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岛眷村背后的国共恩仇录

有容乃大

1949年，国共恩仇激起滔天巨浪，倾覆无数家庭的命运之舟。近200万国民党军民去往台湾，生离死别40年，剧烈的家国之痛，远非“乡愁”两个字可以一笔代过。他们到台湾后，大多生活在迁台国民党军队的“家属大院”——“眷村”。

　　台湾眷村：离乱的印记

　　来稿件来源于《文史参考》 特约撰稿｜杨照

　　杨照，台湾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和政论家。生于1963年，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美国哈佛大学东亚史硕士。曾任《明日报》总主笔，远流出版公司编辑部制作总监，现为《新新闻》周报总主笔。著有长篇小说《暗巷迷夜》、评论集《在阅读的密林中》等，近作《如何做一个正直的人》获台湾“2010年开卷好书奖”。其外公许锡谦是台湾民主运动领袖，在“二二八”事件中遇害

　　台湾的眷村是离乱历史的产物，长久保留了离乱的印记。

　　创造眷村的特殊环境，有一大一小两个关键背景。大的，是1949年国民政府逃离中国大陆，退居台湾。小的，是两年前发生在台湾的“二二八事件”。

　　发生在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根本肇因是台湾民众对“长官公署”及“接收人员”的强烈不满，然而冲突消息传回国民政府中央，却被定性定调为“共产党暴乱”。当时正在积极进攻延安的国民政府，最不愿见到的，就是中共可能取得新的据点，于是军队迅速动员，自然采取了过去处理“红区”的收拾模式，军队上岸后，先一路展示火力压制局面，等控制了秩序后，开始“清乡”。

　　“清乡”中牺牲的，几乎都是台湾士绅精英，尤其多的是当年二十到四十岁的地方活跃人士。这层台湾士绅，在“清乡”中被捕被杀的不少，更多的，还有因为目睹“二二八事件”残暴镇压手法而被吓破胆了的。

　　“二二八事件”造成的一项严重后果，正是消灭了一整代日据时期培养出来的台湾社会领袖。这群人“二二八事件”之后，死的死，逃的逃，没死没逃的，也都被吓掉半条命了。

　　“二二八事件”造成另外一项严重后果，是让台湾人抱持深深仇恨，看待从大陆来的中国人。仇恨没那么容易遗忘，只会因为国民政府的严格管制压抑，在无从发泄的情况下变得更加强烈。

　　1949年， 国民党在大陆溃败，选择了海峡外的台湾作为最后的去处，超过百万人口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随国民党撤退到台湾， 仓皇建立了流亡据点。

　　1950年6月之前， 就连蒋介石本人都不相信自己会在台湾待得下去吧！美国发表了《对华政策白皮书》，明确放弃了国民党，中共解放军持续南下在福建布置，随时准备进行渡海攻击，完成国共内战的最后一幕。除了台湾海峡可以发挥一些迟阻作用外，国民党手上缺乏胜算条件。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情势才有所逆转。

　　国民党虽然勉强在台湾站稳脚跟，然而“二二八事件”的痛苦记忆，台湾社会底层对外来中国人的深刻敌意，让一九四九年随着国民政府到台湾的人，失去了和台湾既有社会融合的机会。1949年逃难到台湾的人，不只是绝大部分与“二二八事件”无涉，而且绝大部分根本无从知晓才不过两三年前发生的事件。国民党全面封杀和“二二八事件”有关的讯息，压抑台湾人鲜明依旧的记忆，结果是使得大陆移居者失去了了解台湾人敌意的机会，当然也就更消灭了他们去化解敌意的机会。

　　他们一方面被国民党“反攻大陆”的幻梦拉住，另一方面又被与台湾社会明显存在的差异隔阂推开，于是就产生了他们对党国体制的高度依赖，除了少数例外，这些人事实上被关锁在狭小的生存空间里，长时间和台湾原有社会互动极其有限。

　　这狭小、有限的空间，最主要就是以“眷村”的形式存在的。这样说吧，眷村的存在，从一开始就假定是要消失的，而且被期待应该越快消失越好。眷村多存在一天，也就象征着住在眷村里的人，离自己返回故乡的梦想远了一步，蒋介石及国民党要带他们回去的承诺减损了一分可信度。

有容乃大

赖声川接受专访，谈作品中父母的思乡情怀

　　《宝岛一村》：关乎人类的故事

　　2008年12月，著名舞台剧导演赖声川的话剧《宝岛一村》在台北首演，一炮走红，三年来已演出100多场，足迹遍布国内外重要城市。今年11月，剧组第三次来大陆巡回演出，受到热捧。这出话剧讲述了三个家庭60年的故事，国共政权更迭迫使他们从大陆撤到台湾，共同生活在迁台国民党军队的“家属大院”——眷村。思乡之情，家国之痛，激发两岸无尽的共鸣。

　　在大陆，眷村是一个陌生的概念，正如赖声川常说的：“1949年，你们看着我们离开；下一个画面就是1987年，台湾开放返乡探亲，我们西装笔挺，提着体面的礼品盒子回来了。”这中间的四十年发生了什么？对于大陆人来说是一段空白。“而这出戏会成为一个连接，让在大陆的观众知道那些在1949年离开的人们发生了什么事，他们离开后的生活又是如何。” 11月5日，《宝岛一村》即将登上北京保利剧院的前夕，赖声川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讲述他的家史。父辈的往事和情怀，丝丝缕缕渗入到他的创作中。

