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应该知道的毛时代----

张帅

中国人应该知道的毛时代--------------------------------------------------------------------------------
中国为当今世界独一无二的古文明大国也。五千年来，它出了多少圣贤豪杰，和才智之士。就是共产运动在中国初起之时，也是志士如云，杀身成仁的青年烈士，随处皆有的，怎么到头来，竟让这么个「打伞的和尚」，乱搞一泡呢？其实这也只是个社会文化转型的短期现象。在这转型期中，传统的典章制度是被玉石不分的全搞砸掉了。新的典章制度还要经过两百年，才能慢慢的磨练出来。在这个真空时代，你叫我们这个大权在握的「打伞的和尚」喳办呢？毛氏曾公开的说过，他压根儿不相信什么「法治」。他说只要在「人民日报」上写篇社论，然后推行起来，一竿到底，要啥鸟法律呢？他更不相信民主选举。他知道在他自己的经验里，所有的选举都是假的，只有枪杆出政权才是真理。GCD的「天下」，是解放军打下来的；他的「主席」，是「中央派的」，啥鸟选举？
　　总之，形势比人强。毛泽东这位小学国文教员出身的农村知识分子，和农民们起义的领袖，本质上他是和陈胜、吴广、刘邦、刘秀、黄巢、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等英雄好汉们是同一种动物，只是时代不同，在思想行为上，略加点时代色彩罢了。他们底心理状态，都永远脱离不了中国式的「做皇帝」，那套老底子，和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那个老社会。如今皇帝是不能再做了，但是从传统的「帝王专Zhi」，转向现代化的「民主法治」这项必然演变的程序，他老人家就无此视野了。至于现代政治家所应具备的，有关民主法治的一般常识和基本概念，例如「人Quan」、「法理」这些观念，在他脑海里也是连影子也没有的。毛对现代人Quan的认识，实在是连「权力」、「权利」都搞不清楚。遑论其它呢？毛氏对法律的认识，也停滞在两千年前传统法家的层次。他所知道的法律，只是惩人之法的「王法」和「刑法」而已。他对现代法理学（Science of Jurisprudence）中底保民之法（保护人民不让恶政欺压，孟子所谓「保民而王」）的基本概念，可说是一张白纸。但他强辩足以饰非，硬说这套西方的正统文明，只是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不值一顾。至于马克思主义的法理学，又是什么东西，则他连写标语的知识也没有了。自己不知，却强不知以为知，以天纵英明自许，绝无任何虚心来向他人请益。【笔者附注：列宁就不同了，列宁原是西方传统法学训练出来的律师，他对这两造不同的法理学，自有他的另一套「列宁主义」的诠释。虽然也流于偏激，却远非毛氏所能及也。在虚怀若谷、礼贤下士的学习态度上，毛甚至不如蒋介石；当然与孙中山就更不能相比了。】

抗美援朝的复杂后果
　　至于「高丽战争」的爆发，那就更和当年的「西安事变」一样，纯粹是一个历史上的「偶然」了。当年的「西安事变」，改写了中国历史，也改写了世界历史，但在垂死的边缘，却救活了一个奄奄一息的中国GCD。
　　天道好还。这次的「高丽战争」，也改写了中国历史，改写了世界历史，但在垂死的边缘，它救活了奄奄一息的中国国民党。若谈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能死里逃生，高丽战争和西安事变，对国共两党所发生的作用，真是异曲同工。两党都是在枪毙之前，突然获救，五十五十，彼此彼此，十分公平。
　　朋友，这一连两三个改写了人类历史的「偶然」之发生，虽云人事，岂非天意哉？您能说我迷信？历史本是「必然」和「偶然」交互为用，慢慢地制造出来的呢。可是由于这些偶然的影响，中国的内政外交，也随之同时改辙。最明显莫过于中Gong在外交上搞其「一边倒」，在内政上走「极左路线」，和美国对蒋家政权的心回意转，让这个垂死的国民党政权，死灰复燃。因此中Gong那一场轰轰烈烈的「解放战争」，也就和国民党当年的「剿匪战争」一样的，功亏一篑了。
　　一场「韩战」，打了三年，中国单方死伤超过百万人（官方只说三十六万，笔者近周在纽约曾与一位来美探亲的韩战老兵，细说当年。他说中国志愿军在朝鲜战场，是整营整营的死亡。虽毛泽东的儿，亦不能免。战况之惨烈，非常人所可想象也）。其后遗症至今未灭。长话短说，那就是它打出美国共和党的极右政权，产生了疯狂的「麦卡锡主义」，竟至把美国国务院中的亲华、知华，和会华语的专家，一网打尽，并以中国代替苏联，成为美国天字第一号的敌人，而加以围堵围剿。苏联反退居第二，有时且向美国讨好，谬作中美两仇之间的调人。北京反要向莫斯科赔偿战债。搞国际外交，天下还有比这更笨的笨蛋？言之可叹。
　　更可怕的是，一场高丽战争，也打出个中国「极左路线」的内政，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来。最可叹的是，美国向极右发展，只是短期的和政策性的，其主要运作也只限于外交界。等到他们发现错误时，还是那个共和党极右派政客的尼克松。
　　中国向极左发展就不然了。中国的极左路线则牵涉到，有永久性的意识形态。它不但影响了外交上的一边倒政策，在内政上更是极左政策的一竿到底。终至血流成河，尸骨堆山，死人数千万，受害者数万万，历时二十余年，至毛死后而已。其遗患至今未了也。
　　归根结柢，其关键在那个偶然发生的「韩战」。但韩战真是偶然发生的吗？它是不是经过斯大林的精心设计，想利用金日成那位莽夫的鲁莽行动，来拴住北京的老毛，以防他在美苏之间浑水摸鱼，而取其渔翁之利呢？远在淮海战役期间，斯大林曾特派米高扬去西柏坡警告过毛泽东，认为解放军不可「渡江」，借口是怕美国介入，会引起第三次大战，为毛氏所婉拒。一九四九年末，毛泽东在莫斯科谒史时，曾为此违命而道歉。斯大林莞尔说：「胜利者是没有错误的。」
　　中Gong解放军渡江未几（一九四九年四月），金日成就挥军南下（一九五○年六月），金某竟敢瞒住斯大林而单独行动？常识令人不能相信也。斯大林如先知金军南下，为何不派米高扬前往阻止？也难令史家释疑。各种迹象显示，韩战分明就是经过斯大林精心设计，至少是默许才发生的。史氏之目的盖在拴住毛泽东，免其变成亚洲之狄托也。而毛泽东也就甘愿陷入斯大林之圈套，而不能自拔，也真是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这也是俗语所谓「棋高一着，逼手逼脚」吧。
建国初期的党政组织和意蒂牢结
　　人民中国在建国初期，究竟做了些什么事呢？一般说来，它和汉唐宋明等传统朝代，也是大同小异的。大同者，还是毛泽东所说的「千载犹行秦制度」：一个皇帝高高在上，中央集权的北京政府，由三公九卿组成一个庞大的「职业官僚」（Professional Bureaucracy）体系。地方政府则郡县乡镇三级制一竿到底。「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中央」，这一制度，两千年未变，而人民中国继承之也。只是在遴选候补官吏的制度上，它所采取的却是一种带有时代性的「入党做官」的办法。推行起来，比帝制时代的「九品中正制」和「科举考试制」，还要落伍一点罢了。
　　另外迭床架屋，他还有一套，和政府机构平行，而更具决策权力的党的机器。在通常的情况之下，一省的行政首长应是省长；一校的首长应是校长；一个公司的首长，应是总经理。可是在共产中国，则一省首长却是GCD的省委书记；一校则是校委书记；公司工厂，也是厂委书记。甚至学生自组的学生会，也是书记当家。
　　这种以党为大，党指挥枪；党指挥政，指挥一切，在「进城」前，都是必需和有效的。进城以后，富有天下，把一时权宜之计，当成永久性的制度，就要出纰漏了。毛公所以在历史上，以独夫终篇，便是打不开这个死结的结果。国民党还有个「还政于民」的口号。GCD则是在全世界共产主义还没有实现，全世界资产阶级还未消灭之时，则是一党专Zheng到底，决无还政于民之心。这也可能就是共产主义极权政治的死结罢。
　　不过话说回头，当年国民党搞「以党治国」，还搞不到GCD这个水平呢。蒋介石以前曾批评过王安石，说王安石变法之所以失败的原因，便是他少了个中央政治学校，没有训练出足够的干部，来执行他变法的政策。但是在训练干部上，毛公可能就要暗笑蒋公是小儿科了。在搞「土法炼钢」时，毛就吹牛说，他一次能送「九千万人上阵」。蒋介石搞土法炼钢，中央政治学校能训练出多少干部呢？
　　蒋、毛二公俱往矣。青岛康有为墓里，老康遗骸的头骨，也被红卫兵弄丢了。他们三位都是「毕其功于一役」的一次革命论者啊。现在我们不叫变法，叫转型。从帝制遗规，转出个民主法治，要智慧加机运，再加实验时间；横的好的要移植，纵的好的也要承继。如此，至少要两百年，才能慢慢地「变」出个新「法」来。哪能一蹴而几？读者公婆，请稍安毋躁，中国还要再实验四十年，我们就可能有个象样的民主制度出现了。否则就再等一百年，它迟早是要出现的，急有何用？


