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尔丰（1845-——1911年）,字季和，汉军正蓝旗人，祖籍山东蓬莱。初任山西静乐、永济知县,河东河道监事同知。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 得川督锡良赏识随锡良入川，官至四川永宁、建昌道。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赵尔丰率兵入西康，平定土司叛乱。1906年七月（光绪三十二年），清政府以“四川、云南两省毗连西藏，边务至为紧要”，决定设立相当于省级建制的川滇边特别行政区，以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其辖区东起打箭炉，西至丹达山，南抵云南维西、中甸，北至青海玉树，每年由四川拨出46万两白银作为行政经费，兵源及给养也主要由四川补给。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赵尔丰升任驻藏大臣兼川滇边务大臣。次年率兵入藏，屡败受英国操纵的西藏叛军。赵尔丰在川滇边实行改土归流，废除土司制度和寺庙特权，对发展藏区农牧业、手工业、交通邮电业和文化教育事业颇有建树。1911年(宣统三年)，赵尔丰署理四川总督,制造成都惨案，人称“屠户”。武昌起义不久，成都宣布独立，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 赵尔丰被新任都督尹昌衡处死。
在历史研究中涉及到赵尔丰时，对其历史事件多持贬意。但是，亦有学人提出不同看法。近代学者章士钊便是一例。早在1927年，章氏创作诗卷《将军叹》中，对赵尔丰的军事才能及整治川边的功绩给予了应有的肯定。 晚清知兵帅，岑袁最有名； 岂如赵将军，川边扬英声。 赵尔丰的一生确实与武力相始终，他虽然镇压了川南会党和四川保路运动，此乃他一生中的污点，但他在川边藏区实行改土归流及各项措施，促进了川边藏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巩固了西南国防，维护了国家的统一；特别是他怀有强烈的反帝爱国思想，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进行斗争，这些都是应予肯定的。此外，赵尔丰也并非嗜杀之徒。权衡赵尔丰的历史功过，应该说他是功大于过的。只有正视历史事实，对赵氏的评价才会更接近客观、公正。 赵尔丰经略川边始末 一 西藏的统一与川藏边界的形成 传统上，西藏分为四个部分：卫，即以拉萨为中心的地区；藏，即以日喀则为中心的地区；康，又称喀木、朵甘，包括今西藏昌都地区和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阿里，西藏极西部分。溯至唐初，吐蕃与唐朝并不接壤。在今天的金沙江两岸，分布着众多的氐羌系统部族。随着吐蕃王朝的强大与东扩，吐蕃逐渐占有了整个康地，极盛之时直抵岷江、大渡河。康地的众多氐羌部族文化、语言上逐渐同于吐蕃，融合形成今天意义上的藏族。然而自公元842年吐蕃王朝崩溃，青藏高原直到被元朝纳入中央版图都再也没有实现内部的统一。在元代，宣政院统管整个藏地。从1637年到1642年，和硕特部固始汗率部进入青藏高原，先后消灭了卫、藏、阿里的反黄教势力。其后，在固始汗的策划下，达赖、班禅集团分别建立了对卫、藏地区的统治，而固始汗则成为包括青、康、藏在内的全藏区的大汗，由此开始了和硕特蒙古与黄教集团共管西藏的时期。1717年（康熙五十六年），准噶尔势力由伊犁突袭西藏，占领拉萨，杀固始汗之曾孙拉藏汗。清王朝为绥定西藏而采取直接介入已势在必行。1718年（康熙五十七年）四川巡抚年羹尧奏准派兵进驻里塘。