　　国民政府外交部撤离时，封条是父亲贴的

　　和剧中人物一样，赖声川也算“外省人”。今年4月，赖声川携他的另一个话剧代表作《暗恋桃花源》到南昌演出，在当地记者招待会上特别说，“我也是江西人”。“在南昌演出的时候，我的几个堂兄弟带着子女特地从老家会昌赶到南昌看我。”赖声川告诉本刊记者。

　　从清末到民国，会昌城北门赖家一直是当地知名的书香门第。1941年，赖声川的父亲赖家球考入重庆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这所大学被称为“外交官的摇篮”，后来迁台，更名为台湾政治大学。1945年，为接受日本无条件投降，赖家球奉派到昆明、越南、缅甸一线任翻译官，后回校参加毕业考试，获法学学士学位，调外交部条约司工作。1947年南京举办全国高等文官考试，赖家球考了第一名。“我父亲当时被称为状元”赖声川说。

　　赖声川可谓出身于外交世家，除了父亲，外公屠恒嵩当年也是国民政府的外交官，母亲屠玲玲跟随外公，从小周游列国。1949年，18岁的屠玲玲身在广州。“当时广州有一位长辈，是我外婆这边的亲戚，被人称作‘张老太太’。她把自己的珠宝首饰典当，换得重金，可以买一张票送一个人离开广州去台湾。她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是送她自己的儿子，还是送她的外甥女屠玲玲。最后她决定送我母亲走，把儿子留在自己身边。很多年以后，在香港，我见到这位张老太太，她开玩笑对我说，‘你啊，没有我可就没你啊，哈哈。’因为是她把我母亲送到台湾的。父亲和母亲在大陆时就认识，但那时还不熟，到了台湾之后才熟悉并结婚。”

　　赖声川的父亲赖家球也在1949年离开南京去了台湾。“撤退时，我父亲是国民政府外交部最后一个走的，外交部的封条是他贴的，因为他书法非常好，所以封条由他写。”

　　《暗恋桃花源》的江滨柳像我父亲

　　1952年赖家球被派往美国，任驻美大使馆一等秘书，两年后，赖声川在华盛顿出生。1962年，赖家球奉调为驻西雅图领事，任内被推举为各国外交团的总领事，在美期间曾与著名外交家叶公超共事。在赖声川看来，父亲那一辈外交官渊博儒雅，风度翩翩。“我父亲他们出去应酬，不是和生意人，而是和诗人、文学家交往。现在的外交官专业背景偏重财经、政治，而那个时代的外交官受的教育是比较全面的。”

　　一直长到12岁，赖声川才随父亲回台湾。在以往的访谈中，赖声川多次提到刚刚回到华人社会的压力，他从一个在美国总是得A的跳级生，变成除了英文一无是处的留级生。他和父亲说想转美国学校，父亲只说了一句话：“你要做中国人还是做美国人？”

　　在美国时，赖家球就非常重视培养孩子们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在学校完成课业之余，父亲规定我们一定要上国语课和书法课，要求非常严格。他请了几个老师，都是在美的中国留学生。”

　　除《宝岛一村》，赖声川最为大陆观众熟知的话剧作品是《暗恋桃花源》，男主人公江滨柳曾是西南联大学生，1949年来台，与亲人和初恋情人失散，忧伤终老。在剧中，江太太对护士说了这样一句台词：“他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就是有一点孤僻。有空呢就自己泡一杯茶⋯⋯我也不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也不敢上去问。到后来，连小儿子都不敢去吵他。”

　　“这几句话其实是在写我父亲，我常看到他泡一杯茶坐在那边，不知道他在想什么。”赖声川说。“印象特别深刻的是1966年，我们全家即将离开西雅图回台湾的时候，有一天父亲在椅子上坐了特别久。我问他怎么了，父亲说，‘家乡发生了一些事情，你还太小，一时很难跟你解释。’我当时感觉他非常非常忧心，气氛很凝重。后来大了一些才知道，那时父亲得到消息，‘文革’开始了。他肯定对老家的亲人有很多担心，但得不到家里任何消息。你们现在没办法想像，当时两岸之间是完全不可能通消息的。”

　　“那段时间，我父亲和母亲在国外，和台湾相比，他们与大陆之间又隔了一层，那种思乡的感受会更深刻。而且他们在美国要很‘拼’，因为黄种人当时还是蛮受歧视的。”

　　20世纪80年代，台湾逐渐开放返乡探亲，赖声川的母亲屠玲玲到香港与两个哥哥见面。1988年，赖声川导演了相声剧场《这一夜，谁来说相声》，用幽默的手法探讨两岸关系开放后中国人所面临的严肃问题与情结。其中《四郎探亲》是最为脍炙人口的一段。“在结尾，演员说到老人探亲回来‘人瘦了一圈，脸上的表情好像好轻松，又好像好沉重’。其实我是在写我母亲。”赖声川说。“‘他这一辈子最重要的事办完了，可是这么一来，他就没重要的事可办了。’那是描述我母亲第一次探亲回来时的状态。”

