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杂文集

令狐药师

余　杰：诗歌与坦克，谁更有力量？

不久前，我托一位朋友帮我带一些香港的图书到北京，他在深圳罗湖海关进关的时候，这批书全部遭到了没收。海关开出了一张《中华人民共和国罗湖海关收缴清单》，这张编号为“罗关收字（2007）00246号”的清单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出发实施条例》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对以下各项予以收缴：《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壹本、《中国狱中作家文选》贰本、《刘宾雁纪念文集》壹本、《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壹本、《诗与坦克：独立中文笔会作品选》肆本、《余杰天安门之子》壹本、《寻访六四受难者》贰本、《呼唤自由》贰本；《中国巴士底》壹本、《中国冤案录》壹本，《中国第一罪》壹本。共拾七本。

有意思的是，这位朋友后来向我描述了书籍被没收时候的场景：海关工作人员拿出一本记录有一长串书名的“黑名单”，一本一本地对照。《诗与坦克》是几天前刚刚在香港出版的书籍，上面根本没有它的名字。但是，该工作人员仍然坚持将其没收，理由是：封面是“六四”时市民挡坦克的图片，而且编者余杰与孟浪都是“敏感人士”。

一个庞大的帝国，却害怕一本小小的图书。这本书便能颠覆帝国吗？《诗与坦克》在深圳罗湖海关被没收的命运，极其生动地凸现出这样一个事实：在今天中国的土地上，诗歌与坦克仍然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诗是文明的载体之一，是自由和想象力的凝聚，从荷马到普希金，从裴多菲到惠特曼，诗人一直都在歌咏人类的尊严、独立和个性，而这一切从来都是被统治者所排斥的。对于统治者来说，诗歌是一种潜在的威胁，没有诗意的人民当然比诗意盎然的人民更好统治，统治者希望其人民全部都是奴才和奴隶。

《诗与坦克》中收录了一百多位独立中文笔会会员的作品。其中大部分作品都不能在大陆公开发表，这些作品显示了当代中国一种“被遮蔽”的文学生态。它们不一定是最优秀的文字，但无疑是最真实的文字。在那些流行的、畅销的、受到政府或出版社鼓励和支持的作品中，读者看到的只是莺歌燕舞、纸醉金迷、太平盛世的中国；而这些本来便不是为名誉、金钱而写作的作品之中，读者却能从中发现真实的中国、活的中国和带着血的蒸气的中国。

我从来就不奢望诗歌能够抵挡坦克的暴力，诗人个个都是软弱、纤细和敏感的人。但是，正如昔日被苏联当局驱逐出境的诗人布罗茨基所说，诗歌比帝国的生命更长久，在更加广阔的历史维度上，诗歌将是最后的胜利者。当年，他站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典礼上时，早已预见到了苏联帝国的灰飞烟灭。如今，当小小的一本《诗与坦克》面对龇牙咧嘴的中共政权的时候，我亦深具同样的信念。

一个害怕诗歌的政权，焉能“崛起”？

令狐药师

致万科董事长王石的公开信

抄送万科物业服务公司经理


尊敬的王石先生：

你好。

我是以一名万科的普通业主，也是以一名中国公民和知识分子的身份给你写这封信的，我希望通过你的干预立即解决万科物业给我个人和我的家庭所造成的困扰。

我于二零零四年迁入北京万科青青家园。我看重万科的企业品牌和你个人的人格魅力，因此选择与万科结缘，希望能够体验到万科物业服务公司一流的服务水平。

我是一名对政府持批评意见的知识分子，我个人对政治活动没有任何兴趣，但是作为一名基督徒，我一直关注和捍卫宗教信仰自由；作为一名作家，也一直关注和捍卫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正是基于我以上的立场，我经常受到公安部门的骚扰。这是在中国民主化过程中，一个追求正义和公平的知识分子必然遭遇的处境。这是我个人的选择，我愿意承受这一切。中国的进步，总是需要有公民付出代价，我所付出的代价并不是最为沉重的。同时，我也看到，作为一名有责任感的企业家，你也在以自己的方式推动着中国的进步，比如此次在四川（我的家乡）地震的救灾工作中，你个人和万科企业都作出了让人敬佩的贡献。我相信，我们的目标都是一致的，那就是让一个民主、自由、富裕的中国早日成为现实。

我对万科青青家园的选择，重要原因之一是：你们倡导的居住理念来自于法国作家圣埃克苏佩里的名著《小王子》。《小王子》所提倡的基本价值乃是爱、自由和平等。我喜欢青青家园的建筑和园林风格，我梦想着青青家园是一个真正的和谐家园。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我在万科青青家园生活期间，万科青青家园物业服务公司的保安居然加入到骚扰我的日常生活的行列之中。

这几年，每逢两会、“六·四”等敏感时期以及有外国元首访华的时候，都会有公安人员前来监视我，这当然在我的意料之中，在“不正常”的中国，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但是，令我吃惊的是，我家楼下的单元门口同时也站着一两名万科物业的保安人员，时刻对我进行监视。我的每一行动，保安都用步话机通知在物业办公室中等待的公安人员。我在小区中散步的时候，保安亦寸步不离地跟踪我。来我家访问的客人，每一个都受到保安特殊的盘查，甚至连送快递的人也不能避免。尽管如此，我一直对万科物业公司保安的这些做法抱着善意的考量，这不是他们的自作主张，他们当然听命于万科物业服务公司的管理层。而公司管理层之所以下这样的命令，也许是在公安部门的压力之下这样做的，也许这并不是物业公司的本意。

然而，我的宽容和谅解，换来的却是万科物业保安人员更加肆无忌惮地干扰我的个人生活。在奥运前夕，从七月三十一日开始，万科物业的保安继续以前的做法，而且变本加厉了。他们不仅严密监视我个人的活动，甚至连我的家人的日常生活，也受到严重干扰。我去邻居家串门，保安居然跟踪前去，敲开邻居家的门询问。左邻右舍议论纷纷，不知这些保安究竟有何意图，不知作为被监视对象的我是什么样的“危险人物”。我和家人出门散步的时候，多名保安又是高声在对讲机中呼叫，又是从四面八方奔跑跟踪而来，简直将我这个文弱书生当作了恐怖分子。物业公司还派专人看守住我的汽车，只要一发动，立刻报告给公安部门。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不得不对万科物业服务公司严重侵犯业主生活隐私和基本人权的做法表示强烈抗议。

前两天，我曾专门致电公安部门，质问他们说，是否安排物业的保安人员监视和干涉我的生活。他们声称，这是万科物业自行设置的一个安全岗哨，与他们无关。我个人无法判断这一说法的真伪，我需要得到万科物业的直接的、书面的解释。

前段时间，万科将“物业管理官司”改名为“物业服务公司”，我认为不仅是一个词语的更改，而是一种理念的进步。物业服务公司，顾名思义，是业主花钱雇佣的，是为业主服务的。而保安的工作乃是保障业主的安全。换言之，保安是作为业主之一的我出钱雇佣来为我提供安全服务的，而不是公安部门出钱雇佣来监视我的。公安人员对我进行监视和跟踪，那是他们自己的工作和职业，在目前的处境之下，在中国法治不彰的环境之下，我暂时无法通过法律的手段来阻止他们从事此类卑劣的工作；但我深信，在未来中国实现民主化之后，他们的这些恶行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和惩罚。与之相比，万科的保安并不承担类似的使命，万科的保安并不是公安局的工作人员。万科物业将全体业主花钱雇佣的保安用于对我个人的监视，派遣若干名保安二十四小时在我楼下轮番值班，这不仅是对我个人的合法权益的侵犯和伤害，更是对所有业主的利益的侵犯和伤害，同时也是对公司资源的巨大浪费。在此意义上，万科物业全可以合理、合法地拒绝公安人员所提出的动用保安的人手来监视某位并没有触犯任何国家法律的业主的无理要求。万科在这个事件中完全可以展示出作为“公民企业”的“良知的弹性”来。

尊敬的王石先生，我希望你能够认真严肃对待我的这封信件。我会留出三天的等待时间。如果三天之内我没有得到来自你本人或万科公司的正式答复，三天之后我的处境没有任何的变化，三天之后万科的保安人员仍然非法干扰我的日常生活，这封信将变成一封真正的公开信。

我会将此信在互联网上公开发布，我在海内外中文网络上的读者有数百万之多。我相信很快此信件将会成为海内外网友高度关注和热烈讨论的话题之一。万科的公司形象将在广大网民心目中一落千丈。

我也会将此信转给长期关注我的海内外媒体，比如路透社、美联社、共同社、英国广播公司、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时代周刊、产经新闻、世界报等数十家国际媒体。我相信此事将成为奥运前夕备受各媒体关注的新闻之一。这将是万科奉献给奥运会的一份特别的“礼物”。

而且我将从此停止缴纳物业费，我不会愚蠢到出钱请人来骚扰自己的地步。如果万科物业因为我拒绝缴纳物业费而将此事诉诸于法律的话，这场法律诉讼将成为我继续谴责万科物业保安的恶劣做法的契机。万科物业将让自己的公司形象继续受到严重的损害。

尊敬的王石先生，这应该是我们都不希望看到的结果。我期待着你的答复。我更期待万科物业公司从此做好份内的对业主的服务工作，不要参与对公民的监视与骚扰，这与“公民企业”的身份背道而驰。

余杰

二零零八年八月二日

令狐药师

——读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

几年以前，我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演讲的时候，提及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的大饥荒造成了数千万同胞死亡。当时，有一名大学生激动地站起来反驳我说，这是西方对中国的污蔑，这也是你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污蔑。当时根本不可能有那么多人死亡，南京大屠杀只是死亡三十万人，尚且发现了若干万人坑，如果真的在饥荒中死亡了数千万人，为什么我们从未发现一个万人坑呢？为什么我们的历史课本和文学作品中从来没有记载和描述过呢？为什么我们的父母和祖父母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这一切呢？后来，该大学邀请极左派学者杨帆前去演讲，杨帆同样否定大饥荒中有大量百姓死亡的历史事实并对我大肆攻击和辱骂，甚至建议官方对我采取“行动”，制止我发表“丑化党和政府的言论”。

无知导致无畏，无知导致迷信，无知导致狂妄。这一段经历让我发现，无论是普通大学生还是著名学者，都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中共长期愚民教育和愚民宣传造就的废物。对于那名无知的大学生和无知的杨帆来说，杨显惠的《定西孤儿院纪事》应当是一本“脱盲”的启蒙读物。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定西的饥荒在甘肃和全国都属于重灾区。甘肃当时有一千二百五十万人口，死亡超过一百多万人。在杨显惠仔细读过的《通渭县志》第三编中有这样的记录：“一九五九年冬，饥荒更为严重，一些地方出现人相食现象，人口大量外流、死亡。”通渭是一个二十八万人口的中等县，三年大跃进过去，仅剩十八万人口——七万人死亡，三万人外流。八十年代修志时，编撰者将这次饥荒单列一章撰述，因为省地方志委员会的干预，他们不得已将这一章取消，而将其内容散布于各章之中，同时使用了“人相食”这一中国正史和野史中均屡见不鲜的说法。《通渭县志》的编撰者们认为，县志若不能反映那次灾荒的惨烈，他们就无颜面对全县的父老乡亲。这样的编撰者激起了杨显惠写作的勇气。

杨显惠是一位有探险精神的知识分子，他的作品所涉及的领域，大部分中国作家都避之唯恐不及。此前，杨显惠的《夹边沟纪事》一书是关于反右运动的最为惊心动魄的记述，我在一篇书评中称之为“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此一比对式的赞誉受到中国知识界的广泛认同；而这本《定西孤儿院纪事》则是关于大饥荒时代普通民众生存状态的最逼真的记述，自二零零二年起，杨显惠用了三年时间走访问定西地区大饥荒中幸存下来的遗孤，包括当年孤儿院的领导和老师，以及其他各类知情人，一共有一百五十多人。鉴于目前中国特殊的出版环境，这些文字只能通过文学化的处理，以“小说”的面貌问世。《新京报》将《定西孤儿院纪事》评为二零零七年度小说，并在评论中指出：“这当然是一部小说，它之所以受到文学界冷落，并被推入史学的怀抱，显出了文学家的狭隘与软弱。二零零七年中国文学的最大收获，是这位文学的边缘人、史学的门外汉、新闻的越位者。《定西孤儿院》是真正的苦难写作，而它的写作过程同样是一种苦难。”其实，让《新京报》欲言又止的是，《定西孤儿院纪事》被迫以一种“畸形”的状态存在，乃是因为当下中国“不自由”的言论氛围。有一名经常出现在畅销作家排行榜上的作家说过，中国作家最缺少想象力。这种说法显得荒诞不经——如果他读过《夹边沟纪事》和《定西孤儿院纪事》的话，他就会发现两本书中的那些惨绝人寰的故事，早已超过了人类想象力的极致。中国作家不是缺少想象力，而是缺少直面历史和现实的黑暗与残暴的勇气。于是，杨显惠站了出来，为死者开口，为无名者鸣冤，为失踪者正名，他写作的绝对不是以虚构为标志的“小说”。

