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被毛视为接班人纪登奎为何文革后辞职

有容乃大

在中共党内，被毛泽东从基层破格提拔到中央重要职位上且显赫多年的人物并不多，纪登奎就是其中一个——他与毛泽东风云际会，在政坛上红了20多年，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受到批评，十一届五中全会批准他的辞职请求之后，才从政治舞台黯然退出。

　　【专列上的“六问六答”】

　　1951年春天，毛泽东乘专列沿京广铁路南下视察，途经许昌时停车听取许昌地区负责人的工作汇报。这是时任地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的纪登奎第一次见毛泽东。在专列上，纪登奎扼要地介绍了许昌地区的历史文化、乡土风情、资源物产等概况，汇报了土改、治淮、抗美援朝、农业生产和宣传等方面的工作。

　　汇报结束时，毛泽东突然问他：“你挨过整吗？”纪回答：“挨过，挨过两次。”

　　毛泽东说：“我挨过三次，比你多一次。”并说“挨点整，有好处。”接着提出二问：“人家整你，是整对了，还是整错了？”

　　纪说：“整错了。两次都整错了。”并简略叙述了自己在冀鲁豫两次挨整的经过。

　　毛泽东三问：“那么，你整过人么？”纪坦诚地回答：“整过。整人比我挨整要多。”

　　毛泽东四问：“整错过没有？”纪说：“有，也整错过。”

　　毛泽东突然又严肃地第五次发问：“你杀过人吗？”纪登奎一怔，随即答道：“杀过人。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杀了不少人。”

　　毛泽东第六次发问：“杀错过人吗？”纪答道：“也有杀错的。”并解释说“那是在情况紧急时发生的，没有来得及做调查就把人杀了”。随即检讨：“是我的工作没有做好。”

　　毛泽东连续发出的六问，看似闲谈，实则是对纪登奎的经历、水平、胆识、人品等诸多方面进行的一次多方位、深层次的考察和面试。面对毛泽东的六问，纪登奎没有张口结舌，没有刻意回避，没有顾左右而言他，更没有假言蒙骗，而是在总体上做了实事求是的回答，毛泽东甚为满意。

　　毛泽东离开许昌到了武汉，他要中南局负责人王任重派人调查、总结许昌地区宣传工作的经验。王任重找来中南局宣传部宣传处长郭小川，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要他去完成这个任务。郭小川马上到许昌调查，很快写出《中共许昌地委宣传工作》一文，在1951年4月29日《人民日报》上发表。同日的《人民日报》还发表了《学习许昌地区经验，做好党的宣传工作》的社论。这样一来，许昌地区的宣传工作引起全国的关注。5月，纪登奎应邀参加了全国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并向与会代表介绍了许昌地区宣传工作的经验。毛泽东称赞道：“我党的宣传工作有了新的发展。”

