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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31.7.2007 00: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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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蜂蜜
你的那杯甜酒喝得也太容易了。沈从文当年还写了四年的情书呢，你只写了一年，就等来了这杯甜酒。你这个没有耐性的小傻瓜，真是走运啊--连那些坏人也来帮你的忙，促成我们的爱情。
一、宁萱的信
在我们通信的这一年里，我的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心里有了一个爱人，眼里的世界也像是抹上了一层淡淡的玫瑰色，即使我在写一份无聊的商务报告，也像是在写一首诗歌。
这些天里，我像生活在一个做不完的梦中，又像生活在一种源源不断的激情之中，我不再思考，我被喜乐浸透了。
我换回了那本破旧的《火》。我拿着你送给我的那本崭新的书，到阿明的书店里去交换。
我一直没有告诉阿明，一年之前我通过他的小书店认识了你，一年后我与你就已经成为无法分开的爱人。毫不夸张地说，他的小书店是我们爱情的发源地。
阿明觉得我的要求很奇怪，他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用一本一模一样的新书换旧书。
"两本书的版本都是一样的，你为什么要以新换旧呢？"阿明迷惑不解地问我。
"这是一个重要的秘密，我将来会告诉你原因的。"我故意在阿明面前卖个关子。
我想，不妨把这个秘密再保持一段时间，有一天，你到扬州来的时候，我带你到他的书店里去。然而，我隆重地向他介绍你，再向他讲述我们的故事。那时候，他将是怎样地惊讶啊。
阿明同意了我这个"古怪"的要求。
阿明曾经跟我说起起过，两年前，他还在念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偶然间读到你的这本《火》，顿时像遭到电击一样。他心中原有的那些教条一夜之间就被颠覆了。阿明立刻把这本书推荐给室友看，大家都被迷住了。
后来，阿明想跟室友一起坐火车到北京寻找并看望《火》的作者。国庆假期，一切都安排好了，俩人一起背上旅行包来到火车站。然而，天公不做美，他们的计划在最后时刻功亏一篑：因为钱包被偷走，他们最终没有能够成行。此后，由于学习越来越忙，北上的计划一再推延，直到毕业都没有能够成行。这成了阿明的一个难以弥补的遗憾。现在，他身体残疾了，更不方便出门。
阿明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差不多在一边"偷着乐"。我想，不久的将来，我把你直接带到阿明的这个小书店里，给你们制造一次充满传奇色彩的见面。
这也算是对阿明不知不觉地给我们两"牵线"的一种报答吧。
这本《火》已经比一年以前我遇到它的时候更加破旧了。
自从我读完之后，它又在许许多多人的手中流传。这一年当中，又有多少人读过它呢？其中，有没有像我这样的"知音"呢？我猜想，阿明的登记薄上大概有详细的登记。不过，我没有请求他给我翻看--他会对我的举动感到更加迷惑不解的。
回到家里，我用透明的胶纸粘好书脊，并且用牛皮纸把它包起来。它经过我的修补和包装，旧貌换新颜，又像是一本新书了。
我到北京来的时候，我会带着它，把它作为我送给你的定情礼物。这个礼物比钻石和黄金更加珍贵。
这本书虽然是你的处女作，但它比你以后写的所有的书都更重要。你以后的书，在思想和文采上，都必将超越这本书。但是，它们再也没有可能像《火》这样彻底地改变我们两人的生活。
我读完你读来信，产生了很多感想。我认为，汉语的问题说到底就是一句话：汉语的枯竭，是因为生命的枯竭。因此，拯救汉语，也就是拯救生命。
而要恢复汉语的活力、恢复我们生命的活力，首先必须恢复的是我们爱的能力。
一个民族的复兴，最根本的就是精神的复兴。
这让我想起了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人--甘地。
甘地用爱拯救了印度，赋予古老的印度文化以新的活力，赋予每一个印度人以生命的觉醒。甘地的传记作者、美国学者伊斯沃兰指出："我相信，未来的历史学家会将本世纪看作甘地的时代，而非原子时代。"我相信伊斯沃兰的这一结论，它将在未来的若干个世纪里，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受。
我们什么时候能够拥有一个自己的"甘地"呢？"甘地"在中国的出现，将意味着希望和转折的出现。
甘地终身信仰爱、真理和非暴力，直到被狂热分子所暗杀。
在一个晚霞艳丽的傍晚，甘地像往常一样双手合什祝福他的人民。这时，一个青年男子冲到他的面前，向他开枪，用暴力刺杀了这位"非暴力之父"。
在甘地倒地的时候，他的嘴里反复诵念着从心灵深处涌上双唇的祈祷，他是在为那个残忍的凶手祈祷。他忍着剧痛，微笑着说："我宽恕你，我爱你，我祝福你。"甘地以他的生命完整地实施了非暴力主义，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若只爱爱我们的人，不是非暴力；只有爱那些恨我们的人，才是非暴力。"
年轻的甘地在南非的时候，遇到了一件让他饱受屈辱的事情，这件事情改变了他的一生。
当时，甘地还是一个律师，他到南非去办理一件诉讼案。上司为他订好的头等车票。他充满了希望，希望在一个陌生的国度里建立起在自己的国家没能建立起来的事业。
火车抵达马瑞兹堡时，有几个欧洲人走进车厢包房，这几个白人一看到有色人种，立即就召来列车服务员。其中一人直截了当地叫甘地离开，到三等车厢去。
甘地反抗说："我有这个车厢的车票。"
"这没有用。你必须离开。要不然，我叫警察赶你走。"
甘地愤怒地回答道："你可以赶我走，但我有权呆在这里。我决不自动出去。"
结果，甘地被警察赶下了火车，在荒凉漆黑的火车站呆了一夜。他的外套和行李都被乘务员拿走了。他后来回忆说："那是一个冬天，是在南非寒冷地区的一个十分严寒的冬天。我的行囊是我唯一的外套，而我却不敢把它取回，因为我不愿再遭受一次污辱。我瑟瑟地坐着，屋里没有一丝灯光。"
他独自一个人坐着，在黑暗中颤抖，充满愤怒的他实在不能理解为什么竟然有人以折磨他人为快乐。让他愤怒的不仅是自己受到的伤害和侮辱，而是人对同类的残忍。这种残忍存在几乎于所有人之间--不同种族和信仰的人之间存在着，相同种族和信仰的人之间也存在着。
凌晨时分，甘地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他要留下来，他决不回头，决不当懦夫。"我是就这样屈服于这种不公正的待遇呢？还是为了改变与我处境相同的人们的命运而做点什么呢？"这个曾经在法庭上讲不出话来的人，发现自己完全有能力为减轻他人的痛苦而有力地讲话、写作和组织。
很久以后，有人问起甘地一生中最有影响力的事件时，他讲述了以上这个故事。那时，由于天生的肤色，他不得不经受磨难、遭受侮辱甚至袭击。但在内陀群山中漫长的一夜，使他决心永不向暴力低头，也绝对不用暴力手段来达到目的。
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在我们每个人的历史上，都会出现我们自己的"马瑞兹堡之夜"。可惜的是，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由黑暗的夜晚走向更加黑暗的夜晚；而甘地却在黑暗中坚定地走向光明，走向温暖，走向幸福和爱。
阅读这段文字时，我与甘地一起战栗，我如饥似渴地分享着他的耻辱和喜悦。我自己仿佛也成了那个中途被赶下车的年轻旅人，在一个破旧的火车站里饥寒交迫。
是报复，还是爱？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每个人都将遭遇到并做出选择。亲爱的廷生，有一天，我们也将遭遇到我们的"马瑞兹堡之夜"，我们将作出怎样的选择呢？
甘地反对暴力。暴力看起来有益，然而它的益处是暂时的，它的罪恶却是永久的。甘地认为，用暴力不可能中止暴力，而只能引发更多的暴力。他说过这样的一段话："我不相信以暴力为捷径取得成功。我可以赞同和尊敬好的动机，但一旦使用了暴力的方法，哪怕是为了最崇高的事业，我都坚决反对。经验告诉我，永久的幸福靠非真理和暴力是得不到的。"
甘地的这种非暴力思想，也正是我们民族最匮乏的精神质素。这一百年以来、这两千年以来，我们的土地经历了太多的血腥、太多的屠杀。血泊不仅没有让我们清醒过来，反而让仇恨更加泛滥。在这样深重的危机中，中国太需要甘地和甘地精神了。
非暴力也就意味着宽容和理解，意味着爱与怜悯。非暴力是柔弱的刚强，是眼泪中的盐分。甘地认为："真理停驻在每个人心里。我们得在心里寻找它，并且受它指引。但无人有权强迫别人照他对真理的看法行事。"
甘地坚信用"爱和尊敬之法"能够使得印度获得解放。甘地的老朋友、著名的历史学家克里帕拉尼却不相信这一点，他对甘地说："您可能了解《圣经》或《薄伽梵歌》，但您根本不懂得历史。从没有哪个民族能和平地得到解放。"
甘地笑了。"您才不懂得历史，"他温和地纠正说，"关于历史您首先得明白过去没有发生过的事，并不意味着将来也不会发生。"他进而指出，这是一个充满奇迹的时代，人们不能因为某一事物或观点新奇，就认为它毫无价值。仅仅因为困难就说不可能，是与时代精神不符的。以前从未想过的事物如今日日可见；不可能正在变成可能。"我们不断地为在暴力方面的发现感到震惊。但我坚信，更多从未想过和看似不可能的发现将出现在非暴力方面。"
在个人生活的领域里，甘地同样是一个伟人。
他承认，正是妻子喀丝特拜教会了自己如何去爱。按照印度的传统，甘地结婚很早，当时他只有十三岁。那时他还不知道什么是爱情，也不知道如何去对待自己的妻子。
在青年时代，妻子是甘地的榜样，她让他看到了如何根除正在侵蚀着他们婚姻的愤怒与竞争--她不是打击报复或火上浇油，而是在甘地爆发和犯错误时不断地支持和宽恕他，总是看到他的优点并默默地激励他活得更好，不负她的尊敬。
渐渐地，甘地开始认识到妻子每天所做的事正是他自己一直崇拜的理论上的理想。甘地效法妻子，结果两人互为师表。甘地从妻子身上学到了耐心，作为回报，妻子也从甘地身上火一样的热情中受到启迪。
