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莫大于心死，痛莫过于自焚！

笨蛋

几乎在所有的自焚案件背后我们都可以看到中国的国家公权力挑战、蔑视乃至迫害普通公民基本权利的身影。

哀莫大于心死，痛莫过于自焚！相比起跳楼、投河、自缢、吞毒、割腕、剖腹等等自杀方式，自焚无疑是最悲壮、最惨烈、最痛苦。因为选择以自焚方式舍弃一己生命的人要有巨大的勇气接受焚烧过程带来的漫长的痛苦和折磨。相信许多人都曾有过被烫伤、烧伤、灼伤的经验，也都能体会到皮焦肉烂的痛楚。推己及人，既然人皆为血肉之躯，烈火加身的滋味恐怕无人不惧。好生恶死，人之常情，捐躯轻生，必有其不得已的原因吧。


在许多文化和宗教里，自杀都被当做懦弱、罪恶，失去理智的行为。这缘于人类对自然生命神圣属性的肯定。但是自杀的原因既有纯粹出于个人情感层面；诸如失恋、长期的抑郁沮丧失落、一怒之下的意气行事，久病厌世等等。亦有出于社会层面的；比如力战不敌而自尽的军人，尽忠尽孝不食周粟的忠臣，失职失责不愿含辱偷生的职事者等等。这类自杀者因为以壮烈的方式捍卫了普遍的道义伦常而被赞许称颂，被作为值得肯定的荣誉行为。其死也常能激励到后来者。但是在这两者之间，还有一种自杀行为，这类自杀行为虽然从表面看出自个人层面，但究其本源却是社会层面的。这就是所谓的抗议性自杀（suicide protest）。也就是个人“以自杀方式表达对一种对不堪忍受的环境或压迫性政权的全面抗议或彻底的不合作。这种自杀须是有意识地当众公开进行，清楚明确地表达抗议，把自杀当作直接行动......自杀抗议最著名的做法是自焚，也就是在公共场所把自己置於烈火之上。”(An Encyclopedia of Nonviolent Action，Garland Publishing, Inc. New York & London，1997，转引自胡平译文)


抗议性自杀当然是源于一种深深地绝望，是弱者反抗强者非暴力形式里最激烈的一种手段。说它是非暴力的，是因为这类自杀虽然也是以一种痛苦的方式结束生命，但它却不是针对他人的，而是施于自身。强者恃强凛弱，恣意横行，弱者忍无可忍，以死抗争，这是千百年来人类在争取平等自由权利道路上所谱写的悲壮的命运交响曲。


据统计，中国自杀人数每年大约为25-28万，甚至有专家估计真实数据可能接近60万，约有2百万人自杀未遂，中国自杀率是世界平均自杀率的2.3倍，每年中国自杀者的数量占世界总额的1/3之多。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选择以自焚方式自杀的案例尤其多，而且遍及全国各地。自焚的缘由有抗议暴力强拆的，有抗议贪赃枉法的，有抗议政治压迫的，有抗议宗教迫害的。自焚者来自社会各个层面，他们当中有宗教信徒、访民，农民、下岗工人，民办教师，普通市民和企业家等等。遗憾地是此类自焚事件并没有一个官方或民间的统计数据，见诸于媒体和报端也不过是十分之一。如果自焚事件仅仅是个别行为，我们尚可以归咎于私人层面的原因。但是如此高频率广范围地发生，很显然就不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和文化层面的问题了。


在震惊世人的2009年11月成都市金牛区的唐福珍女士以自焚抗议当局暴力强拆事件发生后，中国的《南方都市报》在其后发表的社论中分析了中国自焚行为的原因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以死相挟是弱者最后的武器，只有在毫无办法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会使用这样极端的手段。······我们不难再次看到普通人在政府面前的绝对劣势······到底是谁害死了唐福珍呢？真的是她自己么？


事实上，几乎在所有的自焚案件背后我们都可以看到中国的国家公权力挑战、蔑视乃至迫害普通公民基本权利的身影。当我们怒斥所谓的不良开放商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是谁能够调动武警、公安和保安等武装力量来强制拆迁？是谁纵容成群结伙的无赖、痞子、流氓殴打当事者和普通市民？又是谁事后钳制媒体报道，威胁报道真相的记者？南方都市报虽然并没有直接给出答案，但是稍有理智的人都不难知道真正的罪魁祸首是谁？


