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王牌军军长上访记：揭开国军兵败东北之谜

有容乃大

刘玉章(1903-1981) ，字鳞生，陕西兴平人。黄埔军校第四期。参加北伐战争，由排长累升至副团长，长城抗战中在古北口负伤。抗战期间升任师长，参加台儿庄战役及武汉会战、长沙会战等。1945年擢升军长，赴东北，1948年4月，刘玉章接任国民党第52军军长一职。在解放战争中，他两次率第52军成建制从辽沈战场和上海战场上逃出。1953年调任“台湾防守区司令”，翌年出任金门防卫司令官；1957年转任“陆军副总司令”，次年就任“预备部队训练司令”，并赴美国参谋大学特别班深造；1960年晋“陆军二级上将”；1967年任“台湾警备司令”；1970年受聘“总统府战略顾问”；国民党十、十一届中央委员；1981年病逝，享年78岁。

　　第52军在东北黑土地为蒋家王朝拼死而战，大小战役无不参与，攻城掠地，“扫荡”追踪，或袭扰“共军”，或兼程救援，或固守城镇，或在恶劣战况下“奇兵”出征，战功累累，但也是伤痕累累，3年光阴一过，第25师全部被打光，第2师伤亡四五千，第195师也是重伤难数，但他们和在东北的几十万国军一样，将一切战伤“埋藏在心底”，继续为蒋家王朝拼杀。

　　但是，一个人或者一个军的勇武无法带来全局胜利，共产党人心所向是阻拦不住的。因此，国军怎么打怎么拼，还是阻止不了腐败的蒋家王朝的败亡命运。各军在东北战场越打越败，局势越来越不利，党、政、军都岌岌可危。最高统帅蒋介石经过“认真”的思考分析，认为造成这种败局的关键原因不是别的，而是“东北的领导有问题”。1947年8月，他宣布免除熊式辉东北行辕主任之职，由国防部参谋总长陈诚兼任主任，并接替杜聿明负责指挥东北的战事。陈诚历来是拉帮派、窝里斗的大师，这次来东北虽然也想有所作为，但还是习惯性、不自觉地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对异己下狠手上。结果，第52军“因为来一人而全军陷入危机之中”。

　　本来这刘玉章除了骂娘和打仗外，少与第52军外的人们交往。这“陈兼长官辞公”，在他的印象中“一向是英明的”。当南京方面宣布陈诚接管东北战事时，开始他还有点高兴，说：“朝廷不差无能人。”言下之意，这东北战局是该换将了，老蒋既派陈诚来，他陈诚自然是能人。谁知这“能人”陈诚一到沈阳后，出人意料之外的是第一把火就是拿第52军开刀！当头给刘玉章泼了一盆比军营外的冰雪还冷的水。

有容乃大

这一天，陈诚突然跑到第52军，要求集合全体官兵训话。长官训话就是做指示，完全是看得起！乐得代行军长之职的副军长梁恺马上召集全军。岂料在这声势浩大的听训中，陈诚一开口，话儿就几乎震惊了全军将士！这长官对“劳苦功高”的第52军不仅没一言一语的表扬和褒奖，就连起码的客套话都没有，开口对第52军就是恶语相加的呵斥！言语毫不客气，又是讥讽又是斥责，颠倒黑白不说，话语比恶名在外的刘大光头的粗话、恶语还难听、刺耳。说到最后，这位堂堂上将、掌管东北的大主任的总结语是：“第52军是东北地区最坏的部队，无纪律，乏战绩。”然后拂袖而去，连军部准备的招待餐都没吃。

　　陈诚不顾事实，颠倒黑白地这么痛斥第52军，把第52军一直引以为豪的“战绩”全部抹杀，还定性为“东北地区最坏的部队”，全军都是诧异万分，他犯了哪根神经？

　　其实，陈诚如此作践第52军，也不是一时兴起、情绪失控所致，而是蓄谋的。根源就是因为他和第52军老长官关麟征那点“历史恩怨”。

　　当年陈诚在第11师为副师长时，与手下团长、黄埔老大关麟征彻底闹翻，关麟征走人后，两人梁子是越结越大了，后事加上前事，关系一直恶着，且相互寻机重击对方。这次陈诚一上任，马上就拿关麟征嫡系第52军下手，于是有了借训话之机狠狠“磕碜”第52军之事。