甘地经常说，这项长久、磨难、严峻的磨练需要精卫填海般的耐心。每次越过了挡在他们中间的障碍时，他们发现自己不仅更爱对方，而且对周围的人也更加热爱和耐心。甘地学会将这种爱延及仇敌身上，即使他与妻子一起被捕入狱，他也不怨恨那些来抓捕他的人。
喀丝特拜一生都与丈夫共患难。甘地没有积攒一点财富，但有人说他在精神上是"世界首富"。甘地说，全世界都是他的家。喀丝特拜支持丈夫的这一说法。有记者问她，他们夫妇有几个孩子，她说："我生了四个孩子，不过甘地老爹养了四亿个(印度当时有四亿人口)。"
连甘地的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妻子。可见，对于优秀的男性来说，优秀的女性是他们汲取智慧和良善的永不枯竭的源泉。
甘地教导同胞们说："从身边做起吧，如果你还无法接受殖民地总督或温斯顿·丘吉尔，就先爱你的妻子、丈夫或孩子吧。就让你的爱从这里向外扩展。只要你竭尽全力你就不可能会失败。"甘地自己在达到最高境界之前，就曾经历了若干次的失败和挫折。他一直没有放弃。甘地的精神直接回应了人类最深层的需求--那就是对爱永无休止的需求。在《圣经》中，劝诫人们信、望、爱，而爱始终是第一位的。
我是甘地精神的信奉者。我没有成为甘地的妻子的"野心"，却有向她学习的愿望。她是女性的楷模。
记得从念小学的时候起，我们就被灌输这样的结论：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的民族。然而，在我们汗牛充栋的史书上，残酷的内战比比皆是，动不动就是血流成河、伏尸百万。血性和暴戾之气充斥着《二十六史》的每一页、每一行。直到今天，还有那么多的国人充满着战争的狂热，时不时地叫嚣"打到彼岸去"。这让我怀疑：我们真的是一个热爱和平的民族吗？
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没有甘地式的人物，我们的文化中也一直没有诞生对暴力深刻的、本质性的反思。每当听到那些鼓吹暴力和战争的言论，我就无比厌恶--假如遭受暴力侵害的是他本人、假如被卷进战争的绞肉机去的是他的亲人，鼓吹者还能够心安理得地鼓吹下去吗？
一位诗人写过这样的一句诗："每一颗子弹射向的都是一位母亲的胸膛"，这是我所读到的对战争最真实的写照和最深刻的控诉。只有那些从石头蹦出来的家伙，才会对这样的诗句无动于衷。
写到这里，我就想起了一首名叫《花朵们哪里去了》的英文歌曲：
花朵们哪里去了？
花朵们被姑娘们采去了。
姑娘们哪里去了？
姑娘寻找她们的丈夫去了。
丈夫们哪里去了？
丈夫们当兵去上前线去了。
士兵们哪里去了？
士兵们被埋葬在坟墓里了。
坟墓到哪里去了？
坟墓上开满了美丽的花朵。
那些崇拜暴力、血腥和战争的人，真该每天都听一听这首歌曲。
亲爱的廷生，我们都是甘地的信徒，我们愿意坚守非暴力的信念，沐浴在爱中生活。
有了你的爱之后，我也开始用这种爱去对待身边所有的人。
出门的时候，我总会准备一点零钱，给那个每天在我们小区门口的地下通道里拉胡琴的老人。
看上去，他已经在外边漂泊很久了。
永远爱你的小萱儿
两千年六月二十日
二、廷生的信
小萱儿，我的爱人：
这两年来，我也日益意识到甘地的重要性。
我经常跟好朋友萧瀚一起讨论甘地的话题。萧瀚是甘地的信仰者，甘地在萧瀚心中几乎是不容亵渎的偶像，在朋友圈子里，他是甘地精神最热忱的传播者。
记得有一次几个朋友聚集在一起吃饭，一位朋友随口说："作为政治家，甘地也有作秀的一面。"
听到这种表述，萧瀚立刻站起来大声说："甘地所有的言行都是他心灵的写照，他从来就不知道什么是表演。你的说法只能说明你还无法理解甘地的崇高。"他因为激动而面红耳赤，他差点就要拂袖而去了。
萧瀚的激动让我感动。可惜，能够充分认识到甘地的意义的国人太少了。国人能够读懂泰戈尔，却无法读懂甘地。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小个子的伟人，带领着他那衰老的民族，居然战胜了世界上所有的强权政治。他说："爱从不索取，它总在给予。爱总在受磨难，可它从不怨恨，也不报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甘地不为所谓的"文明社会"所理解。那些道貌岸然的绅士们，将这个半裸着身体、光着头的老人看作是一个无法归类的怪物。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甘地头顶的光环日益褶褶生辉，他让那些与他同时代的领袖们统统黯然失色。在风云变幻的二十世纪，甘地为多灾多难的亚洲乃至整个人类贡献了最为丰富的精神财富。
如何实现"甘地在中国"或者孕育出"中国的甘地"，这也是我经常思考的问题。
上周，我到了一趟西北，并且抽了两天跟当地人一起到乡下看了看。回来以后，难受了好几天。心里有太多不得不说的话：关于我们当年曾经在土地上耕作的先辈，关于所有的中国农民。关于这片富饶或者贫瘠的土地。
我从土地上走来，我有着真切的乡村生活的记忆。我与土地之间至今依然有着一条剪不断的脐带。当我走远的时候，脐带牵扯得我胸腹之间隐隐作痛。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一千多年了，中国农民体力劳动的艰辛却一点也没有改变。《圣经》中说：
你们要记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记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希伯来书13：3》)
可是，人们都已然背弃了这句箴言。
在远古时代，所有的人类都是农民，都是不顾寒暑、不避风雨，在土地上辛勤耕作的农民。因此，我们所有人都是农民的后代。我们不能背弃自己农民的身份。我们轻蔑农民，其实是在轻蔑我们自己；我们压制农民，其实是在压制我们自己。在苦难深重的中国，这种背叛尤其显得可耻。
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拥有了核弹和火箭、卫星和网络，都市的生活方式一日千里，新新人类的喜好和时尚变化无穷。唯独农民的命运，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
在中国，"农民"不单界定着一种职业，更是"贱民"的同义词。
你的信中曾经提到那些冷酷的官僚商贾们，这类人在我身边也有好多。在他们的眼里，农村还颇有些"诗情画意"。他们以为农民个个都像陶渊明一样生活得无比潇洒、无比悠闲。有空的时候，他们还会驱车到农村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他们会装模作样地感慨说："要是生活在农村，接近大自然该多好啊！"
他们都是一些没有心肝的人，我们当然不必因他们的谬论而生气。不过，该痛斥他们的时候，我们也要毫不客气地痛斥他们，不留情面地揭穿他们的虚伪与冷酷。
我也曾经遇到过这类人，他们说："农民就该在农村里种地，他们跑到城里来干什么呢？他们搞坏了我们的社会治安！"那副嘴脸，恰似鲁迅先生所说的"先阔起来的人"。
我真想请求上帝惩罚他们，让他们下辈子出生在农村，亲身经受一个农家子弟的痛苦与艰难，看他们还会不会如此嚣张和狂妄？
宁萱，你平时大概经常看《南方周末》吧？这是一份在当今中国多少能够透露出一点生活的真相来的报纸。最近一期的《南方周末》上，有一篇关于农民生活状况的报道，读来真是触目惊心。
甘肃岷县，车换生一家有四口人，妻子包明珍和两个儿子，一个九岁，一个三岁。(聪明绝顶的城里人会说：活该他们穷，谁让他们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超生呢！)他家住在岷县寺沟乡纸房村六社，有一亩承包地，五分种马铃薯，五分种小麦。
种马铃薯的五分地一年大概能收六百斤，种小麦的五分地一年大概能收一百五十斤(施化肥能收两百斤，可他家买不起化肥)。一百五十斤小麦留三十斤作为来年的种子，余下的还够全家人吃一个月；六百斤马铃薯留一百斤作为来年的种子，余下的约够全家吃两个月。除了这些，车换生拉架子车每年还能收入三百元左右。
车换生今年三十二岁，全家的财产有三间土房，一辆架子车，一头猪崽，一床棉被，三十斤小麦种和一袋化肥袋装的洋芋。这一天给雇主拉药材挣了两元钱，他说运气真好。
妻子包明珍没有镜子，想看自己的时候便瞅瞅墙上的镜框，那里面有她做姑娘时的照片。包明珍说现在自己与照片上的一点都不像了，她喜欢原先照片上的样子。包明珍会做一手绝好的面食，但她很少有显身手的机会，家里更多的是一天三顿的洋芋汤。已快是麦子扬花的时节了，高原上午的阳光很灿烂，有时甚至照得人睁不开眼睛。包明珍还不到三十岁，没病的时候脸上会显出青春的气息，甚至还有几分妩媚，但更多的时候脸上总蒙着一层土灰色。
《南方周末》写道，一九八八年，车换生上过扫盲班，至今仍保存着那本扫盲课本，用一层硬硬的黄色塑料布包着。邻居家的孩子车情兰，五年级没毕业就因交不起学费而失学了。她只好经常到车换生家让他教识字。每次，车换生都教得异常认真，脸上还洋溢着少有的笑意。
这就是西部一家农民的"温饱状态"。我在西北看到的景象，与报纸上的描述一模一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西部那么落后，农民这样穷，是因为他们不够勤劳吗？是因为他们不愿动脑筋吗？是他们不愿意抓住改变命运的机会吗？
许多城市里的"成功人士"有着以上的这些"前卫"的观点，他们相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进化论--你生活得不好，要么是因为你懒惰，要么是因为你愚蠢，最后就是你的运气太不好了。他们认为，这个时代已经提供了足够的"公平竞争"的"机会"，你再不能致富，那完全是你自己的事情，怪不得别人。
但我认为，农民的贫困显然不是以上那些原因。真正根源在于：农民从来就没有真正"当家作主"的公民权利，他们在经济和政治两个层面都被粗暴地排斥在"现代公民"的行列之外。他们连最根本的"身份"的平等都没有获得，如何谈得上"结果"的合理？
他们是这个国家的公民，但是他们有迁徙的自由吗？他们是纳税人，但是他们享受了包括医疗保障在内的一系列纳税人的权益吗？
几千年来，农民从来就没有属于自己的经济地位和经营权力。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都以牺牲农民的利益来得以运行。粮价国家控制，种粮的生产资料也由国家控制价格，粮价很底，原料很贵，剪刀差一张，便要了农民命。
