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专题之 萬曆十五年

steve2046

萬曆十五年
作者：黃仁宇

自序
第一章 萬曆皇帝
第二章 首輔申時行
第三章 世間已無張居正
第四章 活著的祖宗
第五章 海瑞——古怪的模範官僚
第六章 戚繼光——孤獨的將領
第七章 李贄——自相衝突的哲學家
附錄一 《神宗實錄》卷225
附錄二 《神宗實錄》卷219
《萬曆十五年》和我的“大”歷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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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ve2046

文官們阻止萬曆親自操練兵馬，他們自認有歷史上的先例，因為本朝除了開基創業的祖宗以外，御駕親征的事例極少。最近一百年內僅僅有一個正德皇帝做過這樣的事情，而正德的行動，又被公認為離開了傳統的軌道。為人君者，就應該安居垂裳，所以不僅練兵要遭到反對，就是外出旅行也應該在限制之列。今上的祖父嘉靖皇帝一生，僅在1539年一度回到湖廣承天府巡視過他的出生之地，此後的27年中就沒有離開北京一步。父皇隆慶在位5年餘，僅僅到京郊謁陵一次，而且為時只有4日。而萬曆在1583年春天到1585年夏天卻已謁陵4次，這毫無疑問是過於頻繁了。
　　尤其使群臣為之不安的是，謁陵這個莊嚴的典禮竟成了皇帝督視內操的藉口。謁陵的隨從武裝是御林軍。這支軍隊當年經過張居正的同意而在1581年建立，駐在京城東北角，受禦馬監太監的節制。近年來，這支部隊的兵員倍增，訓練加緊，每天黎明以前，馬隊在街上的鐵蹄聲每每把居民的好夢驚醒。1584年夏天，一個溽暑蒸人的日子，皇帝親自在皇城內觀看御林軍的射箭比賽，比賽延續到傍晚才宣告結束。好幾個宦官因為受不了酷日的煎炙而暈倒，而皇帝卻依舊神清體健。文官們對皇帝過人的精力毫不欣慰，反而接二連三地送上奏本，指責內操的不當。勸說無效，他們就對申時行施加壓力，希望首輔運用他的影響使這種操練停止。
　　從法制上講，廷臣所提出的諍諫是否具有成憲的根據則很難概說。本朝從沒有宣佈過皇帝不能親率禁軍。永樂皇帝所用過的長矛一直供奉在午門樓上，就是皇帝帶兵的實證。正德皇帝的行動雖然大幹物議，然而他始終沒有向輿論低頭。而且以前皇帝的御林軍都屬於宦官管轄，就此一點，今上的措施也就無法直接批判。因此，文官們只能舉出一些道德上的理由，例如兵凶戰危，皇上舞劍弄槍有損承平氣象等等，其所用辭語顯然不能中肯。
　　然而文官們的意見又豈能完全忽視？他們是本朝政府的支柱。全部文臣既以倫理哲學作為基礎推行了現今的統治方式，當然討厭皇帝親率禁軍，造成文武均衡甚至武高於文的局面。只因為他們又個個都是忠臣，不便站在對等的地位去和皇帝談判，更不能借勢要脅。然則這些不便不能之處卻沒有使他們放棄初衷，即作諍諫時，他們胸中有數，意志堅決，目的不達，決不甘休。
　　老成練達的申時行善於洞察事情的陰和陽。他知道，道德不過是藉口，問題的癥結是廷臣的安全感。真相既明，他就採取最有效的方式來解決問題。他不事張揚，悄悄地和宦官們談判。他後來寫下的文章，闡述了此中奧妙。申閣老此時質問禦馬監的諸宦官：幾千個官兵帶著武器在皇帝身旁，誰能保證他們中間沒有人參與做壞事的陰謀？萬一有變，其他警衛人員救護不及，誰負得起這樣重大的責任？諸位身為將領，又豈能置身事外？首輔還可能在此時提出江彬的先例，用本朝的歷史，引證凡是和文官集團公開作對的人，沒有一個能得到善終。即使是皇帝最親信的人，遲早也會被大眾清算。這一番危言聳聽的遊說取得了預期的效果，用申時行自己的話來說，就是“諸璫竦然”。
　　帶兵的宦官既已為申時行的言辭所震懾，他們不再願意參與內操，轉而勸說皇帝放棄親率禁軍。這種釜底抽薪的辦法，為效極顯；而且皇帝不是一個沒有理智的人，他知道如果堅執己意，他和臣下的衝突勢必與他叔祖正德一朝的情況相類似。他既不願意走此極端，遲早就得讓步，所以從這時起他就對禁軍逐漸不加過問。1585年之後，禦馬監勇士相次為人遺忘，禁軍這一組織也就逐漸於無形中瓦解。
　　申時行以辦理外交的方式來主持內政，御林軍事件的順利結束，更證明了這種方式確實卓有成效。他欣賞自己“從中調劑，就事匡維”這一處世和執政的原則，對待皇帝的辦法則是“顯諫者不若潛移為妙”。因為這種辦法既對皇帝的權威無損，而臣下的目的又可以達到，這比之於臣下在奏章上奚落昏庸的皇帝，而皇帝用荊條痛打犯上的群臣總要高明得多。申時行所始料未及的，就是萬曆皇帝比他申先生又更高一手，他看透了這種鬥爭的真情實相，知道自己生氣都屬無效，莫若用“無為”的辦法，對付所有的糾纏，因之他的消極也越來越徹底了。
　　自從1585年以後，萬曆除了僅僅於1588年對自己的定陵再度視察過一次以外，30多年，他沒有走出過紫禁城一步，創造了自古至今的最高紀錄。
　　皇帝離開京城不到百十裏竟然會成為一個嚴重問題，也是當日國家組織的特別現象。萬曆於1583年至1585年之間的四次謁陵，其真正的目的是在尋覓及視察他自己的葬身之地。然則既要經過祖墓的附近，謁祭即不可免。既為謁陵，種種儀式自然應當周到齊備。因之每次出發以前，禮部必須斟酌成例，擬訂各種詳情細節，有的陵墓由皇帝親自祭謁，有的則由駙馬等人代為行禮。御駕每次出動，京城立刻戒嚴，每一座城門都由一位高級文臣和武將共同把守。皇弟潞王當時尚未成年，他的任務是把鋪蓋搬到德勝門的城樓上居住，密切監視御駕必經之路。這支謁陵隊伍聲勢十分浩蕩顯赫，其中有陪同皇帝的兩位皇太后和皇后皇妃，加上隨從的宦官宮女、文官武將、大漢將軍、禦馬監勇士、京軍等等，人數多達幾千。到了郊外，皇帝及其家屬住在佛寺裏，對其他隨從人員則臨時搭蓋帳篷以供休息住宿，這一切要先期準備周詳，不能少有差錯。
　　在這幾十裏的道途上，一些地方官、耆老以及學校的教官被引導在御前行禮。皇帝對他們慰勉有加，並宣佈他所經過的地區免稅一年，以酬答當地居民對他這一行所作的供奉。
　　這樣的隊伍和排場，兩年半之內要組織四次，廷臣就感到是過於頻繁了。於是，使皇帝掃興的事情就紛至遝來。北方邊鎮馳報蒙古部落頗有蠢動的徵象，叩請御駕謹慎小心；禮部的官員據此堅請皇帝縮短出行的時日。有一次，皇帝的侍衛旁邊發生逸馬狂奔的非常事件，又有一次有若干文官誤入禁地，這些都由禦史據實奏報御前，以期引起應有的警惕。經過這些周折，本來應該是很愉快的小事游憩已全無樂趣之可言。1589年萬曆曾經表示還想出巡一次，監察官聽到以後立刻上書諍諫。他們說，皇上已經感到自己火氣過旺，必須放棄早朝以事休養，那麼就更不應該出城遊玩而使火氣增加。皇帝讀完這些奏章，從此就沒有再提出巡一事。
　　萬曆所巡視的為自己預築的陵墓動士於1584年的夏季。這項巨大的工程微妙地體現了把皇帝不當作一個有血有肉的人，而把他當作一種機構的看法。萬曆皇帝缺乏堅強的意志和決心，但並不缺乏清醒和機靈的頭腦，然而他竟欣然接受了這種精神上的活埋。
　　陵墓內的葬室築有停放梓宮的石床。石床上留出來的位置共有三個，除了皇帝和皇后以外，還有一個位置留給下一代皇帝的生母。萬曆目睹之餘，不禁感慨系之。他所心愛的女人即使不能在生前成為皇后，在死後也應當陪伴在他的身旁。否則，他和世界上唯一能夠心心相印的女人在皇城的寺院裏雙雙祈禱又所為何來呢？朱翊鈞在生之日有妃嬪數十，宮女無數，可是與皇貴妃鄭氏始終形影不離。可見生死同心，是他們的宿願。這樣美好的宿願又是否能成為現實呢？當日皇帝想到這些，這大峪山的工程，就又和立儲一事相始終而不可分割了。
　　皇帝在世之日預築陵寢，在本朝有洪武、永樂、嘉靖三朝的成例可援。其不同之處，在於定陵竟然預築于萬曆皇帝的青年時代。據申時行後來說，這一建議始創于1583年張四維做首輔的時候，當時皇帝還不足20歲。但這建議一經提出，他立即欣然同意，並親自參與位址的選擇和工程的設計。他當然不是認為自己去死不遠，而是躊躇滿志地感到他已經不折不扣地取得了列祖列宗的地位，足以讓千秋萬歲之後的人們崇敬。同時，他雖然年未二十，但是已為人父，而且禦字已經10年，具有足夠的資格承當這一光榮。
　　這次預築陵寢的工程和別項工程不同，差不多完全沒有廷臣勸諫。惟一的爭執在於風水問題，已如上文所述。最後由於皇帝宸衷獨斷，才平息了這場糾紛。爭論者沒有想到，平日他們以道德的名義解決技術問題，現在卻要用技術的名義去解決道德問題，只是皇帝以秦始皇和驪山為例，不肯過於講究，以致堅持風水的人，不能繼續用這個名目作黨爭的根據。
　　築陵是本朝大事，有司職責所系，於是組成了一個類似於委員會的機構，成員有尚書三人、司禮監太監和高級軍官數人，總其成的是定國公徐文壁和首輔申時行。軍官之所以參加這個機構，是由於大量的土木工程需要兵士的體力。徐文壁是開國勳臣徐達之後，各種重要的禮儀都少不了由他領銜，而全部的擘劃經營無疑還要由申時行一力承擔。到1587年，申時行已親赴大峪山督工多次，其盡瘁王事的忠忱，當然會被年輕的皇帝所體會並因此增加對於申先生的信任。
　　定陵的建築經過詳見於當日工部的記錄報告之中，其建築結構則因1956年的發掘而為400年後的人們所瞭解。整個看來，玄宮的宗教色彩濃厚。其石制椅案綴飾以帝後的標誌如龍鳳，其下緣則為蓮瓣，乃是佛家傳統。其懵懂于下世超生的觀念，實際上是一種希望，一種幻想。內中埋藏的金銀和瓷質的面盆固然予人以現實化的感覺；可是木雕的人俑馬匹卻又只有玩具一樣大小，顯示著築陵的人將“長生不死”的觀感，認作一種心理狀態，只能於半信半疑間得之。
　　今天，有思想的觀光者，走進這座地下宮殿的玄宮，感觸最深的大約不會是這建築的壯麗豪奢，而是那一個躺在石床中間、面部雖然腐爛而頭髮卻仍然保存完好的骷髏。它如果還有知覺，一定不能瞑目，因為他心愛的女人，這唯一把他當成一個“人”的女人，並沒有能長眠在他的身旁。同時，走近這悲劇性的骸骨，也不能不令人為這整個帝國扼腕。由於成憲的不可更改，一個年輕皇帝沒有能把自己創造能力在政治生活中充分使用，他的個性也無從發揮，反而被半信半疑地引導進這烏有之鄉，充當了活著的祖宗。張居正不讓他習字，申時行不讓他練兵，那麼他貴為天子並且在年輕時取得了祖宗的身份，對事實又有什麼補益？富有詩意的哲學家說，生命不過是一種想像，這種想像可以突破人世間的任何阻隔。這裏的地下玄宮，加上潮濕黴爛的絲織品和膠結的油燈所給人的感覺，卻是無法衝破的凝固和窒息。他朱翊鈞生前有九五之尊，死後被稱為神宗顯皇帝，而幾百年之後他帶給人們最強烈的印象，仍然是命運的殘酷。
