弑兄屠弟狠绝惩贪：为何雍正一朝无官不清

有容乃大

　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却出现在了最繁荣的康乾盛世，这就是雍正的“杰作”。面对非议、怀疑、隐患的时候，雍正总是以超出常人想象的力度迎刃而上，一扫康熙皇帝时的“宽仁”政策，大刀阔斧地实行“严猛”政策。

　　谋权之策：冷眼旁观，韬光养晦

　　“蚌鹤相争，渔翁得利”的成语告诫世人，在激烈的斗争过程中，夺得胜利果实的往往不是那些斗得你死我活的人，而是那些站在旁边冷眼相看的人。

　　雍正是一个很会当渔翁的人，他的帝位就是通过冷眼相看、及时出击的手段夺取的。

　　康熙十七年十月三十日，康熙的第四子爱觉新罗·胤禛出生，他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在康熙三十五个儿子中，胤禛排行第四，所以又叫皇四子。

　　因为子女众多，三十五个儿子中受册封的儿子就达二十人，所以，争夺皇位的斗争十分激烈。

　　皇位之争起源于康熙废掉太子允礽。为什么要废掉太子允礽？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康熙十三年，皇二子允礽出生。皇后赫舍里氏在生育允礽时难产死亡，康熙十分伤心，所以对失去母亲的允礽格外钟爱，第二年就册立他为皇太子。这一年康熙二十二岁，皇太子才两岁。

　　为了培养好皇太子允礽，康熙对他的教育竭尽了心力，生活上也特别关爱。康熙十七年(1678年)，允礽出痘，此时正是平定三藩之乱的紧要时刻，但康熙为了护理太子，亲自守在床前，竟连续十二天没有批阅奏章。

　　皇上如此关爱太子，大臣们就更加看好太子的前途，随着太子年龄的增长，朝廷中逐渐形成了“太子党”，对此，康熙很警觉。允礽生母的叔父索额图结党营私，趋奉皇太子，议论国政，密谋大事。康熙曾警告索额图说：“你们背后谋划的事，你们的所作所为，你们背后说的怨恨之言，都不能摆在桌面儿上说，你心里很清楚。”

　　面对“太子党”越来越强大的势力，康熙深感自己的皇位和生命受到威胁，他曾私下对人说：“我说不定哪天就被群人鸩杀，或者被谋害，真是日夜警惕，心神不宁。”

　　经过反复考虑，一向宽仁的康熙觉得不能再让“太子党”为所欲为了，下令将索额图处死，目的是警告“太子党”的人。处死索额图之后，康熙警告皇太子说：“从前索额图帮着你谋划的那些事情，我知道得清清楚楚，所以将索额图处死。”康熙的意思是要太子收敛起来，没想到皇太子不但不收敛，反而更加乖张。

　　康熙大怒，宣布废除皇太子。宣诏的时候，他一边宣读一边哭泣，宣完之后痛得倒在地上，六天六夜都涕泣不止。

　　康熙废皇太子引出一个更为严重的后果是：抱有野心的皇子们，结党钻营，谋贪大位。于是在“太子党”之外，又形成皇八子集团。

　　从此，皇太子集团与皇八子集团之间开始了争斗。康熙看到废除皇太子后，诸子争夺储位斗争愈演愈烈，于是复立允礽为皇太子。诸皇子都明白：既然皇太子第一次能被废掉，也可能第二次被废掉。于是，皇太子集团与皇八子集团之间的斗争更加激化。康熙五十一年，康熙决定再废皇太子，并对其党羽恨之入骨，严厉惩罚，如将尚书齐世武用铁钉钉住他的五脏六腑，将他挂在墙上折磨死；将死于狱中的步军统领托合齐锉尸焚烧。

　　胤禛就在两个集团斗争的过程中浮出水面，他不动声色地在皇太子集团和皇八子集团之间建立起了皇四子集团。

　　皇四子集团包括胤禛的十三弟允祥、十七弟允礼，以及隆科多、年羹尧等。胤禛颇有心计，他对皇太子的废立，窥测风向，暗藏心机，细心观察，不露声色；他对皇八子的允禩集团，既不附从，也不作对。与皇太子与皇八子相反的是，胤禛虔心佛法，广结善缘，巧妙地将自己隐蔽起来。他要等皇太子党和皇八子党争得鱼死网破的时候，坐收渔人之利。

　　胤禛的心腹戴铎知道他的心思是谋取皇位，为此，向他提出一个策略，他对胤禛说：“对皇父一定要诚孝，并适当展露才华。你不露才华，皇上瞧不上你；过于显露自己的才华，同样会引起皇上疑忌；对兄弟要大度，和睦相待；对大臣要平和忍让，使有才能的人不忌恨你。”