1719年（康熙五十八年），定西将军噶尔弼、永宁协副将岳钟琪率部由打箭炉进军西藏。噶尔弼进一步向西进驻察木多，底定察木多周边各地。经过两次战争清政府驱逐了准噶尔人，恢复了西藏地方社会秩序，巩固了西南边疆，维护了祖国统一。 西藏平定后，主持四川方面军事的各大员认识到里塘、巴塘在经营西藏事物中的重要性，该地区正值由四川向西藏进行粮秣供应的冲途，有必要由四川方面对其进行节制。加之在战争过程中曾有将该地划归云南的动议，结果丽江土司就迫不及待地派员向当地人威声恫吓，令其归附云南，由此造成的事端一度影响川省向西藏的军粮运输，由此川、藏、滇之间明确边界和行政管辖分野的工作在战后被提出。1725年（雍正三年），川陕总督岳钟琪上奏称：“察木多之外洛隆宗、察哇、坐尔刚、柔噶吹宗（桑昂曲宗、衮卓尔贡觉）部落，虽非达赖喇嘛所管地方，但洛隆宗离打箭炉甚远，若并归内地，难以遥制，应将原系内地土司所属之中甸、里塘、巴塘，再沿近之得尔格特、瓦舒霍尔地方，俱归内地，择其头目，给与土司官衔，令其管辖。其洛隆宗等部落，请赏给达赖喇嘛管理。” 。此项建议很快得到清中央的批准，1727年（雍正五年），副都统鄂齐、内阁学士班第、四川提督松潘镇总兵周瑛前往巴塘察木多一带，指授赏给达赖喇嘛地方疆界。五月，抵巴塘，会堪巴塘、邦木、与赏给达赖喇嘛之南墩，中有山名宁静，拟于山顶立界碑。又喜松工山与达拉两界，山顶亦立界石。应该说宁静山边界符合了川藏双方的利益，它基本位于拉萨至成都的中点上，略*近成都，便利双方的行政管理。加之在清代相当长的时间内，西藏地方与中央关系良好，在此后的近两百年中，西藏与四川对此边界都没提出任何异议。宁静山作为一条省级行政边界，成为双方尊重和维护的“宁静”的边界。 二 清末西藏地方与中央、四川关系的新变化
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开始面临西方资本主义强国的挑战。从道光到同治，英国完成了对尼泊尔、不丹、锡金、拉达克的侵略和控制，将目光投向西藏。 1876年（光绪二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定《烟台条约》取得了进入西藏“探访路程”的权利，引起西藏民众的强烈反对。鉴于西藏民众的态度，清政府对英人入藏也持反对态度。为达到侵略目的，英国悍然于1888年和1904年两次武装入侵西藏。在抵抗英军的斗争中，西藏地方政府和僧俗民众都爆发出高昂的抗战情绪。但清政府却错误地撤换了积极主张抗战的驻藏大臣文硕，代之以庸懦无比的升泰。升泰到任后，对西藏僧俗的抗战不仅不予支持，反予压制。由此清政府自身威信下降，西藏地方政府和清中央之间开始产生裂痕。更为严重的是面对英国咄咄逼人的侵略态势，清政府在事实上也对自己的西藏政策进行了反省和检讨。清廷在 1906年任命张荫棠“前往西藏查办事件”，张荫棠入藏后首先弹劾了以驻藏大臣升泰为首的一帮驻藏官吏的胡作非为，清廷很快按照他的弹劾对上述人等进行了严办，表现了对张荫棠的充分支持、信任和整顿藏政的决心。张荫棠于1907年正月致外务部电陈治藏刍议，他提出：“窃查印度政府意主侵略，开埠不过表面名词，亟应收回政权，迅筹练兵、兴学各事宜，以图抵制，而杜借口。” 并进一步勾画了在西藏进行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各方面改革的措施。同年，驻藏大臣联豫在上奏中提出：“为今之计，自非改设行省不可，万无疑义。然政贵实行收效，不尚虚声，事以积久而渐非，难期骤革。藏中之事，惟有徐徐布置，设官驻兵，借防英、防俄为名，而渐收其权力。” 张荫棠和联豫的意见基本上代表了清中央的意见，面对险恶的国际形势和国内民族关系的新的微妙变化，清中央认识到旧有的西藏政策与体制已不适应新形势，如不再进行变革，恐有落入英帝国主义彀中之虞。