　　至於首輔申時行，他在監督定陵工程的時候究竟產生過多少感想，又產生過多少感慨，在留傳到今天的官方檔上自然是查不到的。我們所能看到的是申時行在參與了破土典禮以後給皇帝的祝辭：“永綏列聖之神靈，預卜萬年之兆域。”我們還能看到的是他在1586年舉行正殿上樑典禮以後給皇帝的祝辭：“爰諏升棟之辰，適應小春之候。先期則風和日暖，臨時則月朗星輝。臣工抃舞以揚休，民庶歡呼而趨事。”，這些辭藻上的對偶和華麗表現了想像中的至美至善，但是皇帝和他的老師彼此也都明白，對這樣的文字不能過於認真。因為其時陵墓工程已延續多年，其耗用的財力已使國庫受到影響，而徵用的軍民人力，也應當使“歡呼而趨事”者感到了難以解脫的痛苦。1587年即萬曆十五年國史上記有這麼一條：“賜壽宮工人湯藥及老弱饑號難以回鄉者路費。”這條通令不可能未經皇帝和總攬工程的首席大學士過目，但是所謂賞賜是否確實發下，發下的數字又是否足敷使用，則無從證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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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情狀據實報告到皇帝跟前，致使龍顏大怒。萬曆對於太常寺和大興縣的衝突並無興趣，他所以震怒，乃是文官們拒絕校尉旁聽，明明是故意和他過不去，因之已不能對此表示沈默。於是他一面讓宦官口傳聖旨向文淵閣提出質問，一面聲稱他要把這一案件移交東廠鎮撫司審問。這時，首輔申時行又以和事佬的身分出現，勸說李世達向皇帝賠禮道歉。李世達照此辦理，皇帝因而得以保全面子，取得了精神勝利。可惜的是這精神上的勝利維持的時間未免過短，幾個月之後，文臣們又找到了管理東廠宦官張鯨的差錯，群起而攻之。
　　檢舉張鯨的奏章中指斥他與某些文官勾結，並且接受賄賂。其所列舉的罪狀看來都鑿鑿有據，只是當時勾結為奸，納賄貪財的一段罪狀也可以加之於許多高級廷臣身上，寫奏呈的人似乎全未計及。張鯨事後感慨，由於他的嘴巴說話太多，所以才招致了那麼多的攻擊，不能算是事出無因。只是根本的原因還是在於機構本身，其職務與文臣的利害相違。萬曆一朝的衝突，文臣佔優勢，與天啟朝廠衛跋扈、緹騎氣焰沖天的情形恰為尖刻的對照。
　　起初，萬曆皇帝還沒有意識到事態的嚴重，他以為對張鯨作一番口頭申斥就足以了事。廷臣見參劾無效，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準備參劾全部的大學士。以造成張鯨不除、內閣也別想安生的輿論壓力。由於群情鼎沸，萬曆只好承認失敗，把張鯨免職。據當時接近皇帝的人透露，這件事曾使皇帝大為傷心。但就在張鯨將去未去之時，尚有一個下級官員不知道皇帝已經屈服，竟然又上了一個奏本，說張鯨如此難去，想必是皇帝陛下也接受了他的賄賂。這種無禮的奚落使這位官員挨了六十廷杖，但是年輕的皇帝卻為此而更加心灰意懶。他本來已經對早朝和經筵感到極度厭倦，至此他拿定主意，今後再也不願意公開接見這些不誠實的、口是心非的臣僚了。他隱居在深宮裏，唯一能和他呼吸相通、憂患與共的就是貴妃鄭氏。
　　多年之後，申時行辭職家居，追思往事，他既不埋怨皇上，也不指責自己。他在著作中只是提到了年輕人不知世務，輕舉妄動，以致弄得事情不可收拾。他回憶起在他擔任首輔八年半的時間中，曾經有過一個絕好的機會襄助皇帝成為堯舜之君。此即1585年張居正一案落實之後、1586年初常洵尚未出生之前的幾個月。然而這機緣卻又這樣地短暫，他稍一忽視，就一去而不可再得。
　　當時的萬曆皇帝真是精神煥發、勵精圖治；對申先生提出的要求也全力以赴，極為難得。在我們形式化的政府中，表面即是實質。皇帝既能熱心參與各種典禮，就充分表示了他的誠意，足以策勵臣工趨向勤儉篤實。申時行只要閉起眼睛，就立刻會在記憶中浮起當年皇上步行祈雨的一幕情景。這件事發生於1585年，歲次乙酉，即當日“萬曆之治”可能成為現實的短時間內。
　　這次祈雨與往常不同。在經過的儀式中，萬曆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向普天之下表示了他關心民瘼的誠意。1584年入冬以來，北京一帶就缺少雨雪。次年春夏之間亢旱更甚，河流見底，井中無水可吸。御前對此極為焦慮，在命令各個地方官求雨無效之後，他決定親自向上天祈禱。所採用的祈禱的儀式，一部分由禮都在檔案中參考成例草擬，但具體細節卻出於皇帝禦制，比如要求全體人員徒步走赴天壇圓丘而置轎馬於不用，就完全是他自己的主意。
　　儀式舉行的前三天，皇帝已經齋戒。前一天，他又在宮中奉先殿默告祖宗，隨後又面稟慈聖太后。致上天的表文則親筆稱臣簽上朱翊鈞的名字，先一日送至南郊神庫。
　　陽曆5月16日黎明，皇帝駕到皇極門，他的衛士和隨從排開成為一個長方形的隊伍。此時禮官報告，各官在大明門整隊已畢，皇帝就開始步行出發。
　　北京的居民從來沒有看到過這樣莊嚴而樸素的儀式。所有的人員，包括皇帝、文武百官和宦官，一律穿藍色布袍，頸部和下緣以黑布鑲邊，平日的金銀玉帶此時全部不用而代之以牛角帶。旗幟和樂隊也概行免去。大街左邊是兩千名文官，右邊是兩千名武官，都列成單行兩相對稱，浩浩蕩蕩，和皇帝一起步行前往天壇。
　　這些幸運的居民得到了一生中唯一的機會親眼看到了當今天子。祈雨的隊伍經過大街，一切交通當然需要暫停。但是天子平時出行時採取的“除道”措施，即要求全部店鋪關門、行人斂跡的規定，這次卻免予執行。這也是皇恩浩蕩，允許小民有一睹天顏的機會。居民們所看到的萬曆皇帝是一個相貌端正的年輕人，臉圓須短，身材稍胖。他以如此虔誠的姿態邁著穩重的步伐，使看到的人無不為之感動。
　　對萬曆皇帝來說，這十裏之遙的長途步行當然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情，因為這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的如此跋涉，而且當時的天氣已愈來愈熱。
　　天壇圓丘在北京城南部，為今上的祖父嘉靖皇帝在1530年所建。萬曆皇帝在這同心圓的最下一層石階上跪下祈禱，上香之後，又向上天叩頭4次。文武百官列隊站立在南牆之外，當皇帝跪拜時，贊禮官在昭亨門傳贊，百官也依樣跪拜如儀。
　　行禮既畢，皇帝召集大學士、六部尚書和其他高級官員在左欞星門外所設的帳篷內發表訓辭。萬曆聲稱，天時亢旱固然是由於他本人缺乏德行，但同樣也是貪官污吏克剝小民、上幹天和的結果。現在務必要改弦更張，斥退壞人，引用好人。申時行即席代表全體官員致答辭，聲稱臣等奉職無狀，以致天降亢旱。皇上代表全體臣民祈禱，當然會上格天心。如果還有官吏不能仰體皇上的誠意，臣等一定要嚴加申飭。萬曆當即指示把這種要旨公之於天下。1585年5月16日的敕文就體現了這個指示。救文告誡貪贓枉法、酷害百姓的官吏必須痛加改悔，絕不能再把中樞的命令示為具文，如有違不奉行者，定當嚴懲不貸。同時萬曆又命令戶部在災害嚴重的地區免征賦稅一年。
　　儀式結束，準備起駕回宮，宦官們讓禦轎抬到萬曆跟前，但他堅決不坐，仍和百官步行回宮。這支隊伍人數眾多，起止需時，到達大明門已經是下午最炎熱的時候。隊伍剛剛解散，兵部的一個主事就迫不及待地從袖子裏抽出一把摺扇使勁地揮動。負責糾察的禦史發現這一情狀，認為其時雖然已經散隊，但此人如此不能忍耐，仍然屬於失儀。為此這位主事被罰俸半年。
　　申時行侍奉皇帝到皇極門，然後叩頭退下。臨行時他向萬曆致以慰問，萬曆則答稱“先生勞苦”。這時候首輔固然既饑且渴，極度疲憊，但是相比之下皇帝的任務要更為勞累，他還要到奉先殿去向列祖列宗彙報，彙報完畢還要參見慈聖太后。
　　申時行不能算是一個迷信的人，從各種記錄上都看不出他相信通過占卜祈禱的方式就可以和宇宙的神秘的力量有所來往。他在一次給萬曆的奏章上說，“臣等不習占書，不知事驗”，足以清楚地說明了他的態度。同時，也不能認為萬曆是一個過度迷信的人。在選擇皇帝陵寢的過程中，廷臣曾因風水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辯，最後萬曆表示“當日秦始皇在驪山築陵，何嘗不講究風水”？從這一達觀的態度來看，他對風水的信仰，也只能在若有若無之間。
　　但是迷信與非迷信，其間的分野也可能極為模糊。例如，當一個人強迫自己對一件事情、一種前途建立信念，則其與宗教式的皈依就相去極微。因為凡是一個人處於困境，他就不願放棄任何足以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即使這種可能性極為渺茫，沒有根據，他也要把它作為自己精神上的寄託。在這1585年亢旱的初夏，朝廷上下的情形就和此種情況極為接近。當時一天過去又是一天而仍然是驕陽酷日，人們的焦慮也就達到了最大限度。因為每一個人都知道，皇帝的宮廷不能永遠建立在一個土地幹得發裂的京城裏。皇帝親自出動，以最虔誠的態度和最莊嚴的儀式向上天求雨，不論是出於迷信，或者其動機是維繫人心，最低限度表示了事情並未絕望。希望就產生于這種人為的奮鬥之中。他的掙扎，他的自我責備，以及他對臣僚所作的愛民的訓示，都可以安慰困窘中的人心，有如一服清涼劑。他的政府一向認為精神的力量超過實際，因此他這次求雨即是做皇帝克盡厥職的最高表現。
　　最後，一場甘霖有如千軍萬馬，突然降臨到人間。最初是雨中帶雹，旋即轉為驟雨，稍停以後又是一陣驟雨，雨勢一直延續到第二天。這場雨發生在陽曆6月12日，距離皇帝徒步天壇求雨已將近一月，但是任何人也不敢妄議這不是聖心感動上蒼的結果。皇帝自己也當仁不讓，興高采烈地命令百官感謝上蒼的恩典。首席大學士也為他感到高興，因為在這時候，萬曆皇帝可以在精神上引以為自慰和自滿的機會已經不是很多了。
　　申時行理解萬曆的感情，同情他的處境，但是他和其他文臣一樣，仍認定皇帝的職分應當在宮殿之內，除了行禮如儀之外，他不應當置身於其他事情之中，以生輕妄的觀感。比如說萬曆想親自操練兵馬，申時行就會和其他文官合作，竭力阻止。朱翊鈞是否有軍事天才？這一問題沒有歷史家能夠解答，我們所知道的，則是他即使有任何創造的能力，也因為他身著龍袍，貴為天子，而無法施展表現。而在阻止他發揮個性的群臣中，首席大學士申時行的力量雖不顯著，卻極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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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輔和萬曆在1590年陽曆8月25日的談話，是記錄中的最後一次。表面上看來，師生君臣間的討論似乎散漫無重點，而實際上申時行以極為謙卑的語調，達到了當面稟奏的目的。磋商的結果，所有的總督巡撫都供職如故，沒有人因為這次邊境出事而被撤職或受到其他處罰，這表明皇帝對邊區各地方官的信任並未動搖；同時與俺答所訂立的和平條約至此已20年仍然有效，不因局部衝突而廢止。首輔又提出，所有官軍的防禦不可鬆懈，並應對蔔失兔和火落赤兩部特別戒備。再之則建議派遣一個重要的文臣去各邊區協調全部戰略處置。這次在御前的談話既經送交午門傳抄公佈，則中樞的決心已定，不容置喙。因之磨拳擦掌的主戰派乃不得不稍事收斂。（詳附錄一）
　　4天之後，原來掌管京軍訓練、帶有兵部尚書銜的鄭雒被派為北方各鎮的經略。這時甘肅、青海邊境的形勢已經穩定，本朝的軍隊沒有發動攻擊，蒙古鐵馬大舉內犯的可能性也沒有成為現實。1591年初，鄭雒乘蔔失兔企圖與火落赤會合的時候，突然襲擊其側翼，截獲了大批牛羊和其他給養，同時又按照申時行“清野”的指示，讓青海的很多回藏部落他移，並把蒙古人所建造的喇嘛廟和最近運來的木材付之一炬。很多草地也以“燒荒”的方式加以破壞。扯力克看到繼續往西南移動沒有前途，也就率領主力返回黃河東北。此後蒙古人還將與本朝的將士在各處作小規模的交鋒，但是，合併長城以外各部並征服回藏以構成一個遊牧民族大集團的計畫，就只能永遠放棄了。