　　赖家球于1969年1月因患喉癌在台北去世，他没能等到回家的那一天。20世纪90年代，赖声川回江西老家寻访。“我看到会昌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城市，我想到父亲，他英文和法文都那么好，我不知道当年他是怎样在这样一个小地方，读了那么多书，然后走出来。我真的非常震撼。不过会昌虽小，那里的人文气息还在。”

　　北京的演出将发4000个“乡愁包子”

　　《宝岛一村》是赖声川和台湾王牌电视制作人王伟忠的联合作品。王伟忠是地道的眷村子弟，剧中许多人物和情节来自王伟忠邻里长辈的真人真事。与王伟忠不同的是，赖声川的青少年时代并不局限于眷村。“我小时候见到了非常广泛的外省社会。一是通过我父亲，我看到了外省官员体系，就是那些所谓达官贵人；二是我经常去眷村找同学玩，了解了外省平民聚居的眷村；三是我父母有一些朋友是从宁波上海来的生意人，我又看到了中间阶层的外省人。”这些不同阶层、形形色色的“外省人”有什么共同特点？赖声川回答说：“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如何将就着过日子。”

　　对于“外省人”，无论生活的物质条件优劣，背井离乡的痛楚都是难以平复的，日子只能“将就”一天是一天。剧中有段台词，每到一个城市都要略作修改，以唤起台下观众对乡愁的共鸣。“李飞行官驾机去‘敌后方’（大陆）执行任务前，在眷村吹牛，他这次去后方要办货回来，眷村居民纷纷要求带自己家乡的特产，第一个人说我要山东大萝卜，第二个人说要北平的冰镇酸梅汤，第三个人要的东西，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就改一下，比如到沈阳演出，第三个人会说我要‘酸白菜’。”

　　不管到哪个城市，有一个传统是不变的，那就是散场时给每位观众发包子。“我们刚刚在高雄发了30000多个包子，量大到不可思议。”这次在北京演出，预计将发放4000个包子，但目前还没有确定由哪家饭店来承担这项业务。“北京反而很难找包子，很难想像吧？没有店家愿意一天做一千多个包子，还要晚上十点半送到剧场。”

　　在剧中，天津来的朱妈妈教台湾媳妇做包子，是一个经典片段。包子是全剧关键的象征，寄托着对家的乡愁。赖声川定下发包子的传统，是为了让这份乡愁在散场时还能延续传承。他认为，《宝岛一村》“非关蓝绿，非关本省外省，非关大陆台湾，而是一个民族的，甚至是人类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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眷村的回忆并不都是美好

　　1949年，不满两岁的杨德昌随父母从上海来到台湾扎根眷村。书呆子杨德昌沉默寡言，功课并不太好，不是个讨老师喜欢的孩子。“有个老师就是看我不顺眼，天天要修理我，几乎是虐待狂⋯⋯”，杨德昌回忆。《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就是一部有关个人经验的“成长影片”，他在以后的作品中，也不止一次地倾诉了被压抑的少年生活，和被成人世界排斥的失落。

　　常常穿着自己设计的公主裙出席公共场合的伊能静却有一个灰色的童年，小时候家境贫穷，父亲是军人，一直有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思想，母亲生到第四个孩子（伊能静）的时候还是个女孩儿，父亲因为这件事情和母亲分手了，“我生下来没多久就再也没看见我爸爸了！”

　　出生后不久，伊能静就被送去眷村由养母抚养。因为养母卖冰棍，没法时刻看着她，怕她走丢就用链子拴着。周围没有年龄相仿的玩伴，伊能静小时候最常玩耍的伙伴，就是路边的狗。“我小时没有留过长头发，没有穿过裙子，没有玩过洋娃娃。”

　　1943年出生的陈启礼跟随法官爸爸来到台湾，少时虽然好惹是生非，却成绩优良。初中毕业后，他考入台湾第一名校台北“建国中学”。当时，他所在的班近六十个同学，仅有三名“外省人”，在“二二八事件”之后，对于这三人来说，挨打便成了家常便饭，矮小而不服输的陈启礼，更成为众矢之的。

　　“那时每次下课都有台籍同学围在教室外挑衅，另两个同学根本就被打到举双手投降，只剩我一个人，每天打！”陈启礼生前曾与记者眉飞色舞地谈到此事。打架打出了名堂，中和、永和一带的外省帮派“中和帮”将17岁的他，与其余几个眷村年轻人征召入帮。中和帮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台湾竹联帮，好勇斗狠的陈启礼25岁就坐上了帮主的位置。混黑道，是相当一部分眷村少年的最终归途，但没几个人能达到陈启礼的“辉煌”。这位黑帮教父曾因参与刺杀作家江南而入狱，他的儿子陈楚河却成了如今台湾偶像剧的当红小生。

　　皮肤黑黑的老实人、眷村子弟屈中恒是话剧《宝岛一村》的男一号。屈中恒的家在台北县，家里有三个小孩，他最小，父亲是士官。很多年以后，屈中恒成名，有一个新盖的楼盘请他做代言人，结果，那个楼盘盖的地方，居然就是自己长大的村子，屈中恒说，“那时的心情非常复杂”。

　　眷村走出的名人，历数起来有长长的一大串，相似的童年经历，却造就了他们各自不同的精彩人生。舞台上的那些淡淡乡愁感染了无数观众，也挽回了一段行将消失的宝岛历史，因为即使是眷村的第三代孩子们，如今也只能通过影像来温习祖辈们的过去了。

