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半岛战争倒计时 开战前的国家较量和秘谋

有容乃大

1950年6月25日凌晨，朝鲜半岛大雨滂沱，汉城被雾气笼罩。这是朝鲜半岛梅雨季节里普通的一天。4时，三八线上，连续升起的信号弹划过漆黑的夜空，5时，北朝鲜的数千门炮火轰鸣，朝鲜战争爆发。动荡的世界，没有人会认为亚洲东部地区发生的一场局部战事 “会对这个半岛以外的人们产生什么影响久远的后果”，这一天对于朝鲜以外的世界实在是个普通日子。
　　斯大林想占领日本
　　1945年6月25日，《联合国宪章》签订。美苏两国的并肩作战埋葬了法西斯，但意识形态的对抗却使昔日的“盟友”成为冷战下的“仇敌”。如果说1948年美苏两国在欧洲上演的柏林危机还属于“文戏”，那么两年后的1950年，苏联为对抗美国，在亚洲的朝鲜导演了一场彻彻底底的“武戏”。
　　朝鲜半岛在李奇微将军回忆录中曾被比喻为“从亚洲大陆伸出的一个肥胖的拇指。”这个“肥胖的拇指”最初并没有成为美苏两国争夺的焦点。1945年8月，苏联对日作战出兵中国东北后，前锋部队迅速抵达朝鲜半岛中部的开城附近，而此时美军正在数千公里以外的冲绳与日军激战，无暇顾及朝鲜半岛。战争形势的迅速变化迫使美国人不得不首先考虑朝鲜半岛的势力划分。
　　正当美国人还在地图上寻找一条合适的界限时，此刻苏联人的脚已经踏在朝鲜的土地上了。美国唯恐苏联独占朝鲜，提出以北纬38度线为界接受日军投降，该线以北为苏军对日受降区，该线以南为美军对日受降区。关于三八线划界这个仓促的建议，美国人没想到苏联人真的会同意，因为此时朝鲜半岛上的苏联军队已经越过三八线正沿着公路向汉城运动，即使苏联提出以37度线甚至更南面为界，美国也必须从实际出发接受苏联的修正方案，但斯大林毫不犹豫地同意了该方案，这一举动着实让后来的研究者迷惑不解。
　　斯大林之所以会同意三八线方案，是因为苏联想要以此作为条件换取苏军部分占领日本。在斯大林眼中北纬38度线应该向东一直延伸至日本列岛，也就说苏联人要以朝鲜半岛三八线以南地区交换日本本土三八线以北地区。苏联放弃占领整个朝鲜半岛的机会不过是为了表达与美国“交换”地盘的诚意，或者说是如欲取之、必先予之的策略。但美国鉴于德国分裂的例子，绝不允许苏联染指日本，结果苏联人既不能实现其直接惩处日本的夙愿，又不能借助朝鲜半岛保持对日本的威慑。
　　斯大林承诺在先，即使觉得“吃亏”，也是覆水难收，只好暂时接受美国独占日本，两国共占朝鲜半岛的局面。冷战格局形成后，美国扶持日本对抗苏联的态度日益明显，杜鲁门甚至公开宣称要以德国和日本来做抵抗苏联扩张的堡垒。苏联在处理柏林危机中表现得极端被动，为了集中力量对抗美国和西方集团，不得不在亚洲维持一种相对缓和或保守的方针。在远东地区，苏联既要与美国划分势力范围，又要避免直接冲突。
　　三八线的划分，埋下了朝鲜民族长期分裂的种子，而且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苏两国之间已出现分庭抗礼的趋势，这颗苦种是必定要发芽的。正是朝鲜半岛的分裂使得南北双方的政治势力都各自谋划着以武力统一对方。朝鲜半岛上任何风吹草动都足以牵动遥远的莫斯科和华盛顿的神经。
　　1948年12月，苏联单方面从北朝鲜撤军，此举意在逼迫美国撤军南朝鲜，同时也为防止“擦枪走火”，避免美苏在朝鲜半岛直接发生对抗。但是在南北半岛的分裂的现实下，苏军的撤离，只是暂时避免了美苏之间在东亚发生直接冲突的可能性，但美苏坚持以南北朝鲜为各自势力范围的方针，却无法使双方对南北朝鲜两个政权之间的冲突置身事外。

有容乃大

不战而屈人之兵，并非没有可能

　　从美军方面的动向来看，志愿军出而不战，先声夺人，从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预期效果，并非没有可能。

