。

　　毛泽东一向主张“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自然会支持金日成的想法。但他并不同意金日成立即用武力统一朝鲜，他认为“在最近的将来进攻南朝鲜是不现实的”，因为此时中共军队主力均已南下，一旦美国干涉，“不可能迅速地有力地给予支持”。

　　5月中旬的会谈中，金一还与毛泽东商谈将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朝鲜师转属人民军后干部培养以及武器装备等问题。此时，中共正积极准备解放台湾，显然朝鲜半岛不是毛的关注范围，但是毛泽东出于国际主义立场和对朝鲜革命的同情、支持，同意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朝鲜籍士兵回国。当最后一支朝鲜师于4月18日到达元山时，金日成和斯大林在莫斯科已经下决心要进行一场战争了。从客观上讲，三个经过战争锻炼的朝鲜师回国，对于金日成在战争初期作战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但决不能说明中国领导人当时就参与了战争的策划。

　　1949年9月下旬，北朝鲜遭到莫斯科的拒绝后，又试图说服中国支持其武力统一，也同样遭到了拒绝。至1949年底，中苏两国领导人对朝鲜问题保持着一致的立场——不同意金日成立即采取军事手段解决南北朝鲜的统一问题。

有容乃大

朝苏的“密谋”

　　1950年1月19日，斯大林接到苏联驻平壤使馆的来信，说金日成在一次宴会上再次提出使用武力手段解决朝鲜统一问题，并要求面见斯大林，但是斯大林迟迟没有答复。1月31日，斯大林表示同意朝鲜的计划，并要金日成到莫斯科面谈。

　　1949年底到1950年初，短短一个月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斯大林突然改变了主意？根据冷战史与朝鲜战争问题专家沈志华的研究，他认为正是中苏同盟的签订改变了斯大林对朝鲜半岛的政策。中苏同盟条约迫使苏联放弃1945年从国民党政府手中取得的权益。如果斯大林要维护苏联战后设定的远东战略目标，就必须在中国领土之外另有所图，以弥补由于中苏新条约的签订而在远东失去的权益，于是莫斯科对朝鲜半岛政策的改变就应运而生了。斯大林改变了他对朝鲜半岛局势的政策，把莫斯科一直坚持的防守战略突然转变为一种进攻性战略。

　　斯大林虽然同意了金日成的军事计划，但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还必须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因为就在几个月前刘少奇秘密访苏期间，斯大林曾建议，中共“应当履行对东亚各国革命所承担的责任”。斯大林反复对金日成强调了两点：第一，这个计划必须征求毛泽东的意见，必须得到中共的同意才可以实施，因为毛泽东对东方问题有很深刻的理解；第二，万一美国进行干预，苏联是不会出面帮助朝鲜的，那时只能依靠中国的援助。毛泽东人尚在莫斯科，斯大林已经考虑要在朝鲜半岛发动战争的问题，但他对正在莫斯科做客的毛泽东却只字未提。

　　1950年3月，根据斯大林的建议，金日成指示朝鲜驻华大使李周渊拜访毛泽东，提出访华的要求。3月底，毛泽东估计金日成可能要谈进攻南朝鲜的问题，在会见李周渊时指出，“如果已经有了统一朝鲜的具体计划，那么会晤必须秘密进行。”但金日成访华后在5月12日会见苏联顾问什特科夫时说毛泽东认为“用和平方式是不能统一朝鲜的，统一朝鲜必须要用武力才行。”事实上，金日成为了取得莫斯科在发动战争问题上的同意而谎称中共支持他采取军事行动。

　　5月13日晚，金日成在毛泽东的会谈中首先通报了他与斯大林会谈的结果。毛泽东对此感到非常意外，因为斯大林不久前还明确表示反对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他对莫斯科已经为朝鲜开放绿灯表示怀疑，当即中断会谈，派周恩来连夜召见苏联大使罗申，给斯大林发电核实金日成的说法。显然，鉴于金日成所说情况事关重大，中国领导人心有疑惑，故必须要求莫斯科给以证实。