不仅仅是在中国内地，自今年二月以降，在西藏也发生了多起抗议中国政府迫害宗教自由和基本人权的自焚事件。2011年3月16日安多阿坝格尔登寺僧人平措自焚。2011年8月15日康道孚灵雀寺僧人次旺诺布自焚。2011年9月26日安多阿坝格尔登寺僧人洛桑格桑自焚，受重伤并被抓捕。2011年9月26日格尔登寺僧人洛桑贡确自焚。2011年10月3日格登寺的格桑旺久自焚。2011年10月7日安多阿坝县上塔瓦村村民曲培自焚。2011年10月7日上塔瓦村村民卡央自焚。但是与那些引发了普遍同情和广泛报道的发生在中国内地的自焚事件不同，这些发生在西藏的僧民自焚事件在中国不但受到了严格地信息控制。事件发生以后，如同2008年的西藏抗议事件一样，中国政府几乎是立刻把责任再一次推到达赖喇嘛身上。虽然他们同上次一样不能提供给世人任何的证据。更令人遗憾地是，部分海外华人和留学生也再一次不假思索地选择了相信中国政府的一面之辞。


同样是血肉之躯，同样是权利受到侵害的弱者，同样是自焚，同样是抗议性自杀，只不过一部分是汉民，另一部分是藏民，两者所得到中国人的理解和同情竟如此的不同！面对作为弱势群体的藏民族争取平等权利的抗争，部分华人所展现出冷漠、反人道和非理性的言论尤令人愤慨。这种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言行不但极大地伤害了藏族人民的感情，也是导致民族分裂真正的罪魁祸首。


通过频繁地自焚事件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掩藏不住整个社会空前的深刻危机，普遍价值观的空缺，道德操守的崩溃，人道主义精神的匮乏，这一切的信号都是再一次社会大动荡的前奏曲。经历了近代无数次社会动荡的中国人看起来还是没有吸取教训，中国社会的转型仍是遥遥无期。


逝者已矣，生者犹存。于此际想起一首诗：焚我残躯，熊熊烈火。生亦何欢，死亦何苦。为善除恶，惟光明故。怜我世人，忧患实多。怜我世人，忧患实多！


中国人有一个特点，大多数人都是被奴役的人，但是却总喜欢站在统治阶级的角度上看问题。中国人，缺乏同情心，缺乏正义感，缺乏思考能力，拜金，拜权贵

lilimarry

笨蛋 发表于 26.10.2011 04:40
中国人有一个特点，大多数人都是被奴役的人，但是却总喜欢站在统治阶级的角度上看问题。中国人，缺乏同情心 ...

其实想一想楼主所讲得不无道理，
大多数的民众生活在社会的最低层，所以大家都很容易满足，能温饱，有住的地方，大家就认为生活很好了，不再要求什么。
中国人都是很听话、很适中的人，
政府说什么就听什么，在这种生存环境造就了一大批“麻木”的民众。
中国人不是没有同情心，没有责任感，而是“麻木”的感觉不到。

笨蛋

中国人有一个特点，大多数人都是被奴役的人，但是却总喜欢站在统治阶级的角度上看问题。中国人，缺乏同情心，缺乏正义感，缺乏思考能力，拜金，拜权贵

笨蛋

艾滋儿童内地求医无门 其父携子赴港求诊
河南艾滋病维权人士孙亚，多年来为患病的儿子孙宇奔波劳碌。15岁的孙宇9年前在北京医院输血时不幸感染上艾滋病，近年又饱受癫痫症的折磨。医院得知孙宇感染艾滋病后便拒绝治疗。在北京求医无门，孙亚只好千里携子南下到香港求医。