　　可陈长官这“第52军是东北地区最坏的部队”话语一出，全盘否定了第52军这些年的苦战恶战“成绩”，直接恶果是导致全军人心惶惑。不知情的下级军官和士兵纷纷说：“噫，不听陈长官这番话，我们还蒙在鼓里，以为自己还是个啥王牌军呢，其实是个烂渣部队！”人人以为原来赵公武、刘玉章等人宣扬的胜利是“伪胜利”、“假大捷”，一不自信，士气就大受影响，战斗力大打折扣。那些对历史“知情”的上层将领也是懊丧不已，说：“这么拼死拼命地打，血流成了河，还落了个‘最坏的部队’，有什么意思！好打坏打，不如一个好长官！”

　　在这全军受尽侮辱、军心动摇之时，第52军军长赵公武已请病假离了部队，一切军务全由副军长梁恺代理。而这梁副军长不仅不去和陈长官“据理力争”，还好像对这些侮辱性的话语完全无动于衷，受之坦然。

　　他梁副军长这么做，也是自有他个人道理的。

　　他此时已是三出四进第52军了。他原是第17军第73旅旅长，抗战爆发后，调任第25师副师长，但不久就跟着师长黄杰去了税警总团。在武汉会战前夕，河南省保安团队编为第90军，辖第195、196师，他又从税警总团调到第195师为师长。可这第195师编补一就绪，训练还没着手就调去作战，官兵一没作战经验，二装备极粗劣，三又遇上强敌，结果一打就吃了败仗。梁师长自请处分，但上峰“洞察秋毫”，并没责罪他，只是将第195师划归第52军建制。这样，他第二次进入第52军。此时第52军原有两个师第2师、第25堪称劲旅，第195师哪能与他们比？随即关麟征将3个师的营团大幅对调，这才平衡了3个师的战力。1939年9月，梁恺因在阳新作战有功，升任第52军副军长兼师长，可第二年5月，就因“凡事听参谋长”的，被关麟征撸了“本兼各职”，调任中央军校第六分校校副主任，第二次离开第52军。没过一年，1941年8月，他又被调回第52军，任副军长兼衡来师管区司令。这是他第三次进入第52军。第二年6月，第15集团军调驻云南。他因为想去打仗，又对“三合阵地”没啥兴趣，找到杜聿明，结果调去作战部队任第5军副军长。谁知命令发表后，他去拜访邱清泉军长。哪知邱军长竟杯酒不设，对他完全一副懒得理睬的样子。这梁副军长知道对方不欢迎自己，也倒知趣，没去第5军办报到手续，闲居在昆明混日子。正在苦闷中，老长官关麟征来访，不仅为他解决了客居昆明的生活费用，还请他再回第52军去。好马不吃回头草，梁恺无意再回“娘家”。关司令只好说：“与第54军副军长傅某对调如何？”但这“对调”最终还是因张耀明被手下赶出第54军而作罢，而他梁恺最终也还是不得不重作冯妇，“吃回头草”，第四次进了第52军。抗战胜利后，他随军经越南转开东北，由于军长赵公武身体不好，一直是代理军长事务。当了近十多年的副军长，还是没进步，这代理又干了这么久，还是不见扶正，他也就凡事看淡了。一心灰意懒，他对长官没感情，对“娘家部队”也没感情。因此，这次陈诚呵斥第52军是“东北地区最坏的部队”，根本伤不着他！别说是东北地区，就是说它是全国、全世界“最坏的部队”，甚至立马解散，他也不会心疼。何况他深知陈诚如此侮辱第52军还另有深意呢！因此，平时一贯喜欢在军中信口开河、发牢骚的他，在陈长官“侮辱”第52军后，却选择了完全回避，凡事闭口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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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公武总是一副病恹恹的，在第52军三天打鱼四天晒网，越来越差的身体已不允许他把这军长当下去了；梁副军长又碌碌无为，凡事避重就轻，干啥都提不起劲儿；第25师师长李正谊新开岭一战兵败人被活捉，新接任的师长太嫩，军中完全没地位；第195师年初在高丽城子被“共军”3纵包围差点被全歼，虽残部逃了出来却丢失了所有的重武器，随后又在通化再遭到伏击，副师长被击毙，灰溜溜的败军之将哪还有资格去言勇？这第195师师长显然也“不行”。偌大的第52军面对危机，面对侮辱，三军夺了志，也夺了帅，却没人站出来中流砥柱。众人掐来算去，只有一人可做顶梁柱。