　　会议结束不久，年仅28岁的纪登奎被任命为中共许昌地委书记。

　　此后一直到“文革”前，毛泽东到河南十多次。每次去，毛都要把纪登奎找来，听他汇报。由于毛的赏识和信任，也由于纪登奎的工作出色，到“文革”开始时，纪登奎的职务已是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兼省委秘书长了。不久他又被提拔到中央，一再委以重任——这一切，都起源于专列上的成功“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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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4年，紧随“四人帮”的迟群和谢静宜在清华大学“批林批孔”大会上讲话时，除讲了“批林批孔”，还强调批“走后门”问题，后来被毛泽东批评为“三箭齐发”。时任校党委副书记刘冰不赞成这个讲话，同时对迟、谢二人的一些不良作风不满，矛盾很深。
　　纪登奎的一个女儿在清华大学上学，她关心政治，觉得迟、谢的讲话与中央的8号文件有所不同，回家后就把迟、谢的讲话内容向纪登奎说了，还问纪登奎：迟群、谢静宜的讲话和中央8号文件，哪个对？纪登奎立即明确表态：迟、谢的讲话是错误的。他还告诉女儿：江青等人搞“三箭齐发”，毛主席已经批评。当时中央政治局开会要求将毛主席的批示下发，但江青、张春桥提出要保护青年干部，文件不下发，只在中央8号文件中“点一下这个事”。纪登奎的女儿回学校后，把父亲说的话告诉了刘冰。刘冰与迟、谢二人斗争的信心更足了。后来毛泽东批了刘冰，并由此发起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纪登奎虽然侥幸没有挨批，但“四人帮”与他的矛盾进一步加剧了，甚至对纪登奎横加诬陷。
　　吴德1993年在回忆中说：“1975年根据毛主席的指示，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从那以后，毛主席就很少见江青了。为了摸毛主席的情况，江青就不惜屈尊拉拢毛主席的秘书张玉凤，给张玉凤送礼，把张玉凤请到钓鱼台吃饭。席间，动不动就对人兴师问罪的江青，竟忘乎所以地议论起政治局的同志，她对张玉凤说：纪登奎是苏联特务，汪东兴是个大特务，吴德是国民党。”“张玉凤回来就把江青的这些话向汪东兴汇报了，她请示是否把江青的话上报毛主席。汪东兴说这个事情不要汇报，有关中央负责同志的情况，不要听江青乱讲。”“对于这件事，汪东兴曾经向我谈过，提醒我注意。”
　　江青公然诬陷纪登奎是“苏联特务”，这个“帽子”的性质和后果是不言而喻的。这反映了江青对纪登奎的怨恨。纪登奎听到这个情况后，与江青的矛盾自然进一步加剧。
976年7月，毛泽东的病情加重，“四人帮”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由于纪登奎长期担任河南省领导职务，到中央后又兼任一段时间的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所以他与河南省委的干部常有接触。纪登奎曾通过一定的渠道和方式向河南省委的领导干部打招呼，让他们注意“四人帮”，与“四人帮”划清界限。
　　1976年10月6日晚10点多钟，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叶剑英住地开会。华国锋、叶剑英通报了抓捕“四人帮”的情况。大家发言时，纪登奎表示坚决拥护中央的这个决定。
　　尽管犯了某些“文革”错误，伤害了一些老干部的感情，但纪登奎有时也冒着风险为老干部说几句公道话，甚至向毛泽东坦诚地提出自己的建议。
　　【在毛泽东面前的一次“唱反调”】
　　1980年春，纪登奎已受到批评，做了检讨，并辞去了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就在纪赋闲在家、门可罗雀时，已获平反的李雪峰登门拜望。李雪峰见到纪登奎，第一句话是：“纪登奎啊，你好大的胆子哟，竟然敢在毛主席面前唱反调！”纪登奎如何“胆大”？唱了什么“反调”？
　　据纪登奎的儿子纪坡民《回忆李雪峰和我父亲的一段往事》(《党史博览》2008年第5期)披露，“文革”前，李雪峰是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是党的高级干部。1966年5月，“文革”正式开始了， 6月1日，中央宣布李雪峰取代彭真接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一度成为政治明星。“这意味着他是毛主席和党中央非常信任的干部，用那时的话来说，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可是不久，李雪峰卷进“路线错误”之中。当时，毛泽东对他还是眷顾的，所以李雪峰虽离开了北京，但几经折腾，仍被“结合”为河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
　　九届一中全会上，纪登奎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此时，李雪峰正面临着一场“灭顶之灾”。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发生了所谓“华北组简报”事件。当时，陈伯达在华北组发表煽动性的讲话。作为华北组的召集人，李雪峰签发了华北组记录会议发言的“简报”。这本来是正常的工作，但两天半之后，“华北组简报”一下子成了严重问题。而且“上纲上线”说这不仅是一个“错误”，而且是“反革命简报”。于是，李雪峰又一次陷身政治斗争的漩涡。
　　针对林彪集团，毛泽东采取“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的“三大措施”，展开检举、揭发、批判、追查“华北会议”的问题，最后撤销了李雪峰、郑维山北京军区政委、司令员的职务，改组了北京军区。从此，李雪峰开始了他长达8年的牢狱之灾。
　　庐山会议后纪登奎更受重用，中央任命他和李德生分别取代李雪峰、郑维山担任北京军区政委、司令员职务。“九一三”事件后，纪登奎参加了对“林彪反党集团”的专案审查，李雪峰的问题自然归他管。1973年党的十大前，林彪的专案审查工作结案，纪登奎和周总理、叶帅一道去向毛主席汇报。在谈到林彪事件涉案人员的处理意见时，纪登奎向毛主席提议：“李雪峰、郑维山两位，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位大将的问题不一样，处理上也应当有区别，建议不要开除党籍了。”
　　毛泽东听后，高深莫测地说：“纪登奎呀，你这个人啊，少两根白头发。不像我们这些人。”纪登奎曾给儿子解释说，毛主席这个话，听起来好像是开玩笑，实际上是批评他阅历太少，政治上幼稚、不成熟。而且，这番话，也就表示毛主席驳回了他的提议。就这样，李雪峰和黄、吴、李、邱一起，被开除了党籍。
　　也有资料说，十大前夕，毛泽东提出把李雪峰当作林彪的同伙处理，政治局讨论时认为不妥，建议周恩来去向毛泽东反映，周恩来建议纪登奎去。纪登奎反映后，毛泽东表示不屑再考虑，只说“不能原谅他”，坚持将李雪峰开除出党。