　　胤禛经过考虑，决定采纳他的意见，他按照戴铎的策略，一步一步前进。

　　胤禛的第一招是“诚孝”皇父。康熙帝第一次废太子后，大病一场。胤禛入内，奏请选择太医及皇子中稍知药性者允祉、允祺、允禩和自己检视方药，服侍皇父吃药治疗。康熙帝服药后，病体逐渐痊愈。于是，康熙帝命内侍梁九功等传谕：“当初拘禁允礽时，并没有一个人替他说话，只有四阿哥深知大义，多次在我面前为允礽保奏，像这样的心地和行事，才是能做大事的人。”

　　第二招是“友爱”兄弟。胤禛在继位之前，处理兄弟关系的主要原则是“不结党”“不结怨”。诸兄弟之间，结党必结怨。胤禛没有参加皇太子党，也没有参加皇八子党。他表现出既诚孝皇父，也友爱兄弟的态度，使他躲避开皇父与兄弟两方面的攻击，安然无恙。

　　第三招是礼待大臣。胤禛在继位之前，对待大臣很讲究礼节，不管是其官位大小，都谦虚谨慎，见了面也不谈国事，一味地打哈哈；或者只跟大臣们谈佛法，让大臣们觉得自己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人，是一个只知道和稀泥的人。

　　第四招是克服自己性格上的缺陷。胤禛的性格，有两个特点：一是喜怒不定，二是遇事急躁。康熙就此曾经批评过他并要他改过，胤禛心里很警醒，马上认真按父皇的意思办。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胤禛央求皇父说：“现在我已经三十多岁了，请您开恩将谕旨内‘喜怒不定’四字，不要记载了吧。”康熙帝同意，特地下谕：“此语不必记载！”

　　胤禛就是通过这种貌似谦恭，实则暗藏心机的非常规手段，在储位之争中脱颖而出，最终得到了康熙的信任与喜爱。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病重。《清圣祖仁皇帝实录》记载：召皇三子诚亲王允祉、皇七子淳郡王允祐、皇八子贝勒允禩、皇九子贝子允禟、皇十子敦郡王允、皇十二子贝子允祹、皇十三子允祥、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谕曰：“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

　　康熙帝驾崩后，皇四子胤禛登极，是为雍正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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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官不清 "
今朝可否做到？

有容乃大

雍正皇帝不是开国皇帝，在位时间也不长，只有短短十三年，但他却是中国历史上以“严猛治国”而著称。对于为什么要实行严猛政策，雍正有他自己的理由。在一次批奏折时，他写道：“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合。”虽然他也讲了“宽”，但归根结底是要“严”。他认为只有用严猛的非常规手段才能消除康熙实行宽仁政策时留下的后遗症，才能保证君权至上，才能让大清江山坚如磐石。

　　雍正皇帝的做法也与其性格和经历有关，虽然不是开国皇帝，但却是从众多的兄弟中通过争斗而夺取皇位的，这也完全可以称得上是经过了一场血淋淋的厮杀。当上皇帝之后，兄弟中当然有人不服，这就逼迫他一上台就必须拿兄弟开刀，而大义灭亲只能遭致更大的对抗，于是，他只有继续将他们一个个杀下去。他因此背上了“生性好杀、弑兄屠弟”的历史罪名，这显然使他的性格产生了异化的倾向，有所变态。既然亲兄弟都可以一个个杀掉，那么，雍正皇帝还有什么不敢做？还会给别人留有什么余地？

　　雍正皇帝在谋权与固权的时候最明显的性格特征就是做事很绝，要干就干到底，不给别人留下余地。这在治国管人的策略中按说是一种大忌。但雍正是权力至高无上的皇帝，所以，只要他能狠得下心，也就没什么可不可以。他弑兄屠弟、杀功臣、治贪官手段之凶狠，就是性格特征的体现，一般人做不出来。

　　值得说明的是，雍正皇帝的凶狠只针对那些对他皇权有所威胁的人，还有就是贪官，但不具体针对老百姓，其目的是为了增强国力，整顿吏治。后世评论“雍正一朝无官不清”，可见当时官风的清廉，这也只有雍正这种做事做绝不留后路的人才能做得到的。