举世无双的白条子，压满了农民的箱子底。几乎所有的部门都可以用白条子与农民交易，农民就像为渔民捕鱼的鹰隼，或者像自己养的老黄牛一样，只有为别人收获的权利。
宁萱，虽然我们已经离开了土地，但是我们决不能背叛它。
因为土地干裂的那一天，也将是我们的生命干裂的那一天。
我的家乡是成都平原，素有"天府之国"的美称。可是，今天的"天府"再也不成其为天府了。大量的年轻人涌到外面去打工，男的做苦力，女的当"小姐"--并不是他们愿意这样做，而是因为残酷的现实生活将他们逼到了那一步。当呆在家里无论付出多少劳动，却连肚子也填不饱的时候，他们只好背井离乡，寻找别的生路。
春节，我回老家给爷爷扫墓，见到了许多依然在那块土地上劳作的亲戚们。一位远房的堂哥告诉我，乡上征收的赋税是国务院规定的数量的十倍。许多名目，他们闹不懂，也不敢问。一问，乡干部们便凶神恶煞般的训斥他们。一年到头辛辛苦苦还不说，计算下来，居然还要倒贴些钱进去！种子、肥料各种费用一年比一年贵，种田成为一件入不敷出的事情。
种水果呢？我的家乡是有名的水果之乡。今年橙子大丰收，堂哥原本想通过卖橙子收入一笔钱，给孩子交昂贵的交学费，然后买点瓦修葺一下漏雨的屋顶。没有想到，丰收带来了灾难--橙子的价钱一落千丈，最后除去运费和税费之外，简直就如同白白送人。无可奈何之下，他只好让橙子们自生自灭，落在地里烂掉。看着这些橙子，他们的眼泪不住地往下流。
相反，乡干部们却都成了大富翁。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大学毕业之后家乡附近的某个地方当乡长。一年之后，我们一帮同学聚会，他开着一辆高级轿车威风八面地来了。他慷慨地为我们的聚会买单，还建议大家晚上一起去歌厅玩耍。他付完款后，立刻要老板开发票--我们都知道，他有报销的权力。这种隐形的权力，所获得的好处将是他实际工资收入的若干倍。因为他们报销的数量，几乎是"上不封口"的。而据我所知，他所在的那个乡是我们县最贫困的一个乡。他们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
四川民间流传着一个叫"土地爷搬家"的笑话，从古代讲到今天，从来不会过时。从前有个县官，三年任满，抱着搜刮来的白花花的银子回家。回到家里，县官得意洋洋地揭开最大的一个箱子，惊奇地看到一个白胡子老头躺在财宝上，县官喝道："何方老头，钻进我的箱子干啥？"老头答道："小的是老爷治下的土地，只因老爷把小神管辖的泥巴刮走了三尺，小神无地容身，只好随老爷来此求碗饭吃。"笑话讽刺官僚入骨，却也饱含了农民无限的辛酸。土地老儿还可能蒙县官赏一碗饭吃，老百姓呢？
今天的那些基层干部，照样是"刮地三尺"。我到成都平原上的某个县城去，在当地工作的朋友告诉我，他们的父母官是从外地调来的，家眷不在本县。春节期间，县委书记大人回到在邻县的家中过年，人还没有到家，大大小小的官员就已经蜂拥而至了。名曰"拜年"，实则行贿。
据说，一个春节，县太爷一级的官僚可以收入近百万的巨款。这些收入完全是隐蔽的，没有账目可以查询。这些钱最终的源头，还不是来自于农民身上？民众的血汗，像沙漠中的水一样，就这样渗透得无影无踪。
成都平原上的大多数农民都还能吃饱饭--这里毕竟还是"天府之国"。而西北地区的某些农民，连温饱都难以保证。我到过陕西北部的一些乡村，用"衣不敝体、食不裹腹"这句古话来形容农民的生活，一点也不过分。有的人家一天只吃一顿饭，所谓的"饭"不过是玉米糊糊或者清水煮的土豆。
连吃饭都成问题，教育就更谈不上了。可怜天下父母心。即使在最穷困的农村，哪个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子女考上大学？哪怕是高中毕业？可这愈来愈贵的学费从何而来呢？大学已经开始迅速地"产业化"了。教育部的官员们声称，高等教育要跟国际接轨，要成为一个新兴的产业。现在，大学的学费平均每年至少五千元，再加上生活费等等，一个大学生一年的花费至少是一万元。一万元，农民要卖多少斤粮食、要养多少头猪、要种多少棵果树呢？
去年，就在我们县最穷的那个乡，出了一个考上清华的状元。他们家里并没有欢天喜地，而是愁眉苦脸--一年上万元的学费和生活费，对孩子的父母来说简直就是天文数字。家里能够卖的猪、牛、鸡、鸭全部都卖掉了，能够找到资助和借款的亲戚朋友也都找过了，可是还是离实际的需要有巨大的差距。后来，全村子的人都被发动起来，每家人十元、五元地给这个聪明懂事的孩子凑学费，就连村里的五保户老太太也掏出了二十元钱。
孩子带到北京的，是用白布包裹起来的鼓鼓囊囊的一大包零钱，让收费的老师和周围的同学大吃一惊。
第一年勉强维持下去了，第二年呢？
在那些贫困的乡村，希望小学似乎搞得很热闹，可谁心里不明白--这不过是某些人沽名钓誉的手腕罢了。从法律上来说，希望工程是一个"违法工程"，它严重违反了《义务教育法》--既然实施义务教育，何来失学问题？既无失学问题，何来希望工程？从逻辑上推理，就是自相矛盾的。从实施上来说，它又给各级贪官污吏们提供了一次中饱私囊的好机会。海外的捐款究竟有多少到位了呢？我有一个大学同学，就在某省负责希望工程的部门工作，一个小小的科室，居然购买了好几辆高级轿车。他们哪里来的钱呢？
脂抹粉也罢，杯水车薪也罢，希望工程以及后续的烛光工程等等，都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子女受教育的状况。新闻上不是报道了吗--某个希望小学的楼房因为偷工减料而倒塌了，伤亡了几十个小学生。每个鲜活的生命，也就只值几千块钱。父母们在悲伤之余，只能老老实实地接受这点可怜的"买命钱"。在农村，人的生命本来就轻贱如野草。
后来，大概连主办希望工程的部门，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终于悄悄地终止了它。
农民一辈子受劳动之苦，受官吏欺侮之苦。而且，因为他们没有文化，一直处于"苦而不能言"的状态。所以，他们对后代子女的文化教育的殷切期望，是城里人远不能体味到的。在今天，有多少身为农民的父母，心里流着泪水望着失学的儿女却无可奈何！
那么，农民有没有可能离开土地、到城市寻找机会呢？
农民逃离土地，奔向城市，试图选择其他生存机会，命运又如何？
在城市里，挖地沟的是农民，修马路的是农民，盖大楼的是农民，运粮卖菜的也是农民，扫马路搬拉圾的还是农民……他们几乎包下了城市一切脏活和累活。但城市依然强烈地排斥他们，将他们看作过街老鼠。
小芳是一个来自内地的农村姑娘，与十几个姐妹一起在中关村一家电子公司打工。她们的工作是完成电子线圈的缠绕，每个计费五分钱。加班加点地干，每天缠绕数以千计的线圈，一个月工资达一千三百多元。但是，发到手里的只有五百元。一大半被公司扣下，作为工资发给那些拥有北京户口的"正式职工"，而这些正式职工都是不干活的。这就是所谓的"外地人养活着北京人"，这是众所周知的"秘密"。
这样一份受尽剥削的工作，小芳已经干了五年。五年存了一万多块钱，而付出的代价是：刚二十岁出头的她已经驼背了。她心里却还在庆幸--许多打工的人有时白干一年，还一分钱都拿不到。她希望这份工作能够长久地干下去，她诚惶诚恐地忍受这种荒唐的剥削。
拿不到钱的民工，有许多是建筑工人。他们白天干着最沉重的体力活，晚上睡在没有暖气的棚子里。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我的四川老乡。
我经常在北京的建筑工地上看到他们拖着疲惫的身影，听到他们说着熟悉而亲切的家乡话。中午，他们通常蹲在工地旁边满天的风沙之中，每人端着一个搪瓷盆，一大盆水煮白菜，三五个馒头，吃得津津有味。劳动了一年，运气好的能够拿到工钱，高高兴兴地回家过年；运气不好的，工钱被包工头拖欠甚至赖帐，他们只好含着眼泪挤上回家的火车。
我有一个比我小五岁的老乡，千里迢迢到北京来打工。他在一个建筑工地上干了一年。年终的时候，却被包工头欺骗了，一分钱的工钱都拿不到。他眼泪汪汪地来找到我，向我借回家的路费。
他来到我的宿舍，我一见到他便大吃一惊：他穿着一身看不出颜色来的旧军装，肩上已经磨破了一大块。脚上的胶鞋也露出了脚趾头。他告诉我，包工头与地方官员和警察都"勾兑"好了，民工们稍有反抗，便会遭到打手们的毒打。即使他们去报警，警察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根本就不予理会。在警察的眼里，民工根本算不上"人"，民工的生命也轻如鸿毛--你们才是"不安定"的"隐患"呢，我们不抓你们就算好的了，你们也配来报案？
城里的农民经济上受剥削，政治权利更无从谈起。除了政府的种种限制，农民的人权在城里受到肆意剥夺，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进了城的农民好像都不是合法的中国公民，低人三等。每到什么庆典之类的日子，北京的警察与联防队员一起严格地查暂住证和其他证件。
我曾经亲眼看到，在某个繁忙的地铁站口，停着两辆警车。那些没有暂住证的外地农民像一群绵羊一样，蹲在警车里发抖。
这时，如狼似虎的警察又拦住一个农民模样的外地人。此人在马路上好端端地走路，哪里想到祸从天降。他哆哆嗦嗦地拿出暂住证，在他的眼中，警察简直就是天王老子。
一恍间，警察将暂住证撕得粉碎，略带嘲笑地问："你还有暂住证吗？"这个农民目瞪口呆，未醒悟之间，已被像狗一样拎上警车。他们很快就会被拉到郊县去挖沙子，然后装在闷罐车里遣返回乡。
这样的农民可怜乎？可悲乎？
每次看到这样的情景，我心中都充满了愤怒，却没有勇气走上前去替这些无辜的人辩护。我害怕自己也受到相似的侮辱。然而，怯懦本身就是一种侮辱，它时时刻刻在折磨着我。
我身为农民的后代，每每亲历一次次农民遭难的事实，心底深处往往禁不住地生出种种悲怆与哀叹。我的恐惧和悲哀，我们的痛苦和不平，全部与他们感同身受。我的爷爷、我的奶奶、我的爸爸以及我本人，就是他们当中最普通的一群。我只不过比那些被抓进警车的农民兄弟们多读了几本书，就获得了某种暂时的"安全"--我成了有文化的"文化"人，"文化"成了我的护身符。
我应该为拥有这种"安全"而庆幸吗？
我为逃脱了那样卑贱的命运而感到侥幸，更感到耻辱。
功成名就的"知识分子"们，一般都勤于研究高深的学问。学问是至高无上的。因此，他们对农民们的遭遇和命运自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是政治家的事情。他们呼吁的"自由"，仅仅是自己能够享有的自由；他们期望的"民主"，仅仅是自己能够享有的民主。
他们以为自己就能够代表"中国"。他们有意逃避对农民问题的关注，他们害怕承担良心上的压力--假如他们还有良心的话。
当然，他们更害怕走过禁区的红线。因为跨越了红线，可能导致自己失去职称、待遇和房子。
