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一个听来的故事

大长今

    故事从一个人的死亡开始。

    1994年1月，可可西里的隆冬，藏族官员索南达杰死了。

    一颗价值两毛钱的小口径步枪子弹击中了他的大腿和小腹之间的动脉，血凝结在他的黑色皮裤里。他俯卧在地，双眼圆睁，短须和头发上满是灰尘，右手依然保持着扣动扳机的姿势。两天后，当他的助手，双手冻僵的勒炎祖用两个指头捏着一把马刀，循着记忆中的路线回来找他时，索南达杰已经在滴水成冰的高原上被冻成了冰雕。

    在后来当地传颂的故事里，索南达杰是在枪战中死亡的，但所谓的枪战，是一场他孤身一人面对十一个盗猎者的战役。期间索南达杰开枪射死了一名突袭他的盗猎者，射伤了他的一名同伴，随后，亡者的十一名同伴共同发誓：全部都要开枪。

    一名盗猎者打开吉普车的车灯，负责定位索南达杰，车灯打开的一刹那，索南达杰向吉普车开了一枪，随后车灯熄灭，十一枝枪对着索南达杰的方向开火。

    十余分钟后，枪声停歇，盗猎者不知索南达杰的死活，不敢走向他，各自逃命。

    勒炎祖试图将索南达杰的遗体运出荒漠，但车险泥潭，当治多县公安局的救援人员赶到时，索南达杰的遗体在车里躺了四天四夜，身上覆盖着藏羚羊皮。

    杰桑·索南达杰，简而言之，英雄。

    他成为一座可可西里无可替代的丰碑。

    扎多是索南达杰骑马回家招到的学生。

    青藏两省交界处的草原之广袤，奔跑的牛羊仿佛蝼蚁，纵马飞奔几十里都见不到人烟。这里高远广寒、水草贫瘠，冬夏无尽更迭，一年到头飞沙走石，环境极其严苛，但藏地游牧民族却在此地生存绵延上千年。

    上中学，使扎多的命运第一次发生了改变：本该是学着剪羊毛的年龄，却走进了学校。后来，扎多到西宁上大学时，最喜欢说汉话，经常说得嘴都干了，还兴高采烈。

    这大概是因为，汉语代表的是属于外面世界的精彩。他和朋友们组建了自己的团体“唤醒会”，办杂志，发小册子，上台演讲批评县领导，试图用极其先锋派的行为敲打沉闷的县城。毕业后，扎多效仿索南达杰，放弃高收入，回到家乡做了一名中学教师，渴望用教育改变家乡。

    但结果是，“唤醒会”被人告发了，教育改造也失败了。

    当他彷徨困惑时，索南达杰又一次出现了。治多县新成立的西部工委正在招聘，新任的工委书记正是索南达杰。

    结果去应聘时，索南达杰将扎多劈头盖脸骂了一顿，觉得小年轻连学校里的这点委屈也受不了，怎么可能跟着自己干事业。

    在当时的扎多看来，索南达杰脾气很臭，简直是个干部异类：当中学老师，敢违抗上命，让学生把捡来的虫草卖给商人，而不是政府指定的供销公司，因为价钱更高；当乡党委书记，敢不交税，因为牧民实在太穷困，因而被戏称为“索加人民共和国”；作为下级，他敢拍着桌子骂县委书记然后再若无其事“道歉”；对于他看上眼的领导，再怎么柔顺的话他都能说出来。

    索南达杰的野心是改变高原贫弱的经济状况，光靠畜牧业，牧民无法致富，一场雪灾就能毁了一年的生计。他把目光投向可可西里的无人区，是因为那里发现了金矿。

    金矿不是可可西里唯一的资源，藏羚羊的绒毛编织成的“沙图什”，是世界上顶级奢侈品。这个美丽的物种开始成为人类贪欲的牺牲品。

    扎多也不记得索南达杰是什么时候“转型”的。第一次进可可西里的时候，他看到书记翻着《工业矿产手册》，边看边说：“你要是没有知识，就变成野牦牛了。”后来就变成了复印的散页《濒危动物名录》，打击盗猎者突然变成了更重要的事情。

    1994年1月，扎多和索南达杰最后一次走进可可西里。出发前，扎多留心了一眼吉普车的车牌号“青G0519”，他心里暗自嘀咕，真不吉利——我要救。

    车队行进不久，遭遇一大伙盗猎者，经过一场枪战，将敌人全部拿下。枪战中盗猎者司机被击中身亡。索南达杰把扎多悄悄叫到一边，叮嘱回去汇报要统一口径：“一定要说是我打的。”

