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数中国历史上的“以史为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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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特别有趣的话题，却也是一个不太好说清楚的话题。

中国自古就有“以史为鉴”的传统。这种传统其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用来做“鉴”的历史更多的是前朝前代的“史”。例如汉借鉴秦、唐借鉴隋、清借鉴明、同治鉴道光。因为前朝前代的历史更直观，更有切身体会。对更早历史的借鉴虽然也有，但相对而言所占的比重要轻得多。例如唐朝在借鉴汉朝方面就要少一些。而明清在借鉴汉朝方面则更少。

这种“以史为鉴”的传统是一种在缺乏政治学理论积累的基础上所进行的必不可少的经验性知识的积累。之所以对刚刚发生的前朝前代的历史格外关注而相对忽略更早期历史的借鉴，是因为经过历朝历代的探索，更早的朝代所经历的经验和教训已经在前朝前代的政治实践中有了相应的应对措施，而前朝前代的经验教训则正是已有的政治体制所需要查缺补漏的关键性参照物。

先秦三代就不具体介绍了。本文只关注三代之后的中央集权时代。

秦朝存在时间实在太短，一个用来统治诸侯国秦国的政治体制猝然加之于一个庞大的中央集权帝国，力不从心是可想而知的。秦始皇本人雄才大略，勉强能够应付局势。他一离世，乱局立生。秦朝实际的存在时间过于短暂，因而其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度无法证明其稳定性。

汉朝建立后在借鉴秦朝经验教训方面极有心得。汉朝所确立起来的稳定的中央集权制度由此沿袭了两千年，可见其稳定性之强。

汉朝有鉴于秦朝因过“刚”而折的教训，在自己的统治中开始关注柔性，于是有了汉武的尊儒，尊儒的表象其实并掩不住其“法”的本质。就是在秦法的“刚”的基础上包裹了儒家仁政这个“柔”，于是“外柔内刚”的更具生命力的统治就传承下去，并影响了几千年历史。

汉朝前期曾经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三代时期的封建制度，大封同姓王。这也是特定历史时期迫不得已的事情。毕竟对一个庞大帝国进行直接管理在那个时代还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事情。解决封建问题彻底把诸侯国的权利收归中央是由汉武帝来完成的。他通过推恩令等一系列政策比较完善的解决了诸侯乱政的混乱局面。彻底让一个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站稳了。这是汉武帝可以同秦始皇并称“秦皇汉武”的一个关键因素。

西汉灭亡的主要原因是经济方面的，地主豪强吸附了大量失地农民，失地农民剧增，国库收入锐减。于是王莽改制针对的就是这个问题。但是王莽是个书呆子，居然想到了恢复井田制，当然王莽的实际经济政策已经带有国家主义的特征了，井田制只是一个形式。无论如何，王莽的经济政策直接打击了豪强地主的利益，于是受到了地主豪强的尖锐地址。西汉后期的绿林赤眉起义其实是被豪强地主利用的土匪强盗而已，算不上传统农民起义。豪强地主先是集体推翻了王莽，接着内部争夺，最后刘秀脱颖而出。

刘秀不是刘邦更不是朱元璋，诛杀可能影响政权稳定的强势对手方面没那么大实力，底气也就不够。他更多的是利用了汉室宗亲的血缘关系，加上自己的温厚政策，来安抚其他强势对手。因而东汉前期，不可能出现杀功臣的情况，东汉的地方诸侯也一直很保持有很强的实力。东汉后期地方诸侯终于在乱世开始割据称雄。整个东汉基本上是西汉的延续。很多规章制度也是直接沿袭西汉，虽有些许优化调整，但本质问题没得到根本解决。

