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的真正“克星”

有容乃大

黄维（1904.2.28～1989.3.20），号悟我，蒋介石为其改号培我。江西贵溪盛源乡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学生，淮海战役时任十二兵团司令。1948年12月15日，44岁的黄维在双堆集突围被俘，当了27年囚徒。1975年3月，作为最后一批战犯被特赦时，已满71岁。
　　1987年夏季，黄维随全国政协休假团到湖南衡阳休假，笔者与他相处半月之久，他破例敞开心扉，与笔者畅谈许多鲜为人知的心里话。一年半后，赴台湾前夕，不幸心脏病突发，驾鹤西去。他的谈话，可视为暮年心迹的真实表露，故记述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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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憾别忠烈祠
　　全国政协休假团的最后一个节目是瞻仰忠烈祠。
　　黄维曾跟我多次重申，说国民党不抗日，是不符合事实的，南岳就有几十座国民党将士墓，他的前任、五十四军军长陈石经就葬在南岳。我向他打听这位陌生先烈的生平，他说：“陈石经又叫陈烈（1902～1940），广西柳城人，比我大两岁，黄埔军校一期的同学，八一三淞沪会战时任十四师师长。当时，日本广播称‘中国军队战斗力强者，十四师也！’1939年9月，在长沙第一次会战中，他任五十四军军长，击溃土肥原师团，连冈村宁次都讲，‘五十四军是一支不可轻战的顽敌’。后来在滇缅前线，因为拔牙，患了败血症，38岁英年早逝。哎，于是我接任他的五十四军军长。他的墓就在南岳。”
　　7月27日，磨镜台晨光熹微，五号楼与我下榻的四号楼之间的水泥马路上，停着几辆崭新的旅游中巴车。早饭后，磨镜台宾馆的张万惠急匆匆来到我的房间：“金老师，南岳管理局请全国政协委员参观忠烈祠，车子都准备好了，可黄维老先生不想去，这怎么办？你跟他比较熟，能不能请你劝劝黄老？”
　　“好，我去试试吧！”
　　我匆匆来到黄维房间，开门见山说：“今天参观忠烈祠，黄老应该去看看！”
　　“为什么？有什么好看的？”显然，黄维对忠烈祠不甚了了。我不由得当上了义务讲解员，讲解了忠烈祠的由来，特别提到“忠烈祠”三个大字，是蒋中正的亲笔题词。
　　“文化大革命中没遭破坏？”黄维关切地问。
　　“听说是附近一户山民搬回去，做猪栏用，‘文革’后被南岳管理局基建科收藏，1982年重新悬挂在礼堂大门上，这是众多题刻中的唯一一件原物，真不啻鲁殿灵光，硕果仅存啊！就凭这块木匾，黄老也应去看看啊，听说陈石经的墓庐，也在附近。”
　　“好，我去看看他！”黄维站起身，开始换衣穿鞋，“我只是腿脚不大方便。”
　　我们乘车从磨镜台向北经半山亭玄都观，黄维对玄都观那副石刻楹联反复念叨：
　　遵道而行，但到半途须努力
　　会心不远，欲登绝顶莫辞劳
　　汽车左拐右转，突然，一座气势恢宏、依山矗立的巨型建筑群出现在眼前，别具一格的炮塔一个花岗石雕成的大炸弹直指苍天，周围是四个稍小的炸弹，象征五族共和，抗战必胜。
　　黄维第一个下车。他脚蹬旅游鞋，头戴轻便巴拿马草帽，手拄拐杖，见到“游人到此脱帽致敬”的石刻后，连忙取下草帽，深深一鞠躬。那276级台阶，他无法攀缘，便又坐进车里，绕道登上最高处的大礼堂。
　　在大坪里，黄维久久仰望着蒋中正题写的“忠烈祠”木匾，走进大殿，浏览碑刻与神牌，默默致哀。这里，有许多曾与他浴血奋战的兄弟的灵牌，幸存者自是感慨唏嘘。
　　一张大桌上已摆上文房四宝，黄维沉思片刻，郑重严肃地握笔蘸墨，竖写：
　　忠烈祠烈士千古
　　忠烈报国碧血丹心垂宇宙
　　救亡图存成仁取义照明月
　　幸存者黄维鞠躬
　　一九八七年时年八十有四
　　提毕，黄维向管理局的同志打听陈石经埋在何处，他一定要去祭奠。
　　我知道陈烈（即陈石经）墓在络丝潭边的华严湖畔。1939年初，国共合作的象征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就办在附近，而陈烈任游干班的政治部主任。他酷爱南岳，临终遗嘱，死后不回老家广西柳城县，而是要葬在南岳络丝潭。当时，按这位抗日虎将的遗愿举行了隆重的葬礼。陈烈墓占地2400平方米。