　　美国早在1950年7月10日制订的第76号文，就规定如果“发生了中国或苏联大规模有组织的抵抗，联合国军总司令在向华盛顿报告之前，不得下令继续前进”。

　　9月11日批准的81号文件，为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的军事行动确定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其中之一就是中国或苏联军队没有卷入朝鲜战争，如果中国或苏联军队介入，美国军队应防守在三八线一带。

　　9月27日第92801号命令，确定以粉碎北朝鲜的武装部队为军事目标，授权麦克阿瑟在三八线以北的朝鲜境内采取军事行动，包括两栖和空降或地面作战，但前提条件是“在采取这种行动时没有主要的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军队进入北朝鲜，没有准备进入的声明，也没有在北朝鲜对抗我们行动的威胁。”“假使苏联或中国共产党事先声明他们要重占北朝鲜，并公开地或含蓄地发出他们的军队不应受到攻击的警告，你应把这事提交给华盛顿。”

　　10月9日，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再次命令麦克阿瑟：今后中国共产党要是不事先声明就在朝鲜任何地方公开或隐蔽地使用大量的部队，你应根据自己的判断，只要在你控制下的部队有可能获得胜利，你就继续行动。在任何情况下，如果要对中国境内的目标进行任何军事活动，都必须事先得到华盛顿的批准。

　　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越过三八线问题讨论的历次文件看，影响美国决策的制约力量始终是苏联或中国军队是否会出兵参战。而杜鲁门本人在麦克阿瑟开始“烙铁行动”，登陆仁川时甚至考虑，一旦中国出兵朝鲜，美军便撤出战斗。时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布雷德利说：“参谋长联席会议一致认为，一旦中国干涉，我们将从朝鲜撤军，准备实施非橄榄球作战计划。”

　　林彪的“出而不战”，充分考虑了敌方这种忌惮心理。可以设想，如果让林彪领兵出征，公开派出东北边防军，屯兵于朝鲜北部，就地构筑阵地，先为不可败之势，再结合周恩来在外交上的努力，威慑美国，使其知难而退，即使不能收“最好不打这一仗”之全效，也能保证在中国边境形成一个稳定的缓冲地带。而目前北朝鲜这个安全缓冲带，是以志愿军血战三年、伤亡数十万人的代价换来的。

　　两相比较，“出而不战”的用兵策略，虽然未能付诸实施，但从战局发展的各种可能性来看，军史学家实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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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而不战，善之善者也

　　在出兵援朝的问题上，林彪主张慎重、反对参战的态度广为人知，但他同时提出了另一个非常高明的出兵方略，却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主张慎重，不同意出兵朝鲜，是林彪深思熟虑的结果。朝战爆发后，林彪一直在关注朝鲜战事，最晚在1950年9月就形成了不同意出兵朝鲜的意见。据柴成文回忆，1950年9月初，他从平壤回到北京后，林彪约见他，了解朝鲜方面的情况。柴成文马上去林彪住处汇报。林彪听了柴成文对朝鲜战事新情况的汇报后，问道：“他们（朝鲜人民军）有无上山打游击的准备？”柴成文回答说：“我不能确切地讲有，但根据和金日成相处的了解，如果形势需要，他是能够上山打游击的。”林彪又问：“我们不出兵，让他们上山打游击行不行？”

　　但是，作为军人，林彪并没有一味避战。曾担任周恩来军事秘书的雷英夫回忆说，林彪在军委常委居仁堂会议上不赞成出兵，最好不出兵，“如一定要出，那就采取出而不战的方针，屯兵于朝鲜北部，看一看形势的发展，能不打就不打，这是上策。”

　　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出而不战”，确实是志愿军在不利情况下，出兵援朝的上上策。毛泽东虽然否决了林彪不赞成出兵的意见，却对“出而不战”这一条心领神会。从志愿军入朝后的兵力部署来看，毛泽东几乎全盘采纳了林彪的意见。

　　10月14日，毛泽东给在苏联的周恩来的电报中，提出志愿军入朝后先取守势，构筑防御线，六个月以后再谈攻击问题。电文说：

　　“在平壤、元山铁路线以北，德川、宁远公路线以南地区，构筑两道至三道防御阵线。如敌来攻，则在阵地前面分割歼灭之，如平壤美军、元山伪军两路来攻则打孤立较薄之一路。现在的决心是打伪军，也可以打某些孤立的美军。如时间许可，则将工事继续增强，在六个月内，如敌人固守平壤、元山不出，则我军亦不去打平壤、元山。在我军装备训练完毕，空中和地上均对敌军具有压倒的优势条件之后，再去攻击平壤、元山等处，即在六个月以后再谈攻击问题。我们这样做是有把握的和很有利益的。”