　　他就是第2师师长刘大光头刘玉章。

　　这刘玉章嘴巴虽臭，但以军为家。此番亲耳聆听了陈长官的训话，挨了臭骂后，喜欢“感想联翩”的性格又发作了。他左思右想，觉得陈长官对部下就应该像家长对子女一样，认为他训话如果是对不争气孩子出于“爱之深而责之切”的心情，那就是用还恶还狠的话来骂、来磕碜，也无可厚非。因为没有大粪臭，哪来五谷香？何况这是“统兵御将”的需要！但这陈长官离开事实，乱骂“孩子”，甚至“乱打孩子”，显然就是是非不明，曲直不分。因此，陈长官这顿不顾事实的臭骂，一是冤屈了第52军死去的官兵，二是打击了活着官兵的忠勇精神，因此，完全是“伤人伤军”的。灯不拨不亮，理不辩不明，他决心去充当第52军几万官兵的“意见领袖”，找陈长官上访，去把事情“谈清楚”。

　　刘玉章决定去上访，当然不是“愣头青式”的飞蛾扑火，而是深思熟虑的。他表面上铁肩担道义，为第52军打抱不平，其实心里还是藏着“小九九”：在这全军最无人最需要人的时候，他超越梁副军长去找陈长官“谈情况”，意就在这军长之职。为此，他精心做了番准备后，带着自己参加过的历次战役的资料，直接去陈诚的大本营沈阳。

　　到了沈阳，他这“越级上访”不仅没被赶回，反而“幸承接见”，且接见他的，不是长官部惯常出来打发来访者、与之虚与委蛇的办公室主任或者副参谋长之类的人物，而正是陈长官本人。在面见中，刘玉章依据“事实”和“长官部记录”，将第2师在东北各战役作战详情，缕缕详陈，着重强调说：“其中职部第2师的总战果是：消灭共军有生兵力七八万之众，缴获步枪五六千支，还有其他武器弹药不等。”说完之后，怕陈长官不相信，又说：“我要求长官详为查证。”

　　虽然他打着为第52军“申冤”大旗而来，说的却全是第2师和他本人的功劳，其他师的战果只字没提。陈诚本来就是“人精”，一眼便知他的来意，但只是“嗯、嗯、嗯”的，就没个明确的态度。刘玉章眼看“局面”打不开，不得不“报告”说：

　　“上次全军听了长官的训诲，士气大受影响，我本人今后也没办法胜任师长之职了，恳求长官赐个长假。”

　　此话颇有威胁味道。没等陈诚回答，他马上接着又解释说：“我从军校毕业后，在第2师服务已20余年，当师长也已有6年时间，只知埋头苦干，尽忠职守，没有任何人事关系，如和关麟征将军虽属同乡，但抗战前根本互不相识，抗战开始后，第2师编入第52军，我们才有长官部下的名分。”

　　他这番话是很有深意的，一则声明唯有他才是第52军的正牌老根子，且师长任职6年该提了；二则说明他本人与关麟征没关系，否认自己是关一手提拔上来的，免得陈长官因此多疑。陈诚这些年在蒋家王朝的仕途上混，也是智慧大增，在尔虞我诈的名利场里，他只与那些与己地位相当的对头才直接较量，对那些小卒子是不屑去直接舞刀弄棒，从来不跟“黄口小儿”较劲。此刻他“耐心”听完刘玉章这些“不敬之言”，不但没生气，反而委婉地说了句：“第2师与第25师是北伐和抗战时代国军中最有悠久光荣历史与战绩的第一流部队，你先把部队整好，请假的事以后再说！”

