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全家裸体求助 称不怕丢面子怕饿死没人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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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家四口，为了1500元治疗费，脱下衣服，上街求助。 [url]

□ 一个农民工，为了200元报酬，出演“裸体讨薪秀”。 [/url]

□ 密集的农民工“裸体求助”新闻引发人们激烈争论：蒙羞的是他们自己，还是整个社会？ [url]

有关这个家庭的信息实在少得可怜。 [/url]

人们只知道他们来自河南舞阳，在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县以捡废品为生。已经50岁的丈夫和37岁的妻子养育着3个孩子，最小的那个刚刚出生两个月，还在当地妇幼保健院住院接受治疗。 [url]

正是这个突然到来的小生命将整个家庭拖入了绝境。11月27日，他们想将孩子接出医院，却怎么也凑不齐最后1500元的治疗费。 [/url]

这对农民工夫妇也许再找不出什么像样的选择了。就在当天下午，他们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脱光了衣服，走上街头求助。 [url]

在路人偷拍的照片里，这对夫妇一直昂着头，紧紧攥住被晒得黝黑、只有半人高的孩子的小手。他们穿过了安静的居民区，也经过了一条车水马龙的大道。现场围观者回忆，路过的摩的司机不停地骂这对夫妻，“不应该带这么小的女儿，影响小孩的”。但他们似乎完全听不见也看不见了，直至赶来的民警将他们接到车上。 [/url]

有人说，就在2011年即将过去的时候，“这凄凉又可悲的一幕成了这一年最震撼的画面”。两张偷拍得来的照片在网络上疯传，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有人“不能理解他们为何选择如此极端的方式”，还有人激动地斥责：“丢不丢人，我都为你们感到羞耻！” [url]

但许多人也理解这个家庭抛弃尊严的无奈，尽管对他们来说，1500元更接近于一顿朋友间的聚餐、一件漂亮的大衣，或是一双新款球鞋。可在他们看来，社会先“没能给他们应有的面子”，他们才“回报给社会更加难堪的场面”。 [/url]

一位评论者为此撰写了一篇文章，并在最后这样写道：“‘失节’的是他们一家四口人，但蒙羞的是整个社会。”

丢了面子也不怕，我就怕饿死也没人理 [url]

事实上，关于“尊严”的话题已经进入农民工问题研究者的视野。 [/url]

就在刚刚过去的11月28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在北京发布了《中国农民状况发展报告》，而“农民眼中的尊严”正是其中一章。 [url]

在进行调查时，项目主持者之一、华中师大政治学教授邓大才发动了自己的学生。他鼓励那些生长在农村的学生报名成为观察员。在学生们返乡前，这位教授还特别叮嘱，不要用“尊严”这样抽象的词语，而是换种问法，比如“你受到过不公平的待遇吗？” [/url]

就在2011年寒假时，学生们和务工者一起返回了家乡。这项调查最终覆盖了31个省、270个村庄和4794户农户。而在一组组数据背后，那位出身农村的教授发现，眼前的调查结果并不乐观。 [url]

调查表明，农民在就医、工作、购物、就餐、乘车、住旅馆、与政府官员交往、与有钱人交往时感觉受到尊重的比例分别为4.7%、6.0%、10.9%、9.3%、7.2%、6.8%、3.7%、2.5%。与之相应，上述场合中农民表示受歧视的比例分别为21.2%、19.4%、16.8%、15.9%、9.9%、7.9%、35.2%、34.5%。 [/url]

此外，年轻人的尊严感明显低于年长者。“年轻人有知识、有信息，又比较敏感，他们会把自己和城里人做比较。”邓大才说。 [url]

在结论处，这项调查写道，农民的尊严感有可能持续下降。“当年轻人逐渐成为农村的主力军，在贫富差距、城乡差距逐步拉大、干群关系愈加疏远的影响下，农民的尊严感可能出现下滑势头。” [/url]

但至少在眼下，“缺乏尊严的环境”并没有使农民们停住走向城市的脚步。一批又一批农民离开了自己熟悉的土壤，艰难地想要扎根于城市。《中国农民发展状况报告》的调查者发现，一半以上的人认为农民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比其他人低一等”，而这其中就有很多背井离乡的务工者。 [url]