　　志愿军秘密入朝后，由于敌人向中朝边境迅速推进，志愿军过早接敌，被迫改变原定先建立防御线的计划，仓促发起第一次战役。10月21日、22日，彭德怀给毛泽东连续发了两封电报，计划以一个军钳制敌人，集中三个军寻机歼灭伪军两三个师，争取扩大巩固元山至平壤线以北山区，发展南朝鲜游击战争。林彪设想的公开出兵，先声夺人，“出而不战”的战略意图遂告落空。

有容乃大

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

　　彭德怀当天没有发言。第二天下午会议继续讨论出兵援朝问题。彭德怀发言说：“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最多就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就是了。否则，等美国占领了整个朝鲜，将来的问题会更复杂。如果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摆在我们家门口，它想发动侵略，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与其晚打，不如早打，打完了再建设。”

　　彭话音刚落，毛泽东紧接着发言：“这几天，不少同志讲了很多不能出兵的理由，但是不能忘了，朝鲜人民和朝鲜党的同志在我们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是为中国革命的事业流过血的。现在他们的民族处在危机时刻，有一百条理由一千条理由驳不倒一条理由，那就是我们应该有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友邻有难，就要挺身支援。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不错，美国的大炮比我们多，但历史不是大炮写的。我们横下一条心，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总之一句话，当今世界，任何人想随意欺压、宰割别人，都是不允许的！到头来都必将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喝了一口茶，毛泽东清了清嗓子，继续说：“不错，我们可以写出百条千条理由不出兵，但现在美帝的矛头直指我国的东北，假如它真的把朝鲜搞垮了，即使不过鸭绿江，我们的东北也时常在它的威胁中过日子，要进行和平建设也会有困难。所以，我们对朝鲜问题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还凶。它要把3把尖刀插在中国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国的头上，从台湾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腰上，从越南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脚上。天下有变，它就从3个方面向我们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允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

　　“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我们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毛泽东一锤定音，出兵援朝就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决定下来了。会议还通过了毛泽东的提议，由彭德怀率部入朝，协助人民军抗击敌人。10月8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任命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有容乃大

林彪慎战意见曾占上风

　　10月1日，毛泽东接到斯大林建议中国出兵的电报，中国使馆也在同一天收到了金日成的求援信，请求中国派兵入朝作战。次日，毛泽东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出兵问题，会上出现了不同意见，多数领导人主张对出兵的问题应慎重考虑。会议决定10月4日、5日再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

　　10月4日，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扩大会议专门商讨出兵援朝问题。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李富春、罗荣桓、林彪、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聂荣臻、邓子恢、杨尚昆、胡乔木列席了会议。

　　彭德怀于会议开始的当天下午乘坐一架银灰色的里-2型专机从西安奔赴北京，下午4时在北京西郊机场一落地，即被轿车接进中南海，停在丰泽园门前。彭快步来到颐年堂，周恩来首先迎出来与他握手，解释说：“彭总，会议在下午3点就开始了，来不及等你。”

　　步入会议厅，毛泽东站起来和他握手，说：“彭老总，你辛苦了，你来得正好。美帝国主义的军队已开始越过三八线向北进攻了，现在政治局正在讨论我国准备出兵援朝问题。大家正在发表意见，请你也准备谈谈你的看法。”

　　彭德怀入座，会场里出现了短暂的沉默。毛泽东见许多人并不积极发言，知道他们坚持不出兵的意见，遂说：“关于出兵援朝问题，大家还可以摆出不利和有利条件。各抒己见嘛。”

　　林彪不紧不慢发言：

　　“主席让我们摆摆出兵的不利条件，我赞成。我认为，我国已经打了20多年仗，国内战争创伤亟待医治，部分地区尚未解放，新解放区尚未进行土地改革，元气没有恢复。我们建国不久，百废待兴，国力很弱，没有能力再打大仗。特别是我们还没有同美军较量过。我们出兵参战，仗打起来是没有界限的，倘没有把握把美军顶住，反而把战火引到我国东北那就糟了。我看还是加强东北边防为好。”

