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的将将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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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朝是中华民族的成长期，成长的痕迹体现在政治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汉唐常常并称，除了这两个朝代时的中国都属世界一号强国外，也由于这两个朝代都颇具恢弘、大度、自由的气象。唐朝的气象，源于来自其综合国力的充分自信；汉朝的气象，更多原因在于其封建社会初级阶段的历史特征使之然。

　　　　汉武帝的用人政策就颇具这种初级阶段的历史特征，专家学者对这方面研究很多了，因为这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各种学说在战国时代即风起云涌，但是到了汉朝，才有机会在一个统一的帝国范围内来一决雌雄。虽然表面上儒家学说取得了独尊的地位，但是儒家这时的地位完全不能与后两千年中惟我独尊的地位相媲美。在汉武帝的用人政策中，就充满了各种理论混杂在一起的迹象，让人颇多玩味。缺乏一个统一的拔擢标准，对于当事人来说是很痛苦的一件事、因为你不知道如何完善自己来使自己符合用人的标准，但是对于我们这些看官来说，则足够大家看得津津有味了，这真是：国家不幸诗家幸。（所以科举制度是中国选才制度上的一大创举，这几年居然有人鼓吹要取消高考，神经啊，难道改回采用九品中正制。）

　　　　在对文人的使用上，太复杂了，因为当时没有科举制度，所以人们要寻求进仕之途，门道颇多，关键就看你有没有摸对门，这方面我不多言了，我还是谈谈我感兴趣的武将方面的话题。

　　　　在武官的选拔上，标准要相对简单：无非就是看你能不能带兵打仗，这是硬功夫，也很容易经实践来检验，比如能举几斤的重物、能开几石的硬弓、射击的准确度如何等等，在将领的选用上稍微复杂一点，但是也好办，是骡子是马拉出去遛遛，领军出去跟敌人打上几仗不就知道了。而文人靠摇唇鼓舌、以言词取胜，纯然考量的是一些见仁见智的东西，而且今天中听的话明天也许就不中听了，这么说来，就好像武将从事的是硬科学这类有量化标准的行业，而文人搞的是很难量化的软科学，所以后人感言：百无一用是书生，而班超同志更要半路出家投笔从戎去了。但是实际上，在武将的选用上事情却同样复杂，之所以简单的事情会给搞复杂化，原因在于嘛，历代统治者都懂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道理，所以这些武将就关系到了一个国家一个政权的存亡，如何使用武将，成为历朝历代一个十分让统治者头痛的问题。这方面的经典案例很多，每个朝代都有一把武将的血泪史，统治者们面对武将，大多丢下了仁义道德的面具，活做得漂亮的不多（漂亮的含义是既要达到控制武将的目的、又不要让别人说闲话），我觉得大致只有赵匡胤堪称典范，但是这也跟赵匡胤个人性格有关，他本人就是武将出身、在周世宗手下做到了第一猛将，手下那些将军的才干不会超过他，而且赵匡胤是一个性格颇光明的人（千里送京娘虽是野史、也可印证他的为人），他对自己驾御武将的能力有充分的自信，所以在那班兄弟自愿交出兵权后，他没有再去穷追猛打。其他的人，呵呵，有几个人有他的这份资历和相应的自信。