有容乃大

由上可知，雍正帝留给清代的一份重要历史文化遗产，就是建立秘密立储制度。清朝皇帝的继承人问题，康熙帝以前没有制度化。清太祖死后，因皇位继承演出大妃生殉的悲剧，害得多尔衮从小失去母亲；清太宗死后，尚未入殓，几乎演出兵戎相见的惨剧；清世祖死后，仓促让一位八岁的康熙继位，大清出现一位英明的君主实属幸运；康熙帝死前储位未定，演出了雍正兄弟骨肉相残的闹剧。大清皇朝是家天下，用什么办法在家族内确立接班人，是清朝建立一百多年所没有解决的问题。用嫡长制？虽可以避免兄弟之争，但不能保证选择最优秀的人来继位。用太子制？康熙帝失败的教训，雍正帝已经亲历切肤之痛。怎么办？雍正帝想出一个保证大清江山传祚百年的办法，既预立皇位继承人，又不公开宣布。这就是秘密立储。即将传位诏书置密封锦匣中预先收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这一举措是清廷建储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

　　可以说，雍正帝秘密立储制度有很重要的意义，它既有利于在皇子中选优，又可以避免皇子们争夺储位，保证了皇位继承的平稳过渡。

有容乃大

固权之策：煞费苦心，秘密立储

　　当一种制度的存在总是产生不好结果的时候，说明其本身存在着缺陷，需要对其进行改进或者变革。

　　雍正目睹了兄弟相残、谋夺皇位的局面，晚年时，他一直想解决“立储”这一棘手的问题，经过反复思考，他发明了“秘密立储”，很好地解决了皇位传承的问题。

　　1735年，雍正帝暴卒，史书上记载的死因很多，各不相同，最为人所相信的是被宫女刺杀身亡。《清宫十三朝》《清宫遗闻》中记载，宫女吕四娘是吕留良之女，也有说是吕留良之孙女的。总之，雍正帝属于暴卒，而且死因至今是个谜。

　　皇上猝死，继位的问题马上摆在面前，如果像康熙一样，那么子嗣争位的情况又要发生，但是，雍正帝很好地处理了这个问题，用一种新的传位方法使大清的江山得以顺利传承下去。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方法呢，让我们先看看雍正帝暴死，乾隆继位的过程。

　　雍正帝在圆明园暴卒后，当晚，朝廷重臣张廷玉与鄂尔泰就知道了，见雍正帝已死，张廷玉马上召集所有重臣，商量解决继位的问题。

　　经商议，大家赞同先拆遗诏，然后再做打算。

　　待一切议定，天边已露出了鱼肚白。张廷玉与几个王公贵胄乘马从圆明园赶回紫禁城，来到军机处和上书房，吩咐守门太监传令让所有官员一概待在自己的府中，今天不早朝。

　　安排好大臣后，张廷玉派人叫来雍正的三个皇子——弘历、弘昼与一个不满三岁的小皇子。等人来齐后，众人一起来到乾清宫，由乾清门正门沿着甬道向北，远远见丹陛上下灯火辉煌，八名乾清宫带刀侍卫站在丹墀上。殿内各按方位点燃着六十四根大红烛，十二名太监垂手恭侍在金碧交辉的须弥座前。张廷玉与鄂尔泰带着王爷们站在乾清宫丹墀下一字排开，对着大殿行了三跪九叩大礼。

　　礼毕，张廷玉站起来从容说道：“奉先帝雍正皇上遗命，着内阁总理大臣领侍卫内大臣上书房行走大臣张廷玉、鄂尔泰会同乾清宫侍卫拆封传位遗诏，钦此！”

　　传位遗诏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面存放。张廷玉率众入殿后马上去“搭梯子”取诏书。当时安置遗诏时设计好了三个高大无比的木柜，柜子呈梯形一层层高上去，刚好可抵“正大光明”匾额。

　　张廷玉、鄂尔泰拾级而上来到殿顶，在“正大光明”匾下用铁箍固定着一只紫檀木箱，太监取出钥匙，打开了，取出沉甸甸亮闪闪围棋盒子般大的小金匾，郑重交与张廷玉。张廷玉与鄂尔泰两人从腰里各取出一把金钥匙——那金匾正面有两个匙孔，两把钥匙同时轻轻一旋，机簧“咔”的一声，金匮大开，里边黄绫封面、金线镶边平放着那份诏书。张廷玉小心地双手取出捧在掌上，对鄂尔泰轻声道：“这是满汉合壁国书，请鄂公先宣国语(清朝以满语为国语)，我宣汉语。”转脸对几个王爷道：“现在宣读先大行皇帝遗诏，诸臣工跪听！”

　　鄂尔泰用满语读完后，张廷玉又接过诏书朗读道：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皇四子弘历龙日天表、资品贵重堪为人君。即由弘历嗣承帝位，以继大清丕绪。钦此！雍正元年八月中浣御书。”