不是吗，国内研究农民问题非常有成就的著名学者秦晖，因为帮农民说了几句话，就失去了清华的教职。他的遭遇没有激起同样是教授的学者们的同情和愤怒，反而大大地助长了冷漠和虚伪的泛滥，以及犬儒主义的盛行。人们没有把尊敬给予勇者，反倒在背地里窃窃私语："他就是前车之鉴，我们再不能像他这样惹火烧身！"
集体"缺钙"的中国知识分子们，或者玩弄国故，或者炫耀"后现代"；或者关心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数量，或者像红眼的公鸡一样盯着有限的几个"一级教授"的名额。最成功者，或许还能够博取到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头衔，代表"人民"去参政议政。然而，他们当中究竟有几个人愿意去关注和理解农民的问题呢？
无论是否来自乡村，一旦走进书斋和学院，他们就远离了苦难最深重的那群人；一旦走上了仕途，他们就学会了说假话，练就了硬心肠。《圣经》中说：
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筵席上的首座。(《马可福音12：38-39》)
学者和作家中，也有少数的人真心关注农民问题，例如秦晖。在国内的学者中，秦晖对农民问题有深刻而独到的研究。他发现，中国的农民问题在历史上充满了这样的尴尬：统治者越是"重农"，农民越是倒霉。这个怪圈一直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彰显着。
主导秦朝国策的法家，焚书坑儒而唯"耕战"是务，把"上农除末"的调子唱得最高。但是，把农民逼得走投无路、群起造反，以至成为历史上最短命的统一王朝的，也是秦。靠农民起义上台的朱元璋，张口"朕本农民"，闭口"享我农师"。他不仅"立法多右贫抑富"，还下令"农夫衣绸、纱、绢、布，商贾止衣绢、布。"然而，蒙他如此推重的农民，却悲惨地发出了"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的呼声。
与之相似，五十年代的主政者颂扬农民的调子越唱越高--从"同盟者"到"主力军"，从"民主革命的动力"到"蕴藏巨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从"亚洲的农民比欧洲的工人更先进"到"贫下中农上管改"，结果如何呢？调子最高的时候，饿死的农民也最多。
农村、农业和农民这"三农"问题，又不仅仅是就"农"言"农"所能够解决的。秦晖指出："如今到农村改革深化后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农民流动、地权整理、乡企转制、村政改革、减轻负担……但正如民工潮与乱占耕地这两件事突出地显示的：现在的许多'农村问题'根子实际在城市，改革到如今，'就农言农'已经很难再改下去。'中国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这句老话如今应该反过来说了：农民问题的实质是中国问题。"因此，任何忽略农民利益的改革，最终都将是失败的改革。农民的命运得不到真正的改观，中国的现代化就只能流于空谈。
宁萱，在农村里，还有许许多多像我爷爷一样的农民，悄无声息地活着并且死去。
我不能无视他们的存在，我的身上流动着他们的血脉。在他们的身上，我寻求到了"为何写作"、"写作什么"以及"怎样写作"的答案。
我要让我的所有文字都成为"爱"的注释。即使是愤怒、谴责、批判，也要在爱、同情和悲鸣的笼罩之下。我不是高高在上的救星，我的生命与这些一辈子被禁锢在土地上的农民兄弟们一模一样。
他们是我力量和勇气的源泉。他们流了千万滴汗水，我为什么不能流一滴呢？
每时每刻都在爱着你的廷生
两千年六月二十六日
三、宁萱的信
廷生，我全身心爱着的人：
世界上还真有你这样的人，用这种方式来写情书。你的生活是激扬、善良、鲜活的生活，你的所有观点几乎都"于我心有戚戚焉"。《圣经》中说：
全律法都包含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加拉太书5：14》)
我知道这片土地在你心中的分量，我再也不会像第一次跟你通电话时那样劝说你离开了。
我已经知道，如果你离开了，你"安全"了，你的心灵将陷入更加痛楚和惶惑的状态。
农民们历来就是统治者们"理所当然"地牺牲掉的一群人。很少有人心疼他们。某些本来是出身自农家的孩子，在跨入"高等人"的圈子之后，反而会变本加厉地剥夺农民--在我身边就有不少这样的例子。
这个时代，由于竞争、由于战争、由于欲望，人们的心不再柔软如花，而变得坚硬如铁。
艺术也彻底地堕落了。我听说，有一个所谓的"行为艺术家"，为了引起西方世界的注意，想出了这样一个"行为艺术"：他到农村里去用很低廉的价钱买了一个刚刚死去的婴儿。然后通知西方媒体的记者和艺术界的人士，说他有一个重大的作品要展示。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杰作呢？他将婴孩的尸体放在蒸笼里蒸熟，然后吃掉！
没有信仰、没有爱，艺术也就成了屠杀和犯罪。
冷酷真的很美吗？这个时代究竟出了什么毛病，非得以"酷"为美？
我记得泰戈尔曾经感叹说："我对这些农民--我们的佃户--上天的高大、孤弱、幼稚的孩子，怀有深深的怜悯；必须把事物径直送到他们的嘴里，否则他们就完了。当大地母亲的乳房干瘪了的时候，他们不知所措，只会哭喊。然而，饥肠刚一填平，他们就会忘记自己过去的所有苦难。"印度跟我们一样，也是一个农民的国家。印度的农民也在一片广大的黄土地上苦苦挣扎着。
泰戈尔还说："如果在这个世界上必须有苦难存在，那就让它存在吧；但总应该留下一线光明，至少留下一点希望的闪光，以促进人类中较高尚的部分，怀着希望，不停地奋斗，以减轻这种苦难。"印度的农民是不幸的，但又是幸运的，他们有像甘地、泰戈尔、特蕾莎修女这样一些与他们一同承担苦难的心灵。
我们国家的农民呢？梁漱溟和晏阳初曾经发起"乡村建设运动"，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我又想起你在《底层体验与体验底层》一文中写到的一段话："在年轻的专业人员都一心向上爬，而关注社会的积极性正日益消亡的时代，居然有一批人，放弃自己在广告界、医学界、法律界、金融界和戏剧界等部门的高收入、高地位和受人尊敬的工作，终日为穷人、无家可归者、失业者和被剥夺公权的人四处奔走，尽管他们为数不多，但确实令人惊讶！"
你指的是一批美国的年轻人。
而我，也要做这样令人惊讶的人，我不惮于为数不多，因为我知道有你，就已足矣。
你明白我的勇气与决心吗？
爸爸妈妈看了你的书，一方面很欣赏，另一方面却又很担心。他们说，要是再来一次"反右"和"文革"之类的政治运动，你一定会有牢狱之灾的。原来，他们希望我能够找到一个学理工科的男朋友，这样可能会"安全"一点。
可是，我对他们说："爷爷不也是学生物的吗？他照样没有能够逃过劫难。"我想，有的东西是我们必须去承担的，想躲也躲不掉。我深深地知道，做你的妻子，不是来分享你的荣誉，而是来与你相互搀扶着走过漫长的、没有尽头的坎坷之路。
这些天来，我正在读捷克作家哈维尔写的一本书--《狱中书简--致亲爱的奥尔嘉》。这本书直接印证了摩罗所提出的一个严峻的命题"巨人何以成为巨人"。
在中国，一旦发生变故，立刻便出现"夫妻本是同命鸟，大难来时各自飞"的结果。郁达夫的妻子王映霞、柏杨的妻子倪明华、李敖的妻子胡茵梦，都是在爱人最艰难的时候、最需要支持与安慰的时候，选择了冷酷无情地背叛。
于是，郁达夫远走天涯，葬身异邦；虽然熬过难关，走出牢狱，最终沐浴在解严以后的天空下，但他们精神上所受的伤害已经难以愈合了。这种伤害，直接影响到柏杨与李敖们的思想和创作，影响到他们对人生的基本态度和判断。
我认为，柏杨和李敖晚年所犯的一系列错误，显然都与当初心灵上受到的巨大创伤有关。
他们的思想里有太多的仇恨，因为他们是受过伤害的人，仇恨是一种自我封闭和保护的颜色。
他们的行为里有太多的谋略，因为他们是受过伤害的人，谋略是一种游戏在刀刃边上的聪明。
然而，聪明绝非智慧，恨也不可能完成最终的拯救。
与他们相比，哈维尔太幸运了。哈维尔的妻子奥尔嘉一直与丈夫一起无畏地面对邪恶。她没有背弃他，相反，她给予了他最大的支持和慰藉。
哈维尔刚刚失去自由的时候，没完没了地向妻子提出请求和要求，不断地交给她许多应完成的任务和须送给他的物品的清单，他不无一丝冷嘲地管它们叫"指示"。他为他们的郊外的农舍而感到担忧，不仅因为它需要经常性的维修，而且房管部门似乎准备宣布将其没收。他催促她考虑用他们的那套公寓房去换另外一套，去买些新家具，找个工作，学会开车。他埋怨她不经常写信，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说她即使告诉他一些消息，也不够具体，以至他无法知道她每天在干些什么。
在这些唠唠叨叨的背后，人们感觉到了哈维尔在突然被割断与自己的朋友和同事圈子的联系后所感到的那种深刻的焦虑。这恰恰是伟人身上的渺小、伟人身上的真实。
除了哈维尔的律师之外，奥尔嘉是他与外界保持联系的唯一的纽带。他靠她知道外面在发生些什么事情，当他敦促她"多交际"时，他是在表达他内在的需要；通过她，继续参与他那个团体生机勃勃的生活。
哈维尔直截了当地打听这些事情：地下音乐会、非官方的讨论会、新的地下出版物，那些讨论、辩论和争论，还有闲言碎语，想据此来了解那些她无法摆脱的东西。其内部情绪的每个变化，对他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
奥尔嘉谅解了焦虑的哈维尔。她知道，他不是神。她清醒地知道，哈维尔的身上也存在着庸凡之处。于是，她竭尽全力地帮助哈维尔由软弱走向坚强。
"家"在捷克语里的意思是"亲密感"。有了奥尔嘉，哈维尔即使在监狱之中，也能够体验到"家"所蕴含的"亲密感"。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当局不也许他们见面，这对于相爱的夫妻来说，无疑是残酷的折磨。这是"后极权主义时代"的统治者特有的一种偷偷摸摸的邪恶，有点类似于小孩子的恶作剧。
但是，他们在通信中保持精神上的联系。因为通信受到严格的检查，他们不得不压抑住热烈的感情，换了一种相对隐讳和冷静的表达方式，他们将感情隐藏在信纸的背后。