　　　　我们来看看汉武帝的将将术。汉武帝绝对是一个多血质的人：性情冲动、善变、多思多虑、虚荣、好大喜功，再加上汉朝当时的风气影响，他用人是颇为随心所欲的。看《史记》，觉得很多汉臣的命运仿佛是在坐云霄飞车，一会儿一飞冲天，一会儿又直线下降，汉臣获罪之后，很少有象后世臣子那样什么发配充军流徙几千里一类的处罚，要么是砍头族灭，要么是贬为庶人，但是有很多人在贬为庶人后，往往过不多久就又重新被任用，比如张骞、苏建、韩安国、李广都有过这样坐云霄飞车忽上忽下的经历。所以这些汉臣大抵的心情也许都是：在得意时不要忘形，也许明天就该你倒霉了；但是在最倒霉时也不要绝望，因为明天那位皇帝说不定又想起俺来了。人物命运大开大阖，也是史记这本书如此有魅力的原因之一吧。老实说，我比较奇怪汉武帝的思维方式，他贬臣子时，常常是一捋到底，毫不留情面。但是重新启用时，他似乎一点不担心这些臣子会因早先的贬谪而心存怨怼，也许他真是对自己的天子权威有十分的自信，相信臣子心中都做如下想：雷霆雨露皆为君恩，所以为臣者面对君恩只能逆来顺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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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武帝为什么一定要防备卫青，因为卫青这个人太完美了。这个理由，并不牵强，卫青出道十几年，手下将领都逐渐做到了军中高位，卫青为人又比较仁厚，在部下中很有声望和人缘。而且他在朝中也十分谦和下士，史记中有很多这方面的记录，这样一个贤人，对汉武帝来说，实在是有点危险。所以汉武帝对卫青，长期以来在信任之余，一直还是有所限制。例证1：汉武帝迁徙关中豪族时，卫青替豪侠郭解求情，说郭解家里穷，不够豪族的标准，是不是不用迁徙了。汉武帝居然说：郭解作为一个平民，竟能劳动大将军出面说情，可见他并不穷。后来还是迁徙了郭解（郭解的故事也挺精彩的，呵呵，提一句）。例证2：主父偃刚到长安时，打听到卫将军现在最受皇上宠信，他就去找卫青，让卫青帮忙推荐，卫青跟武帝推荐了好几次，但武帝根本没搭理这茬，主父偃万般无奈之下，大着胆子自己跑到宫门口伏阙上书，早上递进去，傍晚时就被武帝召入了宫（呵呵，主父偃一定怪自己当初摸错了门）。卫青以和柔自媚于上，因为他很清楚汉武帝对武将的忌讳，他跟朝中文人士大夫始终保持距离，也是基于这个原因。而这一次，卫青准确地接获了汉武帝传递出的这个信号，他知趣地开始日日隐退，任由手下离去。他虽然有点伤感，皇帝居然对自己也留一手，但是他小时候的理想只是吃顿饱饭、主人不打他就行，混到现在这个份上，人生足矣，我可没李广那么理想主义。当然啦，卫青的夫人是平阳公主，不作将军了却还是驸马，隐退之后的生活想必还很顺心，这也是他不恋栈的原因。
　　权利一旦露出真空，就需要立即填补，填上来的就是霍去病。而汉武帝对这时候的霍去病是十分放心的，一来汉武帝的确是真喜欢霍去病，喜欢之余，信任度当然相应大幅度提高；二来霍去病也很争气，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之言，恐怕不会只是一时豪语，霍去病这个人，感觉上相当单纯，满脑子想的都是杀匈奴的道道，"少言不泄、有气敢任"，对于朝中文人士大夫，跟卫青的态度一样：从不兜搭。更重要的是他还有一些缺点，呵呵，缺点，对啊，我说的就是他的缺点，缺点一：年轻，他的资历太短，虽然有无人可比的军功，但是论资排辈的心态古已有之，军中对于霍去病真正服气的不会太多（只有匈奴真正服气，因为霍少的锋利军刀，匈奴人才有切身体会）；而且年轻嘛，就意味着霍去病的社会关系网还不会太广，个人势力不会太大；缺点二：就是那些"不省士"的记录，普通士卒对霍少的感情肯定不会像对李广那样深厚，他要想起来造反，不可能有一呼百应的声威。这些作为为将之道的缺点，在汉武帝的眼里，却加大了他对霍去病放心的砝码，所以他对霍去病一宠再宠，恩遇无以复加。霍去病越骄横越不得人心越对他的胃口，而霍去病即便要长什么坏心眼歪心思，也得到他再多长几岁、变得复杂过后，到时候再做计较也还不迟。

　　　　汉武帝的如意算盘打得山响，事事遂了他的心愿。霍去病两年后病逝，在霍去病个人意义上当然是个悲剧，但也不全然是件坏事，至少汉武帝和霍去病这段相知相遇的经典案例，得到了一个完满的结局。武帝这辈子，欠了很多人的血债情债，唯有在对待霍去病上，他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你们都说我寡恩薄幸，为人苛酷，霍去病可是个反例哦"。天知道，如果霍去病得以延续天年，他以后会有什么际遇。