　　弘历低头长叩不起，弘历就是乾隆皇帝。清朝的江山在乾隆手里进入到鼎盛时期，国运昌盛，是世界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史称“康乾盛世”。

有容乃大

清风明月案。

　　徐骏是雍正初年任过刑部尚书的徐乾学的儿子，江苏昆山人，康熙末年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此人自幼佻达、狂躁，业师周云陔督责严厉，竟被他毒死，因而得“药师佛”之号。他做官后本性不改，到处结怨，因作诗有句“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被怨家指控为思念明朝，毁谤雍正帝本人。执法官按照“大不敬”律将徐骏处斩，诗稿焚毁。时为雍正八年(1730年)。其实，徐骏并无反清思明的意念，“清风”“明月”不过是套用诗家陈词而已。

　　邹汝鲁《河清颂》事件。

　　雍正四年(1726年)十二月，河道总督齐苏勒、漕运总督张大有及河南、山东、陕西、山西等省巡抚相继奏报黄河水清。因为民间向来传说黄河水清是圣人出世、圣人在位的瑞兆，雍正帝听到奏报后喜不自胜，给知县、参将、主事以上的文武官员每人秩加一级。太常寺卿邹汝鲁想乘机表忠心扬名声，便效法刘宋时的鲍照作了一篇《河清颂》献上去。内有“旧染维新，风移俗易”这句，原不过是套语，意思是说皇帝实施新政，天下风俗都变好了，所以有河清之瑞。没想到雍正帝阅罢大怒，说他自即位以来，事事效法皇考，恪守旧章，没有做丝毫改弦更张之事，责问邹汝鲁所谓“旧染维新，风移俗易”，“所移者何风？所易者何俗？旧染者何事？维新者何政？”

　　邹汝鲁当然答不上来，于是革职，发往湖北荆州沿江堤岸工程处效力。邹汝鲁一心阿谀奉承，没有注意回避雍正帝的大忌，即“不孝”之名。因民间都说雍正帝是用不正当的手段袭位，甚至说他毒死圣祖，雍正帝为了洗刷恶名，用尽百计千方还觉得没有洗刷干净。邹汝鲁鬼迷心窍，又揭雍正的痛处，真是活该倒霉。

　　雍正一朝，文字狱使文人明白了一件事：莫谈国事，莫写文章。

有容乃大

固权之策：钳制思想，大兴文字狱

　　思想往往先于行动。一个国家出现动乱之前，首先是在思想界出现动乱的端倪。所以，英明的政治家都十分关注思潮，对不利于统治的思潮加以钳制。

　　清朝中期，满汉对立、反清复明的思想仍十分严重，清朝的许多皇帝都搞过文字狱，其中，雍正玩得最厉害，手段也大不一样。但不管其手段如何，其目的就是要钳制思想，巩固大清帝国的统治。

　　雍正搞的文字狱案件中，规模最大的是曾静、吕留良之狱。

　　这场大狱的开端是从曾静投策反书开始的。

　　雍正六年九月二十六日傍午，在陕西西安的一条大街上，川陕总督岳钟琪正乘轿回府，突然有个男子拦轿投书。岳钟琪在轿中接过书函，见封面所写收件人名号是“天吏元帅”，不由十分诧异，当即把投书人带进府中交巡捕看守，自己连忙拆读书函。原来“天吏元帅”是写信人对岳钟琪的敬称，写信人自称“南海无主游民夏靓遣徒张倬上书”。信中对雍正帝极尽指斥、责骂之词，认岳钟琪为岳飞后裔，以岳飞抗金的事迹激励岳钟琪，希望岳钟琪掉转枪头指向清朝，为宋、明二朝复仇。

　　岳钟琪是四川成都人，康熙末年以军功提拔为四川提督，雍正初年随年羹尧平定青海立大功，封三等公，授川陕总督，握三省重兵。这个重要职位向来由满洲人担任，雍正帝破例授予岳钟琪，说明他对岳钟琪的格外信任。岳钟琪正愁没地方感恩图报，如今竟有人上门投书策反，真是正中下怀。

　　岳钟琪当即派人密邀陕西巡抚、满人西琳来衙门会审。西琳因事未到，岳钟琪等不及，他让满人硕色在隔壁密室监听，以作证见，便开始单独接见“张倬”，不动声色地询问他的情况，想套取口供。

