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以后直到唐初,骈文占了优势,古代质朴的文风变得愈来愈华靡了。著名的文学理论专书——《文心雕龙》就是用骈体写的。但是六朝人仍然行用两种文体,骈体名为“文”,而散行的名为“笔”。在笔的方面,他们使用了当时的口语,与传统的文言文法融合起来,因此产生了一定的新鲜感。举《世说》一则为例: 晋明帝数岁,坐元帝膝上,有人从长安来。元帝问洛下消息,潸然流涕。明帝问何以致泣。具以东渡(南渡)意告之,因问明帝:“汝谓长安何如日远。”答曰:“日远。不闻人从日边来,居然可知。”元帝异之。明日,集群臣宴会,告以此意。更重问之,乃答曰:“日近。”帝失色曰:“尔何故异明日之言邪(耶)?”答曰:“举目见日,不见长安。” 这里“有人从长安来”的六个字和今天的口语简直没有区别,但在汉以前,“从”字一定不用而用“自”字。可见文言与口语同时在变化中。而六朝时期的变化与我们今天的关系最深。例如现在口语中“这个”、“那个”、“的”、“他”等字都是从那时期继承而来的,不过有的字写法不同罢了。这说明文言与口语是有接近的趋向的,当然,也有些词汇现在不再行用,因而不易了解。 像《世说》这样的文风,有很显著的特点,就是平平淡淡,不费气力,不装腔作势。上例一段中,句头句尾也都不用助字,只在末后一个问句用一个“耶”字,表示这是当失望的时候用迟疑的口气说的。少用助字,也能使语意十分清楚,读起来使人感觉沉静,这是《世说》的特长。 与《世说》方向稍为不同的是《水经注》,《世说》不是没有词藻,而是词藻淡素,《水经注》则较为明秀。《世说》的故事性强,所形成的典故和成语已经为后世所普遍采用,脍炙人口,《水经注》则以描绘自然景物为专长,后人作游记一类的文章很能从其中得到启发。举例如下: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见曦(日)月,至于夏水襄(上)陵,沿溯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更)疾也。春冬之时,则素湍渌潭,回清倒影,绝巘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注意其词藻之丰富华美,造句之整齐精炼,这样的题材与这样的风格确是配合适当的。以前的古书中虽然也不是没有片段文章与此类似,但总还没有充分发展过。汉赋中描绘自然景物的也不少,但偏于用浓厚的渲染来表达,不像《水经注》手法之空灵轻秀。这对于后世写景抒情的文章起重大影响,唐宋古文中记序一类,尽管并不袭取其外表形式,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 到了六朝末期,特别在南方文坛上起了一种惹人厌薄的风气,无论什么文章都不免涂上一层艳丽的色采,三言两语总离不了风云月露和妇女容饰的描绘,当然在这时期中也有优秀的作品,不过一般的作品只有外表而无内容,到后来就连外表也不新鲜了。于是在北周有苏绰等人创导复古运动,企图把文体扭转到秦汉以上,在当时也是对骈文滥调必然的反感,但单纯的复古究竟是行不通的。只是昙花一现就偃旗息鼓了,以后的二百多年仍旧是骈文盛行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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