在《狱中书简》的序言中，哈维尔回忆起那段艰难的日子："奥尔嘉和我至少有两百年没有互相表白爱情了，但我们两都感到我们大概是不可分离的。的确，在我的狱中书信里，你不会看到很多专门写给我妻子的由衷的私房话。但即便如此，我想奥尔嘉也是这些书信的主角，虽然她确实是隐而不现的。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把她的名字置于本书书名中的原因。充溢于这些信中的始终如一的目标，其本身难道不就说明了某种证实这一点的东西吗？"
这似乎不是一本言情的书信集，但是它字字都充满了深情。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李敖后期的书信中，从头到尾都充斥着对色情过度的渲染。这正从反面说明他在感情上受到过极大的伤害，也说明他在心灵深处是一个脆弱的人--无论他本人是否承认这一点。
这时，李敖已经不懂得"爱"了，他所谓的"爱情"不过是游戏而已。青年时代的真诚和挚爱、健康和活力，青年时代的"赤子之心"，此时都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当然，也许李敖本人并不愿意如此--是专制的权力和无情的女性将他伤害到这样不堪的地步。于是，他逐渐丧失了对丑陋与轻浮的警醒，最终将丑陋和轻浮推向"审美化"的地步。
李敖有成为巨人的潜质，而远远没能成为巨人。
与李敖的佯狂相反，哈维尔在平静的文字中，坚守着人性光辉的一面。他说："我是一个作家，我的天职令我觉得道出我赖以生存的世间真理是自己的责任。"在他的作品里，没有一句夸张和辱骂的话。他的写作风格和写作态度，也验证着他坚贞的理念--即使是在民主和人道的准则似乎已经毫无希望地丧失的时候，也不背弃这些准则。
哈维尔在现代捷克思想中占有中心地位。哈维尔的写作，代表着捷克思想和人类思想中最崇高的那一部分。正如哈维尔的老朋友、心理学家内梅茨所说："哈维尔给捷克文学带来的'新事物'是：他总是那么写，好像书报检查制度不存在似的。如果他不想写某种东西，他就不写；如果想写，他就只按照他认为正确的方式来写。"
这些书信，一般人读着也许会觉得太平淡。殊不知，这种平淡正是哈维尔努力追求的境界。
在一封信中，哈维尔写道："谢谢你寄来的两封命名日的问候卡，第一封目前我还保留着，我成功地用它来使我的小柜芳香好闻。把香水弄在上面真是个好主意，我认为你应该对每封信都这样处理(是什么香味？是素馨吗？它使我想起了以前的那些日日夜夜--你一定在那儿给我写过信)。你的信终于到了，不幸的是由于认为不能接受而没有给我；我只是对能够接受的内容感到诧异。等了一个月的信最后却没有收到，真是可耻。"他对卡片上的香味表现出来的关心，是真挚感人的。正是对生活细节的诗意的开掘，使得他拥有了对抗邪恶的勇气。如果有一天，他感觉不到卡片上香水的味道了，他也就临近了崩溃的边缘。
哈维尔还谈到他与妻子的一次会面。在这次会面中，他一直保持着温和、沉静的状态。
为了避免妻子认为他冷漠和无动于衷，在会面之后，他立刻给妻子写信解释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整个见面表现得随和、文明，一点也没有悲剧色彩，也许那是最好的法子--忽略处境的异常性，表现得就像是早上刚看到对方，买了东西之后，又在车上见面了，以便一起乘车回家。这个时刻的兴奋、紧张、忙碌、焦虑、责任感、严肃性和奇特性，都统统消失(圣诞节的愁绪陷阱也可以理解消失了)。因而，不仅在平静中谈了更多，而且我们也可以在那个时刻以完全真实的方式在一起。缺少热情、缺少节日气氛、兴奋和催人热泪的情感也许会被人由于无知而哀叹，错误地把随和的气氛当作关系精神和心意的浅陋的征兆。但是，我们应该感到高兴，会面是正常的、直截了当、没有情绪化。因为，这毕竟是维系你、伊凡和我的整个家的正确方法。任何异常的、不自然和勉强的东西，任何演戏或抬高意义，都只会证实我们被迫分开的事实，无意中加大我们之间的距离，危及到真实感，从而把我们之间物质上的距离变成为心理上、精神上的距离。"的确，只有这种方式才能够让邪恶的力量和无耻的看客们深感失望，而他们的失望就是哈维尔与妻子的胜利。
风暴的中心往往是平静的。正是这种平静，保持了爱的完整性与新鲜度；正是这种平静，有力地抵抗了恶劣的外部环境，让监狱成为天堂。
他们的伟大是我们不可企及的，但他们对生活的基本态度，我们却可以借鉴。亲爱的廷生，如果我们有一天也陷入相同的处境之中，我希望你能够有哈维尔的智慧和勇气；而我呢，我鄙夷背叛柏杨的倪明华和背叛李敖的胡茵梦，我将仰望奥尔嘉的踪迹，做我应当做的事情。
哈维尔曾经谈到什么样的女性适合自己，他说："我是在一个威严的母亲的爱意融融和坚实可靠的怀抱里长大的，我需要一个充满活力的女人在我身边，可以征询意见，但又令我敬畏……"
他对奥尔嘉有这样的一番描述："奥尔嘉跟我是非常不同的。我是一个出身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而且一直是个缺乏自信地知识分子，奥尔嘉则是个出身劳动阶级的姑娘，质朴、清醒、不够多愁善感，她可能甚至有点饶舌和招人烦；换句话说，就像我们说的，你不可能让她喝得酩酊大醉。"
虽然两人的生活背景、个性爱好等有很大的不同，但哈维尔指出："我发现，奥尔嘉正是我所需要的那种人：一个全随我自己的内心动荡而忧而乐，对我比较狂放的思想提出冷静的批评，对我公开的危险活动给予个人的支持的人。在我的一生中，我做的任何事都同她商量过，爱打趣的人说她甚至连伤害到她的那些过错都像征询过她的意见，而且，我还就那些心血来潮的问题征求她的意见，我不管写了什么，她通常都是第一个读者，如果不是的话，那么，在评判它的时候，她也一定是我的主要权威。"
哈维尔是一个幸运者。廷生，我的爱人，我也要通过我的努力，让你意识到你自己也是一个幸运者。
用全部的心灵来爱你的小萱儿
两千年六月二十九日
四、廷生的信
小萱儿，我的海伦：
谢谢你向我谈了哈维尔的经历。
如果说二十世纪亚洲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是甘地的话，那么欧洲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就是哈维尔。他们就像廊柱一样，支撑着一片清朗明净的天空。
中国，我们的中国，什么时候才会出现这样高耸入云的廊柱呢？
哈维尔的一位作家朋友，在一封信中这样评价《狱中书简--致亲爱的奥尔嘉》："这是一本具有净化作用的书。你对自己的要求，你的赤诚和忠恳迫使人们通过眼睛去观察，看人们是否沉醉于自己的生活，看他们涉及别人别事时会不会相互欺骗说谎。然后，你好像突然之间获得了洞察力，你的观察变得越来越仔细，越来越有成效。你的一切思想似乎突然都围绕着生活和视野的真谛在旋转。……这本书很重要。每当我想到它将与那些充满血腥以及伤风败俗的小说并排而立，人们不再用那些小说来刺激自己冷却了的感情，而是在思考中开始对自己的拯救，那么世界至少还存在着一丝希望。"
有一天，假如我遭遇到迎面而来的厄运，我也将坚持这样的写作--在外部的伤害中让自己健全起来的写作，在仇恨和谎言中传播爱和真实的写作。亲爱的宁萱，我相信，我会获得你永远的支持。
今天，我们在百年纪念讲堂里举行毕业典礼。当我穿上硕士服装的时候，千般滋味涌上心头。典礼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把硕士帽上的帽穗从这一边拔到另一边。这轻轻的一拔，真算得上是"二两拔千金"。六年的小学、六年的中学、一年的军校、四年的本科、三年的研究生，整整二十年的校园生涯，顿时就结束了。古人说"十年寒窗"，而我付出的是多了一倍的时间。
尤其是要离开北大。说了许久的离开，等到离开真的到来时，终究还是有些不舍得。突然间，有点羡慕继续上博士的那几个同学了。他们还能够留下来，至少三年。
我跟几个同学穿着长袖飘飘的硕士服装，在校园里转了一圈，挑选了几处景点拍照留念。今天的校园里到处是穿着硕士和博士服装的毕业生。有的毕业生全家都来了。
在中文系的门口的时候，正好遇到了系主任费振刚先生。
这几年来，费先生对我的关心，如同"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春雨。当压力和非难一起侵袭而来的时候，是费先生来出面帮助我排解和消除，而且他从来不告诉我。
好几次，迟钝的我还被蒙在鼓里，一点风吹草动都没有感觉到。还是事情过去以后，系里别的老师告诉我，校方的某某领导点名批评我文章出格、思想有问题，要求中文系约束甚至处分。在危急的时刻，是费先生挺身而出，申明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传统，他宁可自己承受巨大的压力，也不让我这样的青年学生感受到丝毫的压力。他说，当系主任，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给师生创造一个安心读书和自由思考的环境。
巧遇费先生，让我喜出望外。我赶紧跑到费先生跟前，要求与他合影。他的白发与我的黑发之间，隔着一段漫长的岁月；然而，他的心灵与我的心灵之间，却完全能够融会贯通。他微笑着跟我们一一合影，并衷心地祝福我们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一帆风顺。
想到就要离开这样的恩师，心里还是有点伤感。然而，我又欣喜地感到，我是幸运的，从小学到大学就不断地遇到一位又一位的良师益友。
亲爱的宁萱，只可惜今天你没有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我的几个同学，他们的妻子和女友，有的从外地赶来，有的专门请假前来，跟他们一起分享此刻的欣喜。我还帮他们照了好些照片。此时，我都有点嫉妒他们了，而我心爱的人啊，还在千里之外。
你离开我的小屋已经一个多月了，我却还在试图寻找你的气息。
在枕头上，在书页里，在镜子中……你走的时候，忘记带走你的牙刷。于是，这些天来，我便用你的牙刷刷牙，就像是在亲吻你，因为牙刷上面还有你嘴唇的气息，也有你的笑容和欢乐。我用它，它便把这一切都"传染"给我了。我被幸福一层层地包裹起来，就像是睡在莲花中的婴儿。
我想起了帕斯捷尔纳克对茨维塔耶娃的描述，以及对他们的爱情的颂歌。他写道："我置身于一个充盈着对你之爱的世界，感受不到自己的笨拙和迷茫。这是初恋的初恋，比世上的一切都更质朴。我如此爱你，似乎在生活中只想着爱，想了很久很久，久得不可思议。你绝对的美。你是梦中的茨维塔耶娃；你是墙壁、地板和天花板的存在类推中的茨维塔耶娃，亦即空气和时间的类人体中的茨维塔耶娃；你就是语言，这种语言出现在诗人终生追求而不指望听到回答的地方。你是广大爱慕者奉若神明的原野上的大诗人，你就是最高的自发人性，你不在人群中，或是不在人类的用词法("自发性")中，你自在而立。"