　　纪登奎的建议未被采纳，但后来听说了此事的李雪峰仍心存感激。当一个人在蒙冤负屈的困境中，人们纷纷远避甚至落井下石的时刻，有人敢于说一句公道话，这是非常难得的。李雪峰的登门造访，无疑使冷落在家的纪登奎感到欣慰。对当初李雪峰获罪的“华北组简报”，纪登奎说：“是啊，如果大家的发言讲的是对的、革命的，‘简报’自然不是反革命；如果他们的发言是反革命的，那么‘简报’就等于向中央检举了他们的反革命活动嘛，怎么会是‘反革命简报’呢？”
　　然而，纪登奎这番实事求是的话只是他后来回首往事时的“自言自语”。如果当时他敢于在毛泽东面前如此直抒己见，结局可能就完全不同了。
　　1970年9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毛、林矛盾加剧，林的接班人地位发生动摇。毛泽东在与林彪的一次谈话中明确提出：要培养接班人，我们都是60岁以上的人了，要培养60岁以下、30岁以上的人。像李德生、纪登奎等人。这说明，毛泽东在考虑下一步由谁来接替林彪接班人地位时，确实曾将纪登奎纳入视线——当然，毛泽东最终选定的接班人是华国锋。
　　1988年7月13日，纪登奎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65岁。纪登奎的一生，折射出建国后20多年间中国政治舞台的风云变幻，其进退沉浮的传奇经历，让人至今思来仍感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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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看着纪登奎说：啊，真是多灾多难。你说，这一点好处都没有吗？此时，精明过人的纪登奎没有大诉其苦，发泄不满，而是颇为轻松地说：大有好处，能够锻炼人。
　　毛泽东问：你挨了多少次斗？坐“喷气式飞机”是什么样子？ 纪登奎回答说：挨斗不少，有几百次。坐“喷气式飞机”就跟割麦子差不多，还可以锻炼身体呢！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他从椅子上站起身，学着坐“喷气式飞机”的样子，弯腰，低头，把两只胳膊朝身后高高抬起，大家见状都笑了起来。
　　这样的气氛，在毛和下属的谈话经验里，应当是不多见的，也是受欢迎的吧。
　　【与张爱萍当面冲突】
　　纪登奎虽然在“文革”初期受到冲击，挨批斗，但很快就被结合进河南省革命委员会任副主任。被提拔到中央担任重要职务后，他就一直是“文革”中的“红人”。 位高权重的纪登奎跟着“文革”犯错误、说错话、做错事、伤害人，可以说是必然的。
　　据张爱萍将军的儿子张胜写的《从战争中走来》(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版)披露，1975年3月，经过叶帅的反复动员，张爱萍重新回到国防科委系统，重点整顿230厂。他兴奋地对孩子们说：“邓小平出来了，说明毛主席回心转意了。”这是他出山的前提。
　　其实，张爱萍判断错了。毛并没有回心转意，他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样，重新工作后狠抓整顿的张爱萍必然在劫难逃。
　　1975年11月2日，被张爱萍赶出七机部的造反派头头舒龙山揭发张爱萍的告状信递到了毛泽东案头。毛批示：“印发政治局各位同志，请总政酌处。此人是9•16左派。”
　　对张爱萍的问题，总政当然“酌处”不了。于是，由华国锋出面主持，李先念、纪登奎、陈锡联等大员召见张爱萍。规格如此之高，连国防科委政委陶鲁笳也只能“奉陪末座”。
　　从张胜抄录的会议记录看，张爱萍的态度仍很强硬，不仅没有认错的意思，而且与纪登奎当面发生了冲突。
　　纪登奎：我问你，“今不如昔”这句话是什么人说的？张爱萍：是右派说的。
　　纪登奎：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张爱萍：还用解释吗？告状的人不是左派吗？
　　纪登奎：那你到底说了没有？张爱萍：还用我说吗？七机部的问题你不清楚？
　　纪登奎：你看看你，讲的话就有这么厚厚一大摞！张爱萍：你都看过了？没有看到你自己讲过的话吗？
　　纪登奎：你什么意思？张爱萍：“九年无宁日”，就是你说的。忘记了？
