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印度政府扑灭不了印度的毛泽东主义者革命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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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印度政府扑灭不了印度的毛泽东主义者革命武装？ <br><br>Sultan Shahin<br>亚洲时报在线2005年1月25日<br><a href='http://www.atimes.com/atimes/South_Asia/GA22Df05.html' target='_blank'>http://www.atimes.com/atimes/South_Asia/GA22Df05.html</a><br><br>资深记者、曾是国会成员和驻伦敦高级专员的纳雅尔认为，毛泽东主义者运动象徵着印度的希望。<br><br><br>印度南部安得拉邦（Andhra Pradesh）两个主要毛泽东主义者组织--印度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India，CPI Maoist) 和Janashakti，终止了与邦政府在中央政府首肯下长达3个月的和平谈判，双方都拒绝为谈判破裂承担责任。两个毛泽东主义者组织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称，他们退出谈判是为了抗议警察机关不断强化的打击行动和每日发生的遭遇战。他们谴责以国大党为首的联合政府执行反人民的政策，并呼吁人民为建立新的民主社会而战斗。安得拉邦首席部长芮迪（Rajashekhara Reddy）主持召开了一次会议，决定与毛泽东主义者进行第二轮对话并采取一些别的安抚措施，比如减小打击行动和要求警方保持克制。但就在这次会议后不到2小时毛泽东主义者就发表了这份措辞严厉的声明。<br><br>在该声明发表几小时后，芮迪呼吁纳萨尔派（Naxalites，毛泽东主义者被称为纳萨尔派分子，因为毛泽东主义者革命武装1967年首先在西孟加拉邦一个叫纳萨尔巴里的村庄开始）重新考虑他们的决定，因为政府打算继续进行和平对话。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呼吁他们把最近的遭遇战当作“不幸事件”，并向他们保证不会再有任何打击和镇压行动。他说他一直要求警方避免过度使用暴力，因而毛泽东主义者也应该避免人员伤亡和毁坏公物，并且在各村庄穿行时不要携带武器。芮迪保证将与政治领导人和对话调停人协商，以为下一轮对话创造良好环境。由于这一过程需要2周时间，他要求双方在此期间保持克制。<br><br>在毛泽东主义者声明上签名的高层革命武装领导人有CPI的国家委员会书记拉马克里什纳（Ramakrishna）、北特兰伽纳（Telangana）特区委员会书记贾潘纳（Jampanna）、安得拉－奥里萨边境特区委员会书记苏德哈克尔（Sudhakar）、Janashakti邦书记阿玛尔（Amar）和高级领导人里亚兹（Riyaz）。其中4位参与了2004年10月15－18日的第一轮和平对话。他们表示接受政府为解决国家一系列棘手问题（如民主权益的恢复、土地分配和特兰伽纳从安得拉邦的分离）而发出的正式邀请，但他们认为目前的事态表明统治阶级无意通过谈判解决人民的问题。他们谴责政府打着谈判的幌子镇压毛泽东主义者运动。<br><br>毛泽东主义者领导人停止谈判的声明是在警方与毛泽东主义者连续三天的遭遇战导致10人（9名毛泽东主义者和1位村庄首领）死亡后发出的。毛泽东主义者烧毁了贡土尔地区1辆公共汽车和2个卖酒的商店。