　　　　汉武帝作为一代雄主，事事不循常例，所以既能成就非常之功，也能带出非常之祸，在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统治风格下，每个臣子都如水中飘萍沉浮难定，是福是祸，就看各人的运气和造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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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武帝都快乐疯了，他对霍去病的喜爱无以复加，给霍去病修建骠骑将军府应该就是在河西之战后不久。谁知道，霍去病振振有词地拒绝了：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天哪，这样只问耕耘、不求收获的趁手兵器哪里找去，汉武帝能不对霍去病爱上加爱吗。而李广在这时，却再一次失败，虽然失败的原因在于张骞迷路、没法接应李广，但是毕竟是战败，张骞贬为庶人，李广功过相抵，无赏。汉武帝认为李广运气不好正始于此。古人本来就迷信，连李广都哀叹自己数奇，找了一堆原因，归结到自己当年杀过羌族降卒的事上。在这种情况下，汉武帝又怎么可能舍掉可靠、能干而又福星高照的卫青霍去病而任用李广呢。

　　　　后来漠北大战战斗序列的布置就顺理成章了，霍去病作主攻，因为这一条线路需要北进数千里，战斗任务最重，正适合霍去病独立敢深入的风格，卫青作副攻、侧面响应霍去病、减轻霍去病的压力，李广强烈要求上前线，汉武帝拗不过、也有点感动于老将军为国奋勇的精神，但是漠北大战关系到帝国的未来，汉武帝当然不得不多加小心，密谕卫青不要重用李广。汉军这次获胜了，但是离汉武帝的战略目标还是差了一点，纰漏是出在汉军情报工作有误，没有让霍去病遇到匈奴单于的主力部队，战斗力相对弱些的卫青军团以极大代价才杀败单于主力，当时的情形还是十分危险的，有人趣评道：其实匈奴单于仅以数十骑趁夜逃脱跟卫青仅以数十骑趁夜逃脱的机率是大致相等的。卫青一军后来因此没有得到汉武帝的封赏。而霍去病再一次超额完成任务，本军5万骑兵，杀敌却达到7万多，匈奴左贤王部众几乎全军覆灭，霍去病的成功再次遮盖了其他部队的失败而让这次漠北大战成为胜仗。
李广自杀了，很复杂的原因，对李广而言，自己这一生是相当不得志的，虽然得到了飞将军的美誉、得到了军士们以死相报的爱戴、没有封侯但也做到了郎中令的高官，但是李将军的志向不在于斯，他渴望的是，能得到一只数量充足的精锐部队，痛痛快快地跟匈奴人打上一仗。而现在等待他的，是书吏繁琐的审查，最好的结果也只能是贬为庶人，他不会再得到打仗的机会，因为匈奴人都被霍去病打跑了，即便不打跑，自己大概也不会再被启用了。追求一生的目标没有了，空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他只能愤而自杀。

　　　　李广死了，有人会很高兴，但不会是卫青，汉武帝也不会高兴。卫青从此担上逼死李广的罪名，对于卫青这么一个追求做完人的将军来说，他知道自己的历史上会留下很大一块污迹，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他怎么可能高兴。汉武帝嘛，他是个死要面子的人，本来一场风风光光、功勋彪炳的大胜仗，多少因为一员大将的自杀而蒙上一丝阴影。汉武帝虽然可能埋怨李广给他添堵，但似乎他对李广还真没怎么记恨，李广儿子李敢事后不久因功封侯，而且汉武帝还命他继任郎中令一职，如果他真的讨厌李广，李敢是不可能接替这个职务的。至于后来汉武帝替霍去病掩饰射杀李敢一事，是另一个层面上的事情，跟汉武帝对待李广的态度关系不大。硬把汉武帝重用卫青霍去病跟李广的失意对立起来，当然会得出汉武帝不重用李广的结论，但我认为，汉武帝对李广还是很重视的，只是重视程度不如卫霍，这之间的差异，不仅仅关系到汉武帝个人的胃口和爱好，而且关系到汉武帝将将方法的方方面面，简单地得出结论，并不能看到事情的本质。

　　　　而汉武帝的将将术，更令人玩味的是在后来对待卫青、霍去病的态度上。霍去病的确功勋盖世，怎么奖励他呢，这是现在困扰汉武帝的难题，汉武帝对军功上的奖励一向出手豪阔、可不能让别人说自己小里小气，加封加封，食邑一增再增，霍去病还没儿子，要不武帝估计也会给他来个有几个儿子就封几个侯的。但是总归霍去病还年轻，让他继续担任骠骑将军之职，位份仅次于卫青，这是一个各方面都能接受的结果，也比较合理。但是汉武帝走得更远。