　　他这番随口而出的话，比刘玉章刚才精心想好的话更有水平，轻轻地，就把第52军最耻辱的、全师覆没的“千里驹”第25师拎了出来。刘玉章先是一愣，随即就明白陈诚也不是软脚色，绵里藏针，这话儿一石三鸟，一拎出第25师，说明第52军也并非完全无懈可击；二肯定第2师和第25师是第一流的部队，对自己的“失言”进行“非正式场合更正”；三暗示他已识破刘玉章打着第52军旗号却只说第2师不提其他师的动机。刘玉章求官心切，人却不傻，眼看自己反被陈诚击打，知道自己伸手索要的军长没希望，于是摔破夜壶嘴不瘪，坚持要请假，并死抓住陈诚说过第52军是“最坏的部队”这点紧紧不放，说：“第52军不是最差的部队，这理走遍天下都讲得清。大清不讲理，大清完蛋了；袁世凯不讲理，袁世凯完蛋了；民国也不讲理，民国也要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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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震慑力极大。陈诚没办法，只好让步说：“准你第2师3个月假，不过只是不赋与作战任务。”

　　陈长官准的这“假”并不是完全意义的“假”，只是“不赋与作战任务”的“假”，也就是说，第52军可以在3个月内不去打仗，其他一切照旧，他刘玉章也还得在部队带兵。这“假”，自然不是陈长官甘心情愿给的，只是被“上访人员”刘玉章纠缠不休，没办法才采取的一个应付上访者惯用的、缓和式的脱身之术。刘玉章也素闻陈诚的铁腕和强悍，见陈长官虽忍而未发实际上已恼羞成怒，且这“准假”已是给自己最大面子的“让步”了，再闹下去不仅捞不到好处，反而还要挨训，只好见好就收，“啪”地敬了个礼，就匆匆结束了自己蓄意已久的“上访之旅”。

　　当刘玉章带着这点“上访成果”回到第52军后，众人七嘴八舌，议论纷纷，没一人满意。好在陈诚无意激化矛盾，随后给第52军补充新兵5000人去重建第25师，这样，全军才稀稀松松地开往本溪“整训”。

　　这次上访失败后，刘玉章更认识到了“枪杆子就是军权”的硬道理，否则这陈诚哪会理睬他一个小师长，且给3个月“无战斗任务”的假？还不是因他第52军是东北战场上的顶梁柱！因此他上访归上访，工作归工作，两者分得很清楚。上访回来后，他工作不仅没比上访前松懈，反而抓得更紧了。在整训期间，他加强了第2师原有的“三人小组”连坐法。所谓“三人小组”，即基层士兵以3个人为一小组，指定其中一人为组长，每班编成3个小组，受班长指挥，小组3人的操课、战斗乃至吃喝拉撒等行动，要绝对结为一体，无论是平时还是战时，如其中一人犯过失，其他两人都连坐受处分。对军官们，他推行比连坐法更为厉害的“全面督战法”，即全师上下“相互监督”，不仅上对下，而且下对上，左对右，右对左，全面督战，不问级职，只问勇怯；如作战有畏缩不前，或临阵躲避的，一经发现可就地枪杀，指挥官也不例外。如有畏缩不前，或临阵躲避的，兵杀官，连升三级，尉官杀兵，升一级，校官杀人，遇到有缺时优先替补。刘玉章的“整训”完全是他大光头式的，大刀阔斧不说，招招杀人见血，全无虚招、花腿儿。

　　在整训中，1947年7月20日，第2师移驻辽阳。驻防辽阳时，第52军军、师人事又发生大变动，第2师副师长胡晋生在第25师瑷阳边门失利后调升该师师长，团长李运成调升第2师副师长。军长赵公武因病正式离职，上峰派第52军老干部、原第2O5师师长覃异之接任第52军长。除了了碌碌无为的梁恺继续担任副军长外，刘玉章上下左右都有升迁喜事，偏偏劳苦功高、且最想当军长的他大光头却没有丝儿的升迁！可见陈诚心里已记下了刘大光头一笔“上访闹事”的账。这真是让刘玉章有苦难言，拍腿懊悔自己当初不该去逞英雄、充当啥“意见领袖”。事情该做不该做，都已经做了，懊悔有啥用？刘玉章就像馋嘴巴哑巴闯进药材店，自讨苦吃不说，还有苦说不出来！