这年头，有多少作家愿意“自讨苦吃”呢？无论是路上的行走，还是书斋中的撰述；无论是与亲历者的对话，还是对死难者的追忆，这些都不是常人所能承受的工作，它需要的是爱与同情心，以及勇气与信念。当年身陷饥荒的定西孤儿展金元，这样跟杨显惠讲述他们在大饥饿中的故事：“爷爷死了，身体摆在炕头。我们想把爷爷从炕头移到上炕，那里凉，是炕火到不了的地方。因为饥饿，我们抬不动爷爷。母亲、奶奶和我，都没有力气。我们就翻着轱辘，把爷爷从炕头翻到上炕……”一个接一个的亲人相继饿死，剩下的人没有力气将死者的尸体搬到院子当中，他们只能让一具尸体靠着一具尸体，在炕上次第排开，直到尸体占据大部分的土炕，直到尸体发出臭味，直到奄奄一息的孩子被工作组发现并救到孤儿院。后人能够想象，七八岁的孩子与父母、爷爷奶奶冰冷的尸体睡在一起的场景吗？这样的场景让人毛骨悚然。但是，这并不是杨显惠的“小说家语”，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的“人民”的亲身经历。当杨显惠转述这些惨烈的故事的时候，老泪洇出眼眶，在他粗粝的面孔上滚动，他的嘴唇哆嗦，这位年届六十岁的西北汉子像小孩一样抽泣。

“吃人”是鲁迅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的一种象征性的概括，也是存在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之中的真实事件。作家郑义在《红色纪念碑》中记述了若干广西文革期间的吃人事件，那时候的吃人不是出于饥饿，而是出于对“敌对阶级”的仇恨；而《定西孤儿院》中的吃人事件，更多的是出于饥饿以及求生的本能。“吃人”意味着文明的彻底沦丧以及人性的全盘野蛮化。以上两种吃人都是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专制政权一手造成的，毛泽东虽然没有亲自参与吃人，但他比那些吃过人的老百姓邪恶千百倍。杨显惠在《黑石头》一文中写到了这样一个细节：扣儿娘把扣儿煮着吃了，“一推开门，扣儿娘正烧火哩……他刚进灶房就闻到一股怪味道，那味道是灶上的锅里冒出来的……他突然看见扣儿的毛辫子搭在水缸盖上……他立即吓出了一身冷汗，腿都软了。扣儿娘扭过脸问他：你站着咋哩？他看见扣儿娘被灶火照得红赤赤的眼睛。”当有记者询问杨显惠这段情节是否属实的时候，杨显惠斩钉截铁地回答说，这样的细节不可能由作家虚构出来，这是真实发生过的事件。在通渭地区的村子里，一位老人曾经给杨显惠讲过，他在一九五九年的时候还是个孩子，他家邻居有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头一天他去邻居家，看见那个小女孩在院后的菜园里拔韭菜，过一天再去，女孩不见了，女孩的辫子在水缸上搭着。

杨显惠说，还有更加可怕的故事他暂时没有写到作品之中。他在采访中记录下这样一些事件：通渭县某村有弟兄俩人。老大去水利工地了；老二在家，家中还有他老婆和嫂子。这男子总从外面检别人家的死孩子吃肉，后来把自己的孩子也吃了。村里活着的人感到了威胁，很恐惧；跟队长去说那人吃开自己的娃娃了，吃得身体那么壮，他一旦把我们拉去吃，我们身体弱得对付不了怎么办？队长和几个人商量一下，认为必须先下手，便带了几个人提了铁锨镢头冲进去，把那个人打死了，把他女入的腿打断了，因为女人也跟着吃肉。还有一个故事是：在酒泉市某村，一老妇人饿死了，儿子将她埋掉了；过了几天又挖出来刮腿上的肉，拿回去放在锅里煮。队长知道了，叫几个人将地捆起来，骂你这个没良心的，你把你妈身上的肉都刮着吃！儿子回答，我的儿子要饿死了，我要顾儿子，我不刮我妈的肉刮谁的肉去？还是酒泉市一个村庄，一妇女吃了自己的孩子，上级领导来此村检查工作，队长汇报了。领导带着人来到妇女家问罪：你为什么吃自己的儿子？妇女饿得卧在炕上起不来，陪领导的一位干部呵斥起来，领导跟你说话哩，问你为什么吃儿子的肉？妇女还是卧着，回答说，儿子是我养下的，我想叫他吃我的肉，他活下去，我饿死去，可他还小吃不了我的肉。我把他吃了，我们两个人都死，比起我死了他再饿死，我心里还好受些。那位干部还是气势汹汹地呵斥：你胡说，你竟敢说粮食不够吃！领导却推了这干部一下，说：走！再不要说了。这几个故事深切地表明，中国农民的悲惨遭遇，并不亚于德国的犹太人、苏联的少数民族以及非洲的饥民。在中共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农民成为该党实现其权力欲望的炮灰；在中共夺取政权之后，农民又被剥夺了土地、粮食和生存权。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改朝换代之后，新朝都会给农民一段休养生息的时间；惟有毛泽东建立的独裁政权，从来没有停止过挥舞屠刀，这个以农民运动起家的恶魔，对他造成的数千万农民的死亡无动于衷，让他的同僚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亦为之瞠目结舌。

在《定西孤儿院纪事》中，杨显惠只是用白描的手法和冷静的语调来描写一个又一个家庭的悲剧。对于这些个案，他没有作任何学术上的分析和理论上的概括。但是，在我看来，《定西孤儿院纪事》足以成为阿马蒂亚•森的名著《以自由看待发展》的姊妹篇。一九九八年，曾经亲身经历了一九四三年印度孟加拉大饥荒的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次年他即出版《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这位被誉为“经济学的良心”、“穷人的经济学家”的学者，在这本书中分析了政治自由与防止饥荒的关系和规律。森发人深省地指出，“大饥荒不会饿死人，只有人祸才会饿死人。”他在研究了近现代史上孟加拉国、爱尔兰、中国、非洲撒哈拉以南国家发生的饥荒后得出的结论是：“毫不奇怪，饥荒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在有效运行的民主体制中”，“农作物的歉收的发生并非独立于公共政策，即使农作物歉收了，饥荒也可以通过认真的再分配政策来抵御。”因此，森得出结论说：“饥饿不仅与粮食生产和农业安排扩展有关，也与整个经济体的运作有关，以及与政治和社会安排的运行有关，后者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们获取食品、维持其健康和营养状况的能力。”确实，当时中国的大饥荒并非因为天灾，而是因为人祸；不是经济事件，而是政治事件。政府手上的粮食储备可谓“多多益善”，却全都是从农民家中掘地三尺抢夺而来的。于是，一贫如洗的农民们只好在家中活活等死。在许多亲历者的回忆中，都谈到了当时让人谈虎色变的“搜粮队”，这些乡村干部和武装民兵对老实巴交的农民的抄家、拘押和拷打，无所不用其极。这是一群忠于毛泽东政权的冷血屠夫，造成数千万民众死亡的，不是天灾产生的饥荒，而是根植于专制制度的暴虐。当每一个死者都开口说话的时候，对大独裁者毛泽东的偶像崇拜还能够在中国的大地上继续下去吗？

那些死者，那些被吃者和吃人者，都消失在历史的黑洞之中，中国的历史就是这样一个无边无际的黑洞。统治者和他们的御用文人们竭力将这个黑洞打造得让沉睡于其中的人们睁眼不见五指。当杨显惠“为死者开口”的时候，御用文人们却在继续恐吓死者和他们的家人。无论是余秋雨式的“含泪劝说”，还是王兆山式的“纵做鬼，也幸福”，对死难者和幸存者来说，都是第二次更加无耻的谋杀。他们都是聪明过头的人，这才当了作协主席，成了文化大师。香港学者林沛理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余秋雨长期高居大陆作家富豪榜的首位，也许并不是没有原因的。”与此类善于将自我利益最大化的“政府化妆师”迥然不同，杨显惠是一位憨厚老实的西北汉子，他从来没有想过靠写作致富和出名，他的稿费甚至还达不到他多年实地采访所花费的差旅费的零头。我曾经去过杨显惠在天津郊外的家中做客，他住在一个老旧的居民小区之中，家中仅有几件陈旧而简陋的家具，基本保持了八十年代初的陈设。他的妻子全力支持丈夫的工作，退休之后仍然继续在医院里上夜班，以补贴家用。在对财富的占有上，余秋雨与杨显惠处于两个极端，但我相信，在未来中国的文学史上，余秋雨的位置将越来越低，杨显惠的位置将越来越高。圣经中说：“你的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的人得满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是的，写作即记忆，写作即见证，写作即控诉，写作即反抗。杨显惠的写作，是一种将正午的阳光射进幽暗的夜晚的写作，那些没有墓碑的死者会感激他，因为《定西孤儿院纪事》本身便是一座不朽的墓碑。


——二零零八年七月十三日、十四日

北京家中

令狐药师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资深专职撰稿人、同时也是中国问题专家的詹姆斯•曼，在其新著《布什的战争内阁史》一书中，将传记与思想史巧妙融和，以切尼、拉姆斯菲尔德、赖斯、鲍威尔、沃尔福威茨、阿米蒂奇为中心，将这群“火神”的互动关系追溯到三十年之前。确实，如果不了解这群地位显赫的人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变迁，便无法知晓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源于何方；如果不了解这群掌握美国政策航向的人的基本价值的信仰立场，便不能真正深入美国的心脏，洞悉白宫、国会山、五角大楼和国务院的决策过程。
    所谓“火神”派，是布什的外交政策顾问们为自己想出的一个绰号。他们称自己为“火神”，以此表达对罗马主管火、铸造和金属制造的神的敬意。赖斯在伯明翰长大，那里的小山上有一座高大的火神塑像俯瞰着市中心，以表彰该城的钢铁工业。本来，这个绰号是当玩笑叫起来的，不料却叫开了。“火神”这个词语恰如其分地表现了布什外交政策班子想要表达的形象：一种权力感，顽强，弹性和耐久性。
    在具体的问题上，这群“火神”派之间存在着种种分歧，但在宏观上，他们都有着相当的一致性：他们都相信美国军事力量的重要性，注重传统的国军安全问题，而把美国在国际经济中的作用问题基本交给了私营企业。他们相信美国的实力和理想总体是世界上一支向善的力量，从而对美国的能力和未来持乐观态度。他们在外交政策上，以“人权价值外交”为中心，而抛弃了曾经长期主导美国的“势力均衡主义”的思路。他们将打击国际恐怖主义与在全球推广民主价值紧紧联系在一起。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和政权，无不是独裁体制。因此，要彻底根治恐怖主义，改造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是必由之路。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便是此种战略思维的产物，而这两场战争的是非功过，还有待历史来检验。
    副总统切尼是“火神”派中的枢纽人物。与以往那些花瓶般的副总统不同，切尼组建了自己的外交政策专家队伍，这些人独立于国家安全委员会之外，因而大大提升了副总统办公室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这种作用是任何以往的副总统办公室所难以企及的。小布什执政之后，各国的外交官们很快了解到，他们在访问华盛顿的时候，仅仅同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五角大楼的官员们进行会谈是不够的，还必须在日程上安排拜访切尼的办公室的时间。切尼的一位前任，罗斯福的副总统加尔内曾经说过，副总统一职不足挂齿，切尼却把同样的工作变成了一片欣欣向荣的天地。切尼有过在白宫、五角大楼和国会任职的完成的履历，对华府的权力运作了如指掌；切尼在意识形态上是“保守党中的保守党”，他对独裁政治的厌恶和对国际人权事务的关注互为表里，这也决定了他在冷战前后对共产党国家一贯的强硬立场。
    《布什的战争内阁》一书中记载了副总统切尼当年与索尔仁尼琴之间的一段渊源。一九七五年六月底，被流放的苏联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访问华盛顿，在劳联—产联为其举办的晚宴上发表讲话。索尔仁尼琴讲话的核心是批评西方领导人对苏联让步，他在演讲中指出：“如今你们有人说，‘有实力而无和睦相处的愿望，将会导致世界性的冲突’。这句话是我今天引用你们国家领导人言论的最后一句。我则认为：有实力而一味让步等于丧失实力。”他劝诫西方，尤其是美国，“想问题不能够只从最低级的、眼前的政治策略出发，必须想到那些高尚的、诚恳的东西，不仅仅考虑是否有利可图”。
    索尔仁尼琴是一位真诚而勇敢的人，他并没有因为美国和西方收留他、帮助他并给他荣誉，而对美国与西方感激涕零、五体投地。相反，他毫不掩饰地批评西方在人权外交上的不力。索尔仁尼琴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演说中强调说：“一个纯朴而勇敢的人所采取的简单一步就是不参与虚假，就是不支持虚假的行动！让它进入世界，甚至让它在世界上称王称霸——但是却没有得到我的帮助。但是作家和艺术家却能够做得更多：他们能够战胜虚假！在与虚假进行斗争中，艺术过去总是取得胜利，而现代也总是取得胜利！对每一个人来说这都是公开的，无可辩驳的！在这个世界上虚假能够抵御许多东西，但就是不能抵御艺术。而且一旦虚假被驱散，那么赤裸裸的暴力就会立即显露出它的一切丑恶——而暴力也就变得老朽，将会死亡。”索尔仁尼琴在华盛顿的演讲，依然秉承着这样的精神脉络。
    这些言论当然不为其批评的对象——当时仍然主导福特政府外交政策的基辛格所喜欢，却深得切尼之心——切尼早已厌倦了基辛格宣扬的“缓和”政策，作为一名保守的共和党人，他相信专制与民主之间根本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缓和，为了一时的功利而放弃原则是不可接受的。当然，切尼也是一位国家利益的捍卫者，但他认为捍卫美国的国家利益，最有效的方式不是同苏联和中国的统治者们暗送秋波，而是公开谴责这些国家侵犯人权的罪行并促使其早日实现民主化。
    索尔仁尼琴在华盛顿访问期间，共和党的参议员们希望安排他到白宫去见福特总统。由基辛格控制的行政当局却不同意这一建议，他们坚持说总统的日程早已经满了。基辛格认为，晚宴活动和要求安排索尔仁尼琴访问白宫，为的是激怒苏联领导人，从而破坏所谓的“缓和”。
    当时担任白宫办公厅主任的是拉姆斯菲尔德，而他的副手正是切尼。在二十五年之后的小布什政府中，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分别担任了副总统和国防部长的重要职位，他们的亲密关系始于三十多年之前。他们都曾经有问鼎总统职位的雄心，当事实证明无法实现时，他们则退一步海阔天空，转而成为小布什政府中的灵魂人物。
    当时，作为白宫办公厅副主任的、只有三十四岁的切尼，被基辛格拒绝索尔仁尼琴的态度所激怒。虽然他的级别还够不上在外交政策问题上发表意见，但他这一次决心发表自己的意见。在白宫内部，切尼发出了一份措词强硬的备忘录，对基辛格对苏联的态度进行了严厉的抨击：
   