　　张万惠经理悄悄把我拉出门外，为难地说：“金老师，你看怎么办？陈烈墓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全毁了，至今还未重建，黄老知道了一定很痛心的。”
　　我一时哑然。张经理对黄维说：“黄老，你腿脚不便，陈烈墓在山里，你今天就不去了吧！”黄维无奈，只是摇头。其实，络丝潭离忠烈祠只有四华里，但却成了黄维终身的遗憾。到南岳，是他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而今，名山长存，斯人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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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维的难弟文强
　　全国政协休假团，与黄维同行的还有一位风云人物军统特务头子文强（1907～2001）。
　　相比之下，文强显得格外活跃，他中等个儿，稍微秃顶，神采奕奕，健步如飞，看样子只有七十岁，见了人，不管认识不认识，都主动微笑打招呼。他有一位六七十岁的夫人，戴眼镜，知识分子模样，不跟旁人讲话，倒是跟文强争争吵吵。
　　这位慈祥的小老头，竟是臭名昭著的军统局长戴笠的左右手，徐州“剿总”中将代参谋长，还曾经担任过令人毛骨悚然的中美合作所特种训练班副主任。
　　文强是个传奇人物，他出生在长沙望城县世代为官的豪门，是文天祥的23代后裔，也是毛泽东的表弟。1924年，他与聂荣臻、林彪一同考进黄埔军校第四期，由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共，又由邵力子介绍加入国民党，曾参加北伐战事、南昌起义，由连长当到师长，也曾任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兼军委代理书记；脱党后，路遇程潜，加入国民党军统，成为戴笠手下干将。
　　他的命运与黄维有许多相似之处同是国民党中将，同年同月在淮海战役中被俘，一关就是27年，又一同于1975年3月17日，作为最后一批战犯获特赦。黄维从44岁关到71岁，文强从42岁关到69岁，然后同时成为全国政协委员，黄维比他高一级，是常委。
　　性格决定命运。如今，84岁的黄维，仍然是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气概，而文强却成了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好人。
　　文强跟我谈起黄维最不想见的两个人：一个是国民党国防部中将作战厅长，也是中共特工的郭汝瑰，另一个便是黄维的部下八十五军一一零师师长廖运周。
　　蒋介石对郭汝瑰言听计从，他亲自设计了淮海战役的作战计划，使蒋介石改变徐州“剿总”固守蚌埠的作战方案，把黄维引进了包围圈。每次作战计划，蒋介石尚未见到，已飞到毛泽东的办公桌上，共产党捷足先登。所以，黄维把失败的根子，第一归罪于杜聿明，第二归罪郭汝瑰。
　　1981年，杜聿明病逝前，抓住前去看他的郭汝瑰的手说：“我最后再向你一次，你当时是不是共产党？”郭汝瑰说：“光亭啊（杜聿明号），我们是属于政见不同，‘守江必守淮’！”孙元良说：“消灭黄伯韬兵团的是国防部，不是陈毅！”国防部，指的就是作战厅中将厅长郭汝瑰。
　　而廖运周（1903-1996）跟郭汝瑰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黄埔五期生，又都在1928年秘密加入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卧底二十载。郭汝瑰深得蒋介石信赖，廖运周则在黄维被困双堆集时献计献策，让黄维改四个师齐头并进为三个师梯次行动，他的一一零师自告奋勇打先锋，黄维连连称赞他：“好同学，好同志，你要什么我给什么，坦克、榴弹炮随你要。”还让兵团副参谋长韦镇福通知空军，调飞机配合廖运周作战。
　　结果，廖运周率两个团从双堆集出发，向解放军指定的大吴庄前进，两个小时后，顺利通过中野六纵阵地，起义圆满成功。解放军下令将廖运周阵前起义保密三天，为渊驱鱼的黄维却一直蒙在鼓里。