　　链接： 眷村明星知多少

　　电影界：李安、钮承泽、杨德昌、林凤娇、林青霞、张艾嘉、胡慧中、刘若英、李立群等。

　　音乐界：邓丽君、罗大佑、张雨生、蔡琴、欧阳菲菲、白嘉莉、赵传、伊能静、庾澄庆、任贤齐、万芳等。

　　影视界：璩美凤、吴小莉、胡一虎、王伟忠、徐乃麟、郭子乾、九孔、陈建州、阮经天、邰智源、庹宗康、孙鹏、屈中恒等。

　　文化界：南方朔、高希均、龙应台、朱天文、朱天心、朱天衣、袁琼琼、苏伟贞、萧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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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不去的外省人标签

　　在胡一虎的印象里，眷村的疆域是封闭的，医院、商店、邮局、学校等公共设施齐备，眷村人没有大事不出村子。每逢重要节日，家家户户的门前都要悬挂“青天白日旗”，吃“山东大馒头”，玩“大陆麻将”。

　　胡一虎8岁的时候，蒋介石去世，父亲非常难受，胡一虎没有搞清状况，被父亲严厉地要求跪下，他顶撞说：“他是谁啊？为什么要跪？”父亲拿着拖鞋劈头盖脸就打。当时他根本不明白，这位蒋先生对于父辈这一代外省人有着何等重要的意义。

　　土生土长的本省孩子，如不愿读书还可以入农、工、商职场，无土无财的眷村少年多数会选择继续升学。所以在台湾，从事科研、技术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眷村里成长起来的。但如果升学不利，眷村孩子还有另外一条路——演艺，高中毕业就入行拍戏的林青霞虽然大学没考上，却也十分成功。

　　林青霞出生在嘉义县大林镇社团新村。相比较其他人家，林家的生活境况要好些。爸爸林维良毕业于北平医学院，是国民党军队中的一名军医，即使是这样，家里也只有一间卧室加一间厨房，全村共用林家门前的一口机井。出名后回到大林镇旧屋探访的林青霞突然发现，在她的印象中大到无法想象，可以容纳家里五个人睡觉的大床，竟如此狭窄。她已经无法搞清，当初一家人是怎样在这狭窄的旧居里生活的。

　　林青霞的眷村生涯十分短暂。有一次，还在上小学的她拉着父亲的大拇指，认真地问父亲，外省是什么地方，给父亲心里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原来，社团新村没有学校，得去大林镇读小学。在镇上小学读书的，大都是一些当地农民的孩子。国民党来到台湾，当地许多农民破产，原住民和外省人的矛盾愈演愈烈，在当时，“外省人”这个称呼带有明显的地域歧视。

　　正是年幼的林青霞这不经意的一问，竟最终促使了全家迁出社团新村，来到了台北的三重镇。因为父亲意识到，台南这种本省人集中的地方，不适合孩子们的成长，惟一的办法，就是搬到外省人集中的台北。

　　眷村主要的娱乐生活是看露天电影

　　眷村家庭之间，几乎没有什么“隐私”可言，张家说话隔壁李家就能听清楚，邻里之间少不了在大杂院中传播是非，像个大家庭。公厕门口是村里人聚集聊天的地方。眷村的公共厕所很大，那时候经常有小孩子掉进粪坑的事情。小孩子们调皮捣乱，看到有人上厕所就往粪坑里扔石头，里面的人破口大骂，小孩嬉笑着一哄而散。

　　偷看女孩洗澡，偷邻居家食物，和小商贩扯皮，是眷村孩子最熟悉的几件事情。因为服役，眷村的爸爸很多时候都不在家，管教小孩是妈妈一个人的责任。王伟忠说，妈妈拿着藤条皮带、拖鞋，满村追打孩子是每天都上演的戏码。

　　眷村的娱乐生活除了纳凉聊天，还有一项是放电影，那时候台湾开始流行琼瑶小说，小说改编的电影也很受欢迎。眷村的空地上常有露天电影放映，甚至放到一半，片子还会烧起来，放映员不慌不忙，重新接起来继续放，中间往往落了一大截，即使是这样，眷村的孩子们也看得乐此不疲。

　　王伟忠还记得，眷村里第一家人买电视的时候，全村200多人围着去看的壮观场面。那时候看电视要自己举个竹竿拉天线，家里大门和窗户大敞，挤得满是人。后来有电视的人家居然把马粪纸裁开，盖个章，开始卖票。

　　张艾嘉1953年出生于台湾一个书香世家，外祖父曾任台湾新闻局局长，母亲是上世纪60年代的社交名媛，父亲是空军飞行员。在她1岁时，父亲因为飞行事故去世。单亲家庭长大的张艾嘉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悲惨童年，她从小在台湾的美国学校上学， 13岁就去了美国念书。那时候，时尚达人张艾嘉天天穿着最流行的小热裤和超短裙，在村头村尾走来走去，“别人烫卷发，我就留一头波希米亚风格的及腰长发，别人都留长了，我就剪得比男孩子都短⋯⋯是的，我总是很时尚”。

　　女孩们的摩登打扮自然吸引了不少男孩子的目光，但是眷村有自己的惯例。“我们不追村里的女孩，村里的女孩虽然很漂亮，像林青霞，但都太熟了。”王伟忠说他第一次看A片时紧张得不行，“从大光明戏院出来，外面烈日当空，整个人像得了高血压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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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是最深刻的童年记忆