农村土改和都市工商改造
　　至于土地政策，人民政府所采取的也只是王莽的新朝（公元九年─后二十四年）所实行底「复井田」的土地公有政策。它先搞「土改」，从事分田。分久必合，然后进一步组织「合作社」，和吃大锅饭的「人民公社」。这本是共产主义的基本理想；甚至也是传统儒家所谓「大同之治」的教条。国共两党都列为最高理想的。中Gong建国以后，按照宪法和党章，也是要亦步亦趋，加以推行的。不幸的是中国GCD迷信和曲解了马克思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偏信了列宁主义阶级仇恨之说，建国以后，以政府统Zhi机器，泰山压顶的力量，关门杀狗，一举把「地主」屠杀了八十余万人（实际数目显然远大于公开的数字）。这种阶级净化的革命手段，和近时科索伏的种族净化，实是异曲同工。如此以滥杀方式来解决社会和政治问题，近百年来的人类历史已充分证明，不但不构成一项解决问题的办法，它底并发症和后遗症，尤其可怕。因为杀人是有瘾的。「我好杀人人杀我，头颅一样滚瓜红」，杀仇人杀红了眼，下一步就要杀自己的人了。据说张献忠每天都要杀人。等到杀得无人可杀时，他每天就要在自己的队伍里拨出人来，以供屠杀。GCD当年把阶级仇人杀光了，就开始杀自己的同志了，可能也是同样心理变态的结果。尤其是毛公迫不及待，为私为公，他都要立刻冒进，来大搞其公社化，终于演出一场饿死三千万贫下中农的大悲剧，更是不堪设想。此是后话，到时再说。
　　至于都市工商业的改造，周恩来、刘少奇、陈云和一些经贸专家都主张，先从公私合营做起，实事求是，慢慢化私为公，反对冒进。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九五三─一九五七）中，谨慎执行，全国经济随之复苏，实颇具开国气象。不幸「二五计划」（一九五八─一九六二），墨渖未干，便被毛氏一手推翻了。结果弄出三面红旗，土法炼钢等，势将传之千古的历史笑话。记得笔者于一九七二年返国探亲时，所见一家「国营照像馆」，那架最主要的黑白照像机，比我身边所挂的廉价的彩色照像机，还要老二三十年，我和外甥到一「国营餐厅」去排队买油条，等了半个小时，只买到数根冷油条的情形，如在目前也。
　　关于建设重工业的政策，中国向苏联学习，先搞军事工业，倒颇有可观。它集中全国力量，正如陈毅外长所说的，没裤子穿，也得发展原子弹。在一九六 /四年中国果然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两年不到，又爆炸了氢气弹，速度之快，足使美苏侧目；按着北京又搞起「航天」，发展「二炮」，送卫星上天。更是震动全球。这种成就，确是打破世界纪录的。也使海外华侨，挺起腰杆，扬眉吐气，从此不再做落后的「支那曼」（Chinaman）矣。但是这也是变相的「一将功成万骨枯」，我们的原子弹爆炸于「大跃进」之后。朋友，以三千万颗头颅换一颗原子弹，历史家执简书之，心头也是万般沉重的。
　　凡此，论者已多，经贸科技专著，亦所在多有，笔者今后有暇，当再略为分类综括之，以留信史。本篇就一笔带过，不再多叙了。