晋朝就不详细介绍了。晋朝从建国开始就是一个整体上缺乏高度政治智慧而更多依靠权谋手段的小王朝。在政治上没有特别的建树，反而试图开历史的倒车。西晋恢复了西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压制住的分封制度，导致诸侯国之间旷日持久的连年战乱，最终中华民族的休养生息了上千年的文明起源之地黄河流域落入胡人之手。上层社会的成员纷纷南渡，躲到南方的温柔乡里去谈玄论道，撇下底层人民沦落为任人宰割的难民。中国经济文化中心的整体南移正始于此朝。

两晋时代虽然在政治体制的改善方面没有建树，而且对中华文明的传承起到了巨大的破坏作用，几乎使得中华文明遭遇灭顶之灾。但坏事也可以转化为好事。两晋的乱局恰恰印证了中华文明自我修复的顽强能力，并且把前代遗留的问题最大化暴露出来，为此后重新强势起来的隋唐开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反面样板。

两晋时代的危局带来的最大的改观不在政治体制方面，而是在文化心理方面。

我们都知道两晋时代是一个信仰缺失的时代。儒家文化受到最大程度的质疑，传统价值观或者被践踏或者被极端化。文人士子寄情山水的行为已经算是最好的了，更多的是一种极度颓废的变态生活。追求物欲的有之，如王戎的吝啬；追求生理欲望的有之，如五石散的大规模流行；其他放荡不羁、荒诞不经的怪事轶闻实在不可胜数。

两晋时代的这种价值观混乱和信仰缺失固然与时代背景有关系，但也不能不说与传统中国文化的缺点有很大关系，这种缺点就是对人性的压抑。礼教纲常格外严谨，人人（特别是上流社会的人）都需要主动迎合这种严格的礼教然后才可以有正常的社会形象和政治生命。而这种被压抑的人性却没有一个得以宣泄的渠道。两晋时代那些突然撇开一切束缚的极度惊世骇俗的荒诞不经可以看做是对这种传统的一种挑战。

当时已经有些文人试着寻找出路了，陶渊明、谢灵运寄情山水，嵇康钟于音律辞赋。他们的传统影响了隋唐两宋之后上千年文人政客的精神生活。但是真正为中国文人士子们解开这个谜局的居然是外来的和尚——来自印度的佛教。

佛教自东汉开始传入中国，开始没有什么发展，但在两晋到南北朝时代迅速得到普及。佛教给了当时很多精神苦闷的文人墨客一个精神和灵魂的栖息之地。后来的儒家和道家也部分的接受了佛教的一些有益成分，于是三教合流，中国传统文化最大的一个缺陷在这里得到了有益的弥补。

自隋唐始，中国文人政客学会了在精神方面寻找寄托的几种方法，一种是寄情山水，一种是吟诗作画，再就是沉迷佛老。这样的一种比较单纯的精神方面的追求相对于简单的物质欲望的追求和生理欲望的追求而言显然是高明的多了。

如果这也算是两晋作出的贡献的话，那么这个贡献确实有些过于昂贵了。

乱哄哄的两晋南北朝实在不是一个好的时代。总算有一个隋朝来完成了统一大业。

隋朝前面是几百年乱世，没什么可借鉴的，汉朝对他们而言太遥远，可供借鉴的地方不多。隋炀帝雄才大略，但过于自负，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打江山不知道江山来之不易。把全国人民发动起来给他家干活。说实话，征高丽是个国策，不能说错，错在时机选的不对。隋朝开皇之治其实已经是国家太平人民挺富有了，再维持一个时代，国家富了自然就强，再去征高丽易如反掌，但隋炀帝等不及，马上就开始搞。可是北方被五胡乱华折腾的经济基础很差，只能到南方去征军饷，而运输问题很严重，于是又想到了开凿大运河。两个大项目同时运作完全不顾人民的死活，也就隋炀帝敢做。这已经非常类似秦朝的经历了。于是隋朝也像秦朝一样迅速走向了灭亡。

唐朝是第一个真正开始主动提出学习借鉴历史经验的朝代，主要就是借鉴隋朝的经验。唐朝的开国两代君主都亲历过隋末农民起义，所以对被压榨到极限的人民的反抗力量有深刻印象，给人民充分的生存空间不要让人民起来造反就成为唐朝的基本国策，于是有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