　　思乡情切是第一代眷村人最显著的标签，但是到了王伟忠这些眷村二代人这里，已经没有那么强烈的乡愁意识了。贫穷，才是这些所谓台湾四年级生最深刻的童年印象。“贫穷到什么程度呢，眷村的爸爸什么都是自己来。那时候村里只有公用浴室，公共厕所，臭得一塌糊涂，后来我爸爸用水泥洋灰自己砌了一个浴缸，在外面捡了一大堆没有打磨的瓷砖贴上。然后就喊说：‘小伟忠，过来洗个澡给爸爸看看。’结果洗完以后我身上被剌得一条一条的伤。我爸就摆出北京人的那副傻笑，说嘿嘿，没关系。”

　　台湾演员邰治源说他小时候没什么理想，唯一的愿望就是当个败家子，可惜那时候家里太穷，没有什么东西可败。他曾经和朋友聊天时无限遐想地说，如果家里那时候有田地有房子，“我一定会败得非常漂亮”。邰治源的爸爸是少尉，家里住的是石头房子，地上是用小石子铺成的，蹲在地上随便抠起几颗出来，泥土就露出来了。

　　比王伟忠爸爸砌浴缸更有魄力，邰治源老爸当年找了一切关系，花了2万多块，盖了一间属于自己的厕所，30多年前，这可是一笔巨款。但是这个违章建筑很快就遭到警察的强拆，邰治源老爸不仅要请警察喝酒，最后甚至动用了在情报局的朋友，总算保住了自己的厕所。

　　1967年出生在台湾左营眷村的著名主持人胡一虎记得，眷村孩子的衬裤有很多都是米、面袋子改做的，有时上面还印着“××公斤”。同学们之间开玩笑就会互相问：“今年穿的衬裤是几公斤的？”

　　为了养家糊口，不仅眷村的大人们有副业：踩三轮、做外卖、刺绣、洗衣、摆小摊⋯⋯小孩也从小就帮家里做工补贴家用。圣诞灯、马达线、火柴盒、缝手套、勾皮鞋面，六十年代，眷村的每一个家庭都是个小工厂。

　　胡一虎说，他们一家7口人，母亲为了贴补家用，在家里开了一个“家庭美容院”，“记得我姐姐上中学的时候，已经开始帮客人洗头发了。”

　　眷村家里的大女儿出去唱歌的、做吧女的有很多，红起来的就去海外发展当明星，没有红的就嫁人，邓丽君是比较幸运的一个。

　　邓丽君的家先是住在屏东眷村，后来随着父亲的换防举家搬到芦洲新村。邓家经济条件不好，在芦洲国小读书时，调皮的同学经常搞恶作剧，把邓丽君的头发绑在椅子上，等下课她起立时发出惊叫。邓丽君的成绩中等，算数比较差，总是不及格，那时候她老觉得自己笨，也很自卑，直到自己的唱歌天赋被发觉。

　　邓爸爸的朋友李成清那时在康乐队拉二胡，带着6岁的邓丽君在课余时随着康乐队到处劳军表演，赚取酬劳，这对家境贫寒的邓家是不小的补贴。后来，甜嗓子邓丽君在校内的各种游艺会、晚会上成了风云人物。邓爸爸每天清晨，都用自行车载女儿到不远处的小河边，迎着朝阳练声。邓丽君的成名曲《小城故事》唱的就是那时候的生活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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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青霞、邓丽君、杨德昌、罗大佑⋯⋯眷村走出的明星们

　　在四面竹篱笆的拥挤空间中，左邻右舍的爸妈吆喝着各家孩子回家吃饭，南腔北调混杂在一起。听着《四郎探母》的老人家，泪眼婆娑地哼着“我有家归不得”。这是赖声川的《那一夜，我们说相声》中的一个段子，讲的是台北市第一个眷村——四四南村。那时的大陆，相声这种传统文化已显现明显的颓势，台岛绽放的这朵奇葩，被很多大陆文艺青年奉为神明，里面所讲的眷村故事也逐渐在大陆流行开来。“在政治、教育、经济和军事上，眷村人的文化彻底影响了台湾，丰富了台湾，也改变了台湾。”演员李立群说。

　　眷村的故事被一再搬上舞台和银幕，得益于这里的人才辈出。眷村出明星，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究竟是为什么，没人能说清楚。有人说，眷村里的爸妈来自五湖四海，国民党军官的太太自然漂亮，眷村子弟基因好。有人说，眷村人没田地，家族没有根基，那时候要想出人头地，要么功课好，要么只能当明星。

　　到不了的远方，回不去的故乡

　　被誉为台湾娱乐教父的王伟忠来自嘉义眷村，他的父亲1949年从北平南苑机场，跟着国民党部队撤退到青岛，之后来到台湾。

　　国民党要撤退时，王伟忠的爸爸妈妈只有十几岁，也没结婚，经过艰难地说服，王伟忠姥姥才最终同意两人远去台湾。临走前，姥姥拉着伟忠妈妈的手，去跟所有的街坊邻居讲，我家闺女不是偷跑，因为时局乱，没来得及正式办婚礼。妈妈跟姥姥轻描淡写地说，“去台湾玩玩，很快就回来。”这个当时只有十六岁的小姑娘没有想到，这一“玩”就是40年。直到1988年，王妈妈才有机会回到大陆探亲。