　　几十年过去了，黄维依然难解心结。不是冤家不聚头，特赦后，当了全国政协委员的黄维，跟上述二位总有谋面的场合。一见他们，黄维便恨从心底起，梗着脖子，怒目而视；而对方却以胜利者的微笑，把头一偏，从他身旁走过。
　　黄维有一次在酒会上跟廖运周碰面，当时廖是民革中央监察委员，黄维一见他，便鼓起眼睛，咬紧牙根，嗤之以鼻，他的部下杨伯涛也大骂廖运周。在场的文强赶紧出面当和事佬。黄维忿忿地说：“这个廖运周，把我的部队都送掉了，没他，我还不一定败呢！”文强劝说道：“不要到这个时候还骂人家，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恩恩怨怨不要总记在心里，付之一笑就对了么！”黄维仍耿耿于怀，不屑地说：“你付之一笑，我笑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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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战犯所的“冥顽不化”
　　后来，黄维又谈到在战犯所的故事。黄维原名“悟我”，后改为“培我”。可就为“悟我”“培我”之名，在战犯管教所里，他曾跟学习小组长打过一架。
　　在战犯所，他对学习小组长邱行湘没有好感，认为这个原陈诚的卫士长“一点气节都没有”。可邱行湘不服气，反唇相讥，在会上揭发道：“黄维本来字‘悟我’，一次蒋介石给黄维一张自己的照片，在背后题字落款错写成‘培我弟惠存’，黄维就此改称‘培我’。嘿，连自己祖上起的名字都可以随便改的人，有什么资格谈气节。”黄维顿时火冒三丈，跟邱行湘扭打起来，这也成了战犯所的一段“名人轶事”。
　　改名一事，事出有因。淞炉会战后的1938年，黄维被蒋介石任命为十八军军长，矢志杀身以报。在从皖南转战江西途中，蒋介石召见黄维，并赠他一张戎装照，照片背面写着：
　　培我将军惠存 蒋中正
　　从此以后，黄维改为“培我”。
　　在抚顺和功德林战犯所里时，黄维是“冥顽不化”的典型。每每在学习会上，他不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就是“大放厥词”，并时时维护蒋介石的声誉。他把于谦的《石灰吟》和文天祥的《正气歌》抄录在本子上，随身携带，立志“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并像文天祥坐牢时那样：“彼气有七，吾气有一，以一敌七，吾何患焉？况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气也！”他当年的顶头上司杜聿明，在狱中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写了一万多字的笔记，还要求寄给蒋介石看。而黄维却不屑一顾，拒绝了任何悔过书，昂起脖子说：“我无罪可悔！”于是杜聿明于1959年第一批获特赦，黄维却多关了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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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海战役黄维的伤疤
　　1948年12月15日，44岁的黄维在淮海战役的双堆集突围战中被俘，当了27年囚徒。这场战役可谓黄维心中永远的伤疤。
　　有一次在磨镜台，我和宾馆副经理彭爱菊曾专门请他谈淮海战役，他至今仍称之为“徐蚌会战”。他显然不想多说，于是轻描淡写：“胜败乃兵家常事，徐蚌会战，败就败在杜聿明指挥失误。”听说有一次黄维对采访者吼道：“咱们各退二十里，再打一次！”可见他是不认输的。
　　另一晚，黄维的兴致挺高，敞开心扉，无所不谈。我很想再让他谈谈淮海战役及在战犯所的种种，于是小心翼翼地问：“前段时间我翻阅香港报人唐人写的《金陵春梦》第八册，写到1949年11月，在安徽宿县双堆集，你和你的副司令胡琏、吴绍周突围的情况……”我故意省略他和吴绍周被俘的话题。
　　谁知，黄维像被电击一般，倏地一下从椅上站起，怒不可遏地说：“胡说八道，我要控告他！”
　　淮海战役是黄维永远的痛，我无意中刺痛了他那根敏感的神经，一时气氛很尴尬。稍停片刻，我多次安抚，并言明唐人已于1981年底在北京病逝了，他才稍稍平息下来。