    备忘录致：唐•拉姆斯菲尔德
    发自：迪克•切尼
    一九七五年七月八日
    主题：索尔仁尼琴
    ……我本人强烈感觉，总统应该会见索尔仁尼琴，原因如下：
    一、我认为，决定不见他是由于对缓和的错误理解……缓和并不意味着我们与苏联的关系突然之间变得一片甜蜜和光明。
    二、如果会见他，将有利于抵消对美国总统会见苏联领导人的所有宣传报道。会见苏联领导人固然重要，但我们不再助长以为我们突然间成了苏联人的挚友的幻觉，这也同样重要。
    ……（苏联人）多年来可以随意批评我们在东南亚的行动和政策，称我们为帝国主义者、战争贩子、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昵称，我不相信他们不明白总统为什么想见索尔仁尼琴。
   
    福特是一名软弱的总统，他并没有清晰的治国理念和外交政策，因此基辛格仍然具有无可争议的影响力。直到福特政府后期，拉姆斯菲尔德与切尼联手出击，方才让基辛格及其思想淡出政府。詹姆斯•曼写道：“切尼的努力失败了。索尔仁尼琴最终也没有见成总统。这一时间后来让福特和基辛格付出了昂贵的政治代价。”当里根入主白宫之后，基辛格在华府的影响力终于灰飞烟灭。里根对苏联和中国等共产主义国家转而采取强硬的政策，实现了切尼和索尔仁尼琴对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承担的历史使命的期望。而正是这一正确的外交政策，与苏联、东欧内部形势的发展互为表里，最终使得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政权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一日，布什总统在白宫会见了我、王怡和李柏光三名来自中国大陆的基督徒和人权活动人士。据当时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高级官员的介绍，以及后来中共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叶公开的承认，中共在会见前夕通过外交渠道与白宫接触，试图阻止此次会面。美国国务院系统内部，也有高级官员建议白宫取消此次会见，以避免刺激中共。但是，切尼副总统坚定地否决了此种看法，大力促成了此次会见。最终，布什总统亲自下令，按照原定计划安排会面。
    三十一年前，作为白宫办公厅副主任的切尼，未能说服福特总统接见索尔仁尼琴；三十一年之后，作为副总统的切尼，在确保布什总统会见三名中国知识分子一事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此次会谈的过程中，我注意到切尼一直笑眯眯地坐在旁边倾听；而在美国媒体的报道中，在胡锦涛访问白宫的时候，切尼却在一边打盹。切尼对两次会见的态度，形成了显明的对比。当我阅读了詹姆斯•曼所揭示的这段切尼与索尔仁尼琴之间的故事的时候，方才对沉默寡言的切尼副总统有了更加深切的体认。
   
   
    ——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六日

令狐药师

——读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从一九八九年以来的二十年间，谁是中国民间的第一政论家？

我的答案，以及大部分中国独立知识分子的答案是：刘晓波。一个最明显的证据便是：在美国的著名的中文新闻网站博讯的“作家文集”当中，搜罗了海内外一百多名中文写作名家的个人文集，刘晓波的个人文集以三百五十万左右的点击率位居首位。这个网站在中国大陆被严密封锁，部分大陆网民只能通过“自由门”、“无界浏览器”等特别的软件才能登录。可以设想，如果这种封锁被解除的话，“刘晓波文集”的点击率至少会增长十倍以上。

比点击率更重要的一个指标是，刘晓波的文章和思想整整影响了“六•四”前后的两代年轻人。在狂飙突进的八十年代，刘晓波以黑马的姿态闯入文化界，以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学术体制的激烈抨击，成为千万青年大学生心中的偶像。然后是八九民运爆发，刘晓波毅然从“花花世界”的美国返回北京，全身心参与其中，并在天安门广场上坚持到军队清场的最后一刻。再以后，是漫长的牢狱之灾，是二十年如一日的软禁、监控、骚扰、不能在参与公共活动、不能以真名发表文章。教师被迫离开讲台、作家被迫与读者隔绝，这是刘晓波不得不承受的痛苦与代价。然而，他在几乎“一无所有”中坚持走这条孤独的义路，九十年代以来，他的“地下写作”只能在海外发表。他的文字虽然不能像八十年代那样广为传唱、洛阳纸贵，但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海内”与“海外”的界限被打破，仍然像涓涓细流一样打动和启发了许许多多在黑暗中寻求光明的心灵。

近年来，刘晓波最重要的一部著作，是在美国劳改基金会出版的《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二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变迁，刘晓波既是观察者，也是参与者。西方世界对未来中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估，一种是以华裔学者章家敦为代表的“中国即将崩溃论”，另一种是流行于西方极右翼人士之中的“中国威胁论”。前者忽略了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以及中共统治者的统治策略不断调整的灵活性，对中共的垮台过于乐观；后者高估了中国对全球的影响力，轻信了中共一手炮制的“中国崛起”的肥皂泡，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过于恐惧。这两种看法都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去甚远，都是遥远的“隔岸观火”。而在中国国内，对中国的现状也存在着两种互相对立的看法，一种是御用文人甘阳、余秋雨、鄢烈山等人的“盛世论”，认为中国正处于三千年未有之盛世，人权状况前所未有之好；另一种则是某些激进的反共人士、某些怀有“吾可取而代之”的野心的人士的看法，他们认为目前的中国处于“历史上最黑暗、最残暴的时代”，甚至比毛泽东时代还不如。这两种看法都将个体的处境扩大化为中国社会的整体状况，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有别于以上四种错误的论调，刘晓波的看法是“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这个有点绕口的书名中，包含了两重要的、需要进一步厘清的概念，一是“自由中国”，二是“民间”。

所谓“自由中国”，是胡适、雷震、殷海光等人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彼岸的台湾提出的定义。然而，《自由中国》杂志的迅速夭折，蒋氏家族的独裁统治，表明当时的台湾并不能承担“自由中国”的美誉。半个多世纪之后，“自由中国”在台湾终于成为现实。而在此岸的中国大陆，如刘晓波所言，“自由中国”依然是一种“未来”的状态。但是，刘晓波坚信中国的发展趋势，乃是朝着“自由”的方向，而不是朝着“专制”的方向。换言之，就整体而言，中国正在变得越来越自由，尽管在某些领域会出现局部的停滞甚至倒退的现象，中共从未放弃垄断权力的野心，但世界民主化的潮流和国内公共空间的拓展，已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遏制的了。

一个明显的标志是：自由、人权、民主、宪法等字眼，已经由昔日的“洪水猛兽”变成大家的日常用语。无论是被强制拆迁的老太太，还是被欠薪的农民工，“维权”都成为他们的口头禅。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资产阶级自由化”仍然是一个吓人的帽子，“人权”也是“资产阶级的谎言”。但在今天，几乎没有人会否定“民主自由是个好东西”，即便是体制内以智囊自居的人士，也争先恐后地夺取对自由民主的言说权和解释权。孔子说过，名不正，言不顺；那么，在今天在中国，自由民主的价值已经是深入人心的、不可拒绝的正面价值，而如何将其落实到实践层面，则有赖于社会各阶层形成一种“合力”，让民权伸张，让官权退让。自由中国的实现，不能单单依靠某一阶层，比如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阶层；自由的中国实现，需要所有热爱自由的中国人的共同努力。

所谓“民间”，并不是一个整全性的、单一性的概念。刘晓波对中国问题的思考立足于民间，也彻底放下身段、作为民间社会的一分子参与了中国社会二十年来的变革。这是他与八十年代那批体制内精英之间最大的差异。他不再像传统的中国士大夫那样，怀有“学而优则仕”、成为“南书房行走”的理想，也对从政治局“九头鸟”的言行举止中猜测其思想倾向毫无兴趣。换言之，他提倡每一个公民都奋起捍卫公民权利，都埋头做好各自的事情，而不是缘木求鱼般地期盼出现“党内开明派”、出现“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或“中国的叶利钦”。刘晓波将目光对准“民间”，他首先对“民间”给予肯定：“现在，中国已经由高度政治化的整体社会变成日益分化的社会，虽然还不能说已经形成了多元化的社会结构，但起码是走在多元化的道路上。”形势比人强，即便暴君毛泽东本人复生，也无法将中国拖回到党控制一切的时代，更何况今天的中共统治当局正处于“权力递减”的循环之中，邓的权威不如毛，江的权威不如邓，胡的权威不如江，一代不如一代。三十年前的唐山大地震，中共当局可以草菅人命、悍然封锁消息、拒绝外来援助；三十年后的汶川大地震，中共当局却不得不允许外国记者采访、允许国内外的民间组织参与救灾，天灾中的人祸因素，如官商勾结、偷工减料所造成的豆腐渣工程等，也都一一浮出了水面。中共不是不想像昔日的唐山大地震那样用纸包住火，但今天的时势已经迥然不同，非不想也，乃不能也

中国的民间力量虽然还不足以抗衡官府，但官府已经无法忽视民间的存在了，正如刘晓波所论述的那样：“在主流民意的积极压力和消极抵抗的双重作用之下，民间资源迅速扩张，官府资源迅速萎缩，官方固守旧制度的成本越来越高，管制能力也越来越弱，力不从心已经成为中共现政权的统治常态。”也就是说，当局虽然维持着一家独大的局面，但已经无法一手遮天。刘晓波在书中论及产权改革与政治民主化、人权意识的觉醒与政治改革、基层民主自治的呼声、网络民意的压力以及新闻自由的追求等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新变化，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各种力量的犬牙交错、抵消与牵制，已经不能黑白分明地“一言以蔽之”了。正是因为不能理解此种复杂性，使得海内外大多数的“中国叙述”都与中国的现实相去甚远。

其次，刘晓波对中国当下的“民间社会”也作出了深切的反思。他认为，正如官方不是铁板一块一样，民间同样不是铁板一块。在官方内部存在着少许良性的力量，而在民间内部亦存在着各种恶性的势力。刘晓波多次直言不讳地批评某些打着“民间”的幌子、企图实现个人的政治野心的人士，比如某丧失了律师的职业伦理、自我加冕地充当民众的“新闻发言人”的维权律师，比如某企图煽动狂热民族主义来赢得民心、一举成名的宪政学者，这些人以“坚决反共”的姿态占据道德制高点，一般人均不敢对其提出非议。批评他们比批评共产党更为困难，稍有不慎便会被攻击为“党同伐异”、“自毁长城”。刘晓波偏偏知难而上，他不是以“大局为重”，乃是以真理为旨归。八十年代，他是一匹揭穿中国文化界真相的“黑马”；九十年代，他则是一位“反求诸己”的“先知”、是反思“民间”的第一人。

在近期由“和解智库”在北京举办的一次研讨会中，刘晓波便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现在民间生态特别复杂，不要以为民间就是政治正确，民间不择手段的事也很多。民间不能放大自己的正义，也不能低估对手的灵活。放大正义的结果就是‘我们被我们的正义压倒’，低估对手的结果就是民间尽干蠢事。所以，民间更应强调自己的公民建设、自己的内部规则，自己的责任伦理。”换言之，如果“以共产党的方式反对共产党”，根本不可能创建一个民主社会和自由中国。如果仅仅有共同反对的对象，而没有共同追求的目标，“统一战线”便无从谈起，因为“敌人的敌人不一定是朋友”。职之是故，如果反对运动在精神品质、思维模式与言行方式上都与共产党“平行”或“同构”，那么此种反对运动最终只能导致更大的专制的出现。说出此类真理需要莫大的智慧和勇气，刘晓波因此一度招致铺天盖地的谩骂和造谣。然而，我们看到，二十年来，多少显赫一时的“英雄”早已改弦易辙、灰飞烟灭，只有刘晓波等少数的堂吉诃德式的“老实人”，仍然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连监视他的秘密警察都从科长熬到了局长，连“六•四”前后出生的孩子都已经跨进了大学的校门，他仍然矢志不渝。这才是真正的“韧性的战斗”。