　　林彪接着说：“我军打蒋介石的军队是有把握的。但美军有庞大的陆海空军，有空海军优势，有原子弹，还有雄厚的工业基础。把它逼急了，它打两颗原子弹或者用飞机对我大规模狂轰滥炸，也够我们受的。”他接着做出结论：“朝鲜只有几百万人口，而中国近5亿人口，为了拯救一个几百万人的朝鲜，而打烂一个5亿人口的中国，是不划算的。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

　　林彪的发言得到不少与会者的共鸣。聂荣臻事后回忆说：“有些同志认为，我们打了这么多年仗，迫切需要休养生息，建国才一年，困难重重，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薄一波后来也回忆说：“当时下决心出兵打这场战争，对于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来说并不是没有风险的。百废待兴，困难很大。”会上还有的同志认为：“等到苏联红军直接参战或同我们共同出兵，比现在我们单独出兵好。”

　　毛泽东在会议的最后讲了一段话：“你们说的都有道理，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

有容乃大

林彪的“出而不战”，或许是抗美援朝最佳方略

　　中国出兵援朝决策始末

　　编撰｜司马亮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不期而至的朝鲜战争，对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来说，就是一次生死存亡的危机考验。出兵援朝，是毛泽东一生中为数不多的一次艰难决策，以至于他整整一个星期都无心刮胡子。胡耀邦回忆当时情景说，“他不作声，一个礼拜不刮胡子，留那么长，想通以后开个会，大家意见统一了，毛主席就刮胡子了”。

　　60年后，我们回头再看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时间跨度远远不止一个星期。从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到9月15日仁川登陆，再到10月19日志愿军兵发鸭绿江，战局瞬息万变，敌我友各怀心思，杀机四伏，凶险莫测，整个决策过程远非我们看到的那么简单。

　　事实上，志愿军本来有多次出兵良机，因同盟内部的互相猜疑而屡失战机；最后在战局不利被迫出兵时，林彪提出“出而不战”，本来可以最小代价挽救危局，也因战场形势突变而未能付诸实施。

　　谁错过了出兵朝鲜的最佳时机

　　1950年9月15日至16日，麦克阿瑟乘朝鲜人民军主力胶着于洛东江，后方空虚之际，指挥美军在仁川登陆，朝鲜战局发生重大变化。

　　当人民军进攻洛东江一线受阻时，一直在关注朝鲜战局的中国领导人，分别于7月中旬、7月下旬和9月上旬，三次提醒朝鲜同志，要他们注意敌人从海上向仁川、汉城前进，切断人民军的后路。中国领导人这时已很清楚地意识到，金日成若要取得胜利，必须要靠中国军队的援助。9月初，在毛泽东的一再催促下，东北边防军的兵力计划增加到70万人，另有补充兵员20万人，同时加强了武器装备，为出兵援朝做好了准备。

　　8月26日，金日成在中国的提醒下，将美国人打算在仁川和水原地区实施登陆的情报通知苏联，拟采取必要措施加强上述地区的防务，并“提出请中国同志派军队援助朝鲜的想法，因为人民军目前的前线状况太困难了”。

　　斯大林否决了金日成请求提供国际援助的要求。他答应金日成，“如果需要，我们可以再向朝鲜空军提供强击机和歼击机。”完全领会了斯大林的主张后，金日成便不再考虑请中国提供援助的问题，而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莫斯科身上。中国出兵援朝的最佳时机，就这样错过了。

　　仁川登陆后，朝鲜战局逆转。中国领导人立即做出了反应。9月18日，周恩来召见苏联大使罗申和军事顾问科托夫、孔诺夫，不满地指出，朝鲜很少在军事问题上向中国提供情报，中国曾尝试派一些军事技术干部去朝鲜观察战场形势，可是至今没有收到平壤的任何答复。中国人根本不知道朝鲜人民军的作战计划，也不了解战场的真实情况。周恩来建议，如果朝鲜缺少足够的预备队（10万人），就应该将主力北撤，建立突击集团，等待决战时使用。

　　最后，周恩来不无用意地指出，由于没有做长时间、大规模战争的准备，现在西方国家非常担心苏联和中国可能参与朝鲜的军事冲突。“应当利用这种恐惧心理采取能证明我们意图的步骤。从这方面讲，中国军队由南方向东北调动，足以使英美政府感到不安”。

　　在向莫斯科提出援朝问题时，周恩来也询问了朝鲜的意见。9月19日，周恩来召见朝鲜驻华大使李周渊，询问朝鲜政府在仁川登陆以后，下一步对中国政府有什么要求。

　　第二天，金日成向苏联大使什特科夫汇报了周恩来谈话的内容，并解释说，中朝之间有过一个约定，即如果敌人在后方登陆，中国人将用自己的军队来帮助朝鲜。外务相朴宪永则明确表示“希望能让中国参与在朝鲜的战争”。因为没有得到莫斯科的指示，什特科夫“对这一问题避而未答”。