　　刚开始谈话的时候，“张倬”心存警戒，不肯说实话，问到谋反动机，只说：“百姓贫穷，只为救民起见。”岳钟琪套了一阵子，什么也没有套出来，心里暗自恼火。

　　傍晚时分，西琳也来了，询问变成审问，还动了大刑，“张倬”宁死不招，岳钟琪见状，改变了主意，与西琳商定明日由他设法骗取口供，而让西琳在密室监听。

　　次日依计行事，岳钟琪单独见“张倬”。“张倬”仍不吐实情，只说湖广、江西、广西、广东、云南、贵州六省他可以“一呼可定”。于是岳钟琪使出了最后一招——假意与“张倬”盟誓，表示愿意聘他来同谋举事。“张倬”见岳钟琪情词慷慨激昂，信以为真，终于说出了自己的真实姓名及籍贯。

　　原来，“江南无主游民张倬”的真实姓名叫曾静，湖南永兴人。曾静原是县学生员，他的“悖逆”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受清初一个学者的影响，这个人便是吕留良。

　　吕留良字庄生，又名光纶，浙江崇德人，此人曾参加抗清斗争，顺治时考过秀才，后来懊悔猎取清朝功名，于康熙五年弃掉功名。康熙十八年，当时的地方官员向朝廷举荐他，他誓死不就。第二年吕留良又被人举荐，他仍旧不理睬，因此名气很大，享有“东海夫子”之称。吕留良对清朝不满，尤其不以效忠满清政权为荣，他还开办学堂，教育自己的弟子要站在华夏的民族立场上。因为吕留良声望很大，所以当时有许多人投拜到他门下。

　　曾静读过吕留良的著作，对吕留良深为仰慕，受其思想影响，对清王朝的不满日益强烈。所谓“江南无主游民”，就是表示抵抗满清统治。后来曾静觉得光在思想上反对是不行的，成不了大事，还得有实际行动。经过调查研究，曾静选定岳钟琪为策反对象。

　　以上是曾静使张熙投书策反的由来。

　　了解情况后，岳钟琪六天内连上三道密折向雍正详细汇报案情。雍正帝没想到一个早就作古的顽固文人还有这么大的影响，决定认真对待吕留良一案。

　　在对待吕留良的案件上，雍正帝用了奇招。

　　案情线索基本摸清后，雍正帝传谕浙江总督李卫捉拿吕留良亲族、门生，搜缴其书籍著作；派副都统海兰到长沙会同湖南巡抚王国栋捉拿曾静诸“同谋”及各家亲属。十月，除已经去世的吕留良、吕葆中父子及吕氏弟子严鸿逵之外，其余数十名重要人犯全部捕到。

　　第二年，两省所有在押人犯解到京师对质定罪，等待最后处置。成竹在胸的雍正帝在审理案件时，向宠臣田文镜、鄂尔泰得意地说：“遇此种怪物，不得不有一番出奇料理，你们认真听就可以了。”

　　雍正帝的“出奇料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归纳起来，大致有两个手段。

　　第一招是对曾静从宽发落，利用他做宣传。发案之初，雍正帝故作大度，一再指示岳钟琪好生开导曾静，要感化曾静。岳钟琪依计而行，没有骨头的曾静果然被感化。雍正见曾静被感化，在十月份下令免罪释放曾静，同时宣布：将来继位的子孙也不得诛杀他们。他解释这样做的理由是：岳钟琪已与曾静发过誓，岳是股肱大臣，不能使他失信，此其一；因曾静遣徒投书，朝廷得以顺藤摸瓜，查出谤言的制造者，这样说来曾静还有功，此其二。

　　当然，这不过是托辞，不杀曾静的真正原因是要留下他现身说法，称颂雍正的恩德，为雍正帝做宣传。

　　“出奇料理”的第二招是对吕留良、严鸿逵等人从严处罪。

　　吕留良继承先儒“华夷大防”的思想，在其著作中宣扬“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义”，把元灭宋、清灭明看做历史上的大灾难。他记述南明永历帝在缅甸被俘递解回国时，满、汉官兵都倾心下跪；处死时“天地阴霾，日月无光”，百里以内的关帝庙都遭雷击。他的笔下称清朝为“清”“北”“燕”“彼中”等，而不使用“大清”“圣清”“国朝”等词。受吕留良思想的影响，严鸿逵等人也仇视清朝，严鸿逵在他的日记中别有用心地记载灾异，以此来咒骂清朝。

　　针对这种大逆不道的思想，雍正帝来了一手狠招，他命令各省学臣就吕留良该不该照“大逆”律治罪这一问题，向所有读书的生员征求意见，生员必须就这一问题明确表态，向学臣出具结论，再由学臣汇总上报。同时规定：如果生员还有别的话要说，可以自行出具呈文独抒己见，交学臣转奏。这样做，名义上是说要听取天下公论，征求公意，实质上借天下人之口声讨吕留良。征求公意的结果正如雍正帝所想，全国的读书人一致拥护照“大逆”律治罪，没有一人有异词。雍正帝于是大开杀戒，诏曰：