　　王伟忠是地地道道在眷村出生的孩子，小时候喝百家奶、吃百家饭，常常和邻居家的小孩一起，站在大人身边听他们讲以前在大陆的故事。这些桥段后来都被他原封搬到话剧舞台上。

　　那时候眷村的房子都是临时搭的，很多人都不买家具，房子称为“克难房”，主要是以竹篱、石灰、瓦片作材料，因此有一个很诗意的名字：竹篱笆眷村。王伟忠说，刚来台湾时有一个口号叫：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四年成功。大家都在等“老总统”把他们带回家乡，很多人早上起来就把棉被捆好，随时准备走。王伟忠记得有一个杨妈妈，到台湾十年后才架起床，一边架床一边哭。1975年4月5日，蒋介石过世，王妈妈趴在床上哭着念叨：“回不去了，回不去了⋯⋯”

　　在电视剧《婉君》中饰演老二周仲康为大陆观众熟悉的演员徐乃麟，爸爸本来没当兵，是当时赫赫有名的青帮成员，专门做贩盐生意。国民党军败退之后，他们一家人跟着部队一路南逃，稀里糊涂上了去往台湾的船。那时候别说老百姓，一般士兵也是不准带家属的，按说徐乃麟一家应该被赶下船，但恰巧他们遇到一个好心的尉官，让徐乃麟的妈妈冒充他的家属，徐爸爸就顶替一个伙夫的名字，一家人漂洋过海来到了台湾，成了眷村成员，一住就是40年。

　　期间徐爸爸几次开小差，又几次被抓回去，东躲西藏，最后随身携带的黄金也被偷了，只好又回去乖乖当兵，一家五口挤在五坪（一坪约为3.3平方米）米的房子里，徐乃麟也成了真正的眷村子弟。

　　歌手万芳的父亲来到台湾时只有21岁，他没有想到自己那一别竟与母亲成为永诀。“那个下午，父亲听闻奶奶早已过世的消息，我还很小，看着父亲逆光的剪影，第一次听到爸爸哭。那时父亲每天晚上睡觉都会叫着奶奶的名字。爸爸现在80多岁了，说到这些，还会常常流泪。”从小在家里，爸爸喜欢妈妈做菜的时候多放一点糖，“因为那是家乡的味道。离家的父亲，会觉得那样才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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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曼莹：外公的手臂上刺着梅花

　　101大厦号称世界第二高楼，以它为中心的台北信义商圈，是全台湾最繁华的地段之一。就在这座高楼脚下不远处，记者看到一大片与摩登街景极不协调的菜地，菜地中还有几座老旧的平房。这就是台北第一座眷村——四四南村，也是台湾仅存的几个眷村遗址。

　　对于26岁的华曼莹来说，四四南村满载她童年的美好记忆，小时候，爷爷奶奶就住在这儿的一间小房子里。华曼莹的爷爷名叫华宗兰，88岁的老人操着标准的浙江乡音，借助华曼莹的“翻译”，记者了解了他的早年经历。华宗兰年轻时学了木工，到军工厂工作，从大陆一直做到台湾，印象最深的是1958年“八二三”炮战（即金门炮战），他在兵工厂几天几夜不眠不休地做炮弹箱子。在眷村，华宗兰的木工手艺有了用武之地，简陋的房屋被他配上精巧的门窗和家具。因为华家孩子多，军队分配住房时特别给了他最靠边的一间，这样就可以自由扩建，一间小平房后来被华宗兰改装成了阁楼。

　　1949年华宗兰26岁，是一名上士，来不及通知父母亲人，就随大部队漂到小岛。华曼莹的奶奶当时也随所在单位撤到台湾，孤身女子举目无亲，对华宗兰一见如故，但她比华要年长四五岁，担心对方不肯娶她。正好所有大陆人员都要重新登记户口，她便虚报了年龄，假称自己与华宗兰年龄相仿。这一“骗局”直到孙子们都长大后才无意中被揭秘。华曼莹说：“我们一直说爷爷这个‘穷当兵的’因为长得帅才骗了奶奶，谁料到是奶奶骗了爷爷。”

　　“两岸开放后，爷爷回老家找到了亲人，那时他父母都过世了，但亲姐姐还在。”华曼莹说。但她的外公就没有这么幸运。“我外公到台湾时已经36岁，他对祖国、家乡的感情更深。”在华曼莹印象中，外公性情内向，在家里很少说话。外婆出身台湾宜兰县大家族，祖籍闽南。“当年她是因为在家照顾生病的母亲，耽误了结婚，才作为‘大龄剩女’嫁给我外公这个已经40岁的外省军人。两人结婚后，一个说闽南话，一个说河南话，直到他们第一个孩子出生，两人才勉强理解对方的意思，孩子再大一些，就给他俩当翻译。台湾开放老兵回乡探亲，我外公也托人去老家打听，但是一点消息也没有。后来外公就放弃寻找了，毕竟我外婆在，外公怎么好寻找他的元配。”

　　“我外公的手臂上有梅花刺青，因为梅花是中国的国花。”2004年，华曼莹的外公去世，享年90岁，直到去世那一天，也没能与大陆的亲人取得联系，终其一生，他没有再踏上那片深沉思念的土地。