就在此期间，西藏的东邻川边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1904-1905年，英人借通商要挟，自哲孟雄（今锡金）进兵，在江孜击溃藏军，进入拉萨，达赖走蒙古。英人当时力量不够，而拉萨留守的葛夏政府又推说无权签约，英国只好求助清政府和留西藏的班禅，签署了中英处理西藏事件的条约，条约把西藏对外贸易的特权全部交给英国。由于英人挑拨离间，而朝廷及一些驻藏大臣举措失当，致使原来坚持抗英的达赖喇嘛政教集团，转而成为亲英势力，令藏政更形险恶。 1904年，驻藏帮办大臣凤全在川边的巴塘重申雍正年间限制寺庙喇嘛人数的规定，以限制寺庙势力，减轻当地人民负担，从而引起引起当地上层喇嘛的嫉恨。凤全在巴塘被围攻和杀害。事件发生后，四川省调派提督马维骐、建昌道员赵尔丰前往镇压。这是赵尔丰参与藏事的开始。1906年7月，巴塘、里塘动乱平定后，清廷任命赵尔丰为督办川滇边务大臣，由此，川边疾风骤雨般的改革展开。 赵尔丰的确是那个时代少有的干练之才。四川总督锡良在上奏内廷保举他时，极尽推重之词：“忠勤纯悫，果毅廉明，公尔忘私，血诚任事。” 就任川滇边务大臣后，赵尔丰敏锐地抓住了川边问题的关键，即残暴腐朽的土司统治，以及与土司统治密切相连的落后的农奴制生产关系。赵鉴于左宗棠的平定西域的经验，为防止英国对西藏的蚕食，决定把改土归流推行到西藏。在很短的时间内，赵尔丰以秋风扫落叶之势革除川边各地土司统治，派设流官，改革赋役，兴办卫生文教和各种产业。应该说这些措施是有利于川边各族人民的，也得到了受压迫民众的拥护。可其改革势必触犯土司和寺院集团的利益，从而遭到他们激烈的反抗。而赵尔丰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官僚，注定有其历史局限性，其个人的性格也是明显的暴躁严苛，习惯以强硬手段排除干扰与阻碍。又加之当时川边斗争的确具有艰巨性和复杂性，温和方式很难解决此起彼伏的武装叛乱问题。所有这些因素使毗邻的西藏当局对他产生严重的不信任和不安。 赵尔丰在川边的改革赢得了清中央的赏识。力图全面整顿藏政的清中央很自然地想到主政川边的赵尔丰为派往西藏的人选。1908年二月，赵尔丰被任命为驻藏大臣兼川滇边务大臣。西藏地方政府和寺院闻讯后，深知赵尔丰主藏政，必会有与川边一样的改革。从四月开始，西藏地方政府派员前往察木多，以“欲攻三岩” )为辞（“三岩距巴塘西北，乍丫东北，北界德格，南界江卡。尚不属藏，亦未服汉管” ），调集藏兵，意图武力阻止赵尔丰入藏。五月，呈诉驻藏大臣联豫并请代奏中央，“谓赵尔丰仇视黄教，拟请另行简放” 。联豫当即予以驳斥，并拒绝代奏。后西藏地方由海道直接递送中央。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西藏地方政府的呈诉中，公然提出“按照唐朝界址，统归于藏” 的要求，这种态度加上武力抗拒中央大员入藏的实际行动，西藏地方确实表现出离心离德的倾向。由藏方首先提出的改界要求起了赵尔丰的极大不满：“查阅各禀，远引唐代与吐蕃和亲碑文，俨然自居敌国。” 西藏地方与赵尔丰之间的矛盾激化。 1909年（光绪三十四），赵督训练有素的巡防军开始越过金沙江向查木多（今昌都）和类乌齐进攻。川军入藏，联豫的目的也是打算把西藏完全改土归流。朝廷命钟颖—一个年方22岁的帝戚—率四川新军两个标（旅）进藏，1910年（宣统元年）初，钟颖军与赵防军会师于查木多（川军自北线即今四川甘孜州德格进兵；防军自南线即今四川甘孜州巴塘赵行辕驻地进兵），然后两军迅速推进到工部（今林芝专区首府八一镇附近）一线。本来，两军会相继入藏，但联豫怕赵尔丰抢了功，奏请朝廷制止赵军入藏。赵也鉴于孤军深入，后方改土归流的大事并没有完成在钟军暂时留驻此地区的一部的帮助下，对整个工部和波密地区（昌都、林芝地区）进行改土。赵的改土实际上是派军和钟军一起消灭这一地区长期威胁丹达岭以西的后藏安全的波密王白马青翁政权。