　　5月14日晚，苏联方面传来斯大林的电报回复。电文如下：

　　在与朝鲜同志的会谈中，菲利波夫同志（斯大林）和他的朋友们提出，鉴于国际形势已经改变，他们同意朝鲜人关于实现统一的建议。同时补充一点，这个问题最终必须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共同解决，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则应重新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会谈详情可由朝鲜同志向您讲述。

　　直到这时，斯大林才第一次向中国领导人表明，苏联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斯大林的态度已经明朗，毛泽东自然不会扮演一个干涉者的角色，虽然他也表示不满，但只能被迫接受现实，表示同意在解放台湾之前先解决朝鲜的统一问题。

　　很明显，统一朝鲜半岛当初只是莫斯科和平壤的主张。对于金日成的具体进攻计划，毛泽东既不了解，也不想了解。但是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斯大林最后还是把责任推到了毛泽东的身上，面对苏联的压力，毛泽东不得不接受现实。沈志华认为，“中国同意金日成的计划，在很大程度上是勉强的和被动的。”所以毛泽东根本不可能参与金日成的战争准备和策划。

　　实际上，参照当时的形式，1949年，正是中国革命的决战时刻，毛泽东显然无暇顾及朝鲜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又面临着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正常的生产和生活以及稳定全国政治局势的繁重任务。在毛泽东看来大规模战争已经不在中国领导人议事日程之中了。1950年6月6日，毛泽东说：“新的世界大战是能够制止的。国民党反动派散布的战争谣言是欺骗人民的，是没有根据的。”就在朝鲜战争爆发的前一天，《人民日报》刊登了毛泽东在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上的闭幕词，宣布“战争一关，已经基本过去了”。这表明朝鲜战争爆发前，中国确实无意对朝鲜冲突进行干涉和参与。

　　5月15日，毛泽东再度与金日成会谈。他建议朝鲜人民要速战速决，不要贪图大城市，而要集中力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如果美国人参战，那么中国将会派自己的军队帮助朝鲜，而且现在就可以向中朝边境调去军队。在毛泽东看来，既然中国要北朝鲜提供援助，那么在外交和政治方面先做好一定准备是必要的。然而，金日成一再保证朝鲜人民军能依靠自身力量解决朝鲜问题，信心十足的金日成只需毛泽东点头同意他的计划，自认为并不需要中国提供援助， 一方面“他的一切要求在莫斯科已经得到了满足”，另一方面，金日成不希望中国插手朝鲜事务。

有容乃大

毛泽东“被迫”共谋

　　金日成军事进攻计划获得斯大林同意后，莫斯科就加紧了向北朝鲜的武器供应和其他军事援助。而整个作战计划也是在苏联瓦西里耶夫中将和苏军顾问组协助下制定出来的。根据人民军总参谋部作战部长俞成哲的回忆，5月上旬苏联大量调换了在朝鲜人民军中的苏联军事顾问，用作战参谋替换了那些以个人名义在朝鲜负责军事训练的军人，并为朝鲜军队制订了“先发制人的进攻作战计划”。

　　5月底，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和苏联军事顾问团联合向莫斯科报告，朝鲜人民军向三八线集结的行动已经准备就绪。在金日成的坚持下，军事行动开始的时间确定在1950年6月25日。接着，莫斯科又接到报告说，按照进攻计划，朝鲜人民军每天可推进15-20公里，预计主要的军事行动在22-27天之内完成。

　　由于事前斯大林和金日成对中国封锁了消息和情报，毛泽东对战争的准备过程和具体计划毫不知情。据一位前北朝鲜高级军官回忆，在战争爆发前，所有苏联援助的武器都是从海路，而不是通过中国铁路运抵朝鲜的，这样做的目的是不让中国获知朝鲜的准备工作。以至于朝鲜战争爆发的最初消息，毛泽东竟是从外国报纸上得知的。战争爆发后第三天，金日成才派一名校官到北京通报情况。毛泽东对此十分不满，事后对师哲说：“他们是我们的近邻，战争爆发也不和我们商量，现在才来打招呼。”