就在那个四口之家裸体上街求助的同时，在距离电白县不远的深圳，又发生了一起农民工“裸体讨薪”事件。事件的主角、河南籍农民工韩文德已经在深圳生活了整整21年。但是当面对难题时，他就像很多初来乍到者一样，几乎找不出任何办法。 [/url]

从去年5月到今年8月，他和13个同乡加入了深圳一栋27层大厦的外墙翻新工程。而今，他声称工程公司和工头拖欠他们共21万元。可工程公司却坚持，自己已经付清全部款项。 [url]

“我简直走投无路了。”54岁的老韩说。11月末的一天，这个“没什么文化”的中年男人找了张旧纸板，请人用黑笔重重地写下3个问句：“要不到(工钱)是老板黑心？还是工程被层层转包的原因？我们该怎么办？” [/url]

他举着这张牌子在马路边站着，心想“大城市总有个管事的”。可这个希望很快就被行人泼了冷水。“你这样没用。”一个梳辫子的男人走过来指点他，“你找个人，把他衣服脱了，上街去。” [url]

就这样，韩文德从站在街边、举着牌子等待打零工的农民工里找了一个重庆男人，经协商后决定，付给他200元，“在街上站10分钟”。紧接着，就在一条人行道上，被雇用者“全副武装”起来，他脚踩解放鞋，穿着一条贴身短裤，戴上一张写着“黑心老板”的纸壳面具。韩文德和另一个工友则分别站在两侧牵着他。 [/url]

那一刻，尊严已经不再重要。他只想着，打工者都是自己的亲戚，如果不尽快把钱讨回来，“过年没法回家”。 [url]

有人问他，难道你就不怕丢了面子？ [/url]

这一次，他想了很久才回答：“丢了面子也不怕，我就怕饿死也没人理我。” [url]

他们在城市里过着“鼠族”生活，而他们留在老家的那栋漂亮楼房，只有老鼠在里面安家 [/url]

没有人知道那个被雇来裸体的农民工的故事。有人记得他总是做些“搬搬抬抬”的工作，也有人声称他其实是个“卖废品的”。他像这座城市的很多建设者一样，面目模煳，姓名不详。 [url]

韩文德记得，最初，他和受雇者协商这次行动后付给他150元。可在街上，当老韩要求他脱衣服的时候，受雇者一下子就后悔了：“那不行，你得再给我加50元。” [/url]

最终，整场“裸体讨薪秀”只持续了很短暂的时间。走了几十米后，由于围观者太多，这支队伍不得不迅速解散。 [url]

几天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嵘也从新闻里看到了韩文德的故事。于建嵘曾经为大批农民工做过访谈。在他看来，很多时候“农民工尊严问题都与欠薪相关”。“这件事比较极端，”于建嵘评价，“但没有必要指责他，我可以理解他的选择。” [/url]

除了用“裸体”来寻求社会帮助，那个四口之家和韩文德一样，都几乎再无其他办法。这或许就是农村与城市的禀赋差异带来的巨大问题。 [url]

在11月刚刚结束的2011年中国经济学家年度上，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就曾提到这个问题。在15分钟的发言里，这位站在讲台上的81岁老人首先谈到了3种资本：物质资本；以文化、教育、技术等为指标的人力资本；以家庭关系、家族关系、同乡关系为主的社会资本。 [/url]

从云南、贵州、重庆等省市考察后，厉以宁发现，以物质资本为例，城市里的住宅有房产证和产权证，可以用于抵押、转让、投资，“钱就到了”。可按照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农民的房子并没有房产证，在一个农民进城成为农民工时，他只能两手空空，无法带资进城。而在人力资本上，农村孩子无法像城市儿童那样享有优质教育。当需要比拼社会资本时，他们更没有可供利用的亲戚或朋友关系。 [url]

结果显而易见，“3种资本都是城市占优势，农村占劣势”。 [/url]