唐朝灭亡的主要原因在军事上，地方节度使拥兵自重，日久离心。朝廷失去了军事权力的掌控，变成了类似周天子那样的傀儡。后梁废唐自立的时候已经视唐君如儿戏了。此后的梁唐晋汉周兴旺更替几乎全都有武将兵变的特征在里面。

此后几十年混乱被宋朝一统结束。宋朝借鉴唐朝的教训和五代十国的教训，对于带兵武官的提防极其用心，把防止军人政变作为第一国策。杯酒释兵权之后军官造反的问题解决得相当利落，但是毛病也同时出来了，就是军事实力出了大问题。北宋军队装备精良，战术高明（当然个别超前高明之处在当时未必算优点），但战斗力一般，甚至到了中后期战斗力很差。这就是节制武将的弊端了。岳飞被冤死就是因为触动了统治者最为敏感的高压线所致。

南宋是北宋的延续，问题依旧。

宋的问题有两个，主要是文武两方面。武的方面刚才说过了，就是对武将严加防范如防家贼。文的方面则是过于抬高了文官和读书人的待遇，优点非常明显。读书人掌控国家的舆论。虽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是在舆论方面的能力毋庸置疑。武官乱政，欺人孤儿寡母的行为自然逃不过文人的口诛笔伐，因而北宋时代的政治道德升级到空前地步。这种政治道德是保障宋朝稳定的强大舆论武器。御外敌虽无价值，防内贼则足矣。于是两宋400余年国祚未尝遭到过内部混乱的严重冲击。但外部的冲击却又欲拒乏力。终于为蒙元所灭。

蒙元是外来民族的统治，在以史为鉴方面没太多值得介绍之处。（其实也有一些，但是涉及到蒙古自己的传统，也涉及到中亚历史，展开来有些繁琐，这里就略去不提）。

明朝统一之后，主要的借鉴对象是宋朝。从文的方面来看，既要保留北宋文官的强悍政治道德，又要防止文官和读书人在经济方面的独特权力。宋朝为了维持读书人的经济特权对底层人民的剥削是相当严酷的，我们能看到的宋代的富庶只是读书人基于自己的富裕生活的印象，底层人民的生活其实非常悲惨。朱元璋起于布衣，身经乱世，不可能不了解人民的疾苦，也不可能不知道人民一旦起来造反所形成的巨大冲击力。所以他消弱文官和读书人待遇的主要原因是减少人民负担。他做得很好。有明一朝人民的负担不算特别沉重，即便到了崇祯时代迫不得已加三饷，整体上也并没有超过特别离谱的界限。武的方面，要避免武官乱政，还要维持军队战斗力，这是一个难题，不过这个难题明朝解决的很好。早期的卫所世兵制度，后来的募兵制征兵制都有一个关键核心考量就是确保将不专兵，军不私将，避免将领专权，拥兵自重，却又能够保证战斗力。在军队管理方面，明朝做到了军事行政、军事指挥和军事训练分开的重大改革，这种相当先进的军制思想直到今天仍然可以看到。尽管到了明朝后期，对军队的控制力有所减弱，确实出现了个别将领（吴三桂）拥兵自重不听调遣的问题，但是没有出现军阀割据的更严重问题，与其军队管理制度还是有关系的。宋朝的文官带兵制度演化到了明代并没有彻底取消，而是演化为文官参与，这也是一个进步。整体上看，明朝的这种军制改革有效避免了宋朝着力规避的风险，却又有宋朝无法做到的强势战斗力，这是一个巨大进步。

