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受降时的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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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天皇颁布敕令，宣布无条件投降。同年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江苏南京中国陆军总部（原中央军官学校大礼堂原址）举行，从而宣告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全面结束。这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的最后胜利，也是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正义反击战取得的最终胜利。

不过，鲜为人知的是，从当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告投降到9月9日投降签字仪式正式结束，在这短短的20多天时间里，中国抗战受降曾出现过三个突然变故。

变故一：浙江玉山机场跑道被雨水冲坏，洽降地点突然由浙江玉山改为湖南芷江
日本政府宣告无条件投降后，即8月15日上午，蒋介石就致电南京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蒋在电文中提出六项投降原则，其中第二项“该指挥官即通令所属日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派代表至玉山接受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8月17日下午，冈村宁次复电蒋介石“……率同随员三人，准予本月十八日乘飞机至杭州等候尊令再起飞玉山……并请咨照玉山飞机场派员接见……”
从蒋介石与冈村宁次的互通电文中可悉，当时的日本投降洽降地点是放在浙江玉山的，蒋介石要求日本投降代表坐飞机赶到玉山飞机场，投降代表方面也做出了赶往玉山的准备。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就等双方代表面对面坐下来洽谈日本投降有关事宜。可在这个节骨眼上却发生了一件十分紧急的大事，即洽降地点由浙江玉山突然改变到湖南芷江。蒋介石收到冈村宁次复电当日，就把受降改址一事电告了冈村宁次，并再次强调了日方降使到湖南芷江洽降的注意事项。
本来安排得好好的洽降地点为何要突然改变呢？原来浙江玉山机场当时受天气影响，飞机场跑道被雨水冲坏，已经不能使用了，在这种情况下，洽降地点才突然改变到芷江。而芷江当时有远东盟军第二大机场（前进机场，也即现在的芷江机场），所以芷江洽降也由此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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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故三：英国无视盟国共同签订的3个宣言公告，强制接管香港，香港受降主权突然由中国改为英国
蒋介石将一切受降权交由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全权代理后，为处理好芷江洽降事宜，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也由云南昆明迁移到芷江，何应钦一方面部署部内其他公务，另一方面安排全国各地的受降工作。
1945年8月21日，何应钦组织各方面军最高长官拟定划分了15个受降区，每个区都有中方受降主官以及日方投降部队代表和集中地点。8月26日，当何应钦将此受降区的划分情况送呈蒋介石时，蒋介石对此重新作了修改，并核准中国战区受降区划分为16个。日方冈村宁次并复电确定了每个受降区的日方投降代表及地点。其中第二个受降区的内容为，“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接收广州、香港、雷州半岛、海南岛等地。日军投降代表为第二十三军司令官田中文一，受降地点在广州。”从中可悉香港是属于第二受降区的，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也即最后受降签字时，在美国的支持下，香港的受降主权被英国占有。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对香港拥有主权但没有受降权利，这是历史上一件很滑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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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故二：冈村宁次想把投降签字责任推给手下幕僚，日军总部险些从南京移住吴淞
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筹备，中日芷江洽降日本投降签字仪式的一切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只等9月9日日本投降的签字仪式。正当所有的工作安排照计划进度正常进行时，日本降使主官即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突然提出要移住吴淞。理由是以加强日方在吴淞口岸的军舰船舶管理，好把自己在南京的房子空出来以方便双方工作联络。

冈村宁次这一突如其来的信息让中方人员感到震惊，最先知道冈村宁次这个内心秘密的不是蒋介石，也不是何应钦，而是中国陆军总部副参谋长冷欣，冷欣当时担任南京前进指挥所主任，他是在与冈村宁次的谈话中获悉的。
且说吴淞地处上海境内，是一个重要的近港口城市，海上水路交通甚为方便，战略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冈村宁次本来对日本天皇语告天下，宣布无条件投降的事有很大的抵触情绪，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作为日本驻中国派遣军司令长官却想把自己的总部移居吴淞，在南京只留下日方联络员负责投降事宜。此刻，每一个稍微谙事的官兵都清楚，这最后的投降签字其他人员是无权代签的。冈村宁次这一招无非就是想把投降签字的责任推给手下幕僚，以推卸历史的责任，另一方面或许还想来个金蝉脱壳，自己转到吴淞后，暗渡陈仓，伺机逃脱。
这些问题引起了中方官员冷欣的高度警觉，他要求冈村宁次暂缓转移，待请示何应钦司令再行决定。谈话结束后，冷欣随即禀报还在湖南芷江的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并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和分析情况告诉了何。何应钦看到冷欣关于此事的报告后，也警觉到冈村宁次下一步想要做什么，所以立马回电，要求冈村宁次及其总司令部不得离开南京。这样，冈村宁次的心愿如阳光下的肥皂泡瞬间破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