是的，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在每一个孙志刚、每一个师涛、每一个陈光诚、每一个丁子霖、每一个高耀洁以及每一个挺身捍卫自身权利、每一个尽力说真话的公民身上。在此意义上，刘晓波以他的文字、思想和践行，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了一个典范。尽管刘晓波本人并不完全同意，但敏锐的观察者大都发现，以“六•四”为界，有“两个”刘晓波。旅美学者陈奎德在为《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所写的序言中指出：“刘晓波的思想历程，有一个明显的范式转换点。粗略地说，在西方思想资源的侧重点方面，是从德法式脉络走向英美式脉络；在思想倾向上，是从感性的浪漫主义走向理性经验主义；在学术取向上，是从审美判断走向伦理判断；在对超验性的思考上，是从尼采走向基督；在为人为文的姿态上，则是从狂傲走向谦卑。”除了以上这些明显的转变之外，据我个人的观察，刘晓波的身上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变化，那就是从“持不同政见者”转变为“持自己政见者”。所谓“持不同政见者”，其标准仍然是中共的是非，以中共认为是者为非，以中共认为非者为是，“不同”变得比“政见”本身更重要；而所谓“持自己政见者”，则彻底从自我出发，根本不管中共之政见为何，惟独坚持自我之政见，“政见”以属于“自己”为尊。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够拥有自己的政见，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敢于坚持个人的政见，那么真正的民间社会便来临了，那么刘晓波便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可以周游列国去了。

——二零零八年六月十一日

令狐药师

——致索尔仁尼琴

一九九九年八月，我有一次塞上之行。在阴山的脚下，遇到了一位隐居乡间的老教授。他是当年的“反革命分子”，被流放到偏僻的大草原上牧羊二十八年。在他的书房里的书架上，挂着一张复印的、有些模糊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囚犯模样，穿着破旧，面容削瘦，神情冷漠的外国人。我没有认出这是谁来。老先生对我说：“他是索兄。”我还是没有听明白，仔细去看照片下面的名字，一个熟悉的名字映入眼帘：原来就是你——索尔仁尼琴。在这位异国作家的照片旁边，老教授流着泪给我讲起他28年流放的生涯，我也流着泪倾听。这是真正的“三人谈”——索兄，我们凝视着你的眼睛，苦难的、宁静的眼睛，我们的心灵交融在一起。


人与“人”


索尔仁尼琴说过：“人的地位是平等的……个人的命运体现在千百万人中间，千百万人的命运集中在个人身上。”瑞典皇家学院秘书卡•基耶罗在一九七零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中认为，索尔仁尼琴的创作包含了“人道主义的精髓”。是的，索尔仁尼琴，你在爱整个人类。

在血泪凝聚成的《古拉格群岛》中，最震撼我的却是一个小小的插曲。你写到，被捕后的第二天，你和一群囚犯一起被押送着步行到某个营地。同行的有六个俄国士兵和一个德国平民。押解队队长要你拿起自己的箱子，那只贴着封条、装着你的军官用品和全部书面罪证的箱子。

这时，你想，自己是一名军官，怎么能够拿着箱子和空着手的六名列兵以及一个战败民族的代表一起走路呢？你对队长说：“我是一个军官，让德国人拿吧。”

队长命令毫无错误的德国人扛起了箱子。德国人很快就累了。他把箱子不断地倒手，一手按住胸口，向押解人表示已经拿不动了。和他并排的六个士兵不用押解人员的命令，接过箱子轮流拿着走。只有你除外。

那时，你还在为自己感到自豪：“我的被捕不是因为偷窃，也不是因为背叛祖国或者临阵脱逃，而是因为以猜想的力量看透了斯大林的恶毒的秘密。”那时，你丝毫没有因为自己的箱子被别人拿着而感到内疚：“如果走在我旁边的那个陷蹋的脸上长满茸毛、眼神充满痛苦感受的人，当时用清清楚楚的俄语责备我，说我使自己凌驾于别人之上，说我傲慢自大——那时我是不会理解他的!也许我干脆听不懂他说什么。要知道我是一个军官呀!”

很久以后，你在古拉格群岛里经受了重重磨难，你开始深刻地反省：军官跟士兵难道不一样都是“人”吗？是谁不知不觉地将人分三六九等？是谁将“好人”可以奴役“坏人”的观念灌输到自己的脑海里？你的文字是如此地严酷：“我自以为具有无私的自我牺牲精神。然而却是一个完全培养好了的刽子手。”你毫不留情地剖析自己的灵魂，你在控诉自己：为什么会自然而然地认为“我”是高人一等的“人”？你不再把自己当作军官，也不再把自己当作知识分子，而仅仅把自己当作一个“人”。

读到这段文字时，我浑身冰凉，牙齿打颤，就像落到了冰窟窿里。你从天上看见了深渊——“自由”的心灵其实是不自由的，“健康”的精神其实是不健康的，“平等”的准则其实是不平等的。我们并没有解放自身，我们每个人都身兼了被迫害者和迫害者的双重角色。我们已然意识不到，自己的灵魂也是扭曲的。而你，索尔仁尼琴，无比尖锐地指出了这一点：世界上，只有相同的人，而没有人与“人”的区别，谁也没有权力将人当作非人。让德国人拿箱子就是一件罪孽。理所当然地歧视无辜的德国平民、歧视下层的俄国士兵的思路，跟站在金字塔顶端操纵杀人机器的斯大林的思路没有本质的区别。今天，可以强迫他人替自己拿箱子，明天就有可能自以为是地剥夺他人的生命，这不是天方夜谭。只有经历了古拉格的苦难的人，才会作出这样的反思。

我想象你在古拉格群岛里，一边扛着石料一边在内心谴责自己的情形。你是最清白的一个人，你也像耶稣一样受难，你拥有彻头彻尾地谴责他人的权利，可是你不放过自己的罪过。你是知耻者近勇——这是怎样的一种大勇啊!你发现自己的身上居然也有跟迫害你的凶手们相通的地方。这个可怕的事实是如何产生的呢？思考到这里，就触及了极权体制的核心：究竟把人当作人性的“人”还是工具的“人”来看待？反抗者不能用体制所给予的伦理来进行反体制的战斗。真正的战士，应当具备一颗与全人类同呼吸共命运的心胸。

一九九三年，你被驱逐出境长达二十年之后，在准备归国的前夕，对俄罗斯《文学报》驻巴黎的记者谈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对于俄罗斯的变化，你没有一般人所想象的喜悦。这是一席不合时宜的话：“每个人都必须悔过，说清罪孽，说出他怎样参与了欺骗。必须从此开始。不必指责谁和定谁的罪。不是我宽宏大量，人们自己不应该原谅自己。我在作品中作了许多悔过。我不能替你们悔过，你们也不会替我悔过。进行宽恕不是因为我，而是因为每个人，因为上帝。”你还说：“我们应该对受难者履行纪念的义务。没有纪念，人民的历史就不存在。有人问我：我是否会上我的劳改营地去。我回答：这是个别问题，今天活着的人民正在蒙受痛苦，他们需要帮助。”你是古拉格的儿子，至死不变。你带头进行的忏悔，有几个人能够跟上呢？

鲁迅先生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事》一文中写到，他所爱的有两个异端：一个是但丁，一个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兼有两种身份，“到后来，他竟作为罪孽深重的罪人，同时也是残酷的拷问官而出现了。”“倘若谁身受了和他相类的重压，那么，愈身受，也就会愈懂得他那夹着夸张的真实，热到发冷的热情，快要破裂的忍从，于是爱他起来的罢。”尊敬的索尔仁尼琴，我读到你的文字时，也有这样的感觉。而唯一不同的是，你没有丝毫的夸张，因为你所面对的专制的恶魔，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所面对的要狰狞一百倍。


可怜的“孩子”


在人类的文明史上，如果说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是十九世纪最辉煌的乐章，那么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则是二十世纪最悲怆的史诗。苦难深重的二十世纪，没有比《古拉格群岛》更沉重的作品了，雨果的《悲惨世界》中的“悲惨”，与之相比轻若鸿毛。《古拉格群岛》里一个接一个的悲惨故事惊心动魄，而我的目光却停在了“拿冲锋枪的孩子们”这不起眼的一章。

守卫你们的是孩子，是出生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没有见过战争的、端着新式冲锋枪的孩子们。你恨他们吗？不，你可怜他们、同情他们。“每天早晚两次，我们和他们拖着沉重的脚步一起走路：每天早晨，我们都无精打采地走向我们和他们都不需要去的地方，我们走在路中央，他们走在路两旁；每天傍晚，我们打起精神往回赶路，我们奔向自己的畜圈，他们也奔向自己的畜圈。双方都没有自己的真正的家，所以这些畜圈也就等于大家的家了。”

然而，孩子们却无情地向你们开枪，无须事先警告就可以直接用冲锋枪向你们射击。政治指导员向孩子们训话时说：“我们体现祖国的力量和手握惩罚之剑。因此，我们必须坚定。不应该有任何温情，不应该有任何怜悯!”在这样的教育下，孩子们长大了。长大了的孩子会是怎样的呢？你用那双比刀还要锐利的眼睛看着他们：一定要朝着倒在地上的逃跑者的头上踢几脚的孩子们，从戴着手铐的白发老人口里踢掉面包的孩子们，眼看着应该被铐住的逃跑者在满是木刺的车厢里滚来滚去、脸上出血、头上被撞破，而丝毫无动于衷的孩子们……你终于发现：“这些孩子们的全部力量就在于他们的无知。”无知导致愚昧，无知导致残暴，无知导致无情。而极权主义的工具和走狗所具备的起码条件就是无知。这是你天才的发现。那些如狼似虎的孩子们实际上比失去自由、甚至失去生命保障的你们，还要可怜啊。

在戒备森严的肯吉尔营，有一天，白天，根本没有任何逃跑的迹象。一个叫丽达的西乌克兰姑娘利用劳动空隙洗了一双袜子，拿去晾到障碍地带前沿的斜坡上。这时，了望塔上的卫兵立即举枪上肩，一枪把她打死了。一九五二年五月，肯吉尔营的拿冲锋枪的孩子们突然无缘无故地朝着已经回营门正等待入门前搜查的囚犯队伍打了一梭子弹。当场十六人受伤。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古拉格群岛里发生着。你痛切地反问道：“应该不应该在执行命令的时候相信别人胜于相信自己的良心呢？这难道不是二十世纪的主要问题吗？一个人可以不可以没有自己的是非善恶观念，而仅仅以铅字命令中或首长口头指示中的善恶是非为标准？誓言!誓言是以颤抖的声音庄重地宣读过的咒语，它的意义在于保卫人民免遭恶人残害；但是，它又是多么容易被利用来为恶人服务而反对人民啊!”而一位觉醒的士兵在给你的信中写道：“年轻人当中有各种各样的人。当然，也有狭隘、无知、盲目憎恨囚犯的、死认真的人。……但大多数士兵则是些漠不关心的人。他们只是默默地服从，执行自己的任务，他们最喜欢的是撕月份牌，最盼望的是邮递员送邮件来的时刻。”

充当杀人凶手的孩子们，日子并不比囚犯们过得轻松。你是受害者，你却以博大的胸襟去挖掘施虐者身上的悲剧性。你在古拉格的深处发出了与鲁迅先生一样的呐喊：“救救孩子!救救孩子!”你知道，他们与你们一样，都是那双看不见的魔手的牺牲品。你所发现的真理与远在法兰西的福柯惊人地相似。福柯说过：“权力不仅仅是国家、专政机构等的权力，更多的应指策略、机制、技术、经济乃至知识、理性所造成的权力，这也是更值得重视的权力，也更应反抗——因为它真正束缚着人类追求真知的意志——的权力。而且，对这样的权力的反抗，永远应该是从内部进行的。”魔鬼总有办法使恶行显得崇高，而被权力所异化的孩子们举起了枪——怀着一种彻彻底底的神圣感。我想起了茨威格的一段话：“在一次性认识到的伟大面前必恭必敬，再没有比这更危险的了；……我们必须永远把历史内部中正在添加的和已经添加的重新改造过来，给真正的业绩以纯正和公正的尊敬，以此来反抗人类那种在成功面前低声下气和不可抗拒的压力。”


在劳改营


“劳改”是极权主义国家剥夺先知者自由的主要方式之一。无论就时间还是空间维度的意义来说，劳改都是一种被迫和强制。“劳改”这个词就很有意思。劳动本来是人类的天性，即使为了最低限度的生存。何况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劳动自身就已具备了乐趣。思想也是一种劳动，一种最有乐趣的劳动。然而，国家机器却将神圣的劳动作为改造人、惩罚人的手段，这是对劳动本身的侮辱。

有了“劳改”，必然就有“劳改营”。劳改营是检测思想者思想硬度的最佳处所。伟大的思想家们无一例外地都到达过劳改营，无论是形而下意义的还是形而上意义的劳改营。索尔仁尼琴伟大的思想也是在劳改营形成的，在极限的状态下，真理迫近。但我们并不因此而讴歌劳改营，否则我们便成了不知耻辱为何物的无赖，成了万劫不复的奴隶和帮凶。

你发现，古拉格群岛比传统的监狱更加可怕，它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在劳改营的环境里，人永远不可能是“人”。这正是建立劳改营的目的。在监狱里，一个人独自面对着自己的痛苦。即使痛苦是一座大山，囚徒也必须把它吞下，习惯于它、消化它、被它消化。你充满感情地写道：“人们在监狱里变得多么有趣啊!”进监狱是一种道德修养的最高级的形式。它永远能使个人变得高尚。与岁月和四壁进行单枪匹马的搏斗是一番道德的磨炼，如果攀登的话这将是一条向上的道路。

对伟大的心灵而言，传统的监狱是天堂，苏联时代的流放地——古拉格群岛则是地狱。你如实地记录下了这一切：“面包不是切成均等的小块分发给每一个人，而是倒在一堆，由你们去抢!推倒身边的!从他们手里夺!发给的面包数量，只够平均每活下一个人，就必须有一个或两个人饿死。面包挂在松树上，去把树砍倒吧!面包埋藏在矿井里，爬进去开采出来吧!你还顾得上思考自己的痛苦吗？思考过去和未来吗？思考人类和上帝吗？……劳改营生活的安排使得嫉妒从四面八方啄食着你的灵魂，即使是最有抵抗力的灵魂。”然而，在这贬低劳动和劳动者的地方，在这思想成为生存的累赘的地方，你的喉咙依然在歌唱。官方“改造”的目标外在于你的灵魂。用“出淤泥而不染”这种说法来形容你，也许太陈旧了。但我一时之间还找不出别的更好的说法来。在人性普遍的溃败之中，你牢牢记住了苏格拉底的那句话：“认识自己!”