　　　　大司马（后改名太尉）本属三公，在汉初是军事最高统帅，但汉武帝在继位后第二年就取消了这个职位，这是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手段之一。而漠北大战后，汉武帝重设了大司马之位，让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同时担任大司马，并特意下诏让霍去病品级官俸等与卫青同等。这一举措，表面上的解释可以说：汉武帝要恩赏卫霍二人的功劳，所以重设大司马一职，而汉武帝这时宠爱霍去病到了极点，所以把他跟卫青并列。但是实际的情况更复杂，大司马位置是有了，卫霍二人的权利却并不比这之前多多少，打完了仗，虎符一上交，二人照样只是光杆司令。看了那篇《历史中的经济学》，我大概琢磨到了汉武帝心里的小九九。尽管是外戚，但是将军就是将军，还是需要防着点的。而怎么防，交出虎符没有调兵权，仍然不能充分让汉武帝放心，但是也不能公然做出提防的姿态，毕竟这两个人正是功名最盛之时、也没有丝毫异心的迹象（如果让群臣看出汉武帝对卫霍二人都不完全信任，大家还不透心凉），汉武帝只能做得小心翼翼，不让任何人看出马脚来。他巧妙地找到了一个办法，拔高霍去病的位置，排挤掉卫青的势力。两人并列大司马，谁都知道这多少是有点针对卫青的味道，但是解释嘛可以说是汉武帝宠爱霍去病，不会想到其他方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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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公元前123年），汉武帝再次策划了阴山之战，这是汉军第一次寻求与匈奴主力的对战，前面大多是跟匈奴的左右贤王接战。卫青以大将军职位率六将军出塞，其中李广担任后将军。如果说李广没有得到武帝重用，只能从跟卫青的相比较中得出这个结论，但是，大家看到这里，都应该清楚武帝为什么会重用卫青而不是别人了。第一：卫青是外戚，政治上比其他人可靠；第二：事实证明了卫青的军事才能。在这种情况下，汉武帝怎么可能舍弃已经正式定名为全军最高统帅的卫青而去用刚刚起复的李广，更何况李广这时年纪已经大了。从个人喜好，从客观情形上来看，汉武帝当然只能是重用卫青而不是别人 了。

　　　　但是这一战又引出了一个不同的结果。阴山之战是一个打得有点奇怪的仗，史记中对此战记载不详，因此后世的评价也不一致。汉军此战是第一次跟匈奴单于主力对战，带有一定试探的性质，所以卫青打得很小心。农历二月第一次出塞，杀敌三千后即退回关内修整。据史家推测，汉军这次应该是遭到匈奴伏击，己方损失惨重，所以卫青退回关内，等待汉武帝的下一步指示。农历四月，汉军再次出塞，这次虽然斩敌1万，但是苏建和赵信带领的三千人马全军覆灭，苏建独自逃回，赵信投降了匈奴，成为匈奴单于的左膀右臂（赵信不算汉奸，因为他本来就是匈奴人，后来投降了汉朝，这次只是回了老家而已）。严格说来，汉军这次出塞是以失败而告终，事后武帝没有对卫青加封。但是，虽然整体上失败了，霍去病的胜利却给汉武帝大大地长了脸。他率800轻骑，离开大军，独自追击匈奴数百里，偷袭了匈奴一个营地，斩敌2028，俘获了一大批身份重要的匈奴人。汉武帝经过了接连的胜利之后，已经十分的自信，而这次大军出师不利肯定让他很不高兴，霍去病一枝独秀的成功，正好可以遮掩其他人的失败，满足汉武帝的虚荣心，更何况这又是自己的一个外戚，所以武帝这次是大大地开心了，给予霍去病无比的荣耀，封18岁、第一次打仗的票姚校尉为冠军侯，奖励其勇冠三军。在卫青之外，汉武帝再次发现了一个更对自己胃口的人。

　　　　在对待匈奴上，汉武帝经过前面两个阶段，已经制定了针对匈奴人的战略，即一定要集中优势兵力、使用大兵团骑兵、采取长途快速奔袭战术跟匈奴单于决战，现在缺的是一个领军人物。这个人物应该用谁呢？前面已经说了，统治者很不愿意把重兵集中到某一个将军手上，但是既然要打赢匈奴就必须集中优势兵力，汉武帝唯一可做的就是任用一个可靠的人做领军人物，可靠而言，有外戚当然用外戚，没有外戚只能用其他人，而在汉武帝手上，又正好有可用的外戚，那他又怎么可能越过去用其他人呢，至于李广更是不可能了，即便没有卫青霍去病，我估计汉武帝也不会用李广的。

