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急，我可以慢慢等

典典典妞

　　1992年早春的一个下午，陈忠实写完《白鹿原》的最后一个字。之后，他对妻子说：“我得给老何写封信，告诉他小说的事，我让他等得太久了。”
　　
　　陈忠实说的老何，叫何启治，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杂志常务副主编。两人交往已经有20年了。
　　
　　1973年隆冬，西安奇冷。一天，陈忠实到西安郊区区委开会。散会后，在街道的拐角，他被一个陌生人拦住。那人自我介绍说：“我叫何启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在西安组稿。我读过你刊发在《陕西文艺》上的短篇小说，觉得很有潜力，这个短篇完全可以进行再加工。所以，我想约你写一部长篇小说。”
　　
　　寒风中，陈忠实推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一脸惊讶而茫然。那时的他，还只是一个业余作者，没有任何名气，而且根本没有动过写长篇的念头。于是何启治耐心地鼓励他，激励他要树立信心。“你一定要写长篇，写出来一定要给我发。”临分手时，何启治言辞恳切地说：“别急，你慢慢写，我可以慢慢等!”
　　
　　自从这次“街头约稿”后，两人就一直联系，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1年后的1984年，陈忠实接待前来陕西组稿的何启治，两人闲聊时，何启治问他：“有长篇写作的考虑没有?”看到陈忠实面有难色，何启治轻松地说：“没关系，你什么时候打算写长篇，记住给我就是了。还是当年那句话，不急，我可以慢慢等!”
　　
　　再后来的一次两人聚面，又说到长篇小说写作的事。这一次，面对何启治的真诚，陈忠实告诉他，自己有写一本长篇小说的想法。初步计划在三年内完成，在此其间请老何不要催问。何启治用力地握着陈忠实的手，说：“你放心，我充分尊重你的创作，保证不给你带来任何压力和负担。”
　　
　　此后的几年里，何启治紧关口舌，守约如禁。每次，人民文学m版社的编辑到西安组稿，他都要委托这些编辑给陈忠实带去问候，但再三叮嘱，只是问个好，不要催稿。1991年的初春，何启治带领一班人马到西安与新老作家朋友聚会。见面时，他对陈忠实说：“我没有催稿的意思，你按你的计划写，写完给我打个招呼就行了。”
　　
　　在何启治“关心”不“催促”的无压力状态下，陈忠实的长篇小说创作十分顺畅，只用了8个月就完成了。其后，和何启治料想中的一样，《白鹿原》出版后，一时洛阳纸贵，风行全国，并在1997年12月，获得了第四届茅盾文学奖。
　　
　　多年以后，陈忠实在一篇回忆创作艰难历程的文章中这样写道：“老何随后来信了，可以想象出他的兴奋和喜悦，为此他等待了几近20年，这对于他来说太长了点。而对于我来说，起码没有使这位益友失望。”而作为组稿人、责任编辑和终审人，何启治在一次访谈中，谈到为什么对陈忠实履约践行充满信心时，他这样说：“事实证明，正是我和陈忠实始于1973年的真挚友谊，以及彼此的信任，使他在近二十年后必然会把惊世之作的《白鹿原》交到我的手里，并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当代》杂志。”
　　
　　君子之交淡如水，却历久弥坚，绵长不绝。从陈忠实和何启治的话语中，我们能够看出他们之间的信任。正是这份信任，让二十年的约请和履约的君子之谊，创造出了一部恢弘的文学巨作，同时，也成就了一段文坛佳话。
　　

典典典妞

　日子不是租来的
　　
　　朋友辗转租到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可那时怎样的房子啊！
　　
　　客厅卧室陈旧破败，厨房四面墙都是油漆，连灯泡也没能幸免地粘着厚厚的油腻，卫生间地板破裂，马桶污渍斑斑，水箱的拉绳只剩下短短一截。想起来，人还没有住进去，心已冷了一半。
　　
　　半个月后，我突然接到朋友的电话。他热情的说：“喂，来我家坐坐吧，就当暖房。”他的家？我一愣。原来他指的是他租住的房子。
　　
　　走进去，下一跳。墙壁雪白。地上铺上了整张的地板革，清晰淡雅。厨房换了灯具，安装了换气扇，放置了碗橱。朋友点火做饭，端出精致的四菜一汤。我们坐在明亮的客厅，吃着热菜热饭，竟也有了温馨的感觉。
　　
　　放置在走廊的冰箱上，贴着可爱的卡通图案；阳台上养着几盆漂亮的花儿。
　　
　　“我换了新马桶，旧的实在，不像样。厨房的墙，铲掉一层才彻底弄干净。”朋友边洗碗边向我汇报。
　　
　　“何必呢？房子不过是租来的。”我啃着苹果没心没肺的说着。
　　
　　“我知道。房子是租来的，可我过的日子不是租来的。”低头洗碗的朋友专注地说。