　　首輔申時行的執政紀錄相當複雜。他對邊境問題的處理是否全部合適，即令時至今日，也不是易於判斷的。但是有一件事情總應該提到，就在這1587年即萬曆十五年，遼東巡撫注意到一個建州酋長正在逐漸開拓疆土，吞併附近的部落。他覺察到養虎將要貽患，就派兵征討，但是師出不利。他認為失敗的原因，在其部下開原道參政不照命令行事，而堅持其個人改剿為撫的主張。巡撫參劾這參政的奏摺一到北京，被參者反而取得到了京中監察官的同情，他們又出來參劾這位主剿的巡撫。申時行認為這完全是一件小事，不值得引起內外文官的不睦；所以他又以和事佬的身份出面調停，建議皇帝視雙方的互相參劾業已彼此對消，也不再作是非可否的追究。於是這位酋長今後得以為所欲為，而且還能夠繼續利用本朝內外官員的不和來發展他自己的千秋大業，此是後話，也不在本書敍述範圍之內。這位元酋長並非別人，據當日記錄稱，他名叫努爾哈赤。若干年之後，他的廟號則為清太祖。
　　很多歷史學家沒有提到申時行和扯力克之間的這段糾葛，更想不到他和下一個王朝的創業人還有過這一段因緣。在歷史學家看來，申時行一生做官執政的最大功罪都應以萬曆年間的立儲問題為始終。
　　多數文官對申時行深感不滿。最初萬曆皇帝起下了廢長立幼的念頭，就已經是不德不義了。申時行身居首輔，他自應以去職力爭，不得已就應當以生死力爭。他是第一個可以在御前說話的人。如果採取了這樣堅決的態度，即使因此而去職甚至犧牲，他的繼任者也會不得不仿效他的做法，加上廷臣的輿論又是如此一致，皇帝就會被迫接受公議，以後的僵局也就不會發生了。
　　作這樣評論的人完全忽略了申時行的性格和他的處世方針。正由於態度溫和，申時行才獲得皇帝的信任並建立了親切的關係。多年來，這位首輔正是巧妙地利用這種關係，促使皇帝的一舉一動接近于文官集團的期望。天子既要使用他人間的絕對權威而又不能摻進他個人的愛憎，這本來就不容易恰到好處，而要申時行採取硬性辦法督促，事實上也是無法做到的。
　　指斥申時行有意讓皇帝拖延立儲的說法是毫無根據的。官方記錄所載，還在常洵剛剛出生的時候，他就曾呈請皇帝早立常洛為太子。在問題剛剛露頭的時候就以明確的方式提了出來，見微而知著，不可以不謂為遠見卓識。
　　立儲問題會成為萬歷朝中的一大難關，申時行在受命冊封鄭氏為皇貴妃的時候可能就有所預感。他當時位居文臣之首，這隆重的冊封儀式自然需要他的參加和領導。他和定國公徐文壁在御前接受了象徵權力的“節”，在禮官樂師的簇擁之中向右順門進發。主管的宦官在門口恭迎。他們兩人以在嚴穩重的態度把“節”、金印以及制冊交付給宦官，然後再由宦官捧入宮中授與貴妃本人。這一套安排等於宣告於全國臣民，封妃的典禮既由朝廷中最高的文武官員主持，則被封的鄭氏已非僅閨房之寵倖而實為國家機構中的一個正式成員。連帶而及的則是皇貴妃的地位僅次於皇后而在其他妃嬪之上，那麼來日她的兒子常洵可能繼承皇位，就不能說是全在廷臣預聞之外了。
　　但是萬曆皇帝卻堅決地否認這種關係。他說冊妃與立儲是兩不相干的事。申時行在冊妃之日，曾奉萬曆之命，作詩歌詠其事。詩中有雲：“漢殿俱矜寵，秦台早得仙，今朝被李賦，參和《小星》篇。”他深感天子雖為天子，仍不免有閨房兒女之情，因之萬曆提及他和鄭貴妃的關係（詳附錄二），申先生不置一辭。他還理解，皇帝仍然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也有他理智和感情的交戰。關於立儲一事，申時行自始至終主張忍耐，等待萬曆改變主意，他的皇上兼學生不是一個沒有理智的人，假以時日，他自己必然會對這問題找到合理的解決，而施加壓力則於事無補。
　　日後事態的發展證明首輔的估計並不正確。時間並沒有成為有利因素。他在文淵閣八年半的任期中，接觸過各種複雜的人和事。他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辦事方針，並不能永遠做到彌患補闕，相反，有時造成的嚴重後果，竟會大大超出他的始料所及。
　　申時行在1583年擔任首輔。開頭的兩年，他的前任張居正一案得到解決。這個問題一天不弄得水落石出，萬曆和他的老師就一天不知道彼此的真正意圖。到了1585年，這一大案件才被徹底了結。於是此後有好幾個月太平無事。到了1586年初，常洵出生，鄭氏被冊為皇貴妃，立儲的爭執已經肇始。但就在這前後，萬曆已經發現他想做的事情統統不能做到，於是他想勵精圖治的念頭就一天天減退。隨之而來的是臣下的奏疏中指斥他荒怠的字眼也越來越無忌諱。有一本奏摺上說，如果皇帝不接受他的意見，天下臣民必將視之為無道，而列祖列宗也必將痛哭於九泉。皇帝剛剛批示說此人語無論次，應當降級外調，另一個人跟著奏上一本，內稱皇上的朱批不甚合適，那位進諫的人乃是忠臣，不但不應降級，而且應當表揚獎勵，以表現虛懷納諫的人君風度。這種“上下否隔”的情形既已開端，至1587年就更加惡化。
　　申時行是一個敏感的人，他具有窺測旁人心情的能力。他辦事的原則基於對本朝政治制度的深刻瞭解。在這種特殊的制度之下，人君和人臣務必互相遷就互相讓步。倘不如是，一方面堅持大義所在，絲毫不放鬆，則只有逼使對方採取消極態度。臣僚可以請求辭職，首先由個人“乞骸骨”而延及集體，如果被革職，反倒被視為榮譽；皇帝不能讓位推賢，他所能採取的方式是怠工，即不出面主持禮儀，不見群臣。1587年，當首輔申時行還只是顧慮到有這種可能性時，萬曆的朝廷已經朝這個方向邁進了。
　　在這一年還未到歲暮之際，皇帝所使用監視內外的秘密員警遭到了攻擊。東廠直屬于司禮監，下轄錦衣衛，其秘密情報為皇帝處理政務所不可或缺。情報的內容非常廣泛，包括市場上重要商品的價格、各個城門的進出人員和交通工具、北京市內火災的情形等等，其中又萬不可少的一部分，乃是從各處竊聽得來的談話。這種情報機關在本朝已有兩百年的歷史，早已成了政治體系中之一環。憑心而論，在本朝歷史上，萬曆皇帝不能算是過分地運用廠衛鉗制臣僚的君主。然則對百官來說，特務機
　　構總是無形的枷鎖；政治上的迫害先不說，即使“家中米鹽猥事，宮中或傳為笑謔”，也大大地損害了他們的自尊心。他們早想動手制裁廠衛而苦於沒有找到恰當的機會。
　　其後衝突的導火線出人意外。北京城在本朝為大興、宛平兩縣所輯。是年任職的大興縣縣令，因為一件小事責打了太常寺供奉祭祀的樂舞生，而樂舞生有其不可侵犯的地方，責打他們，也就是蔑視祭祀大典。因之這個大興縣令被發交三法司審問。所謂三法司，即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三個官署混合組成的法庭，通常只受理復審。這次所以破例，是由於太常寺提出了冒犯宗廟的重大罪狀。文官們雖然覺得這罪狀近於小題大做，但如果經過三法司這一機構審問，事情可以早日了結。
　　事情又牽涉到了東廠。東廠下設鎮撫司，凡屬觸犯皇帝的案件和牽涉到官員們的刑事案件，這個鎮撫司同樣具有訊問以至拷打之權。當得知三法司已經受理大興縣令這一案，他們表示不再爭執審訊權，只要求派出兩名錦衣衛校尉出席旁聽，以便把經過情況向皇帝報告。
　　刑部尚書李世達認為這一案件屬於文官內部的糾紛，用不著東廠錦衣衛的干預。但是東廠提出要派兩個校尉參加旁聽，他又沒有嚴辭拒絕，而只是托辭推諉，說什麼人犯未齊，尚未審問。及至開庭審問之日，這兩個校尉則給維持秩序的文官所阻擋，不得入內參與旁聽。
　　

steve2046

第四章 活著的祖宗
作者：黃仁宇
　解職歸田23年以後，申時行在原籍蘇州度過了他按中國習慣計算的80壽辰。萬曆皇帝已多年不見他的老師和首輔申先生，他特派專使赴蘇州祝賀存問，隨帶紋銀50兩、繡蟒彩緞一匹、其他綢緞4匹作為賀儀。當時申時行的健康情況已經不佳，但仍然掙扎著北向行禮如儀。他在奏本裏表示感謝說，祝賀壽辰的聖旨已經供奉保存，以為子孫傳家之寶，銀緞則全部壁還，因為他無顏接受這樣隆重的禮物。他身為皇帝的蒙師和首輔，但是未能克盡自己的職責。如果不是這樣，何至理應繼承大統的皇長子到現在還沒有在翰林院的官員那裏就讀？又何至京內外大量的缺官無人遞補？據說，萬曆讀完奏章以後感到悵惘，但仍然無意於接受這含蓄的勸諫。
　　申時行把他的書房命名為“賜閑堂”。上天已經賜給他閒暇，他就用來遊山玩水，寫字吟詩。可是很顯然，不論是站在太湖之濱看著無情的浪濤拍擊已被溶蝕的崖岸，還是坐在書房裏用典雅的韻文描寫著煙雨霏霏的江南暮春，他都沒有能忘情於世事。這23年中，他留下了一大批作品，在身後由家人結集鐫版，是為《踢閑堂集》。書中詩文內容涉及的各方面很廣泛；但是一有機會，對往事的回憶和感慨總是很自然地在筆下流露。詩文中有不少曖昧、隱晦甚至前後矛盾的地方，然而我們並不能草率地認為他的著作有意欺人。從字裏行間可以看出，他對他的一生功過有自己的看法，並且對這種看法具有信心。生當末世而身居首輔，他的困難帶有時代性，其中情形特別，不是從組織上和技術上可以解決的。他沒有明確的法律條文可資遵循，他只能依靠道德習慣和人事的手腕來應付一切。其中有內外參差之處，已不待言。在退職閒居以後，這位昔日的首輔對自己的過去毫無懺悔之意。他的思想平靜，他的良心沒有遺憾，因為形格勢禁，他只能用調和折衷的辦法來解決問題。他自信他在執政期間的所有措施均出自誠意，這一大前提使他捫心無愧，至於成敗利鈍，那又並非他個人的力量所能左右。
　　他當然聽到過別人的批評。有人說張居正雖然剛愎自用，畢竟還有所成就；而忠厚長者申時行的記錄卻如同一張白紙。對這些抹殺事實的意見，申時行自然不為所動。在他看來，以道德力量作為施政的根本，關鍵在於防止壞事發生，而不在於瑣屑地去解決問題。如果真像批評者所說他的施政記錄是一張白紙，這反倒證明了一切都已納入規範，機構運轉正常，因此無事可記。然則申時行自己明白，他沒有能達到這個最高目的。至少，他這個皇帝的最高顧問，沒有能找到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去解決繼承問題。他竟為此而去職。對於這個問題，如果說有些人犯了錯誤，那他申時行的差失，也不會比旁人更嚴重，最低限度不會與二輔許國的錯誤相提並論。他身居首輔，處心積慮地想在幕後不動聲色地解決這個難題，而許國偏偏不能體恤時艱，將折沖於樽組之間的底細，全盤托底公佈，以致弄到不可收拾。
　　申時行雖然號稱謙虛抑讓，但畢竟沒有達到唾面自乾的境界。他無意於接受那些在他看來是不中肯的批評，否則，他又何必把過去的事實和自己的看法來回反復地寫入自己的詩文裏，而且囑咐兒子們在他身後結集刻印？顯然，他期望後來的讀者稍一思索，就能理解他施政措施的真正意義，並且承認他的成就超過了表面上的平凡。
　　今天重讀《賜閑堂集》，恐怕多數讀者可以承認，申時行在文淵閣的八年半時間裏並非完全尸位素餐。他在行政上的成就，往往得力于微妙的人事安排。這樣的方式本來就帶有間接性，而他在執行時既不採取大刀闊斧的方式，也不多加渲染，這樣，他的成績就很少為人所理解，也更少為人所仰慕。舉一事即可為證：假如他真是除了忠厚和平以外就一無可取，那麼在他執政時期發生的黃河氾濫問題，一定比實際情形要嚴重得多。