　　朝鲜战争虽然爆发了，但中国领导人的注意力一时尚未转移到朝鲜问题上来。6月30日，即美国决定全面介入朝鲜战争的当天，中国颁布了土地改革法，一场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全国范围内的军队复员工作也没有因战争而停止。6月初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决定，为了争取财政经济情况的基本好转，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保存主力的基础上，要进行大规模复员。这些情况说明，朝鲜战争的爆发并没有引起中国政府的特别重视。

　　斯大林对中国一方面封锁消息，另一方面又要求有中国的同意才能发动战争，是因为如果战争进展顺利，即使失去东北，其结果还是可以保证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如果出现危机和困难，则有中国这个盟友来承担责任，同样可以实现苏联的既定目标。

　　朝鲜战争从“谋划”到爆发的历史进程可以概括为：金日成积极策划战争；斯大林参与策划战争；毛泽东接受既成事实；朝、苏联合发动进攻。

　　朝鲜战争是莫斯科在亚洲点燃的“一把火”，正是战后美国在日本占领问题上对苏联的排斥，促使斯大林必须将苏联的势力范围扩大到整个朝鲜半岛，以此压制日本。斯大林等待的“国际形势”终于在1950年到来，1月，杜鲁门和艾奇逊分别就美国安全线范围做出声明，这使斯大林判断美国人不会卷入朝鲜半岛问题，遗憾的是他错误地估计了美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立场。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立刻援助南朝鲜。美国卷入朝鲜战争，斯大林也把中国拖入了战场。此时的斯大林对毛泽东和中共应当说还是心存疑虑，虽然中国一再表达尽快出兵的立场，但在“联合国军”没有突破三八线时，斯大林并不愿意让中国插手朝鲜事务，此举意在防止中国的势力进入朝鲜半岛。正是苏联和北朝鲜对战局的乐观估计，以及斯大林对中国出兵的猜忌使得中国入朝参战错过了最佳的时机。

　　在朝鲜战局急转直下的紧要关头，中国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毅然出兵朝鲜，而斯大林却背弃了当初的承诺——出动苏联空军给予援助。斯大林在朝鲜半岛点燃的“一把火”，让别人为其“火中取栗”。中国在朝鲜陷于危难，而苏联为难之际，决定出兵着实让年迈的斯大林很是感动。斯大林开始对毛泽东和中共的有了新的认识。毛泽东曾说：“多少使斯大林相信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入朝作战。”

有容乃大

　斯大林的两难抉择

　　苏联为何没否决联合国出兵朝鲜的议案？

　　文｜沈志华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国际冷战史中心主任

　　1

　　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苏联代表没有及时返回联合国安理会，以至6月25日下午（美国东部时间）安理会顺利通过了美国的决议案。该议案谴责“北朝鲜对大韩民国发动的武装进攻”，要求立即停止战争行动，北方军队撤回三八线以北，还要求联合国所有成员国支持联合国组织实施这一决议。

　　根据这一决议，美国决定对战争进行军事干预。6月27日安理会再次通过决议，责成联合国向大韩民国提供可能需要的援助，以击退武装进攻并恢复这一地区的国际和平与安全。7月7 日，通过了派遣联合国军的决议案。那么，苏联代表为什么没有及时返回联合国，以阻止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显然是不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决议呢？假如苏联行使否决权，美国便处于师出无名。在有关朝鲜战争的研究中，这始终是一个不解之谜。

　　研究者对此有各不相同的理解：有人认为这是苏联外交的一次政策失误，也有人认为这是莫斯科有意为之；有人认为这是斯大林对金日成的进攻计划充满信心的表现，也有人认为这恰恰证明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的发动没有关系；有人认为苏联这样做与中苏同盟条约有关，坚持要求联合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地位；也有人认为莫斯科这样做恰恰是出于对北京的不信任，其目的就是要造成中国与美国的对抗⋯⋯