　　“吕留良、吕葆中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吕留良诸孙从宽免死，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家产折银充本省工程费用。”

　　“严鸿逵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其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沈在宽斩立决；黄补庵(已死)嫡属照议治罪；刊印、收藏吕留良著作及崇拜吕留良的车鼎丰等四人判斩监候，另二人同妻子流放三千里外，还有十一人受杖责，四人免刑释放。”

　　更让人奇怪的是雍正对吕留良的文字著作的处理，诸臣提议禁毁吕留良的文字著作，礼部侍郎钱以垲甚至提议禁毁天下所有私蓄家刻之书，雍正帝不同意，他认为书是禁毁不尽的，不如留给后世辨别是非真伪。后来，“理学名臣”朱轼等人对吕留良的《四书讲义》和《语录》作逐条批驳，请求印发学校，雍正帝应允了。

　　由上可知，雍正处理曾静投书案时，用了两种固权手段，一是谋反重犯免罪，思想“教唆犯”处重罪，“反面教材”印发全国大做宣传；二是对吕留良定罪量刑之前先广泛征求士人意见，在全国掀起声讨的浪潮。

　　雍正帝一朝的文字狱重点打击两类人，第一类是标榜“华夷之辨”，宣扬反清排满思想的人，上文讲的曾静案就属这一类；第二类是攻击雍正帝本人或其父祖的人。下面列举两个案件。

有容乃大

　　固权之策：关门打狗，无路可逃

　　狗很善于寻找自己逃跑的道路，一有空子就钻进去了，关起门来就可以让它无空可钻，无路可逃。

　　雍正是一个“打狗高手”，他治理贪官的时候，采用关门打狗手段，先让贪官无路可退，然后再算账，最后让贪官陷入死亡之地。满清到了他的手中，有了一句响当当的口号“雍正一朝无官不清”。

　　雍正的父皇康熙，缔造了一个太平盛世，也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吏治腐败、税收短缺、国库空虚。雍正接手时，国库储银仅八百万两，而亏空的数字却大得惊人。这令雍正忧心如焚。

　　雍正很清楚，父亲缔造了一个盛世，国家不可能没有钱，银子都到贪官污吏身上去了。那么，怎么治理这些贪官污吏呢？

　　雍正有一个特点，他对官场上的流习和积弊都一清二楚。他知道官员搞贪污主要有三招：靠上司包庇、借钱粮充账、花小费报销。为此，他苦苦思索治理贪官污吏的对策，经过调研与反复思考，他终于想出了治理贪官的策略——先堵退路，后算账。

　　针对贪官的第一招，雍正的对策是派钦差大臣清理亏空。

　　雍正知道，如果不派钦差大臣，靠贪污犯去查自己的贪污，那是永远也查不出来的；靠贪污犯的上司也同样不可行，因为没有一个贪污犯不巴结上司，不给上司行贿送礼。

　　即使他的上司是清廉的，也不可靠。因为地方上的亏空如此严重，贪官如此猖獗，他们居然毫无动作，那就只能是两种情况：要么是昏官，要么是庸官，靠这些人去清查亏空，那是不可能成功的。

　　只有派出钦差大臣才能彻底查清贪官污吏的情况。钦差大臣直属朝廷，与地方没有任何瓜葛，这些人，既无前车之鉴，又无后顾之忧，直接归皇帝领导，一定会尽心尽力，何况他们还想靠查除贪官污吏来邀功请赏呢。

　　在具体实施的时候，雍正还想了一招令人叫绝的办法，他让这些钦差大臣带着一批候补官员去清查，查出一个贪官污吏，立即就地免职，从调查团里选一个同级官员接任。这是一招妙棋，也是一招狠棋。因为雍正深知官官相护是官场顽症。历来的继任官，总是会帮着前任补窟窿，然后自己再留下一大笔亏空，让后任去弥补，衙门的亏空之所以总也补不上，这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但这一回不一样了，后来上任的人是来查账的，自然不会替他打圆场、做掩护。这样，这个贪官就再也无处可逃，只有低头认罪，接受处罚。

　　针对借钱粮充账第二招，雍正下令所借钱粮全部充公。

　　贪官们应对检查的第二招是借钱粮来填补亏空。上面要来查账时，就从当地富户那里借些钱粮来放在库里。上面的来人一看，分文不少。检查的人一走，这些钱粮又还回去。因为是官借，不但利息高，还不怕不还，再说富户们也不想得罪地方官，因此这个办法也屡屡为贪官所用。