　　接着，陈诚命第52军出战去收复海城、大石桥，打通辽南走廊，接应孤悬营口的友军，正在“休假”的第2师照样受命参加战斗，且担任收复海城大石桥的主攻。刘玉章原从陈诚那里请得3个月的整训假，才过两个月，陈诚就毁约了。而覃异之原来就是刘玉章的老长官，命令一下，他哪里敢抗命？只得行动，可一去出战，又是战功累累，第2师首攻到营口城下，与守军“胜利会师”。

　　这次战斗结束后，刘玉章仗着赫赫战功又去沈阳“拜见”陈长官。

　　他是怒气而去的，却万万没想到的是陈诚闻讯他来竟亲自下楼，早在官邸门外相迎。见着了面，对他客气得不能再客气。伸手不打笑面人。刘玉章硬石头撞上了软球，哪里好发作？嘴巴嗫嗫了好久，才“报告”说：“部队整训已暂告一段落，并经过了一次作战考验，我已经完成了任务，恳请长官赐卑职请假离职。”

　　陈诚对他“甚为嘉勉”，然后告诉他说：“梁副军长调孙渡兵团为副司令官，已任命你为第52军副军长，仍兼第2师师长。”避而不谈他请假的事儿。

　　刘玉章本来目标是正军长，得个副军长，全无半点高兴，还是赌气坚持要请假撂挑子。陈诚来到东北几个月都没大的作为，除了自己与“共军”较量“智慧逊色”外，手下缺少会打仗的将，也是重要因素之一。若刘玉章一走，他更是手下没能打仗的将了。因此，他对刘玉章撂挑子的“请假儿”，只好顾左右而言他，或者干脆装疯卖傻。刘玉章上次被陈长官“硬”得没办法，这次又被他“软”得没办法，不得已只好再退一步，说：“请假不行，那我就去南京中训团受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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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诚也是官场之人，知道这仕途不如愿的苦痛，眼看大光头又要发作，生怕他这张要多臭有多臭的嘴又泼出什么脏话，只好悻悻地“批准”，说：“既然玉章兄执意要走，君子不拂人美意，我老弟只好放行了。”

　　刘玉章撂担子，陈诚连“已任命”的副军长也没给他，刘玉章第二次“上访”又“亏了把米”，只好悻悻然去南京受训。谁知老天爷还是不假人，这时连从东北入关的陆路都已全被“共军”控制了，他不得不乘军用飞机从天上先飞到北平，再坐火车到南京去中训团报到。

　　谁知他在南京“受训”没过两个星期，陈诚和覃军长十万火急的电报就雪片般飞来了，催他立即返回部队指挥作战。刘玉章肚子里的气还没消，置之没理。可中训团总团部见前方连连电报催人，而“刘玉章同学”却又不应命，生怕自己要负连带责任。中训团教育长黄达云是刘玉章的老上司，立即派人把他叫来办公室，拿出当年老上级的气派对他大叱一顿，拍着桌子又斥又骂。刘玉章先是不做声，硬着光头听着老上级的骂，等黄长官气撒完了，火也消了，然后才一股脑儿地把自己的委屈像倒豆子般倒了出来。黄长官听完他这番苦楚，用手指点着他的光头，跺着脚说：“糊涂啊！你糊涂啊！你有什么委屈，为什么不去找总统他老人家呢？怎么能抗命啊！”

　　经过老长官的“智慧点拨”，刘玉章于是向总统府登记，要求面见总统蒋介石。

　　但蒋介石却不是说见就能见的，要预约。在预约期间，心情烦闷的刘玉章打算去上海旅游散散心，不料他还没来得及动身，第三日就接到总统府召见通知，于是立即带上随身携带的“上访材料”前往总统府。