或许正因如此，这位老人总是反复提起“老鼠的故事”。农民两手空空地进城打工，没过多久，他的妻子和孩子也跟了过来。他们很有可能住进一间被纸板隔成16个小间的地下室，与其他务工夫妻一起，过着“鼠族”生活。至于他们留在老家的那栋漂亮楼房，只有老鼠在里面安家。

管了粮，就管不了钱；管了钱，就管不了地 [url]


没有人知道那个四口之家为何背井离乡，来到广东。或许他们也与韩文德面临着相似的困境，在农村老家耕种小麦和芝麻时，“管了粮，就管不了钱；管了钱，就管不了地”。没办法，他只有来到城市。 [/url]

正因如此，那笔按工程期结算的钱款才显得更加重要。于建嵘认为，想要提高农民工的尊严，首先是尊重他们的劳动，并使其劳动环境得到改善。但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户口改革和土地制度改革，让他们真正融入城市”。 [url]

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发出这样的呼吁：让农民工与市民一样享受医疗保险、子女教育、失业保险、住房等各种保障。否则，“尽管他们的血汗甚至生命都遗落在异乡城镇，但终究难以在他乡找到立足之地，最终成为漂移在城市与乡村、异乡与异城的弱势群体”。 [/url]

不过，在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温铁军看来，如果能够提高农民的尊严感，甚至让农民的尊严感超过市民，“那么农民或农民工到哪都不必觉得低人一头，甚至农民可能不必被迫进城务工”。 [url]

上世纪90年代，这位被誉为“农民代言人”的教授曾在珠三角推广一个名为“农村股份合作制”的乡村实验。按照“以土地为中心”的股份合作制，村子将分散的土地从农民手里集中起来，批租给乡镇，乡镇则以股红分配的方式，将一部分工业收益分给农民。 [/url]

就在不久后，温铁军发现那里的农民可以享受许多市民无法享受的优惠政策，城里人的流行话也变成了“搞导弹的不如卖鸡蛋的”。有了社会地位和经济保障，农民在是否进城打工上也拥有了自主选择的权利。 [url]

在快速推进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里，这或许是个好办法，但眼下实施起来却可能不再容易。在温铁军看来，“城市化过程中，利益集团不肯放弃自己的利益。而农民的最大问题在于，个体表达高度分散。” [/url]

“只有保护财产权益，才会有尊严。”温铁军表示。 [url]

没人能挽救那四口之家的尊严了，但他们至少解决了眼前最大的困境——经过警方与院方的协调，保健院同意减免这家人欠下的治疗费。那个父亲签下自己的名字，接走了儿子。然后，这个家庭就像几颗最最普通的尘埃那样，消失在傍晚的县城。

　　　网编：蒲公英　　　　 [转发本条新闻到微博] 　　　　　　　　　　

踏雪寻熊

lilimarry

自己想要站着，别人打不倒。
尊严是要自己维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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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刑侦史坐标人物：第一高智商悍匪白宝山(图)
新闻来源: 凤凰网 于December 07, 2011 01:07:45 敬请注意: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观点内容不代表本网立场! [转发本条新闻到微博]


中国第一悍匪白宝山 [/url]

白宝山是一个在中国刑侦史上有坐标地位的杀人犯。他于1996年3月至1997年8月持枪先后杀害军人、警察和无辜群众15人，抢钱140余万元，并在狱中先后杀害2人，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他虽只上过三年学，但犯罪智商极高，具有高超的反侦查手段与射击技术。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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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案被公安部列为1996年1号案件。 [url]

此案被公安部列为1997年中国十大案件之首。 [/url]

此案被国际刑警组织列为1997世界第三要案。 [url]

此案轰动了北京，轰动了新疆，轰动了警界军界，震动了国务院、中南海，影响远达海外。 [/url]

73岁的王凤英右手一直拿着一个红色打火机。 [url]