在劳改营的外科病房里，你曾经遇到一位医生，一个选择到集中营当医生来实现自我监禁的人。科恩菲尔德大夫在深夜里说了一段让你不寒而栗的话：“您知道，一般地说，我确信人世生活中降临到我们头上的任何惩罚都不是平白无故的。表面上，它的降临可能与我们真正犯下的罪过无关。但是如果把你的一生仔细检查一遍，深入地想一想，我们总会找出今天遭受打击的我们曾经犯下的罪。”这不是为害人者开脱，而是说，害人者也是被害者们共同造就的。鲜血沾在每个人的手上。与之恰恰相反，文革以后的中国，人人都是受害者，除了四个人以外，居然再没有一个迫害者了。

卡夫卡早就预料到了这一点。他有一篇著名的短篇小说，题目就叫《在劳改营》。小说中的那台执行死刑的机械就是关于二十世纪总体悲剧的象征。机械是没有识别能力的，它只知道执行。小说中被执行死刑的不是死刑犯，而是执行这一任务的军官。卡夫卡发布了一个预言：二十世纪的地球，是巨大无比的劳改营。


地下写作


你给你的自传起了一个很奇怪的名字：《牛犊顶橡树》。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意象。牛犊的力量是微弱的，而橡树则牢牢地扎根在大地上，牛犊的所作所为也许毫无意义，但它仍然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我不禁联想起其他几个意象来：填海的精卫、逐日的夸父、舞戚的刑天和推着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就俄罗斯的文学传统来看，所有伟大的作家都是顶橡树的牛犊。你写道：“对于为真理而忧心如焚的作家们来说，过去和现在的生活都从来没有轻松过（将来也不会!）：有的人被诽谤困扰，有的人死于决斗，有的人家庭生活破裂，有的人破产落魄处于难以摆脱的贫困之中，还有的人被关进疯人院，老死狱中。”当几乎所有西方的“进步”知识分子都对苏联帝国顶礼膜拜的时候，你却开始用那对还不很尖锐的角顶橡树。

人类的写作分为两种，一种是天上的写作，一种是地下的写作。天上的写作是被养起来的御用文人的写作，他们生活在无忧无虑的天国里，按照领袖的意志写作。列宁时代和斯大林时代从事这种写作的大作家有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法捷耶夫、特瓦尔多夫斯基、萧洛霍夫等人。他们是一群笼中的金丝鸟，享受着丰厚的物质待遇，随时被领袖召到乡间别墅里开怀畅饮。他们在天堂里抒写天堂的快乐。然而，他们毕竟是知识分子，毕竟饮过俄罗斯文化的琼浆，他们清楚地知道天上的写作是一种可耻的写作，却又无力自拔。所以，他们内心深处的紧张自始至终也没有消除。叶夫图申科把马雅可夫斯基形容为“无力防卫的彪形大汉”，红色宫廷的诗人最后走向了自杀。而法捷耶夫则日日夜夜酗酒，在斯大林文学奖的评委会上，他居然喝得醉醺醺的，幸好斯大林喜欢酗酒的人，反而更加信任他了。每次斯大林找不到法捷耶夫，就让卫兵到莫斯科几家著名的酒馆里去，法捷耶夫果然在这些处所。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法捷耶夫被选为苏共中央候补委员，登上一个作家在政治上所能登上的最高处时，他却自杀了。即使是这批天上写作的作家，跟中国的御用文人相比，也还有仅存的一点良心，还把耻辱当作耻辱，直面自己的罪过时还有自杀的勇气。

另一种写作就是地下的写作，就是以你——索尔仁尼琴为代表的写作。在集中营里，你毫不迟疑地写作：“我已在不可悉数的题材面前椎心泣血，目睹的一切我把它们当作难以辩驳的事实接受下来，深刻地加以理解，不仅不会有人出版我的作品，就连一行字也需要我付出头颅作为代价。”同时，地下写作也获得了强有力的优越性，地下作家的笔是自由的，不去想象书刊检查官，也不能想象编辑大人，面前除了材料没有他物，除了真理，没有什么在头上回荡。地下写作甚至没有读者，于是纯粹靠信念来支撑，你深知自己的工作不会是徒劳的，你的作品矛头所向的那些人终于会垮下去；你的作品也如同肉眼看不到的潜流奉献给另一些人，而这些人终究会觉醒。你写完了一部又一部作品，有的写于劳改营，有的写于流放中，有的写于恢复名誉之后。想方设法怎样保全这些作品，比写作本身还要耗费你的精力。煌煌巨著《古拉格群岛》是一章一章地带到西方发表的，写作的时候“像大地和书桌都在燃烧似的”。甚至在进行最后的编辑和加工时，你自己一次也没有看到过全书的手稿合在一起，没有在同一张书桌上放过全书。这样的写作是永垂不朽的写作，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你引用了两句俄罗斯的谚语，“如果不是长着长长的喙，任何人在森林里也认不出啄木鸟。”“心灰意冷的猪崽拱树根拱得最深。”这大概就是你的夫子自道吧。

如果说十九世纪俄罗斯最伟大的作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么二十世纪俄罗斯最伟大的作家就是索尔仁尼琴。这两位作家最伟大的地方在于，他们的作品始终在揭示“处于备受屈辱时刻的人的品质”，体现了对不可摧毁的“人的尊严”的肯定和对破坏这一尊严的企图的批判。

令狐药师

在离奥运会开幕还有一个月的时候，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国保大队的赵队长和几名便衣警察来找我，询问我对奥运的看法。我与国保大队这个特殊的机构打过很多次交道了，他们就是中国的盖世太保，中国的克格勃，他们处于法律和道德的控制之外。有时候，他们非常粗暴蛮横，曾经在一次审问中威胁我说，要制造一起车祸让我从这个世界上消失，而且让任何人都查不出事故原因来；有时候，他们又显得彬彬有礼，甚至装扮出一副非常关心我的生活的朋友的模样来——这一天便是如此。
我坦率地告诉他们说，我对奥运没有兴趣，既不支持，也不反对。我不会去观看任何一场比赛，也不会参加任何与奥运有关的活动。首先，无论奥运会在任何地方举办，我都不喜欢，在我看来，国际奥委会是一个最为腐败的国际组织，奥运会中层出不穷的运动员服用兴奋剂的丑闻，也使得此种现代体育比赛变成了对运动员身体的戕害，体育活动的高度商业化也背离了古典奥运的精神。

其次，奥运不宜在北京举办，北京根本不具备那样的环境和条件，中国如果有钱的话，不妨用到教育和医疗卫生等方面，而不必耗费巨资建造庞大的体育场馆来炫耀面子。另一方面，我也不会激烈地反对奥运会，或者特意要利用奥运会来表达我的政治见解。我不同意那些号召杯葛奥运会的意见，这些意见只有在七年前投票决定哪个城市举办奥运会的时候才有意义。国际奥委会已经作出了决定之后，再来谈抵制，已经太迟了。而且，倘若让死爱面子的中共当局因为遭到抵制而恼羞成怒的话，中国的人权状况很可能出现更大的倒退。所以，我对奥运会的看法可以概括为九个字——“不支持、不反对、不喜欢”。我当然有不喜欢奥运会的权利，尽管我的这一观点不可能发表在中国的任何媒体上——中国的媒体上全部都是中国人民如何快快乐乐地迎接奥运会的新闻报道，可惜没有多少笑容是真实的。

听了我的一番看法，赵队长说，他不会与我讨论政治问题，这不是他的工作范畴，但他要给我一个看起来不错的“建议”，他娓娓动听地说：“上级命令，我们在奥运期间为你提供一个‘便民服务’，你出门的时候可以乘坐我们的车。奥运期间车辆出行实行单双号的限制，而且如今的汽油价格又这么贵，我们的这种服务可以让你随时都能出门，还节省了汽油，岂不一举两得？你坐我们的车，也能让你出行的时候更加安全。”他说这段话的时候，特意强调了“安全”这个最后的词语。在这个词语的背后，他没有说出来的意思就是：如果你不坐我们的车出门的话，你就有可能不安全。

我没有办法拒绝他们的这一“建议”，尽管这是一种变相的对公民的人身自由的侵犯，但我不愿与这些执行命令的特务们产生直接的冲突，如果冲突升级的话，我有可能被他们堵在家中，连出去的自由也没有了。果然，从七月三十日开始，便衣警察们便在我家门口“站岗”了。他们在我家楼下的一间小屋里设置了一个小小的“指挥中心”，从分局来的国保平时便在里面休息。他们命令小区物业公司的一名保安和另外一名他们雇佣来的小青年，一天二十四小时轮班站在我的家门口。每当我出门的时候，保安和小青年便跑到旁边的一间办公室里去汇报。于是，在里面休息的两名国保人员立即赶出来，询问我要去什么地方，并立即启动他们的车辆，客客气气地请我进去乘坐。这是普通市民享受不到的“免费出租车”的服务。我和妻子去超市购买食品和日用品的时候，他们也殷勤地送我们去，甚至还会帮我们搬运物品。这大概就是那些有专职司机和仆人的大公司的老板们所获得的待遇吧。平时，即便我不外出，仅仅是傍晚的时候在小区里散一会儿步，保安和小青年两人也寸步不离地跟着我，毫不掩饰他们“奉命行事”的工作性质。当我回头定睛注视他们的时候，他们却又假装扭头到另一边去了。

其实，我的遭遇在异议人士中还算好的了。对于不同的人，当局采取不同的方式来对待。比如大量的上访民众、房屋被强迫拆迁的居民，警方不惜使用暴力手段强迫他们离开北京，以避免他们“干扰”奥运会的顺利召开。“天安门母亲”的发起人丁子霖女士，去交通不便的郊区居住，当局还不放心，硬是让两位老人离开北京“旅游”去了。还有一些长期从事人权案件的律师，被特务们强迫囚禁在家中，不能继续他们的工作。还有一位跟我同在一所家庭教会中的成员，因从事维权活动长期受到警察的骚扰。这一次，派出所的所长“好心”地对他说，他们给他找了一份一个月可以收入两千元的临时工作——胳膊上戴上红袖章、充当社区“治安员”。看来，他们是软硬兼施，威胁与收买并用。

奥运会伤害的不仅是我的人权和自由，警察们也很可怜。在车上，我与这些警察聊天的时候，发现他们心底里也不喜欢奥运会，对于奥运的召开，他们也没有多少喜悦之情。为了奥运会的缘故，他们的工作量成倍地增加，不断地进行各种演练。他们已经有许多个周末都不能休假、不能与家人团聚了。对于监视我的这种工作，他们也并没有感到有多么光荣和神圣，只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而已。一名便衣警察反复向我解释说：“我们也不愿这样做，我们只是端了这碗饭，我们尽量不打搅你的正常生活。”他们还埋怨说，他们的工资每月只有三千元人民币左右，又不像其他部门的警察那样，有许多看不见的“灰色收入”，所以在北京几乎属于贫民阶层了。

即便如此，对我的监视行动仍然花费不菲。在办公室内监视我的国保，以两人一班、每日三班计算，共需要六人；在门口监视我的保安及雇佣的青年人，也以两人一班、每日三班计算，共需要六人。这样，奉命监视我的人数便达到了十二人之多。以每人每月的工资平均三千元人民币计算，仅薪水一项，一个月便需要支出三万六千元人民币。再加上一辆随时待命的汽车的费用，一个月的开支为大约为四千元人民币。这样，为了监视我一个文弱书生，多达四万元的财富便被白白地消耗掉了。而在北京，像我这样的异见人士有数十人之多，单单这一项开支，便可以重建多少所四川地震灾区的学校呢？然而，当局对于财务的支出方式，有着与我们截然不同的思路，国家财产便是党产，秘密警察的开支从来没有在全国人大上审议过。因此，他们花起纳税人的钱来，不会像我这样的纳税人一样感到心疼。