　　今天，四四南村已改建为眷村文化馆，一进馆就能看到台湾诗人余光中作于1972年的《乡愁》。这首著名的诗歌打动了台海两岸，但生离死别、终生遗憾，却远非“乡愁”所能概括。从1987年台湾开放外省人回大陆探亲，20多年间，老兵们就像候鸟一样，往返于台湾的“家”和大陆的“根”之间，在百感交集的穿梭中，他们渐渐凋零。家国之痛，渗入血脉，在子孙身上无尽地传承。（应受访者要求，华曼莹为化名）

有容乃大

给孙立人当军医

　　刚到台北时，很多军营驻扎在西门町，谢日中就跟着军队住在西门町一个大庙里。周边有很多电影院，有一次谢日中看电影时竟遇到他在山东读书时的老师。“我爸在撤至上海前考上了山东医学院，这位老师带着我爸到教育部查学籍，出面证明这个姓何的就是档案中的谢日中。当时有台大和国防两个医学院给他选，不过台大要自费，所以我爸选了国防，毕业成了军医，给国民党陆军总司令、抗日名将孙立人担任医官。”

　　谢日中曾目睹蒋介石对孙立人的猜忌。一次蒋对孙发火，提起1945年“艾森豪威尔为什么找你去欧洲盟军总部，不找我去？”孙立人无语。谢日中走上前说：“报告总统，艾森豪威尔只是将军，邀请元首是不合国际惯例的！”蒋也觉得自己不讲理，正要找个台阶下，便拍着谢日中肩膀说：“不错，有前途。”后来在回去的车上，孙立人跟谢日中说：“你笨呐，不会跟他要个官做？”

　　孙立人后来被蒋介石拘禁，谢日中退伍开了诊所，与谢侑霖母亲相识结婚。虽然两岸长期戒严，谢日中还是想办法通过香港与老家通信。“我爸会把爷爷写来的信放在床头柜，每晚都要拜读，信是用很薄的红色横线纸写的，寄一次信不容易，每次都写来一大本。”

　　在谢侑霖童年的想象中，大陆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因为父亲的口头禅是：“在大陆很普通的东西，台湾怎么就是做不出来！”小到一块点心、一粒中药丸，大到家具、生产工具，抱怨这个“蛮荒小岛”比人杰地灵的故乡实在差太多。两岸开放前，谢日中曾取道东京偷偷回山东探亲，孩子们都非常兴奋，因为爸爸要带回好东西了。“我爸带回了月饼，从小我就听他形容大陆月饼比台湾精致多少倍，我们几个孩子抢来月饼狠狠咬下去⋯⋯咦？咬不动？再咬，还是咬不动！原来这就是老爸怀念的大陆啊！在我心中一下子幻灭了。哈哈！”

　　直到回到老家那一刻，谢日中才知道家中曾被批斗得很惨，母亲已在饥荒年代饿死，在这之前，他一直以为母亲还健在。 “爷爷在信里只能写‘我们都很好’，如果写了不好的事，信恐怕寄不出。”

有容乃大

谢侑霖：事隔二十年才知道奶奶死于饥荒

　　在台北老牌商业区西门町，41岁的谢侑霖带记者来到一家开了半个多世纪的咖啡厅，这里的装修让人想起三四十年代的上海，糕点柜台售卖“鲍鱼酥”、“鸡仔饼”、“驴打滚”等广式或北方传统点心。谢侑霖说，你尝了才知道，台湾的点心味道更正宗，这都是大陆一流老师傅传承下来的手艺。当年国民党大员撤退，必带金条，再就是厨师和糕点师傅。“我外公是驻在湖北的军阀，有好几个老婆，撤退时因为船上位置有限，他只带了正室（即我外婆）和其中一个妾，因为这个妾（我叫她姨婆）当时怀了我舅舅，其他没有孩子的女人就不带了。在船上放货物的地方，还有空位，于是我外公可以多带一个人，你猜带了谁？不是小老婆，是他的厨师。”

　　往船上挤的老百姓被枪托打到海里

　　谢侑霖的父亲谢日中来到台湾的旅程则要艰险得多。“1948年，我爸20岁，跟着‘山东联中’流亡队伍撤退至上海，去投奔我爷爷的分公司。爷爷在山东开办农产品贸易公司，企业规模不小，在上海霞飞路有办公室。”

　　所谓山东联中，是山东几所中学从抗战到国共内战时期组成的流亡学校，经上海南下广州，共八千多名学生，欲往台湾继续学业，后来被称为“八千子弟”。“八千子弟”往澎湖中转，因为澎湖防卫司令李振清是山东人，他们是去投奔老乡，不料却被李扣下，所有男生被强行充军，联中校长张敏之和反抗的学生被枪毙，这就是台湾白色恐怖第一大案：澎湖案，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昭雪。