　　绝密电文透露斯大林心事？

　　苏联政府拒绝在安理会参加美国政府起草的朝鲜问题决议案的讨论，令许多国家感到不解。2007年，俄国学者披露了一份直接涉及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档案，引起了各国学者的注意。

　　绝密

　　布拉格，苏联大使

　　请口头向哥特瓦尔德转达下面的内容。如果他需要书面材料，可以给他一份。

　　对苏联6月27日退出安理会和它退出后所发生的事，我们同哥特瓦尔德同志有些不同看法。

　　我们退出安理会的目的有四个：第一，表明苏联与新中国团结一致；第二，强调美国的政策荒诞愚蠢，因为它承认国民党政府这个稻草人是中国在安理会的代表，却不允许中国的真正代表进入安理会；第三，认定安理会在两个大国代表缺席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是非法的；第四，让美国放开手脚，利用安理会中的多数再做些蠢事，从而在公众舆论面前暴露美国政府的真实面目。

　　我认为，我们已经达到了所有这些目的。

　　我们退出安理会后，美国陷进了对朝鲜的军事干涉，败坏了自己在军事和道义上的威望。现在没有哪个正直的人还会怀疑，美国在朝鲜扮演了施暴者和侵略者的角色，在军事上也不像它自己宣扬的那样强大。此外，很明显，美国的注意力从欧洲被引向了远东。从国际力量对比的观点来看，这一切是不是对我们有利呢？当然是。

　　假设美国政府还继续被牵制在远东，并使中国加入解放朝鲜和争取本国独立的斗争，那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

　　首先，美国像其他国家一样，也不是拥有大批武装力量的中国的对手。美国会在这场斗争中无力自拔。其次，美国在这里被缠住后就不能在短时间内着手进行第三次世界大战。那么，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会不定期拖延，这就为巩固欧洲的社会主义争取了时间。更不要说美国和中国的斗争会在亚洲和整个远东地区引发革命了。从国际力量对比的观点来看，这一切是不是对我们有利呢？当然是。

　　可见，苏联是否参加安理会已经不是表面看来那么简单的问题。

　　综上所述，我们没有理由说“民主阵营没必要离开安理会”这样的话。离开还是不离开是由具体情况决定的。我们可以再次离开安理会，也可以再回去，这都取决于国际局势。

　　有人会问，为什么我们现在又回到了安理会。为的是继续揭露美国政府的侵略政策，防止它打着安理会的旗号掩盖自己的侵略行径。现在，在美国已经卷入朝鲜战争之际，在安理会中最容易实现这一目的。我认为，这很明白，不需要再作解释了。
菲利波夫 1950年8月27日

有容乃大

电文给出的信息是，当时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哥特瓦尔德，他在与苏联驻布拉格大使的谈话中表示怀疑苏联不返回安理会这一行为的正确性。因此哥特瓦尔德说认为“民主阵营没有必要离开安理会”。在给哥特瓦尔德的电报中，斯大林详细解释了苏联没有及时返回联合国安理会这一做法的理由和考虑，这可以视作当时苏联代表是否参加安理会的高层原始反应。

　　公布这份档案的俄国学者列多夫斯基提出了他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其主要观点是：第一，斯大林已经预计到美国必然对朝鲜进行武装干涉，而且并不想阻止美国这样做，目的就是有意为美国人创造武装干涉朝鲜的条件，以便使美国陷入朝鲜战争不能自拔，从而削弱它在远东地区的实力，破坏其在欧洲的战略地位，同时推迟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第二，斯大林已经预计到，共产主义的中国有能力也愿意“帮助北朝鲜军队应付美国的干涉”，因为在莫斯科看来，毛泽东为了中国的安全，绝不会容许美国控制朝鲜，更不能让他们进入中国的东北边境地区。

　　因此，毛泽东必然要出兵朝鲜与美国军队作战。应该说，俄国学者对斯大林电报字面含义的这种理解是不错的——这也正是斯大林希望人们理解的，即苏联代表没有出席安理会阻止联合国通过美国的决议案，是经过慎重考虑和精心策划的一种策略，其目的就是要让美国陷身于朝鲜战争，然后再让中国出兵与之对抗，从而保证苏联在欧洲和国际力量对比中处于有利的战略地位。