她抽过滤嘴香烟，说起大儿子白宝山，总强调“我那大小子是个老实人”。她和老伴住在北京市石景山区模式口的一个小区里，二楼一套50平方米左右的两室一厅，老夫妻与三儿子、媳妇和小孙子一起住，一家全是首钢工人。1957年出生的白宝山几乎没住过这间房子，他的亲生父亲去世早，王凤英一人靠工资养活他的两个姐姐、他和刚9个月的二弟，还有在河北老家的姥姥。“一天9毛钱工资，养活6口人，早起打草卖钱，连续4年我都没睡过整觉，连酱油都没吃过。”因生活艰难，王凤英改嫁给同在首钢工作的工人老梁，之后又生了一个儿子。 [/url]

家里条件差，白宝山从小送到河北农村，13岁才回北京上小学。在白宝山的继父老梁眼中，那时的白宝山老实，“给他5斤粮票都不知道怎么用”。13岁的白宝山个子高，与比自己小五六岁的孩子坐在同一教室里上一年级，自尊心受到很大伤害，三年级就辍学。王凤英则对此愧疚，“那时太穷了，几个孩子每天早上都要跟我去打草卖钱，他力气大又肯干，主要帮我干活了”。三年级时，16岁的白宝山退学到街道的酱菜厂做杂工。1976年，他18岁，正式被石景山区第一电碳厂录用，成为装卸工。那时他已长成一个1.8米的大个子。 [url]

白宝山不大识字，在电碳厂工作时从不多话。一件小事改变了他的命运：厂里举行的射击训练，第一次拿枪的白宝山三枪全中靶心，得到了生平第一个优秀。白宝山于是借来***，黑夜里打老鼠，或者去林中打鸟，根据后来他在监狱中的描述，达到了15至20米内，枪枪命中。从此一向孤僻的白宝山身边渐渐聚集了一些闲散人，后来人们才知道，他开始从邻居家小偷小摸，也从厂里偷些原材料卖掉。1981年，23岁的白宝山通过自由恋爱与本厂白姓女工结婚，一年后，他们生下一双龙凤胎儿女。 [/url]

监狱13年 [url]

白宝山1983年进了监狱。罪行包括：与人合偷邻居晒的衣服，偷盗厂里价值数千元的原材料，以及邻居家的两书包玉米，被判处4年徒刑。1983年开展“严打”，白宝山在狱中始终认为对自己量刑过重。在白家人眼里，白宝山后来犯的案子是“没话说，该枪毙”，但第一次入狱是“冤枉的”。“是厂里的司机骗他去搬东西，谁知道是偷。”王凤英始终将情绪停留在儿子犯罪的起点，一直说把儿子引入歧途的那个司机“最该枪毙”。 [/url]

但白宝山被关得更长，1985年被北京宣武区人民法院以抢劫、盗窃罪加判有期徒刑11年，两罪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4年。这些后来追加的余罪，不仅包括了偷盗电视机等更多财物，还有人供出，白宝山偷玉米时被主人发现，他就用棍子打主人买部，造成“线性骨折”。曾专门花半年时间调查过白宝山所有案卷的作家牛伯成说，这样的暴力行为成为界定“抢劫”的关键。“我只是想偷点苞米喂鸽子。”白宝山在此后反复强调，这一次加判后，他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仇恨。1991年，白宝山被遣送到新疆石河子新安监狱服刑，他收到狱外女儿的来信，知道妻子改嫁后，儿女们过得并不好，后来都上了技校成为社会底层。白宝山在狱中被女儿的信深深刺激，他的狱友们听过他发愿“要让女儿上最好的学校，挣很多钱给孩子”，面对现实，他又说“如果再判长些，等我老了，就出去杀幼儿园的孩子”。 [url]

白宝山在监狱里看了很多法律书，要弄懂自己的量刑是否有问题。因为不是重刑犯，白宝山作为“零星犯”，分配在监狱的草场内放牧，有自由和时间可以和狱友交流，服役的狱友教会他各种枪械理论知识。“在武器方面，白宝山的求知欲特别强。”由于新疆特殊的地理环境，白宝山不仅有机会接触到游牧民，甚至还能搞到弹药。他把牧民跑进监狱领地的羊扣押，要求牧民用弹药交换。 [/url]