应该说明朝是一个在“以史为鉴”方面做得最好的朝代，基本上来自内部的和来自外部的冲击都可以有效规避了。但是人算不如天算，明朝亡在巨大的天灾人祸的双重打击之下。单纯的普通天灾很难打垮明朝，因为明朝的经济在中期仁宣之治后陆续恢复已经开始出现宋朝的繁荣景象。猖獗一时的倭寇其实质是经营海外贸易的武装商业集团而已。当时的海洋贸易在片板不得下海的高压政策下居然得到了长足发展，不能不佩服来自民间的智慧。明朝时期赋税不高，人民生活也安定，一般的天灾朝廷赈灾也还及时，几乎不太可能出现问题。明朝取消丞宰相之后形成的内阁制度其实是一个更好的形式，但是却被近代学人批为历史的倒退。认为取消宰相是一种强化独裁强化专制的错误，其实是一种误解。明朝皇帝有专权的机会，而且在专权方面有其他朝代所无法比拟的优势，但未必每个皇帝都能专权。事实上明朝皇帝与大臣之间的制衡却是历史上少有的均衡。明代真正做到专权的只有三个算开明的皇帝，分别是洪武、永乐和崇祯三朝，嘉靖虽然大权独揽，却没有心思管理朝政，因此事实上是主动把权力下放给内阁。自己负责监督而已，后来更沉迷丹药，连监督也省略了，只保留了监督的机会。万历也是类似情况。崇祯朝遇到了罕有的内外交加的沉重压力。连年自然灾害和急剧膨胀的人口压力爆发成为大规模农民起义。明朝开始陆续有美洲高产作物流入，加上赋税不高，因此人口膨胀剧烈（明朝的人口统计方式有别于其他朝代，只统计纳税人口，所以普遍流传的明朝人口6000万的说法严重失实，保守估计至少超过1亿，估计在1亿到1.5亿之间）。当全球性的自然灾害大面积扑来的时候，吃饭问题难以解决。农民起义也就不可避免了。明朝末年所遭遇的持续多年的自然灾害实属少见，明朝薄赋税的做法使得国库并不富裕。万历时期张居正通过变法虽然充实了国库，但面对如此大规模自然灾害这些国库余存仍然无力回天。况且明朝军制到了后期演化为募兵制，军人是有工资的。每次战争的开销都消费不菲。万历三大征已经耗费巨资了。到了自然灾害突然袭来，政府财政上捉襟见肘，自然难以应对。

崇祯能够苦苦支撑几十年已经是相当难能可贵了。拆了东墙补西墙、四处调兵剿灭农民起义，加重了国库压力，适当增加赋税，又激起更大规模的抵抗。即便这样的情况，在崇祯的苦苦应对下，居然也多次出现转危为安的大好局面。农民起义多次被官兵围堵被迫投降。而崇祯的慈悲心也总是在这种时候不合时宜地出现。没有彻底剿灭这些已经有了改朝换代野心的起义军，而是采用招安收编的老办法。但这些被收编的起义军只要有了机会马上揭竿再起，这样的游戏屡试不爽。

事实上明朝末期最本质的问题是，自然灾害下的社会资源已经无力供养如此大规模的人口。事后替崇祯反思，有两个办法或能有转机，一个是用强势的铁手腕在江南地区搜刮一下，能够使社会资源合理分配，或能对北方地区的资源短缺有所帮助。明末的江南地区富庶依旧，自然灾害的重灾区主要在北方。如果能够把南方的多余资源调集到北方，是有可能缓解危局的。第二种极端办法就过于残忍了，那就是彻底镇压农民起义。清朝入关后用的就是类似手段。既然社会资源无法承担这么多人口，那就消减人口。于是川中富庶之地人民几乎被屠戮殆尽，然后还随手把这个罪责转嫁到张献忠头上。

自然灾害已经把明朝放在油锅上烤了，不幸的是，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又起来了另一股势力，满人突然强势崛起，不断的挑衅。整个东北地区很快落入满人之手。国库本来空虚还要应对北部防务，雪上加霜。加征辽饷是一个更加沉重的负担。这些天灾人祸持续打击，数十年后明朝终于不支倒地，满人乘虚而入。这个以史为鉴最为成功的朝代终于没有躲得过天灾的折磨。