极权领袖的统Zhi艺术
　　现在再谈谈建国初年的那些有名的「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和「反右」诸种运动。毛泽东当国二十八年，最大的特点就是搞「运动」。二十八年中可怜的中国老百姓简直可以说没有一时一刻不在胆战心惊的运动中讨生活。孔子的大门徒宰我先生就曾形容过，周朝建国初年的政策是「使民战栗」。在毛泽东治下的中国也正是如此。到毛的晚年，不特人民战栗，连党的老干部和超级老干部像刘少奇、彭德怀、deng小ping、贺龙、林彪、陶铸、彭真、郭沫若、潘汉年、陈伯达和他们底夫人们、子女们，甚至周恩来和邓颖超，也都无时不在战栗之中。周恩来就感叹地说「如临深渊，如履薄冰」。deng小ping说他能活下来，实在是「命大」。小心翼翼，靠「命」过日子，能不战栗？
　　但是毛主席究竟有什么神通，一个人能把全国全党，都弄得生活于战栗之中呢？社会科学家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就十分简单了。那是极权政治，尤其是现代化极权政党的基本性质嘛。极权政党是一部无坚不摧的统Zhi大机器。任何强人，抢得了这部大机器的操纵权，谁就可以和尚打伞，为所欲为。始则是为国、为民、为党、为革命、为主义，运用此一大机器来清除异党和异端。但是绝对权力，绝对腐化，掌握绝对权力者，未有不滥用其权的。尤其是掌权过久，孤独多疑，老年昏聩，发生偏执狂（Paranoia）的大独Cai者，更会胡作非为。为着清除「异己」，那就白刀进，红刀出，无恶不作了。
　　当然，权力滥用，也是个绝大的政治艺术。我国古代的「法家」，和西方现代的「马基维利主义」（Machiavellism）都曾把这一项艺术发展到最高峰，而大独Cai者们，都是这一行道的好学徒和最高手，否则他们也吃不了这行饭。在近现代中国里，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三雄，都是这一行的九段高手和掌门人。他们手段之高明，耍起来，往往令历史家，甚或他底政敌，都拍案叫绝。我记得李宗仁往往斗不过蒋介石。在斗败了之后，他反而佩服蒋制胜的本领。说到精彩之处，李德公常时把大腿一拍，然后翘起拇指，向我说：「蒋先生这着高明。」其实李宗仁先生在此行道并不低能也，但他自叹不如蒋。其实蒋的本领到毛，还差得远呢。朋友，相信吗？
莫斯科鞭史，北京城抑毛
　　原来，毛公的第二任还未开始，苏联政局就已经发生了翻天的变化──大独Cai者，全世界第一号GCD领袖斯大林，于一九五三年突然病死。论国际共产运动的资历，毛泽东水涨船高，此时理应递升接替斯大林为第一号领袖了。谁知事有不然，苏联在史氏死后，几经权力斗争，终由赫鲁晓夫，取得了政权。赫氏为一有手腕的修正主义者，在史氏专Zheng之下，久遭折磨。如今一旦当政，不特一反斯大林之所为，并于一九五六年二月，在苏共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对史氏公开「鞭尸」。他认为斯大林三十余年的个人独Cai，实在是当今苏联内政外交、政治经济落后的百病之源。他坚持把斯大林所有的政策，都加以逆转；说做就做，斯大林留在莫斯科红场、列宁墓里的遗尸，很快的也就失踪了。苏联人民受史魔之苦久矣。经赫氏登高一呼，全国人心大快，洋溢着一片「鞭史」（当时西方所谓De-Stalinization）之声。「党内民主」的口号，被叫得震天价响。十余年来美苏之间的冷战，也随之迅速解冻。
　　苏联这一突变不打紧，一向以「老大哥」的行为马首是瞻的北京政坛，就随之震动了。再者，也真是无巧不成书吧，中Gong的八全大会，也竟预定与苏共二十大同年举行。上节已言之，中Gong自七大以后，毛泽东已亦步亦趋的走向斯大林的独Cai之路。这一下斯大林在苏共二十大中，忽然从圣人导师变成坏事做尽的恶魔了；中Gong在他的八全大会中，将如何处置毛泽东呢？毛又何以自处呢？
　　首先，中Gong党内一般毛派高干，本来就是和以陈绍禹（王明）为首、以斯大林为靠山的国际派，针锋相对的。斯大林一死，国际派已全部靠边站（王明于中Gong八大当选为最后一名中委之后，即潜往苏联定居，终于老死俄京），毛派干部包括毛泽东自己在内，对史早就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可是此次赫鲁晓夫鞭史，情况就复杂了。北京多数中央领导，包括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和deng小ping等人，显然都有意与苏共步调一致，来搞党内民主，反对个人独Cai。可是毛泽东这个传统的反史派土共首领，这时却摇身一变，变成斯大林幽灵唯一的魔鬼辩护士了。在中Gong高级干部一致附和鞭史声中，毛则力排众议，坚持评论斯大林的历史功过，应该是三七开：斯大林「功大于过」。
　　朋友相信吗，中Gong在八全大会中对斯大林被鞭尸的反应，其后竟变成人民中国，和中国GCD本身，接着发生的二十年不停的动Luan，尤其是文革的十年浩劫底众乱之源啊。
毛对抑毛运动的反击
　明乎此，我们再回看毛公对八大抑毛的反击，和其后的骨牌效应，就不难一目了然了。
　　第一，主观的，毛天生具有以「斗争为快乐之本」的个性，非低声下气之人。遭此屈辱，就非斗争不可了。
　　第二，客观的，上述那个官场的人际关系，和深染于酱缸文化的传统社会，也使他非反击不可。
　　第三，这次抑毛运动是当权的毛派自家人的窝里反。毛是个独人班，高高在上，以一人而敌全党。因此他反击底对象，几乎是从龙功臣的全体。他不能不分而制之。
　　第四，毛是个老谋深算，不择手段，不打没有胜利把握之仗的，战略家和政略家；搞阴谋阳谋，俱是九段高手。因此这场保权卫冕之争，就变成长期的，狠毒的，和分段分期进行的，「人民内部的矛盾」和血淋淋底，不顾任何道德原则的政治内战了。
　　至于他所运用的手段，四十年后的观察家，也就可以看的很清楚了。大致说来，毛公最基本的原则，便是抓住枪杆。「枪杆出政权」。大枪杆是抓住全部人民解放军的军权；小枪杆，则是掌握北京城区的卫戍军力（尤其是装备精良，人数众多的八三四一部队）。毛主席如对任何党政官员不满意，他老人家只要歪歪嘴，该员立刻可「失踪」。再加上一个如臂使指的党组织，和群众组织，毛的政权控制之细密和彻底，实非俄国的布党和德国纳粹所可望其项背。德俄两国，一般政治学家，都把他们归入所谓「警察国家」（Police State）。毛公统Zhi的中国，则是已入化境的「没有警察的警察国家」（a police state without police）。其统Zhi之严密，世界史上尚无前例也。但是纵使如此，他要向刘邦、刘秀和朱元璋那样杀尽功臣，也非运用有耻和无耻的借口，以及有形和无形底策略不可了。
　　至于毛功的政治策略，则大策略不外是不顾国家民族，和党和人民的利益，而放火自救。不顾原则的打破现状，制造混乱，然后（且引用他自己说的话）「从大乱中求大治」。毛知道在全党全国大乱之后，也只有他能快刀斩乱麻地，造势整风清党，然后来拨乱反正。毛从江西时代开始，就以搞「拉一派，打一派」，为全党所畏（这在马基维利的政治哲学理则叫做Divide & Rule，也就是分而制之）。事实上，八大之后的二十年中（一九五六─一九七六），毛公就是运用这套手法，把他的本党同志和全国人民整得死去活来。幸好人老必死，毛如不死，中国GCD和人民政权，也不会有痛定思痛，而图谋改革开放的「毛后」时代也。
　　至于毛公所运用的，一些见不得人的「小策略」（且用毛氏自己的话来说），那就可以小到「掺沙子，丢石头，挖墙角」，贴大字报，暗中搞阴谋，公开搞阳谋。搞得人头滚滚，也搞他老人家不亦乐乎。但是受害者就不止于毛派和GCD自己了，全民族之受害，也是三代不能恢复也。悲夫。
　　近二十年来，笔者就和当过各派红卫兵的小朋友们（包括我母省安徽曾一度闻名世界的「好派」和「屁派」）长期笑谈往事。他们也未有不自觉荒谬的。有的甚至咬牙切齿的痛恨老毛，和独Cai政权。因为他们自己也无可补偿受害者啊。