　　在总统府见到蒋介石后，刘玉章把自己在东北的战绩详详细细地做了汇报，也把陈长官初到东北就痛骂第52军的话语做了上报，然后说：“我深感愧疚，实在无法再肩负如此重大的责任，总统派我任何工作，我都决心尽全力去做，只是不要再去东北！并希望总统派人调查事实，如有不实之辞，我愿受最严厉的处分。”

　　他如此近乎发誓，甘愿“受最严厉的处分”来担保自己的话没假，但蒋总统只是“慈祥”地看着他，没作任何指示，也没有责备他。

　　结果小光头见了大光头，一场超级上访，把状告到了最高层，还是什么问题都没得到解决。刘玉章更是受伤了，从此以后既不去中训团受训，怕“连累”老长官；也不去东北，再费力不讨好地“傻”了。就这样，他在南京“漂”着，“痛并快乐着”。

　　一个月后，他在南京迎来了1948年新年。

　　新年一过，东北的局势更加恶化。2月19日，第52军第25师再次遭到全歼，师长胡晋生在鞍山被俘。5天后，解放军进军营口，营口守军起义，在营口临阵指挥的第52军副军长郑新明等人也被起义部队扣押送到解放军手里。接着，第195师与第43师合组成新5军，被陈诚“分”了出去。这下覃异之军长只剩下一个第2师，还没师长，手下没兵又没将，战斗任务又压头，急得团团转，只好一再急电催刘玉章返回部队。可刘玉章宁愿在南京像流浪儿一样“漂”着，也不愿回部队。覃军长望穿秋水，就是不见人归，只好“发动群众”，组织第52军团长以上将领联名签字，并派黄中敏团长为代表去南京，敦促刘玉章返回前线。

　　刘玉章虽然嘴巴硬，心倒不硬，见第52军上下对自己这么“敬重”，内心矛盾得很，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而此时他唯一的靠山、老军长关麟征在抗战胜利后与陈诚干仗一直处于下风，官运也是不畅，屡受挫折，只落了个第二任黄埔军校校长之职，天天在黄埔军校的教室里转。但越是处于下风，他越懂得部队的重要性，因此不忍心自己这点本钱在东北说没了就没了，于是亲自找到刘玉章进行劝导，并言辞恳恳地说：“光荣的第52军，现在就剩你一根柱子了。你撂挑子，它就会残破支离！没有军队，就你刘大光头最会打仗，也是无米之炊的巧妇。你还打什么仗？！”

　　尽管一度在陈诚前声明自己与“关麟征将军”毫无干系，刘玉章知道自己与老军长是系在一棵树上的藤，老军长说的确是大实话，没了军队，他们就啥也不是，这本钱哪里丢得？！在欲留还去的心理下，他竟然搭飞机到了北平，接着又神差鬼使地转回了沈阳，随后就返回了自己的嫡系第2师。

　　就在他到达第2师的第二天，任命他为第52军军长的通知也到了。第三日，东北“剿总”副司令兼沈阳防守司令梁华盛专程前来第52军，当着军师将领的面郑重地传达了刘玉章的升职命令。

　　铁腕陈诚怎么一下子就轻易低下了头呢？

　　其实不然。在刘玉章出走后不久，能征善战的第71军军长陈明仁也被陈诚穿小鞋赶跑了。蒋介石虽然护陈诚的“犊子”，除了对陈诚的一片倚重外，还希望他能担负起“拯救东北”重任，但他在东北一阵子瞎折腾，“窝里斗”比任何时候厉害，害得东北“善战”的将领个个往外跑，留下的不是庸才，就是草包，就算还剩个别几个能“忍”的“将”，也无法力挽狂澜。陈诚的“人事腐败”直接导致他在军事上的一败涂地，几十万大军越打越少，越打越往几个沈阳、锦州、长春等中心城市里缩，30多万大军都瑟缩在沈阳四周不及60里方圆的黑土地上，头也不敢动，腿也不能伸，上百万军民的吃穿和日常用品急遽减少，军民抢食，险象环生。蒋介石见再不换陈诚，全东北就要换姓“共”了，只好把陈诚痛骂一顿，将东北“剿总”司令长官易人，由卫立煌继任。卫立煌上任后，整顿东北局势，于是重新起用了刘玉章。

　　刘玉章这才有了如愿以偿的军长之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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