　　斯大林的这个解释，或者说俄国学者的这种理解，迎合了以往某些研究者对这一问题的一个观点，即苏联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的关键时刻拒绝返回安理会，“是要利用美国重新卷入远东事务这一机会使华盛顿与北京发生纠纷”，因为斯大林已经考虑到，美国出兵朝鲜必然招致中国军队的介入，那样就会“造成中美之间的直接对抗”。

　　为新中国合法席位退出安理会

　　按以上看法，从1950年初苏联退出联合国安理会，到斯大林同意金日成的进攻计划，再到战争爆发后莫斯科采取的策略，这一切都是斯大林预先精心设计好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实施的。然而，这里的逻辑前提及其与已知史实的衔接存在一系列疑问。

　　苏联退出联合国安理会是为了加强与中国的同盟关系，而不是出于应付尚未发生的战争考虑。

　　在毛泽东1949年12月访苏的开始阶段，双方在是否签订一个新的中苏条约的问题上各执己见，谈判陷入僵局。由于毛泽东的固执态度，以及西方舆论对中苏关系现状猜测而形成的压力，斯大林被迫让步，同意签订一个新条约。

　　此时，美国决策层正在激烈辩论如何处理美中关系问题，结果是国务院主张抛弃蒋介石而尝试与共产党中国建立关系的意见占了上风。1950年1月5日，杜鲁门发表了著名的关于台湾问题的演说，声明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如果在台湾海峡地区发生军事冲突，那是中国内战，美国不会干预。在中苏谈判进入关键的时刻，美国的公开表态显然刺激了莫斯科，使其需要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关系。

　　所以在1月6日维辛斯基向毛泽东提出，希望中国“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一个声明，说明国民党代表留在安理会是不合法的，应该排除在安理会之外”。同时表示，苏联方面也将发表声明支持中国的主张，并宣称“只要有国民党分子在安理会中，苏联代表就不参加安理会的工作”。毛泽东当即表示“对这个措施百分之百地赞成”，并认为这个声明的副本可以发给安理会各成员国。

　　1月8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致电联合国大会主席罗慕洛、秘书长赖伊并转安理会成员国：国民党代表留在安全理事会是非法的，应将其从安理会开除。1月10日苏联代表马立克提出了把国民党代表开除出安理会的提案。当1月13日苏联提案遭到否决后，马立克宣布苏联退出安理会，以实行抵制，同时指出：在苏联缺席的情况下，安理会通过的任何决议都是非法的，对苏联不具有约束力。

　　当天晚上再次与毛泽东会谈时，维辛斯基建议中国向联合国提出派遣自己的驻安理会代表，以“迫使他们把这个问题纳入具体的议程”。鉴于毛泽东担心这种做法可能得不到安理会的支持，维辛斯基指出，中国继续施加压力“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苏联拒绝参加安理会的工作“实际上将导致联合国事务的瘫痪”，而目前安理会的一些成员国非常担心出现这样的局面。

　　由此可以看出，苏联退出安理会的这一举动是经过与中国领导人充分协商后采取的有准备的措施，其目的并非有些学者认为的那样，是有意把中国隔绝于国际社会之外，恰恰相反，斯大林这样做是进一步向毛泽东表示他对中苏同盟关系的重视；苏联将全力帮助中国进入联合国，从而使国际政治中的力量对比大大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否则，苏联宁愿与中国“同甘共苦”，而让联合国陷入瘫痪状态。此时，如何实现朝鲜统一的问题还没有列入莫斯科的议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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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急着搅局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当斯大林与中国协商联合国代表权的问题时，并没有也不可能考虑到朝鲜战争爆发时苏联将如何在国际舞台上面对此事，甚至当时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在朝鲜半岛引发一场战争的问题。