典典典妞

　　不必打开的画幅
　　
　　“唉，我来跟你说一个我的老师的故事。”他说。
　　
　　他是美术家，70岁了，他的老师想必更老吧？“你的老师”，我问，“他还活着吗？”
　　
　　“还活着吧，他的名字是庞薰琴，大概80多岁了，在北京。”
　　
　　“你是在杭州美专的时候跟他的吗？那是哪一年？”
　　
　　“不错，那是1936年。”
　　
　　我暗自心惊，刚好半个世纪呢！我不禁端坐以待。下面便是他牢记了50年而不能忘的故事：
　　
　　他是早期留法的，在巴黎，画些很东方情调的油画，画着画着，也画了9年了。有一天，有人介绍他认识当时一位非常出名的老评论家，于是相约到咖啡馆见面。年轻的庞先生当然很兴奋很紧张，兴匆匆地抱了大捆的画去赴约。和这样权威的评论家见面，如果作品一经品题，那真是身价百倍，就算被指拨一下，也会受教无穷。没想到人到了咖啡馆，彼此见过，庞先生正想打开画布，对方却一把按住，说：
　　
　　“不急，我先来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你几岁出国的？第二，你在巴黎几年了？”
　　
　　“我19岁出国，在巴黎待了9年。”
　　
　　“唔，如果这样，画就不必打开了，我也不必看了”，评论家的表情十分决绝而没有商量的余地。“你19岁出国，太年轻，那时候你还不懂什么叫中国。巴黎9年，也嫌太短，你也不知道什么叫西方──这样一来，你的画里还有什么可看的？哪里还需要打开？”
　　
　　年轻的画家当场震住，他原来总以为自己不外受到批评或得到肯定，但居然两者都不是，他的画居然是连看都不必看的画，连打开的动作都嫌多余。
　　
　　那以后，他认真地想到束装回国，以后他到杭州美专教书，后来还试着用铁线描法画苗人的生活，画得极好。
　　
　　听了这样的事我噤默不能赞一词，那名满巴黎的评论家真是个异人。他平日看了画，固有卓见，此番连不看画，也有当头棒喝的惊人之语。
　　
　　但我──这50年后来听故事的人──所急切的和他却有一点不同，他所说的重点在昧于东方、西方的无知无从，我所警憷深惕的却是由于无知无明而产生的情无所钟、心无所系、意气无所鼓荡的苍白凄惶。
　　
　　但是被这多芒角的故事擦伤，伤得最疼的一点却是：那些住在自己国土上的人就不背井离乡了吗？像塑胶花一样繁艳夸张，毫不惭愧地成为无所不在的装饰品，却从来不知在故土上扎根布须的人到底有多少呢？整个一卷生命都不值得打开一看的，难道仅仅只是50年前那流浪巴黎的年轻画家的个人情节吗？

典典典妞

　素不相识的朋友
　　
　　前方警灯闪烁，我把车开到路边停下，让出车道。
　　
　　待警车驶近，我发现它后面跟着一列长长的送葬车队。车队至少有半英里长，一眼望不到尾。
　　
　　我还是头一次看到这么多辆高级轿车。“逝者肯定家财万贯，或者地位极其显赫。”我心中暗想。
　　
　　此时烈日炎炎，没有空调的车里闷热难忍。
　　
　　我打开车门下了车，走到路边，发现一位年迈的老者也站在那里。他衣衫褴褛，手里拿着一顶脏兮兮的破帽子，当一辆接一辆的豪华车从我们面前经过时，他手持帽子放在胸前，笔直站好，纹丝不动。
　　
　　我看了看老人刚才推着的生锈的破旧购物推车，里面有一些罐装食品和几个玻璃瓶子。推车架子上放着几罐牛肉和豌豆罐头、一把锈迹斑斑的开瓶器，以及半块面包。他的一双棕色鞋子已经破烂不堪，甚至可以看到一只鞋子的后跟处，竟然有块硬纸板冒失地钻了出来。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您的名被尊为圣！”他恭敬地站在那儿，嘴里低声祈祷着。
　　
　　老人在酷夏的烈日下，足足站立了十分钟，直至车队全部驶过，他才重新戴上那顶肮脏破旧的帽子，推上购物推车，一脸悲凄地慢慢走远。
　　
　　当天晚上，我享用了香喷喷的牛肉和豌豆。当我把热气腾腾的晚餐从微波炉里端出来，浇上奶酪，撒上各种调味品时，我忽然想起了那位推着购物推车的老人。此刻或许他正躲在某个阴暗的角落里，吃着冰冷的罐头。我又想到了那位逝者，也许他一生都不曾亲手热过牛肉和豌豆罐头，甚至也不屑于吃这样寻常的食物。可是如果时空转换，当那位逝去的富人驾驶着他黑色的豪华车，从那位推着购物推车的老人身边经过时，我怀疑他是否会留意后者。
　　
　　我对人生感悟不多，不过至少有一点我很清楚：那天，在那个地方，我们三人同时出现，谁的境界更高，不言自明。我希望当我的那天到来时，前来送行的人中，也有那么一位心地善良、让人肃然起敬的高尚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