从双百运动到右派造反
　　按顺序来。毛泽东主席所亲自发动的第一轮反击战，便是八大之后，一九六五年底的所谓「双百运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在运动初起时，我曾问过胡适老师：「百家争鸣，人人知道；百花齐，出自何典？」胡顺口答道：「镜花缘。」真是渊博。
　　在八大抑毛运动中，他们的借口是反「独Cai」和「个人崇拜」。可是从毛功的立场来看，老子固然独Cai，「他*的」（毛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用过这句三字经「国骂」，今且借用），你们就不独Cai呀？独Cai制原是帝王传统遗传下的权力金字塔。根据GCD「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中央」的原则，毛所拥有的权力固然是个大金塔，他下面各阶层的「职业官僚体制」（Professional Bureaucracy）中的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deng小ping，沿梯而下，何人又没个金字塔呢？连一些乡镇级的小干部，也是一些小金字塔呢。在毛看来，他那时声望已达颠峰，刘少奇还差的远呢。你们批评老子独Cai，你们就不独Cai吗？大家是同样的独Cai，只是权力大小、等级不同而已。要批评独Cai，应该从你们这些官僚党棍，整风整党呢。小子鸣鼓而攻之，这显然就是毛所策动底，自卫反击斗争心理状态。
　　兵来将挡，水至火迎，毛就准备利用当时分散在各个小「民主党派」中的高级知识分子，来帮助他整党整风，自清君侧了。这显然就是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底所发动的「双百运动」底最原始的构想。在此运动中，尤毛公亲自主持，党和政府于一九五七年五月，在北京召集了一连串的「整风座谈」。在这些会中，毛号召各小党派中的「民主人士」，大胆地对中国GCD和人民政府提出批评。并给以「言者无罪，闻者足诫」的最安全保证。他所制定的指标则是：批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
　　作此公开的保证时，他显然认为他自己声望正隆，高居顶峰，这对三个「主义」，都沾不上边。因此批评者也只会批到刘少奇为止。不曾伤及「皇上」。这原是中国传统的帝王政治的特色。连造反者，分明是造皇帝的反，但是传统的办法，都是只号召「清君侧」，对皇帝是不直接攻击的。纵在战时，国共两党「摩擦」到围攻新四军的程度，毛氏亲自策划的反国民党的宣传战，也只到何应钦为止。蒋，他是暂时不碰的。
　　此次搞双百运动，毛公显然视为当然，他自己是不会变成攻击对象的。谁知他老人家估计错误了。所以在「言者无罪」的铁卷保证一经提出，这批旧社会出身的老士大夫和高知，对GCD的党天下，早就骨鲠在喉，既然言者无罪，他们就舍共干，而把矛头直指共党了。一时热火朝天，原来声威比天还高的「党」，一夕之间就变成众矢之的了。

「罗章联盟」和「反右运动」
　　在这一系列的整风座谈会中，首先对GCD提出严厉批评的，则是早先拥共最力的民主同盟正副主席的章伯钧和罗隆基了。罗其时是官至国务院森林工业部部长，官高一品。接着便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李济深、黄绍竑和龙云等人以及有影响力的媒体像「新观察」的主编储安平等人。经这些名人在北京登高一呼，全国高知如响斯应。一时举国滔滔，把一个光荣伟大正确的中国GCD批评得一无是处。他们批评的内容，可以储安平的「党天下」一语概括之。那就是GCD把持了一切。小党派人士，表面上官高位显，事实上只是一些「有职无权」的花瓶。所以他们要求GCD开放政权，搞政治民主化，不能再搞「外行领导内行」。章伯钧甚至要组织一所「政治研究院」来研究体制改革，要求GCD开放政，好让各党派「轮流坐庄」。在全国风起云涌的批共呼声中，湖北一位高知葛佩琦甚至对GCD提出警告，GCD如不好好为人民服务，人民会「杀尽」老共的。
　　在大小知识分子，越批越起劲，全国人民也为之大鼓其掌；时未经月，自毛主席以下的大小干部，和金字塔主持人，个个傻眼了。乖乖，这批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真要造反了。GCD怎能如此「宽大无边，有天无法」？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竟如此不识抬举，毛主席震怒了。他很快的就体会到自己的错误，反扑势在必行。但他能表面容忍，并把所有右派「言者无罪」的控诉，一字不易的在「人民日报」，全部刊登；作了充分的准备之后，乃把deng小ping叫出来，发动一个强烈的「反右运动」，把他们镇Ya下去。小平遵命后，乃于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一声令下，千百个大嘴巴，就纷纷被捉将官里去了。这就掀开了人民共和国史上，第一幕血淋淋的「反右运动」，以后的骨牌效应，就没个底了。
　　罗、章、储、葛诸大嘴巴傻眼了，主席老人家，您说过「言者无罪，闻者足诫」嘛。怎么言犹在，时未迭月，又搞起文字狱，抓起人来了？这不是「阴谋」吗？主席传语deng小ping，这不是「阴谋」，是阳谋」。党发动双百运动的目的，就是要「引蛇出洞」；把你们这些毒蛇毒草骗出来，加以铲除，加以捕捉的。一个灿烂光华的「双百运动」正式推动，尚未迭月，在老毛一声「阳谋」之下，就作了一百八十度的逆转，成为「反右运动」了。根据毛主席的估计，全国各机关、各学校、各单位里的「右派」人数，应该是百分之五。如此，各单位就根据这一比率，划出「右派分子」，来加以清除。国防单位之外，国内任何机关，皆不可减免。一个单位如只有二人那就打一人为右派，那就是百分之五十了。余类推。在主席直接指挥之下；小平举手之劳，全国共有五十万「右派分子」（说超过百万），就锒铛入狱了。这个血淋淋的「反右运动」，初起颇似儿戏，终则家破人亡，下放劳改，幸存，亦每至二十、三十年后，始获「改正」，或「平反」。「右派分子」遭遇之惨烈，史家不忍卒书也。三十年后，deng小ping还说，反右运动基本上是正确的，错在不应扩大。说得何等轻松？朱镕基总理便是个老右派。不知对当年反右，他是如何看法也？
　　我辈偷生海外，无切身经验，但是国内右派朋友，数不尽也。笔者在纽约曾一度与葛佩琦先生的哲嗣张君，详谈乃父受难经过，如其惊心动魄也。不知所终，尸骨无存的储安平先生的前妻（改嫁宋希濂将军）今亦定居纽约，对过去伤痕，则不愿多提矣，然精神伤痕，显然也是终生未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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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真是我的知心人，我觉得好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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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容乃大

37开。

有容乃大

37开。

zhichixixi

毛的过失是明显的，但是，他的功绩也是有目共睹的。

慕尼黑不眠夜

楼上2个巨反动
有很多性幻想 发表于 25.10.2008 18:42

恩，快成9评GCD了

张帅

《红尘》作者访谈:“一部红色政权的杀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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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李慧雪梨报导/首位荣获英国托马斯国际旅行文学奖的华裔作家，英籍华人马健先生不久前应邀参加了在澳大利亚悉尼举办的“长城--中国经历” 的华人专题讲座，其参展的多部作品受到当地华人的普遍好评，尤其是已被翻译成德语、英语、义大利语等六种文本的著作《红尘》更是引起当地华人的强烈反响。这本书也为马健先生带来了英国托马斯.库克国际旅行文学大奖的荣誉。这是被誉为旅行文学之中的诺贝尔奖。
80年代，在大陆生活的马健先生曾因追求自由而常被大陆警方传讯和拘留，84年起经历过近三年的寻找自我的到处流浪的生涯。红尘也是基于这段生活的经历而写的。出版之后即被评为中国八十年代的代表作品，是中国的克鲁雅克的“在路上”。