　　　　卫青当然在可选之列，但是卫青的风格一向稳健，所以虽然每次都获胜，都只能算小胜，而迫不及待的汉武帝希望的是更大的胜利，霍去病的风格使他成为最佳人选。霍去病虽然年轻，但也正因为年轻，他比卫青更多一份锐气，甚至有点亡命的感觉，大胆突入敌军防线，大胆对抗数倍于己的敌军，毫不留情地消灭敌方有生力量，风格上其实跟李广很接近，对付匈奴人正需要这样的狠角色。但是如前所述，汉武帝不可能更重用李广了，所以担子就交给了霍去病。

　　第三阶段：决战阶段（公元前121年河西之战＋公元前119年漠北大战）

　　　　河西之战是大决战的前奏，也可以说正是由于河西之战的成功，汉朝才会有接下来的漠北大战。有史家认为，河西之战最初只带试探性质，所以霍去病仅带了一万骑兵，数目不大，正说明了此战本来不算很重要的出征。汉武帝任用了霍去病而不是卫青做这次的主将，也跟这个有点关系，他也许只是放手让霍去病去碰碰运气而已。但是，霍去病超额完成了任务。两次河西大战下来，打得匈奴人仰马翻，驻守河西走廊的匈奴两王投降，汉朝意外地得到了这个胜利果实，轻松拿下河西走廊，当年张骞就是想从河西走廊中偷偷穿过匈奴防地而被匈奴扣押了十几年的，打通了这个通往西域的咽喉要道，对整个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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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朝的军事制度已经奠定了后世延续的一些基本模式，军队采用征兵制度，常选常换，武将只在有重大军事行动时才授予领军的权利，平时都无具体兵权，大致只有自己身边的亲兵可以驱使。而且，武将驻守的防地常常轮换，目的是兵无常将、将无常兵，防止武将形成自己的势力。这种制度，有一定的合理性，安内是足够了，但是要用来攘外嘛缺点也很明显：军队的整体战斗力不会太高，因为将军领军是一个具体而复杂的过程，能不能让军士完全听命于自己，需要一个很长的磨合期。所以汉初面对用部落制度维系、半军事化的匈奴民族，汉军就只有招架之力、而无还手之功了。到汉武帝时，国家的实力和汉武帝个人的雄心都把反击匈奴提到了帝国的一号议事日程上，加强军队战斗力已成必然，如何解放武将的手脚、使他们从温驯听话的门将一变而为驱敌猛虎，是最让汉武帝头痛的一件事，这个对武将的选拔擢用过程启动得很早、经历了一个不短的时期，各个武将伴随着这个过程，把自身的命运跟帝国的征伐紧紧联系到了一起。
　汉武帝第一次反击匈奴，是一个经过精心策划、军事战略上十分经典的过程。（第二次对匈奴作战大致从第一次结束18年后才开始，第二次乏善可陈：不正义、无战略、无胜仗，我也懒得去说了。）详细过程以后我放到汉匈战争的专题里去讲。反击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从公元前133年马邑之战到公元前128年为战略摸索阶段；2，从公元前127年河南之战到公元前123阴山之战为战略试探阶段；3，从公元前121年河西之战到公元前119年漠北大战为决战阶段。

　　第一阶段：战略摸索阶段（公元前133年马邑之战到公元前128年）

　　　　这期间有三次大的战事：公元前133年的马邑之战；公元前129年龙城之战；公元前128年卫青李息边地之战。汉武帝是公元前140年继位的，刚上台就想要搞匈奴，但是在太后的压制下一直无法着手，唯一的举动是不久就调用了名将李广和程不识进长安，李广任未央宫卫尉、程不识任长乐宫卫尉，所以有人老说汉武帝根本不重视李广、这实在冤枉了汉武帝，卫尉的职务相当于现在中南海警卫部队的领队之一，可以天天在武帝身边转圈打晃，虽然汉武帝这时不敢公开布置反击匈奴的事情，但是应该没少跟自己的将军们商量这件事。在太后于公元前138年驾崩后，汉武帝就开始紧锣密鼓地安排抗匈事宜了。公元前134年，外调李广和程不识到边郡。第二年，即发生了马邑之谋，这是一个大概只有现代通俗武侠小说中才会出现的蹩脚招术，失败是必然的了，参加马邑之战的李广等人都无功而返，主策划者将军王恢下狱后死亡，从这时起，武帝应该深深感到了军事人才上的匮乏，尤其是老将王恢、韩安国等人的畏敌怯弱，给武帝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必然把眼光挪向新生代将领，而这时，卫青应时而出。

