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必须面对要素成本全面上升挑战

山民甲

一方面，成本上升有助于“逼迫”企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能源、资源节约型发展道路；另一方面，也只有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依靠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技术进步率，才能够真正应对经济发展中高成本的挑战 　　 　　一个时期以来，国内外学者和媒体都在关心中国经济增长，其中最大的关注和兴奋点莫过于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奇迹及其所产生的国际国内影响和意义。 　　而真正令人关心和值得思考的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是否会继续下去？目前多数学者的判断是，这种势头至少还会持续25~30年。笔者同意这样的看法，但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够忽略另一个事实和趋势：那就是中国经济增长已经进入一个全面高成本的发展阶段。 　　成本推进型上涨 　　今年以来，有几个有意思的现象值得我们关注：一是物价上涨问题，特别是3月份以来，CPI涨幅连续八个月超过3%的警戒线，8月份CPI更是创下十年新高，达到6.5%。9月份有所回落，但根据国家统计局13日公布的10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去年同月上涨6.5%，比9月份上涨0.3个百分点。中国经济是否面临通胀正在引起人们的讨论。 　　笔者的考虑是，这次物价上涨以至于形成通胀趋势，与历年来我国经济增长中通胀的原因不一样：过去几次大的通胀主要是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过度引起，属于典型的“需求拉动型”通胀；而这次通胀趋势，人们普遍的认为是国际油价和国际粮食价格普遍上涨，带动消费价格和食品价格上涨，而且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目前主要是猪肉、油料等价格上涨带动其他食品价格上涨，这是引起目前物价上涨的一个主要原因。 　　很显然，这并不是说人们在这个时期突然对猪肉、油料等消费需求一下子增加引起的，主要是因为粮食、饲料以及国际原油等价格上升引起成本增加而产生的，因此属于非常典型的“成本推进型”和“供求混合型”的上涨。无论是从农业生产所具有的天然的不确定性以及农业生产成本因素，还是从国际原油价格变动趋势看，这种成本上升是一个长期的趋势，而且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尤其是与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石油和其他能源资源，其“长期内”的稀缺性以及不可再生性等特点，决定了国际油价以及与之相关的生产、劳务等方面的价格一定会继续上升，换句话说，经济增长中的成本增加具有必然性和长期性。 　　劳动力与土地价格上升 　　二是《劳动合同法》的修订及其引起的各方关注，更值得我们思考。《劳动合同法》修订，非常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加强劳动者保护，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特别是依法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从表面看，这似乎是一个法律问题，但其背后反映的则是我国劳动力市场变化以及劳动力供求关系的问题。长时期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所依赖的就是基于劳动力资源丰富而形成的大量的人口红利，这使得经济增长的劳动力成本非常低，以不足于发达国家5%~6%的劳动力成本吸引了大量的外资进入中国，创造了受惠于几乎全世界的“中国制造”。但随着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人口增长结构的转变以及老龄化的逐渐到来，这种依靠“人口红利”维持的低成本增长还能够支撑多久呢？ 　　显然，从几年前开始的局部的“民工荒”、“保姆贵”等现象已经看到了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迹象以及成本上升的趋势。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要求增加收入、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等呼声就越来越高，同时从建立和谐劳动关系等也就需要修订《劳动合同法》。因此，可以判断，中国经济增长已经开始从劳动力低成本的比较优势转向劳动力高成本的竞争优势，这个转变的过程中必然会使得要素成本进一步上升。 　　此外，也需要注意到，土地要素价格上升以及成本增加也已经成为现实和必然。撇开土地本身的稀缺性以及我国人多地少的特点和矛盾先不说,单从几年前就已经开始，我们就已经明确提出，要实行“世界上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特别是通过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最严格的土地集约化利用制度、最严格的土地市场监管制度等。这些方面的“最严格”将进一步加强对于土地所有权制度、土地经营管理制度、土地行政管理制度、土地规划与用途管制制度、耕地保护制度、城乡建设用地调整和总量控制制度、城市建设用地收购储备制度等进行控制和管理。显然，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中的土地要素在受到严格管理和控制以后，必然会对成本方面产生重大影响。 　　生产要素价格扭曲、低成本优势与经济增长 　　正如前面所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成功因素之一得益于人口红利、廉价的劳动力以及其他要素成本，所以低成本是经济高速增长的最大优势条件。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低成本在很大程度上也不完全是由于要素供求关系决定而形成的，很大程度上是与体制和机制改革不到位，导致要素价格扭曲而产生的。 　　以劳动力低成本来看，尽管我们可以用“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供过于求”来进行经济学的解释，但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体制，尤其农村在教育、医疗、养老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制度缺失或缺损，降低了农村劳动力的供给条件和成本，人为制造出了“劳动力的低成本”；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以及劳动工资的形成缺乏充分弹性的竞争机制，尤其是国民收入宏观分配格局中，劳动力所得分配被挤占，造成劳动者收入所得在GDP中的份额长时期偏低。这些制度和体制上的因素扭曲了劳动力以及其他生产要素的价格形成，造成长时期的低要素成本的格局。 　　这种格局，一方面不利于提升人力资本意义上的劳动力的供给质量和条件，另一方面，也使得企业由于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低廉和易得而随意、任意使用，结果缺乏成本约束机制。这也许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来，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转变的根本原因所在。 　　转变发展方式 　　应对成本上升挑战 　　党的十七大已指出，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尤其是要改变传统的过分依靠能源资源消耗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通过依靠技术进步、管理创新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集约化。应当说，经济发展的高成本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之间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一方面，成本上升有助于“逼迫”企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能源、资源节约型发展道路；另一方面，也只有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依靠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技术进步率，才能够真正应对经济发展中高成本的挑战，缓解成本上升带来的矛盾和问题。（徐琤/第一财经日报） 　　（作者为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