八年以前，当中国申办奥运会成功的时候，确实有很多中国人感到扬眉吐气、兴高采烈，自发地走上街头庆祝。其中，也包括后来积极关注艾滋病和人权问题的胡佳，当时胡佳甚至为中国取得了奥运会的举办权而流下了眼泪。然而，八年之后，胡佳却因为从事人权活动而被捕入狱，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名义被判刑三年，在狱中健康状况亦急剧恶化。当年，北京举办亚运会的时候，少年胡佳高高兴兴地去充当志愿者；如今，北京举办更为盛大的奥运会的时候，青年胡佳却身陷牢狱，再也不能成为志愿者中的一员了。更多的普通的北京人，对于奥运会对他们的日常生活带来的愈来愈大的困扰感到不满。街上处处是荷枪实弹的士兵，甚至连导弹也被安置在鸟巢门口。地铁里的安全检查与机场一样严格，类似的检查已经扩展到公共汽车上，拒绝被检查提包的人亦被拒绝乘坐公共汽车。北京已经不是老百姓的北京，整个城市陷入风声鹤唳之中，只有一九八九年“六•四”中共军队开枪屠杀学生和市民之后的那几个月，处于“戒严”状态的北京，才有类似的恐怖气氛。当局不是在“反恐”和“防恐”，乃是在亲手制造恐怖气氛。于是，许多北京人干脆以离开北京、到外地旅游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奥运会的疏离与不满。他们说，奥运已经变成了“厄运”，所以他们不得不“避孕（运）”。这是一种北京人特有的幽默。

中共当局声称，支持奥运会便是一种爱国行为。当北京的三座公园被宣布为奥运期间民众抗议游行抗议的“特别区域”之后，中国的保钓组织提出了反日游行的申请——前来出席奥运会开幕式的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出于节约的考虑，将乘坐军机来北京。这是二战之后日本军机第一次飞抵中国。对于某些自尊心极其敏感的爱国愤青来说，这是一个难以接受的事实。于是，他们便希望以自己的方式——举行反日游行——来“爱国”。但是，当局迅速驳回了他们的申请，并施加压力让这些人在奥运期间离开北京。一个荒唐的结果出现了：为了奥运，连“爱国”的权利也被彻底剥夺了。

奥运会没有那么重要，我从来没有乐观到期望奥运会成为中国民主化进程的转折点的地步。与昔日韩国首尔奥运会不同，首尔奥运会确实成为韩国民主化进程的催化剂，但当时韩国国民的民主素养的提升、韩国的民间社会的发育以及长期坚持不懈的学生运动的抗争，本身便已经到了一个突破口，奥运会只是碰巧成为了压垮军政权这头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已。而在今天的中国，各方面的条件都还远远比不上当年的韩国，也许还需要十年以上的时间的积累与变化，才会出现民主化“破题”的局面。

在奥运会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办奥运会，像中国这样如履薄冰的。这是第一个不允许人不喜欢的奥运会。这是第一个主角不是运动员，而是警察与军队的奥运会。便是当年纳粹德国在柏林举办的奥运会，也没有到如此疯狂的地步。奥运会就像是一棵大树，被移植到北京这片干涸的土地之后，还能够继续郁郁葱葱吗？

——二零零八年八月一日北京家中

令狐药师

近日，一篇《山东科技大学王春秋校长阅兵大典》的帖子在网上广为流传，帖子里是几张照片，显示该校校长乘阅兵车满面春风地检阅军训新生。这张照片引发了部分网友的反感，纷纷质疑大学校长是否应当乘车阅兵。

网络上流传的照片出自山东科技大学的官方网站。“经过近十天的青春淬火，山东科技大学级新生圆满完成了军训任务”，该网站刊出图片新闻《山东科技大学隆重举行新生军训闭训仪式》，图文并茂地展现了闭训仪式：英姿飒爽的“学生军”方队，刚劲有力的军体操表演，首长颁奖、领导讲话……这一切与人们平时见到的军训闭训仪式并没有太大区别。不过，“问题” 似乎就出在了其中一张照片上。在这张领导检阅的照片中，该校校长王春秋在负责军训的当地野战军某部政委的陪同下，乘着牌号为“阅兵—001”的越野车上，面带微笑，戴着白手套，挥手检阅，一副“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儒将派头。

山东科技大学校方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这张照片是真的，校长之所以选择登上阅兵车，是因为该校有六七千新生军训，规模较大，“同时校长和部队领导检阅时乘坐的敞篷越野车也是由部队安排的，这样可以激励学生的士气”。然而，让校方始料不及的是，这张图片被网友看到之后，转贴到若干论坛里，起初只是说某校校长阅兵，但在网络迅速传播的过程中，山东科技大学及其校长王春秋都成了“关键词”。正面新闻变成了“负面新闻”。

和其他网络传播事件一样，很快有网友又开始套用起“最牛……”句式，称王春秋为“历史上最牛的大学校长”。王校长会乐于接受此一殊荣吗？还有一些网友开始直接批评乃至嘲讽这位威风凛凛地阅兵的校长，甚至拿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里的人物丁春秋来做类比。

丁春秋是何许人也？看过小说《天龙八部》以及根据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的人都知道，丁春秋乃星宿派教主，自称“星宿老仙”，门下弟子众多。星宿派武功并非天下第一，吹牛拍马、阿谀奉承、肉麻不要脸的功夫，却是世上无双。每逢“老仙”出场，都要摆出种种风光显赫的排场，要求众弟子又是丝竹又是钟鼓，还如唱戏般高声称颂：“师父功力震烁古今……”高帽与马屁齐飞、法螺共锣鼓同响。而一旦丁老怪被打败，他的徒子徒孙们马上树倒猢狲散，恬不知耻地改投到更强大的主子门下。要论不要脸的帮主和下场最惨的帮主，丁春秋可谓前无古人。然而，大学不是帮派，大学校长也不是帮主，王春秋享有丁春秋的名号，于王校长而言、于山东科技大学而言，显然都不是美誉。

丁春秋的帮主已经垮台了，而王春秋的校长仍然稳若磐石。这就是现实世界与小说世界的巨大差别。在中国的大学当中，喜欢阅兵的校长和书记，当然不止王春秋一个人。王校长只是偶然间不幸地成了网络红人而已。后来有好事网友又挖出了一批“阅兵校长”，比如人民大学的程天权，长春理工大学的徐洪吉，广西师大的梁宏，三江学院的陈万年，浙江工业大学的汪晓村……这张名单还可以一直开下去，没有结尾。

此前，喜欢阅兵的多为大大小小的党政军的官吏。因为军警乃是国家暴力机器，乃是权力最为赤裸的外壳，官僚们得意洋洋地检阅列队的军警，乃是向老百姓展示其拥有的权力。那种滥用权力的骄横与快感，如同春药般让这些官僚们浑身发颤。这些官僚们从来不会将自己看作人民的“公仆”，而理所当然地以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奴隶主自居。阅兵的时候，他们气壮如牛地宣示：“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其潜台词却是：“人民贱如蚂蚁，人民当为我服务。”其实，小丑阅兵，兵亦阅小丑。如一民间笑话所云：一官员阅兵，向士兵们致意说：“同志们辛苦了！”士兵们异口同声地答曰：“领导辛苦了！”官员再说：“同志们晒黑了！”话音未落，士兵们高声答曰：“领导更黑！”由此可见，作孽者的夸耀不会长久持续。狂妄者必自取其辱，并自取灭亡。近年来，被媒体曝光的阅兵活动的主角，官阶越来越往下沉。若干县长、乡长等低级官吏，亦悍然组织小型的阅兵仪式。当今吏治之败坏，由此可见一斑。

那些竭力在“阅兵”仪式中充当主角的人，皆为心理变态的权力狂。当年，刘邦和项羽看到秦始皇浩浩荡荡的仪仗队出巡，刘邦感叹说：“大丈夫当如是也！”项羽则宣称：“吾可取而代之！”一含蓄，一直白，骨子里的想法却是一致的。秦始皇、刘邦和项羽都以追求权力为己任，他们的自身价值只能折射到类似于阅兵的宏大场面之上，通过对千千万万人的控制和奴役，来满足其不断膨胀的权力欲望。美国心理学家布兰察德在《革命道德——关于革命者的精神分析》一书中指出：“政治专制者往往集施虐者和受虐冲动于一身……随着他力量增大（在追随者的人数上、军队的力量上以及舆论的支持上），这种力量感就会将他个性中潜伏着的施虐的能量释放出来……他们梦想着来自于敬仰他们的大众的欢呼，梦想着后代在他们的墓前为他们哭泣。”专制制度将每一个追随者和支持者都变成权力狂人，而盛大的阅兵式、游行、大会、体育活动等，都是让“我”迅速融入“我们”的重要手段。因此，越是专制的国度，越是喜欢举行阅兵仪式。

如今，“阅兵爱好者”的队伍又从大小官吏、将军、公安局长、消防队长等扩展到大学校长甚至中学校长当中。大学校长变将军，大学校园变军营，便意味着大学精神的完全丧失，正如评论家曹林所指出的那样：“军队的任务是打仗，打仗需要严明的纪律，而大学的任务是传播思想和传授知识——这需要自由、平等、张扬个性的氛围。师生、校长与老师、校长与学生间应是平等的关系，学校应习惯通过循循善诱的教育过程让学生接受真理。校长不是什么官，而是师生的服务者；不是行政体制中的上级，而只是一种事务管理者。显然，校长仿效军队首长那样乘车阅兵，挥手致意那一瞬间，给了公众非常恶劣的官本位刺激。”大学的衙门化，让不同的大学在权力体系中占有不同的等级。有副部级的大学、有局级的大学等等，因此也就对应地有了副部级的大学校长和局级的大学校长等等。在此格局之下，今天的大学校长对效仿蔡元培、成为教育家并不感兴趣，惟独对提升本人的行政级别“情有独钟”。

于是，教育者、服务者、传道者，摇身一变成了高高在上的官僚，成了权势嚣张的奴隶主。有了喜爱阅兵的大学校长，也就有了以奴役学生为目标的大学教育。为什么中学毕业生一进入大学，首先就得接受为期数月的军事训练呢？显然，这不单单是出于“国防教育”的需要——今天的中国并没有面临任何一个周边国家的军事威胁，近两百年来，中国的外部环境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安全；对大学新生进行军训，更多是出于当局的意识形态灌输的需要。因此，与其说军训是身体的磨练，不如说是思想的洗礼。如果不是多年来的军训，中国怎么会有那么多“热血沸腾”的“爱国青年”呢，他们为美国遭受“九•一一”恐怖袭击而大声叫好，甚至跑到家乐福超市门口去暴力恐吓购物者？

当我看到一张张大学校长举手检阅军训大学生的照片的时候，恍惚觉得回到了当年的纳粹德国。德国学者古多•可诺普在《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中描述了纳粹的教育是如何泯灭人性的——“他们一生都不再有自由”，一九三八年希特勒发出的这个阴森恐怖的威吓变成了几百万德国男女的命运。这个独裁者为“他的青年人”将“一体化”做了具体的策划：十岁参加少年队，十四岁参加希特勒青年团，然后加入纳粹党，然后再参加青年义务劳动军以及应征参加国防军。经过长期的教育和宣传，许多人的牺牲根本就是自愿的：“为元首、为人民和祖国而死是一种荣誉，一种义务，人们也是这样教我们的”——许多时代的见证人认为，这正是他们这些十多岁的青年人，为什么毫不反抗地就进入了这场战斗的原因。活下来的人在战争之后才知道，他们要为之牺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祖国。

这些德国青年成为各种阅兵式中的一员，他们参与到潮水般的方阵之中。作为个人，“你”消失了；作为集体，“你”又融入“你们”之中。正如古多•可诺普所指出的那样，在德国的历史上，这之前青年人还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的青睐——这之前还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的虐待。他们常常是觉察不到地坚持一种背弃人类社会价值的世界观：“人性和人道主义的价值观从我们的头脑中完全被排除了。”一位时代的见证人回忆道。积极活跃、遵守纪律且又满怀激情地适应独裁制度的年轻人受到欢迎——他们是希特勒的炮灰。在今天的中国，那些心甘情愿地、甚至引以为骄傲地参与阅兵方阵的大学“新鲜人”们，虽然不会被送上战场送死，但他们的独立人格和思想自由已经由此荡然无存了。

在今天的中国，既有爱阅兵的大学校长，也有爱被阅兵的大学新生，大学遂沦为文明的废墟。从丁春秋到王春秋，武林外史还会继续演绎下去。当年，鲁迅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吁；今天，谁来救救大学生，谁来推倒阅兵台？


——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三日

北京家中

令狐药师

二零零八年六月十三日，山西省孝义市安信煤矿发生矿难，迄今为止已经造成三十三人死亡。据初步分析，这起事故是井下炸药库所存放的非法私制炸药自燃引起爆炸，产生有害气体，部分巷道垮塌，导致井下作业人员伤亡。深层原因在于该矿火工品管理混乱，非法越界开采，严重超员生产；劳动组织管理混乱，未给工人配备自救器，以掘代采、多头掘进、无风微风作业，违规使用农用三轮车等。山西省副省长张建民、吕梁市市长董洪运在向国务院和调查组作检查的时候承认，该矿难暴露出在煤价普涨下，该矿矿主违纪枉法，无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恶劣行为。同时，暴露出有关部门对煤炭生产管理监管不到位和责任不落实等问题。国家煤炭安监局局长赵铁锤评论说：“该事故性质恶劣，教训极为深刻。”

这段时间，各种灾难接踵而至。在汶川地震的大灾难面前，所有的安全生产方面的事故都变成了微不足道的小新闻。自然事故和人为灾难，一个接一个，交织在一起，层层叠叠，让人震惊，让人恐惧，让人麻木，让人司空见惯，让人习以为常。事故的性质没有不恶劣的，教训没有不深刻的，但事故仍然继续发生。在近年来的媒体上，“矿难”成为一个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与之同时出现的是“安全生产”这个特殊名词。负责此领域的部门“安全生产总局”被提升为一个部级单位，而专门负责煤炭安全生产的部门也扩大为“煤炭安监局”。