　　他仍是那句老话：“胜败乃兵家常事，徐蚌会战，败在杜聿明指挥失误！”
　　三十八年弹指一挥间，即使到了1987年，黄维心中的块垒依然耿耿。这些已去九泉的老人，对于那些历史旧账，是是非非，是纠缠不休，还是握手言和？我们无从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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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将功成万骨枯
　　黄维的成名之战，是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时的罗店之战。谈到罗店之战，黄维既兴奋又沉重。这场战役，应了一句古话：一将功成万骨枯。
　　“我当时担任十八军六十七师师长，在罗店死守一周，打到最后，手下三个团长，一个战死，两个重伤。师部除了一个电报员，连文书、炊事员都拿枪上阵去了。战后整编，活着的连一个团都凑不上，非常惨烈！”
　　1979年12月，全国政协组团赴上海，没有安排自由活动时间，可身为政协委员的黄维坚持要去“八一三”淞沪抗日旧址凭吊，他公开说：“‘八一三’淞沪之战，曾震动国内外，我在那里负伤流血，我的兄弟死了数千人。我不赞成抗战是共产党一家领导取得胜利的说法，特别是抗战之初。”
　　在南岳磨镜台，他与我熟识后，曾说过一句话：“共产党抗日，从三万人抗到一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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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德怀真正的强敌
　　黄维从黄埔一期毕业后，跟随蒋介石东征北伐，屡建功勋。他20岁当团长，24岁当旅长，34岁当军长，44岁当十二兵团司令，在他戎马倥偬的一生中，自有辉煌的一页。
　　我首先与他谈起1932年1月，驰援赣州时，与彭德怀交战的往事。对于攻打赣州，彭德怀至死也没弄明白，让他头破血流的不是马昆，而是真正的“克星”黄维。
　　“文革”时期，彭德怀身陷囹圄，他写的交代材料，去世后被整理成《彭德怀自述》一书。书中写道：赣州城“久攻不克，（敌）援军既到，又未迅速撤回，屯兵城下，相持日久，兵力疲劳，致遭敌袭。此事直到1965年看到政协出版的文史资料，登载当时守赣州的旅长马昆写的一篇守赣州经过，才知当时马旅是八千人，地方团队经过改编整训一万人，共一万八千人。我三军团兵力才一万四千人，敌以优势兵力，据坚防御，当然不易攻克。敌情没有弄清楚，就贸然攻坚，这也是一次严重的错误。”史料上很少看到彭德怀承认犯了“严重错误”，可见在他戎马一生中，此战教训是何其沉痛。
　　当我向黄维提起这段往事时，他先对马昆的回忆文字表示不屑：“马昆瞎吹，我已在文史资料上给予补正。”（笔者查，为《文史资料选辑》第九十一辑，黄维《对〈蒋军赣州守城战役亲历记〉的补正》）。
　　“那么，请您谈谈真实情况好吗？”
　　一提起赣州之役，黄维顿时目光炯炯：“红军围攻赣州时，十八军兼程驰援赣州。我是十八军十一师三十二旅旅长，在沙地驱逐红军的游击队后，直抵赣州北门，架成浮桥，在黄昏后率部三个团入城，立即接替北门、西门、南门的城防守备。当夜，红军在东门爆破城墙，部分突入城内，经马昆旅反击，被打出去。又经四五天，工兵营坑道挖成后，师长罗卓英命令总攻，三十二旅于夜半后，由坑道潜出城外，六十五团围困红军一个师，从师长侯忠英以下全部俘获。彭德怀只知马昆……嗯，都过去五十多年了。”
　　“黄老当时多大年纪？”
　　“刚满二十八岁！”他颇为得意地说。
　　“彭德怀比您大六岁，陈诚也比您大六岁。”
　　“对的！”黄维附和道，提起陈诚（1898～1965），他肃然起敬。如果说，蒋介石对他有知遇之恩，陈诚则是“恩重如山”。
　　陈诚一直是黄维的顶头上司。黄维30岁接任陈诚的十一师师长；34岁时接任陈诚的十八军军长；陈诚任国防部长，黄维为后勤部副总司令，人们称他是“陈诚的影子”。
　　无奈，成亦萧何，败也萧何，造化弄人。
　　淮海战役时，黄维任新制军官学校校长兼陆军训练处处长。而时任国防部长的何应钦，对黄维的评价是：“书生不宜典兵。”他想要让自己的亲信出任十二兵团司令，从而削弱陈诚的势力。蒋介石左右为难，遂让林蔚去上海，征求在那儿养病的陈诚的意见。陈诚在他的两名爱将黄维和胡琏中，选择了黄维出任十二兵团司令，而胡琏（1907～1977）成了他的副手。