    扎多心想，你要抢功啊，分明是咱们的向导开枪打的。索南达杰告诉他：向导是老百姓，如果说是他打的，回去要被人报复的，咱们是政府的人，回去没人敢找事。

    这是他们在可可西里的第11天。索南达杰临时决定，让扎多将受伤的盗猎者带回格尔木治疗，而他自己留下押送大队盗猎者。

    临别时，索南达杰把所有的子弹留给扎多，告诉他如何从草地和冰块上辨认方位，如何寻找北极星，还警告了扎多带走的有病盗猎者：“如果动了他一根毫毛，我下辈子不做书记了，专门抄你的老窝。”

    差不多在扎多的车爬到五道梁时，索南达杰的死了。

    再相见是在寺庙里，索南达杰的尸体覆盖着党旗，武警战士为他守灵，上千盏酥油灯点燃，400位喇嘛诵经三天三夜为其超度。

    索南达杰书记生前不信藏传佛教，他走后，遗体被政府恭送至寺院，以酥油火葬，这是只有高僧大德圆寂才有资格进行的仪式。

    当地的秋吉活佛说：“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如同一个真正的比丘。”

    扎多想起索南达杰生前常说的一句话：“现在国家只关注着东部经济，西部要引起重视，也许需要一个烈士。”

    这仿佛是索南达杰对自己做出的不详预言，现在，他确实为之而死。

    而失去了老师和领导的扎多，再一次失去了方向。这时，索南达杰的妹夫扎巴多杰来找他，邀请他加入新成立的野牦牛队，为索南达杰报仇，但扎多拒绝了。因为，自索南达杰死去以后，他开始害怕可可西里，这种恐惧甚至变成心魔，有一回离开高原看到公路，他当场瘫坐痛哭。

    扎多觉得自己受够了，他向领导要求换岗位，他选择去了宣传部。

    扎巴多杰继承了索南达杰的职位和所有的工作。

    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将西部工委恢复，并成立野牦牛队，在县城张贴广告、招募队员，将队伍扩大为五六十人，还有牧民赶着牛羊来加入这支反盗猎队伍。

    野牦牛队队长扎巴多杰，这个本意为亲戚报仇的神枪手和出色猎人，成了实实在在的藏羚羊保护者。他组织的“野牦牛队”从1995年成立到2000年被悲情撤并的五年里，巡山上百次，抓获盗猎藏羚羊团伙92个，收缴藏羚羊皮八千多张，这几乎占到青海、西藏、新疆三省区全部藏羚羊反盗猎成绩的一半。

    改变命运的不惟索南达杰的亲人。

    1994年夏天，30岁的摄影师、知名探险家杨欣从报纸上看到了索南达杰的事迹，这令他悚然动容，从此蜕变为环保人士。

    杨欣做的第一件事是在可可西里建一个保护站。当时，野牦牛队常年在高原和盗猎者打游击战，资金困难，恶劣的高原气候令大多数队员落下了头痛、关节炎、风湿等高原病，扎巴多杰急需一个保护站作为野牦牛队的栖身基地。

    1996年5月，在可可西里东缘的楚玛尔河畔，他们为保护站的奠基，并将其起名为“索南达杰保护站”。

    然而，随后的一年多，事情又陷入了僵局。尽管反复奔走游说，杨欣却没能为索南达杰保护站筹到一分钱。扎巴多杰多次打电话催促，每一次都是喝了酒后鼓足勇气说的：“杨欣，我很难，你一定要帮助我们。”

    艰难来源于资金。在治多县这个西部贫困县，政府甚至难以为他们发出工资。扎巴多杰第一次出发前，政府给他们的一辆北京吉普车加满油，就算作支持。

    野牦牛队在4500多米的高原上挖了一个大坑，上面铺块塑料布，算作大本营。当时，所有的队员都精神饱满，对前途充满希望，指望从事反偷猎工作几年后，能够转为国家的正式职工或干部。

    但随后的现实充满讽刺，由于野牦牛队的所有收入来源于对盗猎者的罚没，他们一度被传和盗猎团伙互相勾结。

    转机出现在1997年。那年，杨欣将自己多年拍摄长江源的照片编绘成册，通过义卖取得的这笔款项，成为了索南达杰保护站一期工程的建设资金。那年年底，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特批成立。

    可可西里成为当时的热点。依托于索南达杰及其后继者为原型，电影《可可西里》获得了台湾金马奖；纪录片《平衡》获得了金鹰奖。

    那年10月，扎巴多杰前往北京演讲，引起了轰动，并获得了实质性的承诺。这项承诺，意味着野牦牛队终于摆脱了资金上的尴尬局面。从此以后，缴获的藏羚羊皮将一律被封存或焚毁。