监察机构的膨胀，并没有遏制矿难的频繁发生。没有这一起起的矿难，似乎便没有人去关心全国煤矿安全方面存在的五百多亿人民币的缺口；尽管一而再、再而三发生大小矿难，死亡矿工的人数也不断突破世界纪录，却仍不足以改变整个行业运作的“潜规则”——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利润。


矿难之中的“瞒”和“骗”


我在独立记录片拍摄者胡杰所拍摄的短片《远山》中，看到了矿工们原始状态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一铲煤，一捧血，这就是经济增长背后的真实，难怪小说家刘庆邦将黑色的煤矿称作“血矿”。矿难给那些津津乐道于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家们敲响了警钟，可惜他们都不愿弯腰去倾听之。除了少数勇敢者之外，大部分记者在矿难中都缺席了：那些逝去的平凡的生命从来都不是报道的重点——大家长期生活在一种轻视乃至蔑视生命的氛围之中，“感动”变成了一种奢侈品。

我在阅读报纸和观看电视的时候，有一个惊人的发现：对每一起大型矿难的报道，重点并不是为逝去的生命致以哀悼（当局从来没有因为某起特大矿难而宣布该日为“全国哀悼日”），也不是对事故责任者进行揭露和批评，而是充斥着对领导们“关心群众、深入基层、亲临现场指挥抢险”的赞美——矿难的主角是领导们，矿难反倒成了领导们体现其亲民作风的良机。矿难迅速由“坏事”摇身一变成为“好事”、由“教训”摇身一变成为“经验”。

媒体的无耻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在若干新闻报道中，很少出现遇难矿工的名单，却经常出现“发出重要批示”的和“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指挥抢救行动”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们的名字。领导的名字必须严格按照地位的高低排列下来，所使用的字数及形容词也有不同的等级——如果市长是“慰问”，那么省长就必定是“亲切慰问”，中央领导则必须是“无比亲切的慰问”。至于那些仍然被困在井下的矿工，他们死难的经过则从容省略之——反正他们不是“名人”，除了他们的亲人以外，无人知晓他们的名字。在这些长短不一的报道中，领导们的“指挥若定、运筹帷幄”成为记者们描写的总店，遇难者及其家属的感受则被不屑一顾——这种有选择性的新闻报道方式，堪称“中国特色”，也形成了新闻界的“潜规则”。当然，记者大都也是可怜的受害者，他们是有苦说不出，他们必须按照宣传部的命令来撰写新闻稿。

近年来，有民间人士呼吁当局为在特大矿难中遇难的矿工降半旗，以体现政府对普通公民生命的尊重，这也符合“和谐社会”的理念。但是，这一建议一直没有引起决策者们的注意，在每年召开的“两会”上，从未正式讨论此议题——中国是一个人满为患的国度，中国更是一个矿难每天都在发生的国度，如果国家为矿难降旗的话，中国的国旗没有一天可以升起来。正如地震无法震出一个“新中国”，矿难也无法用普通公民的血泪洗刷出一个“新中国”。那种来自所谓的“精英群体”的、用弱势群体的生命为“新中国”奠基的想法，与煤矿老板用矿工的生命换取不义之财的做法同样冷酷、同样残忍。

大多数的矿难发生之后，地方官僚的第一反应通常是：如何遮掩或缩小事实，如何对媒体和上级政府展开“公关”活动。其中，最重要的是降低死难矿工的人数，因为矿难死亡人数越少，对他们的官位的影响也就越小。至于如何妥善安葬死者和安慰遇难者家属，与他们官位的去留并无直接的关系，便可以暂时放在一边，甚至可以使用暴力手段让死难者家属封口。当然，有时候也可以适当使用金钱收买的办法：在山东新汶矿难中，一直被欺瞒和冷遇的难属们，群情激昂地与当地警察发生冲突。于是，当局承诺发给每个难属发两千元的“慰问金”。两千元便可以买一条人命，人命有多么不值钱！

在对上级和媒体的“公关”活动中，“瞒”和“骗”是官员们最常用的两大招数。山西天龙煤矿发生事故之后，地方党政官员与煤矿经营者串通起来，精心编织谎言，企图瞒天过海、逃避事故责任。当时，井下突然发生瓦斯爆炸。经过数小时的抢救，挖出尸体三十八具，救出伤员多人。天龙煤矿股东贺勤赶到事故现场后，立刻伙同南桑峪村村委会副主任李社龙组织策划将伤亡人员转移外地，企图隐瞒事故。他们还指使车队司机分两次将找到的三十八具尸体分别转移到陕西韩城、澄城和河南三门峡。许多尸体就被丢弃在荒野，后来被找到时已高度腐烂。矿主和基层政府官员向上级汇报此次事故，谎称只死亡四人。地方政府官员和矿主形成了相当牢固的利益共同体，共同以黑社会的方法草菅人命、毁尸灭迹。


哪些官员因矿难而受到惩罚？


“瞒”和“骗”大部分时候都会奏效，不过也有纸包不住火的时候。当弥天大谎被揭穿之后，上级政府对一起矿难开出了一张长长的惩处名单：“河津市市长霍拴孩被给予行政降级处分；分管工业和安全生产工作的副市长赵有发、分管科技和煤矿安全生产工作的副市长韩绍臣、河津市煤炭工业局局长史全中、副局长谭文魁等被行政撤职；河津市煤炭工业局及下化乡其他有关负责人员分别被给予撤职、记过、警告等行政处分；运城地区煤炭工业局局长丁志良、副局长高安囤、谢肃增分别被给予行政记过、记大过处分；运城地区行署常务副专员李天祥、协助行署专员分管安全生产工作的运城地区行署党组成员、体改委主任被给予行政警告处分；责令运城地区行署向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写出深刻的书面检查。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同时建议受到记大过以上处分的人员所在党组织给予其相应的党纪处分。”我之所以要不厌其烦地引用这张名单，是想让读者们看到并记住这些丑恶的名字——虽然他们只是罪恶的一部分、甚至并不是直接的“罪魁祸首”，但他们“与罪恶共舞”的选择，造成了数十名矿工死难并曝尸荒野。

矿难给官员们带来的不外是两种命运：一部分官员在抢救行动中表现良好，在媒体上大出风头，仕途得以巩固甚至升迁；另一部分官员因为主管安全生产不力而到批评、处分甚至免职，其升官发财的梦想暂时蒙上一层薄薄的阴影。在诸多重大事故当中，真正受到“实质性”惩罚的，向来只是比较低级的管理人员。而且，其处分程度也相当轻微——大部分官员依然还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坐在原位上。即便有地方党政首脑遭受“行政降级”或“停职审查”的处罚，但等风头一过，他们立刻便“易地为官”了。

迄今为止，只有深圳和重庆两地出台了“领导干部引咎辞职”规定，该规定将有无重大事故发生作为官员是否引咎辞职的重要因素。然而，在缺乏权力制约和新闻监督的背景下，即使有了“引咎辞职”的制度安排，却没有强制力使之实行，而只能依赖领导干部本人的“良心发现”——而今天的领导干部大都早已良心泯灭。迄今为止，虽然安全生产方面的事故年年有、月月有乃至日日有，但在发生重大事故的地方，却未听说过有哪个父母官因为受到“良心谴责”而主动辞职的。官职乃是官员的生命，甚至比生命更重要——也许此官职是其花费数十万、数百万买来的，哪能在未捞够本甚至翻若干倍的情况下就轻言放弃呢？为了捍卫乌纱帽，这些“父母官”们不惜恬不知耻地稳坐钓鱼台。如果是一个“天良未泯”的人，根本无法混进“要求严格”的领导干部队伍中去。

由于矿难不断且规模越来越大、死难人数越来越多，受到惩罚的官员的级别也越来越高。近年来，贵州省和辽宁省各有一名副省级高官因矿难而被停职检查，并被责令写出深刻的检讨书。有关部门发布类似消息时，似乎有压抑不住的得意感和光荣感，仿佛在向公众炫耀说：我们的惩罚措施有了巨大进步，改变了古代“刑不上大夫”的政治传统——看，连副省长这样的高级官员都遭到惩处了，够严厉了吧？于是，对矿难的报道变成了一场廉价的“公仆秀”。官僚们不以矿难为耻，反以矿难为光荣。诚然，被“惩处”的官员，最高级别到了副省长。但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受到批评和处分的仅仅是主管安全生产的“副省长”，而不是负有更大责任的、正职的省长和省委书记呢？为什么仅仅要求副省长写一份“深刻的检查”就完事，而不是彻底追究其渎职行为甚至立即将其罢免呢？

中央下令提交的检讨书，最后都没有下文，至少没有在媒体上公布出来——也许能读到其检讨书的，仅仅是更高级别的领导，难属和普通公众都没有资格阅读。我不知道两名副省长的检讨书是否具备“秘密”的性质，但他们以一份薄薄的检讨书，便可以轻易抹去数百条遇难矿工的生命吗？

在处理矿难责任人的过程中，一般只有党纪、政纪的介入，法律始终处于缺位的状态。无论怎样伤亡惨重的矿难，官僚们所受到的处理大多只是党纪和政纪处分而已，很少高级官员因为渎职、玩忽职守而被移交司法机关、承担刑事责任。


矿难真的无法遏制吗？


当矿难成为一种常态的时候，矿工的生命便被明码标价了。在某些矿难中，作为大型国企的矿务局，发给死难者的赔偿金分作两个不同“等级”：如果是拥有城市户口、属于“居民”和“正式工人”身份的死者，其家属可以获得五万元左右的补偿；那些“农民兄弟”就只好委屈了，最多只能得到三万元左右的补偿。人的生命的价值，原来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计算——你是一等公民，他是次等公民，大家的命便可以卖出不同的价钱来！

在上级政府的眼中，地方官员的主要政绩是经济的发展，是GDP的增长。在一些产煤的省区，煤矿是地方经济的重要支撑，如果真要下决心整治煤矿，那么GDP便会一落千丈。所以，为了提高煤矿产量，为了繁荣地方经济，忽视安全生产、牺牲矿工生命，乃是一种“权宜之计”。司马迁说过，有的人的生命重如泰山，有的人的生命轻如鸿毛，矿工的生命便属于后者。当前中国能源方面缺口越来越大、煤价不断攀升的时候，用最少的钱在最短时间内挖出最多的煤来，成为每一个投资者的首选。在此种算计方式当中，矿工的生命成为轻中之轻，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于是，中国的煤炭便成了“血煤”。

即使出了重大责任事故，官员们仍然毫无内疚之心，官照样当、酒照样喝、高尔夫球照样打、漂亮女人照样包养。至于行政处分、党内警告、深刻检查等，不过是腐败分子们屡试不爽的“遮羞布”罢了。当风声过后，他们很快东山再起且青云直上。假如“行政处分”和“党内警告”真的有用、假如官员们写的检查真的“深刻”而“沉痛”，那么一次事故之后就不会有第二次，至少不会接二连三、一次比一次更加惨痛了。

矿难屡屡发生，是否真的不可遏制呢？在我看来，是不为也，非不能也。矿井上面的黑暗和矿井下面黑暗，许多官员心知肚明。只不过，在煤矿价格猛涨的大背景下，他们既需要利用煤矿开采带动地方整体的经济发展，更需要从中捞取大笔的不义之财。官员们在享有诸多既得利益之后，更加在乎官职和收益。他们对非法开采以及安全的阙如，向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事故发生之后也竭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们深知，即便事故真的发生了，他们本人所受的惩罚也十分有限，因为上级官员也是受益者链条上的一环。

终结矿难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关键看当局有没有这样的勇气。首先，中央政府应当建立起一套将矿难与官员的升降联系起来的人事任免制度。中央将矿难作为地方官员政绩考查中的“一票否决”因素：只要发生一起大型矿难，该省市区的党政一把手立即就地免职，并不得易地为官。同时，为了公平起见，对山西等产煤大省，可以轮流调动同级官员前来主政，将其遏制矿难的成果作为其升迁的重要标准。如此这般，矿难迭起的现状必将得到改观。

其次，除了党纪和政纪之外，法律不可缺位，司法机关理应独立介入矿难的调查和审理工作之中。对于在矿难中负有重大责任的、且有触犯法律的行为的地方党政官员，必须追究其刑事责任，如渎职罪、受贿罪等。如果司法部门能够摆脱党政机关的干涉和制约，必然能震慑在煤炭开采中攫取巨额经济利益的地方官员，从而遏制矿难的蔓延和扩大。

第三，新闻媒体应当自由报道矿难的真相，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部门、宣传部门和公安部门，不得以任何借口阻挠新闻媒体的采访报道。如果新闻媒体能够充当起“第四种权力”的使命来，能够将真相大白于天下，那么那些在黑暗中勾结在一起的官僚和奸商们，便再也无法肆无忌惮地践踏矿工的生命了，而遇难者家属也不会在威胁之下三缄其口了。

然而，迄今为止，我还看不到当局在以上三个方面试图有所作为的迹象。每一次的矿难之后，我都悲哀地发现，由党政机关、司法机关和新闻媒体联合实施了对死难者的第二次卑鄙而残酷的谋杀。如果不把矿难当作我们每一个人的悲剧和耻辱，如果依然文过饰非地从矿难中寻找歌颂党和政府的资源，那么矿难的终结永远是不切实际的梦想。