　　谢日中因为在上海脱队，躲过了这一劫难。1949年5月24日深夜，解放军开始从徐家汇攻入市中心。“我爸到晚年还常说起，解放军进城那一刻，他穿个睡衣就往外跑，跑下楼一看，街上每个人都在跑，东边的往西跑，西边的往东跑，乱成一团。上海都是有钱人，怕共产党清算。我爸一直跑到港边，远远看见一艘即将离港的轮船，后来他才知道，这是上海逃往台湾的最后一艘船，一直拖到解放军入城才准备起航，因为在等当时的上海市长上船。这艘船只运军人，往船上挤的老百姓一律被卫兵用枪托打到海里，船被海浪晃动，船身跟码头一撞，人当场就夹成肉酱。码头上行李掉满地，什么都有，连金条都可以拣到。可我爸顾不上捡那些东西，他捡了一个名牌，名牌就是军装上绣的一块写着名字的布条，为了假冒身份，他捡了就上船了，除此之外全身上下什么证件和财物都没有。他是顺着轮船的缆绳爬上去的，缆绳用麻绳跟铁丝绞成，爬上去后刮蹭得一身都是油和血。”船上只有当兵的才有饭吃，于是谢日中当了兵，谎报他捡的那块布条上的名字，姓何。直到儿子谢侑霖20岁，“何家”才改回姓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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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时理想是解救大陆同胞

　　童年的刘以善一放学就骑脚踏车去眷村玩。“外省人刚迁至台湾那一二十年，与本省人之间隔阂很大，我们被视为‘外省佬’，本地人也被反唇相讥为‘土老台’。虽然我心中并无地域歧视，但受到社会环境影响，大部分好朋友都是外省小孩。”在他的记忆中，眷村有浓浓的人情味儿，邻里之间相互扶持像一家人。“周末热闹得像过节，军中的‘光棍儿’都会被有家眷的同事邀请来做客，吃顿家乡口味的饺子，吃完就一起打牌、话家常。”

　　受家庭影响，刘以善从小对大陆有深厚的情结，尽管离开时他还是懵懂的幼儿。在学校里，他也受到“反攻大陆”、“解救同胞”的思想教育，常看到反映大陆状况的时事漫画。“大跃进”、闹饥荒，台湾的青少年都知道。“那时看这些觉得半信半疑，怎么可能有那么多人饿死？人们都去吃树皮，这是不可能的吧？尽管有怀疑，但内心还是很受震动，我16岁报考空军幼年学校也跟这些教育有很大关系，感到重振祖国的重任就在我们这一代肩上。每天晚上军官训话时都会说：‘海峡对岸的同胞处在水深火热中⋯⋯’讲到这里，我们这些军校学生常会掉下泪来⋯⋯”

　　刘以善读军校时，学校里曾发生一件大事：1969年5月，他的同学朱京蓉随教官黄天明“叛逃”大陆。从1949年开始，台湾空军官兵“叛逃”事件不时发生，有的人是因为“想家”，有的人是因为在台湾生活或事业境遇不顺。而刘以善坚信朱京蓉是被迫的。朱也是3岁跟着父母到台湾，“从小在眷村长大，父母都在台湾，怎么会自己跑去大陆呢？”几十年后刘以善在大陆见到老同学朱京蓉，确认是教官趁飞行训练时直接把飞机开到大陆，朱作为学员毫无办法。落地之后，他只得承认大陆的官方说法：协助教官驾机起义立功。台湾解严后朱京蓉与分别二十几年的父母见面，才知道，他“叛逃”后父母在眷村备受歧视，一家三口辛酸满腹，无以言表。

　　人老了，只想了解祖辈的真相

　　20世纪80年代，台湾逐渐允许老兵到香港“会亲”，1987年9月，刘自铭到香港见到了从河南赶来的二弟和三个妹妹。“我二叔去的时候已经得了癌症，会亲不久就去世了。” 后来，刘自铭又回大陆探亲两次，不仅去河南，也去了刘以善母亲的娘家武汉。“那时台胞回乡流行带‘四大件’：电视、冰箱、洗衣机和摩托车。我妈妈的退休金几乎都拿到香港换成东西带给亲戚。我爸心里想，我们在台湾稍微节俭一点，就可以给老家人生活带来很大的改善。”

　　刘以善本意出资在河南老家修建祠堂和图书馆。“二叔对我说，‘以善哪，没有家了，哪里能生存，哪里就是家。’”刘以善不明白二叔的意思，直到他踏进村子，才看到老宅已是残窑破瓦，亲戚散落四方，“老家”的概念不复存在。经过“破四旧”，乡间曾经常见的祠堂早已消失多年。“这么多年来，我家不管搬到哪里，父母都会在家中设祠堂，供奉刘氏历代宗亲之神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相片也放在神位旁边。大陆亲戚到台湾来，看到我们供奉牌位，甚至觉得奇怪。我和父母都很感慨，两岸传统观念上的隔阂已如此之大。”

　　几十年的绝缘，使亲人彼此有些陌生，故土仍在，人情冷暖却不是当年的感觉。“大陆的亲戚们，哪怕是亲兄弟姐妹平素都不来往，只有我去的时候他们才聚会一次。过去他们是被迫‘划清界限’，现在也不亲近，这种情形让我很难过。”

　　种种原因使刘以善近些年很少再回大陆，但在台湾，刘家依然严守祭祖的传统。“这几十年以来，只要一想到爷爷和外公的死，我们一家人内心那种痛苦，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直到现在，刘以善和亲戚还在努力寻找外公杜庭瑞的坟墓，并试图查清爷爷刘金生的悬案。“我们不是想要算账，虽说杀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可就是想算，又和谁算呢？冤家宜结不宜解。我们都老了，只是想知道事情的真相，想知道自己的祖辈是谁，是什么样的人。我想这是人性的本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