　　自古以來，治理黃河就是我們帝國的一大難題。由於河水流經黃土高原，疏鬆的黃土隨著河水順流而下，沉積於河床；河床過高，一旦遇到洪水，就極易沖決河堤，造成嚴重的水災。每次決口，生命財產的損失均不可勝記。
　　可是對於這一問題，中樞的唯一辦法，就是責成總理河道的禦史妥善處置；其中技術上的問題和人力物力的動員，都需要這位元欽差大臣在他職責範圍之內就地解決。根據過去的經驗，大規模整理河道，地區往往涉及數省，有時填高鑿低，等於改造地形。在這樣巨大的規劃之中，自然會有意見紛紛，莫衷一是。有時尚未開工，爭執已起。所以中樞雖不直接領導工程的設計和進行，但是它所採取的立場，卻必然對全盤形勢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如果一個總理河道的禦史執行他的規劃尚未及半，突然被參免職，而他的繼任者又採取完全相反的主張辦事，則百萬生靈，就可能犧牲在這種官僚政治之下。
　　首輔申時行所賞識的治河專家是潘季馴。這位專家提倡“河道緊縮說”。黃河所以為害，原因是河沙淤集，河道不通。對於這一點專家們都無異說，但在解決的方案上則有截然不同的主張。有人建議加寬河道，他們認為河道寬則水流暢。潘季馴則以為河道寬則流速小，流速愈小則泥沙沉澱的機會愈多，經過若干年月之後，河床就會愈積愈高。他主張，應該選擇重要的地段把河道收緊，同時把附近的清水河流用人工疏鑿引入黃河，以增加黃河的流速，照這樣的辦法，可以不需要經常疏浚而可以“自浚”。“建堤束水，以水攻沙”，就是他歸納上述方針而概括成的八字箴言。他又建議，河堤不能幾十裏、幾百里相連不絕，應該預先在河水洶湧的地方留出缺口，而在缺口之後築成第二、第三道的“遙堤”，和第一線的河堤之間構成“含水湖”。大量河水在缺處突破第一線，流至遙堤，流速已經降低而儲蓄在這些人工含水湖中，就不致擴大其危害。
　　在河堤合龍和迫使河水改道的工程中，潘季馴使用“柳輥”作為有力的工具。這種柳輥通常長150尺，圓周20尺，製作的方法是先用植物和泥土像織地毯一樣構成長塊，再用大樹和繩索造成中心卷架，然後把這塊“地毯”卷在架上，用大樹枝和大繩索四周擁緊。這一用泥土、樹枝製造的大圓柱體遇水可以膨脹，因而不致被急流沖走。每一柳輥由成百上千的民工拖運到選定的地點，當地尚有上裝大石塊的舢板，早已準備停當。柳輥就位，舢板鑿沉。隨著一聲號令，大批的民工，把他們已經擺在肩上的泥土以最快的速度堆放在這倉碎搶護而成的土堤上。待到決口堵塞，再逐步把堤壩加固。很多地段日後還加砌花崗石，遠望一線白色，頗為美觀。
　　對這樣規模浩大的工程，中央政府無力支付所有的費用。通常發給的款項，僅能在初步設計時作籌組全局的辦公費。茲後總理河道的禦史被派為當地的總督，有的還帶有尚書、侍郎的頭銜，以便於他在許多府縣徵用人力物力。所有的民夫、工具、糧食、醫藥和交通、通訊等等都要就地通盤籌措。所以，這一位元總理河工的大臣除了工程經驗之外，還必須要具有操行無可疵議的記錄，這才能深孚眾望，動員這許多府縣的地方官，指揮如意。
　　潘季馴過去治河多年，無論經驗或者聲望都符合上述條件。他在1584年已官至刑部尚書，當時為了代張居正的家屬求情，觸犯聖怒，因而被革職為民。1587年黃河幾處決堤，開始的時候委派了一個沒有多大聲名的官員採取了若干緊急處置。1588年，在討論總理河道大臣一職人選的時候，潘季馴的名字有人提到，但沒有人敢向皇帝作堅決請求。正好這時候皇帝自己提出這一職務應當由“老成才望”的人充任，所以申時行才示意給事中薦舉起複潘季馴，事情得以順利通過。申時行還怕有人議論，又正好萬曆召見他面詢其他政務，他就在談話中插進了“皇上留意河道，拔用舊人，一時在任，皆稱諳練”這些話。這談話紀錄一經給事中辦公室抄寫公佈，潘季馴之出任“總督河道兼理軍務”一職，也就等於出自皇帝自己的主意，反對他的就不能隨便議論了。自此在申時行任首輔的年月中，潘季馴一直負責治河，成績卓著。而到申時行離開文淵閣以後不久，他也被參劾而再度罷官。
　　在文淵閣的八年半中間，北方邊防沒有發生重大事件，也是申時行引以自豪的政績。其實當時危機並未消失，只是依靠他處理得當，才未釀成大變。
　　1590年，本朝的一員副總兵李聯芳在甘肅、青海交界的地方陷於蒙古軍隊的埋伏，力戰身亡。北京的文官大部分主張應當興兵討伐。這時候萬曆皇帝已很少在公開的場合之下露面，由於這一重大事件，他破例舉行早朝，朝罷以後繼續和各位大學士討論對付的辦法。萬曆同意多數廷臣的意見，認為應當採取強硬態度，然而申時行則持有不同見解。
　　申時行的看法是這樣的：50年前，北方蒙古各部落在俺答的號召下組織成一個同盟，勢力所及，東西連亙兩千里，與本朝軍隊屢屢作戰，殺傷軍民不計其數。到了1570－1571年冬天，俺答改變宗旨，願意約束各部不再犯邊，而以賞賜給他的津貼和互市的權利作為交換條件。廷臣討論之後鑒於和平的局面對本朝有利，所以接受了他的提議，還封俺答為順義王，其他部落首領也分別給予不同的名義。
　　俺答對這修好的條約忠實履行不渝。他去世以後，兒子黃吉台尚能維持現狀，到了孫子扯力克，就已經沒有約束各部落的能力，全蒙同盟名存實亡。在甘肅、青海間活動的蔔失兔和火落赤兩部，尤其不受節制，經常向西南方向騷擾。一旦被質問他們就聲稱是“搶番”，即搶劫這一帶的回、藏諸部，而並非侵犯天朝。這種做法使他們既保持了賞賜和互市的利益，又保持了行動的自由。
　　1590年，本朝的一個被稱為“方大醉”的下級軍官，聽到軍士報稱蒙古騎兵侵掠邊境，他就單人獨馬沖到出事的地方。蒙古人準備答話，此人乃一介武夫，一言不發，舉刀就砍。蒙古人在退走時拔箭射中了這位莽漢，致使他第二天創發身死。於是軍中群情激憤，堅決要為他報仇。洮泯副總兵李聯芳追逐敵軍，遇伏陣亡。報告送到北京，議論就哄然而起，大都主張停止互市，出兵作戰。順義王扯力克也作了戰爭的準備，渡過黃河，即將陷洮河，入臨鞏。情勢如箭在弦上，一觸即發。
　　然而在申時行看來，情況並非沒有緩和的可能。他不能相信扯力克已經下定了全面戰爭的決心，因為他的同盟並不團結，並不是每個部落都願意放棄互市的利益而與本朝作戰。如果和平的希望沒有斷絕就決心接受全面戰爭，這不能說是明智的辦法。邊境上發生這樣的事件，確實暴露了本朝的弱點，增加了蒙古人的野心。但補救的辦法不在於發動戰爭而在於鞏固內部的力量。如果邊防軍的空額都已補足，各邊鎮的倉庫充實，以遊牧民族耳目之靈通，他們是斷乎不敢輕易挑釁的。如果邊防的情況依然故我而本朝與蒙古人貿然交兵，縱使在局部地區取得勝利，這聯綿幾千里的邊防線，終歸是要被對方衝破的。說到底，即使本朝的軍隊獲捷一百次，也不能宣佈佔領了大沙漠；而對方取得一次決定性的勝利，則可以使本朝徹底垮臺。
　　這一次處理邊境危機的經過，更清楚地闡釋了我們帝國的特質，從此中看出：軍事機構受文官控制不是沒有理由的。邊防需要作出全面計畫和長久打算，動員的程度則既不可過低也不可過高。一般說來，全國的情況有千差萬別，不容許中樞凡事過問。因之皇帝的領導多少帶有抽象性，應當集中全力鼓舞臣工，而不必在每時每事上加以處處干預。然則在緊要關頭，皇帝左右全局決定和戰的領導力量，卻又千萬不能等閒視之。就在這燥熱的1590年夏天，申時行因為有了萬曆皇帝的支持，終於避免了一場以國運為賭注的戰爭。這使他更進一步地體會到了本朝傳統的優越性：讓年輕的太子受傅于翰林學士，實在是高瞻遠矚。日後太子登極，翰林學士也被擢升，初為內閣中的副手，再遇機緣遂成首輔，這不僅保持了中樞人事的連續性，而且憑著老師和學生的親切關係，可以使許多棘手的事情輕易而圓滿地得到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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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ve2046

1518年秋天，正德皇帝要求大學士草擬敕旨，命令“威武大將軍朱壽”再次到北方邊區巡視。對這項命令，四位大學士都不肯接受。其中有一位匍匐在地，淚流滿面，說是寧可任憑皇上賜死，也不能做這種不忠不義的事情。正德對大學士的抗議置之不理，一切仍然按照原來的安排進行。在征途中，他又降下敕旨，封自己為鎮國公，歲支俸米五千石。五個月之後，他又再次加封自己為太師。至此，他就成了他自己手下最高級的文官，位居大學士之上。
　　第二次的御駕親征，由於韃靼始終避免接觸，雖然大肆搜索仍然找不到敵人的蹤影，只能無功而返，在1519年春天回到京城。這9個月之中，廷臣的抗議先是數以十計，然後是數以百計。廷臣剴切地陳奏，京城無主，隨時可能發生變亂。兩位大學士提出質問說，陛下放著好好的皇帝不做，而自我降級為公爵，如果追封三代，豈非要使先皇三代同樣地降級？首輔的抗議更為直率，他質問說，所謂威武大將軍朱壽究竟是何人？如果並無此人，就是偽造聖旨，依法當處死刑。
　　對這些諫勸與抗議，正德依然不加理睬。他的性格過於放縱而又具有充分的自信，他的不拘小節已經和這些書呆子的觀念距離得過分遙遠，以致再也無法調和。他喜歡和臣下混在一起飲酒玩樂。一個女人如有情趣，那麼不論她過去是娼妓、已經結婚或正在懷孕都毫無妨礙。在他的巡視途中，他和臣僚上下不分，以致巡撫在設宴時，他的席位竟沒有筷子。事情發覺以後，臣僚們惶恐不已，他卻認為不過是個笑話。有多少次他扔下飾有皇帝標誌的專車專輿不坐，而去和別人擠在一部民用大車上。在他為祖母舉行喪禮的時候，他看到地上滿是泥水，就下令臣僚們免予磕頭。但是他的好心腸並沒有使所有的廷臣感激，有一位翰林院修撰因為沒有機會在泥水中掙扎以表示對皇室的忠誠，就在事後寫了一封奏摺，引用孔子孟子的教訓和皇帝辯論孝道。這篇奏摺立即傳開，執筆者舒芬乃得以名揚史冊。
　　正德皇帝是否具有大將的才略，現在已經無法判斷，因為他沒有讓文官參與他的親征隊伍，而武官又不會記錄戰況。可以確知的是，他在1517年的那次戰役中曾經親臨前線。1518年冬天，他再度親臨西北邊疆，正好遇上大風雪，從者瑟縮委頓，他卻精神煥發，始終自持武器，端乘坐馬，堅持不用舒適的乘輿。這些應該認為是難得的長處，在文臣的心目中卻變得完全不可理解：為什麼一個皇帝會放棄九五之尊而把自己降格到一個不識字的武弁的地位？這種惶惑以至憤慨，真正的原因是皇帝挖空了他們苦心構築的政治體系。這個體系以仙鶴、鷓鴣、獬豸等等標誌、無數的禮儀磕頭和“四書”中的詞句堆砌而成。正德雖然沒有用明確的語言，但卻用實際的行動對它作了全部的否定。
　　所以，當正德在1519年又準備以威武大將軍的名義到南方各省巡視的時候，文官們就再也不能忍受了。全體監察官員聯名諍諫勸阻。皇帝照例置不作答，他們就列隊跪在午門外要求答復。這件事還沒有了結，其他官員已經跟著遞上了奏本，名為諫阻，實則頗有論辯並含有集體示威的味道。皇帝大為震怒，在江彬的建議之下，所有跪勸不去的146個官員每人受到廷杖30下，其中11人當場被打死或事後傷發而死。大學士全部引咎辭職，則為皇帝溫旨慰留。
　　發生了這些糾葛，南巡的籌備工作拖延了好幾個月，到秋間才得以成行。這次旅行與巡視北方不同，並無軍事上的意義而專為遊樂。江南的秀麗風光使正德樂而忘返。然而樂極生悲，在一次捕魚活動中，皇帝所自駕的輕舟傾覆，雖然獲救，但已使聖躬不豫。1520年年底他回到北京，1521年年初就在豹房病死。由於他沒有子嗣，於是群臣和皇太后商議，決定迎接今上萬曆的祖父入繼大統，是為嘉靖皇帝。