　　　　公元前129年，武帝派出四路大军（卫青、公孙敖、公孙贺、李广）各自出塞，分别与匈奴接战。这一阶段，汉军还没有找到对付匈奴的办法（从后来来看：汉军要战胜匈奴，必须集中优势兵力、合力进击），所以分散军力四路出塞。其他几路大军都以失败告终，李广被匈奴俘虏、后来逃脱（就是他跳网逃跑那一次），只有卫青一军小胜：攻破龙城，斩敌700。跟后来汉军动辄斩敌上万相比，这个数字实在太渺小了，但是，其意义却是开天辟地的，汉军在这么多年以后终于打了一个胜仗（虽然是小胜仗），而汉武帝更高兴的，是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个理想中的将领。不过，对于卫青，他还需要再给他机会考察考察。

　　　　卫青果然没让他失望。公元前128年，卫青、李息分两路，在边郡抗击入侵的匈奴兵，斩敌数千，稳扎稳打，汉军和武帝的信心又加强了，汉朝从战略摸索阶段进入了战略试探阶段。这时的卫青，以稳健的形象更得汉武帝青睐，第二年卫子夫又给武帝生下第一个皇子因而被立为皇后，汉武帝必然要进一步的重用卫青。李广这时因为前次的战败而被贬为庶人，正在家天天呆得厌烦，又被灞陵尉恼得肝火旺盛。

　　第二阶段：战略试探阶段（公元前127年河南之战到公元前123阴山之战）

　　　　这期间有大战事三次：公元前127年河南之战、公元前124年高阙之战、公元前123年阴山之战。

　　　　在第一阶段中，汉军骑兵的攻击能力得到了锻炼，汉武帝就把帝国之剑指向了视为心腹之患的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一带）。卫青领军大破匈奴，杀敌数千，更重要的是夺回了河南地，拔除了钉在汉朝背脊上的一颗钉子，卫青因功封侯。这年，武帝重新启用赋闲的李广，召他为右北平太守，李广把灞陵尉调到军中杀之，然后上书武帝请罪（这是汉书中的记载，史记中没有这个后续的记录），汉武帝怎么会为一个小小的灞陵尉而责备李广，还特意下诏安慰李广："将军者，国之爪牙也。……夫报忿除害，捐残去杀，朕之所图于将军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颡请罪，岂朕之指哉！"。

　　　　公元前124年高阙之战，卫青等六将军率10万汉军再次出塞，与以往不同的是，虽然汉军是六将军分三路各自出塞，但是汉武帝命卫青以车骑将军的军衔作为六将军之统帅，第一次明确设立了帝国军队的总指挥。而卫青这次仍然十分地争气，大破敌军，杀敌一万五千，呵呵，好啊，汉武帝乐不可支，等不到大军班师，就派人到长城边郡，在军中拜卫青为大将军（帝国将军的最高军衔），卫青已经是侯了，就加封他三个还是小孩子的儿子为侯。卫青赶紧替部下求功名，汉武帝豪爽地答应了，一堆将军、校尉有10人同时封侯，够慷慨吧。

　　　　李广没有赶上这次的封侯盛宴，在第二年才被汉武帝从右北平召回长安，任郎中令，这个官职在朝廷中是相当重要的。汉朝的官制中，三公九卿是核心领导集体，而位列九卿的郎中令管辖的是每天进出武帝身边的各式贴身侍从的臣子：都号为"郎"官，其中武职的郎官就是御前侍卫（汉军将领大多从郎官中选拔），文职郎官就是一些每日随从汉武帝的应对之臣：东方朔、主父偃、司马相如等都做过郎官。从这点来看，汉武帝对李广还是相当看重的，但是汉武帝没把李广摆对地方，李广显然更适合也更喜欢在军中直接任职，让他到官场中打转，官职再重要也没用，加上李广个人性格又不适应官场那一套，他老先生肯定没少得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