　　实际情况是，苏联退出安理会以后6天，即1月19日，斯大林接到苏联驻平壤使馆的来信，说金日成在一次宴会中再次提出只有使用武力手段才能解决朝鲜统一问题，并要求面见斯大林。对此，斯大林一直没有答复。

　　1月26日，在莫斯科的中国代表团向苏联提交了中国方面有关大连、旅顺和中长铁路协定的方案，这一方案几乎完全推翻了苏联的方案。1月28日，苏联方面回复中国代表团，基本上同意了中国的方案，但反复修改的几个文本可以看出，这种选择显然是被迫做出的。

　　1月31日斯大林答复平壤，表示同意朝鲜的计划，并要金日成到莫斯科面谈。待中苏同盟条约签定，毛泽东离开莫斯科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金日成于4月10日秘密抵达莫斯科，与斯大林进行了十几天的商谈。会谈中，斯大林反复询问金日成有无必胜的把握，美国是否会干涉，如果美国干涉将如何应对。在得到金日成胸有成竹的回答后，斯大林终于同意全力支持朝鲜的军事计划。斯大林最后要求金日成去北京，征求毛泽东对这一计划的意见。

　　金日成走后，5月3日，斯大林通报毛泽东，金日成来过莫斯科，具体商谈的问题日后告知。随后，在莫斯科的催促下，金日成于13日秘密抵达北京，讲述了自己的计划。毛泽东最初感到意外，便紧急与莫斯科联系。斯大林14日电报答复，说朝鲜的计划已经得到莫斯科同意，但最后的决定权在中国和朝鲜。毛泽东只得表示同意和支持金日成的行动。

　　不难看出，斯大林很可能是出于对中苏有关东北权益的协定不满（其中的重要内容就是苏联将失去中长铁路和旅顺港），为了保证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这是苏联远东战略利益的支撑点，才同意朝鲜的进攻计划的，而这样做的前提条件是金日成应在美国不干预或来不及干预的情况下迅速取得胜利。

　　至于要求中国对这一行动的认可，一则是考虑到中苏同盟关系和中国在亚洲革命中的责任，二则是万一出现美国的干预可以指望中国对朝鲜提供支援。当然，这只是一个推断，但其基础确是已经掌握的史实。而根据上述历史过程，无论如何也无法做出以下推断：一，斯大林早在苏联代表退出联合国安理会时就计划发动朝鲜战争；二，斯大林在同意金日成的进攻计划时就预计甚至希望美国干预这场战争；三，斯大林已经算定在美国介入战争后中国就会出兵朝鲜与美国军队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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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两难选择

　　朝鲜战争爆发后苏联反应迟缓。斯大林和莫斯科高层表面虽平静，但他们面临两难选择。

　　战争爆发的当天，6月25日下午，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阿兰•柯克按照华盛顿的指示，要求紧急会见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得到的答复是：今天是星期日，外交部的领导人都不在莫斯科。

　　6月26日晚（美国时间27日中午），苏联驻联合国外交官在长岛的斯德哥尔摩饭店举行私人午餐会，这是苏联人在抵制期间定期的社交活动之一，以便与安理会其他成员国保持政治联系。当时，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坐在美国代表格罗斯和苏联代表马立克中间。

　　午餐快要结束的时候，赖伊告诉马立克说，他同其他外交官将前往安理会举行会议，询问苏联代表是否准备参加，并说：我认为贵国的利益是要求您出席的。

　　格罗斯听后脸色煞白，因为苏联代表出席会议，无疑将使用否决权。但此时马立克摇摇头说：不，我不去。6月27日一整天，美国大使继续设法约见苏联外长，但始终未获成功。下午5时，柯克派人向苏联外交部转交了美国政府的备忘录，请求苏联政府向北朝鲜政府施加压力，停止军事进攻。6月29日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向苏联通知了安理会27日的决议。