　　正德毫不費力地作弄了他的臣僚，顯出了他比臣僚確乎要高出一手。其原因，表面看來在於皇帝具有傳統賦予的權威，他想要做什麼就可以做什麼。其實，事情並不如此簡單。
　　百官之所以絕對服從皇帝，即使不說是有條件的，但也決不是無目的的。君主專制本來與文官制度相輔相成，在這龐大的組織中，下層的官員把無數不能盡合事實的書面報告逐級遞送到中樞，以其數量之多和情況之複雜而要期望中樞事事處置得宜，自然是不可能的。端坐在寶座上的皇帝，他的力量帶有宗教色彩，其神秘之處，就在於可以使不合理的處置合理化。換言之，皇帝的處置縱然不能事事合理，但只要百官都能俯首虛心地接受，則不合理也就成為合理。正德皇帝不去培養這種神秘力量，反而偏要去表現自己的將才帥略，豈不是破壞了臣僚們對他絕對服從的大前提？
　　正德自稱威武大將軍，企圖把皇帝和作為一個富於活力的年輕人的自己分為兩事。不消說，他的臣下是不能接受這些看法的。以本朝幅員之大，人口之多，僅僅為了打敗伯顏猛可，動員部隊的力量就可能達到這個目的。問題在於，要不是威武大將軍朱壽就是正德皇帝，他怎麼能出入幾個邊鎮，指揮所有的軍隊而且有足夠的給養補充？反過來說，要是被任命為前敵指揮的將領都能有這樣的行動自由，即使戰勝外敵，我們的內政豈不大受影響？
　　事實上，我們的機構設計就不允許高級將領具有這樣的自由。各邊鎮的總兵官一定要受該地區文官的監督，在指定的地區活動。如果不是這樣，唐朝的藩鎮可能重新出現，成為重大的禍患。而如上面所一再說明的，本朝的立國以倫理道德為根本，以文官集團為支柱，一切行政技術完全在平衡的狀態裏維持現狀而產生。且不用說旁的武官，即使皇帝親統大軍，以動態作前提，遲早也會使國家的人事、行政、稅收、補給各項制度發生問題。
　　正德的一生，一意孤行到這種程度，也有其特殊的原因。他的一生幾乎談不上家庭關係。他的母親給他的影響微乎其微，宮中的妃嬪也沒有一個人對他具有籠絡的力量。在他登極的時候，三個大學士都以文章道德著稱而缺乏解決實際政治問題的能力。一個天生喜歡活動的年輕人，看到一方面是他的朝廷逐日在按部就班、調和折衷的原則下辦事，另一方面則是那麼富有刺激性的鼙鼓旌旗、金戈鐵馬，他自然會不加思索地選擇了後者。正德要求實現個性的發展，而帝國的制度則注意於個性的收縮。不論是出於自尊心還是虛榮心，正德利用他皇帝的地位和傳統對抗。協助他在對抗中取得上風的，是過去引誘他注意體育、軍事的宦官和軍官，他們掌握了京城的軍隊和特務，大量排斥反對他們的文官。他們鼓勵皇帝任性放縱，他們自己也因而得以有所作為。
　　正德的所作所為並沒有使以後的皇帝受益。相反的，他使以後的皇帝得到了更多的拘束。他的寵用佞臣，私出宮廷、自任將領，其來勢之迅猛竟使想要反對的文官措手不及。文官們雖然認為他有失人君的尊嚴，但都無可奈何。天子就是天子，這種神秘的力量出諸天賦。但是說到底，他們的絕對服從也不是完全盲目和沒有限度的。正德一朝，前後有兩個親王造反，其號召天下的理由，則是皇帝無道，違背了祖宗的成憲。用現代的術語來說，就是破壞了憲法。這兩次造反都沒有成功，其原因一方面是軍事準備不夠充分，另一方面是他們對正德業已眾叛親離的估計超過了當時的現實。然則他們作出這樣的估計，不惜把身家性命押上而作孤注一擲的賭博，一次失敗之後又有第二次，這也未嘗不可說明正德的違背成憲已經使他的皇帝資格發生動搖。要不是他在不到30歲的時候就結束了生命，而是更加長期地繼續他的所作所為，其後果究竟會怎麼樣，也確實未可逆料。
　　他去世以後被諡為“武宗”。從傳統的意義上講，這是一個明褒實貶的溢號。這時候他的親信江彬仍然掌管京城的軍隊。文官們以召集開會的名義騙他進宮，一舉而將他拿獲。他的下場是淩遲處死，家屬被沒收為奴婢。宣佈的罪狀，除了引誘大行皇帝做壞事而外，還有勒索私人財產、姦污處女和寡婦等等，無疑是惡貫滿盈。
　　當今上萬曆皇帝在1572年登極，他那位富有情趣的叔祖已經去世51年了。雖然如此，正德的一生所為仍然沒有被人忘記。如果說過去由於文官們沒有防備而讓正德任意妄為，那麼這一教訓正好成了歷史的殷鑒。他們決心不再讓朝廷的大權放在一個年輕人手裏，聽憑他任意使用，而是要設法把皇帝引進他們所崇奉的規範裏。文官們讓他從小接受翰林的教育，注意他的家庭生活和私人活動，尤其防止他接受武官和宦官的不良影響。在後來鬧得滿城風雨的立儲問題，其實也是把他納入規範的一種節目，其目的在於使他懂得皇位的繼承乃是國本，必須取得眾人的公認而不能憑一己的好惡作出不合傳統的決定。
　　萬曆皇帝缺乏他叔祖的勇氣、積極性和尋找快樂的情趣。他從小開始就沒有一天體會到自由的意義，也不是憑藉自己的能力而獲得臣下的尊敬，所以就難怪乎他不能向臣下提出明確的主張了。他讀過有關他叔祖的記錄，深知文臣集團只要意見一致，就是一種很強大的力量。既然缺乏堅強的毅力，這個孤立無援的皇帝只好一再向臣下屈服。然而他又不是一個胸襟開闊足以容物、並以恕道待人的皇帝，他的自尊心受到損傷，他就設法報復。報復的目的不是在於恢復皇帝的權威而純系發洩。發洩的對象也不一定是冒犯他的人，而是無辜的第三者。積多年之經驗，他發現了最有效的武器乃是消極抵抗，即老子所謂“無為”。
　　這樣一來，皇帝找不到更合適的事情可以消磨時光，只好看宦官擲銀為戲。他的消極怠工使帝國陷於深淵。現在危機已如此之嚴重，不論皇位的繼承問題如何解決，文官集團失去的平衡已經難於恢復。
　　只有少數最接近皇帝的人，包括首輔申時行，才瞭解到不同的環境可以為萬曆的性格和行為帶來多大的差別。他從小早熟，在皇太后和張居正的教育之下，他的生活已經有了一定的目的。當初他對於臣僚的腐化感到憂慮，自己草擬手詔，禁止官員之間互相饋贈禮物。他對於各種典禮也頗為注重，早朝的官員缺席過多，他會提出質問；掌禮官的動作有欠嫻雅，他會表示不快。其後他的懶名一著，臣僚們就誰也記不起他當初的勵精圖治：命令大學士把各朝實錄抄送給他閱覽，經常和內閣學士討論歷史上治亂興亡之跡，甚至在炎熱的夏天親臨觀看官兵的射箭比賽而使陪同他的宦官有好幾個人因為溽暑而暈倒。但目前既已如此，過去的一切就統統不在話下了。
　　他身上的巨大變化發生在什麼時候，沒有人可以做出確切的答復。但是追溯皇位繼承問題的發生，以及一連串使皇帝感到大為不快的問題的出現，那麼1587年丁亥，亦即萬曆十五年，可以作為一條界線。現在要回到本書一開頭所說的，這一年表面上並無重大的動盪，但是對本朝的歷史卻有它特別重要之處。

steve2046

第三個登上皇位的永樂皇帝，如所周知，是用武力奪取了侄子建文皇帝的江山。在起兵的時候，他就大肆製造了洪武皇帝本來要傳位於他、建文皇帝只是矯詔嗣位的說法。功成之後，他又大批殺戮了拒絕擁戴他的廷臣和他們的家屬。第六代正
　　統皇帝，在和蒙古瓦刺部落作戰的時候被對方俘虜。廷臣和皇太后商量之後，擁立他的異母榮登極，是為景泰皇帝，俾使瓦刺不能以當今天子被其拘禁而作為談判的要脅。最後瓦刺由於無利可圖，只好把正統皇帝送回北京。一個國家不能同時存在兩個皇帝，於是正統被稱為太上皇，表面上在南宮優遊歲月，實則乃系軟禁。7年之後，擁戴太上皇的奪門復辟成功，改稱天順。功成之後，擁立景泰的臣僚受到了殘酷的對待。被戮於西市的，就有功勞卓著的兵部尚書于謙。
　　1587年表面上平靜無事，可是很多文官已經預感到如果皇
　　儲問題得不到合理解決，歷史的慘痛教訓必然會在他們身上重演。今天無意中的一言一語，一舉一動，將來都可以拿來當作犯罪的證據。就算他們謹慎小心，緘口不言，也可能日後被視為附逆，未必一定能明哲保身。然而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害怕這樣的危險，有的人卻正好把這危險看成表現自己剛毅正直的大好機會。即使因此而犧牲，也可以博得捨生取義的美名而流芳百世。因此，除了接二連三地遞上奏章以外，他們還刻印了富有煽動性的小冊子和傳單，鬧得北京城沸沸揚揚。
　　萬曆在他禦宇的後期，已經清楚地看到自己不能避免歷史的指責。他與臣僚不和，同時又是一個不負責任的君主，這已成為定案。既然無意于做積極有為的君主，現實又無可逃遁，他只能消極無為。然而由於他的聰明敏感，他又不能甘心充當臣僚的工具，所以即使消極，他仍然頑強地保持著自己的性格。
　　身為天子的萬曆，在另一種意義上講，他不過是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他的權力大多帶有被動性。他可以把他不喜歡的官員革職查辦，但是很難升遷拔擢他所喜歡的官員，以致沒有一個人足以成為他的心腹。他對大臣們的奏摺作出決斷，可以超出法律的規定，但是他沒有制訂法律的力量，官僚之間發生衝突，理所當然地由他加以裁奪，但是他不能改造制度以避免衝突的發生，而且他裁奪的權威性正在日益微弱，因為他被臣下視為燕安怠惰。各邊區的軍事問題必須奏報皇帝，但是皇帝自己不能統率兵將，在平日也沒有整頓軍備的可能。他很難跨出宮門一步，自然更談不上離開京城巡視各省。連這一點選擇的自由都沒有，居於九五之尊還有什麼趣味？
　　大小臣僚期望他以自己的德行而不是權力對國家作出貢獻。但是德行意味著什麼呢？張居正在世之日，皇帝在首輔及老師的控制下作為抽象的道德和智慧的代表，所謂德行大部分體現於各種禮儀之中。他要忍受各種禮儀的苦悶與單調，這也許是人們所能夠理解的。但幾乎很少有人理解的乃是他最深沉的苦悶尚在無情的禮儀之外。皇位是一種社會制度，他朱翊鈞卻是一個有血有肉的個人。一登皇位，他的全部言行都要符合道德的規範，但是道德規範的解釋卻分屬於文官。他不被允許能和他的臣僚一樣，在陽之外另外存在著陰。他之被拘束是無限的，任何個性的表露都有可能被指責為逾越道德規範。
　　在他的母親慈聖皇太后去世以後，禮部立即鄭重制定了喪儀，宣佈全國居喪27日，臣民全部服喪，帽子上纏以白布。全部京官一律被麻帶孝，不許穿著朝靴而代之以草鞋，摘去紗帽的兩翅而代之以兩條下垂至肩的白布。大小寺院鳴鍾3萬響，晝夜不息。三日之內，四品以上的官員及其夫人分批整隊前去慈甯宮舉行禮儀上的號哭，號哭15次，全部人員的動作協調，一哭皆哭，一止皆止，有如交響曲。
　　人們看得很清楚，慈聖太后之被隆重追悼，並不是因為她個人引起了如此廣泛而深沉的哀思。她不過是一個形式上的代表，她的喪儀象徵了全國臣民懷念慈母的養育之恩，也表現了他們對皇室的忠悃。不難想像，這些官員和夫人在號哭完畢以後回到家裏，由於為這隆重的喪儀所感染，勢必要對長者更為孝敬，而全國的風俗乃能更為淳厚。然而萬曆皇帝卻早已喪失了這樣的信心。他已經把一切看透，儀式典禮只會產生更多的儀式典禮，作為全國的表率，他又必須在每一種儀式中使用全部精力去表現他的誠意。他在過去的生活裏付出的精力已經太多了，他已經不再有周旋應付的興趣，所以他以近日偶患濕毒，敷藥未愈，行走不便作為理由，免除了自己應該在眾目睽睽之下參加的繁文縟節。但這並不等於說皇帝有虧孝道，根據當日居留在北京的外國教士記載，皇太后入殮時的一切細節，都出於萬曆的親手安排。