那么，马健先生自己怎样看待《红尘》这本书？通过这本书，他希望向西方展示怎样一个中国大陆的“红尘”社会？为此，大纪元记者专程采访了马健先生。马健：


15年前，我曾在中国流浪了将近三年。当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只是所谓的经济开放，而政治，到现在也没开放。这种经济开放，把我们这一群人，这一群现代艺术家都给冲散了。有的人就去深圳做生意了，有些人下海了，有些人出国了。慢慢的我们就很失落了。以前我们都还有理想，搞地下诗歌朗诵会呀，印诗集呀，经常聚会办展览呀。到现在，都没有了。

那么我想探讨这一代人，是如何从那个改革开放初期------就象一个放烂的罐头突然裂开了，得到了新鲜空气那么激动------然后慢慢的失落，慢慢的被经济利益改变的这么一个过程。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我本身不是写旅行文学的，但这本书恰恰在旅行文学中获了最高的奖。而我以前写的一些长篇小说，三部长篇小说，可能看的人也没几个。为什么那种纯文学的东西，所谓严肃的作品没人读，而一个旅行文学就有这么多人来读，这确实引起我很多思考，思考文学与作者之间的关系。我想，以后的创作如果能简单，我就尽量的简单一点。

在北京，有很多所谓的民工的孩子们，我去了他们的学校。这些学校多在郊区。孩子们在仓库里偷偷的上学，因为父母非法嘛，孩子当然更是非法的，那么他们也请了一些所谓的非法的老师，给的钱很少，来教他们这些孩子。如果政府来抓了，他们外面有卡车，开著卡车就跑。这样的学校他们说在北京有26座。也就是说，光是这样的孩子，在北京就两万多。

我的意思不是说，政府不著重教育，而是政府制造了这样一个东西：城市户口，农村户口。有户口制度，走到哪儿都要介绍信。共产党的原意是把中国人分成块，你不准动，这样比较容易控制。改革开放没有带来相应的户口制度或者政治制度的开放，导致普通人一流动就成了非法。在北京，要合法居留打工的话，需要具备很多证件，包括结婚证，节育证，暂住证等一大堆。这些证件办下来就要花很多钱，百姓都有口难言。

还有一个例子：我记得有一年春节回去，看了中央电视台播放的一个叫‘爱心行动’的节目。听故事，送大奖。就是让两个病人去讲他们患病的痛苦。一个是癌症，一个是瘫痪，下边很多观众。两个人讲完了以后，主持人问大家这个奖该给谁？最后那个癌症的得了一万五，瘫痪的得了5千。

我觉得人可以把病人的痛苦来作为节目内容比较的话，就已经不知道什么叫痛苦了。我们在海外看得很清楚，但中国人已经非常麻木，可中国人自己可能并不知道。

另外，我觉得中国社会没有同情心的最典型的表现，可以从处理SARS这个问题上看出来。

我的朋友告诉我，世卫组织去北京检查的时候，医院会把病人放在救护车上满街跑，甚至还会把病人藏在旅馆里。就象伊拉克的化学武器一样，到处躲来躲去别被检查到。我觉得这就是没有尊重人。不只是不尊重病人，你也没有尊重周围的人。这种对人的不同情，这种麻木，中国人已经习惯了。

当SARS出现了以后，共产党第一个做法首先是隐瞒，隐瞒全世界，隐瞒中国人，只是政府内部的人知道。

我二月份正在广州，如果命运安排的话，我说不定也得了SARS。我在那儿呆了半个月，带著我母亲到处去旅游。天天在饭馆里，天天坐BUS车，完全不知道正在疫区。这说明，中国政府对中国人不承担任何责任。它为什么不承担这种责任呢？因为中国政府它不是由人民选出来的。

那个时候，他们正在开一个叫人大代表的秘密会议。在所谓两会其间，他们正忙著当人民的领袖。当他们一旦选完了，出来后便宣布，我是你们的人民领袖了，我爱你们。这完全胡说八道，因为人民也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人民。与此同时，会议外面的人民可能因得SARS死了很多人，这可就跟他们没关系了。

然而他们会利用SARS掀起一场“人民战争”。因为共产党的历史始终是一场革命的历史，它革命的手段就是搞运动。那么现在又搞一个SARS运动。比如他们的口号：象北京是一个主战场，在那里打一场战役。号召全国人民团结一致。真不明白有什么必要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团结跟SARS有什么关系？然后你就听到了SARS歌，SARS英雄。鼓励对抗SARS的电视剧。我想下一步还会有SARS舞蹈了。

政府要在“运动”里，在这种“口号”里面才能生存，这证明了自己是一个残缺的政府。

中国人在专制社会中生活了太久，已经麻木到完全失去了同情心。因为他没有任何福利，没有任何依靠，没有任何保障。一个西方人病了，可能医院会养著你，把你救活。在中国你没有钱的话，连医院门口都进不去。我见多了医院门口那些快死的人，都给轰了出去。农民得了任何病，唯一的出路就是回家等死，或听天由命吧。因为中国的农民是没有福利制度的。他们享受不到这个国家的任何的福利。他们存在的意义只是“上交”。或者说农民只是一个被剥削者。在这种情况下，SARS的出现对社会而言只是多了一个杀人的方式。

我们知道在八十年代，几个人在一起聚会就可以说你是非法的。我觉得对于法轮功，共产党很担心的是，这么大的一个组织会不会有一天是共产党的一个敌人。我曾因为搞过家庭舞会就被抓到公安局去了。第二天，我被绑到警车上，拉著满北京市转，就是为了把我曾跳过舞的地点找出来。在车里面我几乎被打死。然而我不能说出那个地点，因为我知道，一旦我说出那个地，他们会到那个人家接著抓人。因为共产党怕人们在一起说话，怕人们聚会，怕人团结，怕被推翻。因为它本身是一个非法的政党，从来没有人民去选他们。过去很多年轻人在聚会中，随便开个玩笑，说“咱们要不要搞个什么党”，结果被一批一批的枪决。整死了多少，我现在脑子能想到的名字就数不过来。

共产党做任何事情都是说代表人民。连他们开会的地方也叫‘人民’大会堂。除了监狱不叫‘人民’监狱，其他的都叫‘人民’。我是从来不信任他们的。

我去年五月在北京的时候，见过一个基督教人士办的类似福利院的收养孤儿的地方。据说那是外国信教的一个传统：到了中国，他们会收养几个孤儿。但是在中国他们很痛苦。他说，按著你们中国的规定，我只能收留三个，收留再多了就叫团体，我就会被抓起来。难道我多收了几个孤儿，我们几个就会变成一个政党。

在中国是不存在其他政党的，除非被共产党“团结”。而这个历史，很可能会一直发生下去。我想共产党有一天解体的话，那么跟各个民间组织慢慢的壮大会有很大的关系。

共产党到现在为止还不敢出一部真实的共产党史。翻翻共产党的历史，你自己也会吓一跳：
一“解放”就开始“镇反”，就是镇压反革命；
然后是“肃反”；
跟著是57年反右，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
然后到了这个60年挨饿，
然后是文化大革命。
也就是说，凡是他们认为的“阶级敌人”都是活不下去的。共产党走到了最极端的时候，就是把它的对手都杀光了，最后只好杀自己人来延续“革命在前进”。毛泽东把自己周围的人都快杀光了，也没人可杀了。这就是共产党的逻辑，它会一直靠杀人证实正确的。所以共产党的历程就是杀人的历史。这个历史它们自己叫阶级斗争。从他们刚有一小块根据地时就开始了。