在毛泽东主义者誓言要为在遭遇战中被警方杀死的干部报仇后，警察部门正考虑为特兰伽纳的部长们提供防弹车。前安得拉邦首席部长奈杜的政府就有这些设备，不过奈杜本人还是险些在一些暗杀行动中丧命。警方已购买了50辆防弹车，以保障各部长的安全。内政部一位高层官员上周三透露，为遏制毛泽东主义者运动的蔓延，中央政府支援成立邦级特种部队，以协调各邦之间的行动。毛泽东主义者的影响在9个邦比较普遍，受影响最大的是比哈尔邦（Bihar 与尼泊尔接壤）、奥里萨邦（Orissa）、西孟加拉邦（West Bengal）、中央邦（Chhatisgarh）、马得亚邦（Madhya Pradesh）、安得拉邦（Andhra Pradesh）和现在的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和北方邦（Uttar Pradesh）等。一位元官员告诉记者：“很快将建立特种部队联合小组”。中央政府将为未来3年内对付毛泽东主义者的特别行动小组提供装备和训练，并使特种警察部队现代化。<br><br>新德里政府上周二宣布，交战和边境地区的准军事部队人员招募将从10％增加到40％。内阁安全委员会在新德里参加了由总理辛格主持的会议后告诉记者，国防部长穆克杰决定特殊邦的招募将取决于当地的人口。他说政府已经要求各邦准备一个对付纳萨尔派的行动计划。持强硬路线的战略家对这些谈判的失败总是表现得幸灾乐祸，这和他们对上届政府的失败的反应一样。资深记者、曾是国会成员和驻伦敦高级专员的纳雅尔指出，无论内政部的准军事委员会何时举行会议，他们所建议的唯一解决途径就是进行“一次严肃的对话”。纳雅尔最近写道：“甚至在举行谈判（就像一个月前的安得拉谈判一样）时，警方依然独断专行，没有宽大为怀的胸襟，甚至没有妥协退让的态度。他们对待纳萨尔派分子就像是对待罪犯而不是叛乱分子。政府总是粗鲁地中断和平对话，因为它相信自己可以靠武力镇压此类运动。”纳雅尔认为，毛泽东主义者运动象徵着希望--不管多么短暂和遥远。<br><br>现任国家安全顾问和总理辛格的国内安全特别顾问纳拉亚南的立场就充分体现了政府的这种态度。纳拉亚南是印度情报局的前主任，由于才华卓越一直在情报界小有名气。他在重新担任政府公职前写了一篇名为“如何遏制极端左翼”的文章，在文章的最后他说：“在‘波拿巴主义’压制‘革命’共产主义的情况下，任何寻求和平解决冲突的对话都具有局限性。安得拉邦当局和人民战争集团（the Peoples War [or PW, with the Committee of Concerned Citizens acting as the mid-wife] ）2000－02年间多次失败的对话证实了这种假设。而且，不相信民主的革命运动以及不认可民主和公民社会准则的所谓‘解放运动’不可能接受宪法框架内的协定。与此同时，人民战争集团内部的矛盾（正在清除一些被认为背叛了斗争的前领导人）也为和平谈判的未来笼罩了一层阴影。”<br><br>纳拉亚南认为这不仅仅是法治问题，但他也没有提出一个明确的战略，只是建议人权组织不要老是抓住警方的暴行不放。他指出：“目前需要的是齐心协力对付左翼极端主义。对国家机构的过度攻击可能会进一步破坏民主政治体制的基础。一个虚弱的国家不可能对付此类挑战，因此人权观察组织应该停止那些吹毛求疵的批评。这样的批评不仅会挫伤那些参与反极端暴力者的士气，而且可能会削弱国家大厦本身的根基。”<br><br>这使独立观察家们感到不解：难道人权组织停止喋喋不休的批评和指责，毛泽东主义者问题就能迎刃而解？目前需要弄明白的显然是为何毛泽东主义者分子的战略能获得成功。在比哈尔、恰尔康得（Jharkhand）、中央邦、奥里萨和安得拉等邦的郊区和一些小镇，没有毛泽东主义者的首肯，什么也干不成。一个例子就足以证明这一点。比哈尔邦的铁腕人物、全国第二大邦的执政党首脑雅达夫最近没能在该邦首府帕特纳举行一次集会，原因是他此前不允许毛泽东主义者举行一次集会而激怒了他们。