其实，茨维塔耶娃一点也算不上是美人--她长着一张男人般的大脸，颧骨非常突出，棱角极其分明。她的神态不温柔，甚至有点冷酷，也许是僵硬窘迫的生活将她折磨成这样。但是，在帕斯捷尔纳克的眼里，她有无法抗拒的魅力。茨维塔耶娃那惊人的魅力是诗歌给她的。为了爱情，她可以不顾一切……
茨维塔耶娃的一生是不幸的。她爱过很多人，从里尔克到帕斯捷尔纳克，但这些都是纯粹的精神之爱。
她现实中的家庭生活却陷入困顿之中，她的丈夫是沙皇军队中的军官，在苏德战争爆发之后被以"特嫌"的罪名判处死刑。
茨维塔耶娃早就预料到了自己的结局。"因为一定要选择，于是我便立即终生选定了……忧郁的思想，倒霉的命运，艰难的生活。"她丝毫不知道丈夫在战争爆发之后两个星期就已经被处死了，她与儿子一起疏散到内地鞑靼自治共和国的叶拉布加，还梦想着能够与丈夫重新团聚。
那是一个小村镇，在那里茨维塔耶娃没有任何可以谋生的手段。在给喀山作家协会负责人的信中，她请求作为一名文学翻译者能够获得一份工作。除了文学专业之外，她一无所长。
然而，兵荒马乱之中，谁会关心一个卑贱者的命运呢？没有人答复她。
茨维塔耶娃还乘船前往奇斯托波尔，向作家协会理事会提出申请，要求把她们母子俩安排到这里居住和工作，并希望在作家基金会即将开设的食堂里谋得一个洗碗的工作。但是，作家协会负责人阿谢耶夫和特列尼奥夫拒绝了她的请求。她只好绝望地返回叶拉布加。
当儿子代替她出民工修筑工事的时候，茨维塔耶娃含泪留下三封遗书，在房间里自缢而死。
临死之前，她还记得童年时候第一次跟随母亲去观看的那出歌剧。那时她才六岁，按照年龄她本来应该喜欢童话剧，她却爱上了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和塔吉雅娜，爱上了他们的爱情。
许多年以后，她说："我观看的第一场爱情的戏事先注定了我未来的一切，注定了我心中不幸的、不是相互的、不能实现的爱情的全部激情。我恰恰是从那一刻起便不想成为一个幸福的女人，因此我注定没有爱情。"
我怜悯茨维塔耶娃的命运，并憎恶那些参与打击她和毁灭她的人--例如那些作家协会的领导。
所谓的"作家协会"，其实是"迫害作家的协会"。
对茨维塔耶娃伤害最大的还是爱情的消逝。没有了爱，也就没有了活下去的理由。
而我们，却比她幸运得多，我们获得了像蜂蜜一样甜美的爱情。
亲爱的萱，跟茨维塔耶娃不同，你确实是美丽的。你的美丽是天生的，你不需要诗歌来为你加冕。
上次来北京，你在枕头上熟睡的时候，我在一旁端详你，静静地端详了一个小时，真个是"看你千遍也不厌倦"。
那时，你睡着了，你不知道呢。而我，也不知道你的梦究竟是怎样的。
我把你的露在外面的胳膊送进被窝里。你的细长的胳膊，像一只江南水乡的莲藕。
那时，我想，时间就这样停滞了该多好。我们再也不分开，我们拥抱着，将工作全都抛在一边。
因为爱情，不妨也享受一下从来没有享受过的懒惰的滋味。
可惜，走得最快的，永远是快乐的时光。
每时每刻都在爱着你、吻着你的廷生
两千年七月四日
五、廷生的信
小萱儿，我一生的伴侣：
今天，是我离开学校的第一天。一大早，我便去我要工作的那个文学研究机构报到。
突然，他们通知我说，我报到的手续被冻结了，他们不再接收我了。那么，我手上白纸黑字的协议与合同难道就不负责任地作废了吗？
在我离开北大的第一天，邪恶终于像疯狗一样扑过来啃我的脚后跟。它不敢正面扑过来，而只敢在我的身后偷偷地咬我一口。
我飞起一脚将它踢翻。
我早就料到我会与邪恶狭路相逢。
在北大的时候，尽管也有压力，但是"大树底下好乘凉"，有像费振刚先生这样爱护我的老师替我遮风挡雨，我倒也过得自由自在。我知道，一旦离开北大，离开这棵大树，所有的风雨都将由我自己来直接面对。我预料到了，只是没有想到它来得这样快、这样富于戏剧色彩。
没有人跟我说明是什么理由。他们只是含混地说，这是上面的命令，他们也没有办法。
于是，我便去找"上面"--所谓"上面"，就是那个主管作家事务的庞大机构。我的行为有些林冲闯白虎堂的味道。不过，林冲是"误闯"，我却是有意地去闯。
我要像秋菊一样去"讨一个说法"。然而，狡猾的官僚们却不给我一个说法，他们拿不出一个"手谕"来。于是，我们开始争吵起来。
突然，从四面八方的办公室里冲出一大群人来。他们一上来便辱骂我，有一个壮汉甚至想伸手打我，他的眼睛里露出狼眼的光芒，使我想起了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的描述。
他们为什么如此痛恨我呢？
原来，我的主动上门，伤害了他们作为"准官僚"的自尊。他们心里想，你一个刚毕业的学生，我们想怎么对待你就怎么对待你，你居然敢上门来"讨说法"，你不是"反了"吗？
他们看见我跟他们的上司争吵，顿时感到挣表现的时候到来了，升迁的机会到来了。他们越是卖力地攻击我，他们的上级就越是赏识他们的"忠心耿耿"。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在以狗的原则生活着。
据知情人士告诉我，我被这家巴金先生倡导成立的研究机构拒之于门外，是因为我的某些文章惹的祸。我不知道这是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但我认为：一个公民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有思考、言论和写作的自由。我的论文和文章都发表在国家公开出版的报刊杂志上，我的著作也全都是由国家正式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在法律的意义上，我毫不畏惧地对自己的每一篇文章、每一个字负责。
对于一篇文章、一本著作，作为读者(当然包括某些级别不等的官员在内)，当然可以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作为作者，我也会虚心地倾听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意见(自然包括某些官员的批评意见)。当然，经过我的独立思考之后，是否接受这些意见，同样是我的自由。
如果某些人士对我写作的立场和文章中具体的观点有不同看法，完全可以直接找我沟通和交流，也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向我转达。
进一步说，如果某些人士认定我的哪篇文章、哪个观点违反现行法律法规，甚至有"政治倾向问题"，也完全可以在公开场合指出和批判，然后使用法律的手段来处理。
但是，某些人士既没有私下与我交换意见，也没有公开宣布我的文字存在着什么样的问题，却采取了最等而下之的办法--全然是幕后黑箱操作，通过打电话的方式层层传递命令，向我射来一只喂的毒药的暗器。他们企图通过剥夺我作为一个公民的工作权利的方法，来压制不同声音的出现。
然而，对知识分子"不给饭吃"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此处不给我饭吃，我自可在彼处获得饭吃。只要我还有脑袋、还有手、还能够写作，我就不会被饿死。我相信我的生存能力比某些官僚强得多--假如他们没有了身上的官位，在完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些除了当官以外什么事情也不会干的家伙，只有活活饿死。在今天的俄罗斯，不是有许多前苏联时代飞扬跋扈的"政工干部"，因为无法适应变化的时代，又没有一技之长，最后沦落为救济金领取者吗？
而我，除了写作，还可以干很多的事情，甚至粗砺的体力活--在今天，生存已经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情，不像茨维塔耶娃所面对的那种绝境，留给她的只有死路一条。
在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主人公托马斯被当局剥夺了行医的权利，虽然他是一个优秀的外科医生。那是苏联军队直接开进布拉格的黑暗年代。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托马斯不可能不表达自己的抗议。
因为这种表达，托马斯"自动"地下降到了社会的最底层。刚开始，他在一家离布拉格约五十英里的乡村诊所里混，每天乘火车往返两地，回家就精疲力竭了。
一年后，他设法找一个强些的差事，得到的却是布拉格郊外某个诊所里更低的职位。他在那里不可能干他外科的本行，成了什么都干的通用品。
然而，就是这样的工作，托马斯也受到了骚扰。国家内务部的秘密警察约他喝酒，诱骗他发表悔过的声明，并许诺一旦悔过他将重新回到原来的医院，发挥他的专长。
托马斯拒绝了。医生是国家的雇员，"国家"将再次向他施加压力。然而，他的立场岿然不动。于是，他成了一名窗户擦洗工。
就在那个风度翩翩的秘密警察跟他谈话之后的第二天，他就去诊所辞了职。他估计，在他自愿降到社会等级的最低一层之后(当时各个领域有成千上万吨知识分子都这样下放了)，警察不会再抓住他不放，不会对他再有所兴趣。
一旦他落到阶梯的最低一级，他们就在不能以他的名义登什么声明了。道理很简单，没有人会信以为真。这种耻辱性的公开声明只会与青云直上的签名者有关，而不会与栽跟头的签名者有缘。
他拿着刷子和长竿，在布拉格大街上逛荡，感到自己年轻了十岁。卖货的姑娘叫他"大夫"，向他请教有关她们感冒、背痛、经期不正常的问题。看着他往玻璃上浇水，把刷子绑在长竿的一端，开始洗起来，她们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只要她们有机会摆脱开顾客，就一定会从他手里夺过长竿，帮他去洗。
中学时候，这段情节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那时就发誓：托马斯的选择，也将是我的选择。
从那个"准官僚机构"的大楼里走出来，我望了望北京灰暗的天空，心情却出奇地好起来。我跑到街边的公共电话亭里给几个好朋友打电话，约他们一起去吃"金山城"的重庆火锅。
晚上，我们吃了几十盘菜，喝了几十瓶啤酒。
他们没有安慰我，因为他们知道我不需要安慰。
他们也没有鼓励我，因为他们知道我不需要鼓励。
我们一起谈天说地，不亦快哉。他们当中，大半都是所谓的"自由职业者"，他们向我敬酒，祝贺我进入他们的行列。
我们成了最后一桌离开的客人。我们离开的时候，每个碟子都已空空如也。