　　此时，毛泽东确有立即出兵援助朝鲜的意图。9月17日中央军委决定立即派遣一个五人先遣小组随驻朝鲜武官柴成文赴朝熟悉情况，勘察地形，做战场准备。路过沈阳时，柴成文将毛泽东的一封信交给高岗，信上说，“看来不出兵是不行了，必须抓紧准备”。

　　但是，平壤的态度使得中国很难主动地、明确地提出参战的要求。9月21日，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研究是否请中国出兵的问题。会上出现了两种意见。朴宪永、最高人民议会议长金枓奉和内务相朴一禹都认为，“情况危急，靠自身的力量已很难与美军对抗，应当向中国政府提出部队援助的请求”。金日成明确表示反对，他认为，中国参战可能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况且中国出兵也解决不了问题，应寄希望于重新创建的人民军部队。他还强调，在苏联军事顾问团和武器援助的情况下，请中国人帮助，会使莫斯科产生“侮辱感”，因此，应暂缓向中国政府求援，而是先征求斯大林的意见。

　　会议没有通过任何决议。金日成完全看斯大林的脸色行事，再次贻误战机，而不到最后关头，即敌军没有突破三八线，斯大林是尽量不让中国参战的。

　　事情耽搁了几天以后，战场形势急转直下。9月30日，汉城陷落，人民军主力部队北撤退路被切断，失去了联系。金日成担心敌军会越过三八线，而朝鲜已无法组建新的部队进行有效抵抗了。金日成向斯大林致信求援，恳求斯大林给予“直接军事援助”，如果不行，就“请帮助我们在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国际志愿部队”。

　　10月1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要求中国军队以志愿军的方式入朝参战，在三八线以北地区组织防御。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盟主，斯大林在选择中国参战时机时，不是从两大阵营的对抗全局出发，而处处顾及苏联在朝鲜的利益、地位和影响，一再错失战机。现在，迫于战场形势的需要，莫斯科终于为中国军队开放了绿灯，但局面对志愿军已经非常不利了。麦克阿瑟甚至放言，中国此时出兵，“对他们来说，那将是一次最大的屠杀”。

　　关于中国出兵的时机，历史学家沈志华在多年后有过精辟的分析：“如果在仁川登陆前中国军队可以协防后方，从而保障人民军主力在前线取胜；仁川登陆后中国军队可以在三八线建立一道防御线，从而阻止敌军继续北进的话，那么到10月初人民军主力丧失殆尽、三八线已被突破的时候，中国军队入朝作战的良机已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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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两难选择

　　朝鲜战争爆发后苏联反应迟缓。斯大林和莫斯科高层表面虽平静，但他们面临两难选择。

　　战争爆发的当天，6月25日下午，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阿兰•柯克按照华盛顿的指示，要求紧急会见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得到的答复是：今天是星期日，外交部的领导人都不在莫斯科。

　　6月26日晚（美国时间27日中午），苏联驻联合国外交官在长岛的斯德哥尔摩饭店举行私人午餐会，这是苏联人在抵制期间定期的社交活动之一，以便与安理会其他成员国保持政治联系。当时，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坐在美国代表格罗斯和苏联代表马立克中间。

　　午餐快要结束的时候，赖伊告诉马立克说，他同其他外交官将前往安理会举行会议，询问苏联代表是否准备参加，并说：我认为贵国的利益是要求您出席的。

　　格罗斯听后脸色煞白，因为苏联代表出席会议，无疑将使用否决权。但此时马立克摇摇头说：不，我不去。6月27日一整天，美国大使继续设法约见苏联外长，但始终未获成功。下午5时，柯克派人向苏联外交部转交了美国政府的备忘录，请求苏联政府向北朝鲜政府施加压力，停止军事进攻。6月29日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向苏联通知了安理会27日的决议。

　　直到这个时候，莫斯科才正式做出反应。同一天，苏联第一副外长葛罗米柯会见美国大使柯克，向他递交了苏联政府关于朝鲜事件对美国备忘录的声明。声明说，对战争负责的应该是南朝鲜当局，苏联政府将继续遵循不干涉朝鲜内政的原则，而苏联政府无法参加联合国安理会，是因为美国拒绝中国出席，其结果使得安理会不可能做出具有合法效力的决定。同时，苏联政府还通知赖伊，莫斯科拒绝接受联合国安理会27日的决议。