他的执政党能连续4年赢得比哈尔邦的选举正是因为他能在每次选举前与毛泽东主义者达成协定。如果这次他不能与毛泽东主义者达成协定，就无法赢得几周后的比哈尔邦选举。安得拉邦去年的选举情形一样：以国大党为首的联盟能旗开得胜是因为毛泽东主义者没有在国大党及其同盟有望获胜的地区宣布抵制大选。<br><br>毛泽东主义者运动<br><br>为了了解毛泽东主义者运动，笔者本月初在比哈尔和恰尔康得邦的毛泽东主义者心脏地区呆了一周。和其他受影响的邦一样，这两个邦的大部分民众一贫如洗、挣扎求存，因此没有害怕毛泽东主义者的理由。和大城市的中产阶级不同，他们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因而不认为毛泽东主义者是一个威胁。事实上，由于很少有其他就业机会，他们越来越多的朋友和亲属正在加入这支红色部队。毛泽东主义者分子能给这些沮丧绝望的年轻人安排事做。事实上一旦某人加入毛泽东主义者，他在家里和村庄就能成为令人敬畏的人物。<br><br>在这些地区，毛泽东主义者组织由于被认为给人们带来正义与平等而受到尊重和敬畏，这一点恐怕使那些读多了把毛泽东主义者渲染成恐怖罪犯的故事的城市居民大跌眼镜。在与村民的对话中，笔者多次问道据说被毛泽东主义者用来主持正义的“袋鼠法庭”（即不合资产阶级法律的人民法庭）的情况，但来自不同背景和阶层的受访者一致表示，毛泽东主义者的惩罚是正义的，他们只针对罪有应得的罪犯。在乡村地区几乎没有隐私可言，人人都知道别人在干什么。对受剥削者来说，正义很难通过司法体制实现。据说一些犯轻罪、顶多只应被拘留一个月的穷人蹲了30年的大牢，后来仅仅因为一些人权组织发现了问题，把他们的卷宗递交负责公共利益案件的最高法院才得以释放。另一方面，权贵们即使犯了罪也不必蹲大牢，即使蹲大牢也可以通过贿赂狱卒的方式照样在牢中花天酒地。<br><br>此外，印度一直有一个叫“村务委员会”（panchayats）的乡村司法系统。该司法系统有时可能非常残暴不公，但基本能得到民众的认可。毛泽东主义者法庭和村务委员会唯一的不同是：后者是高种姓人物和有权势的印度教徒对付“贱民”的一个工具，而前者的管理者是社会的受剥削者，他们惩罚的对象是那些强奸低种姓妇女或以某种方式剥削穷人者。尽管印度高种姓阶层和权贵们听到的都是毛泽东主义者残酷无情的故事，当地民众却称毛泽东主义者从不滥杀无辜，他们只惩罚那些罪有应得者。如果说毛泽东主义者的做法是“非法”的，那么高种姓者控制的村务委员会下令杀死那些不循规蹈矩的低种姓男人、下令强奸低种姓女人同样非法。比如，如果一位低种姓的男孩想娶一个高种姓的女孩，村务委员会就会下令男孩的父母将他杀死。在许多情形下，如果该村务委员会下令，男女双方的父母都将不得不处死自己的孩子。如果妇女拒绝田间劳作或干家务，村务委员会甚至会下令她们在全村的围观下被群奸。但此类高种姓委员会的权力在毛泽东主义者统治的地区已经大大缩水。<br><br>除了严惩犯有强奸、剥削和其他罪行的高种姓人和为富不仁者外，毛泽东主义者也决不宽恕那些逃税者和隐瞒自己的收入者。如果商人或承包商不向毛泽东主义者交纳其收入的10％，他们根本没法在这些邦经商。比如，连接多尔顿根杰（Daltonganj）、伯拉毛区指挥部（Palamau）和加瓦镇（Garhwa）的公路常年失修，原因就是承包商不愿向毛泽东主义者缴纳一定收入。不过笔者两周前经过该公路时却发现该公路正开始修复，路旁村民推测承包商与毛泽东主义者之间已经达成协定。许多人认为犯罪分子已经渗透到毛泽东主义者运动中。随着运动的发展，这一点也难以避免。不过毛泽东主义者的支持者认为，那可能是犯罪分子打着毛泽东主义者的旗帜所为，这些人必定会被毛泽东主义者查出并予以重罚。如果是警方犯下这种罪行并嫁祸于毛泽东主义者分子，他们则无计可施，因为警方是一支行踪不定的隐秘力量，不停地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而且也很难对个别警方人员进行报复。