    然而，那年11月8日，满载而归的扎巴多杰返回玉树家中后，突然被一颗子弹近距离击中头部去世，公安局认定为自杀，但民间悬疑一直未绝。

    而扎多，这个曾与索南达杰形影不离，本应最了解他的志向和抱负的人，去哪儿了？

    这几年里，他官至县委党校副校长，面前是一片锦绣前程。但谁也没想到的是，他居然重返治多县，在索加乡任乡委书记，并和当年“唤醒会”的朋友们成立了一个NGO。

    这些年来，他不断回忆着索南达杰生前的一举一动，试图揣测后者的心思。环保是索南达杰的光荣，却不是他的全部梦想，自然保护是索南达杰思想中的很小一部分，他的蓝图是改变草原，“将最有效的管理和经济利益联系起来”。

    但，发展和环保，本应天生是一对矛盾。

    最初，扎多一直困惑于索南达杰的“人格分裂”：明明本想好好地搞矿产、搞经济，怎么突然决定去保护藏羚羊了？

    他把索南达杰的作为理解成了因为对家乡的责任感而产生的文化自觉：眼看着大批藏羚羊被血腥屠杀，索南达杰内心的藏族传统价值观还是得以体现：不杀生、众生平等。

    直到有一天，扎多看到了《生态经济学》，知道了世界上还有第三条路可以走：“这不就是索书记干的事么？山上动物好好的，水也好好的，经济也发展。”

    于是，扎多回来了。新的索加乡乡委书记，仿佛一个更好的索南达杰。

    他带着在西宁认识的外国朋友进入牧区，送医送药，为成立新的“帐篷小学”申请海外基金会的资金。他举办的第一个大型活动，是培训藏族的中小学教师，那天所有人都看到了他在讲台前的喃喃自语：“你看，我们分手后，我没有当逃兵，我跟着你的脚步走，现在我办成了！”

    2013年8月，我搭着一辆从格尔木往拉萨运货的越野车前往沱沱河。

    一出昆仑山口，天地顿时开阔，金黄的草原绵延万里，其间点缀着万千湖泊，时常可见成群结队的野生动物在湖边驻足饮水，在草原中轻快嬉戏，甚至横越公路。这是现在的可可西里，与当年的面貌截然不同。

    藏羚羊这个曾经鲜有人知的野生物种，在索南达杰死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青藏铁路为它预留了迁徙通道，青藏公路为它设立了红绿灯，2008年当选为北京奥运的吉祥物。可可西里已有7年未闻盗猎枪声，藏羚羊的种群数量正在持续增长。

    司机突然停下车，让我下去拍照。我看到路边竖立的索南达杰铜像，两头藏羚羊环绕于他的身侧。有那么一刹那我感到，20年过去了，索南达杰仿佛从未离开。

    关于他的死，民间更为津津乐道的一个版本是：当年的枪战，实际上是因为西部工委和盗猎团体的分赃不均，“你想那些人平白无故的，干嘛要打死你一个政府官员”。

    事实上，当年射杀索南达杰的盗猎团伙中，有6名逃亡多年后归来，讲述了那一夜的事实：在1月16日被抓捕的当晚，他们已在密谋策划绑架索南达杰等人，然后逃跑。当索南达杰将自己上膛快又轻巧的79式手枪换给扎多时，他们觉得时机到来了。

    开枪的一名盗猎者李海清，为了此事逃亡在外18年。这位虔诚的穆斯林坚持每天朝西方做五次礼拜，每次礼拜结束之后，他都默默地说一句：求真主宽恕我。2011年他归来时，年迈的母亲已哭瞎双眼离世，四个儿女已长大成家。

    当我在唐古拉山乡见到杨欣时，他已经老了，长须长发皆变得花白，他严厉、苛刻、沉默寡言。他说：“我对自己的期望值本来是40岁，现在活过了，所以我已经赢了。”

    “去做这样一件事，你必须非常冷静，非常理性，你要纵观大局、追求细节，你要不屈不挠、坚持到底。”杨欣说，“先驱者已经留下了痕迹为你开路。所以你要知道，有太多人曾经死在这里，你一定得把它做好。”

    我看过一张索南达杰的照片，他头顶鸭舌帽，戴着墨镜，盘腿歪坐在草地上，一手遥指远方。这个形象一点也不高大，甚至带点痞气。

    但这个充满争议的英雄，却第一次让我理解到，什么样的死亡有重于山。

    这个故事，我总觉得应该用扎多说的那段话来结尾，他这样描述环保的初衷：“我们的草原，是个怎么样的地方呢？草原的生活没有‘现在几点’的概念，就是生活，生活里没有房子收入这些问题，什么目标都没有，就是活着，所以那个地方是个充满歌声的地方，有人说你用原生态的唱法唱两句，那是怎么唱出来的呢？是憋不住了，高兴。我们这里一天可以感受到四季，你可以看到冰雹，你可以看到下雪，也可以看见下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