　　把傳統上規定的天子職責置之不顧，時日一久，萬曆懶惰之名大著。有的歷史學家認為他的惰性來自先天，也有歷史學家則懷疑他已經染上了抽鴉片的嗜好。這些歷史學家所忽略的是下面這樣的瑣事：萬曆既已免去了自己參加典禮的麻煩，卻在用一些更為無聊的方法在消磨時光。每當天氣晴和，他一高興，就和宦官們擲銀為戲。他自己做莊家，宦官把銀葉投向地上畫出的方形或圓形之中，得中者取得加倍或三倍的償還，不中者即被沒收。這種細碎的事情表現了一個喜歡活動的人物具備著充沛的精力，但又無法用之於作出積極的創造。皇帝的這種苦悶乃是歷史的悲劇。
　　難道說守成之君就無法改造這些凝固了的制度、改造皇帝的職權進而改造他的帝國？似乎也不儘然。在萬曆之前，他的叔祖正德皇帝曾經試圖這樣做過。兩人之間相隔約有半個世紀，正德的所作所為，對萬曆自然不是沒有影響的。
　　正德在1505年即位的時候還不滿14歲。他有超人的膽量、充分的好奇心、豐富的想像力。這樣的人作為守成之君，可謂命運的錯誤安排。正德沒有對傳統屈服，他有他自己尋歡作樂的辦法，而且我行我素，毫不不臣僚的批評所動搖。與書呆子作對，也許正是他引以自娛的辦法。
　　正德登極未逾兩年，他就搬出紫禁城，不再受宮廷內部清規峻律的限制。他新建的住宅名叫“豹房”，坐落於皇城中空曠之處，中有精舍、獵房及俱樂部。從此，他就在宦官、倡優、喇嘛以及異域術士的包圍之中。如果興之所至，他也偶然臨朝或出席經筵，但更多的興趣則在於遊獵。有一次，他親自訓練老虎，為虎所傷，幸賴親信江彬的救援才得免於難。
　　江彬之見信於正德，也在於他的大膽和機警。他身上有箭痕三處，其中有一處穿過面頰直到耳根。1512年，經過皇帝的面試，他就受到寵信，甚至和皇帝形影不離。過去正德已經在皇城裏練兵，自從得到了江彬這樣英勇的軍官作為侍從，操練就更形頻繁與正規化。土兵們被分成兩營，皇帝自率領宦官組成的士兵為一營，江彬率領從邊鎮中精選的將士另為一營。部隊的服裝也與眾不同，鮮明的鎧甲上系以黃色的圍巾，遮陽帽上插天鵝的翎毛，這些都增加了士兵們威武颯爽的氣概。
　　正德皇帝整天忙於練兵，夜間則在豹房和各式各樣的人物玩樂。對朝廷上文臣和宦官的衝突，他採取聽之任之的態度。在他看來，這種爭端是無可避免的，更何況處理這些事情並不是他的專長。
　　最富有冒險性的事蹟發生在1517年。當時韃靼小王子伯顏猛可屢屢犯邊，這一年又率領五萬騎兵入寇，圍困了本朝一營官兵。皇帝準備御駕親征，借此體會戰爭的實況，並且檢驗幾年來練兵的成效。文官們對這一驚人之舉竭力阻撓，首先是一個視察長城的禦史不讓他出關。這樣的事情很容易解決，他隨即下令解除這個禦史的職務而代之以一個宦官。他出關之後採取了同樣的辦法，即不讓任何文官出關。前後四個月，北京的臣僚幾乎和皇帝完全失去聯絡。送信的專使送去極多的奏本，但只帶回極少的御批。
　　當皇帝得勝回朝，一個戲劇性的場面出現了。他在事前命令宦官打開倉庫，取出各種綢緞遍賞百官，要求他們盡一晝夜之力製成新的朝服接駕。由於過於倉粹，文武官員胸前的標誌弄得混亂不堪。原來頒賞給有功的大臣的飛魚、蟒袍等特種朝服，這時也隨便分發。官員們所戴的帽子，式樣古怪，由於皇帝的親自設計。接駕的儀式也來不及訂出詳細的規定並事先演習。陳列在大道兩旁、歌頌御駕親征取得偉大勝利的標語布幔，因為皇帝自稱“威武大將軍朱壽”，官員們只能照寫上款，並且不敢在下款稱臣。偏偏上天不肯作美，那一天雨雪霏霏，百官鵠立直至夜晚，才看到皇帝在無數火把簇擁之下騎在栗色馬上安然駕到。皇帝在城門口下馬，接過首輔奉上的酒杯一飲而盡，然後馳馬赴豹房休息，百官則依舊狼狽地躑躅於泥濘的街頭。
　　皇帝把俘獲的武器裝備陳列于宮門之前作為戰勝的實證。宮中的銀作局特製了紀念這次不世之功的銀牌，上附各色彩帶。但是他的興致絲毫也沒有帶給廷臣以鼓舞。翰林院全體官員拒絕向他祝賀，有的監察官自己責備自己失職而要求解職歸田。雖然前方官軍的圍困因為御駕親征而得以解除，而且終正德一朝，小王子也沒有繼續入侵，但是持懷疑態度的文官卻堅決不承認這次勝利。他們強調說，我軍傷亡達600人，而韃靼卻僅僅有16人戰死。
　　

steve2046

這樣的一個皇帝，實際上已經不是國事的處置者，而是處置國事的一個權威性的象徵。他應該做到寓至善於無形。如果他能夠保持感情與個性的真空，經常演習各種禮儀，以增強抽象的倫理觀念，他就和上述要求恰相符合。
　　多少年來，文官已經形成了一種強大的力量，強迫坐在寶座上的皇帝在處理政務時擯斥他個人的意志。皇帝沒有辦法抵禦這種力量，因為他的權威產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他實際上所能控制的則至為微薄。名義上他是天子，實際上他受制於廷臣。萬曆皇帝以他的聰明接觸到了事情的真相，明白了自己立常洵的計畫不能成功，就心灰意懶，對這個操縱實際的官僚集團日益疏遠，採取了長期怠工的消極對抗。
　　1587年以後的內外形勢並不平靜，楊應龍在西南叛變，孛拜在寧夏造反，日本的關白豐臣秀吉侵佔朝鮮，東北的努爾哈赤在白山黑水間發難，但內外兵事都沒有像建儲一事能在廷臣中引起這麼多的紛紛擾擾。兩萬名身穿錦袍的文官所最關心的，乃是今上皇帝一旦宮車宴駕，誰將繼他登上寶座。即使在常洛封為太子、常洵去河南之國之後，事情仍然沒有結束。那位掩袖工讒的鄭氏日夜挨在皇帝身旁，誰敢擔保情況不起變化？因之有的忠耿之臣就慷慨陳辭，請求皇帝不要好色，自古以來，美人就是引誘人做壞事的一種因素。跟著就是謠言蜂起。有的繪聲繪色地描述了宮闈中已產生了各種陰謀。有人說，在宮中發現了木刻的偶像。人們普遍相信，如果一個精於巫術的人每過七天給這個偶像插上一根針，偶像所摹擬的人就會病入骨髓，百藥罔效。難道貴妃鄭氏真想用這種方法置常洛於死命？更令人不安的是據說還發現了皇帝和皇后的偶像。
　　在惶惶不安的氣氛中，又出現了一件奇特的事情。有一個大學土沈鯉，在文淵閣的大門旁邊豎立了一塊木板，上面寫著十項做官的戒律。每天上班的時候，他就站在牌前低聲誦讀，念念有辭。不久，宮中就傳遍了沈閣老的謠言，據說他在一塊寫有怪字的木牌前面施法詛咒。皇帝十分驚奇，叫人把木牌取來過目，看過之後隨即斥責宦官胡說八道，無事生非。
　　有些謠言還記錄於史書。比如說恭妃王氏是一個年長的女人，在和萬曆邂逅相遇的時候就已經消失了青春。此後她又一目失明，所以不能繼續得到皇帝的寵愛。另外一個故事則說是萬曆病重，自度即將不起，有一天一覺醒來，發現恭妃王氏的胳臂正枕在他的腦袋下，臉上的淚痕未幹，而貴妃鄭氏則無影無蹤。還有一個故事提到了常洛的祖母慈聖太后。她反對皇帝棄長立幼的企圖，為此和他作了一次專門的談話：
　　皇太后：“如果你真要這樣做，你將何以向天下臣民交代？”
　　皇帝：“這容易。我只要說他是一個宮女的兒子就可以了。”
　　皇太后：“你不要忘了，你自己也是一個宮女的兒子！”
　　這些捕風捉影的故事在當日不僅口耳相傳，而且刊諸棗梨，印成書籍。關於王氏和萬曆相遇時的年齡問題，在4個多世紀以後定陵的發掘中才得到澄清，因為墓誌上清楚地記載著她的出生年月，據此，她和萬曆相遇的那一年剛剛16歲，萬曆則是18歲。
　　木板印刷的發達不僅使這些書籍大為流行，而且還使一些不署名的傳單和署假名的小冊子不斷出現。這些傳單和小冊子增加了北京城內的緊張氣氛，使每一個人都程度不同地捲進了這個繼承大統的漩渦裏。有一張傳單，即所謂“妖書”，竟公然聲稱太子不久就要被廢，福王將奉召回京正位東宮，並且指出這一陰謀的參預者及其全部計畫。皇帝命令東廠錦衣衛嚴密偵緝妖書的作者，致使整個京城為之震動，不僅名列書中的人驚恐萬狀，其他無關的人也不免惴惴不安。
　　對文官集團而言，常洛和常洵的爭執，不過是把他們早已存在的衝突更加帶上了感情色彩而已。就算是沒有鄭貴妃，也沒有東林黨，文官集團中的彼此隔閡和對立，已經達到了相當嚴重的地步。要探究它的根本，可以追溯到本朝創建之初。
　　歷史學家似乎很少注意到，本朝以詩書作為立政的根本，其程度之深超過了以往的朝代。這在開國之初有其客觀上的可能。洪武皇帝大規模地打擊各省的大地主和大家族，整個帝國形成了一個以中小地主及自耕農為主的社會。朝廷又三令五申，力崇儉樸，要求文官成為人民的公僕。在這種風氣之下，人們心裏的物質欲望和嘴上的道德標準，兩者的距離還不致相差過遠，充其量也不足以成為立政上的障礙。
　　當張居正出任首輔的時候，本朝已經有了兩百年的歷史。開國時的理想和所提倡的風氣與今天的實際距離已經愈來愈遠了。很多問題，按理說應該運用組織上的原則予以解決，但事實上無法辦到，只能代之以局部的人事調整。
　　這種積弊的根源在於財政的安排。在開國之初，政府厘定各種制度，其依據的原則是“四書”上的教條，認為官員們應當過簡單樸素的生活是萬古不磨的真理。從這種觀念出發而組成的文官集團，是一個龐大無比的組織，在中央控制下既沒有重點，也沒有彈性，更談不上具有隨著形勢發展而作調整的能力。各種技術力量，諸如交通通訊、分析統計、調查研究、控制金融、發展生產等等則更為缺乏。一個必然的後果，即政府對民間的經濟發展或衰退，往往感到隔膜，因之稅收和預算不能隨之而增加或減縮。
　　財政上死板、混亂與缺乏控制，給予官員的俸祿又微薄到不合實際，官員們要求取得額外收入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上面說過的地方官的“常例”是一種普遍的不成文制度。亦即在規定的稅額以外抽取附加稅：徵收白銀，每兩附加幾分幾厘，稱為“火耗”；徵收實物，也要加征幾匹幾鬥，稱為“耗米”、“樣絹”。除此之外，一個地方官例如縣令，其家中的生活費用、招待客人的酒食、饋送上司的禮物，也都在地方上攤派。對這種似合法非合法的收入，中央聽之任之而又不公開承認。在各地區之間，這種收入則漫無標準，因為一個富裕的縣分，稅收上稍加幾分，縣令就可以宦囊充裕，而一個貧窮的縣分要徵收同樣的數字，則已是極為暴虐的苛政了。這些情形使得所謂操守變成毫無實際意義。
　　更難於判斷的是京官的操守。他們沒有徵收常例的機會，而全靠各省地方官以禮儀為名所贈送的津貼。銀兩源源不斷地流入北京，尤其是在考核地方官的那一年為數更多，這就無怪乎那位獨立特行的海瑞要稱這種年頭為京官的“收租”之年了。考核者既然接受了被考核者的津貼，還哪里談得上一切秉公辦理呢？
　　財政上的情況既是如此，在文官體制上，普遍使人感到困難的是各級地方官都沒有實際力量足以應付環境的變化。他們沒有完全駕馭下級的能力，因為各人自抽“常例”，即下級也擁有財政權；人事權則集中於北京，對下級的升降獎罰，上級只能建議而無法直接處理。
　　體制上有欠周全，文官集團更需要用精神力量來補助組織之上的不足。這有本朝的歷史記載為證。那些孔孟的信徒，在一旦需要的時候，可以不惜犧牲以完成任務。有的文官從來沒有受過軍事訓練，卻可以領導倉猝集合的民兵固守孤城，最後殺身成仁；有的文官不顧溽暑疫疾，和民夫同飲食、共起居，在洪水的威脅下搶救危險的河堤。這些好處當然不應抹殺，然則它們帶有衝動性質，也多個人成分，而且常常和緊急情況一起出現。一個具有高度行政效率的政府，具備體制上技術上的周密，則不致接二連三地在緊急情況下依賴于道德觀念作救命的符塞。說得嚴重一點，後者已不是一種好現象，而是組織機構違反時代，不能在複雜的社會中推陳出新的結果。
　　這種局面不打破，文官的雙重性格發展得越來越明顯，這也是精神與物質的分離。一方面，這些熟讀經史的人以仁義道德相標榜，以發揮治國平天下的抱負為國家服務，以自我犧牲自詡；一方面，體制上又存在那麼多的罅隙，給這些人以那麼強烈的引誘。陰與陽的距離越來越遠，找出一個大家都同意的折衷辦法也越來越困難。