　　纪登奎：你血口喷人！态度很不老实！
　　陈锡联用腿碰碰张爱萍，悄声说：“你承认了算了。” 张爱萍大声问：“你们要我承认什么？”陈锡联：“承认犯了路线错误啊。我不也承认过嘛，也没有把我怎么样嘛！”张爱萍大吼：“那是你！”
　　主持人华国锋觉得会议开不下去了，宣布：“这件事很突然，对毛主席的指示需要一个理解和认识的过程。是不是请爱萍同志回去再想一想。就散了吧！”
　　张爱萍事后说：“华国锋替我解了围。”
　　张胜在书中写道：“张爱萍解释他当时的激愤心态：‘只是有些人品格太差，还坐在这样高的位置。’”
　　纪登奎的儿子曾写文章为父亲叫屈。其实，“文革”结束了，纪登奎不下来，还能站得住吗？
　　张爱萍比纪登奎大13岁，为革命出生入死，戎马一生，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纪登奎对这样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现代国防科技建设领导人上纲上线，后来又要张爱萍在批判大会上检讨，显然是错误的、不明智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老干部的严厉批评】
　　粉碎“四人帮”后，在“文革”中蒙受冤屈和迫害的老干部对纪登奎不满，是非常正常的。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不少历经沧桑、劫后余生的老干部都对纪登奎展开了公开的批评——
　　万里说：活着的个别领导人干了错事坏事，必须自我批评，不要欠账。
　　吕正操说：你指的是纪登奎，说明白点。
　　万里说：对，就是指他。
　　江一真说：纪登奎在1970年农林部成立时指出，要把农林部办成农林政治部，又对农科院军宣队指示：“科研是依靠7500人还是依靠7.5亿人？”纪还说“大学4年没有招生，卫星照样上天，农业还是丰收”。今年4月他还指示农林部给中央报告，认为当前主要倾向是对资产阶级法权批得不够。这次会议前，他又派人去安徽调查包产到户和学大寨动摇的问题。段君毅说：群众反映河南问题在上边，上边就是指纪登奎。“四人帮”倒台后，纪给造反派通气，让他们表态，河南人说“心有余悸(纪)”。
　　许世友的发言更加尖锐：你是造反起家，进了政治局，官不小了，还搞什么名堂，你基本是跟“四人帮”走的。
　　邓颖超也不客气地批评说：你的检讨很坏，避重就轻，应把10年来在政治、思想、工作、作风、立场上与“四人帮”是什么关系说清楚。建议中央也要查清，一批二保三看。有同志说你是翻云覆雨的政客，你今后还是政治局委员，希望警惕，不要利用权位报复我们。
　　廖承志说：外交部有反总理、反陈老总的逆流，捂盖子，有你的账，而且是相当大的账。
　　程子华说：十一届一中全会，我揭发了纪登奎等人，没出简报。前几天，我批纪的简报又有好几天没出，我问简报组，说是送主席、副主席传阅去了。建议给华主席写一个报告，这样做叫什么民主。
　　谭震林、陈漫远、姚依林等也都作了发言。出席三中全会的许多人都给纪登奎提了意见，有的意见还相当尖锐。纪登奎表示接受大家的批评，并做了检讨。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对纪登奎提出批评的老干部中，万里、段君毅都曾在冀鲁豫边区时期担任过地委书记，是纪登奎的老领导，对他都有过支持和帮助。在三中全会上，他们对纪登奎不仅当面提出批评，而且措辞颇为严厉，说明在“文革”中，位高权重的纪登奎没能正确对待受难中的老领导、老干部，他们对纪登奎是很有意见的。
　　【与“四人帮”之间：追随和矛盾】
　　人所共知，“文革”中“四人帮”不可一世。作为“文革”中的“红人”，纪登奎不可能超然物外，他与“四人帮”必然存在某些联系，乃至追随。正因如此，许世友甚至说纪登奎是“造反起家”，“基本是跟‘四人帮’走的”。
　　据《话说纪登奎》(《贵阳文史》2008年第5期)披露，毛泽东在点名批评“四人帮”的同时，说过这样的话：“登奎有的事不和我说，也不和总理讲，却是找江青、春桥讲，政治局大多数，他都不讲，不团结多数，只找少数人，这是什么性质呢？一个政治局委员要和政治局，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而不是和几个人保持一致。”毛泽东的这段话说明纪登奎对“四人帮”确实有所追随。