孙宇患有先天性颚裂，2002年在北京大学附属口腔医院接受手术，输血后发现被感染了艾滋病，后来又得了癫痫症，情况日益严重。当孙亚今年四月去北京一所医院求诊的时候，医生因孙宇是艾滋病感染者而拒绝为其手术。孙亚向德国之声形容了当时求医的情况："北京的医院建议我们考虑手术治疗。但我们告知他们孩子（感染艾滋病）的情况之后，他们就拒绝我们住院，不再考虑手术，继续用药物控制。"

孙亚表示，癫痫病严重影响孩子的日常生活，多年来只靠药物治疗的效果并不佳。而北京的医生也建议孙宇应该做手术，不过，艾滋病是在国内做手术的一个障碍。他们不得不考虑到他方求医："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个全面的检测，看看孩子的状况是不是适合做手术，如果适合的话，有哪个地方可以做这个手术。我们跟香港那边的医院已经预约了，到12月下旬会做一个全面检查，做一系列手术的检测评估。但国内的医院得知我们的情况后，就拒绝帮我们进行进一步的治疗和检查。我们感觉到北京之所以拒绝我们，是因为孩子的血液呈HIV阳性，因此他们就不往下评估了。显然就是说，他们担心评估结果显示他适合做手术，实际上他们是不愿意做的，甚至不可能让孩子住院。"

中国维权人士胡佳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内地医生的医德和技术的不足，令许多艾滋病患者感到无助："公众对艾滋病的恐惧的确是下降了。但是医疗内部对艾滋病风险的恐惧感还是蛮强的。在中国大陆，做外科手术的医院很多，好像也有很棒的医生。可是，手术对象一旦涉及到艾滋病感染者或艾滋病人的话，那么这个数量就急速缩减了。在北京只有三所是艾滋传染病的专科医院，这些医院在内科治疗或器官移植方面还可以，但如果涉及到艾滋病患者的外科手术的话，比如说他们出了车祸，或者烧伤，那么这些医院的能力就不足了。还有就是我们国家医生在医德领域的教育比较薄弱，也就是说医生缺乏对病人的恻隐之心和同情心。中国最好的医院和医生都是为政府服务的，普通的老百姓受到重视的程度不足。"

医院管理不善 百姓无辜受感染

早前，艾滋病防治工作者高耀洁医生经过深入调查后，发现内地大批医院曾大量采购非法血站的血包，造成许多人无辜感染艾滋病，而孙宇就是其中一个受害者。胡佳表示，艾滋病的感染包括有偿献血和输血感染："在90年代中期有集中性采血的血站，用的方法不得当，那些采血的器材被重复使用，在交叉感染的过程中，有许多参与有偿献血的贫苦农民感染上艾滋病了。另一种就是涉及到中国的医德问题。有些医生想从卖血人士上来拿回扣。比如，医生建议剖腹产子的孕妇生完孩子之后进行输血。其实剖腹产子不是一个复杂的手术，不一定需要输血。我们在河南遇到这样的案例，医生让这些孕妇输血，而输血的来源是从外面参与卖血挣钱的人买来的。有些卖血的人是吸毒的，他们通过卖血来赚取购买毒品的钱。在这个过程中，她们和她们的孩子往往感染了艾滋病。这不仅是一种医疗事故，而且是一种医疗腐败。孙亚的孩子是因为从外科手术感染的，这种案例在中国也有很多。也就是说，一种是医疗腐败，一种是医院的管理不善，在采购血液上出现了漏洞，使伤者无故地感染上艾滋病。"

对于孙亚的儿子能够获得香港玛丽医院的医治，胡佳认为这件事可以给中国大陆的卫生部门敲起警钟："我认为他可以得到香港医院的帮助是一个挺幸运的事情，因为他的孩子经历这么多的痛苦，终于有地方可以接收他并减轻他的痛苦。对其他人来讲，也是燃起一种希望吧。但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给中国大陆的医生提个醒，在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为官方服务的医疗水平达到世界级，却负担不了这么一个小孩子。这是一个很好的提示，尤其是在12月1日前。每年的12月1日中国政府都会大肆宣传这一年在艾滋病上取得的成就。但这个案例一个小孩的问题在大陆解决不了，只好到香港来解决，这是一个明确的指标，你的艾滋病工作实际上与你的宣传是差异很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