共产党的宣传机器已经用了半个世纪了，对它而言，非常好用，每一个人都逃不掉。有一年我在深圳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位文艺报的副总编，大家坐在一起喝酒聊天，他可能喝的多了点，他随便就可以说出我在深圳生活的一些细节，而我此前完全不认识这个人。就是说，共产党养的这个所谓的宣传部，这套系统，可以监视每一个人的思想、每个人的动态，谁都在其中逃不掉。再比如说，我95年去西安的时候就被他们关在海关，不准进去。他们问我要来干什么，见什么人。关了一天。后来他们改成跟踪了，我并看不到他们。但后来发现我一走，所有认识的朋友，到旅馆找过我的人，都被查了。

中国是一种利用恐怖建立的非人性的意识型态。通过这个系统让群众去恨法轮功的话，是很容易的。因为整个的舆论，所有的电视，所有的媒体，都在它们手里。

最近我注意到中央电视台那个关于倒萨的场面，他们把下面那些群众的欢呼切掉了。而且标题是：几个巴格达市民架梯子倒萨。那么这种题目给人一个感觉是你可看可不看的一个新闻。而在海外看，我们看到的是新闻的全部，我们看到那个像倒了以后，很多伊拉克人都拿鞋打，踢啊。

我当时掉眼泪了。从伊拉克人民的欢呼声中，我看到的是专制曾经把人压迫的那种痛苦。我联想到我在大陆的那种麻木的生活。

我想，你首先要了解‘麻木’和‘残忍’的关系。当一个政权非常残忍的时候，你要想在里面活下去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麻木。假装看不见，跟我没关系，再残忍的场面也动不了我的神经。中国人越来越麻木，就是因为这个麻木是他可以在极权下活过来的一个生存本能。常表现的就是少说话，少惹事。

在中国，邻居被抓了，隔壁的人不会想到要保护他，因为“跟我没关系”。我们在伦敦，若有人因交通事故撞死了，很多人都跑到那里放一束花。因为他太无辜了，这是对生命的尊重。而这种尊重，在专制社会是不存在的。专制社会教化出来的人，被灌输了这样的观念：你靠拢我就是好人，你不靠拢就要把你消灭掉。北朝鲜和古巴也在用同样的办法，就是以恐吓来形成统治。这种恐怖就是：我可以让你死，你要不要活？你要活就听话。长期下来，一代教一代，变成一种“遗传”，最终驯服出一个没有勇气，没有胆量的民族。
据

张帅

从集体领导走向个人独Cai

　　总之，时隔四十年，回头一看，从毛公于一九五八年所搞的第一次罢相运动之后，直至今日，大陆上还未实验出一个稳定的、较好的制度来。相反的结果却是，毛周二人这一无声之斗，在人民中国的政治制度的发展上，却突然划出一道休止符。自此以后，共产中国的一切设施，皆以毛某的一言为定，举国上下，就再无政治体制之可言了。落笔至此，我不禁想起，在文革末期，第一次返国时，一位国内教授级的朋友接待我时说，「我们虽然没有法律，我们有政策也是一样的。」

　　读者同意否？人民政府自一九四九年定鼎北京之初，制度上虽未尽如人意，然趋势上则一切看好也。至少在中央人民政府最高决策层次，看来是团结无间、行动一致的集体领导也。人民政府不是个民主政治，但至少是个现代化的「集体领导制」（a modern aristocracy）。在中央政治局内，高层的领袖们，为国为民，还可集思广益的，制订和执行一些有效的「政策」，可是在这次一九五八年的罢相争执之后，毛泽东虽驱周未成，却树立了他个人的绝对权威。自此以后，在国政决策中，连国务总理周恩来，都不敢随意发言（见前篇末节），他人可知矣。如此一来，毛泽东就逐渐走向唯我独尊、荒淫无道的暴君行列，历史三峡之水，在漩涡中倒流，中央人民政府就变成变相的帝王专Zhi的朝廷了。

　　本来嘛，对去古未远的中国来说，帝王专Zheng，正如民国初年，来自美国的宪法顾问古德诺教授所说的，不但不是个坏制度，而且是个可行的制度。但是要采取这个制度则必须有两大前提：第一是人选的问题。做皇帝的人一定要具有中国古代传说中深具圣贤资质的尧舜。不幸在中华五千年史中，也只出现了这两个传说中人物，以后就再也没有了。要不那就出个希□哲学中所要求的「哲学家皇帝」。而在中国历史传说中，除掉周文王之外，也就再没有第二个皇帝哲学家了。毛公坐在此龙座上，显然两者皆不是。

　　搞帝王专Zhi政体的第二个前提则是，帝王专Zhi，一定要有个铁定的接班制，庶几在老王死后，小王可以和平接班。没有这两个关键性的前提，那末帝王专Zheng，就是现代文明中最坏的制度了。不幸的是，在我国第二次文化大转型中期，出现了帝王专Zhi的回光反照的毛泽东政权。毛泽东基本上是个没有帝号的皇帝，甚至比皇帝还要皇帝呢。我想我们这项看法，今日大陆上千百位党史专家，也会完全同意的吧。

封建王朝的「宰相」是怎么回事

　　再者，在中国有两千年之久的帝王专Zhi史上，唐太宗李世民应该说是最好的皇帝之一吧。但是一部资治通鉴也告诉我们，纵是圣主明君像李世民那样，有时也会滥用其权的。世民就时时自吹他「身兼将相」，偶尔也就有点得意忘形，可是他一看到那位守正不阿的宰相魏征，他就会立刻收敛的。有时他也为这个碍手碍脚的宰相，感到厌烦，要把魏征「罢」掉。相不到李世民却有个贤淑而有见识的老婆长孙皇后，他每次要把魏征罢相时，都被皇后苦谏而止，所以唐朝的「贞观之治」，卒能全始全终，造福万民，永垂史册。这和它那「较好」的宰相制，也是分不开的。

　　再回头检讨检讨我们及身而见的，红色帝王毛主席。中国今日已非帝制时代，搞搞集体领导的政府，已经是不得已而为之。统Zhi者实在不能再模拟皇帝了，而我们毛主席却热中为之。真的要做皇帝，那么您就学学好皇帝李世民也好嘛。毛公原来也的确有个魏征嘛，可是他偏把这个魏征，糟踢成一个和稀泥的周恩来，最不幸的他还讨了个糟糕透顶的老婆，她不但不能像长孙皇后那样，来致君尧舜上，她还要助纣为虐，把个老公弄得桀纣之不如，桀纣之君，荒淫无道，也不过搞点酒池肉林，逞逞私欲罢了。不像毛主席还要唱高调，来搞什么「大跃进」，把无辜的农民，饿死数千万，接著再搞个「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又把另外的几千万人弄得家破人亡，这就是传统史家所说的「桀纣之不如」了。我们实在无心要诅咒毛主席也。但是这也是过去五十年中，铁一般的历史事实，我们既吃写历史的这行饭，又怎能昧著良心，硬说它不存在，视而不见的，加以回避呢？一直被写历史的人，承认为国史正统的当国者（legitimate rules），也不应该讳疾忌医，否认这些铁的事实嘛。历史就是历史，任何人想回避都是徒劳无功的。身为当国者，更应引史为鉴，不为暴君、昏君恶政护短，才能开辟出一个真正的民主政治的新世纪来。如反其道而行，在历史三峡中逆水行舟，那就永无出峡之望了。