　　贪官们的这些伎俩逃不过雍正的法眼。雍正在派出钦差大臣的同时，也给这个地方下令，谁也不能借钱粮给官府。要借也可以，这些钱粮就是官府的，为国家所有，所借钱粮别想收回去。这一来，谁都再不肯借钱、借粮给贪官们了。

　　针对第三招所花小费报销，雍正成立了“会考府”。

　　会考府是一个独立的核查审计机关，成立于雍正元年正月十四日。它的任务，是稽查核实中央各部院的钱粮奏销。从此，各地方上缴税银或报销开支，各部院动用钱粮和报销经费，都要通过会考府会考(稽查核实)，谁也做不了手脚。

　　这样一来，部院长官无法贪污。既然部院长官无法贪污，地方官员想通过花一点好处费，就把自己上面的亏空全部赖掉，也就不可能了。

　　贪官们应付检查的三种方法都被雍正堵死，他们也只好认账、认罪。

　　将贪官们所有的退路都堵死之后。雍正便开始“关门打狗”了。打的办法也有三种：一罢官，二索赔，三抄家。

　　罢官是针对所谓“留任补亏”的，即查出亏空后，勒令该官员在限期内补齐。但是，有哪个贪官会从自己身上挖肉下来填补亏空呢？必然是加紧盘剥百姓。正所谓“不取于民，将从何出？”结果，国库是充盈了，百姓却大吃苦头。雍正要改革，既要国富，也要民强，因此，他的对策是先罢官，后索赔。一个被罢免的官员当然无法再鱼肉百姓了，他们只能自己掏腰包填补亏空。

　　索赔也不含糊。杀人偿命，借债还钱，亏了国库，岂有不赔之理？就是皇亲国戚也要赔。雍正自己的十二弟履郡王曾主管过内务府，在追索亏空时，还不出钱，只好将家中器物当街变卖。

　　雍正还规定，严禁任何人垫付或代赔。过去追赃时，常有下属和百姓代为清偿，而朝廷往往只要能收回银两，也就不管钱从何来。然而雍正不以为然。他说，即使下属州官、县官有富裕，也只能用来造福地方，怎么可以替贪官退赃？

　　这样一来，就有些还不起钱的官员，对此，雍正的办法是抄家。元年八月，雍正下令：亏空官员一经查出，一面严格搜查衙门，一面让贪官所在老家的官员，将其老家的家产查封，家人监控，追索已变卖的财物，杜绝其转移藏匿赃银的可能。赃官们的罪一经核实，就把他的家底抄个干净，连他们的亲戚、子弟的家也不放过。雍正下令：“丝毫看不得碍于情面，务必严加查处。把贪官追得水尽山穷，叫他子孙后代也做个穷人，方符合朕的本意。”此令一下，全国一片抄家声，雍正也得了个“抄家皇帝”的封号，甚至连牌桌上都有了一种新打法：抄家和(亲胡)。

　　遇到了这种皇帝，贪官们真只有“死路一条”了。

　　可惜，在雍正时代，他们连“死路一条”都没有。雍正的政策是：死了也不放过他！雍正四年，广东道员李滨、福建道员陶范，均因贪污、受贿、亏空案被追查而畏罪自杀。雍正下令，找他们的子弟、家人算账。雍正说：“这些人自知罪大恶极自身难保，就想一死抵赖，借死保住财产，让子孙后代享用，这是万万不行的。”

　　雍正的这一系列政策，沉重地打击了贪官污吏，仅仅五年，大清国库储银就由康熙末年的八百万两增至五千万两。更重要的是，社会风气改变了，帝国的吏治也为之一清，后世评论“雍正一朝无官不清”，可见雍正王朝官风的清廉。

　　更为重要的是雍正通过这样的方法，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如果说他清理朝廷里的异己势力是整顿外部环境的话，那么，他治理贪官就是整顿内部环境。

有容乃大

雍正很会变脸，不仅在杀年羹尧的事情上，还表现在杀隆科多的事情上。

　　隆科多，满洲镶黄旗人，是雍正的舅舅。隆科多的父亲为一等公佟国维，其妹为康熙的孝懿仁皇后。隆科多在康熙晚年任理藩院尚书、步军统领。康熙死时，唯有隆科多一人传遗诏由雍正继位。治丧期间，隆科多提督九门、卫戍京师，雍正继位同他舅舅隆科多关系密切。

