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史学发展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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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传统经济史学到现代经济史学

我国历代正史中多有“食货志”，历代政书中多有“食货门”。所谓“食”，指以谷物生产为中心的生产活动，所谓“货”，指交换和流通，两者合起来，约略相当于现在所说的“经济”概念。而古代的“经济”一词，则是指“经邦济世”。正史和政书中的“食货志”和“食货门”，构成了相当系统的、首尾相续的经济史记述，不妨称之为传统的经济史学。但这些记述只是传统史学的附属部分，其内容主要是国家管理经济的典章制度和有关的经济政策、经济主张，对整个社会和全体人民经济生活，它所反映的广度和深度都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它并不是现代意义的经济史学。

现代经济史学用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剖析历史上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中国现代经济史是在西方近代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经济史等社会科学理论传入中国以后才形成的。

早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梁启超等人倡导史学革命，社会经济开始进入史家视野，陆续出现一些零星的经济史论著。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传入中国，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史学的形成和发展。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实质上就是如何运用唯物史观剖析中国历史上的社会经济形态。这次论战启动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经济史的研究热潮，唯物史观为更多的学者所接受，研究经济史的学术刊物、学术机构和学术团体相继出现，产生了一批内容涉及从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经济生活各个方面，从而大大超越了传统的“食货式”记述的经济史论著，所有这些，标志着现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史学的形成。

1937年7月爆发的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国经济史学蓬勃发展的势头受到了阻抑。但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困难的条件下，史学工作者和经济史研究者仍然继续中国经济史研究，并把它推向深入，取得不少积极的成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经济史学，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向前发展的。

Paul

经济经济，本乃是经世济民之意，如果一味的为经济而经济，
甚至还把经济量化成各种生产总量或者GDPGNP，则有缘木求鱼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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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硕的研究成果

1988年齐鲁书社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经济史组编的《中国社会经济史论著目录》，收录了1900—1984年上半年包括大陆和港台的中国经济史论著近二万种，数量以文革后出版者为多；《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编的1986—1995年中国经济史专著和论文索引（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1997年联合增刊），仅大陆的论著亦近二万种。这表明1986年以来发表的中国经济史论著，其数量约略相当以至超过前此85年有关论著的总和。在这些论著中，不乏有创意、有深度的里程碑式的成果。例如，早在文革以前即组织众多专家着手编撰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汪敬虞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三卷本（许涤新、吴承明主编）在八十年代先后出版；八十年代中期组织的中国古代经济史断代研究的成果，亦以《中国经济通史》名义分卷出版。严中平的《科学研究方法十讲》和吴承明的《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则是新时期探索经济史学理论和方法的代表作。



中国经济史学科已经经历了百年沧桑，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六十年中，它获得巨大的发展，取得可观的成绩，形成了一些好的传统。它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和影响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开始就是以社会经济史的面目出现，把经济置于一定的社会形态和社会关系中进行研究。中国经济史学又继承了实证史学的优良传统，把资料的收集整理放在基础的地位，重视实证研究，把理论与史料、宏观与微观有机结合起来。在新的世纪，我们应该继承这些好的传统，同时努力吸收和借鉴外国新的理论和方法，把中国经济史学科向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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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革开放后经济史学的全方位发展

经过“文革”时期的停顿，改革开放后，人们研究经济史的积极性重新勃发出来，经济史被视为新时期历史学的突破口。“六五”“七五”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均把有关经济史的课题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中国经济史研究机构和队伍迅速恢复和发展。研究生培养制度恢复以后一批一批博士、硕士成为经济史研究新的骨干。全国性的中国经济史学会（挂靠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于1986年正式成立。厦门大学历史系主办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主办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分别于1982年和1986年创刋。中国经济史学迎来了又一个更大的高潮。

研究领域的拓展

文革前中国经济史研究偏重生产关系，偏重汉族和发达地区，不大注意生产力、流通、消费等领域以及少数民族和相对落后的边远地区，这种情况，文革后有了很大的改变。建国以来受到人们关注的重大课题的研究继续深入，又围绕现实生活和现代化建设提出的问题开拓了新领域，形成了新热点，如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小农经济、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等问题先后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实际上是对传统经济的特点及其现代化道路作全面的再认识。在研究和讨论中，人们逐渐把研究的重点从社会经济形态、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转移到经济发展和与现代化建设有关的问题上来。人们破除了过去经济史只着重研究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的老套，生产力的研究受到空前的重视；流通也渐成热门，单一的生产决定论受到质疑，一些学者认为流通或市场需求也是经济的发展动力之一；经济史的研究范围涵盖了社会再生产中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诸环节。

前十七年，近代经济史研究首先获得重视，古代经济史研究也有较大发展，但现代经济史则基本上没有起步。新时期在近代经济史研究继续发展的同时，独立的古代经济史研究得到加强，现代经济史学科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1975年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建立新中国经济史组，开始了革命根据地经济史和土地改革史的资料收集整理和编纂，比较系统的现代经济史研究则始于八十年代中期，但很快成为中国经济史学中的独立新学科和新的研究热点。从初期的经验总结和政策阐释，发展到对经济运行及其机制的探讨，并积极引入现代经济学理论、包括西方经济学理论作为分析工具，研究的时段也延伸改革开放以后的新时期。