「大跃进」的序幕

　　现在再让我们回头大略的看看，毛主席的「大跃进」是怎样搞起来的。得机再辟专题作较详细的处理。大跃进的前奏曲，最早发端于一九五五年的冬季「一五计划」接近尾声之时。「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中Gong在毛氏有生之年，所搞的所有的五年计划中，最成功的一次；也可说是唯一做出结果来的一次。一九五六年全国工业增长指标，竟高达十八?七％农业也增产至三?八％。这项高指标的成就，虽然也包括「恢复生产」（rehabilitation）底数据在内，但是全国工农业生产，史无前例的增长则是铁的事实。

　　〔笔者附注：在大跃进进行期间，中国大陆对国家经济情报，高度保密。当年海外（包括港台）学人，大都根据不完备的数据，对大陆经济成长，加以推断。结果与实际情况亦颇为接近。近年大陆上有关新书迭出，新史料亦源源而来，但数据也大致相同，参见「剑桥中国史」，卷十四，「人民共和国篇」，第七章。〕

　　加以社会安定，动Luan减少，全国也确有其海晏河清的远景，一九五五年底既然一切看好，人民中国的朝野两方，难免都有些由满足而走向骄矜的心态，中央自毛主席以次，多认为五年计划尚可加快，因此发生一些急躁情绪，而各方面执行干部，有的则由于片面加速生产，以致数据供应不足，而发生生产失调现象，影响了全国性的整体规划。这些现象在工农业向前发展的过程中，都是正常而不难解决的小问题。因此以周总理和陈云为首的经建领导中枢，乃实行了一些所谓既反「保守」，也反「冒进」的实事求是的措施。这在任何正常「发展中」的国家，都应该是最正常的运作嘛。不幸在五十年代中期的人民中国，由于政治问题日趋严重，「反保守」和「反冒进」，甚至如上篇所述的「反反冒进」都变成了政治皮球，被踢来踢去，终至演成个死人数千万的政治经济的大灾难，这就是所谓「总路线」、「三面红旗」和「大跃进」了。这大跃进反映在城市的工商业里面，就走火入魔的搞出个千古笑柄，「以钢为纲」的「土法大炼钢」；它反映在乡村的农业方面，则是所谓「以粮为纲」的「人民公社」了。〔对这两个题目作深入研究，资料丰富而可信，文笔也十分潇洒流畅而公正，可读性亦至高，可供一般参考者，下列专著，颇值一读：丁抒著「人祸：『大跃进』与大饥荒」，一九九六年。全新增订本。共三七八页，作者为一科技教授。因成长于大陆，对书中故事有亲身体验，故旁及之，亦甚难能可贵也，专业读者有意接触第一手史料，入门之学，则下列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问题」，一九九三年中Gong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分上下两卷，学术性与可读性均高，值得推荐。〕

　　谨分类述其大略，以后再及专题，先谈谈「土法」如何「炼钢」。

「土法大炼钢」的历史闹剧

　　原来在「一五计划」完成时的一九五七年，中国钢铁生产量已达五三五万□，这正是日本发动珍珠港事变时的钢铁产量，因而这也说明中国在解放后十年之中，钢铁产量已接近日本明治维新后七十多年的成绩，因此在「二五计划」中，国务院乃把一九五八年的钢铁产量订为六五?万□。这项指标已属超额。但是为著十五年赶上英国（见上篇），则这一指标，就未免太慢了。所以在毛主席的心目中，钢铁生产应该「翻一番」才好。但是当时，中国重工业的基础，能否在已属「超额」指标之外，再来个「超超额」，甚或「超超超额」呢？这在经济学家的知识范围里（不论是计划经济或自由经济），都属于绝对不可能做到的神话，可是人民中国的建国本身，却原是神话变成事实。加以建国初期全国各行各业，在党的领导之下，内政外交、司法立法、经济财政、轻重工业等等，无一而非（如罗章联盟所说的）「外行领导内行」。在「胜利者是没有错误的」（斯大林安慰毛泽东的名言，见上节）心理状态之下，不但毛主席不相信那些专家学者、小资产阶级的鬼话，全国上下那些做「领导」的行外干部，对专家的意见，就更是不屑一顾了。在一般干部的眼光里，蒋介石四百万大军，都可以摧枯拉朽的拉掉，那样凶狠的美帝，都可以打败，炼几百万□钢铁算个什么呢？毛主席既然说得到，就应该做得到，再从毛主席的角度来看，群众的力量，是无坚不摧，无病不治的万应灵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何事不可为？在早期国际共产运动中，就曾有「胜利冲昏了头脑」（二战后毛的批蒋名言），和「假话说多了就变成真理；骗人骗久了，自己也会相信」（十月革命时期的俄国流言）一类的话题，在五十年代之末，大跃进期间，党内各阶层中这类潜意识，显然是十分泛滥的。群众相信主席，主席依赖群众；主席完全依赖群众，群众完全相信主席这个良性大循环，或恶性大循环，发起烧来，上帝就叫整个中国大陆上千余万的中Gong党员，和数万万黎民百姓，一道发疯了。

　　长话短说，二五计划中，原已超额的钢铁生产指标，终于被毛主席的新指标代替了，这新指标对钢铁生产的预计是，一九五八年的生产量是一九五七年生产总额五三五万□的「翻了一番」，成为一?七?万□了。这一个钢铁产量大翻身，据当时实际主管钢铁生产的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事后的回忆，也是出于一个天大的偶然。原来毛主席在一九五八年的六月初，为想提高钢铁生产量，曾召见薄一波到他中南海游泳池去，一起游泳，并提供口头咨询。毛在池中问薄，一九五八年的钢铁产量的指标能否翻一番？刚好薄一波正在游泳池中翻了个身，因而随口说「翻一翻」。毛闻言大悦，就说翻一翻吧。他二位决策者，因而就这样决定了，把一九五八年的钢铁产量「翻一番」，就订下了一?七?万□的指标了。

　　〔笔者附注：这个在游泳池里「翻一翻」的故事是根据国务院体改所前所长阮铭教授，听薄一波在文革出狱后亲口说的。然薄一波在其自己的回忆录里，虽然也承认他确是制订这「翻一番」计划的重要决策者，甚或是心甘意愿的帮手，他对毛的「冒进」横行，倒颇有恕辞，盖当时盲目乐观，因而具有冒进心态的高干太多了。薄一波本人，甚至刘少奇，皆在所难免。这大概就是所谓「谎话说多了，自己也相信」起来的心理问题吧，见薄著前书，下卷，「全民大办钢铁的由来」，页六九一-七?九。〕