　　具有戏剧性的是，在双堆集被围时，被毛泽东称作“狡如狐，猛如虎”的胡琏，把最新式的坦克让给黄维，自己坐上旧坦克，成功逃脱，而黄维坐的新坦克，走了十四里，离友军仅剩四华里时，抛锚了，成了解放军的“瓮中之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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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美龄与磨镜台
　　五岳独秀的南岳衡山，雄峙于河中大地，而海拔六百多米的磨镜台，群山环抱，绿荫如盖。夏日，长沙气温达四十摄氏度以上，磨镜台却温暖如春，只有二十度左右，是避暑消夏的胜地。蒋介石宋美龄曾五到磨镜台。
　　1987年7月末，全国政协休假团一行30余人，下榻于南岳磨镜台宾馆新建的五号楼。
　　众多委员中，有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他就是毛泽东在《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中多次提到的国民党十二兵团司令黄维。
　　每当旭日东升或夕阳西沉，在晨钟暮鼓中，人们总能看到一位精神矍铄，鹤发童颜的老者，身着浅灰色派力司上衣，脚踏圆口布鞋，手拄拐杖，在山阴道中漫步，累了就双手扶着拐杖，昂然屹立，神态矜持。陪他漫步的是一位六旬妇人，讲一口苏北话，后来才知，她是黄维的第三任夫人史大姐。
　　磨镜台来了个大人物，媒体当然趋之若鹜，无奈都碰了一鼻子灰：“老头子挺顽固，无可奉告！”当时正好在此主持笔会的我对此颇为好奇，很想探索这位“南岳怪客”心灵深处的奥秘，并相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于是我寻找机会，跟苏北老乡史大姐套近乎。我们攀谈时，黄维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跟史大姐熟识后，我便常常伴老两口饭后散步。一天傍晚，我们走到五号楼下边一块巨石旁边，黄维用拐杖指着巨石上磨盘大的石刻上，涂了红漆的“祖源”二字，打听它的由来。
　　我说，南宋七祖怀让和尚常在这儿用砖头磨石头，从而感悟了对面小山上不同宗派的和尚马道一，归顺南宗怀让。“1943年2月18日，蒋夫人宋美龄在美国国会演讲时，就是以磨镜台的传说结束的。”
　　黄维很感兴趣，因为宋美龄是他十分尊重的校长夫人，“蒋夫人也来过南岳？”
　　“来过多次，第一次是1932年11月2日，蒋介石伉俪在陈诚、何键陪同下，在一号楼住了四天。抗战期间也来过好几次。”
　　“我知道，蒋夫人的演说轰动海内外，但不知她还谈到磨镜台。”黄维饶有兴趣。
　　那是1943年12月，为了争取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和援助，受蒋介石之托，出访北美，宣传中国抗日的宋美龄，出席了美国国会为她举办的专题演讲，发表了《战争与和平》的即席演说，最后，以磨镜台的传说结束了演讲：“这个故事发生在我国衡山地区，叫磨镜台的传说。一千余年前，衡山地区有一座古庙（即福严寺），庙中一位住持（即七祖怀让和尚），天天在石头上磨一块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天，一个小和尚（指马道一，与怀让不同宗派）问他：‘住持师父，以砖磨石，究何为乎？’住持答道：‘余欲磨砖成镜。’小和尚说：‘住持师父，磨砖成镜，不可能也。’住持说：‘这与你整日念阿弥陀佛以求福祉是同样不可能的。’这个故事讲完了，我是说，我今日对贵参议院诸位参议员，以及旁听席上的诸位女士与先生，愿更进一言：吾人之诸领袖，倘无吾人全体积极协助，不能实现此种共同理想。此磨镜台故事之教训，乃诸君与余深切领会者也！……我们不但要有理想，而且应以实际行动实现此种理想！”参议员们都为宋美龄的真诚所感动，全体起立，掌声雷动，磨镜台的古老传说，也随着宋美龄的演讲而蜚声海内外。
　　黄维微微点头，似有所悟。磨镜台的故事似乎叩开了黄维的心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