　　毛泽东虽然批评了纪登奎，但对他仍是信任的。纪登奎对主席的指示也仍是坚定不移地执行的。如1976年3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邓”时，纪登奎说：“小平同志是旧病复发，没有吸取1966年的教训，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意见抓好革命的方方面面，而是继续和那些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纠缠不清，以后，小平的问题升级了，也是由此而来的。”
　　纪登奎虽然有时紧跟“四人帮”，但和他们还是保持了相当的距离，特别是华国锋被确定为接班人后，纪登奎表示拥护。在讨论毛远新的去留和江青的具体工作安排上，他支持了华国锋，以致江青等人恨恨地说：“真是人走茶凉，主席尸骨未寒，连纪登奎都敢和我们顶嘴了。”
　　纪登奎在思想、品德、性格、作风等方面与“四人帮”确实有不同之处，后来“四人帮”也把纪登奎视为异己，有时不仅排斥他，甚至诬陷他。所以，有人说“纪登奎与‘四人帮’不是一路人”，此话是有一定道理的。正因为如此，在某些问题上，纪登奎与“四人帮”产生了一些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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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何获得赏识？】

　　回到列车上的召见。据纪登奎晚年回忆，这样的召见有13次之多。不少人据此认为纪之所以获得毛的赏识，主要是由于纪幸运地到了专列。但是，光有机遇显然不够。毛泽东在河南曾同时召见纪登奎和路宪文，但两人的表现和结果迥然不同——

　　“大跃进”期间，毛泽东南下的专列从郑州开向信阳，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也曾应召登车汇报工作，但他总是说不到点子上。毛泽东兴味索然，很快就让他下车。而这时本该下车的许昌地委书记纪登奎，毛却不让下车。路宪文事后埋怨办公室的秘书们“不会弄材料，还是人家老纪会说，毛主席听得不让走”。

　　原来，毛泽东问路宪文：你所管辖的地方既然有一个上蔡县，理当还有一个下蔡喽？路宪文紧张地说：报告毛主席，我学习得不好，不知道有没有下蔡。毛泽东又问：你那个信阳州里，宋士杰告状的文庙还在不在？路宪文又赶紧答道：报告毛主席，我学习得不好，不知道。毛泽东说，好了，你谈谈工作吧！路宪文就赶紧汇报说怎么发动群众，怎么发明创造，过去蒸着吃的红薯，现在可以蒸馍馍、包饺子、做点心……毛泽东终于不耐烦地说：你说了半天，不就是一块红薯么？！