白宝山在监狱里第一次杀人，杀死了经常挑衅的狱友。他用铁锤砸死对方将尸体埋入牛棚，狱警们居然没发现，按照越狱处理了这个犯人的失踪。第二次狱中杀人如出一辙，尽管有人看见墙上有血迹，看见白宝山焚烧东西，但没有尸体还是无法追究。牛棚下的两具尸体直到白宝山被捕后供出才挖掘出来。 [url]

户口：一个机会 [/url]

1996年3月，白宝山从新疆石河子监狱刑满释放，回到阔别13年的家中。他叫出了正在做作业的侄女的名字，这是白宝山在北辛安的两间平房，现在这里由二弟白兵夫妇带着小侄女居住。白宝山在父母模式口的屋子里支了张折叠床，因为暂时没有工作，母亲每个月给他100块钱，大弟白军也经常偷偷给哥哥钱。白宝山急于把户口和身份证办下来，他曾说，“我想找个开车或者什么活，和父母好好过日子”。白宝山改嫁的妻子此时已再次离婚，希望与他复合。白宝山一开始想好好挣钱让一双儿女过上好日子，还专门召集二弟白军和三弟梁江开过会，讨论对老人的赡养。两年后的1998年3月，当白宝山站在法庭上做他的最后陈述时说：“我出来并没想重新犯罪，我给自己设计了两条道路，如果我能够正常地生活下去，我就不再犯罪：如果不能，我就去抢。” [url]

回到北京白宝山就带着释放证去办理户口，但是负责户籍的片警却给了他一瓢冷水。根据白宝山的讲述，当时片警忙其他事情，白宝山等了一会儿，片警说：“户口马上办可办不了，起码要等半年。”白宝山结巴着顶撞了一句：“我有释放证，为什么还要再等半年?”片警则慢悠悠地说：“你要是这样讲话，那就再等两年。” [/url]

白宝山批发了剃须刀在西单、香山、八大处等地摆摊销售，成本100多块钱，总是被城管惩罚、没收。白宝山通常是自己找上门去把货要回来。以他原型编剧的电视剧《末路》的导演陈国军在开拍前曾做过调查，他告诉记者：“白宝山做小生意受到的打击很大，曾经被城管当众打过耳光、挂牌罚站。”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不到1个月。 [url]

白宝山在被捕后反复强调，是户口问题使他对社会产生了最大的仇恨。“要抢枪来杀掉那个片警。”4月，白宝山在河北和北京先后抢劫了电厂的卫兵、装甲兵司令部的留守处和八一射击场的哨所，抢劫到“五六”式步枪1支后，白宝山不再想杀片警。他在从装甲兵司令部逃走时，碰上了防暴警察6人小组开着防暴巡逻车，白宝山抬手就射击，一共射出9发子弹，将4人打倒，巡逻车竟没开出一枪就让白逃走了，防暴警察只看到一个一边开枪一边向后方跳跃的身影，“姿势绝对是专业而迅速的”。在北京抢劫杀害军人和警察引起高层震动，对白宝山的身份和目的有很多复杂的猜测。而白宝山除了到处藏枪，还在12月一天的中午12点半，在德胜门烟酒市场打死烟贩抢劫6万元，依然没有留下任何线索。白宝山先将埋枪的地方找好，他不带着抢来的物品逃跑，甚至还换衣服再去市场买了些袜子。 [/url]

爱情或同谋 [url]

复婚失败后，白宝山的弟媳李伊带回了在同一个商场做生意的四川人谢玉敏。谢玉敏与白宝山同岁，丈夫和女儿都在四川老家，自己来北京打工。王凤英眼里的小谢，“特别能干，个子不高，说话细声细气的”，“全家都把她当家里人看，这个人实实在在的”。2000年，陈国军曾在开拍《末路》前专门带演员去新疆女子监狱与谢玉敏谈过。据他回忆，当时***、剧组和监狱方面不少人都在，“一位女同志问谢玉敏，白宝山和四川的丈夫两个人中，你爱哪一个?众目睽睽下，谢玉敏沉默了很长时间说，爱白宝山。” [/url]