　　直到这个时候，莫斯科才正式做出反应。同一天，苏联第一副外长葛罗米柯会见美国大使柯克，向他递交了苏联政府关于朝鲜事件对美国备忘录的声明。声明说，对战争负责的应该是南朝鲜当局，苏联政府将继续遵循不干涉朝鲜内政的原则，而苏联政府无法参加联合国安理会，是因为美国拒绝中国出席，其结果使得安理会不可能做出具有合法效力的决定。同时，苏联政府还通知赖伊，莫斯科拒绝接受联合国安理会27日的决议。

　　苏联政府如此迟缓、平静的反应以及在此后所作的公开声明表明：第一，苏联对这场突发的战争并不感到意外；第二，莫斯科坚持认为苏联代表的缺席会使得安理会做出的一切决议都不具合法性（在这一点上斯大林说的是实话，尽管已经毫无意义）；第三，关键的问题是，莫斯科只能采取置身事外的立场，因为如果苏联代表返回安理会，必将陷入两难选择——不使用否决权就意味着对北朝鲜乃至社会主义阵营的背叛，使用否决权则等于承认在平壤的背后站着莫斯科，从而导致与美国和世界舆论的直接对立，而这都是斯大林不愿看到的。

　　因此，苏联才会对返回安理会的“邀请”（赖伊）和“期待”（哥特瓦尔德）采取沉默和回避的态度。后来苏联返回安理会，只是现实让莫斯科意识到，苏联的缺席并没有对联合国成员国执行安理会决议产生任何影响，反而使自己因置身联合国之外而无法在国际社会发挥作用。

　　从多年后公布的电文看，斯大林的事后解释完全是言不由衷、掩人耳目。如果研究者不加分析地完全相信档案作者或当事人的说法，那么就会掉入档案作者有意无意设置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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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的“出而不战”，或许是抗美援朝最佳方略

　　中国出兵援朝决策始末

　　编撰｜司马亮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不期而至的朝鲜战争，对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来说，就是一次生死存亡的危机考验。出兵援朝，是毛泽东一生中为数不多的一次艰难决策，以至于他整整一个星期都无心刮胡子。胡耀邦回忆当时情景说，“他不作声，一个礼拜不刮胡子，留那么长，想通以后开个会，大家意见统一了，毛主席就刮胡子了”。

　　60年后，我们回头再看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时间跨度远远不止一个星期。从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到9月15日仁川登陆，再到10月19日志愿军兵发鸭绿江，战局瞬息万变，敌我友各怀心思，杀机四伏，凶险莫测，整个决策过程远非我们看到的那么简单。

　　事实上，志愿军本来有多次出兵良机，因同盟内部的互相猜疑而屡失战机；最后在战局不利被迫出兵时，林彪提出“出而不战”，本来可以最小代价挽救危局，也因战场形势突变而未能付诸实施。

　　谁错过了出兵朝鲜的最佳时机

　　1950年9月15日至16日，麦克阿瑟乘朝鲜人民军主力胶着于洛东江，后方空虚之际，指挥美军在仁川登陆，朝鲜战局发生重大变化。

　　当人民军进攻洛东江一线受阻时，一直在关注朝鲜战局的中国领导人，分别于7月中旬、7月下旬和9月上旬，三次提醒朝鲜同志，要他们注意敌人从海上向仁川、汉城前进，切断人民军的后路。中国领导人这时已很清楚地意识到，金日成若要取得胜利，必须要靠中国军队的援助。9月初，在毛泽东的一再催促下，东北边防军的兵力计划增加到70万人，另有补充兵员20万人，同时加强了武器装备，为出兵援朝做好了准备。

　　8月26日，金日成在中国的提醒下，将美国人打算在仁川和水原地区实施登陆的情报通知苏联，拟采取必要措施加强上述地区的防务，并“提出请中国同志派军队援助朝鲜的想法，因为人民军目前的前线状况太困难了”。

　　斯大林否决了金日成请求提供国际援助的要求。他答应金日成，“如果需要，我们可以再向朝鲜空军提供强击机和歼击机。”完全领会了斯大林的主张后，金日成便不再考虑请中国提供援助的问题，而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莫斯科身上。中国出兵援朝的最佳时机，就这样错过了。