——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定稿

令狐药师

——点评《荣庆日记》

荣庆，字华卿，号实夫，蒙古正黄旗人，生于咸丰九年（1859），卒于民国六年（1917），终年五十八岁。幼年家境贫寒，读书亦用功，“历应芙蓉、潜溪书院课，亦间列前茅”。光绪五年中举，年仅二十一岁。光绪十二年入翰林院，从此青云直上，做到山东学政。庚子事变后，荣庆辅佐奕？处理善后事务，深得慈禧欣赏。此后，历任军机大臣、学部大臣、协办大学士，成为独当一面的重臣。荣庆亲自经历晚清的时代风暴，且地位显赫，故其日记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比读《清史稿》里的百十个人物传记有趣得多。

先看日记中关于甲午战争的记述。“闻大连城不守，朱军失利，东事日棘，毫无补救，奈何！”“闻旅顺不守，军士良死斗，伤哉！”“闻和约已用御宝，夷情险凶，事变离奇，主弱权分，将骄兵肆，二三忠义，实难挽回，蒿目伤心，坐以待毙，真无可说也。”忧愤之情时时可见，要是在古代，确实是个难得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忠臣，但时代变了，面临二千年罕见之变局，仅有忠心耿耿，忧心如焚，于事无补。在朝廷对日宣战的当天、荣庆对“大张天讨”十分兴奋，“早抄谕旨半开，午读《明纪事》读倭患及援朝两议。”读至此，我有点哭笑不得，作为拥有封建时代最高学历的翰林，聪明也就只能到这样的程度——从明代抗倭的历史中找良策。荣庆不是昏愦、懒惰之人，为朝廷大事也算得上尽心尽责，但他居然对国际国内大事一无所知，他以为今日之日本与明朝时的日本一模一样，哪知道对方已经历了明治维新，武装到了牙齿。他却坚持刻舟求剑，真令人啼笑皆非。荣庆是当时最有学问的人之一，见识不过尔尔，中国焉能不败？

失败之后，荣庆仍未思索失败的原因。一开始，他在阜成门外散步，“近临河甸，绿树葱茏，葭苇弥漫，令人动出世之想。”这是中国文人的老毛病，一遇挫折，马上成为缩头乌龟，以陶渊明式的人物自居，推卸职责，保全清誉，俨然为终南隐者也。一个月后，却升任内阁侍读学士，乃又有一番感想：“十载清班，愧无报称，得迁西秩，稍与清闲，从此养气读书，藉藏愚拙，亦中心之至愿也。”又是一副洋洋自得的模样，笔端掩盖不住满腔的愉悦。他是聪明人，知道官职的大小与个性的多少成反比，一旦升官，立即意识到要“藉藏愚拙”，这样的人难怪官越当越大。甲午的败迹过去就过去吧，中国人是善忘的。善忘也就意味着将在以前跌倒过的地方第二次、第三次跌倒。

艾森斯塔德在《帝国的政治体制》这部杰作中指出，中国的意识形态往往假定适当的管理行为和取向几乎自动的解决了所有实际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又被想当然地认为将会有助于适当的文化秩序永存不朽。荣庆正是这样的意识形态培养出来的废物。他遍览经书，既能给皇帝宣讲经义，又能用经典来教导诸生，但是不仅对世界大势一无所知，又缺乏处理实际政务的能力。在他地位最高的时期，也就是一九○○年至一九一一年，恰是清朝苟延残喘的十一年，他只是隐约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国事身病纠缠一起”，却对症结所在一无所知，从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对天下的了解是一团乱麻。南方革命风起云涌，他的日记本该有详细的记载和分析，然而他的心思依然在朝会、典礼、空谈上，皇上或太后赐宴，菜谱如何，赏赐何礼品，倒是记得一丝不苟，偏偏把革命党人忽略了，直到一九一二年方有“孙中山北来晋京”七字。

艾森斯塔德认为：“中国官吏的声望来自考试获得的学衔与对文士共享的儒教理想的忠诚。”他进一步论述道：“统治者主要对通过各种礼仪和教育活动维持这些阶层的忠诚感兴趣。主要的强调是依据基本的文化箴言和伦理戒律维系文化行为和文化组织本身。”荣庆正是典型中的典型。他的科举出身、金榜题名以及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教育文化部门任职自然不必说了。更为显赫的是，光绪、慈禧相继去世后，他充随入地宫大臣，恭点神牌，晋太子少保。能为皇帝、皇太后点主，足已证明他是负有清望的重臣。

荣庆的清望绝非浪得。慈禧奖励他“办事认真”，任仓场侍郎时，杜绝弊端，将按惯例可纳入私囊的公款奖励幕僚和差役，“既不违众矫廉，亦不尽私入己。”任军机大臣时，受贿者如过江之鲫，他总是“璧其贽，拒其请”。他说：“某所以贿我者甚至，坚不为动；某公以纯臣笑我，自问何敢，但书迂耳。”若是国学大师们谈到这样的文字，一定会欢呼雀跃：看！谁说四书五经没有用，它能净化人心，启发天良，今日之高官权贵多读四书五经，岂不全是如荣庆这般的清官？宣统元年，荣庆在病中犹要求自己“勿以久病而自恕，勿以将死而自宽”，有几分孔繁森的味道。

然而，在体制大转型的时刻，道德水准的高低无补于事。我感兴趣的是荣庆与袁世凯的交往。光绪二十五年荣庆任山东学政，不久袁任山东巡抚。荣嫡母病故丁忧回京，袁派队伍护送，荣深为感激，是为两人交往开始。袁世凯是荣庆日记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人之一，如“西访慰亭兄于贤良寺，久话别来，夜宿公所。”可见两人不是官场泛泛之交。袁居“贤良寺”，此寺名颇值玩味。袁在荣之心目中，亦为一贤良也。后袁、荣均入军机处，共事甚欢，荣对袁乃是倾心相交，以之为支撑清廷的栋梁之才；袁对荣则是利用而已，使期廷中多一为自己说话的人，他并不把这位满口之乎者也的大员放在眼里，玩的是猫捉老鼠的游戏。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清廷被迫起用袁世凯，荣庆对“袁督鄂”极为赞成。清廷被迫下罪已诏、开党禁、咨询宪法，解散皇族内阁。“袁总理”，荣充顾问大臣。最值得注意的是九月三十日记载，“记慰兄略话别来，忠义之气犹见眉宇，归来五钟后矣。”简直让我笑掉大牙，此乃袁氏乃图穷匕见之时，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荣庆却还赞他“忠义之气犹见眉宇”——此八字可令一部古文观止黯然失色矣！枉读万卷诗书，诗书都成了猪油，蒙住荣庆的七窍。堂堂顾命大臣，见识不如三岁小儿；位居教育部长，却看不到三步之外要发生的事情，可叹、可悲、可笑！

日记最后提及袁世凯乃是袁之北洋军在前线大捷。“阅昨日报，项城授侯爵。”紧接着袁世凯在民国与清廷之间玩弄权术，以手中之重兵为筹码夺取总统之位。袁指使部下在京城哗变，逼迫清帝退位，“枪声隆隆震耳……暮时凶焰渐炽……亥子之交，枪声到门，火光彻户。”惊惧之下，荣庆避居天津，一生富贵成过眼烟云。此后袁氏在中国政坛上指点江山，把持国柄，恢复帝制以至败亡，日记均只字不提。全记看书写字、饮酒赋诗、观赏园林、听戏访友的日常生活，活像一驼鸟，把头深深地扎到沙丘里去，换取心理上的安定。倒有些诗句略略透露出苦涩的心境，如“卧病苦为无爪蟹，逢人不作附膻蝇”，似乎在说：我被骗得好辛苦！

从荣庆身上，可剖析中国知识谱系的问题。荣庆读书不可谓不勤，品德不可谓不高，《清史稿》称他“持躬谨慎”，亦非虚誉。但他为何落得无所作为、对国计民生“睁眼不见五指”的下场？可见，中国的“知识”出了问题，而且是大问题。

在中国，官僚与文人是合一的，正如艾森斯塔德所说：“中国的官僚一般被看作是更广泛的文士群体的一部分。”艾氏认为，作为精英群体，文士的存在取决于统一帝国理想的保持；其活动与官僚及行政机构密切相关。在荣庆的日记中，我看到了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是上衙门，办公事，应酬师友同僚；另一方面是逛琉璃厂买书，收集字画文物，以风雅自许。这并不意味着文化情趣捍卫了他的人格独立，相反，知识并没有被中国古代知识阶层作为维护自身独立身分的资源。归根到底，中国的知识——经史子集，都不具备成为这种资源的条件。知识把知识人演化成统治者十足的驯服工具，很少具有内在的自治或为不同阶层的人服务。

公允地说，荣庆在晚清的官僚中虽然算不上李鸿章、张之洞这样的一流人物，也还是能归入二流人物的行列。比起残暴昏庸的端方、赵尔丰、奕？、铁良诸人来，亦要高明许多。他虽然不是维新改良派，亦不是保守派。他读《国闻报》，与严复交好，日记载：“严幼陵到，送《原富》译本，语多可采。”送族中后辈留学德国，病中服用洋医药。审批贵州学务的报告时，说：“变法不难，而变人心实难。”颇有见地。但是灵光一现，对整个知识谱系的病入膏肓无力回天。荣庆自己也哀叹：“临事苦于识力薄弱，不能力持者实为不少。影衾抱久，愧汗何如……才不称位，学不济时，陨越之虞，终恐不免，书此不禁憬然……”

荣庆办的实事，乃是办学，他长期管理京师大学堂，虽成效不著，然出力甚多。一九○八年，学都奏，次年开办分科大学：计经学、法政、文学、医、格致、农、工、商八科，开办费二百万两。京师大学堂优级师范改为京师优级师范学堂（北师大前身）。在京设立女子师范学堂，暂招简易科两班。在这些方面，荣庆确实有其贡献之处。

纵观荣庆日记，如读《镜花缘》，老实官僚的老实笔墨，更增添了反讽的效果。船快沉了，他在船上不知怎么办才好——有人在给船打洞，让船快点沉；有人在给船补洞，让船继续开走；有人去抢舵，想左右船的方向；有人去抛锚，想使船停在原地；有人升起帆来，企图借助东风；有人把船上的物品扔掉，企图减轻重量；有人放下救生筏，要偷偷地溜走……可怜的荣庆，官至极品，位极人臣，像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居于覆巢之内，手脚无措——因为圣贤没有告诉他该怎么办。

愚人治理愚人国，这七字足以概括那个时代的中国的一切。

（《荣庆日记》西北大学出版社）

令狐药师

马英九就任中华民国总统之后，与国民党之间关系微妙。至今仍然被一帮老政客把持的国民党高层，不满于马英九没有给党更多的官位和权力，而对马英九充满了怨气，自然也不愿认同马英九“全民总统”的理想。

本来，如果马英九“回炉”重任国民党党主席，可以借助总统的职权和威望，进一步促进国民党实现更新与改革，并大量启用年轻一代的新生力量，将国民党打造成一个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选举型政党。国民党的历史上，有过不堪回首的一页，有秘密会社的污点，也有苏俄斯大林主义的症候。如果不能脱胎换骨，百年老店，难有生机。但是，党内传统势力的阻挠，吴伯雄的恋栈，使得马英九难以重新主导党务，只能在总统府中眺望中央党部。

过气政客连战早已被台湾的大部分民众所唾弃，在大陆民众当中的名声也是臭不可闻，但他在国民党高层仍然是“香饽饽”。连战顶“名誉主席”之帽，行“垂帘听政”之实。现任主席吴伯雄则亲连而不亲马，守旧而不维新。倘若国民党是一个实现了民主化的政党，此种怪现状便不可能发生。

于是，连吴遂结成一体，为了维持其权力结构，不惜以共压马。连吴先后赴中国大陆朝圣，以被中共党魁胡锦涛接见为荣，近日又高调宣布受邀到北京参加奥运会，有受宠若惊之叹。

然而，中共并没有尊重台湾的诚意，自作主张地以“中国台北”取代“中华台北”，以此偷梁换柱的小把戏，来矮化台湾和羞辱台湾。连吴虽然是“台湾人”，却有“中国心”；虽然表面上是国民党的领袖，却如同共产党的地下党员。他们不敢为半个多世纪以来数千万受中共迫害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及其家属鸣不平，更不敢要求中共释放因认同“三民主义”而被捕入狱的大陆“泛蓝联盟”的成员。

连吴将大陆客游台湾当作自己的不朽功勋，甚至亲自出面接待大陆首发团成员。其实，大陆客到台湾旅游，并不是中共给台湾的一项恩赐。如果这也是恩赐的话，昔日蒋经国开放台湾人到大陆旅游及投资，岂不是更大的恩赐？大陆客到台湾旅游，也不是连吴为台湾人争取到的一块肥肉，而是“本应如此”的事实。昔日台湾的崛起，靠的是科技、管理和贸易；今日台湾要重振雄风，依然要靠科技、管理和贸易。难道仅仅依靠几批大陆游客就能振兴台湾经济吗？这种想法简直就是望梅止渴。

连吴以共压马，让马英九也变得身不由己、言不由衷。在“六•四”纪念日的讲话中，马英九的立场比起在野时来有了大幅度倒退，他甚至不惜说出若干谄媚中共的言语来。香港已经被“大红龙”紧紧抓在爪子之中，而台湾也被笼罩在其巨大的羽翼之下。马英九有没有勇气抵御党内的压力，以二两拨千斤的方式，为台湾争取到一片湛蓝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