　　苏联政府如此迟缓、平静的反应以及在此后所作的公开声明表明：第一，苏联对这场突发的战争并不感到意外；第二，莫斯科坚持认为苏联代表的缺席会使得安理会做出的一切决议都不具合法性（在这一点上斯大林说的是实话，尽管已经毫无意义）；第三，关键的问题是，莫斯科只能采取置身事外的立场，因为如果苏联代表返回安理会，必将陷入两难选择——不使用否决权就意味着对北朝鲜乃至社会主义阵营的背叛，使用否决权则等于承认在平壤的背后站着莫斯科，从而导致与美国和世界舆论的直接对立，而这都是斯大林不愿看到的。

　　因此，苏联才会对返回安理会的“邀请”（赖伊）和“期待”（哥特瓦尔德）采取沉默和回避的态度。后来苏联返回安理会，只是现实让莫斯科意识到，苏联的缺席并没有对联合国成员国执行安理会决议产生任何影响，反而使自己因置身联合国之外而无法在国际社会发挥作用。

　　从多年后公布的电文看，斯大林的事后解释完全是言不由衷、掩人耳目。如果研究者不加分析地完全相信档案作者或当事人的说法，那么就会掉入档案作者有意无意设置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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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急着搅局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当斯大林与中国协商联合国代表权的问题时，并没有也不可能考虑到朝鲜战争爆发时苏联将如何在国际舞台上面对此事，甚至当时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在朝鲜半岛引发一场战争的问题。

　　实际情况是，苏联退出安理会以后6天，即1月19日，斯大林接到苏联驻平壤使馆的来信，说金日成在一次宴会中再次提出只有使用武力手段才能解决朝鲜统一问题，并要求面见斯大林。对此，斯大林一直没有答复。

　　1月26日，在莫斯科的中国代表团向苏联提交了中国方面有关大连、旅顺和中长铁路协定的方案，这一方案几乎完全推翻了苏联的方案。1月28日，苏联方面回复中国代表团，基本上同意了中国的方案，但反复修改的几个文本可以看出，这种选择显然是被迫做出的。

　　1月31日斯大林答复平壤，表示同意朝鲜的计划，并要金日成到莫斯科面谈。待中苏同盟条约签定，毛泽东离开莫斯科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金日成于4月10日秘密抵达莫斯科，与斯大林进行了十几天的商谈。会谈中，斯大林反复询问金日成有无必胜的把握，美国是否会干涉，如果美国干涉将如何应对。在得到金日成胸有成竹的回答后，斯大林终于同意全力支持朝鲜的军事计划。斯大林最后要求金日成去北京，征求毛泽东对这一计划的意见。

　　金日成走后，5月3日，斯大林通报毛泽东，金日成来过莫斯科，具体商谈的问题日后告知。随后，在莫斯科的催促下，金日成于13日秘密抵达北京，讲述了自己的计划。毛泽东最初感到意外，便紧急与莫斯科联系。斯大林14日电报答复，说朝鲜的计划已经得到莫斯科同意，但最后的决定权在中国和朝鲜。毛泽东只得表示同意和支持金日成的行动。

　　不难看出，斯大林很可能是出于对中苏有关东北权益的协定不满（其中的重要内容就是苏联将失去中长铁路和旅顺港），为了保证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这是苏联远东战略利益的支撑点，才同意朝鲜的进攻计划的，而这样做的前提条件是金日成应在美国不干预或来不及干预的情况下迅速取得胜利。

　　至于要求中国对这一行动的认可，一则是考虑到中苏同盟关系和中国在亚洲革命中的责任，二则是万一出现美国的干预可以指望中国对朝鲜提供支援。当然，这只是一个推断，但其基础确是已经掌握的史实。而根据上述历史过程，无论如何也无法做出以下推断：一，斯大林早在苏联代表退出联合国安理会时就计划发动朝鲜战争；二，斯大林在同意金日成的进攻计划时就预计甚至希望美国干预这场战争；三，斯大林已经算定在美国介入战争后中国就会出兵朝鲜与美国军队作战。

有容乃大

电文给出的信息是，当时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哥特瓦尔德，他在与苏联驻布拉格大使的谈话中表示怀疑苏联不返回安理会这一行为的正确性。因此哥特瓦尔德说认为“民主阵营没有必要离开安理会”。在给哥特瓦尔德的电报中，斯大林详细解释了苏联没有及时返回联合国安理会这一做法的理由和考虑，这可以视作当时苏联代表是否参加安理会的高层原始反应。