　　以張居正的精明幹練，他沒有能解決這個問題。他的十年首輔生涯，僅僅剛把問題看清楚。他的一套改革辦法使文官們感受到極大的壓力而不能成功，而且招致了死後的被清算。申時行不得不把目標降低。他所說的“使不肖者猶知忌憚，而賢者有所依歸”，就表現了他調和這陰陽兩極的方針。他無意於鼓勵不法，但也不能對操守過於認真。1587年京察之放寬尺度就是這種宗旨的具體說明。在他看來，嫂子已經掉進水裏，決不能再像平常一樣保持遠距離的尊敬，而需要“援之以手”了。
　　就算是降低了標準，申時行也沒有能達到目的。有一些自命為體現正氣的年少新進，堅持“四書”中所教導的倫理觀念，對1587年京察的做法表示了極大的不滿。其中有一個顧憲成，所提出的抨擊尤為尖銳。他和他的志同道合者決心要檢舉缺乏能力和操守的官員，而不惜重新撕破申時行所苦心縫補的破綻。申時行的對付辦法就是把他調往外省。
　　所以，在立儲問題還沒有對京官形成普遍壓力的時候，他們的內部關係已經十分緊張了。張居正的強迫命令固然失敗，申時行的調和折衷也同樣沒有成功。在北京的兩千多名文官中間，存在著對倫理道德和對現實生活的不同態度，互相顧忌而又互相蔑視。有的人出身寒微，把做官看作發財致富的機會；有的人家境豐饒，用不著靠做官的收入維持生活，自然就不會同意和允許其他人這樣做。“四書”中的原則，有的人僅僅視為具文，拿來做職業上的口頭禪，有些人卻一絲不苟，身體力行。另外有一些人彷徨於上述兩者之間；也有一些人由於人事的牽涉參與了對立的陣營。
　　文官之間的衝突，即使起因於抽象的原則，也並不能減輕情緒的激動。一個人可以把他旁邊的另一個人看成毫無人格，他的對方也同樣會認為他是在裝腔作勢地用聖賢之道掩飾他的無能。而眼前更為重要的是，立儲一事絕不是抽象的原則，而是關係到文官們榮辱生死的現實問題。因為，凡是皇帝的繼承權發生爭執並通過一場殘酷的衝突以後，勝利者登上皇帝的寶座，接著而來的就是指斥對方偽造先帝的旨意或是暴戾無道；因為九五之尊必有天命和道德做背景。如果不經過這一番左右輿論的工作，自己的勝利就不能名正言順。而他手下的擁戴者，也總是要請求新皇帝以各種兇狠的手段加之于他們的對方，才能順逆分明；自己流芳百世，政敵則遺臭萬年，各有分曉。這種情形，在本朝的歷史上至少已經發生過兩次。
　　

steve2046

陽曆10月，工部的一位官員因為皇帝允諾的冊立太子的期限在即，立儲大典的各項開銷理應由他負責籌備，他就編造預算，呈請皇帝批准。皇帝的朱批使全體文官為之瞠目咋舌。朱批說，他早已聲明不准臣下在一年之內催促他立儲，這個工部官員借編造預算為名而行催促之實，這就是違反了他的命令，而他也就必須按照聲明中所說的那樣，把立儲延後。這種故意的節外生枝不禁使群臣深感憂慮，人君如此缺乏誠意，他將用什麼來維持威信，統治國家？於是他們聯名奏請皇帝收回這一朱批，並希望他親口許諾的明春立儲一事能付諸實現。因為申時行正在病中，內閣大學士的聯名呈請，由二輔許國執筆。但這份奏章仍然由申時行領銜。
　　這一大規模的抗議使龍心赫然震怒。申時行獲知皇帝的反應，立即呈上一份揭帖，說明內閣的聯名奏章雖然列上他的名字，他事先卻並未與聞。被孤立的皇帝親自在朱批中感謝申先生對他的忠愛之忱。事情本來可以在這裏結束，因為大學士的揭帖系秘密文書，經過御覽以後向例是退回本人而不公佈的。但是這一揭帖偏偏為許國所截獲，他就毫不客氣地送交給事中辦公室抄錄公佈。申時行立刻向給事中索回原件不准公佈，但其內容已經在文官中傳遍，而且這種索取已發科抄寫的檔也屬違背成憲。
　　這樣重大的事件逼得當時值日的給事中參劾申時行，參劾的措辭還十分嚴厲，說他“遁其辭以賣友，秘其語以誤君。陽附群眾請立之議，陰緩其事以為內交之計”，“陛下尚寬而不誅，高廟神靈必陰殛之。這意思說，申時行是一個十足的兩面派和賣友誤君的小人，即使皇上不加處罰，洪武皇帝的神靈也會對他加以誅戮的。
　　萬曆皇帝開始並沒有體會事情的嚴重性。他降旨勒令這個給事中降級調往外省，並命令申時行照常供職。申時行準備遵旨回到內閣，然而文官們的情緒已經如火如荼，不可遏止，一個接著一個遞上了參劾申時行的本章。很明顯，申時行無法抵禦這些道德上的控訴，他的威信已經掃地以盡，再也無法取得同僚的信任。這種局勢一經明朗，他除了辭職以外，別無他途可供選擇。在這種情況下，皇帝的慰留也無濟於事。要是再戀棧不去，他就必然成為張居正第二。
　　在聽任申先生離職之前，皇帝不能沒有必要的措施以重振自己的權威。那個發難參劾申時行的給事中由降級外調而加重為革職為民。這是因為他受到了文官的表揚，而要皇帝收回處罰他的成命；而在皇帝那裏，雖然無法挽留群臣所不齒的大官，卻必須表示有能力斥退他們所欣賞的小官。其次輪到了二輔許國。多年來他和申時行在表面上似乎同心協力，這一事件暴露了他對申時行的嫉忌，而他故意公開申時行的秘密揭帖，說明了他的秉性並非忠厚，這種人自也不應在御前擔任要職。由此，許國也被參劾，皇帝批准他“回籍調養”。兩天以後，皇帝才接受了申先生的辭呈。
　　在這一場悲劇性的衝突之中，沒有人取得勝利。立儲一事竟惹起了如許風波，使兩個大學士相繼離職。既然如此，即使是最激烈的人也不便立即再提起此事，因為怕把事情弄僵而不可收拾。萬曆也很清楚，無論他多麼寵愛鄭貴妃和常洵，這廢長立幼一舉決不會被廷臣所接受，如果公開堅持自己的主張，最後勢必引起大規模的流血，這是與他所崇奉的佛教宗旨相違背的，而且流血之後也未必就能如願以償。基於雙方的這種考慮，就形成了暫時的僵持局面。
　　在處理立儲這個問題上，萬曆犯了很多錯誤。他的第一步是冊封鄭氏為皇貴妃，位於皇后之下而在其他妃嬪之上。子以母貴，常洵超越常洛而立為皇儲，就可以順理成章。然而在絕大部分文臣看來，這是以幼淩長，自然不合於倫常之道。
　　萬曆本人也同樣找不到充分的理由以公開自己的意圖，他只能找出種種藉口來拖延。第一個藉口是常洛年紀太小，經不起各種典禮的折磨，第二個藉口就是上面所說的立儲大計屬於皇帝的職權，不容許任何人加以干擾逼迫。在和廷臣往來爭辯之際，他又突然別作心裁，同日冊封三個兒子為王而不冊封太子。臣僚們不接受這個辦法，他又找出了第三個藉口，即皇后年紀尚輕，仍有生育的可能；如果皇后生下兒子，那就是當然的太子而用不著任何爭議了。這種種藉口既表明了他缺乏信用，也暴露了他沒有氣魄，因而官員們的抗議也決不會就此偃旗息鼓。
　　這種僵持的局面，應該看作本章一開始所說的“憲法危機”。因為僵局之不能打破，原因不在於法律。法律的問題始終沒有被人提起，即皇帝如果一定要廢長立幼，他並不是找不到理論上的依據。假如我們的帝國真正能夠實行法治，而繼承皇位這個問題又由一個具有獨立性的法庭來作出判決，那麼皇帝委託律師根據成文法和不成文法來作辯護，他是很有勝訴的可能的。
　　第一，常洛並不天生即具有繼承大統的權利，他的幾個弟弟也同樣沒有這種權利。因為皇帝的兒子在被冊封以前統統沒有名義，否則就用不著特別舉行封太子或封王的典禮了。第二，立長而不立幼，只是傳統的習慣而不是強制性的法規，這在永樂登極之後更為明顯。他以太祖洪武皇帝第四子的身分，用“清君側”的名義，從他的侄子建文皇帝手中奪得了皇位而根本不考慮他的二哥和三哥兩房的優先繼承權。所以在200年之後還要堅持繼承皇位必須按出生次序，就等於否定了永樂皇帝的合法性。第三，根據太祖洪武皇帝的規定，嫡子有繼承皇位的優先權，可見皇子的地位決定于其母親的地位，而出生年月乃屬次要。常洛之母為恭妃，常洵之母則為皇貴妃，前述子以母貴的原則在祖訓前仍然大可商酌。第四，如果萬曆非立常洵不可，他還可以廢去孝端皇后而立鄭氏，使常洵成為名正言順的嫡子。在本朝歷史上，宣德、景泰、成化、嘉靖四朝都有廢後之舉而並未因此發生政治波瀾。
　　為什麼萬曆在這個問題上沒有採取更為強硬的立場，例如堅決地公開宣佈他的主張，而且一口咬定立儲大計屬於他的權力範圍，不容旁人置喙，而且進一步以意圖不能實現即自動退位作為威脅，這都已經無法找到答案了。也許有一條理由可以作為解釋，即本朝不是以法律治理天下臣民，而是以“四書”中的倫理作為主宰。皇帝和全國臣民都懂得父親對兒子不能偏愛，哥哥對弟弟負有教導及愛護的義務，男人不能因為寵愛女人而改變長幼之序。正因為這些原則為天下人所普遍承認，我們的帝國才在精神上有一套共同的綱領，才可以上下一心，臻於長治久安。如果僅僅憑法律的條文作為治國的依據，則我們立國的根本就成了問題，一千多個縣令也很難以父母官的身分領導他治下成千成萬的庶民。所以，萬曆要棄長立幼的企圖，縱使在法律上有可以左右遷就之處，但在堅持傳統觀念的臣僚心目之中，卻早已不直於綱常倫理。臣僚們從來沒有聽說法律的施用可以與聖賢的教導相違，即使是皇帝也不得不承認這一點。在這樣強大的道德和輿論的壓力之下，他在公開場合不得不發表違心之論，否認他有棄長立幼的企圖。
　　心裏的願望難於實現而且無法明言，同時又缺乏可以密商的智囊人物，從此他就成了一個孤獨的君主。他很想把內閣大學士拉到自己這一方面來，但也不敢公然出口。而事與願違，歷屆的首輔都以群臣的發言人自居，不斷地催促皇帝按長幼之序冊立常洛為太子。催促無效，首輔只能引咎自責，掛冠而去。這樣—來，做皇帝的不得不應付幾個個性完全不同的首輔，應付幾種不同方式的催促，因而搜索出來的理由就前後不能一致，從而使人更清楚地感覺到他確實缺乏誠意。
　　雖然形勢對他十分不利，他仍然不放棄他的願望。臣僚們紛紛猜測，究竟是皇帝受到了鄭氏的逼迫，以致一意孤行，還是他想用拖延的辦法，等待皇后自然地死去？孝端皇后的健康情況據說極有問題，如果一旦不諱，皇貴妃鄭氏遞補而為皇后，就足以使任何人找不到根據加以反對。但是孝端皇后偏偏不肯合作，她帶病延年，僅僅比皇帝早死4個月。而這時由於眾意難違，萬曆早已屈服，常洛被封為太子已經20年了。
　　分析上述問題，還有一個因素不能排除，就是在萬曆登極以後，雖然坐在他祖先坐過的寶座之上，但他的職責和許可權已經和他的前代有所不同。他的祖先，一言一行都被臣下恭維為絕對的道德標準，而他卻是在他的臣僚教育之下長大的。他的責任範圍乃是這群文臣們所安排的。他的感情更需作絕對的抑制。這前後不同之處儘管在形式上含蓄，實質上卻毫不含糊。原因是開國之君主創建了本朝，同時也設立了作為行政工具的文官制度，而今天的文官卻早已成熟，他們所需要的只是一個個性平淡的君主作為天命的代表，其任務就是在他們的爭端無法解決時作出強制性的仲裁。他們要求這位守成之主與日常的生活隔絕，在仲裁爭端中不挾帶個人的嗜好和偏愛以引起更多的糾紛。坦率地說，就是皇帝最好毫無主見，因此更足以代表天命。這種關係，已經由萬曆的曾叔祖弘治作出了榜樣。弘治皇帝愈是謙抑溫和，聽憑文臣們的擺佈，文臣們就愈是稱頌他為有道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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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世間已無張居正
作者：黃仁宇
　張居正的不在人間，使我們這個龐大的帝國失去重心，步伐不穩，最終失足而墜入深淵。它正在慢慢地陷於一個“憲法危機”之中。在開始的時候這種危機還令人難於理解，隨著歲月的流逝，政事的每下愈況，才真相大白，但是恢復正常步伐的機會卻已經一去而不復返了。