我没有遭到侮辱，遭到侮辱的是那些企图侮辱我的人；我没有感到恐惧，感到恐惧的是那些在帷幕背后玩把戏的人。
我的心灵的澄明和欢乐，就是对他们最好的回击。战争还没有开始，我就胜利了。
亲爱的宁萱，即使我什么都没有了，只要我有你，我也比那些嚣张的官僚们幸福一百倍。
回到家里，我在睡觉前翻开纪伯伦的文集。真巧，我一下子就看到了那篇名叫《星相学家》的散文诗：
在圣殿门前的影下，我的朋友与我见到一个盲人安静地坐在那里。我的朋友说："看，那是本地最有智慧的人。"
于是我丢下朋友，走到盲人面前向他致意，我们攀谈起来。
言谈间我问："恕我冒昧，您自何时起双目失明？"
"出生以来。"他回答道。
我又问："那么你是追循哪条智慧之径而行的呢？"
他答道："我是个星相学家。"
他把手贴在胸前，接着说："我观察着各种恒星，卫星及所有星宿。"
是的，当浅薄者嘲笑盲人的时候，他却不知道自己的内心一片漆黑，而盲人的内心星光灿烂。
谁真正理解这个世界？
谁真正生活在快乐之中？
这个世界上，究竟谁是盲人呢？
这个世界上，究竟谁是智慧的人呢？
永远爱你的廷生
两千年七月六日
六、宁萱的信
亲爱的廷生：
这是你命中注定的磨难。正如一句老话：经历风雨，方见彩虹。
……
在我看来，不被他人理解并不一定是一种痛苦。拥有我的理解，拥有我的爱，你就应当满足了。至于其他人是否理解你，随他们去吧。你只需要做到"无愧我心"。
那些辱骂者，最后辱骂的是他们自己的尊严；那些泼脏水的人，最后泼出的是自己的良心。
那些躲在阴暗的幕后放射暗箭的人，终究有一天灿烂的阳光会刺瞎他们的眼睛；那些踩着别人的身体登上高楼的人，终究有一天会随着高楼的崩塌而化为灰烬。
我相信，无论遭遇到什么样的伤害甚至迫害，你不会放弃对真实的探求和对正义的信念。真相绝对不会永远湮没在发黄的书页之中，公正也绝对不会永远悬挂在遥远的天边。我想，你的所作所为清楚地表明，你在争取孩子的权利，孩子"我口说我心"的权利。也就是安徒生笔下那个孩子的权利：道破神圣的皇帝什么也没有穿、并且不受到任何制裁的权利。我们失去这种宝贵的权利已经很久了。
我更相信，你不会在第一次打击中就倒下，我们并肩进行的战斗、将贯穿我们一生的战斗，才刚刚开始拉开序幕。
纪伯伦在《我怎样变为疯人》中，讲过一个故事。跟你告诉我的《星相学家》的含义，几乎是相同的--
你问我是怎样变为疯人的。事情是这样发生的，在许多神灵远未诞生之日，一天，我从沉睡中醒来，发现我的所有面具都被盗走--那是我铸制的、并在七生中戴过的七个面具。--我没戴面具，赤裸着脸奔跑着穿过街道，喊着："窃贼！窃贼！该诅咒的窃贼！"
男人们和女人们都在笑我，也有人因怕我而躲入屋中。
当我跑到市场时，一个青年站在屋顶上高喊："这是个疯人！"我抬头向他望去，此时，阳光第一次吻了我裸露的脸庞。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阳光吻了我裸露的面颊，我的心燃起了对太阳的爱。
我不再需要那些面具了。我仿佛在迷离恍惚中喊出："有福啦！有福啦！那偷去我面具的窃贼们有福啦！"
就这样，我变成了疯人。
在癫狂中我发现了自由和安宁：由孤独而来的自由，由不被人了解而来的安宁；因为那些了解我们的人，在某些方面奴役我们。
不过，我还是不要为自己的安宁而过分得意吧，因为甚至那些监囚中的强盗，也享受着安宁，不用提防其他强盗呢。
这个故事说明的正是你今天的处境。磨难是上天给予你的福祉。
不要畏惧被目为疯子。疯子与正常人之间的区别，常常是可以转化的。有的人自以为自己正常，殊不知不正常的恰恰是他；有的人被庸众辱骂为疯子，他却说出了先知的话语。这样的情况，在历史上出现过无数次。
有的美女，明眸皓齿，却没有心灵或者心灵的门户生锈了；有的盲人，衣衫褴褛，却用心灵洞见了天国。我认为，美丽的极致是人格的美丽、精神的美丽、灵魂的美丽。如果用这个标准去衡量，那么世界上最美丽的女性就是特蕾莎修女，就是昂山素季，就是这些最柔弱也最坚强的女人。
这几天，我正在阅读一九九一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季的一本英文传记。我想，她的事迹你一定很熟悉了，但我还是愿意在这里给你提供一些第一手的资料，同时也鼓励你在与邪恶狭路相逢的时候不要恐惧、不要惊慌。
"因其争取民主和人权的非暴力斗争而获奖"的昂山素季，是一位不屈不挠的缅甸女子。我在书上看到了她的照片，她是那样的瘦小、柔弱、温和，就像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
然而，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在颁奖公报中，却给了她崇高的评价。委员会认为，"昂山素季的斗争，是近几十年来在亚洲所表现出的公众勇气的最杰出的范例之一，她已成为反抗压迫的斗争中一个重要的象征"。诺贝尔委员会主席弗兰西斯·塞耶斯泰德在演说中赞扬说："她将深深的责任与遥远的展望连结起来。这是一种执著于将手段与目的融为一体的展望。在她的思想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民主、对人权的尊重、不同人群之间的和解、非暴力以及个人与集体的遵守法纪"。
昂山素季的父亲昂山将军是缅甸独立运动的领袖，在她刚刚两岁时就遇刺身亡。缅甸独立以后，昂山素季到西方接受教育，成为一名优秀的学者。
一九八八年，昂山素季回到祖国，她本来是回去照料她那年迈的母亲的。也正是在这一年里，缅甸暴发大规模的政治骚乱。攫取缅甸政权、推行了长达二十多年极权主义统治的军政府，已经将国家搞得千疮百孔。人民忍无可忍，奋起反抗。
在骚乱中，两百多个老百姓被杀害了。此时此刻，昂山素季意识到自己必须开口说话。
父亲的亡灵在召唤着她，她尊崇的甘地的声音也在她的耳边响起。
那一年的夏天，在一个局势非常不确定的时刻，昂山素季发出了一封致军政府的公开信。在信中，她表达了对暴力的厌恶和轻蔑，也表达了对民主的渴望和坚持。
从此，她告别了自己宁静的书桌，走上了一条光荣的荆棘路。
军政府没有接受昂山素季的呼吁，反而成立所谓的"恢复国家法律和秩序委员会"，禁止四个人以上的政治集会，并进行逮捕和不经法庭审判的判刑。
与之针锋相对，昂山素季成立了"国家民主同盟"，制定了非暴力和不合作的政策。面对着军政府巨大的压力，她依然坚持在全国进行巡回演说。
一九八九年四月五日，当昂山素季和同伴们一起行走在一个城镇的街上的时候，列队的士兵挡在她们的前面。领队的军官威胁说，如果她们再往前走，就要开枪。
昂山素季要求她的支持者们站到边上，自己独自前进。在最后一刻，负责指挥的少校命令士兵不要开火。士兵们慢慢地把即将扣动扳机的手指松开了。
后来，昂山素季平淡地解释说："给他们一个单个的目标，比起把每个人都扯进去，这要简单得多。"
那个少校在最后一刻下令不要开枪，他脑中想的是什么？也许被昂山素季的勇敢打动了，也许他认识到依靠野蛮的暴力什么也得不到。
昂山素季面对枪口的那一刻，用奥地利作家斯·茨威格的话来说，堪称"人类的崇高精神像星光一样闪烁的时刻"。我敬佩昂山素季的勇气，也愿意赞美那名良知尚未泯灭的少校。
我想象着那个少校的模样，他的黝黑的面庞，他的宽阔的额头，他的浓眉与大眼。他也许也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从遥远的乡村走来。他的父母，饥饿的父母，还在茅屋中呻吟。
他犹豫了，汗水从帽沿渗透出来。
在那千钧一发的一刻，在少校的心灵深处，光明战胜了黑暗、正义战胜了邪恶。正如诺贝尔委员会主席弗兰西斯·塞耶斯泰德所说："我相信，我们普通人感受到了，昂山素季以她的勇气、她的崇高理想诱发出了我们内心一些最美好的东西；我们感觉到，我们正是需要她这样的人来维持我们对于未来的信念。这正是使得她成为这样一种象征性的东西，正是为什么对她的任何虐待都使我们仿佛感觉伤害着我们内心深处的原因。这位被软禁的瘦小女性代表着一种明确的希望，知道她的存在，这给我们以对于正义力量的信心和信念。"
少校也是这千百万个被感染的人之一。他也许将遭到免职，遭到审判，但他拒绝对昂山素季开枪。他的心灵还没有风化成沙漠，一粒种子还能在上面发芽。
后来，昂山素季遭到了软禁。迄今为止，她被软禁的时间已经长达十二年。然而，她的声音依然绵绵不绝地传播向全世界。
昂山素季说，她是从甘地和父亲那里汲取了巨大的灵感。在她的思考中，将人权置于中心地位。人不仅有权生活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还有权受到尊重。在这个理论基础上，她建立了一种以严肃的现实主义与视野宽广的理想主义两者完美结合为其特征的政策。对于她来说，领导就是一种职责。对自己面前的任务的谦卑和对自己所领导的人民的尊重，是履行这种职责的基础。
昂山素季在《不再恐惧》一文中，对英国政治学者阿克顿爵士的名言进行了修正。阿克顿说："权力倾向于腐败，而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她认为，不是权力导致了腐败，而是畏惧导致了腐败。这种评论是针对她自己国家的极权政权的，也是针对所有外强中干的独裁政权的。她告诉她的人民：假如我们不能战胜恐惧的话，恐惧将统治我们。
昂山素季已经为我们做出了光辉的榜样，我们呢？
廷生，我最爱的人，你的信来得真是太巧了，正在我要读完昂山素季的传记的时候，我读到了你信上的坏消息。这是一个坏消息，同时更是一个好消息。如果没有这个消息的话，我一时还难以对自己的未来下决心。
廷生，我最爱的人，我意识到，我等待一年之久的契机终于来临了。现在，在你第一次遇到艰难困苦的时候，我决定启程到北京来，来跟你一起面对还会降临的、更大的暴风雨。
今天，我收到你的来信之后，没有征求父母和任何朋友的意见，我径直走进了老板的办公室，向他提出辞呈。老板惊讶地半天说不出话来。昨天我们都还在一起探讨一个新的商业计划，今天我却突然要辞职，他确实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老板问我，是不是工作遇到什么麻烦了，他一定出面帮我解决。我摇摇头。
老板沉吟了片刻说："那么，有人出更多的钱请你吗？我给你加薪好了。"这是他们一贯的思路。他们总是认为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我微微一笑说："不是钱的问题。您即使给我加十倍的薪水，我也不会留下来的。我的辞职纯粹是一个私人的原因。我要离开扬州，到北京去。"
我答应他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完成工作的交接。我会让我的助手了解每一项工作的进程，不至于我一走，我手上的工作就陷入停顿。