　　在参与夺位斗争中，隆科多看到了雍正的心机之深，在屠兄杀弟的事情中，他看到了雍正的无情，隆科多曾不无担心地说：“白帝城受命之日(受雍正的指示，让他参与夺位的斗争)，即死期将至之时。”

　　雍正即位后赐袭隆科多一等公、吏部尚书、加太保等，但这不过是缓兵之计，稳定他的人心，最后隆科多仍被定四十一款大罪，命在畅春园外建屋三间，永远禁锢。六年(1728年)六月，隆科多死于禁所。

　　从表面上看，雍正杀年羹尧、隆科多是因为他们自己有罪，实际上不然，年羹尧、隆科多是他夺位的见证人，雍正继位后杀年羹尧、隆科多是为了“杀人灭口”。他不想让世人知道，为了夺位他暗藏心计，行了许多不法之事。

有容乃大

二阿哥即废太子胤礽雍正二年，死去。

　　三阿哥胤祉于雍正十年死去。

　　五弟胤祺，雍正十年死去。

　　七弟胤祐，雍正八年死。

　　雍正登上皇位之后，不仅对骨肉同胞心狠手辣、刻薄寡恩，对近臣也毫不容情，该变脸时就变脸，杀年羹尧和隆科多就是突出的例子。

　　年羹尧，汉军镶黄旗人，是一员大将。

　　年羹尧在雍正即位前是他的心腹。康熙四十八年，胤禛晋封为雍亲王，并充任镶黄旗旗主。就在这一年，年羹尧的妹妹成为雍亲王的侧室福晋，这样，雍正与年羹尧不但有上下关系，还有亲戚关系。

　　雍正初年，年羹尧成为新政权的核心人物，被视作社稷重臣。

　　在用人和吏治方面，雍正给予年羹尧极大的权力。在川陕，“文官自督抚以至州县，武官自提镇以至千把”，其升迁降革均由年羹尧一人决定。对其他地方官员的使用，雍正也常听取年羹尧的建议。京口将军何天培的操守为人，朝中内外论说不一，雍正让年羹尧就其所知“据实奏来，朕以定去留”。年羹尧参奏巡抚赵之垣为官平庸，雍正马上将赵革职；江西南赣总兵缺出，朝廷拟用宋可进，年羹尧奏称他不能胜任，请以黄起宪补授，雍正便依从了年羹尧的建言。由此可见，雍正对年羹尧的倚重。

　　在生活上，雍正也很关心年羹尧，年羹尧有病或妻子得病，雍正都再三垂询，并赐送药品。对年羹尧的父亲年遐龄在京情况，年贵妃以及她所生的皇子福惠的身体状况，雍正也时常亲手写下信件，派人去告知驻守在西安的年羹尧。

　　赏赐美食珍宝玩物更是常事。有一次，雍正赐给年羹尧荔枝，为了保持味道的鲜美，雍正令驿站六天内从京师送到西安，这简直可与唐朝向杨贵妃进献荔枝相比了。

　　但是年羹尧让雍正失望了，雍正一旦对一个人失望，取而代之的则是仇恨。

　　年羹尧的失宠和继而被整肃是以雍正二年十月第二次进京觐见为导火线的。在这次赴京途中，他令总督李维钧、巡抚范时捷等跪道迎送。到京时，黄缰紫骝，郊迎的王公以下官员跪接，年羹尧安然坐在马上行过，看都不看一眼。王公大臣下马向他问候，他也只是点点头而已。在京期间，年羹尧“传达旨意，书写上谕”，俨然成为总理事务大臣。更有甚者，他在雍正面前，态度竟也十分骄横，“无人臣礼”。结束觐见回任后，年羹尧接到雍正的朱谕：“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若倚功造过，必致反恩为仇。”这件朱谕一反过去嘉奖赞赏的词语，向年羹尧敲响了警钟，此后他的处境便急转直下。

　　按理说年羹尧接手谕后应该清醒了，没想到他还是不警醒，忘乎所以，不守臣节，让雍正越来越不满，终于下决心惩治这个天下“第一负恩人”。

　　雍正三年二月，雍正以年羹尧《贺疏》中将“朝乾夕惕”写为“夕惕朝乾”，而兴文字狱，将他的全部官职削去。“朝乾夕惕”出自《周易》，是勤勉努力、只争朝夕的意思。雍正故意挑刺，认为年羹尧这么写，就是不想把“朝乾夕惕”的美名给自己。同年，定年羹尧九十二款大罪，其中有三十二条都够杀头。最后令其在狱中自裁，斩其子年富，其他的儿子年满十五岁以上的人都发配到边远山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