　　以皇帝的身分向臣僚作長期的消極怠工，萬曆皇帝在歷史上是一個空前絕後的例子。其動機是出於一種報復的意念，因為他的文官不容許他廢長立幼，以皇三子常洵代替皇長子常洛為太子。這一願望不能實現，遂使他心愛的女人鄭貴妃為之悒鬱寡歡。另外一個原因，則是他在張居正事件以後，他明白了別人也和他一樣，一身而具有“陰”、“陽”的兩重性。有“陽”則有“陰”，既有道德倫理，就有私心貪欲。這種“陰”也決非人世間的力量所能加以消滅的。於是，他既不強迫臣僚接受他的主張，也不反對臣燎的意見，而是對這一切漠然置之。他的這種消極怠工自然沒有公然以聖旨的形式宣佈，但在別人看來則已洞若觀火。
　　皇帝決心以頑強的意志和臣僚們作持久的對抗，臣僚不讓他立常洵為太子，他也不立常洛為太子，甚至不讓常洛舉行冠禮以便向翰林院的官員就讀。像這樣雙方堅持達10年之久。
　　迫於強大的輿論壓力，他不得不放棄自己的打算。但是他的屈服是帶著仇恨的。皇長子被封為太子，皇三子被封為福王到河南之國，從此皇帝的心靈上就留下了永久的傷痕，他的臣僚也再沒有機會能使他按照他們的意志執行他的任務了。皇帝仍然是皇帝，但是再也不願意做任何事情使他的文官快意。像這樣又20年。
　　各種法定的禮儀在照常舉行，但是皇帝已經不再出席。高級的職位出缺，他寧可讓它空著而不派人遞補，使那些文官們除了極少數的人以外已不再有升遷到最上層的希望。臣僚們抗議的奏章不斷向他提出，他也不加答辯。因為他知道，只要在奏本上一加朱批，不論是激烈的駁斥還是冷靜的辯說，這些未批和原來的奏摺都要送到給事中的辦公室裏傳抄公佈，這就正好中了那批抗議者的下懷，使他們達到了沽名買直的目的而暴露了自己缺乏雍容的氣度。最合適的辦法就是把這些可惡的奏本留中，即扣押在宮內不加批示。
　　於是有良心的官員覺得無法執行他們的任務，只好提出辭呈。萬曆以同樣的態度對付這些辭呈，既不援例慰留，也不准離職。有的官員在忿怒之餘逕自掛冠而去，吏部建議對他們追捕而加以憲問，萬曆同樣還是置之不理。到他臨朝的後期，一個文官自動離職就意味著一個名位已被廢革，因為不再有人補缺。
　　皇帝和他的臣僚熟讀詩書，知道經典史籍贊成臣下向無道之君造反。但這無道必須到達桀、紂的程度，即以極端的殘暴加之于臣僚和百姓。現在的萬曆皇帝卻並非如此，而且除了不理上述性質的檔以外，他照常批閱其他奏章。也就是說，他的消極怠工，放棄自己的職責，是有所選擇的，他自己可以理直氣壯地表示，他是在奉行道家“無為而治”的宗旨。對於這種情況，臣僚們是找不到任何經典中的訓示來造反的。所以，不滿甚至憤激的情緒儘管不斷滋長，卻始終沒有發展成為“誅獨夫”或者“清君側”的內戰。
　　皇帝的放棄職責並沒有使政府陷於癱瘓。文官集團有它多年來形成的自動控制程式。每到屬牛、龍、羊、狗之年，北京的會試、殿試照舊舉行；地方官和京官按時的考核也沒有廢止。派遣和升遷中下級文官，用抽籤的方法來決定。吏部把候補人員的名單全部開列，一個官員除了不得出任原籍的地方官或其父子兄弟的上下級以外，他將要出任什麼官職，決定的因素不是他的道德或才智，而是出於與事實無關的一根竹簽。對於這些例行公事，皇帝照例批准，大多數情況下則由司禮監秉筆太監代作朱批。
　　在禦字48年之後，萬曆皇帝平靜地離開了人間。他被安葬在他親自參與設計的定陵裏，安放在孝端皇后和孝靖皇后即恭妃王氏的棺槨之間。他所寵愛的貴妃鄭氏比他多活了10年。由於她被認定是國家的妖孽，她得不到任何人的同情。這10年，她住在紫禁城裏一座寂寞的冷宮中，和她的愛子福王永遠睽離。福王本人也是一個禍患，據說萬曆生前贈給他的莊田共達400萬畝。由於成為眾人怨望之所集，也沒有人敢為他作任何辯解，說這個數字已經被極度地誇大，而且大部田土已折銀每年未逾20000兩。
　　奇怪的問題是，皇位的繼承問題早已解決，萬曆皇帝又龍馭上賓，而關於當年延擱立嗣的責任之爭，反較問題沒有解決的時候更加嚴重。每當提及往事，就有許多廷臣被捲入，而且舌戰之後繼以筆戰。這時朝廷中的文臣已經分裂為若干派別，彼此間無數的舊恨新仇需要清算，激烈的爭論則常常肇始於微不足道的釁隙。萬曆皇帝幾十年的統治，至此已經造成了文官集團中不可收拾的損傷。
　　皇帝是一國之主，他應當盡心竭力以保持文官集團的平衡。做到這一點是很不容易的，除了公正和不辭勞瘁以外，還需要超出尋常的精明能幹。針對文官的雙重性格，需要給予物質上的報酬使他們樂於效勞，也要動員他們的精神力量，使他們根據倫理道德的觀念盡忠國事。這兩項目標的出發點已有分歧，而皇帝能用來達到目標的手段也極為有限，概言之，不出於人事的升降和禮儀的舉行。而萬曆皇帝的所作所為，正與此背道而馳。他有意地與文官不合作，不補官的做法等於革除了最高名位。他們鞠躬盡瘁，理應得到物質上的酬報，升官發財、光宗耀祖，此時都成泡影，使他們的畢生心力付之東流。再者，他又把倫理道德看作虛偽的裝飾，自然就不在這方面用功夫。很多把孔孟之道奉為天經地義的文官，至此也覺得他們的一片丹心已經成了毫無意義的愚忠。
　　表面上的寧靜通常是虛幻的。文官集團缺乏應有的和衷共濟，反而集中了無數的利害衝突，形成了一個帶有爆炸性的團體。在萬曆皇帝禦宇的48年中，特別到了後期，大臣們已經看透了中樞無複具有領導全局的能力，也就不得不以消極敷衍的態度來應付局面。此類態度類似疫氣，很快就在文官中流傳，使忠於職守者缺乏信心，貪污腐敗者更加有機可乘。這種不景氣的趨勢愈演愈烈，使整個王朝走到了崩潰的邊緣。其所以能勉強維持，實在是因為替代的辦法尚未找到。而像我們這樣龐大而歷史悠久的帝國，即使在不利的條件之下，僅憑慣性的作用也可以使這個王朝繼續存在若干年月。
　　這種氣氛，不消說令人悲觀。有一部分文官，即以後被稱為東林黨的人，發憤要力挽狂瀾。他們的理想是，精神上的領導力量可以在皇帝的寶座之外建樹。他們從小熟讀《四書》和朱熹的注釋，確認一個有教養的君子決無消極退讓和放棄職責的可能，需要的是自強不息的奮鬥。這些以君子自詡的人物，不論在朝在野，總是標榜自己的品德，而指斥和他們不合的為小人。其後，這一派中的若干人被任命為吏部和都察院的官員，職司百官的考察和彈劾。在定期的考核中，他們大刀闊斧地斥退他們心目中認為萎靡不振的官員。
　　這種重振道德的運動，其標榜的宗旨固然極為堂皇，但是缺少了皇帝的主持，其不能成功已在預料之內。皇帝也是人而並非神，即使他的意志被稱為“聖旨”，也並不是他的判斷真正高於常人。他的高於一切的、神秘的力量是傳統所賦予，超過理智的範圍，帶有宗教性的色彩，這才使成為他的決斷人間最大的權威。如果官員們承認他的決斷確乎出於他自己而非出於佞幸的操縱，那麼即使有欠公允，也可以使大家絕對服從。東林黨當然不能具備這樣的絕對權威，更何況當日兩萬名身穿錦袍的文官，作為一個整體，已經喪失了評定善惡的標準，僅憑這幾十個自詡為品德優秀的官員，反倒能訂出一個大家所承認的標準？這幾十個官員盡了很大的力量，要重新建立一種能為別人所承認的道德倫理，結果卻事與願違。反對他們的，也同樣地使用了他們治人之道，即用道德倫理的名義組織他們的集團以資對抗。
　　萬曆的去世，失去了最後的緩衝因素。互相猜忌的小團體至此公開地互相責難。一連串的問題被提出來了：當初先皇對繼承人的問題猶豫不決，在中樞任要職的人何以不慷慨直言？王錫爵身為首輔，居然同意先皇提出的三王並封的主張，即皇長子常洛、皇三子常洵、皇五子常浩同時不分高下地並封為王，這是何居心？要不是大臣們缺乏骨氣而作遷就，先皇何至把“國本”問題拖延得如此之久，致使後果難於收拾？據說鄭貴妃還有謀害皇長子的陰謀，何以不作徹底的調查追究？這些問題，沒有法律上的程式可供參照以找到答案，但是在感情上則帶有強烈的煽動性。提出問題的人自己也未必有尋根究底的決心，而只是利用這些問題作為控訴的口實，把食指指向反對者的鼻子，借此在黨爭中取得主動。
　　本朝的制度，應當說是不能聽任這種黨爭發展的。我們的司法制度極為簡單，缺乏判決爭端的根據。即使是技術上的問題送交御前請求決定，也要翻譯成為道德問題，以至善或極惡的名義作出斷語。在這種具體情況下，只有使全部文官按照“四書”的教導，以忠厚之道待人接物，約束自己的私心，尊重別人的利益，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朝廷才能上下一心，和衷共濟。要是官員們口誦經典中的詞句，稱自己為君子，別人為小人，在道德的掩蓋下奪利爭權，這就是把原則整個顛倒了。這種做法會導致文官集團的渙散，進而導致我們的帝國無法治理。這不必等到1620年萬曆的靈樞抬到大峪山下葬的時候才能明白，1587年申時行說的“自古國家未有如此而能長治久安者”，已經把這個道理說得十分清楚了。
　　但是當日的申時行並沒有足夠的力量影響輿論，此後的影響則更為微弱。皇位的繼承問題發生在他擔任首輔的時候，所以很多人都感慨在這緊張的幾個年頭之內偏偏碰上了這樣一個軟弱無能的人做了文淵閣的首腦。
　　1591年申時行被迫去職的時候，輿論對他已經喪失了同情。這原因需要追溯到上一年，即1590年。這一年之初，皇長子常洛只有足歲七歲半，但按中國傳統的計算方法，他已經9歲。這時他還沒有出閣講學，給很多廷臣造成了不安，擔心他長大以後不能和文官作正常的交往。但是出閣講學，他又必須具有太子的名義，否則就是名不正言不順。問題迫在眉睫，所有的京官集體向文淵閣的四個大學士施加壓力，要求他們運用自己的聲望，促使萬曆冊立常洛為太子。於是，以申時行為首的四個大學士向皇帝提出了辭呈，理由是他們無法向百官交代。皇帝當然也不能接受他們的辭呈，因為他們一去，就不再有人敢接受這個首當其衝的職位。
　　於是皇帝宣佈，他無意於廢長立幼，但是他不能接受臣下的要脅。他說，如果一年之內廷臣不再以立儲一事打擾他，他可以在1592年立常洛為太子。如果再有人以此糾纏，立儲就要延後。在這一妥協的條件下，各位大學士才回到文淵閣繼續辦公。
　　在這一年裏，群臣遵照萬曆的意見不再以立儲相催促，但卻都感到了氣氛的沉重。也有很多人懷疑申時行已經為皇帝所利誘，而在運用他的聲望引導京官，使他們擁護常洵。1591年春天，萬曆打算授予申時行乙太師，這是文官的最高職銜，即使是張居正，也只是在臨死前才得到了這樣的榮譽。申時行堅決辭謝，萬曆又提議賜給申時行以伯爵的俸祿，這也是沒有前例的。申時行又一次極其惶恐地聲稱他沒有功德可以接受這樣的恩賜。以上的提議雖然都沒有成為事實，但是已經使申時行感到窘迫。這種特殊的寵信使別人因羨生妒，給他執行皇帝和百官的聯絡職務增添了困難。申時行縱然以長厚著稱，但官員們決不會願意這個位極人臣的首輔再立下擁立太子的新功。就在這時候，他又成為輿論攻擊的對象。那一年的陽曆9月，福建金事李琯參劾首輔，說申時行主持的大峪山陵寢工程出了問題，按照他的情報，地基內已有水湧出。這位遠在數千裏外的地方官，冒著丟掉前程的危險來參劾首輔，其目的不外乎公開警告申時行：你雖然深得皇帝的信任，但是文官集團仍然有足夠的力量動搖你的地位，如果你不對全體文官負責的話。這位上書言事的官員在事後被革職為民，但在文官們看來，這種犧牲決不會是沒有意義的。此人既已博得了忠臣的名聲，而他的計算如果正確，他日複職加官，也是意中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