清朝的崛起有些过于偶然，明朝被自然灾害和因自然灾害而起的农民起义折磨得奄奄一息不支倒地的时候，清人突然入关，意外得到了天下。意外之余，内心深处也有些惶恐感和自卑感。

这种自卑感正是导致清廷后来覆亡的关键因素。

明朝后期，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的数量已经很多，东南沿海地区繁荣的海洋贸易也大量传入了西方先进的技术。例如火器技术，在明朝中期由西方回流中国后，在明朝的到了相当好的发展，明末军队配备的火器与同时代的欧洲国家相比不落下风。其他的西方自然科学方面的先进知识也在明朝末期得到很好的传播。例如徐光启，不但系统学习西方科学知识，而且更加入了基督教。这样的中西方交流如果继续下去，中国近代史绝对不会如此不堪。

但是清朝的统治者自卑感一来就把这些本来已经进行得如火如荼的学习热情无情打压下去。康熙皇帝是一个不多见的英明神武皇帝，但是他毕竟要为自家统治着想，在自己系统学习了西方科学知识之后，深深忧虑一旦这些技术为汉族人掌握，满人注定无法顺利实施统治。于是开始禁止西方人向中国人传导科学知识。也严禁民间研究火器技术。明末曾经出现的甚至超越了西方火器技术的一些军事技术就此彻底消失。

清朝前期，西方人自己的战斗力也很一般，所以虽然很希望进入中国，但是确实打不过清政府，荷兰人尝试过，没收获。西班牙已经落伍了，满足于对菲律宾的统治就够了，后起的英国却不甘心。于是清朝撑到鸦片战争后终于遇到了英国人的炮舰政策。鸦片战争清朝本来是有实力击败远隔重洋的英国的。但是惧怕汉族人甚于惧怕英国人的清政府，宁愿低头向英国人认输也不敢冒险跟英国人死战。就是怕战事一起，汉族人趁机推翻自己的统治，于是鸦片战争中，清廷在全国各地征集军队时，首先想的是留下来的军队手否足够镇压当地可能的民变。因而调集军队谨而又慎，临时拼凑了十多万人分散在沿海多处据点对付装备精良的英国海盗。装备差距明显的前提下仅有的人数优势也被弱化。

鸦片战争中汉族人民的团结一气共御外辱的精神给清朝统治者一种长出一口气的感觉。清朝统治者感觉防汉族人也许用不着那么小心谨慎。于是太平天国运动一起，适当放手让汉族人曾国藩搞团练，居然大获成功。更高兴的是，曾国藩居然心甘情愿交出了兵权。这让清政府更加大为放心，内心深处对汉人的提防之心进一步减弱。后来袁世凯小站练兵也是清廷授意的，谁想正是袁世凯在辛亥革命后拥兵自重威逼清廷退位。

清廷的以史为鉴主要表现在，对明朝赋税政策的沿袭方面，甚至比明朝的轻赋税政策执行更加严格，有清一代轻劳役薄赋税的政策非常稳定，永不加赋政策执行的坚决而彻底。此外，清朝在借鉴前代经验方面也有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在对汉族的提防方面。早期的防汉民如防洪水，到鸦片战争后吸取教训放松警惕，允许曾国藩团练但多加谨慎，再到获得甜头之后放手让袁世凯小站练兵，终止于军权旁落。可以说清朝是一个以史为鉴很用心但并不彻底，并且很失败的一个朝代。

在一个缺乏系统政治理论的大背景下，我们看到中国的历代政治家们一代一代锲而不舍地通过以史为鉴的方式逐渐修改和完善着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这种经验的传承和教训的借鉴意义在很多方面并不逊于政治理论的指导意义。随着来自西方的成体系的政治理论的流入，今天的政治活动中有了更多理论的支持，但是这种传统的以借鉴历史经验和教训为指导的行为仍然是一个有价值的政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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