老板见我态度坚决，也只好叹了口气，同意了我辞呈。他还说，我离开前，他将举行一个宴会为我辞行，感谢我这几年来为公司所作的工作。这个平时聪明绝顶、深藏不露的资本家，难得有这样的对员工真情流露的时刻。
未来的一个星期，将是繁忙的一个星期。除了交接工作之外，我还将把这个"惊天"的决定告诉父母，争取他们的谅解和理解。反正木已成舟，他们不同意也得同意了。
在这个公司工作了两年，总的来说还是比较愉快的，也结识了好些关系不错的同事。想到突然之间就要离开，心中还是有点发酸。这种感觉，跟你离开北大时候的感觉相似。
……
七、廷生的信
小萱儿，我一生相依为命的伴侣：
我读完你的信以后，我高兴地在房间里转起圈来。你终于要来了，"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日子终于就要结束了。
那么，我还要感谢那些向我放暗箭的人了？他们大概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的弄巧成拙吧？我们的婚礼，是不是应该请他们出席，当我们的证婚人呢？
谁能相信呢：厄运降临的时刻，正是爱情成熟的时刻。再也没有人能够分开我们了，即使去西伯利亚，我们也将一起同行。
我们将永远生活在阳光下，而与黑暗绝缘。我终于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与其诅咒黑暗，不如让自己发光。
假如我们自己能够发光的话，爱就会降临到我们的生活之中，同时我们也能够将爱传播给别人。我自己的生活经历就是这样的。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了沈从文说过的一句话："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我也是的，爱上了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他成功了，我也成功了。
沈从文的腼腆是出了名的，据说他第一次登上大学讲坛的时候，望着满满一教室的人，紧张地说不出话来，呆呆地站着，几乎有整整十多分钟的沉默。好在下面的学生们大多读过他的作品，是他的崇拜者，所以没有人起哄。大家都静静地等待着他，用期待的、鼓励的眼光看着他。
等到他安定下来开始讲课，他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只用了十分钟的时间，就把一个小时的讲义讲完了。这份讲义他准备了好几天。剩下的时间，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拿起粉笔，转过身去，在黑板上写下了一行字："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
沈从文爱上了当时还是他的学生的张兆和。凡是沉默寡言的人，一旦堕入情网，时常是一往情深，一发而不可收拾。沈从文一封接一封地给张兆和写炽热的情书，却遭到了顽固的拒绝。写了一年的独白式的情书后，沈从文没有得到任何的回答。他伤透了心，"因为爱她，我这半年来把生活全毁了，一件事不能作。我只打算走到远处去，一面是她可以安心，一面是我免得烦恼。"
沈从文去向校长胡适辞行，胡适追问出了事情的原委。胡适是个爱才如命的学者，他劝沈从文留下，并答应帮助他促成此事。
这时，正好张兆和来向胡适告状，说沈从文的表白扰乱了她的学业。张兆和特意挑出情书中的一句话："我不仅爱你的灵魂，我也要爱你的肉体"--这已经大大地违背了师道的尊严。胡适没有说如何处理作为老师的沈从文，却主动地当起老师和学生的"媒人"来。这名堂堂的大学校长，不断地向张兆和夸奖沈从文是个"天才"，认为"社会上有了这样的天才，人人都应该帮助他"。
我不禁感叹：多么有趣的校长，多么有趣的老师，多么有趣的学生，多么有趣的时代！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张兆和的态度逐渐产生了变化。他们通了四年的信以后，终于有了结果。当时在青岛大学任教的沈从文，千里迢迢地跑到张兆和苏州的家中，正式向她求婚。
返回青岛之后，沈从文在给爱人的信中写道："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张兆和在征得父亲的同意之后，给沈从文发了一封电报，写道："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宁萱，我也是一个乡下人，我也想喝一杯甜酒呢。
……
八、宁萱的信
亲爱的廷生，我为你感到自豪的廷生：
你的那杯甜酒喝得也太容易了。沈从文当年还写了四年的情书呢，你只写了一年，就等来了这杯甜酒。你这个没有耐性的小傻瓜，真是走运啊--连那些坏人也来帮你的忙，促成我们的爱情。
画家黄永玉在《太阳下的风景》中这样描述表叔沈从文与婶婶张兆和的爱情和婚姻，他说："婶婶像一位高明的司机，对付这么一部结构很特殊的机器，任何时候都能驾驶在正常的轨道上，真是神奇之至。两个人几乎是两个星球上的人，他们却走到一道来了。没有婶婶，很难想象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又要严格，又要容忍。她除了承担全家运行着的命运之外，还要温柔耐心地引导这长年不驯的山民老艺术家走常人的道路。因为从文表叔从来坚信自己比任何平常人更平常。"我想，我们之间的相处将更加和谐、更加充满情趣，因为我们俩"同"的一面远远大于"异"的一面。而我，也愿意与你一起分担神让你承担的责任乃至困苦。
我当然愿意跟你一起回老家去举行婚礼。跟你一样，我也不喜欢繁文缛节。与其举行婚礼，还不如出去旅行。你在信中无数次向我描写了你家乡的一切，那"遮不住的青山隐隐，流不断的绿水悠悠"，我真想四处看看。
不过，如果父母要我们举办婚礼，我也愿意回去让父母高兴高兴--我的出现，对他们来说肯定是一种欣喜。他们可以把照料儿子的接力棒传递到了儿媳手上，他们可以松一口气了。但是，在高兴之余，我还是有点紧张--不是吗，"丑媳妇"总是害怕见公爹公婆的。
自从我决定要到北京来，打个不恰当地比喻--我就像一个即将辞世的人，开始清点自己的"遗物"。我第一惊奇地发现，原来令我以为留恋不舍的物质世界是多么不堪一击，我甚至找不到我舍不下而想带走的东西。一大柜子昂贵典雅的"职业套装"，一大箱子淑女风范的尖头皮鞋，乃至首饰、手机、皮包、手提电脑等等，我已经不愿意把它们列出来当作"财产"了。我将穿着我纯洁朴素的套头毛衣做全世界最幸福最清贫的新娘。
你会笑我的孩子气吗？
亲爱的廷生，我要到你的身边去，做你温柔而坚强的妻子。
这句话是如此平常而轻易，却是我用尽一生，拼却全力而对你所说的最沉重的允诺。生平第一次我放下矜持，相信自己可以深深地去爱一个人，卑微地去爱一个人，无求地去爱一个人，全身心地去爱一个人，原来相爱如此美好，爱到深处如此美好。我现在一开口便想赞美爱情，一提笔就想给你写信，一睁开眼就在想你，一闭上眼你就出现在我梦里，我从未想过会有一个人如此占据我的整个身心，更未想过被爱占据的身心会是如此甜蜜！
生命意义何在，是真，是善，是美，更是爱，是光明，是温暖，是笑，是歌，是情义。读你的书，在满篇满纸非愤怒即悲凉的文字里，我却赫然看到字里行间充满着一个字--爱。我仿佛看到一颗赤子之心，热诚的，无所防备的而备受伤害的心，却依然如此深沉苦痛地爱着这个被其所怒斥的世界、人生、祖国、大地、同胞，以及卑琐而苦难的生活，和爱的人。
还记得我给你的第一封信中所说的吗？
我引用了罗素的话："支撑我生活的力量便是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寻求，以及对人类苦难痛彻肺腑的怜悯。"现在，我要对你说，让我们在一起，以爱为力量，以古今中外所有伟大的心灵和高尚的思想为武器，以真诚、以同情、以全部的身心，去走到苦难的人群里，去痛彻肺腑地爱他们，帮助他们，给他们我们全部微薄的温暖和赠与，为人类的苦难，痛其一生不改其衷，为真善美的世界奉献一生而无怨无悔，勇敢地握着我的手，无畏的凭着我的爱，走上前去吧。
廷生，我的爱人，我以你为骄傲，我想对你的每一位读者说那句旧话："只要生活中还有一双眼睛与你同哭泣，生活便值得你为之受苦难。"所有真挚地寻求生活意义的人，便是这样一双双的眼睛。
廷生，我最亲爱的人，我就是你的这样一双眼睛，永远坚贞地与你一同哭泣，一同欢喜，一同被苦难和邪恶刺痛而受伤，一同被爱情与美好滋润而明亮。所以，来吧，苦难的生活，我们是如此相爱的人，我们也是如此勇敢地热爱着你！
……
九、廷生的日记
两千年七月二十五日
我的工作合同被非法撕毁，我不会屈辱地接受这样的结果。我准备今天上午去国家人事部寻求劳动仲裁。有没有结果是一回事，我必须按照天赋的人权做我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昨天，宁萱打电话告诉我说，她下午就飞到北京来了。
……
想到宁萱立刻就要到我身边了，我心中顿时充满了阳光--爱是战胜荒谬、战胜"无物之阵"的唯一法宝。从今天开始，我将拥有一份纯洁而坚贞的爱情，直到生命的终了。我还有什么值得担心、值得忧虑的呢？
……
这是我第二次去机场接宁萱。
这一次，我只等候了半小时。
我在人群中发现了她，她奋力拖着两个大箱子，宛如破冰船破冰而来。
我听见了冰层破裂的声音。
我听见了花朵开放的声音。
我向她挥手，向她跑去，向她张开怀抱。
宁萱也看见了我，她的眼睛发出钻石般闪亮的光芒。
她扑到了我的怀抱中。
我们旁若无人地拥抱、亲吻。
她紧贴着我的耳朵，轻轻地说了《圣经》中的一句话：
良人属于我，我也属于他。
他在百合花中牧群羊。(《圣经·雅歌2：16》)
百合花长在香草山上，羊群长在香草山上。
我和宁萱也生活在香草山上。
香草山上，蓝天白云，水草丰美。
〖全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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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30.7.2007 23: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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