谢玉敏曾经对一位探访过她的记者说，她的丈夫是倒插门来自己家，虽然生了两个女儿，她却一心想出来闯荡。白宝山长得高，白净，说话果断做事坚决，谢玉敏说她一见就倾心于他男子汉的外表。“白宝山除了杀人，别的都好，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不去歌厅、不泡小姐，坐公交从来都给老人让座。”即使是在从新疆到石河子的路上，遇到一场车祸，“也是白宝山组织大家把受伤的孩子从车底下救出来，送到医院抢救”。白宝山因为后来不断抢劫，埋藏***，经常来往于河北和北京，谢玉敏很快就知道了白宝山的作为。她曾说：“我劝白宝山把枪扔了，我做生意可以养活他。但他却非常生气。我一有要离开他的想法，他就会打我，还威胁要杀我全家。”谢玉敏受到感情和生命的双重控制，却依然听从白的每个吩咐，帮他缝制枪套，和他一起把枪藏在身上到各地去躲藏，用身份证登记住处，还帮白宝山留意作案机会。 [url]

在新疆，白宝山为了抢枪和车，零星杀了几个人，谢玉敏参与策划的是“边疆宾馆”大劫。由于边疆宾馆地处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各国的最大边界贸易口岸，现金流很大。白宝山与另一个以前在新疆的狱友一起，拿枪到宾馆看见两个蹲在路边数钱的维族人，举枪就打，附近的目击者也被打死打伤，两个人包里加起来一共140多万元。这个数目让白宝山终于满意，他果断杀掉了同伙，给了谢11万元，让谢玉敏回了四川，自己哪里也没去，又回到了母亲在模式口的家。此次抢劫在1997年8月31日，抢了100多万元回到北京的白宝山依然“没有任何反常”，直到9月5日被抓前的这段时间，白宝山也不怎么花钱。白宝山的弟媳李伊回忆，当时家里没有洗浴间，想建又没钱，大夏天全家只好到首钢的公共浴室洗，“就是这样，他也没说出来自己有钱。” [/url]

更多人的结局 [url]

白宝山刚被捕时的反应是，谢玉敏背叛了。当得知谢后来也被抓，白宝山说，一切以谢玉敏的供述为准，“怕害了她。”白宝山说自己胁迫谢玉敏在身边静忙，还打算除掉她，也为她在石景山挖好了尸坑。但几次他想激怒谢，都被谢的百依百顺弄得下不了手。这个尸坑后来被北京警方找到了。 [/url]

白宝山被捕时正是他户口批下来的那天。片警与刑警们计划好，以办户口为名敲开了白家的门。那天晚上王风英原本打算出去打牌，在门口和邻居们聊了会儿天后回家想喝点水，“就看到几个警察在这个房间和我大小子说话，说是户口办下来了就跟他们走了。”这时，白家人“以为他一直和小谢在外面做生意”，并不知道白宝山出了事。白宝山在后来的交代材料里说：“我本来想拿枪打死他们，可是，我母亲进来了，我就不能打了。我不忍心当着我母亲的面杀人，我做不到……”现在去白家，旁边半人高的柜子上摆着一台1989年买的旧彩电，柜子底下有个上了暗锁的柜门——10年前，正是王凤英应儿子的要求腾空了这个柜子并给了他一把钥匙，白宝山就在这个柜子里锁上了他抢来的“五四”式手枪和100多万元现金。“做了那么缺德的事，死几回都没什么可说。”王凤英没法理解，“不明不白的二小子也关了3年。说他窝藏钱，可他根本不知道啊!”“二小子现在给人开车，有糖尿病、高血压，经常要住院。” [url]

2005年谢玉敏已经刑满释放。白宝山临刑前唯一的要求，是与谢照一张合影。谢玉敏同意了，她说：“有我的照片。在那个世界也管着他，让他不能做坏事。”谢玉敏的两个女儿现在还留在四川老家农村，但她们都不知道母亲的去向。据她女儿说，母亲去了浙江嘉兴打工，但是她们从来没有主动联系过母亲，“都是她给我们打电话，几个月打一次。上一次是4个月前打的，我们吵了几句，她就不见了，我还曾经去嘉兴找过几天，没找到。”

　　　网编：上弦月　　　　 [转发本条新闻到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