当然，与警方的持续战斗例外，仅仅两周前，一名高级警官和他的6名同事就在比哈尔北部与毛泽东主义者分子的枪战中被击毙。<br><br>毛泽东主义者运动在一些欠发达的郊区得到蓬勃发展，但现代通讯设备如电话和扩展的公路网不利于毛泽东主义者的事业。比如高种姓居民和富裕的婆罗门村民由于安装有电话并且居住在设有警察站的公路边，从来没有受到过毛泽东主义者的干扰。有些其他村庄的村民虽然有钱向毛泽东主义者纳税，但是由于他们家安装有电话，并且居住在设有警察站的路边，毛泽东主义者也一直不敢惊扰他们。不过那些周围有山的居民就要小心了，因为这些山可以为毛泽东主义者提供最好的庇护和易守难攻的防护。<br><br>毛泽东主义者的战果与勇敢已成了村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一些小镇的村民和店主在闲暇时会绘神绘色地谈起某人因何故被毛泽东主义者枪杀的故事。比如恰达布林一位富裕的穆斯林由于不愿向毛泽东主义者献上自己有许可证的手枪而被杀。但毛泽东主义者如何除掉他则有几个不同的版本。一些人侧重讲述这个穆斯林如何勇敢机智，但最终还是在一辆吉普车中被杀；一些人侧重描述毛泽东主义者的情报网如何有效，少有人能成漏网之鱼。由于毛泽东主义者与警方或高种姓民兵之间激烈的战斗没有给绝大部分民众造成损失--除非他们碰巧在双方交火中中招，因此他们似乎对此满不在乎。一个小镇的居民告诉笔者，随着毛泽东主义者势力的不断扩展，“实际上几乎每个家庭都有毛泽东主义者成员。如果你夜里走在公路上，每一个过路人都会用毛泽东主义者的口号&quot;Laal Salaam&quot; [Red Salute] 与你打招呼。如果你不做出同样的回应可能会有麻烦。”<br><br>笔者对毛泽东主义者感触最深的一点是其强烈的世俗主义和反对种姓歧视。毛泽东主义者和其他主流共产主义组织的领导人一般来自高种姓和富裕阶层。但他们与印度众多种姓中最低种姓群体一起同甘共苦，没有表现出任何高人一等的优越感。毛泽东主义者干部来自各个种姓和群体，但高种姓人一般处于领导阶层。在几乎所有政党都以某些种姓或群体为固定票源的印度，毛泽东主义者这种跨种姓和群体的特点有其值得称道之处。印度的一切问题归根到底都是种姓问题。高种姓者渴望将低种姓者永远固定在社会底层，希望上千年的种姓歧视制度和对穷人的剥削制度恒古不变，并建立了大量民兵组织来抵御毛泽东主义者的冲击。这些民兵屠杀低种姓村民，对妇女和儿童的残酷杀戮更是罄竹难书。但他们的暴行也会受到毛泽东主义者的报复，如此循环往复。比哈尔和恰尔康得邦一些受到毛泽东主义者威胁的有头脑的村民认为，解决毛泽东主义者问题的唯一方式就是改善国家治理、促进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正义。毛泽东主义者的存在符合警方的既得利益，因为正是与毛泽东主义者持续的战斗使他们获得大量军备，其中部分被他们卖给毛泽东主义者以增加收入。毛泽东主义者现在也很乐意与警方交火，因为他们有机会缴获先进武器和军备。村里的所有合法枪支要么已经被国家收回，要么已被毛泽东主义者夺走。印度公民完全被两个政府所支配：一个是公开的，一个是秘密的；一个控制白天，一个控制黑夜。<br><br>也许纳拉亚南是对的。如果政府不能提供合理的统治和社会正义，不得不承担由此产生的各种负面后果。显然政府和毛泽东主义者之间将有一场更激烈的战斗。如果政府可以在未来的战斗中投入更大火力，毛泽东主义者也可以通过抢夺或贿赂政府军的方式购买到同样威力的军火。腐败与种姓制很难走得更远了。<br><br>Sultan Shahin新德里报道。<br><br>Jan 22, 2005 <br><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