　　公布这份档案的俄国学者列多夫斯基提出了他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其主要观点是：第一，斯大林已经预计到美国必然对朝鲜进行武装干涉，而且并不想阻止美国这样做，目的就是有意为美国人创造武装干涉朝鲜的条件，以便使美国陷入朝鲜战争不能自拔，从而削弱它在远东地区的实力，破坏其在欧洲的战略地位，同时推迟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第二，斯大林已经预计到，共产主义的中国有能力也愿意“帮助北朝鲜军队应付美国的干涉”，因为在莫斯科看来，毛泽东为了中国的安全，绝不会容许美国控制朝鲜，更不能让他们进入中国的东北边境地区。

　　因此，毛泽东必然要出兵朝鲜与美国军队作战。应该说，俄国学者对斯大林电报字面含义的这种理解是不错的——这也正是斯大林希望人们理解的，即苏联代表没有出席安理会阻止联合国通过美国的决议案，是经过慎重考虑和精心策划的一种策略，其目的就是要让美国陷身于朝鲜战争，然后再让中国出兵与之对抗，从而保证苏联在欧洲和国际力量对比中处于有利的战略地位。

　　斯大林的这个解释，或者说俄国学者的这种理解，迎合了以往某些研究者对这一问题的一个观点，即苏联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的关键时刻拒绝返回安理会，“是要利用美国重新卷入远东事务这一机会使华盛顿与北京发生纠纷”，因为斯大林已经考虑到，美国出兵朝鲜必然招致中国军队的介入，那样就会“造成中美之间的直接对抗”。

　　为新中国合法席位退出安理会

　　按以上看法，从1950年初苏联退出联合国安理会，到斯大林同意金日成的进攻计划，再到战争爆发后莫斯科采取的策略，这一切都是斯大林预先精心设计好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实施的。然而，这里的逻辑前提及其与已知史实的衔接存在一系列疑问。

　　苏联退出联合国安理会是为了加强与中国的同盟关系，而不是出于应付尚未发生的战争考虑。

　　在毛泽东1949年12月访苏的开始阶段，双方在是否签订一个新的中苏条约的问题上各执己见，谈判陷入僵局。由于毛泽东的固执态度，以及西方舆论对中苏关系现状猜测而形成的压力，斯大林被迫让步，同意签订一个新条约。

　　此时，美国决策层正在激烈辩论如何处理美中关系问题，结果是国务院主张抛弃蒋介石而尝试与共产党中国建立关系的意见占了上风。1950年1月5日，杜鲁门发表了著名的关于台湾问题的演说，声明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如果在台湾海峡地区发生军事冲突，那是中国内战，美国不会干预。在中苏谈判进入关键的时刻，美国的公开表态显然刺激了莫斯科，使其需要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关系。

　　所以在1月6日维辛斯基向毛泽东提出，希望中国“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一个声明，说明国民党代表留在安理会是不合法的，应该排除在安理会之外”。同时表示，苏联方面也将发表声明支持中国的主张，并宣称“只要有国民党分子在安理会中，苏联代表就不参加安理会的工作”。毛泽东当即表示“对这个措施百分之百地赞成”，并认为这个声明的副本可以发给安理会各成员国。

　　1月8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致电联合国大会主席罗慕洛、秘书长赖伊并转安理会成员国：国民党代表留在安全理事会是非法的，应将其从安理会开除。1月10日苏联代表马立克提出了把国民党代表开除出安理会的提案。当1月13日苏联提案遭到否决后，马立克宣布苏联退出安理会，以实行抵制，同时指出：在苏联缺席的情况下，安理会通过的任何决议都是非法的，对苏联不具有约束力。

　　当天晚上再次与毛泽东会谈时，维辛斯基建议中国向联合国提出派遣自己的驻安理会代表，以“迫使他们把这个问题纳入具体的议程”。鉴于毛泽东担心这种做法可能得不到安理会的支持，维辛斯基指出，中国继续施加压力“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苏联拒绝参加安理会的工作“实际上将导致联合国事务的瘫痪”，而目前安理会的一些成员国非常担心出现这样的局面。