两军的军事行动进展很顺利，不久即消灭白马青翁军，并将白马青翁擒拿处死。与此同时，两军对所到之处的土司头人进行招抚，说服他们建立郡县，这一地区先后建立起了查木多、江达（工部）、等十多个县，赵同时向南派兵，进入查隅地区，建立了查隅县（查隅在今西藏自治区最东南，临中印边境东段之东，与印占瓦弄相邻）。 赵的改土归流政策并不是一些海外藏人说的那么残忍。赵的政策是恩威并用，他和钟颖军击溃了四川边境的藏军和白马青翁独立政权，当地老百姓（康巴人）不喜欢藏政权对他们的高税盘剥（整个清王朝时期，中央政府对西陲改土地区的征税都是象征性的，如一个土司（改土后为县）管辖下的大面积土地，每年不过几只牦牛，十几两银子而已），基本上是拥护中央改土政策的，其结果是，许多赵军未到的边远和交通困难地区，当地头人纷纷派人来表示愿归顺中央，比如白马岗地区（即今墨脱县）和洛隅--下查隅地区（即今印占中印边境东段以南的大部分地区）的头人都派人来要建郡县。（事见民国任乃强《西康图经》所引赵派往查隅的管带程凤翔向赵尔丰上呈的“呈报杂隅形势文”档案，以及钟军管带陈渠珍写的艽野尘梦》里第七章“进军鲁郎”）。赵本拟向门隅--洛隅--下查隅地区（即今中印边境麦克马洪线以南九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派军接受（亦见《西康图经》），旋因英国干预乃止。（亦见英荣赫鹏的回忆录）。先是，英人在侵占印缅边境的阿萨姆地区以后，于光绪末，遣员去门隅--洛隅地区招抚，遭土著头人拒绝，乃采怀柔政策，在阿萨姆边境修公路，企图深入这一地区，英人以利获取当地头人的支持，逐渐把他们的影响扩大到这一地区，但由于此地区地形异常复杂，高山密林，纯粹的原始状态，始终未把羁縻区域扩大到此地区的纵深，只能在*近阿萨姆边境线附近收税，至今印人亦未曾将现代化扩展到此地区的大部。但英国方面非常惧怕赵尔丰的西进，英印当局在上呈女王政府的文报里多次要求英政府通过外交努力制止赵军西进。1910年，清军进入拉萨，十三世达赖逃往印度。清政府宣布剥夺十三世达赖的名号。 赵尔丰改土归流 “所收边地(指改土归流)，东西三千余里，南北四千余里，设治者三十余区，而西康建省之规模粗具。”。后因辛亥革命爆发，清廷被推翻，各土司纷纷自行恢复。此后变乱迭起，动荡不宁。直至民国政府在以赵尔丰在该地设县的基础，与英国斡旋，力争国土，挫败了英国分裂西藏的企图。1928年西康建省，赵尔丰改土归流 的成果至此才尘埃落定。 对赵尔丰清末在川边的政绩，不少学者对赵氏予以较高评价。尚秉和在其《辛王春秋》一书中说：“尔丰自光绪三十一年以次，勘定康地，驰驱劳瘁，至是凡七年，共用款六十余万，部拨经费尚余三分之一，而西康全局皆定。尔丰之治康，以傅嵩谋。狎其人，并知其山川扼要形胜”。断言：“自清以来，治边者无有著功若此者”。贺觉非在《西康纪事诗本事注》中的《赵尔丰经历情况及其永世》注中也说：“尔丰之治边也，先与兵威，……边地既定，即从事各种建设。……但奠定西康政治之始基，宜为赵氏。……赵本人亦明敏廉洁，办事公正。犯法者虽近亲不稍恕，康人多信服之”。近代著名学者李思纯也说：“金沙江以东十九县，尚能归附（归附：指顺应改土归流），皆清季赵尔丰之余威，于民国以来诸边将无预也。”总之，在晚清时局岌岌可危，朝纲紊乱，社会人心疲怠，大臣互相倾轧，任事者动轧得咎的情况下，尚有如赵尔丰等一些勇于任事，悉心边事，维护统一的贤士，其巩固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的历史功绩值得每一个中国人永志不忘。 |
狗仔卡
发表于 4.12.2007 20:1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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