　　仁川登陆后，朝鲜战局逆转。中国领导人立即做出了反应。9月18日，周恩来召见苏联大使罗申和军事顾问科托夫、孔诺夫，不满地指出，朝鲜很少在军事问题上向中国提供情报，中国曾尝试派一些军事技术干部去朝鲜观察战场形势，可是至今没有收到平壤的任何答复。中国人根本不知道朝鲜人民军的作战计划，也不了解战场的真实情况。周恩来建议，如果朝鲜缺少足够的预备队（10万人），就应该将主力北撤，建立突击集团，等待决战时使用。

　　最后，周恩来不无用意地指出，由于没有做长时间、大规模战争的准备，现在西方国家非常担心苏联和中国可能参与朝鲜的军事冲突。“应当利用这种恐惧心理采取能证明我们意图的步骤。从这方面讲，中国军队由南方向东北调动，足以使英美政府感到不安”。

　　在向莫斯科提出援朝问题时，周恩来也询问了朝鲜的意见。9月19日，周恩来召见朝鲜驻华大使李周渊，询问朝鲜政府在仁川登陆以后，下一步对中国政府有什么要求。

　　第二天，金日成向苏联大使什特科夫汇报了周恩来谈话的内容，并解释说，中朝之间有过一个约定，即如果敌人在后方登陆，中国人将用自己的军队来帮助朝鲜。外务相朴宪永则明确表示“希望能让中国参与在朝鲜的战争”。因为没有得到莫斯科的指示，什特科夫“对这一问题避而未答”。

　　此时，毛泽东确有立即出兵援助朝鲜的意图。9月17日中央军委决定立即派遣一个五人先遣小组随驻朝鲜武官柴成文赴朝熟悉情况，勘察地形，做战场准备。路过沈阳时，柴成文将毛泽东的一封信交给高岗，信上说，“看来不出兵是不行了，必须抓紧准备”。

　　但是，平壤的态度使得中国很难主动地、明确地提出参战的要求。9月21日，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研究是否请中国出兵的问题。会上出现了两种意见。朴宪永、最高人民议会议长金枓奉和内务相朴一禹都认为，“情况危急，靠自身的力量已很难与美军对抗，应当向中国政府提出部队援助的请求”。金日成明确表示反对，他认为，中国参战可能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况且中国出兵也解决不了问题，应寄希望于重新创建的人民军部队。他还强调，在苏联军事顾问团和武器援助的情况下，请中国人帮助，会使莫斯科产生“侮辱感”，因此，应暂缓向中国政府求援，而是先征求斯大林的意见。

　　会议没有通过任何决议。金日成完全看斯大林的脸色行事，再次贻误战机，而不到最后关头，即敌军没有突破三八线，斯大林是尽量不让中国参战的。

　　事情耽搁了几天以后，战场形势急转直下。9月30日，汉城陷落，人民军主力部队北撤退路被切断，失去了联系。金日成担心敌军会越过三八线，而朝鲜已无法组建新的部队进行有效抵抗了。金日成向斯大林致信求援，恳求斯大林给予“直接军事援助”，如果不行，就“请帮助我们在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国际志愿部队”。

　　10月1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要求中国军队以志愿军的方式入朝参战，在三八线以北地区组织防御。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盟主，斯大林在选择中国参战时机时，不是从两大阵营的对抗全局出发，而处处顾及苏联在朝鲜的利益、地位和影响，一再错失战机。现在，迫于战场形势的需要，莫斯科终于为中国军队开放了绿灯，但局面对志愿军已经非常不利了。麦克阿瑟甚至放言，中国此时出兵，“对他们来说，那将是一次最大的屠杀”。

　　关于中国出兵的时机，历史学家沈志华在多年后有过精辟的分析：“如果在仁川登陆前中国军队可以协防后方，从而保障人民军主力在前线取胜；仁川登陆后中国军队可以在三八线建立一道防御线，从而阻止敌军继续北进的话，那么到10月初人民军主力丧失殆尽、三八线已被突破的时候，中国军队入朝作战的良机已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