　　由此可以看出，苏联退出安理会的这一举动是经过与中国领导人充分协商后采取的有准备的措施，其目的并非有些学者认为的那样，是有意把中国隔绝于国际社会之外，恰恰相反，斯大林这样做是进一步向毛泽东表示他对中苏同盟关系的重视；苏联将全力帮助中国进入联合国，从而使国际政治中的力量对比大大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否则，苏联宁愿与中国“同甘共苦”，而让联合国陷入瘫痪状态。此时，如何实现朝鲜统一的问题还没有列入莫斯科的议事日程。

有容乃大

　斯大林的两难抉择

　　苏联为何没否决联合国出兵朝鲜的议案？

　　文｜沈志华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国际冷战史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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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苏联代表没有及时返回联合国安理会，以至6月25日下午（美国东部时间）安理会顺利通过了美国的决议案。该议案谴责“北朝鲜对大韩民国发动的武装进攻”，要求立即停止战争行动，北方军队撤回三八线以北，还要求联合国所有成员国支持联合国组织实施这一决议。

　　根据这一决议，美国决定对战争进行军事干预。6月27日安理会再次通过决议，责成联合国向大韩民国提供可能需要的援助，以击退武装进攻并恢复这一地区的国际和平与安全。7月7 日，通过了派遣联合国军的决议案。那么，苏联代表为什么没有及时返回联合国，以阻止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显然是不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决议呢？假如苏联行使否决权，美国便处于师出无名。在有关朝鲜战争的研究中，这始终是一个不解之谜。

　　研究者对此有各不相同的理解：有人认为这是苏联外交的一次政策失误，也有人认为这是莫斯科有意为之；有人认为这是斯大林对金日成的进攻计划充满信心的表现，也有人认为这恰恰证明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的发动没有关系；有人认为苏联这样做与中苏同盟条约有关，坚持要求联合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地位；也有人认为莫斯科这样做恰恰是出于对北京的不信任，其目的就是要造成中国与美国的对抗⋯⋯

　　绝密电文透露斯大林心事？

　　苏联政府拒绝在安理会参加美国政府起草的朝鲜问题决议案的讨论，令许多国家感到不解。2007年，俄国学者披露了一份直接涉及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档案，引起了各国学者的注意。

　　绝密

　　布拉格，苏联大使

　　请口头向哥特瓦尔德转达下面的内容。如果他需要书面材料，可以给他一份。

　　对苏联6月27日退出安理会和它退出后所发生的事，我们同哥特瓦尔德同志有些不同看法。

　　我们退出安理会的目的有四个：第一，表明苏联与新中国团结一致；第二，强调美国的政策荒诞愚蠢，因为它承认国民党政府这个稻草人是中国在安理会的代表，却不允许中国的真正代表进入安理会；第三，认定安理会在两个大国代表缺席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是非法的；第四，让美国放开手脚，利用安理会中的多数再做些蠢事，从而在公众舆论面前暴露美国政府的真实面目。

　　我认为，我们已经达到了所有这些目的。

　　我们退出安理会后，美国陷进了对朝鲜的军事干涉，败坏了自己在军事和道义上的威望。现在没有哪个正直的人还会怀疑，美国在朝鲜扮演了施暴者和侵略者的角色，在军事上也不像它自己宣扬的那样强大。此外，很明显，美国的注意力从欧洲被引向了远东。从国际力量对比的观点来看，这一切是不是对我们有利呢？当然是。

　　假设美国政府还继续被牵制在远东，并使中国加入解放朝鲜和争取本国独立的斗争，那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

　　首先，美国像其他国家一样，也不是拥有大批武装力量的中国的对手。美国会在这场斗争中无力自拔。其次，美国在这里被缠住后就不能在短时间内着手进行第三次世界大战。那么，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会不定期拖延，这就为巩固欧洲的社会主义争取了时间。更不要说美国和中国的斗争会在亚洲和整个远东地区引发革命了。从国际力量对比的观点来看，这一切是不是对我们有利呢？当然是。

　　可见，苏联是否参加安理会已经不是表面看来那么简单的问题。

　　综上所述，我们没有理由说“民主阵营没必要离开安理会”这样的话。离开还是不离开是由具体情况决定的。我们可以再次离开安理会，也可以再回去，这都取决于国际局势。

　　有人会问，为什么我们现在又回到了安理会。为的是继续揭露美国政府的侵略政策，防止它打着安理会的旗号掩盖自己的侵略行径。现在，在美国已经卷入朝鲜战争之际，在安理会中最容易实现这一目的。我认为，这很明白，不需要再作解释了。
菲利波夫 1950年8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