　　根据薄一波的回忆，以及其它相关官方纪录，他们所订的一九五九年的指标，则为更荒唐的三千万□;六十二年则为八千万□到一亿□。这个指标订得太高了，钢铁厂办不到，毛主席乃号召，为完成一九五八年钢铁生产的指标，乃于是年秋季开始，搞「全民大炼钢」，这也是因为当时各省的省委书记，都在主席面前夸口，他们各该省地方的钢铁产量是如何如何的茂盛。总合起来竟有七七?万□之多，使毛主席龙心大悦，这现象在封建帝王时代便叫做「承旨」。（康熙皇帝以前为体恤汉族妇女缠足之苦，下诏「放脚」，立刻便有汉族大臣，专折上奏说，「臣妻先放大脚」，此次各省书记承旨，便是「先放大脚」的现代版或人民版。）毛主席既然发动了全民大炼钢，各省市和自治区的土皇帝书记，乃蜂起竞争，大炼钢铁，终于把各地人民的铁锅、铁床、铁门、铁锁、铁条、铁链、铁栏杆、铁丝网铁钉、铁皮，凡是属于铁的东西，照单全收，投入土制小高炉，送九千万人上阵：上自大将军、大部长、大使、大教授，乃至国母宋庆龄、国妻江青，下至贩夫走卒，担柴、卖浆，以及幼儿园的小毛头。总之，农民不下田，学生不入校，夫妻不上床，一齐上阵，没昼没夜的来他个全民大炼钢。朋友，这就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土法大炼钢」了。终于把几百万□有用的铁沙和铁制器材，炼出了几百万□，在工业上一无可用的铁疙瘩，笔者本人于一九七二年回国探亲时，还亲眼见到过。

　　「土法大炼钢」一词，今日已变成世界性的成语了。它在中国语言里，势将和后主阿斗刘禅所制造的「乐不思蜀」的成语，和鲁迅所制造的「阿Q」一样，在中国日常词汇里，永垂不朽了。

　　「土法大炼钢」这一命题，在下一个世纪的中国大学里，一定会有许多本最详尽的博士论文出现。纵是笔者手头的史料就足够一个「博士生」来写篇论文初稿，有暇不才亦当自理之。此处限于篇幅，姑且说个大略，乞读者谅之。下节再谈谈「以粮为纲」的「人民公社」。

回看一下传统的土地制度

　　咱们中华大帝国，从盘古开天地以来，一直便是以农立国的。我国古语说「有土斯有财」，土与财是分不开的。这种对土地的占有欲，不只是人类如此呢，禽兽亦不能免也。京戏的唱词里，有什么「艳阳天春光好，百鸟争喧」，其实会唱歌的鸟，都是单干户。它们唱歌都是先划定一块疆土（territory）来单鸣独唱的，同一疆土之内，它绝不许第二只鸟来同声合唱。鸟儿们是不搞什么「黄河大合唱」的。那些不会飞的兽类，那就更是如此了。君不见狗儿欢喜零星撒尿？它撒尿的目的往往是在划定疆土界限，不许别的兽类入侵呢。非洲的黑猩猩（chimpanzee）是一种群居动物。它们的群（herd）都是有一定疆土的。群群之间，划疆而居，互不侵犯，偶有疆界之争，各群为著保疆卫土，发生内战，往往也杀得尸骸满山，惨不忍睹的。人类原是群居动物之一种，初民的部落也都是各有其划定疆土的。他们之间所发生的部落战争（tribal war），十九也都是由疆土纠纷所惹起的。等到人类文明进入农业时期，一个部落的土地就为各该部落所公有。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里面，就叫做「原始公社」（primitive commune），是为人类社会发展史中的第一个社会形态。

　　等到人类社会发展到奴隶或封建社会时，土地则属于国王和封建领主。在这块土地上工作的奴隶或半奴隶（农奴），则是和土地分不开的。奴隶或农奴自己本身和家属，都和土地一样，是国王或封建主财产的一部分。在这种奴隶制或封建制之下的奴隶或农奴，都是在主人的鞭子之下工作的；他们自然不会发挥出最高的生产力。

　　在我国东周列国时代（公元前七七一年到二二一年），基本土是个封建时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则坚持此一时代是奴隶社会，但证据不太充足，笔者曾有专篇另论之）；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动Luan的时代，动Luan之源则是诸侯国之间搞土地兼并的战争。这战争一打五百五十年不断，把原先的数千个（据「汉书．地理志」所记录，至少有一十八百个）大小诸侯国，「兼并」成七个。到公元前二二一年，就被秦始皇独家统一成为大秦帝国了。在这历时五五?年的长期内战中，西周封建式的土地公有制（部落公有制的延续），就被彻底的破坏了。老的制度被破坏了，必然就有新的制度出现。事实上，秦国在统一六国时的一百三十多年前，就开始试行一种新的土地制度，这就是所谓「商鞅变法」了。商君试行的这计新土地法，果然改善了这个落后的秦国的经济条件，使它一跃而为七国之首的超级强权，终于统一了东亚大陆，开创了中国通史中的帝国时代。

　　秦国的新土地法，所谓「废井田，开阡陌」，我们如果用中国最新的词汇来解释，那就是秦国把个原先已经瘫痪了的同吃、同住、同劳动、土地公有制的「人民公社」废除了。改行「责任田」、「三自一包」、「包产到户」、「借土与民」、「扩大自留地」，甚或干脆卖土与民，使农民可以私有土地相互买卖，相互租佃，相互竞争，搞「农业市场经济」，鼓励农业生产。这个「秦制度」经过数百年的反复试验，几经改良，终于在汉初落实成为一个两千年没有原则性改变的土地制度的「定型」。

　　毛泽东说「千载犹行秦制度」，这桩土地制度，就是这个「秦制度」主要的内容。其后两千年中，多少次，多少人，多少朝代，想改变此一制度，一个王家就出了两个重要人物，王莽（前四五－后二三）和王安石（一?二一-一?八六），尤其是王莽，要彻底恢复古制，化私为公，可是二王都以失败告终。再如隋唐之间的「均田制」，乃至自汉以后历朝的「屯田制」，尤其是占「天下土地七之一」的明朝的「军屯制」，也都没有对传统的土地私有制，作出原则性的改变，太平天国史家曾人吹过洪秀全天王的「天朝田亩制」。事实上，那从头到尾，只是一张纸而已。

　　若论真要把这宗「千载犹行」的「秦制度（土地制度）」加以原则性的改变，王莽而后，实在只有我们亲眼看到的毛主席了。毛泽东要向王莽学习（王莽原是近代中国马克思史学派的英雄），复先秦之古，化私为公，最后竟然搞起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来，表面看来很新奇，说起来更是玄妙无比的，「土地革命的高潮」，什么「真正实现了共产主义」，什么超越了马列主义底，「毛泽东思想」的「天才发明」，其实在熟读古书的中国历史家看来，毛氏的一切构想，皆未脱古人框架也。所以我们才敢大胆的说，毛公的政权是传统帝王政治的回光反照，小子岂敢谬评朝政哉？但是真理愈辩而愈明，我们倒竭诚欢迎各派同行史家严肃的指教。

Paul

慢慢看好了，先看看您敬爱的美国能否在他自己创立的游戏规则下走出当前的经济危机，

不过短期的社会主义手段看来是少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