部门经济史除农业史继续发展外，盐业史、商业史、市场史、金融史、城市史也十分活跃。区域经济史的勃兴引人注目。专题史、民族史的研究均已展开。断代的、跨代的、贯通古今和中外对比的研究都在进行。可以说，中国经济史学进入了一个全方位发展的新阶段。

资料的整理和开拓

资料的发掘整理是经济史研究的基础，早为研究者所重视。这一工作在新时期以更大规模开展着。数千万字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已经整理出版，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经济档案亦在整理之中。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单位合作，将清朝大内档案中的粮价资料录入电脑，建成有关资料的数据库。其他荦荦大者还有清实录经济史料、自贡盐业档案、徽州文书、孔府档案、巴县档案、企业史料丛书系列、南开经济指数资料、满铁资料等等。二十年代开始的保定、无锡农村的长期跟踪调查继续进行。丰富多彩、层出不穷的考古材料（包括出土实物和文字材料，如农作物、工具、城址、甲骨文、金文、秦汉简牍、敦煌吐鲁番文书等）、民间文书、族谱、碑刻和社会调查、习俗调查、民族调查等，被广泛运用于经济史研究，与文献记载相印证，不断刷新、匡正或深化人们的认识，使研究增添了的活力和动力。随着研究思路和领域的拓展，气象、水文、地理变迁等资料也可以入史。经济史研究的资料基础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广阔和雄厚。

理论方法的创新和多元化

新时期的经济史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以前教条主义的束缚，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国际学术交往日益频繁，新理论、新方法得以不断引进，出现了大陆与海外的学术研究相互激荡的新局面，使得中国经济史研究者思想空前活跃，新思路、新见解层出不穷。与此相联系的是在理论方法方面突破了单一的模式，进行广泛的探索，呈现了多元化发展的趋向，并逐渐形成不同的学术风格和流派。有的学者提倡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经济史，强调计量研究和经济分析，力图使中国经济史学更加精密化。另一些学者注重把社会学、人类学的方法运用到经济史研究中，强调经济与文化的互动关系，实行社会史与经济史的结合。此外，许多学者分别把历史地理学、环境生态学、历史人口学、考古学、民族学等与经济史研究结合起来，形成一股多学科交叉融汇及其理论方法相互渗透的潮流。亦分亦合，并行不悖，百花齐放，生动活泼。许多经济史研究者已不满足于笼统的定性叙述，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总是尽可能作些量化分析，并出现一批计算历代亩产、劳动生产率、商品流通量和物价变迁趋势的论著，这也是新时期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一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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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中国经济史学的奠基

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经济史学以至整个中国史学影响最为深远的变化是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确立。在解放前，中国经济史虽然已经形成相对独立的学科，但在以历史语言研究所为代表的史学主流中并不占重要地位。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确立以后，由于它重视经济基础的作用，经济史研究第一次被纳入史学的主流之中。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受到重视，开始了系统的收集整理资料，并着手组织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编纂，其主要标志是下述两大工程的启动。1953年，中央政丨府组织成立的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决定，由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严中平牵头，编辑出版一套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书。至1966年前，已出版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和工业、农业、手工业、外贸、铁路、外债、公债等专题资料。同时开始了有关专题研究和《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编纂。1960年，周恩来根据毛丨泽东同志“很有必要写出一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指示，组织以许涤新、吴承明为首的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的专家组成《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编写组，从编辑《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着手进行该项工作。《中国近代经济史》和《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是中国经济史学科中两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它们虽然是文革以后才完成和出版的，但都是文革前就从资料工作做起的。这些资料工作做得相当扎实，不但极大地推动了有关专题研究，而且培养了一批高水平的研究骨干，从而为整个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建国后的十七年，史学界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围绕着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被喻为史学界的“五朵金花”。它相当程度上成为撬动古代经济史研究发展的杠杆。“五朵金花”中，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和资本主义萌芽本身就是经济史的问题，古史分期、农民战争和汉民族的形成，亦与经济史有密切关系。通过这些讨论，人们大大加深了对各时代经济发展情况的了解，发掘和积累了有关经济史的资料，培养和锻炼了经济史研究的骨干，推动了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发展。尤其是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导致明清经济史研究的长足发展，改变了解放前古代经济史研究主要集中在唐宋以前的局面。这一时期，还产生了一批有份量的古代经济史著作，如梁方仲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1962年完成编纂），胡如雷的《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1978年出版）等。某些专史的研究也有可观的成绩，如在农业部的主持下成立了中国第一个专业农史研究机构——农业遗产研究室，形成了专业和兼业的研究队伍，开展大规模农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农书的整理研究，在这基础上撰写了中国第一部《中国农学史》，农史研究从此形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并为日后的全面发展奠定了稳固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