　　后来，地委秘书们告诉路宪文：新蔡建县时间晚于上蔡，地势较低，应该就是“下蔡”了；地委办公室后面的老古董房子，就是过去的文庙。路宪文恼羞成怒地说：你们给我准备的材料上有这些吗？就是这个路宪文，在担任信阳地委书记期间，急功近利，虚报浮夸，在1959年闹出了震惊中外、饿死百万民众的“信阳事件”，被撤职查办，落了个身败名裂。

　　纪登奎就完全不同了。他工作比较深入、务实，掌握实际情况，善于搞群众运动。早在1943年4月，冀鲁豫边区党委书记黄敬主持召开大会，总结几个月来的群众运动。会议期间，二地委向黄敬汇报了纪登奎在鄄北搞群众运动的做法，引起了黄敬的重视。他当即派人通知纪登奎参加会议，并要他在大会上介绍经验。纪登奎从访贫问苦、同吃同住、扎根串连、申冤诉苦，讲到建立农会、成立支部、民选村长、整顿民兵、分半减息、二五减租，等等，讲得有条有理，头头是道。与会听众称誉他为冀鲁豫边区的“群运专家”。会后，边区各地县纷纷派人到鄄北参观学习。黄敬对纪登奎倍加重视，经常通知这位年仅20岁的小伙子参加区党委的有关重要会议。


　　在“大跃进”运动中，各地争先恐后地“放卫星”，虚报浮夸盛行，造成严重后果。1959年庐山会议后，全国开展反右倾运动，使“大跃进”中的错误更加严重。纪登奎害怕把农村搞乱，但又顶不住上面的压力，在不得不贯彻上级指示、集中各级干部开动员大会时，他采取迟迟不散会的办法，以延缓反右倾会议的精神传达到基层。

　　“大跃进”期间，仅信阳一地非正常死亡就逾百万，而洛阳地区基本上没有饿死人的现象。1960年冬天，在河南考察的陈云听说这个情况，问纪登奎这是怎么一回事。纪登奎说，我这个办法叫两本账，上边布置那个往下压的高指标、高征购啊，我没有办法，我也接收，但是我得弄清楚实际情况，这是另一本账。我得安排群众生活啊。

　　除了工作实力，更重要的是纪登奎往往能准确地按毛的心理和思想回答提问。如1967年9月22日的专列召见。当时正是“文革”高潮，几乎所有的领导干部都受到冲击，纪登奎也不例外。刘建勋对毛泽东说：登奎同志在河南可受锻炼了，他在运动中被关了四个多月，挨批斗，坐“喷气式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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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朋友”的来历】

　　毛泽东生于1893年，比生于1923年的纪登奎整整大30岁，应该说属于两辈人。然而，毛泽东却公开称纪登奎为“老朋友”，从此，“老朋友”就成了纪登奎的外号。这在中共党内极为少见。

　　这个外号源于1967年，地点不是许昌，而是郑州。在“文革”的高潮中，1967年9月22日，毛泽东在从南方返回北京的途中，经过郑州时稍作停留，河南省党政军负责人刘建勋、王新、纪登奎应召登上毛泽东的专列。毛泽东见到纪登奎，高兴地握着他的手说：“纪登奎，老朋友啦！”这就是毛泽东第一次称纪登奎为“老朋友”。

　　毛泽东第二次称纪登奎为“老朋友”，是在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席台上。

　　1969年4月，纪登奎出席了中共九大。4月14日，毛泽东主持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首先通过了政治报告和新党章，然后是大会发言，先后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王洪文、陈永贵、孙玉国、尉凤英、纪登奎 9人发言。轮到纪登奎发言时，毛泽东扭头往身后的主席团成员席上扫视，没有看到纪登奎，于是问身旁的周恩来：纪登奎同志在哪里呢？周恩来指着前面的代表席，说：纪登奎同志在下面。这时，纪登奎从代表席上站起身，走向主席台发言席，当他走到毛泽东面前时，毛微笑道：请你讲话。然后，毛泽东向大会全体代表说：他叫纪登奎，是我的老朋友，山西人，长期在河南工作。

　　听到毛泽东的公开介绍，容纳1512名代表的会场顿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在这次大会上，纪登奎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经毛泽东提议，纪登奎又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显然，“老朋友”的称呼发挥了极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